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逾越的高墙：韩国的高校分层与就业机会不平等

难以逾越的高墙：

韩国的高校分层与就业机会不平等

来源 | 《社会学研究》2022年第3期

作者 | 李荷、郑印皙

责任编辑 | 杨可

一、引言：文凭通胀与名校偏好

许多国家都经历了教育的通胀，只是程度不一。20世纪后半叶以来，许多国家都在这条道路上（Brown & Bills，2011）一路向前。20世纪90年代末的“超级全球化”浪潮加速了资本、人才、技术在全球的流动，知识经济高歌猛进，高等教育扩张蔚然成风。随着高校之间的竞争愈发激烈（Naidoo，2016)，高校系统的分化和垂直分层也更为分明（Croxford & Raffe，2015)。高等教育的急速扩张导致大学文凭的含金量下降，就业岗位对学历的要求水涨船高（Dore，1976；Brown，2001）。

然而知识经济并没有带来更多的高技术岗位，低门槛工作的数量反倒增加，各国为增强经济竞争力刻意压低用工成本，大学生不稳定就业成为常态（Kariya, 2011；Keep & Mayhew, 2010）。在国家经济高速发展时期，非物质生产者数量增多，劳动力结构也随之改变，社会和经济结构能够吸纳大批毕业生，白领阶层也随之壮大，这也是二战后西方社会的状况。在社会结构趋于稳定时，或因高技能职位有限，无力容纳更多新涌入的毕业生，大学生就业难成为这些经济体的基本特征（Hawkins et al., 2018）。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范围的经济不平等愈发严重，财富愈发集中，世袭制正暗中卷土重来（Piketty, 2014），这也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经济持续衰退的深层原因。因青年缺乏机会、失业率居高不下而引发的抗议和动荡令各国决策者深感棘手。有研究显示，如今全球约五分之一的青年为尼特族（NEET），他们无工作、无教育、无培训（ILO, 2020）,游离于社会之外，选择“躺平”以自我边缘化。

教育和职业培训被视为帮助尼特族重返社会的有效方法，然而对于已拥有大学文凭者，这却是一个难题。原本有大量文献证明，大学文凭是获取一份好工作、进入权力系统的敲门砖(参见Collins, 1979)。但是，当文凭不再能保证一份稳定的工作时，读哪所大学就变得至关重要。就职于精英机构的多是精英高校的毕业生（Brown，2001）。顶尖大学与末端大学的学生就业机会或有云泥之别。

这种名校偏好往往被正当化。人们常以为受教育的程度和类型反映了个人的资质，决定了工作的性质和薪酬的高低。然而经验证据却指向另外的方向。对于出身背景与教育成就之间的稳定关系，已有丰富的理论和研究。高校的学术阶序和社会分层高度契合，看似独立自主的学术标准实则强化着社会的不平等，布迪厄对此亦有深刻的论述(Bourdieu, 1996)。而对于高校分层如何影响职业分层，相关研究却极为缺乏。本文以高等教育高度普及、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的韩国为例，通过访谈韩国不同层级大学毕业生的求职经历，揭示出就业市场看似择优而录（meritocracy）、实则看重文化特质和大学排名的现状。就业机会日益取决于学校制度性社会资本的多寡。

韩国经验之所以可资借鉴，主要有历史文化与现状两重考量。中韩两国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历史渊源深远，曾长期使用同一种文字，同受儒家教化、实行科举取士，又同受佛教、道教影响。朝鲜曾以“小中华”自居，在明亡清兴后，自认是正宗中华文明的继承者（金文学，2010)。即使在韩国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儒家文化仍影响着其政治制度、教育制度和生活伦理，“此中国文化的根底始终无重大变质”（全海宗，1997：21）。在现代化过程中，虽然中韩两国政体不同，但仍有许多惊人的相似，将其加以对比研究，以资借鉴，也是本文的缘起。

在解释高校扩招何以成风、文凭何以对就业如此重要时，功能主义与冲突理论多有争辩，在后者对前者的反驳中，戳穿了所谓择优而用的迷思。事实上，在从大学到就业市场的地位竞争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并非工作技能，而是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

二、择优而用的另一面：

文凭主义与制度性社会资本

（一）功能主义与冲突理论之争

盛行于20世纪中叶的技术功能主义理论认为，在现代工业社会，随着经济的发展、科技的更新和社会的日益复杂，要求培养更多的专业技术人员，高等教育需求必然大大增强。因社会有分工，工作有难易，报酬有高低，工作分配的依据必然是资质和努力，而非先赋性因素（Davis & Moore，1945）。教育系统的作用就是为“将来的社会位置”进行选拔和分配，以确保每个人的工作与其能力相匹配（Parsons，1959)。精英职位需要高端人才，而名校恰好提供最好的能力培训，因此名校生更受青睐（Collins，1971)。人力资本理论（Schultz，1961；Becker，1964)沿用技术功能主义的理路，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解释教育与就业何以相关：个体选择投资教育，以获得有用的技能，用人机构评估其能力，给予相应的报酬。经济学家艾罗（Arrow，1973)认为大学替用人机构把了两道关，进行了双重筛选。第一道关是录取，第二道关是毕业，这样就把不同能力的人过滤了出来。

