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教授1933年出生于原属印度的孟加拉。他至今仍是一位印度公民。1953年他毕业于加尔各答的总统学院，1959年获得剑桥大学的博士学位。之后，他在印度、英国和美国的多所大学任教。1987年至今，森一直在哈佛大学任教。2014年，他又被委任为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第36任院长。

森曾任国际经济学会、印度经济学会、美国经济学会的主席。他是英国科学院、美国艺术与科学研究院和美国哲学学会的成员。森编著了20多本书，并发表了200多篇论文。他的主要著作包括：《集体选择与社会福利》《论经济不平等》《贫穷与饥荒》《选择、福利及测量》《资源、价值与发展》《论伦理学与经济学》等。

饥饿、不平等、社会福利，这就是一位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讲述的故事。

免于饥饿的权利

在历史上的绝大部分时期内，人生都是短促而艰难的。就在一两百年前，地球上的绝大多数人口仍生存在饥饿状态，而在中国，许多30岁以上的人都留有鲜明的对饥饿的记忆。诚然，在一段相当短的时间内，世界农业生产和粮食供给量都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但营养不良、饥饿乃至大规模的饥荒在这个世界上却仍未绝迹。

目睹上百万的人口死于猝然降临的饥荒，人们不禁会问，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触目惊心的悲剧发生？许多人首先想到的是，之所以会有饥荒和饥饿，自然是由于食物匮乏。事实上，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开始，经济学家们主要关心的也是世界人口数量与粮食供应量的平衡。

森提出的问题是：饥荒真的是源于粮食供应量不足吗？或者，如果我们提高粮食产量，就能从此消弭饥饿现象吗？尽管有许多饥荒确实发生于粮食产量下降之后，但有些饥荒却是发生在粮食产量的高峰时期，比如1974年的孟加拉饥荒就是一例。

看来，真正的问题并非粮食的总供给量是否充足，而在于个人和家庭能否及时地获得食物。当个人免于饥饿的权利被剥夺之后，即使粮食丰收，对他仍是无济于事。因此，森提出，为了理解饥饿，我们必须首先理解人们的权利(entitlement)。所谓权利，指的是一个人通过其所能够享有的合法渠道获得的商品束(commodity bundle)的集合。权利又可分为“禀赋权利”(endowment)和“交换权利”(exchange entitlement mapping)。前者是指一个人的初始所有权，比如，他所拥有的土地、自身的劳动力等。后者是指一个人利用自己的禀赋从事生产并与他人交换所能获得的商品束。

当一个人的权利集合中缺乏足够数量的食物时，他就不免会有饥饿之虞。这既可能是由于他的禀赋权利发生了变化（比如失去了土地或由于疾病失去了劳动能力），也可能是由于他的交换权利发生了变化（比如由于劳动工资下降、食物价格上升、失业或其所生产的产品价格下降，导致他无法通过交换获得包括足够数量食品的商品束）。

一个人免于饥饿的权利来源于：（1）政治体系。这要看政府能否提供明确的产权保护。（2）经济体系。这取决于微观上有充分竞争的市场秩序，宏观上能维持稳定的经济环境。（3）社会体系。比如家庭内部的分工、传统观念中对交换权利和互惠权利的规定，都会影响到权利的分配，并决定着不同的群体在面对饥饿和饥荒时的不同命运（比如妇女的社会地位往往决定了她们在饥荒中处境犹为悲惨）。

