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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转自：东方历史评论（ID：ohistory）
讲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政治学家，《想象的共同体》作者）
时间：2014年3月26日
地点：清华大学
翻译整理：刘博雅、王君妍、方曌
我不想让我们之间的谈话变得过于严肃。这个过程让我感到愉快。我可能会在论述中犯些错误，因为我在事关中国的问题上完全不是行家。我感兴趣的，也是我每天关注的话题，是泰国政治困局中的荒唐之处。不同于大多数报刊杂志或是政治科学家们的解读，我将会在此讨论一些不同寻常的东西。
当我还是个九岁、十岁的孩子时，我开始着迷于夏洛克•福尔摩斯的传奇故事。我想你们多少会对他有所了解，他是英国文学中最出色、最重要也是最疯狂的侦探。他吸食毒品，如鸦片，这让人震惊，但他同时极其聪明。我一直记得，他对愚蠢但是友善的同伴华生说道：“我们知道，要去寻求一个问题的解决方案，不要去看你能看到的东西，而是要去看你看不到的东西。”后来，我成为一个学者，一个教师。我常对我的学生说：“不要去看摆在你面前的东西，你首先要思考的问题是缺少的是什么。也许通过这种方法，你会发现许多有趣的事情。”所以，要记得，福尔摩斯是个好人。
在过去的十五年，甚至是更长的时间里，泰国一直在为政治权力而斗争。斗争愈演愈烈：更多的暴力，更大规模的动员，红衫军和黄衫军这两股政治势力也越来越多地进行公开演讲。在这当中有一些很有意思的东西，比如说，政治语言非常粗鄙。泰国第一位女性总理英拉经常被民众（人们对着她大吼）说成是妓女、非常愚蠢、只是她哥哥的傀儡等等。对男性领导人的说法也很严苛，你会听到所有人在说：这个人是个卑劣的人、傻瓜、流氓、同性恋、叛国者、敌人安插的间谍、懦夫、坏蛋、腐败者——同时还在腐蚀他人、缺乏教养的文化人（我喜欢这个称谓）、暴君、男性生殖器，诸如此类。
不过更有意思的，是那些没有出现的词汇。有一个相比起来温和一些、不那么难听的脏词——Jek。Jek在过去是一个用来形容海外华人的常用词，它的意思是指你从中国来，你移居至此。但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间，那些富有的中国资本家们认为这是一个侮辱性的词汇，因此他们希望不再被叫做Jek，而是有一个更体面的称谓。事实上，时至今日如果你去泰国农村，你还会在餐馆门口发现这样的字样：“不错的餐馆，不错的华人（Jek）餐馆。”显然没有人会对这个名称表示不满。所以，为什么Jek不在那些羞辱政客的词汇里面呢？人们本可以用它，为什么他们不用这个词呢？这是一个困惑。
人们还使用另一个词来形容海外华人。这是一个经过改造的、近三十年来新出现的称谓，用来指代混杂的海外华人群体。知识分子和学生推动了这个新称谓的产生。这个词叫做“ludging”，字面义是“中国之子”。事实上，这是个奇怪的称谓，因为在当地还有五十到六十个少数民族，他们从来不把自己叫做他们原先民族的孩子。但它听起来确实非同寻常、有些庄严：你不只是一个普通人，你是“中国之子”，即便你的母亲不是中国人。这也是一个困惑。
以上是我要向你们谈论的第一个主题。接下来，我想和你们分享一下，记者、学者、外国人、本地人，这些人是如何来解读泰国政治中的暴力、愤怒和憎恨的原因的。你会在报纸上看到如下字眼：在保守派和民粹主义者之间存在着张力——实际上不是；这是独裁与民主之间的斗争——不是；这是阶级与阶级之间的斗争——部分正确，但不尽然；支持、赞成君主制与反对君主制——是，这是部分原因；廉洁与腐败，或者说曼谷的傲慢，以及它与其他城市形成的对立——部分正确。但实际上，这些解读没能真正地说出在斗争中最显著的问题所在，那就是最大的两个政治阵营，即红衫军和黄衫军的区域性分布：南方完全处于黄衫军的控制中，曼谷也比较倾向于黄衫军；而北部和东北部则是红衫军的天下，起码绝大部分人是支持者。那些基于阶层、冲突的论点不能对这一现象做出很好的解释，而这与是否民主也没有直接关联。媒体和学者们没能注意到区域性分布的现象，尽管这一现象在历史上由来已久。评论者们本应对此作出回应，但是他们忽略了这一点。