冲突理论对功能主义的论断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判。经验研究的结果并不支持功能主义理论假设。功能主义认为现代化必然择优而用，不为先赋性因素所影响。然而西方大量研究文献表明，尽管经历了教育扩张，但在整个20世纪，出身背景与学业成就、职业地位依然保持着稳定的关联（Erikson & Goldthorpe, 1992)。冲突理论认为教育扩张虽然增加了教育机会，却未能改变群体间的阶序,在文化资源的竞争中，支配群体依然占据优势，以文化延续阶级特权。柯林斯也将文化视为不平等再生产的核心，在韦伯的地位群体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以文凭作为“文化货币”，在地位竞争体系中实现社会分层（Collins, 1971，1979）。他极力批判所谓教育为劳动者培养劳动力市场所需技能这一看法，认为正规教育和工作技能关联微弱（Collins, 1979）。柯林斯否认教育是一个择优体系，认为教育有其隐藏的运行机制，或是选拔个体进入特定的身份文化，在课堂内外进行熏染，或是培养个体对这一精英文化的敬慕。教育的类型能够精确地反映某一地位群体的成员身份，而这一群体控制着特定组织领域中的就业。高端岗位招募新成员时，学校的地位群体文化和招聘者的地位群体文化需要匹配，精英教育就变得至关重要。雇主招聘时之所以看重教育背景，是希望应聘者拥有与在职者相似的在校习得的文化素养，以减少各种不确定性，具体的技能需求倒在其次。当整个文化系统扩张时，最有声望的机构会率先提高招聘的教育要求，以维持其声望(Collins, 1971)。这种以文凭学历进行的职业垄断表面上是唯才是用的结果，却掩盖了文化支配的真相，因此教育的功能在于赋予文凭持有者就业优势，并将这种优势正当化。

如果名校的符号资本通过制度化的文化资本赋予其毕业生就业优势，体现的是学校与雇主的文化匹配，那么名校的符号资本通过校友的杰出成就为毕业生进行加持，体现的则是制度性社会资本的威力（Bourdieu, 1996)。在日本，某些知名企业往往只在某些特定的大学通过校友会进行招聘(Brinton & Kariya, 1998 )。文化资本和制度性社会资本双重嵌入劳动力市场，使得精英家庭、精英教育与精英招募构成一个闭环。

（二）求职、制度性社会资本与爱有差等的圈子文化

学界很少论及制度性社会资本对就业的影响，讨论得更多的是社会关系对求职的作用。社会关系之所以被认为对求职有用，是因为并非所有就业市场上的招聘信息都会传达给潜在的申请者。“所有的空缺工作，有一半是通过关系网来填补的”(Finneran & Kelly, 2003: 282)。格兰诺维特发现，多半的好工作是经由泛泛之交的介绍而非通过正规招聘渠道获得的(Granovetter, 1974)。林南认为，这种弱关系之所以更有效，其原因在于它的异质性(Lin, 1999)。边燕杰的看法则不然，他指出，在中国若想得到合意的工作，中间人、求职者与最终帮助者之间都必须是强关系（Bian, 1997）。也有大量研究显示，非正式渠道并不比正式渠道更有优势（Lin, 1999）。这些研究大多承袭了功能主义的理论假设，将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作为互相对立、互为补充的概念，或以人力资本对应正规渠道、社会资本对应非正规渠道来予以区分（Lee & Brinton, 1996；姜继红, 2005），忽略了正规渠道未必唯人力资本马首是瞻，社会资本也可以通过正规渠道发挥作用。社会资本带来的就业不平等学界亦很少触及，这一缺憾与社会资本概念有关。社会资本本身就是一个定义多样且含糊的概念。

社会资本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19世纪的社会学经典中，通过布迪厄、科尔曼和普特南的著作广泛传播。这一概念几经发展，或被视为精英群体的利益垄断，或被定义为社群规范，或被等同于群体团结，或被视为公民或志愿组织的参与，或被视作信任的标志（Portes，1998）。其中布迪厄的理论最具批判性。他关注资源获取的不平等和权力的维持:精英阶级以其积累的资本和符号权力强化自身的地位与身份，垄断精英的工作，排斥“错误的人”跻身其中。布迪厄强调社会资本形成于社会结构之中,与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一起发挥作用，“特定的行为者拥有社会资本的多寡，取决于自身能够有效调动的关系网络的规模”(Bourdieu, 1986：249)。社会资本具有利益共享的排他性，意即利益只在成员之间共享，以巩固互惠关系，保障资源不外流。这种封闭性导致了不平等的产生。

拥有强大的社会资本是精英阶层的特征，也是精英高校的特征。名校文凭赋予其毕业生高地位群体的成员身份，也送上了校友带来的荣耀和符号资源。即使最不得志的毕业生也有资格分享“其所有成员，特别是最有声望的成员”所累积的非凡成就（Bourdieu，1996：114）。然而让学生受益的并不只是名校光环，还有实质性资源，比如学校为学生创造的关系网络，包括同学和校友、教授和大学管理人员、就业办公室、校园招聘会等等，学生可从中获得就业支持。对这种只能通过某一机构获取的社会资源或社会关系，我们称之为制度性社会资本（institutional social capital）。制度性社会资本是以组织间的关系为基础,通过行为者隶属于特定的组织而获得的资本。这与以父母、兄弟、亲戚等个人关系网为基础的个人社会资本(private social capital)不同。之所以称为“制度性”,是因为个人获取的资本来自特定组织所拥有的资源，其核心不是“你认识谁”，而是“你怎么认识你认识的那个人”（Brinton & Kariya，1998; Lee & Brinton，1996）。

