两会时间 | 陈冯富珍院长接受南都专访 探讨四大热点话题

南都：近期，各界多次提到“爱国者治港”原则。你如何理解这个原则？你认为它与“一国两制”基本国策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

陈冯富珍：我完全同意这个原则。我在国际机构工作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国家允许不爱国的人来参与管治。按照我的理解，“爱国者治港”不是新的要求，以前也有，但是在宣讲方面，尤其在回归初期，大家讲得比较多的是“一国两制”。

“一国两制”是香港长治久安、繁荣稳定的基石，国家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这个方针是不会改变的。我们要确保“一国两制”在香港行稳致远，肯定需要坚持“爱国者治港”。在我看来，就是这么简单。这根本不该成为一个问题，天经地义，理所当然。

在国外生活并在国际机构工作多年，我看到，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强大的政党引导老百姓、为百姓做事，很难有所成就。有赖于中央，有赖于中国人民的勤劳和韧性，在艰难时刻能迎难而上，国家得以不断进步。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几十年前的样子了，我们要有记性。当然，在发展中都有困难，但我们所走的路是前进的路，不是后退的路。

南都：回顾过去一年，你如何评价中国在防疫方面的工作？

陈冯富珍：新冠肺炎是人类历史上发展速度最快、形势最严峻的传染病，很难预警。对于新发传染病，没有抗体，没有特效药，没有疫苗，那么早发现、早诊断、早隔离、早治疗，是应对的不二法门。当然，这种传统方法不一定能控制局面，我看到国家尽了最大努力，举国共同应对，才阶段性地控制住疫情。总的来说，我们做得很好。

能够全民动员，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建好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和方舱医院，各省市派出医疗队驰援湖北，是很了不起的。2020年，受疫情影响，基本上每个国家的发展都有停滞或退步，我们是唯一一个控制住了疫情，复工复产复学的国家。

我很喜欢我们国家的防疫定位——保护人民的生命与健康。生命权和健康权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我非常开心地看到国家尊重科学，用好数据精准防控狡猾、变幻莫测的病毒。

南都：你怎么看待中国就抗击疫情在开展国际合作方面的表现？

陈冯富珍：中国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国际合作方面做得也很好，世卫组织曾经点赞中国。这些明眼人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疫情暴发之初，经过了最困难的两个月，国内疫情形势向好之后，我们也还是不停地生产口罩、防护服等防疫物资。这当然既是满足国内需要，但同时也在履行国际义务——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一个人口大国，在做好自己的事情之外，有这个能力，也在帮助防疫物资短缺的其他国家。

在全球范围内，将新冠疫情政治化是控制疫情的最大难点，也是最大的“堵点”。我希望我们国家以事实为准，不要让步于谣言与污蔑，同时继续彰显大国担当，履行国际义务。

南都：你如何看待国产新冠疫苗研发的效率和水平？

陈冯富珍：中国在疫情暴发后，很快就把病毒的基因序列通过世卫组织与全球分享，这一点意义非凡。没有病毒的基因序列，其他国家的科学家很难进行疫苗研发。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确实做到了透明、公正，履行了国际义务。虽然很多人不提，但这就是事实。

美国传染病学专家福奇也说过，如果病毒的基因序列没有及时公布，全球根本就不可能在一年左右，有这么多的新冠疫苗上市。

我们的疫苗水平怎么样？最近，国家药监局批准了国药和科兴灭活疫苗的上市注册申请。我看到陈薇院士接受了白岩松的采访，我很同意她的话，中国在疫苗研发上肯定站在世界第一方阵。这个不容置疑，的确水平很高，正是科技进步的体现。

南都：当前世界疫情依然严峻，内地多次支援香港抗疫。你对此有何评价？

陈冯富珍：新冠病毒是一个很难预警的病毒，传统疫情防控的手段也不足以阻挡。总的来说，香港已经做得不错，虽然的确有做得更好的空间。

国家对香港的关爱体现在各个方面，包括帮助提升检测水平、建设社区隔离和治疗设施等。没有国家的帮扶，香港更不好受。我作为一个香港人，非常感激。

南都：新冠疫苗的接种，将对疫情走向带来怎样的影响？

陈冯富珍：全世界都对新冠疫苗有很高的期盼。疫苗的确是我们控制疫情最有希望的手段，但这里面其实有一个问题——哪怕以最高产能来生产疫苗，短期内也无法满足全球约80亿人口的需要，一部分人肯定是要等的。

所以，有限的疫苗一定要以合理的、真正科学的方法分配。先要保护高危人群，包括医务人员、一线工作人员、老年群体等。接种系统的每一步都要精准完成，这样才能达到最佳效果。

另外，我认为我们小看了新冠疫情的影响。这是一个跨领域的危机，牵涉经济、民生、教育等社会方方面面，不仅仅是公共卫生系统需要做出应对。

南都：作为政协委员，你今年准备了哪些提案？

陈冯富珍：我有三个提案。一个与公共卫生有关，是关于中国消除肝炎危害行动工作的提案。另外两个提案，与粤港澳大湾区新的发展格局相关。我是提案人之一。

南都：在医疗卫生领域，你认为香港和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市可以在哪些方向加强合作？

陈冯富珍：现在全球的重点就是控制疫情，在这之后，我希望内地和香港能够协同发展，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并肩应对比较复杂的外部环境。

疫情之下，很多国家都在反思。我也在思考，在教育、培养人才方面，以及制度建设层面，未来怎样做好防病、治病与科技创新。我所说的科技创新包括中医、中药。尽管我是西医，但我对中医药可以说感情很深。我们是中国人，我们不做谁来做？

所以，在担任香港卫生署署长的时候，我就一直致力于推动中医中药的建设和发展。希望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内的合作发展，能把中西医结合的工作进一步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