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罗布·斯通斯 | 从经典到前沿：那些“核心社会学思想家”与他们未竟的事业

罗布·斯通斯社會學會社

编辑按

从整体看，《核心社会学思想家》一书兼具社会学通识意义和启蒙意义。全书对从古典时代到现当代的24位社会学思想家的研究背景和核心研究议题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并在每一章节的末尾提出了这位思想家的“遗产和未竟之事业”，读者不仅能够对每一位思想家的理论源头和研究动因有所了解，更能通过此书，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思考，获得新的认知和启发。这里，会社节取第11章《哈罗德·加芬克尔》向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导读，希望大家能够从加芬克尔有趣的社会互动实验中感受这本书的魅力。

核心社会学思想家（第3版）

作者：[英]罗布·斯通斯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译者：姚伟李娜等

出版年：2020-4

本书特色

本书的特点在于，覆盖了西方社会学理论最前沿的发展，并对各位思想家开创的理论领域的前后发展都做了详细介绍。例如，在经典社会学家的部分，大多数教材往往只会提到马克思、韦伯、涂尔干和齐美尔四位思想家，但是本书根据学界最新发展，对近年在美国重新获得重视的杜波依斯进行了介绍，有助于国内全面了解社会学的理论传统。当然，本书最大的亮点还在于对社会学理论的最新发展进行介绍。本书的“新”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涵盖社会学发展的最新领域，如“情感社会学”是当前社会学理论新的热门，本书就介绍了美国情感社会学理论最重要的学者霍克希尔德。她的著作今年刚刚被翻译为中文出版。（2）对理论传统进行新的概括和诠释，如对女权主义社会学的解释，以往的解释往往过于笼统，没有细分其中的区别。本书在介绍重要女权主义社会学家乔多萝时，通过“相关思想家术语栏”部分，以点带面，勾连女权主义发展的历史，区分了女权主义的三股潮流以及重要的代表人物（西蒙·德·波伏娃、卡尔·吉利根、朱迪斯·巴特勒）。（3）介绍了新的最重要的思想家及其关注的问题。本书第三部分介绍的新的思想家，在国内教材中出现得较少。如拉图尔，其“行动者—网络理论”已经成为最新的经典，但国内对其介绍较少。又如鲍曼，以往对他的“流动的现代性”理论缺乏直观认识，本书对这一理论的想象力、文学性等特征进行了充分的介绍。再如，在介绍吉登斯时，讨论的问题包括英国脱欧、2015年法国暴乱等最新问题，贯彻了社会学理论要应用于社会的主旨。（4）体例创新。对教学来说，本书不仅重视理论的学习，而且着重培养学生的理论能力以及将理论与现实结合的能力。各章均由当代最著名的社会学家撰写，每一位作者对所介绍的思想家都有精深的研究，语言简洁、通俗，适合本科生和相关专业的研究生阅读。同时，本书有一个提纲挈领的导论，介绍了社会学理论的一般问题，区别了社会学理论所涉及的哲学问题、方法论问题和实体性问题三个层次，指导读者辨析每一个思想家的理论分属的层次，并启发读者将这三个层次与具体社会问题相联系，从而更好地理解社会理论。

简要目录

详细目录／V

关键概念术语栏目录／XIX

各章撰稿人简介／XXI

致谢／XXXV

导论：学习《核心社会学思想家》，发展理论研究能力／1

第一篇／47

第1章

卡尔·马克思／49

马克思之后：20 世纪和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中的文化与政治：安东尼奥·葛兰西与厄尼斯特·拉克劳／64