所以说，我想探讨的就是这种奇怪的区域性分布。接下来我要给你们讲一个故事，活跃一下气氛。你们中的一些人之前也许听过这个故事，但它的确很有意思，因为它让我意识到一些此前未曾思考过的问题。很多年前的一个清晨，我乘出租车前往机场。车程漫长，出租车司机是一个来自中国城的老先生，他很友善。我和他聊起当时的政治局势，我问他支持谁，他说：“我支持红衫军领袖他信。”
我问道：“那你一定是欣赏他信的政策吧，比如说，他为穷人提供了许多社会支持和医疗支持？”
司机回答道：“当然不是。我支持他信的原因，是因为他是客家人。我也是客家人。我们是泰国为数不多的实诚人，我们勤劳工作，勇敢地同缅族人抗争，从不虐待我们的妇女，不狂妄自大等等。”
然后我问道：“那黄衫军的领袖阿披实呢？你支持他吗？”
“什么？”司机说道，“他真该死，这个福建人！他们令人生厌、懒惰、不可靠、投机取巧、对其他人很刻薄。所以，不，我不支持他。”
当时政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这个人叫做Sutai。“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我问道。
“不行，他是个海南人。海南人很脏，他们从不洗澡。他们无知、愚蠢、残暴。永远不要信任一个海南人。”
接着，我问起另一个重要的政治人物，国王普密蓬，我问他：“你是否支持国王呢？”他依旧回答说：“不。他也是个该死的人，机会主义者。他总是拍那些来自显赫家族的人的马屁。这些人来到泰国，只因为他们无法在越南、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这些国家继续生活下去，他们怯懦地选择留在这里，因为这里或许更加安全。”
政坛上的这些重要人物大多来自海外，祖籍中国。但是这个司机憎恶其中的一些当权者，支持其中的某个人。也许我们应该通过这个事例，去思考海外华人的认同问题：他们算是中国人吗，还是其他什么人？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他们？
实际上，我想说的是：如果你去观察政坛双方阵营的表现，你会发现这两个阵营都相当暴虐，都很腐败，都很挑剔，有些时候双方都很偏执。但他们在聚众滋事上都很有一套，双方都喜欢用隐蔽的枪手，也都爱撒谎。不过这些现象对我们而言足够了，因为在所有的国家政客都是如此。
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要做的，是去梳理一些历史背景，有些部分会涉及到历史人物的一些细节。我不知道如何称呼这些人，我的一个学生半开玩笑地对我说：“既然你不知道如何称呼他们，那么无论叫这些外国人什么都无所谓，不妨就叫他们台湾人吧。”罢了吧，我真心希望他只是在开玩笑，我并不打算这么做。
这段历史开始于明朝晚期。当时，在广东、福建南部，仍有一些人在和满族军队负隅顽抗，他们是最后一批，也是最勇敢的抗争者。但是他们眼看着即将溃败，而且深知自己难逃严惩。因此，这些人利用自身驾船的技能逃离了中华帝国，来到了海外。这些流亡者绝大部分是广东人，他们大多沿着海岸来到了越南，这里离广东不远。接着，他们沿着越南地区深入到柬埔寨。福建的流亡者也出海去了菲律宾，还有印尼。最后一批人移居海外的时间要比前两批人晚很多，他们是海南人和客家人。我在此首先想说一下，我们对于这些移居海外的人确实知之甚少，每当问起他们来自哪里，他们都会闭口不言。不过这其中也会有一些让人忍俊不禁的事情：西班牙在菲律宾的殖民早期，有一些福建商人往来于马尼拉和曼谷之间经商，他们从中获利，取得了很大成功。当时，愚蠢的西班牙人问他们：“你们是谁？”这些商人就回答道：“我是Sinli，我来自福建。”在福建当地的方言里，Sinli是商人的意思。但是西班牙人误解了他们的意思，说道：“明白了，这就是你的国籍，你的出生地。”所以直到19世纪，西班牙人都把这些人叫做Sinlaiyas。后来所有人都告诉西班牙人，那些其实都是中国人，所以，他们就改称这些福建人为中国佬（Chino）。但是，这些商人不说自己是福建人或中国人，这就表示他们没有这种广义的身份认同的概念，他们用如宗教、讲某种语言的人、亲属等狭小的概念来定义自己的身份，而这种概念上的转变则用了很长时间。