渐渐有研究开始关注就业过程中制度性社会资本的作用（Rosenbaum & Kariya，1989；Lee & Brinton，1996；Brinton & Kariya，1998）。在日本，大学不仅提供文凭，还介绍工作。学校和雇主之间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成为学生就业的一个重要机制。20世纪70年代末，校友关系作为日本名校毕业生最重要的制度性社会资本，成为求职另一有效途径（Brinton & Kariya, 1998）。里维拉（Rivera，2015）在对美国顶尖公司招聘过程的调查中发现，制度性社会资本和个人社会资本一起，界定了谁有资格参与职位竞争。学生只有进入与该公司有关系的精英大学，或在公司里有熟人，其工作申请才会被认真考虑。李和布林顿(Lee & Brinton, 1996）发现，在韩国，动用个人社会资本未必能找到最好的工作，名校毕业生通过直接申请，加上大学的引荐，更容易进入大企业。

制度性社会资本更常见于东亚文化圈，与其说体现的是集体主义取向，不如说源于儒家所强调的“爱有差等”，从亲亲到孝悌，到仁爱泛及天下，讲的是推己及人，由亲及疏，由近及远，以此为基础形成伦常等级秩序。这种“差序格局”演变为相对封闭的圈子文化，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朋党现象。韩国的精英多是校友，集中在同样的学校里就读（康灿雄,2017），体现的正是同门同校之间的相互帮扶和学阀的地位垄断。金文学（2011）批判韩国人有极强的排他意识，对“自己人”亲密有加，而对“外人”漠然甚至歧视。李在烈（Yee，2015）以“人脉”和“派阀”来形容韩国的社会资本，认为基于血缘、地缘、学缘的圈子文化过度发育，而公民文化和社群却发育不足。在揭示制度性社会资本如何影响就业公平之前，我们需要对韩国社会进行一个概述。

三、韩国故事：走向汤匙阶级社会

1945年朝鲜半岛从日治下光复，一系列地缘政治事件摧毁了几乎所有的基础设施，也抹平了社会等级和贫富差距。虽然经济一穷二白，政府仍倾力于基础教育。20世纪60年代初，韩国仍是极度贫困的农业国，朴正熙开启了以出口为导向的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化过程，家族大企业形成，带领韩国完成了现代化和工业化转型。这场经济和社会的变革堪比19世纪欧洲的“大转型”（具海根，2004）。工人以血与汗创造的“汉江奇迹”带来了旺盛的人才需求。韩国中等教育在20世纪70-80年代增长迅速；高等教育则在整个90年代呈爆发式扩张，普及化程度位居世界最前列。然而在高校急剧扩招之时，适逢适龄人口减少，供需失衡。隐患早已经埋下，只是被经济的高速发展所掩盖。

在朴正熙执政时期，强政府与大财阀相互挟持，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1987年韩国走向民主化后，政府制衡财阀的能力减弱，寡头资本自恃“大而不倒”，扩张不受任何约束。在1997年和2008年两次金融危机的打击下，中产阶级大规模缩水并走向分化（Koo,2016），商业集中的趋势加强，各大财阀经营领域日益多样化且多有重合（康灿雄,2017）。这种做法严重挤压了中小企业生存的空间，也窄化了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选择。小微企业和中型、偏大型企业虽容纳了88%的就业人口，但因技术陈旧、报酬低、工作不稳定，只是青年的无奈之选。三星、现代、LG等财阀企业因职业发展空间大、工作稳定且薪酬丰厚而备受追捧。这个曾经收入最为平等的社会，也因就业质量的天壤之别出现了收入的极化（Ahn，2016）。

近年来，韩国大学生失业率飙升。虽然就业难是全球问题，但若对比大学升学率及青年群体就业率，则会发现韩国尤为严重。2019年韩国的大学升学率达到70%，比起日本（60.1%）、美国（47.5%）及经合组织OECD（平均43.1%）高出许多。但据韩国企业研究统计发现，韩国15~29岁人口就业率为42.1%，比起美国（60.6%）、日本（56.8%）、经合组织平均值（53.3%），韩国这一年龄组就业率明显偏低。其中尼特族比重高达18.9%，明显高于美国（14.1%）、德国（9.6%）、OECD平均值（13.9%）。而且，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他们大多完成了高等教育。韩国青年对当下社会提出批判：出身是金汤匙还是泥汤匙决定着日后的生活机会（Kim, 2017)；无论底层的青年如何努力，依然困在底层（Ahn, 2016）。这是因为若想挤进大企业的大门，名校文凭是唯一的敲门砖，而名校留给寒门子弟的缝隙却越来越窄。以顶尖高校首尔大学为例，1985年来自高收入家庭的学生是低收入家庭学生人数的1.3倍，2000年这一数字则达到了16.8倍(Kim，2004)。

韩国政府一直在改革教育。为缓解高中入学的激烈竞争、解决学校质量参差的问题，韩国于1974年开始实施高中平准化政策（HSEP）：无论公办还是私立，都实行划片入学，通过师资轮换等举措以求教育均衡。这一举措虽效果显著，却也饱受争议。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20世纪90年代多地择校风又起，平准化的成果逐渐被抵消。李明博政府为学校类型多样化而设立的新的特殊目的高中和自主型私立高中造成了学校的等级化。精英高中毕业生进入名校的比例远超普高毕业生，自然使得精英高中入学资格成为学生角逐的目标，也加重了屡禁不止的补习热。