第2章

马克斯·韦伯／75

第3章

埃米尔·涂尔干／91

第4章

格奥尔格·齐美尔／115

第5章

杜波依斯／137

第6章

乔治·米德／157

第7章

塔尔科特·帕森斯／171

第二篇／187

第8章

罗伯特·K. 默顿／189

默顿之后：21 世纪的结构性思维：乌尔里希·贝克／208

第9章

诺伯特·埃利亚斯／215

第10章

欧文·戈夫曼／235

第11章

哈罗德·加芬克尔／251

第12章

路易·阿尔都塞／269

阿尔都塞之后的国家理论：尼科斯·普兰查斯与鲍勃·杰索普／287

第13章

尤根·哈贝马斯／293

哈贝马斯之后：批判理论与承认：南希·弗雷泽与阿克塞尔·霍耐特／304

第14章

皮埃尔·布迪厄／311

布迪厄之后：为惯习注入道德与情感因素：安德鲁·塞耶／324

第15章

米歇尔·福柯／331

第三篇／351

第16章

多萝西·E. 史密斯／353

第17章

斯图亚特·霍尔／369

第18章

南希·J. 乔多萝／393

乔多萝之前与之后：女权主义思想中富有成效的辩证法：西蒙·德·波伏娃与卡罗尔·吉利根／404

第19章

安东尼·吉登斯／411

吉登斯之后：社会整合和系统整合：尼科斯·穆泽利斯／428

第20章

迈克尔·曼恩／439

曼恩之前：历史社会学传统：巴林顿·摩尔与西达·斯考切波／459

第21章

齐格蒙特·鲍曼／465

第22章

阿利·罗素·霍克希尔德／487

第23章

布鲁诺·拉图尔／507

第24章

杰弗里·C. 亚历山大／523

参考文献／539

索引／587

译后记／621

第11章哈罗德·加芬克尔

文/约翰·赫里蒂奇

一、研究动因

“二战”后，社会学的主要创新之一就是对日常社会生活世界的发现。这种发现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当时许多社会学分析高度抽象，与现实脱节。那个时期的社会学几乎完全关注社会组织对人类活动的限制，而很少或根本不关心这些人类活动是如何可能的。社会学家满足于建构将人类行为“装入盒子”的抽象约束，而从未考虑行为本身实际发生了什么。人们实际上是如何推理和行动的细节，他们在约束的“盒子”里做了什么，实际上是否或在什么意义上存在一种“盒子”，等等，都被忽略了。

在这种背景下，有两位伟大的、极具独创性的美国社会学家提出了巨大的异议。欧文·戈夫曼认为社会互动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制度，它使社会中所有其他制度的运行成为可能，并起着中介协调作用。哈罗德·加芬克尔（Harold Garfinkel，1917—2011）则更进一步认为，在所有的社会制度——包括戈夫曼的“互动秩序”——之下有着更为基本的秩序。他称这一秩序为“常人方法论”的（ethnomethodological）秩序。它关注的是人们如何理解他们所处的环境并据此采取行动，即人们在他们的社会世界中如何分析、理解和采取行动。

让我们设想一个简单的社会环境，例如在一般的实践环境中进行医疗咨询。医生和病人见面后，先从病人即将到来的假期开始聊起。然后，病人在回答“今天是什么原因来这里”时，详细描述了她一直以来存在的一些胃部问题。接下来是5分钟的问话过程，接着是体检，最后是诊断和一系列治疗建议。

请考虑对分析这次相遇是绝对重要的几个问题。医生和病人如何理解谈话的哪些部分是“社交性的谈话”，哪些部分是“医疗性的谈话”？病人是如何理解、处理和回应医生的问题的？医生又是如何理解病人回答背后的经验和推理的？医生是如何推理病人的病情的，而这种推理在诊断问题中又是如何表达出来的？病人理解了多少这样的推理，更一般地说，病人是如何决定怎样来回答医生的问题的？在咨询过程中，相关各方如何理解对方在不同时刻的动机？在咨询过程中的所有时间点上，各方是如何知道他们“在何处或者他们的位置”的？简而言之，医生和病人如何“理解”彼此和他们所处的情境，又如何共同“理解”这种情境？你将如何着手回答这些问题并分析这次相遇呢？

1950年，加芬克尔还是哈佛大学的一名学生，他发现当时主要有两种方法视角可以用来理解这种互动。其一是由塔尔科特·帕森斯提出的视角，描述支撑医疗制度的价值体系，并说明这种价值体系在医生和病人的行为中是如何运行的。其二是罗伯特·F.贝尔斯提出的，使用一种叫作“互动过程分析”（interaction process analysis）的新发明的编码系统，根据他们是倾向于医疗任务还是情绪管理来描述双方当事人的行为。这两种方法视角都没有为我们提供关于医患关系中意义理解问题的任何有意义的答案。然而，很明显，对医生和病人来说，这种意义理解过程都是基础性的，在此基础上医疗相遇过程的每一步才能展开和进行。因为正是这一意义理解的过程，对医生和病人如何决定下一步该做什么和说什么至关重要。意义理解的过程与以之为基础的行动，才形成了每一次具体的医疗相遇过程。

尽管帕森斯和贝尔斯在1950年都是加芬克尔在哈佛大学的老师，但加芬克尔反对他们的观点，认为他们所忽视的“意义理解”是社会世界一切得以可能发生的开端和起点。没有它，社会上什么也不会发生。加芬克尔一生都在研究如何分析人类的意义理解，如何将其纳入行动和社会结构中进行研究。加芬克尔从来不相信分析这种意义理解是心理学的事情。相反，他认为，人们会共同形成和理解他们的社会世界的意义，他们会有条不紊地、很有方法地这样做，他们使用的是他们共有的社会程序或方法。由于这些方法是由特定文化和亚文化的成员共享的，加芬克尔称它们为“常人方法”。他把对这些常人方法的社会学研究称为“常人方法学”（Ethnomethodology）。常人方法学研究这些社会共享的方法如何在日常生活的常识世界中被用来进行理解、推理和行动。