就中国而言，虽然偶然但极其重要的一个事件是，泰国的一个延续了四百年的王朝大城王国被来自缅甸的侵略军彻底摧毁了。首都阿瑜陀耶城变成了一片废墟，所有能被抢走的东西都被抢走，而所有幸存者全部被运往缅甸。王朝的贵族已经不复存在，最后一个国王波隆摩罗三世也死于饥饿。对于暹罗（Siam，泰国的古称）的中部以及东南部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灾难。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奇怪又独特的事情发生了。有一个小男孩，他的父亲是潮汕人（Teochew）郑镛，他的母亲是暹罗当地人。郑镛是一位非常聪明和成功的人。他原来生活在中国广东省的澄海县华富村（现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那个地方非常的安全，免于海盗的侵扰。后来，郑镛来到了暹罗的首都阿瑜陀耶城，并且很快地组建了一个家庭，但他的家庭没有什么钱，非常的贫穷。他的儿子，也就是那个小男孩儿，被一个名为昭披耶却克里的大臣收养，取名为Sin（后改名郑信Taksin）。成年之后，Taksin组织了一个非常大的军队，并且说服了很多当地人参加，成为了一位优秀的有声望的将军。即使在今天的泰国，他也依旧非常受人尊敬。正如大多数帝王所被描述的一样，King Taksin非常残忍并且也有一些偏执。最终，在位十四年之后，King Taksin在一场政变中被处死，他的亲信以及家人也都被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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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g Taksin
对于东南亚来说，这件事的重要性是：一个中国人在东南亚成为了一位如此有影响力的国王。King Taksin曾多次前往北京，希望清政府能够认可他国王的身份。经过了多次失败之后，1772年，清政府终于认可了King Taksin暹罗国国王的身份，并称他为“郑昭”，但这并不表示他们认可他为一个存在于中国之外的、具有中国人身份的皇帝。
在郑昭（Taksin）在位的十四年间，他鼓励潮汕人（Teochews）迁往他的新都吞武里。因为吞武里是一个港口城市，船只来往十分的频繁，所以也方便迁徙。对于潮汕人来说，这次迁徙是成功的，自此之后，潮汕人在泰国一直占有一席之地，直到现在也依旧可以在海外各地看到他们的身影。在所有的海外华人群体中，潮汕人是人数最为众多的群体。他们努力向上层社会靠拢，并能够在艰难的环境下生存下来，所以也成为了最成功的华人群体之一。吞武里，这个由King Taksin建造的首都一直坐落于湄南河的岸边。有趣的是，直到1860年左右，暹罗王室一直在用一枚中国印签署文件。这枚印原本属于一个中国人，但在民族主义兴起的十九世纪，却可以看到在使用它的人是移民，这对于当时的国王来说是十分难堪的。国王解释说：“我们是民族主义者，我们都是真正的泰国人。”他们更愿意视他们自己为原本就属于这片土地的人。这一点很有趣，也有些奇怪。