盛行的补习和地狱般的高考竞争与韩国大学的金字塔结构有关。顶端的“一片天”SKY（即首尔大学、高丽大学和延世大学）最受追捧，其地位或可比拟为英国的牛剑、中国的清北。它们与首都圈的其他名校构成上层大学。新成立的大学以及首都圈外的综合大学多被视为下层大学。不同等级的大学就业机会大不一样。与地方大学毕业生相比，2017年SKY的毕业生就业可能性几乎翻了一番，进的多是大企业；排名靠后的学校毕业生社会地位低，在劳动力市场上文凭价值也低（Jo, 2018）。名校竞争层层向下传递。据2016年韩国EBS纪录片《学习的背叛》所述，为进特殊目的高中，小学阶段需要学习高中课程。名校的入场券需要父亲的财力、母亲的信息和孩子的努力。

精英教育被优势阶层垄断并非韩国特色。高等教育作为社会不平等的核心分配者(Bourdieu & Passeron，1977)，既表现为精英大学压倒性地招收精英家庭的子女(Brown et al.，2011），又表现为劳动力市场上高校声望与就业机会的密切相关。换言之，优势阶层家庭的孩子不仅垄断了优质教育资源和名校，也垄断着好工作。英美等发达国家如此，新兴经济体亦不能免（Wakeling & Savage，2015；Rivera，2015；Bowen & Bok，1998；Ishida，1993；徐娜、张莉琴，2018）。

四、研究方法

本研究通过探讨韩国的大学层级对求职经历的影响，试图探究就业市场上哪些文化“货币”更有购买力，哪些文化特质更受赏识？制度性社会资本如何影响就业的公平？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对来自韩国首尔的四所四年制综合性大学的8名男性和8名女性进行半结构和开放式访谈（研究参与者信息见表1）。受访者在接受访谈时或是刚毕业不到一年，或是即将毕业。其所属的学校排名各有不同，依照英国的QS2019年的评价为基础，分别以ABCD进行排序。研究者先通过人脉找到上层大学和下层大学各一名受访者，再以滚雪球的方法找到更多受访者。其中6名受访者来自精英大学A或上层大学B，10名受访者来自普通大学C或下层大学D，大多数访谈对象或是因为服兵役（男生休学两年），或是因为海外留学、实习、准备就业等经历过休学。本研究取得了每个访谈对象知情同意，也对访谈对象采取了匿名处理。访谈内容进行了录音、转录和翻译。

五、不一样的求职准备和体验：

家庭资本和制度性社会资本的威力

（一）谁做了什么样的就业准备？家庭资本的介入

在校成绩和资格证书作为制度化的文化资本，是向用人机构展现自身技能的入门材料。其中学分绩最为基本。如果学分绩过低，则会失去投递简历的资格。在受访者中，毕业于下层大学的学生平均学分绩更高，然而他们在就业过程中遇到的挫折和失败却更多。学分绩只是通过初筛的必要条件之一，招聘者并不在意学生在校学习了哪些内容。正如某企业人事主管称:“学分绩只是通过书面审核的一个标准,并不是决定性因素，只需要获得3.5的评分即可。”在柯林斯看来，学生的成绩只是用来奖赏顺从和证明自律，与职业成功无关(Collins，1979)。中下层大学的学生除了努力提高学分绩以外，往往将资格证书视为就业的核心要素，故而拼命积累证书数量。

前辈经常挂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毕业后有没有机会找到工作，就看你们有多少资格证”。因此我一直很努力，从大三到现在我考了英语TOEIC、韩国史1级、计算机应用能力1级、秘书资格证、驾照、EXCEL高级、WORD高级和KBS韩语能力测试中级。（参与者10）

资格证一旦成为筛选标准，学生便会防御性地层层加码，以求应聘成功。普通大学的受访者为弥补学校名望的不足，十分在意学分绩和证书，无暇考虑自身的喜好,“只是为求职而进行各种准备”“为就业而奔波”（参与者16），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迎合企业的要求，以谋求一份维持生计的工作。然而以资格证书换取工作机会并非易事。即使证书数量足够，因获取的门槛不高，缺乏排他性和稀有性，在就业市场上的价值并不高。

我按照那些公司要求，考了各种资格证，我还多考了一个有关贸易的证书。为了拿到这些资格证，自己没少用功，都不知道花了多少时间和金钱，现在还是没找到工作……每次落选，都没脸见父母。（参与者14）

有诸多证书却于事无补，与其说是证书对就业无用,不如解释为另有重要因素介入了就业结果。除了学校声望，家庭倾力投入的文化资本的力量亦不容小觑。从休学目的便可窥见一斑。在韩国，大学生休学虽然是常见现象，但原因却各不相同。寒门子弟休学是了挣取生活费和学费，对优势阶层的子女而言，休学是为了把就业准备做得更好，在身心放松的同时积累各种社会、文化经历。他们无须为生计发愁，父母以职业经纪人的身份介入子女生活。在父母的积极支持和干预下，他们能够获取各种文化体验，接触准确有用的信息，制订清晰的规划和明确的就业目标，并以此积累各种有价值的、排他性的文化资本。

我很幸运出生在这样的家庭，我做什么父母都会支持。我的目标是S公司海外营销部，需要尽快提高英语口语。休学期间，父母把我送到加拿大学习语言。（参与者6）

出身优势阶层的受访者多描画出充满支持的家庭氛围，鼓励自身的职业探索。名校生在具备基本资格要求的情况下，把准备工作重点放在初审过后人际交往技巧和表达能力上，专注于企业所赏识的文化特质。

父母经常跟我说，“你自己想做什么才是重要的，只要你确定好目标，我们会尽最大努力去帮助你。”我想进大企业发挥自己的实际能力，我比较喜欢这种能够按照业绩提高工资待遇并晋职的环境，自己能够得到客观的评价，可以使自己不断发展。（参与者1）