加芬克尔开始研究时的基础性思想，是在一种危机时期中构思出来的。20世纪30年代末，哲学家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将科学的抽象数学理性与他所称的生活世界的日常经验和理性进行了对比分析。他无意中呼应了韦伯的观点，指出尽管现代科学最终建立在这个日常经验的生活世界的基础上，但它已经脱离了这个世界。其结果是，科学已经形成了一种抽象世界观，失去了人类的价值观和意义，因此无法作为抵御当时席卷欧洲的非理性浪潮的武器。在纳粹控制德国的阴影和一种致死性疾病的困扰下，胡塞尔写了《欧洲科学危机与先验现象学》一书描述了这种情况。

加芬克尔几乎立刻就接触到了这些关于日常生活世界的相关研究和著作。1940年，他是北卡罗来纳大学的一名学生，并且又接触到另一种形式的种族主义——美国南方的种族统治，于是他利用胡塞尔的观点，对北卡罗来纳杀人案件中的种族因素进行了敏锐的分析。在这段时间里，他还写了一篇短篇小说《颜色问题》，描述了一位非洲裔美国妇女的抗议，她上了一辆公共汽车，但拒绝到后面去坐。这部小说以罗莎·帕克斯（Rosa Parks）1955年引发美国民权运动的抗议为原型，经过多年的构思，生动地展现了生活世界——胡塞尔的日常经验的生活世界——是人类价值观表达和争论的初始场所。

1946年，加芬克尔来到哈佛大学，与帕森斯共事（在随后的25年里，帕森斯是美国社会学的领军人物），他对生活世界的关注也日益集中在理论上的研究。他在那里遇到的是，帕森斯的社会学正朝着关注“系统整合”而非“社会整合”的方向发展（这里借用了大卫·洛克伍德的术语）。他对日常决策和行动的生活世界几乎没有任何关注，相反，帕森斯的社会学强调的是，如何使人们接受价值体系和体制规范的影响而积极地顺应社会结构的要求。

加芬克尔强烈反对这种取向。他坚持一个基本的事实，即如果规范、价值观念和社会机构能够存在，当事各方就必须多多少少都知道他们正在做什么，并明白他们的理解是共同的。如果忽视这些基础，就根本不可能理解社会生活是如何运行的。那么，这种根本性的社会推理和共同的意义理解，就构成了我们日常社会经验的很大一部分，并告诉我们在日常生活的世界中如何采取每一次行动。受到这一概念的启发，加芬克尔利用了胡塞尔及其社会学追随者阿尔弗雷德·舒茨的理论，试图提出一种关于日常生活的常识性世界或共同意义世界的社会学。这种社会学关注的是意义、理解、知晓和沟通交流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它也研究我们如何利用社会规则和在不完全知晓的基础之上，在日常生活中实现日常的活动和相互的理解。它将是一种关注而不是脱离实践活动的社会学。

二、核心论题

1.规则与共同的推理

加芬克尔的社会学基于如下一种思想:常识性的推理和思考是有条不紊乱的，也就是说，它是基于各种方法的。这些方法必须是社会的和共同的，否则，行动者将无法在推理和思考过程中走向共同的结论，也就无法相互理解和以协调一致的方式采取行动。但是，如何揭示或研究这种“方法学”呢?为了做到这一点，加芬克尔想出了一些绝妙的准实验程序，这些程序主要包括干扰或破坏日常活动的顺利进行。

这种实验程序之一，就是违反或破坏简单的“井字游戏”的规则（英式的○与X游戏，相当于三子棋游戏）。这种游戏的规则有两个作用。其一，作为游戏运行规则定义了游戏域中可能的步骤选择范围，并指定了这些步骤应该在何时以及如何发生。例如，它们指定玩家轮流下棋，步骤包括在九个可用单元格中做标记，一旦一个单元格被填满就不能改变，游戏的目标是自己占住三个连成一线单元格，等等。

但是，其二，这些规则也提供了一种理解游戏中所走步骤的方法，因为知道怎么玩的人都知道规则，所以规则提供了一种共同的方法来理解游戏的一切状态。例如，规则可以让你看到，在游戏中出现如图11.1所示情况时，划“○”的人没有获胜的机会。或者与之相关的是，我们根据这些规则，可以看到图11.2中，划“X”一方已经有两个连成一线，这有可能威胁并打败划“○”一方。它们还可以用来表明，如果你“没有”看到已经有“连续的两个”X，说明你心不在焉。当你和一个10岁的孩子一起玩的时候，如果你没有注意“连续的两个”图形，你可能会被孩子指责说没有好好玩游戏，他会说“这不公平”，因为“你故意让我赢”。