到了十九世纪后期，潮州人已经在吞武里建立了自己的聚集区，这对于当时的国王来说是非常值得重视的。这时，同一地区的福建人（Hokkiens）开始南迁。他们南迁的原因是在南泰国的西部发现了大量矿藏，而这个地区与马来西亚接壤，因此这对马来西亚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发现。这些福建人懂得发掘矿藏的技术，所以离开了暹罗的首都南迁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进入了这个新的商业世界。
接下来，在曼谷王朝（Chakri Dynasty）建立后不久，英帝国主义在中国南部的港口开始了鸦片贸易，如广东。自然而然地，这些鸦片也流往了东南亚地区。与此同时并且与此相关的是，在1851年到1864年间爆发的太平天国起义，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领导者是一些客家人（Hakkas），当然也有很多别的人加入其中。太平天国起义在中国的南部引起了巨大的动荡，许多人被迫逃离自己的家园南迁到东南亚不同的地方。在这期间，客家人完全脱离了清政府的掌控。他们成为了农民，生活在曼谷（Bangkok）的西边靠近印度洋的地区，那里比起在大清要安全许多。在这种情况下，东南亚的海外华人在十九世纪末期的发展是惊人的。我需要指出的是，早期离开中国的人并没有如晚期的那样出众。清政府说：“任何离开大清的人如果再回来则会立即被处死。”所以，人们并没有什么一定要回去的理由。
关于这个时期的泰国华人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基本上控制了泰国的港口。华人管理往来的进出口贸易，并且从曼谷王室的商业垄断中获益。1855年，英国殖民者来到曼谷，有趣的是，他们还献给了暹罗国王一位美丽的少女。英国人的目标是打破暹罗王室的贸易垄断，而要打破垄断就得在泰国进行自由贸易（Free Trade）。当时来处理这个问题的是英国外交官宝灵（John Bowring）。这位外交官有一条非常著名的经济标语：“自由贸易就是上帝，上帝就是自由贸易 （Free Trade is Jesus Christ, and Jesus Christ is Free Trade）！” 暹罗王室的贸易垄断被打破了，为王室工作的华人的境况变得十分困难。泰国西海岸大部分的主要港口必须对英联邦国家开放。如大家所预料，新的主要进口商品是来自英国和印度的鸦片。加勒比海地区（如哥伦比亚）与美国也有鸦片贸易，但其规模与英国是无法相比较的。所以，英国是历史上最大的鸦片贸易商，也可以说是最大的鸦片帮派。
因为英帝国主义和鸦片的到来，必须要有一个新的体系来规范贸易。这个新的税收形式就是包税制（Tax Farming）。简单来讲，包税制是指王室把要征收的税款数额交给商人来决定，国家不再直接向当地人征税，但是商人需要向王室上缴一定数额的税款，否则将会收到处罚。许多华商成为了承包征税人，但是他们需要大量青壮年劳动力来保护包税制，以确保他们可以征收到足够的税金。在1870年到1915年间，国家预算的一半都来自于鸦片贸易。有趣的一点是，鸦片被用在一些意想不到的地方，因为它很便宜。华人是不允许吸食鸦片的，但一些为征收税务相关的事务工作的青壮年劳动力除外。当这些工人离开时，他们的老板会扣留他们的工资，并不送到中国去。因此，大部分工人穷困潦倒，钱被承包征税的华商老板卷走。在人们为了鸦片贸易的掌控权而斗争不断的情况下，华人帮会势力崛起。这些帮会由一些长期生活在东南亚的非常富有的华人统治，他们召集同族的年轻人充当打手来处理任何威胁到承包征税人的人。帮会并没有直接挑战王室的权威，但不同帮会之间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他们依靠武力，放火焚烧彼此的城镇来造成威慑。到1900年之前，这些帮会都是非常可怕的势力，直到他们被一位英国警察在新加坡镇压下去，华人帮会才彻底消失，但在1930年的大萧条时代又重新出现。