家庭的富足使参与者1享有更大的自由。供职于大公司的父亲鼓励他自主选择，而他也视大企业为不二的选择，对其内部的规则也十分熟稔。因为家庭文化与企业文化高度契合，对于他而言，就职于这样的企业既是顺理成章的历练，也是自我实现的方式。家庭优势的代际传递掩盖在择优选能的话语之下，令他认为更好的工作前景和上升空间可以靠自己的能力“公平”地挣得。然而对于寒门子弟而言，经济问题始终是大学生活中一个迫切的问题，加上经济不景气，越来越多的韩国学生需要兼职来支付学费、生活费或偿还贷款。

各种兼职都做过,送报、外卖送货、宅急送、便利店、饭店、酒吧……真的除了搬砖头,好像都做过。（参与者11）

他们在生存与就业之间奔波。维持生活已是艰难，还要为就业做准备，更是时间与金钱的双重挑战。这不仅使他们难以完成学业，也让他们无暇参加学科活动和实习。家长的经济能力使得学生自动分化。对于家境不好的学生来说，大学生活就是“亲身体验社会的人情世故”，经历世事艰辛，加深对社会的理解。这是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最多接触的文化经验，故而养成了独立、懂事、“穷人孩子早当家”的阶层惯习，“将不得不为之事当成美德”。

不仅要赚学费,还要赚准备资格证的费用、赚零花钱、为生活费打工……因为知道父母很辛苦,不想向父母伸手。（参与者15）

韩国的文化虽然崇尚努力，然而生存的艰辛、生活的独立并不能在简历上给他们增光添彩。同时，“高大上”的文化体验为经济的窘迫所阻隔，这也大大限制了择业的可能性。

大多数公司在面试时都非常重视语言能力和海外培训经验……我也希望像其他学生一样有机会到海外留学，到新的环境亲身体验文化、开阔眼界，但我连出国的经济能力都没有。（参与者16）

海外经历从经济上排除了寒门子弟，语言能力则从文化上将其置于不利的境地。大多数访谈者认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面试的准备越充分,就业的可能性就越大。而面试是应聘者具身化文化资本的展示，言谈举止既受幼年以来的家庭环境所熏染，也为教育场域所重塑。在布迪厄（Bourdieu, 1992）看来，任何言语交流都蕴含着社会结构的痕迹，而谈吐是最强大的身份标志之一。场合越正式，语言就越需合规。由于支配群体赋予自身语言更高的价值，他们在这时更能掌控这一场合。雇主看重语言沟通能力，这些能力本身就镶嵌在伯恩斯坦所说的排斥性语言文化符码之中（Bernstein， 1971-75）。当语言沟通能力成为决定就业成败的关键性文化资本时，那些家庭优渥、出身名校的学生就在面试中占尽先机。

我觉得口才能够搭建社会关系的桥梁，能够直接影响你的社交能力和沟通技巧。我认为公司聘用我的原因就在于我对这方面的能力准备得比较充实吧……其实坐在一排参加面试的应聘者专业知识水平基本上差不多。差别就在于现场的应变能力和口头表达技巧。（参与者2）

和参与者2相似，参与者3认为之所以自己能在面试竞争中脱颖而出，是因为自己的回答契合了考官的观念。面试官看似是赏识才能，实际上欣赏的是与自己相似的气质（Bourdieu，1992），文化的契合隐蔽于对语言能力的判断之中。里维拉（Rivera，2015）发现美国精英机构招聘的初筛与面试往往倾向于家庭条件优越、教养良好的应聘者。由是可见，对理想工作的角逐表面是能力竞争，背后是具身化的文化资本的比较。

（二）上哪所大学何以重要：制度性惯习和制度性社会资本

劳动力市场既是供求机制和竞争机制运行的场所,也是组织介入和社会交换的空间。学生就业准备的策略与家庭资本有关，更和大学的氛围与资源支持有关。学校氛围反映在学生和教工群体的主体间性上，受成员的观念及其家庭阶层的影响。文化群体或社会阶层通过学校的组织行为对个人进行潜移默化的熏染，塑造和再塑造学生的惯习，这便是制度性惯习（Reay et al.，2001)。参与者2虽出身于普通中产家庭，却得益于精英大学中同伴之间的相互提升。

以前面试的时候感到自己应变能力和语言表达不足，为了能够应对面试官的随机提问，我加入了一个面试学习小组。每周一次，每次定一个面试主题，大家交流讨论，进行实战练习，渐渐弥补了自己的不足，也增强了实力。（参与者2）

制度性惯习也用以解释为何在场域中处于相似位置的组织行为策略也相似。一个突出的例子便是就业信息的提供和获取。金泰洪与金钟淑的研究表明,韩国大学的层级对求职过程有显著影响。学校层级越低，提供的资源就越少，学生就越依赖互联网和媒体获取求职信息。学生得到什么样的就业帮助，取决于学校制度性社会资本的多寡。名校的突出优势是与精英结盟。以学校为纽带缔结的社会网络首推校友，而校企合作、就业信息和指导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身为名校毕业生的访谈者承认，之所以能有更好的工作机会，是因为校友让他们受益良多。已就业的大学前辈既可综合过往经验指点就业诀窍、战略方法，也可分享实用的求职信息，还可以预测未来的职业发展情况。