在他设计的实验中，加芬克尔让参与实验的学生实验者邀请另一个人作为被试者玩游戏，并建议后者先走一步（图11.3）。但是当被试者已经下了一步，并占了那个位置（大多数被试者选择先走，是因为这样可以在游戏中获得优势），实验者就擦去被试者的标记，并把它移动到第二行的第一个单元格，然后再占据第二行的第二格（图11.4）。

在250多个实验中，加芬克尔请实验者确定被试者对所发生的事情反应的性质和强度；95%的被试者都会以某种方式做出反应，超过75%的人要么强烈反对，要么要求对此做出解释。有趣的是，反应并不受参与者的相对年龄、性别或熟悉程度的影响。他发现那些不明白发生了什么的人，那些坚持实验者应按规则玩这个游戏的人的反应更带有情绪性。相反，有一小部分人会嘲笑实验者，或者通过擦去实验者的标记，把它移到另一个单元格，然后自己再走下步，等待实验者的反应。这些人没有表现出强烈的情绪反应。事实上，他们显然已经放弃了他们在玩传统井字游戏的想法，他们能够把正在发生的事情理解为开玩笑或一种“新的类型的游戏”。

加芬克尔对实验结果进行了解释。虽然当被试者看到井字游戏的规则被违反，可能自然地做出一种愤怒的反应，但事实上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发怒。少数没有这样做的人能够继续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因此，正是使用井字游戏规则作为理解规则，对形成反应至关重要。那些坚持把规则作为理解这种情境的意义之手段的人会变得困惑、沮丧和愤怒。那些放弃规则的人——把这种情境视为开玩笑或一种新游戏——仍然能保持放松。简而言之，正是这些人成功或失败于理解这种情境的意义，决定了他们是否做出情绪化的反应。

很明显，在这个简单的游戏场景中，参与者使用规则作为行动的指针，并作为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含义的指针。井字游戏规则是他们在比赛中进行操作的“常人方法”。这些结果产生了加芬克尔的核心思想之一：指导或引导行动产生的那一套规则和规范，也指导或引导关于行动的推理或思考。

这一核心思想与加芬克尔的第二个关键概念“可说明性”（accountability）又有关系。他在两个意义上使用这一术语。其一，作为可理解（intelligible）的同义词。在这种用法中，一次可说明的行为是一次可理解的行为，因此我们可以命名、描述或更宽泛地说——“给予说明”。其二，是更常见的道德性含义，即我们常说的某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两种含义可以追溯到加芬克尔在井字游戏实验中提出的观点，即规则既是指导行动的资源，也是理解行动意义的资源。该概念有助于巩固这样一种观点，即进行推理和思考的主体使用规则来理解彼此的意义，并对彼此负责。现在的问题是：这些规则是什么样的，它们是如何运转的，它们的属性是什么，它们涉及的范围有多广？

2.运用背景知识进行推理

如果这个世界是按照类似于“井字”游戏组织起来的，那么分析日常生活中行为、意义和相互理解是如何实现的，将是一件相当简单的事情。然而，世界并不是这样组织的。游戏和现实生活有很大的不同。与日常生活中的大多数事件相比，游戏有一个特殊的时间结构，因为它们有一个确定的终点。同样，胜负是在游戏本身的参数中界定的，并不受随后游戏之外的发展的影响。我们可以将这种情况与老布什总统和海湾战争进行比较。当美国的装甲部队横扫伊拉克时，老布什被誉为海湾战争中无可争议的胜利者。但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当美国总统选举出现争议时，萨达姆·侯赛因对伊拉克的持续统治被援引为老布什任务失败的证据，老布什在选举中也因此失败。也许最重要的是，游戏规则是独立于人的其他特征而运行的——不管你是和异性、电影明星或其他什么人比赛，规则都不会改变。相比之下，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对人和环境有各种各样的背景知识，我们在与他人打交道时或面对环境时，要运用和考虑到这些背景知识。

加芬克尔通过一个简单的、分成两部分的练习，演示了这一背景知识的重要性。他要求本科生们回家，假装他们只是家里的房客，不认识住在那里的人，然后观察会发生什么。他们必须这样保持15分钟到一个小时。这意味着他要暂停或悬置（suspending）他们关于自己家庭成员的身份、性格和个人生活史的背景知识。他们还要写下他们所看到的一切，并报告如此行事时自己的感受。其中一些学生是这样写的：

一个矮胖的男人走进房子，吻了吻我的脸颊，问道：“在学校过得怎么样？”我礼貌地回答了他。他走进厨房，吻了两个女人中较年轻的一个，并向另一个问好。年轻的女人问我：“亲爱的，晚饭你想吃什么？”我回答：“什么都不想吃。”她耸了耸肩，没有再说什么。那个老一点的女人在厨房里踱来踱去，嘴里嘟囔着什么。那个男人洗了手，在桌旁坐下，拿起了报纸。他一直读到两个女人把食物放到桌子上。三个人坐了下来。他们闲聊着当天发生的事。那位老妇人用外语说了些什么，使其他人都笑了。