▲ 1943年，孟加拉国（当时仍属印度）和现在属于印度的西孟加拉邦发生饥荒。图为一个营养不良的男孩。© 中国时报

1943年约有300万人死于孟加拉饥荒。当时年仅9岁的森是这场饥荒的幸存者之一。31年之后，孟加拉地区再次爆发饥荒，435万人口沦为饥民。森对这次饥荒的调查，成为他写作《贫穷与饥荒》一书的直接动机。他发现，当1974年饥荒爆发的时候，却正是孟加拉粮食产量的高峰时期。1974年孟加拉粮食产量比前一年增长13%，人均粮食产量增长5.3%。对受灾人口的统计表明，饥荒时期受害尤烈的是工人，尤其是农业工人，即禀赋权利中仅有劳动力而需要出卖劳动力换取口粮的人口。1974年左右，发生了一系列最不利于这部分人口的变化：第一，工资水平与粮食价格的交换比率急剧下降。第二，农业工人的就业机会减少。这两个变化部分地归因于1974年饥荒到来之前发生的一次大洪水，但事实上，在洪水之前，这两种变化便已经出现。森指出，正是这两个因素，从根本上解释了孟加拉饥荒的起因。

森用以解释饥荒的思路被称为“权利方法”(entitlement approach)。继《贫穷与饥荒》之后，出现了大批以“权利方法”研究饥荒和饥饿问题的文献。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对中国1959-1961年大饥荒的研究。从已有的研究可以看出：

1）1959-1961年大饥荒的直接导因之一虽然是粮食减产，但这主要是由于中央计划者的失误所致，并非所谓自然灾害。

2）其次，分配制度的变化也是导致饥荒的另一主要原因。以工业化为导向的大跃进运动，引起非农劳动力和城市人口的剧增，国家要求农村提供的粮食数量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3）在这次饥荒中也能看出不同人群在饥荒中受到的不同影响，农村地区的人口受灾程度远较城市人口严重，这似可归因于农民免于饥饿的权利在“人民公社”运动中受到了剥夺（禁止自留地、征集口粮、在短期开放的农村集市上粮价狂涨、禁止农民逃荒等）。

4）计划体制时期严重的官僚主义导致对饥荒的反应迟钝。比如当1959年死亡人口急剧上升的时候，中国的粮食出口量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从森和其他研究者的工作我们可以再一次看出经济学工具在分析现实问题时的力度。我想，尤其需要指出的是：

1）经济学强调以一般均衡方法研究经济系统，注重考察各种变量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这一角度，我们便可以看出，只是比较总人口数量与总粮食产量之间的关系尽管直观，但却是非常有缺陷的。为了更好地分析和预测饥荒，就必须对经济系统的运作做深入的分析，为了更好地预防和杜绝饥荒，就必须保证经济系统运转良好。

2）经济学研究个人在约束条件下的理性选择，这个约束条件从广义上讲应包括个体决策的制度环境，这便凸显出制度分析在经济学中的重要性。我想顺便指出，熟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读者也许已经发现，森关于免于饥饿权利的分析方法，与马克思对工人阶级由于在生产关系中处于不利地位而沦入贫困的分析思路非常相似。并不奇怪的是，马克思早已被公认为制度经济学的先驱。

经济不平等的经济学分析

经济学圈子之外的人们可能会感到很吃惊：现代经济学竟然几乎与经济不平等问题无缘。就连所谓的福利经济学，也一直对这一问题视若无睹。

翻开福利经济学的教科书，我们会读到，福利经济学的“核心命题”讨论的是完全竞争与帕累托最优的关系。一向被经济学家们奉为理想境界的帕累托最优状态，是指若想增进社会中某一些人的福利，除非减少另外一些人的福利，换言之，在帕累托最优状态下，我们已经无法设想一种能增进社会福利的政策，但又不损害任何一个人的原有利益。帕累托最优状态并不考虑福利的分配。

比如，若在几个人中间分一块面包，那么任何一种初始分配都是帕累托最优，哪怕是一人独占而其他人都饿肚子，这是因为，按照帕累托最优原则，即使要求那个独占面包的人给他的同伴分一块面包屑，也会使他的利益受损。难怪，当森在写作《论经济不平等》一书的时候，不无感叹地说：“就衡量经济不平等问题而言，福利经济学的皇家大道，通向的却是荒凉山野。”