当时我的目标是进到S企业的营销部门，但不知道具体应该怎么去做。前辈告诉我实际在公司里做什么事情，主要以什么方式运转，以及我今后应该做的准备有哪些。（参与者6）

这种以学缘缔结的社会关系起到了给内部成员以支持、信任等积极作用,但同时也通过排除其他成员来垄断社会资源，这便是韩国社会饱受诟病的学阀圈（academic cliques）。毕业于韩国一流大学的精英往往把持着各种社会经济资源，形成呼风唤雨之势。校友们形成独特的学阀圈，在“自己人”中间分配机会、交流信息，享受只有圈内的成员才能获得的各种资源(Lee & Brinton，1996；Hwang，2005)。名校有丰富的社团活动和组织,而校友会对就业助力最多。

有一次参加校友会，在那里见到很多已进入到大企业的前辈们。其中有些在我打算申请的企业里工作，我就趁机跟他们建立联系，不断向他们请教，他们给我的信息很有效，对就业很有帮助。如果我当时没有积极去参加校友会，就没法跟他们认识，可能就没有现在的工作。（参与者3）

校招时，招聘者母校的毕业生往往会得到优先考虑，名校生更容易在私人和政府机构中获得职位、得到晋升，在经济和政治领域拥有更大的权力（Jo, 2018）。学阀通过垄断精英职位来巩固圈子地位，从而再生产社会结构。这些校友组织被视为韩国社会不平等现象长期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韩国，拉校友关系就是找靠山，学阀造成的机会不平等现象难以消除。我有机会参加过一个上层大学的就业指导专题讲座，当时有很多在校生和毕业于本校的各企业前辈们参加。他们说：“我们公司有几名毕业于我们学校的人，有什么困难及时向我提，有请大家多多申请。”这样的环境根本不同于我所毕业的下层大学，下层大学几乎没有什么校内就业指导专题讲座，也没有在大企业就业的前辈们。这就是下层大学毕业生很难在大企业就业的原因。（参与者15）

与名校活跃的校友会相比，下层大学的校友会仿佛不存在。而名校除了校友提携外，更以声望作为符号资本直接介入劳动力市场，校企联合成为一个重要的就业途径。日本之所以能维持较低的青年失业率,与校企合作颇有关系（Kariya, 1998)。韩国的校企之间也有类似的联系。比如三星集团与成均馆大学签订合同学科，该学科的学生毕业后可直接录用；汉阳大学受现代企业的支持，学生进企业实习可计入学分。更常见的合作是学校进行推荐，就业中心提供信息，求职者和雇主之间通过学校的背书建立信任和联系。韦伯(Weber，1968)认为，文凭是一种社会信用的形式，在不确定的情况下促成交换。团体对成员进行信用认证，意味着个人的不当行为将威胁到整个认证机构的权威性。雇主以文凭择人，是将信任与更大的权威联系在一起。校企的精英联盟既维护了彼此的声望，也降低了不确定性，保证了人的可控性（Brown，2001）。

毕竟企业对学校有赞助，带来很多直接的机会。据我所知，每年都有大企业来直接选拔录用我们学校工科的学生。其实不管文理工，都有企业来直接录用，只是比率上工科比较多一些吧。（参与者1）

这扇门对非名校毕业生基本是关闭的。

2014年三星公布的招聘制度，成均馆大学招聘人数控制在115名，汉阳大学和首尔大学各110名,延世大学和高丽大学各100名，韩国其他地方性大学各5名……我们只能为这极少的机会争得头破血流。（参与者7）

名校学生之所以对劳动市场的要求更敏感、信息更丰富，除去家庭和校友的帮助，还有学校提供的就业指导。“学校就业中心的工作人员为大家提供了当今社会最热门的信息,这个角色对准备就业的学生来说非常重要”(参与者4)。而另一个最重要的信息来源则是招聘说明会，由企业的人事负责人在校园召开，解释公司的人才需求。招聘说明会因大学等级不同而有所区别。

我们学校的招聘说明会很全面，那些大企业都在场……举行的时间也挺充足，能够让学生专下心来。（参与者1）

招聘说明会召开得不是特别频繁，但是每到毕业季之前或者每年4月份、10月份就正式举行。来的企业也挺多的，该有的都有吧。（参与者5）

相比之下，中下层大学的招聘会上来的是名不见经传的中小企业。这些企业不仅薪水低，而且降薪裁员也很寻常，所以为毕业生所嫌弃。

每年都会举行招聘说明会，可是即使举行,也不是以大企业为主,而是以中小企业为主，应该说偏小企业为主吧。我参加招聘会的时候发现，比较有名的、听说过的企业根本不来，召开的规模也非常小。（参与者8）

综合性大学的底层则几无雇主问津。因为缺乏来自学校的支持，下层大学的学生大多单枪匹马做一些基础的资格准备工作。虽然很努力，却缺乏系统性的规划，也不清楚企业的选拔标准。这些受访者在就业过程中遇到重重困难，固然与就业市场低迷有关，也与学校的符号资本和社会资本匮乏有关。不仅老师对此爱莫能助，连就业指导系统也形同虚设。

每次找老师寻求有关就业的帮助，老师总是重复同样的话，比如强调学习的重要性，建议上大学院或者找机会往海外留学等等，有时还提到我们学校就业项目人员特别有限，跟企业联系比较消极，所以老师也没办法……越找老师越觉得为难老师……当今社会信息比什么都重要,而我在学校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就业信息。教授和就业中心也没什么帮助。每年的招聘说明会规模也很小，涉及的企业和工作也不多,也没有就业准备项目。在上层大学常见的就业讲座一年也就开一两次。我认识的同学都是通过就业网站来找工作的。（参与者14）

无所作为的制度性惯习既是非名校的行为策略，也影响着学校的氛围和个体的主体性。因为学校与企业缺乏合作，这块隐藏的就业市场普通和下层大学的学生基本无缘。他们只能通过互联网搜索公开招聘信息，或求助于私人社会资本。