加芬克尔指出，一旦学生们接受了这种态度，他们就会对人们对待彼此的方式感到惊讶。在这种态度下，家庭新闻变成了无趣的闲聊。被批评的人不能保有尊严，也没有恼怒。学生们发现，敌意和争吵会变得明显，这令人不安。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说，他们很高兴实验时间到了，他们可以回到现实，用他们的话说就是“成为真正的我”。这项研究强调了我们在多大程度上使用背景知识来“典型化”或“常规化”我们对日常事件的看法。学生们只使用这些假定仅仅几分钟，就发现他们“看”的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觉得不舒服，也不太“真实”。

在实验的第二部分，加芬克尔给出了同样的指示，只是增加了一点：学生们不仅要以房客的身份看场景，而且行为上也要这样做。而实验结果就更戏剧性了！

家人都惊呆了。他们努力想使这些奇怪的行为变得可以理解，并使情况恢复正常。报告中充满了关于家庭成员惊讶、困惑、震惊、焦虑、尴尬和愤怒的描述，还有来自不同家庭成员的指责，称这名学生卑鄙、不体谅人、自私、肮脏或无礼，等等。

家庭成员也非常努力地让事情正常化，让事情变得可以理解：学生在学校学习“太努力了”，可能和女朋友“又吵了一架”，等等。然而，当这些解释没有得到认可时，他们就被激怒了。在任何时候，家庭成员都试图通过提供某种常规化的背景知识来恢复正常，这些背景知识能够“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意义。

加芬克尔认为，我们不断地利用这种背景知识来理解周围发生的一切。他的著名的“破坏性实验”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这些实验要求人们澄清他们平常说话的意思。例如：

案例3
星期五晚上，我和丈夫在看电视。我丈夫说他累了。我问他：“你是哪
种累呢？是身体上的、精神上的，还是只是觉得无聊？”
被试者：我不知道，我想主要是身体上的原因。
实验者：你是说你的肌肉痛还是骨头痛？被试者：差不多吧，别那么专业。
（看了一会儿电视后）
被试者：所有这些老电影里都有那种旧式的老铁架子床。
实验者：什么意思？你是指所有的老电影，或者其中的一些，或者只是你自己看过的吗？
被试者：你怎么了？你明白我说的是什么。
实验者：希望你能说得更具体些。
被试者：你知道我的意思！你去死吧！

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实验者对被试者的反应，就像他在严格按照被试者字面的意思进行对话。通过拒绝使用她对世界的背景知识来观察（即放弃以一种合理而非字面的方式来理解被试者的话），实验者显然已经放弃了与被试者达成共识的努力。当这些学生作为实验者重复这一过程时，他们发现这种拒绝在任何时间和任何人身上使用都有同样的效果。如果一个接一个的实验就这样进行下去，被试者在极短的时间内就会做出发怒和激愤的反应。似乎没有比不利用背景知识来理解他人的行为更能激起道德激愤的了。被试者可能在几秒钟内就会怒不可遏，比在争论堕胎、死刑或其他你认为更有可能引发冲突的问题时，发怒的速度要快得多。

现在让我总结一下加芬克尔的结论。它们相对简单。很多时候，我们努力通过利用背景知识来“填充”人们所说和所做的事的意义并实现相互理解。这是一项基本的活动——比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更为基本。我们完全依赖彼此的能力和准备来维持这个共同的宇宙。加芬克尔用“信任”一词来描述这种相互依赖。信任使我们期望别人会像我们一样看待这个世界。加芬克尔认为，正如该词所暗示的那样，这种期望是一种道义上的期望。理解意义是我们在道义上对彼此的要求。

3.背景中的意义生产：诠释的文献法

如果一个人必须主动地去理解意义，并使用背景知识，那么这种意义理解过程是如何进行的呢？在这方面，加芬克尔的核心思想之一涉及一个过程，他沿用曼海姆的说法，称该过程为“诠释的文献法”（documentary method of interpretation）。曼海姆说，这种方法就是寻找表面现象背后的潜在模式。该方法主要是将实际的表象视为“指向”或“代表”一种预设的基础模式。但是，加芬克尔补充说，在将表象拟合到或适用于一种模式的过程中，存在一个循环的元素，因为一旦你根据表象来决定背后的基础模式是什么，那么你就是在使用你所决定的模式来进一步理解表象。你可以根据图11.5那样的格式塔式的图来更好地理解这个过程。