为什么要关注经济不平等问题，或者说何以比较平等的收入分配是更可取的？至少，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悬殊的收入不平等会导致效率的缺失。第二，收入不平等会造成公平的缺失。经济学家如马歇尔、庇古等关心的主要是前者，哲学家如罗尔斯关心的则主要是后者。森强调，全面地分析经济不平等问题，应将这两个方面都考虑进去。

森在书中考察了对经济不平等的各种测量方法，其中既包括由统计学中而来的范围、相对均值偏差、方差系数等，又包括常用的基尼系数，还包括泰尔(Theil)、道登(Dalton)、阿特金森(Atkinson)等人提出的测量方法。他发现这些测量方法虽各有短长，但却有一个共同的错误：它们过分地追求完备性而忽略了经济不平等问题本来就是模糊的、多面的、充满了矛盾的、既是实证的又是规范的。总之，统计让现实削足适履了。

森认为，当一个概念是模糊的，但这种模糊却又很有意义时，我们应该做的是，寻找对这一概念的精确表述，同时在这一表述中又保留原有的模糊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既着手推动研究的精密化，又不损害问题的现实性。森的研究思路是，要综合各种测量方法，对经济不平等问题做出全面的分析，但并不追求完整的排序。

森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在放松假设的条件下仍然能证明，比较平等的收入分配会导致更高的社会福利水平。传统的福利经济学是通过社会福利函数的严格凸性(strict concavity)来证明这一点的。但问题在于，原有的社会福利函数是通过个人效用函数的加总求得的，我将在稍后的部分谈到，这种加总在逻辑上是很成问题的，而且严格凸性的假定也过于苛刻。森的贡献在于，他证明了：首先，假定社会福利函数F是收入分配的函数，而非个人效用函数的函数，这样便可以避开个人效用的加总问题，同时，这一社会福利函数F也不必是严格凸性，只要它是对称的、严格拟凸的，就可以满足：若有相同总收入条件下的两种收入分配状态x和y，如果y较x更为平等，则F(y)>F(x)，也就是说收入分配为y时的社会福利大于收入分配为x时的社会福利。如果不能判定y较x更为平等，那么至少在某些情况下，收入分配为y时的社会福利小于或等于收入分配为x时的社会福利（严格的表述和证明可参见Dasgupta、Sen和Starret1973年发表于《经济理论杂志》上的论文《关于不平等的测量》，或参见Sen《论经济不平等》一书的第三章）。

森还进一步证明了，即使考虑到人口的变动、平均收入水平的变化、价格的变动，这一定理仍然成立。森的最后结论是：当导致完备性排序的各种测量方法综合之后，它们所反映出的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也必定是准排序(quasi-ordering，指满足传递性而不满足完备性)的。因此，我们无法使用任何一种唯一的指标测量不平等问题，而是应将诸种测量方法综合考虑。比如，他举例说，在考察各国之间收入分配程度的时候，尽管我们可以明确地指出，英国的收入分配比印度更平等，而印度又比墨西哥更平等，但印度与美国、印度与斯里兰卡的关系却是无法排序的。以基尼系数和对数形式的标准方差来衡量，印度的收入分配比斯里兰卡平等，但若以方差系数来衡量，则不及斯里兰卡。以基尼系数和方差系数来衡量，印度的收入分配不及美国平等，但若以对数形式的标准方差来衡量，则又优于美国。

森的这一思想对以后测量不平等、贫穷和实际国民收入等都很有影响。以测量贫穷问题为例，他反对单以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来衡量贫穷的程度，而是主张同时考虑进贫困人口的平均收入、资源在贫困人口中的分配等因素，建立更完备的一套指标体系。

▲ 近年来，世界银行重新划定了国际贫困线。新划定的国际贫困线采用了新的价格数据，从而更加准确地反映了当今世界各地人们用于满足基本需求的食物、衣物和住房需要支出的一般成本。© 界面

