谣言是如何产生的？

Changing the Letter, 1908, by Joseph Edward Southall

谣言则是闲言碎语和巫术攻击的另一个表亲。尽管它并非必然针对某个特定的人，但它是一种可服务于特定利益的强有力的匿名沟通方式。一项早期研究强调，在那些发生了对人们利益至关重要的事件但又没有可靠信息来源的情境中，谣言会最为盛行。在这种社会环境中，我们也许可以预测到，人们会时刻保持警惕，急切地复述着他们所获得的各种传闻。于是，诸如战争、传染病、饥荒、暴乱等威胁生命的事件，将是滋生谣言的最佳社会场合。在现代新闻传媒兴起之前或者当今的新闻传媒不被信任之时，谣言几乎就是人们获得有关外部世界之信息的唯一渠道。谣言的口头传播会使其经历一个阐发、扭曲和夸大的过程，这一过程既是人们共同完成的但又是极其散漫的，以至于并没有一个身份明确的人需要对之负责。充满政治意涵的谣言所具有的自发性和挥发性，很容易就会激发出暴力行动。正如拉纳吉特·古哈所言：“对于谣言之威力的某种绝不会出错（如果说是间接的）的承认，便是历史上那些因叛乱而损失最大的那些人都会对谣言进行努力压制和控制。罗马皇帝对于谣言极其敏感，以至于专门成了一支负责收集和汇报谣言信息的官僚队伍（告密者［delato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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谣言的传播速度是极为惊人的。这部分是源自连锁信现象的纯碎数理逻辑。如果某个谣言的每位听众都将其复述两遍，那么，一系列十人对谈的传播效果远远超出同时具有一千位故事听众。然而，比其传播速度更惊人的是谣言的进一步精致阐发。比如，古哈解释了，在1857年因部队兵变而引发的印度大叛乱中，最初对于涂有牛油的子弹的恐慌如何快速地转变成了有关强制皈依、禁止农业和新法律要求所有人都吃面包等内容的谣言。

对我们的研究目的来说，最关键的事实在于，这种整饰和夸饰的过程并非是完全随机发生的。随着谣言的传播，它将按照某种方式发生改变，它将更加符合那些听取与重述这些谣言之人的希望、恐惧和世界观。一些巧妙的实验证据表明，谣言的传播会丢失某些信息和增加某些成分，从而使其跟信息发送者的一般性格式塔（Gestalt）匹配起来。于是，美国的实验人员向实验参与者展示了一幅危险的画面：一名白人手持剃刀，遇到了一名没有任何装备的黑人。白人在复述这一画面的过程中，剃刀逐渐被转移到了黑人手里，由此而使这一谣言跟他们对于黑人的恐惧和刻板印象保持了一致！参与实验的黑人却并没有在复述过程中转移剃刀。可见，谣言似乎不仅仅是一种匿名的、受到保护的沟通机会，而且是谣言传播者自己都未曾公开承认的那些焦虑与愿望的运载工具。以此为基础，我们必然会推测，谣言所采取的各种相当不同的形式，端赖于它们在何种阶级、等级、区域或职业中进行传播。

乔治·勒菲弗尔（Georges Lefebvre）通过收集相关资料追溯了对于君主主义者卷土重来的恐慌如何在巴士底狱风暴后的那个夏天得到传播的过程，这项有关历史性谣言的仔细研究，以极其详尽的方式，说明了愿望（和恐惧）的实现在“大恐慌”中所扮演着的重要作用。革命本身及其所导致的国内冲突、饥饿丛生和流离失所造就了某种前所未有的、极度紧张的气氛，在这种气氛中，最为异常之事都变成了基本常识，于是滋生了各种谣言。就此而言，完全不会令人惊奇的是，在大革命之前，从1614年国王第一次召开三级会议和收集各种怨言开始，农民阶层的乌托邦希望和直接恐惧就粉饰着他们对于谣言之意义的理解：

这不仅是确定愿望实现和有意误解在这些乌托邦解读中各占多大比例的问题。可以肯定的是，就像俄国农民对于沙皇意愿的理解一样，法国农民的这些理解也跟他们自身的利益保持着高度一致。我们该如何理解当时官员有关谣言传播的下述两份报告呢？