现在我们假定该图形是一只鸭子，并把它标为“鸭子”。那么现在我们已经根据这张图的表象，决定了一种“基础性模式”（“鸭子”模式）。注意，这就塑造（或重塑）了我们对这一个体的外表的看法：左边突起的是鸭子的嘴，中间的点是眼睛，而其后脑勺上有一个意外的凹痕——也许这只鸭子被射了一箭，并侥幸捡了一条命！但一旦你把这个凹痕构造成一张“嘴”，你就会又把它看成一只“兔子”而不是一只“鸭子”，然后你会把左边的凸起看成兔子的“耳朵”，眼睛也不再是鸭子的眼睛而是兔子的眼睛。在每一种情况下，我们在这个循环过程中都利用了关于这个世界的“背景知识”，并将“我们看到的”和“我们知道的”拟合起来。

加芬克尔认为，我们在每一个醒着的时刻，都会不断地运用这个过程来理解世界：我们用这一方法来识别狗、邮递员、问候语、社会阶层、官样文章和“内向的人”，等等。大多数时候，这种方法的结果非常“平淡无奇”，以至于我们不会注意到我们是如何使用背景知识来识别各种事物的。但是，当我们面对模棱两可的事情时，我们会意识到这个过程。马克斯·阿特金森提到一种情景，“一位83岁的寡妇被发现在自家小屋的厨房里煤气中毒死亡，她自丈夫去世后一直独居在那里。地毯和毛巾被塞在门底下和窗框周围”。试着练习一下，归纳出你对这个世界如何运行的“背景知识”，如何影响对这一情景的各种不同理解方式。利用你关于人类动机和物理环境的背景知识来描绘这位老人是如何死去的，是自杀、谋杀，还是意外死亡？哪些额外的信息会让你重新思考并不断应用诠释的文献法？

4.生产事实

要想清楚理解诠释的文献法，就要意识到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事实”都是利用这种意义理解过程而创造出来的。这些事实很大程度上包括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必须处理的事实。加芬克尔为了阐述这一观点，讨论了许多问题，包括社会科学家如何理解医疗记录、天文学家如何发现天空中新的天体，以及警方如何判定死者是否属于自杀，等等。例如，科学家经常必须决定一个重要的观测结果是反映了“真实情况”，还是仅仅是设备故障的产物。这一决定涉及进行一种“判断”，而这一判断又涉及使用诠释的文献法。对评估就业数据的经济学家，或者决定证据是否有利于某种癌症治疗的医学研究人员来说，也是如此。认识到这一点，并不意味着科学家的行为不科学和不能得到好的结果。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诠释的文献法十分重要，几乎所有决策与判断都要用到，它是十分有效的科学方法。

然而，在某些领域，对事实是如何产生的理解，可以引发对基本思想进行重新思考。我将援引加芬克尔对自杀的分析来说明这一点。涂尔干是研究自杀的社会学先驱，他认为我们应该放弃主观看法，关注自杀率等社会事实。加芬克尔的观点正好相反，认为自杀统计数据是由警官们创造的，他们所持有的观点会通过文献纪录法而被法律判断所采纳。这些判断加起来就是自杀的统计数字，问题是这些判断是如何做出的？

有几项研究遵循了加芬克尔的倡议或方案。这些研究表明，调查死亡案件的警察必须协调两种事实：死亡发生时的情况和死者本身的特征。警察将死亡的情况分成几组，从几乎肯定的自杀（例如，用煤气或上吊）到几乎肯定的事故（例如，车祸）。他们还将人的自杀倾向的高低进行排序：孤独的人、患病的人、失去亲人的人、抑郁的人和遭遇经济灾难的人，更有可能自杀。那些有“活下去的理由”的人（例如，有孩子的人）或者害怕死后下地狱的人（例如，天主教徒），自杀的可能性较低。很明显，如果我们把这些假设加入关于自杀的实际判断中，就有助于解释涂尔干认为非常重要的自杀分布。而持有这些假设并有动机操纵这些假设的其他人——死者、家庭成员、验尸官和其他法律官员——也会对自杀数据产生重大影响。理解“事实”总是由社会生产的，并理解它们是如何生产的，对于理解日常判断如何影响大规模的社会现象有很大作用。

5.生产人与制度：艾格尼斯（Agnes）与性别

上文已经指出，可说明性概念有助于巩固这样一种观点：理性的行动者会利用规则来理解彼此的意义，并能够使彼此向对方说明。当你加上背景知识和使用诠释的文献法，你就能对高度复杂的社会可说明性框架中的人们及其行动获得一个动态的看法。你还能对社会制度获得一个高度动态的看法。这是因为通过可说明性框架，人们的行为再生产着社会事实和社会制度。