森在这本书中还讨论了与经济不平等问题相关的分配原则问题，即理想的收入分配应该是基于“需要”(need)还是“应得”(desert)。用中国人熟悉的话说，应该是“按需分配”还是“按劳分配”。有趣的是，森更主张“按需分配”。他反对以“按劳分配”为最终原则的理由是：

1）如果说“按劳分配”更可取是因为“按劳分配”提高了工作积极性，那么最终的结果只是总产量的提高，假如我们不考虑总产量的分配，那么即使总产量提高，也并不一定意味着社会福利的增进。

2）如果说“按劳分配”是因为“多劳多得”，那么我们已忽视了人类能力的不平等和个人的基本需求。他尤其注意到“按需分配”原则在中国大跃进和文革时期的实践。森认为，“按需分配”下可能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一是人们不合作，即都希望别人多干自己不干，最后将是谁也不干，这就是典型的“囚徒悖论”。另一种结果则是人们合作，即在相信别人会干的情况下自己也干，最后将是社会福利的极大提高。

当时，森已经看到，大跃进的失败源于“囚徒悖论”。但他却似乎相信“文化大革命”会导致合作的结果，因为合作的前提是通过宣传和灌输建立人们彼此合作的信念，而这似乎正是“文化大革命”要做的事情。森引用了“十六条”：“无文革命，就是为了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无文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读到此处，不知各位读者有何感想，是感慨学者的真诚和天真，还是历史的复杂与无情？

1997年，《论经济不平等》一书又出了增订版，这个版本中收录了詹姆斯·福斯特(James Foster)和森合写的一篇很长的附录《<论经济不平等>发表之后：四分之一世纪的回顾》，这篇附录对二十多年来由森所引发的有关经济不平等、贫穷问题、福利经济学问题，做了详尽的评论，但遗憾的是，他们不再提“The Great Revolution of Culture”了。

集体选择的困境

每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总是授予经济学某一领域的学科带头人。森获奖的领域是福利经济学，或更准确地说，是集体选择理论。集体选择理论（或称社会选择理论）研究的主要问题是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有着高度的现实性，因为这是我们据以评判经济政策优劣、政治制度得失的基础。同时，这一问题对智力又是个极大的挑战，因为它思辨性和技巧性都很强，因此，无怪乎集体选择理论吸引了诸多经济学大师的兴趣，在已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中，阿罗、布坎南、维克瑞、海萨尼等对此都有过专门的研究。

集体选择理论的思想源头可追溯至两百多年前的欧洲思想家们如博达(Borda)、孔德特(Condorcet)、边泌(Bentham)等，但其现代版本却是自阿罗关于“不可能定理”的著名研究而始的。阿罗1951年出版了《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一书。他指出，公认的集体选择规则应该能够满足四个公理式的前提。但给定这四个公理式的前提，我们又将无法确定集体选择的结果必定是基于集体内部所有个人的偏好之上的。阿罗“不可能定理”试图说明，个人偏好是无法加总的。而这将意味着所有根据社会福利函数（或曰社会利益）所做出的政策判断其实在逻辑上都是经不起推敲的。

阿罗“不可能定理”所要求的四个公理式前提分别是：（1）集体选择应是在所有可能设想到的个人偏好顺序上建立起来的，即社会福利函数的域是非限定的。（2）如果每个个体都偏好x而不是y，则集体选择的结果也应是x优于y，这被称为帕累托原则。（3）不存在与社会偏好不一致的个体，阿罗称此为非独裁者条件。（4）对(x，y)的社会排序只能建立在个人对(x，y)的排序信息之上，即集体选择的结果与其它因素无关。阿罗1951年提出的对“不可能定理”的证明，后来被布劳(Brau)指出是有漏洞的，阿罗在1963年又对原著作了修改。森1979年发表于《经济杂志》的《个人效用与公共判断：福利经济学错在何处》也提出了对“不可能定理”的一种推理式的证明。