大学与企业之间的联系和互动较少，所以招聘信息比其他大学少……许多身边的朋友之所以愿意与其他大学的学生亲近，大概也是为了进一步交流信息。（参与者7）

即使是出身于中产阶层的孩子，当其置身于下层大学的环境时，也因缺乏信息而无法做有效的就业准备和职业探索。尽管如此，中产家庭依然可以部分地弥补下层大学制度性社会资本的不足，职业的代际传承依稀可辨。

我对外活动经验很少，也没有海外培训的经验，也不擅长英语和其他语言……所以只能朝着不需要学历、海外经验、语言能力等方向来准备……我知道每年韩国政府都会增加公务员和公营企业的岗位，所以想过准备公务员考试，父母也建议我这么做。（参与者12）

下层大学的寒门子弟最为艰难。因经济拮据，他们在学业和兼职间疲于奔命，只能做基础的就业准备；即使有幸进入面试，若要在众多面试者中脱颖而出，也需要有考官欣赏的言谈举止。然而下层大学既难以提供这样的文化氛围，又不能给学生提供有效的支持。而对非名校毕业生无所不在的歧视更使他们举步维艰。

六、难以逾越的高墙：

对非名校毕业生的歧视

为了减少劳动力市场的偏见，保障就业的机会均等，韩国政府2017年引入了“盲招”政策。尽管如此，就业市场对名校的追捧仍在持续，大学排名成为筛选候选人的门槛。调查发现，在韩国就业市场上，无论个人如何努力，简历如何夺目，都不及毕业于哪所学校来得重要（Jo，2018）。从受访者的就业情况亦可看出，撇开就业质量不论，来自顶尖和上层大学的6位访谈者中有5位在2月份的毕业季已成功就业。而来自普通和下层大学的10名受访者中，只有4位找到了工作。就读于下层大学的参与者11连面试资格都很难取得。而他的屡屡被拒与学校的低排名不无相关。

每年新闻报道都在说韩国就业率不断下降，就业竞争激烈残酷，很多毕业生为争取机会而挣扎，感觉说的就是我自己。投过三十多个简历后，也就少数几个公司联系要面试。在面试的过程中，更能体会到社会对于大学知名度的评价和偏见。（参与者11）

不同层级的大学培养出的学生才能是否迥然不同？韩国开发研究院（KDI）发布的《青年失业率缘何上升》报告中指出，韩国青年的能力差距相当小，大多集中于中间值。虽如此，下层大学的低排名持续地连累着受访者，即使他们准备充足、表现上佳也无济于事。可见文凭的意义在于文化性和排斥性，而不是技术性和有效性（Brown, 2001）。社会排斥以就业歧视的面貌出现，筛选掉“错误的人”。

从4年级上学期开始,我报了现代、斗山、SK建设等大企业和韩国水资源公社、韩国土地住宅公社(LH)等十家企业。通知面试的公司只有两家。当时我心情复杂，可是又觉得这是必然的结果。学校本来就不好……我只能被挤掉……我在面试过程中听到了嫌弃大学的话。面试官说“准备得还挺好，可是大学……”当时我就想“原来只有我毕业于下层大学……反正不行，坐到最后有什么用……”面试结果当然两处都被淘汰。（参与者15）

一方面，教育的类型能够精确地反映某一地位群体的成员身份（Collins, 1971）。下层大学的毕业生被控制着大企业和公有企业就业的精英群体标识为陌生的“他者”而被拒。另一方面，学校的声望成为一种符号资本，是“行动者将资本的分配结构内化，由此树立起类别观念”。资本分配产生的分层只是纸面上的分层，只有在符号资本的中介下才能转化为有意义的差异(Bourdieu, 1992)。学校的资源决定了高校场域中的阶序，进而转化为声望，作为符号资本赋予毕业生。符号资本存在于他人的分类看法中，存在于主体的反思中，存在于行动者的认可中。这种分类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维持着对普通院校毕业生的歧视。

一说我毕业于这个大学，周围人开始为我担心，“以后你要怎么办？你有什么计划吗？你的前辈们都找到工作了没有？毕业于那所大学在现在的社会……不容易啊不容易”。每当这时候,我的自尊感总是会降低，情绪非常低落，更惨的是没什么有效的方法改变现在的情况。在韩国，毕业于地方大学或下层大学总是被别人歧视，一边看眼色一边找工作、面试，然后曲曲折折地走下去，如果这样也不行，就没有赚钱的地方了。（参与者16）

学校的声望为名校生垄断顶端就业市场提供了合法性。普通大学的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中逐步明白自己的位次，不停调整着自己的心理预期。

开始时对薪水待遇的期望还比较高。随着对就业形势的逐步了解,就觉得能就业就好……我感到韩国社会有一道无法跨越的“墙”。虽然政府强调公正,但我认为跟以前相比没什么变化。其他人一般不是都要投几十份简历嘛,我只投了十个企业就停下来。这是因为面试时遇到对大学的歧视,我看到了自己能达到的极限，横着一条我无法跨越的线。导师推荐我考研……很多下层大学的学生因为找不到工作而不得不去读研。（参与者15）

若想顺利就业，只有顺从既定的游戏规则，沿着文凭社会的逻辑行动，通过提高自己的学历来提升自己的就业机会。当韩国顶尖名校的学生在就业压力下也加入读研大军时，这些普通大学的毕业生还能有多大的机会改写命运，前景显然不容乐观。因理想的工作机会稀少，韩国劳动力市场更接近“就业竞争”，而非“薪水竞争”(Kim，2004；Kim & Lee，2006)。为了获得不易的就业机会，大材小用（underemployment）在所难免。