加芬克尔用一位名叫“艾格尼斯”的变性人的例子，十分生动地揭示了这一点。艾格尼斯出生时是个男孩，后来到洛杉矶，想做变性手术。我们通常认为性和性别在一定程度上是“由自然决定”的自然属性或特征。艾格尼斯的看法则不同。她可以操纵性和性别的表象，由于她的特殊关注，她成为一个非常敏锐的观察者，观察着我们在社会中如何努力“做男人”或“做女人”。20世纪50年代末，加芬克尔对艾格尼斯进行了大量的采访，听她讲述了她如何成功地展现自己的女性身份，以及更一般地对“做某种性别的人”的看法。他发现，对于性别如何影响我们可以采取的行动，我们如何着手进行这些行动、如何解释或说明这些行动等问题，她有着深刻而细致的理解。她明白，要想成功地做到这些，拥有“女性”的记忆、情感和推理方式至关重要。在与加芬克尔（以及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医务人员）打交道时，艾格尼斯总是说自己是“天生的”女性。她总是坚称自己与男同性恋者、异装癖或“其他”变性者“毫无共同之处”。

最后，艾格尼斯做了变性手术，过了一段时间，她透露自己从12岁起就一直服用母亲的避孕药（里面充满雌性激素——一种女性荷尔蒙）。我们在社会性别制度中管理我们自己时，会提出关于“自然性”的主张，而这一发现证实了艾格尼斯是多么深刻地理解了这种主张的重要性。她利用这种理解来操纵加芬克尔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医生们，让他们相信她身为女性属于“自然”，乃是“天生”。因为如果不让他们相信这一点，她就不可能说服他们给她做变性手术。

大多数人理所当然地认为性和性别是自然的和“命定”的东西——用社会学术语来说，是一种“先赋”的特征。以艾格尼斯作为证据，加芬克尔证明了我们的性和性别状态，事实上是我们一生中每时每刻都在自致地获得和不断地获得的东西。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所有人都在动态地——虽然常常是在不知不觉中——实现并重新实现作为一种庞大的、无处不在的社会制度的性别。艾格尼斯帮助我们看到的一个悖论是，当我们“实现”性别时，我们把自己的自致的成就看作是一种“先赋”的特征——这是一种被称为“固化（reiﬁcation）的现象。加芬克尔关于艾格尼斯的研究，激发了这一领域后来的许多思考，而且他的相关思想要比后来女性主义研究关于“性别”的思想早了很多年。

三、独特视角

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和约翰·F.肯尼迪（John F.Kennedy）是如何让他们的听众鼓掌的

常人方法学所传达的信息就是把这个世界视为一种产品，一种“被生产的世界”。把这个世界视为一个不断被意义理解者生产和再生产的世界，他们根据自己所理解的意义做出决定并采取行动。一旦你开始这样看，一切事物都不同了。你可以看到电影或电视节目的剪辑是如何跟你一样利用“诠释的文献法，对观察发现建立和确立一种连续性的印象的。若不如此，就得不到连续性的观察发现。有了这种视角你就可以开始逐渐明白，你自己关于人的“特征”的看法是如何被建构的。你也可以开始看到科学、音乐和法律都有自己的常人方法，警察工作、经济预测和软件设计也是如此。

为了让你直观地理解，把世界看作是这样“产生的”意味着什么，我将借鉴J.M.阿特金森几年前关于政治演讲的研究来说明。阿特金森关注的重点是演讲如何获得掌声。我们往往认为在演讲者说出听众同意的事情的时候，听众就会鼓掌，而演讲者本人受到听众的欢迎时，听众更可能鼓掌。阿特金森认为这些都是事实，但不足以让听众对演讲者所说的话做出反应。相反，他认为存在一种听众反应的常人方法学。鼓掌的常人方法来自听众中每个人的状态和情况。

把自己想象成一位听众，当你喜欢你所听到的内容，就想要通过鼓掌来表达这种感觉。但与这种要求相伴的是一种焦虑：如果只有你一个人开始鼓掌呢？在一个1000人的大厅里，如果发现只有自己鼓掌，这将是一件丢人的事！每个观众都有这样的困境，只有当演讲者为他们“解决”了这个困境时，观众才会鼓掌。阿特金森的研究指出，政治家们通过提前发出信号来解决这一困境，他会发出一种信号，告诉你在演讲的某个地方，你鼓掌是“安全”的。当每个人都能预测到那个地方时，他们就更有可能鼓掌，通过某种自我实现的预言，每个人都在那个地方准备冒险。结果就是“爆发”出一阵掌声。

这些信号是如何运转的？阿特金森的研究表明，信号深深嵌入演讲者所说的话中：通过着重强调让听众听得出该在哪个地方鼓掌是安全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有两种非常可预测的发言措辞符合这一要求。一种是对比陈述，比如肯尼迪总统的“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而要问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什么”。另一种是三叠式的陈述，比如丘吉尔首相的“在人类冲突领域，从来没有如此多的人欠如此少的人如此之多”。（实际上，这句话也使用了“多”和“少”之间的对比。）后来对演讲的统计研究表明，至少2/3的观众对政治演讲的反应都是通过这种常人方法学组织起来的。