由阿罗“不可能定理”所激发的一个问题是：能否，或者如何找到一种集体选择机制，并据此合乎逻辑地推导出社会福利？这可以说是40多年来集体选择理论发展的一条主线。

阿罗自己曾提出，如果能对个人偏好加以限定，则多数同意原则便可以成为一种可行的集体选择机制。多数同意原则可以满足其余三种公理式前提，唯独与第一条公理式前提冲突：如果个人偏好完全自由，则多数同意原则可能会导致“投票循环”悖论。阿罗指出，只要选举人的偏好都是“单峰偏好”，就可以避免“投票循环”。森则认为，多数同意原则在政治领域或许可行，比如从几个候选人中选主席，从几个备选议案中选最佳方案，但在经济领域中，涉及的商品选择成千上万，“单峰偏好”的限定极难满足。更重要的是，多数同意原则仅适于“判断”的加总，而不适于“利益”的加总，因为个人的利益之间往往存在直接的冲突。还举分面包为例，如果仅依据多数同意原则，我们甚至可以赞同这样一种结果：多数人举手同意，从最穷的那个人手中瓜分面包。在现实中，这种分配原则显然是无法为人接受的。

森所做的许多重要工作都与集体选择理论有关，他在多篇论文中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不同思路。比如放松对社会偏好完备性和传递性的严格限制、扩展集体选择机制隐含的“信息”基础、考察人际比较问题等等。其中，他最引人注目的贡献是将自由与权利原则引进了对社会福利的研究。1970年森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很短的论文《帕累托式自由的不可能性》，引发了后来的大量研究。在这不足10页篇幅的短文中，森证明了被经济学家一向奉为圭臬的帕累托最优原则，其实是与现代社会公认的个人自由原则相冲突的。

森讲了一个有趣的小故事。假定有两位先生，他们对《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这部小说有着很大的意见分歧。假定有三种社会状态：即A先生读而B先生不读(x)，B先生读而A先生不读(y)，两个人都不读(z)。A先生是一个卫道士。他希望最好是谁也不读，其次是宁可他自己读也不愿让B先生读后中毒，他最不能容忍的是只有B一个人读，因此，他的偏好顺序是z>x>y。B先生则是个“思想开放”的人，他最希望人人都能欣赏这部小说，尤其是愿意看到像A先生这样的卫道士也放下架子读《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其次，要是A实在不情愿，他愿意自己读，他最不能接受的是这部小说被查禁，谁也读不成。B的偏好顺序为x>y>z。按照个人自由的原则，若先在(x，z)这两种状态中选择，则z要优于x。因为在x状态下，想读的人读不成，不想读的人却偏要读，对AB两位先生来说，都是极不情愿的。然后再在(y，z)两种状态中比较，则y又要优于z，因为在y状态下，不想读的人就不读，想读的人就读，互不干涉，皆大欢喜。所以，按照个人自由原则来考虑，y要优于x，但是如果遵循帕累托最优原则，结果恰恰相反，因为根据x>y>z和z>x>y这两组个人偏好顺序，我们会得出x>y，因为在这两组排序中x都排在y前。森这则故事的寓意是：帕累托最优原则与个人自由原则是不相容的。因此，要么放弃个人最优原则来成全帕累托最优原则，要么放弃帕累托最优原则来弘扬个人自由原则。在森看来，后一条道路才是可行的。

尽管半个世纪以来，集体选择理论的文献越积越厚，尽管有像森这样兼有仁者之胸怀与智者之头脑的导师指引方向，但是，坦率地讲，至今为止集体选择理论仍在蛹中挣扎。尽管还有其它种种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似乎要算在阿罗之后，集体选择理论并没有再提出具有挑战性和震撼力的问题。我个人的比较消极的预测是，如果这种局面没有改观，恐怕集体选择理论最后只能成为经济学家们兴致勃勃地借以消磨时间和脑浆的猜谜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