另外一个重要的时间点是，清朝结束之后的二十五年间，因为军阀混战，人们不知道自己的生活会发生什么，大批华人再次涌入泰国。这次移民热潮与先前的几次很不一样，但它并没有改变基本的华人分布情况。泰国的华商非常的出众，在曼谷的华人掌控了大部分的商业命脉，例如，97%的典当商铺属于潮州人，他们还控制了70%的大米贸易和90%的中医业。美容业中50%的生意由海南人经营，59%的机械工场由广东人掌握，90%的造纸业在客家人的控制下。后来因为铁路和高速公路的建成，人们可以更容易地抵达离中心更远的地方，华人人口的流动性增大了。
世界大战时期对于泰国华人来说是一段非常困难的时期。他们不得不承受着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以及后期毛泽东、蒋介石的行为给他们所带来的巨大的身份认同压力。他们不再被视为来自某一个地方的人，而是被看做一个统一的整体——中国人。这与泰国的民族主义是互相冲突的，华人与当地人的关系变得极为复杂。
在二战之后，泰国华人的境况变得更为困难。主要因为在战后虽然泰国王室还继续存在，但泰国的统治者实际为国内的军事力量。而泰国华人的忠诚受到了军队的怀疑，华人也经常收到来自于警察的歧视和挑衅。这个时期，泰国共产党成立了。泰共是由贫穷的工人阶级的华人建立的，它是以华人为中心的游击队。虽然境况困难，但泰国的经济依旧主要被掌控在不同的华人群体手里，不过华人没有政治力量，因为政权完全被掌握在军人手里。
1970年以后，第二代移民开始试图转换他们的身份，他们希望他们的孩子不再只是商人，也可以从事政府官员、法官、医生、教授等职业性的工作。因为商人并不被视为一个上层社会的职业，而华人十分渴望得到更多身份上的认同与尊重。如果一个人是医生、教授或者法官，就会更加受人尊敬。冷战时期因为美国的介入，泰国的大学开始扩建，这对泰国华人来说是非常好的机会，他们可以将自己的孩子送进大学。
1973年，泰国军事统治逐渐被瓦解。在两年间，泰国爆发了一次又一次大型的群众运动。许多著名大学的学生也参与到这一过程中来，并成为其中的重要一环。学运被残暴的镇压之后，一些幸免于难的学生逃到偏远地区并和泰共联合。这些学生虽然本身是华人，但却坚定地认为自己是泰国人，可泰共却认定他们的中国身份。因此，学生和泰共之间存在矛盾，最后学生们离开了。到了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领导中共停止了对东南亚共产主义运动的支持，于是泰共很快就彻底垮掉了。
1977年以后，泰国不再有保留选举制度的党派，不同的政治力量全部变为保守派。在这个时期，泰国的银行数量大幅度增加，每一个银行在全国的不同地方都拥有支行，这些银行甚至比省政府还要大。这对于华人来说又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通过银行参与到政治中去。华人银行家们掌控了赌博、房地产等领域，基本成为了一股新的政治力量，甚至可以说是“军阀”。商人变成了政治斗争中举足轻重的角色，这股力量膨胀之后变得非常可怕，他们渴望拥有权利，因为可以从中牟取暴利。在八九十年代，继十九世纪之后谋杀再一次变得非常猖獗，官员之间的暗杀层出不穷。这些新兴的政治家以家庭为单位组建他们的政治力量，也更加强调他们“中国人”的身份。1997年，政治斗争导致了经济危机。许多银行企业破产，许多人失去了工作。新政治家们从中上位并希望可以控制国家政权，他们不仅仅满足于控制议会，而且还想成为国家总理，想成为“英雄”。而王室和军事力量在此时已经渐渐从政治舞台上消失。在现在的泰国，政治形式是极端复杂的，暴力事件不断。对于华人政客来说，他们不再会空谈自己的中国背景。如果他们说“我是中国人，我想竞选泰国总统”，这会听起来很荒唐，即使人们其实早就对他们的民族背景心知肚明。这也就是为什么种族不再成为政治斗争中的武器，无论是黄衫军还是红衫军，都将政治斗争的重点放在政府、资金和政治政策上。
对不起我讲了太多，但我想这个话题是非常有意思的，那么今天就到这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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