这如何改变了我们对演讲和演讲者的看法或理解？它不会破坏观众为他们喜欢的东西和演讲者鼓掌的想法。但它表明，这背后有一个常人方法学的“技术”。除非这种技术到位，无论你多么欣赏一个人，或者多么赞同他/她的观点，你都不太可能鼓掌。研究还发现，像肯尼迪和马丁·路德·金这样“有魅力”的演讲者，是精通这些方法的大师。“魅力”也是一种“被生产出来”的现象。

常人方法学对社会研究方向进行的根本性的重新定位，就是如此简单。共同的意义理解是社会的基础。如果不使用一套共同的方法论——一套共同的常人方法，就不可能有一个可识别的、共同的社会世界。整个感性社会世界中的客体、活动和制度的生产，都是基于这些常人方法。

四、遗产与未竟之事业

加芬克尔已于2011年去世，但他留下的遗产具有很大的深入发展的潜力。当加芬克尔的思想第一次出现的时候，人们认为很奇怪、很野蛮，甚至是可耻的。然而在今天，他的思想几乎渗透到整个社会学理论中。大多数涉及背景理解、想当然的知识、实践推理、社会实践、社会制度的生产和再生产等问题的理论，都受到加芬克尔的影响。他的理论视角的许多方面得到了不断出版的著作的描述和阐发。

就具体研究而言，常人方法学在传统社会学做得不太好的领域——如科学、法律、音乐、艺术等领域——尤其成功。这些都是社会的各个领域，在这些领域中社会成员实际上都在使用特定的“方法”行事。显然，这些领域都非常适合用常人方法学来进行研究。

常人方法学已经牢固确立其地位并发挥重要影响的另一个研究领域，就是社会互动中的交流研究。这个领域被称为谈话分析（conversation analysis），体现了加芬克尔关于意义理解的顺序的想法和戈夫曼的“互动秩序理论”的一种融合。谈话分析现在是世界上研究社会互动和语言使用的最杰出的方法之一。

毫不奇怪，常人方法学在人工智能、人机界面、网络空间和高科技系统应用的研究中，也有着广泛的影响。

延伸阅读

1.加芬克尔的著作

(1)Garﬁnkel, H. ( 1967 )Studies in Ethnomethodolog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这是一本基本的参考书。该书很复杂，但读起来却很清楚。当你读这本书时，要记住，作者的作品1941年曾经入选美国最佳短篇小说系列，因此他是一个不错的作家！

(2)Garfinkel, H. ( 2002 )Ethnomethodology’s Program: Working Out

Durkheim’s Aphorism, A.W.Rawls( ed.andintro. ),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ﬁeld.

该书是加芬克尔以前发表的论文集，还包括一些专门为该书写的章节。

2.关于加芬克尔和常人方法学的二手文献

(1)Cicourel, A. ( 1968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Juvenile Justice, New York: Wiley.

这是一项关于警察针对少年犯的信念如何转化为关于少年犯罪和犯下这类罪的人的客观统计的经典研究。

(2)Heritage, J. ( 1984 )Garfinkel and Ethnomethodolog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该书介绍了加芬克尔的思想，充满了例子和解释，可读性极强。其中有一章专门讨论了加芬克尔的理论视角的现象学背景。

(3)LivingstonE. ( 2008 )Ethnographies of Reason, Aldershot: Ashgate.

该书对人们在各种实际工作任务和科学研究中的推理和思考进行了精辟而令人信服的分析。

(4)Pollner, M. ( 1987 )Mundane Rea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该书对我们的现实感如何有条不紊地维持进行了精妙的分析。

3.关于谈话分析的重要著作

(1)Sacks, H. ( 1992 )Lectures on Conversation, Oxford: Blackwell.

该著作探讨了谈话分析背后的开创性思想。

(2)Schegloff, E. ( 2007 )Sequence Organ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这是一部介绍当代谈话分析研究的极其权威的著作。

(3)Heritage, J.and Clayman, S. ( 2010 )Talk in Action, Boston: Wiley-Blackwell.

该书对运用谈话分析来研究人们如何在日常职业环境中工作的文献进行了回顾与评论。

此外，还有很多关于常人方法学的网站。要想对常人方法学获得初步的了解，请参考http://emcawiki.net，该网站汇集了与该领域相关的当代研究文献的大量信息。世界谈话分析学会(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Conversation Analysis）还开设了一个网站（http://isca.clubexpress.com)，汇集了该领域相关研究与会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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