七、结论

韩国的高等教育从精英走向普及的过程，正是韩国完成工业化、从劳动密集向技术知识转型的三十年，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中产阶层的壮大掩盖了高校扩张带来的学位贬值。随着1997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和经济增长的放缓，中产阶层大幅缩水且分化严重（Koo, 2016），这一问题才逐渐显露出来。财阀作为家族垄断资本主义形塑着韩国的社会结构，其过度扩张挤压了中小企业的发展，窄化了毕业生的择业面，使得韩国大学生遭遇就业寒流。正如布朗所说的机会陷阱，“教育机会虽增多，却越发难以兑现”（Brown，2003：149-50）。高校分层成为职业分层的手段。唯有读名校才能保证有一份体面稳定的工作。

韩国作为东亚儒家文化圈的一员，教育被赋予了几近神圣的地位(Jung, 2014; Kim, 2011），国民笃信教育具有社会选拔和分配精英职位的功能。以教育进行社会分层有着深厚的文化基础。这一“唯才是用”观在西方国家亦备受推崇，它与功能主义理论有着天然的亲和，后者认为现代工业社会必然重才能而轻先赋；它与新自由主义也不谋而合，对竞争的信任和对优绩的崇尚深入灵魂。一个人从学校到职场，处处为“择优而录”的话语裹挟，被无情地排名和筛选。在这一语境下，赢家坚信自身的成功源于本人的才华和努力。而社会也认为学业出众者必然能力超群。精英职位被名校生垄断具有不言而喻的正当性。

然而，如果我们再推进一步，则发现这一正当性十分可疑。对优秀的衡量和定义往往与家庭优势难解难分。而在对文化资源的争夺中，支配群体占据优势。其结果便是高校分层与社会分层往往具有同源性：名校云集着优势阶层的子女，在劳动力市场上，高校声望与就业机会和质量密切相关。不同高校的文凭在就业市场上含金量不同，并不是因其技能和效能有所差异，而是源于文化资源的不平等和排他性。若一个社会未能给与每一个人公平的机会和平等的条件来发展潜能，却一味强调“择优而录”，这样的“唯才是用”实质上只会反“唯才是用”，延续社会的不平等并将其正当化。在李氏朝鲜时期（1392-1910），科举取士不问出身，唯才是举被奉为圭臬。实际上榜上有名的都是文武大臣两班弟子（Lett, 1998）。贫富分化严重的当今韩国依然以成绩衡量个人的努力，认为是天道酬勤。在文凭贬值的情况下，本科的出身如同门阀，规定着一生的地位和财富（Kim, 2011)。精英大学的封闭性和排斥性越来越明显，成为社会不平等再生产的核心。

如果说优势阶层以文化延续其特权的论断已广为学界所接受，那么学界对房间里的另一头大象却熟视无睹。在就业市场上，理想工作岗位的招聘看似择优而录，实则偏好名校毕业生。名校赋予其学生成员身份、符号资本以及象征群体身份的文化特质，更有制度性社会资本的鼎力相助。儒家文化所强调的“爱有差等”演变为圈子文化。校友在特定的职业或组织中形成排他势力，在圈内分配机会和资源，以实现对理想职位的垄断，根深蒂固的学阀现象由此形成。非名校毕业生无论多么努力，仍难以逾越以学校声望筑起的高墙。

在两极化的社会里，学业成就和就业机会越来越取决于家庭背景和世袭财富，韩国近年兴起的“汤匙”阶层说充分表明了这一点（Kim, 2017），这也是全球性的现象（Pittekey, 2014）。社会的高度不平等制造出“直升机父母”（Doepke & Zilibotti, 2019）。对名校的追捧异化了教育。应试、高度激烈的竞争、成绩至上构成了韩国教育的特点(Calonge, 2015）。2018年27.1%的韩国初高中生患有抑郁症，自杀是十年来韩国青少年第一死因，学业成绩和未来的工作是其心头第一大患（Yonhap, 2019)。韩国是经合组织中自杀率、抑郁率、离婚率最高的国家(Calonge, 2015）。文凭的过度供给、就业要求的水涨船高和激烈的地位竞争也造成了巨大的浪费。如果说社会的发展趋势最先在青年群体中露出端倪，那么当青年一代经历了残酷的教育竞争仍缺乏上升机会时，激进的表现便是挫折愤怒下的社会动荡。占领华尔街是其中一例，更为缓和的抵制则是为数众多的尼特族，而抛弃恋爱、抛弃结婚、抛弃生育的“三抛世代”直接导致韩国人口出生率为负。过度内卷和躺平对于社会与个人都是伤害。

高校分层已成为社会不平等的渊薮。那么高校应服务于平等还是卓越？这一问题引发了旷日持久的争论。虽然“一个彻底平等主义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完全极权主义的社会”（克尔，2001），然而，一个比较平等的社会“可能更加公平和公正”，有更积极的自由（克尔，2001：61）。为推动教育公平，文在寅政府拟于2025年废除精英高中，2018年也曾为推动就业公平推行了消除歧视的盲招政策。弱化高校的排名是应有而未有之策，但对于圈子文化盛行、等级观根深蒂固、笃信教育为“出人头地”不二法门的东亚文化而言，其推行势必阻力重重。由是观之，仅依靠变革教育与就业政策是不够的，破解困境更需要文化的转变和结构性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