作者: [法] 乔治·勒费弗尔 译者: 顾良 / 孟湄 / 张慧君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第二位观察者似乎认为，“下层阶级”的巨大期望可以追溯至某种类型的外部煽动者。无论如何，下层阶级相信的都正好是他们选择相信的；在根本上，他们可以自由地选择不去相信任何乌托邦谣言。当然，这个例子中的谣言具有巨大的后果，它们推动了大革命的继续发展。实际上，农民很大程度上已经停止缴纳税费，扣留了什一税，让他们的牛羊到领主的土地上吃草，随心所欲地去打猎和伐木，而这些事情都早于大革命就这些事务所出台的立法规定。当他们遇到阻碍时，他们会抱怨道：“权威当局将国王的命令隐藏了起来，他们会说，国王同意他们烧毁封建城堡。”要知道，此前所有农民起义最终都是以大屠杀结束的，同时对于有关贵族们的反击活动、屯粮聚财或反革命阴谋的任何谣言，他们也都会保持极高的警惕性。谣言所赋予的政治驱动力，已经成为革命过程的内在构成部分。

被压迫群体为何总是可以从各种谣言中解读出他们即将被解放的允诺和希望？虽然强大却被压制起来的从从属负担中解脱出来的欲望，似乎并不仅仅注入了被压迫者的自发性宗教生活之中，而且强烈地渲染着他们对于各种事件的解释。有关加勒比海地区奴隶制和印度种姓制的几个例子，也许有助于说明这一模式。克拉通（Craton）指出，在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的各种奴隶反抗中，他们都具有相当坚定的信念，认为国王或英国官员已经赋予奴隶以自由，而白人却阻止了相关信息的下达和传布。1815年的巴巴多斯奴隶都期望他们能够在新年那一天得到解放，他们将采取各种步骤，做好解放的准备。法属圣多明戈的殖民官员震惊地听到了这样的谣言：国王批准奴隶们每周可有三天自由日，并废除了笞罚，而白人殖民者却拒绝同意。奴隶们将想象性或推测性的法令视为某种已经确定的事实，于是，各种不服从事件和对工作惯例的抵制就会日益增加，并可能导致短时期内就爆发革命，甚至达到海地独立那样的程度。尽管我们并不完全清楚这一特定谣言的产生过程，但仍然可以确定，多数认为某种解放即将来临的暗示，其背后都具有一定的事实成分。废奴运动、海地革命、英国人向1812年战争中投靠英方的美洲奴隶们所做出的自由承诺，都对即将来临之自由的想象起到了激发作用。

But Men Must Work and Women Must Weep, 1883 by Walter Langley

像奴隶一样，贱民也会倾向于从谣言中解读出他们自己的希望。正如马克·尤根斯迈尔（Mark Jürgensmeyer）所指出的，在殖民统治的不同时期，贱民都曾认为，统治者或君主已经提升了他们的地位，废除了贱民身份。对于英国君主充满乌托邦期待的同时，多数贱民都坚信，一旦获得秘密的自由文件，婆罗门和其他种姓地位较高的印度教徒都会将其隐秘地藏起来。

就此而言，法国农民、奴隶、贱民、俄国农奴和被西方征服后的土著人都具有极为相似的货船崇拜，其相似性是如此明显，以至于会被我们习以为常而忽视。倾向于相信他们的束缚即将终结，上帝或世俗权威已经满足他们的梦想但恶势力阻止他们获得自由，这在从属者中间极为常见，并且通常也会悲剧性地发生。在以这样的方式表述他们的解放或自由时，脆弱的从属群体实际上是公开地表达出了他们的潜在渴望，这种方式既可以使他们避免担负任何责任，又使他们跟某些更高的权力站在了一起，他们只是遵守了这些更高权力者的指令。这些预兆同时还为无数的叛乱提供了燃料，只不过这些叛乱多数都流于失败。那些认为某种霸权意识形态会促进支配的自然化从而使人们难以想象出其他可能选择的社会理论家将会发现，他们难以解释从属群体似乎在他们自身的集体欲望引导下将他们自己解救出来的那些场合。如果被压迫群体对世界进行了曲解的话，那么，他们对于自己所渴望之自由即将到来的想象，跟他们对支配的物化至少一样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