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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C·斯科特是耶鲁大学政治学和人类学斯特林（Sterling）教授、农业研究项目主任，曾任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Princeton）】研究员和柏林高级应用科学研究所的古根海姆研究员。他是美国艺术和科学研究院以及东南亚研究会（Council on Southeast Asia Studies at YCIAS）成员。1997-1998年斯科特教授被选为亚洲研究协会（Association of Asian Studies ）主席。[图源：baike.baid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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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边陲的世界
在有文字记载中，也就是说从谷物种植为基础的农业文明开始，我们所考察的这种遭遇就是统治者一直在关注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把历史的透镜拉回到过去，看问题视角更广一些，从人类的历史，而不是从国家—文明的历史去观察，就会令人惊奇地发现，这种遭遇只是不久前刚刚发生的事情。现代智人（Homo sapiens sapiens）生存在大约20万年前，而在东南亚最多只有6万年。在这个地方，最早出现少量定居人口聚集不会早于公元前第一个千年，这只是历史景观的一个点——局部、微弱和短暂的。在公元元年前不久，也就是人类历史的最后1%的时间内，社会景观是由初级的自我管理的血缘群体构成的，在打猎、宴请、冲突、贸易和媾和中，这些血缘群体可能会暂时地进行合作。那里不存在所谓的国家。换句话说，没有国家结构的生存是普遍状况。
农业国家的产生使国家统治下的定居者与边陲地区的化外之民，或事实上处于自治状态的人群之间有了明显的区别，并进而产生了相互影响的关系。至少到19世纪前期，甚至对于那些最有野心的国家来说，其统治范围也受到了交通困难、军事技术水平，特别是地理条件的限制。1600年东南亚的人口密度只有每平方公里5.5人（印度和中国达到了差不多35人），被统治者很容易进入到面积广阔、土地充足的边陲地带。边陲地带像一个没有开发的稳定平衡装置，国家越是压榨被统治者，被统治者就越少。边陲地带保障了大众的自由。理查德•奥康纳（Richard O’ Connor）很好地把握了这种辩证关系：“一旦国家出现，至少对于农民来说，适应的环境重新发生了变化。在这样的情况下，移动可以使他们逃避国家的强制负担以及战争。我称这为第三种逃散（tertiary dispersion）。另外的两种变革——农业和复杂社会——是稳定可靠的，但是国家对农民社会的统治却不然，并且我们因而发现了‘会聚人口……和建立村庄的战略’。”
最后的圈地
不管是在殖民地或在所谓的独立国，只有现代国家有资源真正实施他们的统治方案，也就是将非国家的空间和人口都置于自己的脚下，这在前殖民地时代只能是个幻想。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说，这个方案代表了东南亚最后的大规模圈地运动。至少在20世纪，这一运动被持续进行，尽管并不顺利且时有挫折。不管是殖民地或独立国家，集权主义或新自由主义，民粹主义或独裁主义，所有政府都曾热切地投身这一方案。各种统治者都不顾一切地追求这一目标从另外一个方面表明，这种行政、经济和文化标准化的方案深深植根于现代国家的结构中。
从国家中心的角度看，这一圈地运动可以被看作整合边陲地区人口、土地和资源，使他们为国家创造收入的尝试。如果用个法文词来说，是把他们变成“可收益的”（rentable）——对国民生产总值和外贸有可见贡献的人。事实上，边陲各民族与低地（lowland）和世界贸易有着稳定的经济联系。在许多情况下，国际商业中的大多数有价值产品似乎都是他们提供的。虽然把他们彻底统合进来被从文化上看作发展、经济进步、消除文盲和社会整合。而实际上并非如此。圈地运动的目标可能更多的是使他们的经济活动成为可见、可征税、可估价和可征用的，而不是提高他们的生产能力。如果不能达到这个目标，就会迫使他们采取可以达到这些目标的生产方式。在所有可能的地方，国家已经强迫移动的游耕民在固定的村庄中定居下来。他们试图用封闭的公共产权（closed common property），包括集体农场，特别是自由经济下的个人永久业权（freehold），代替开放的土地公共产权（open common-property）。他们已经将木材和矿业资源控制为国家资产（national patrimony）。只要可能，他们就鼓励用种植单一经济作物的种植园式农业取代原有普遍种植多种作物的耕作方式。“圈地运动”这个词用在这里恰如其分，这几乎是1761年以后英国持续了一个世纪的圈地运动的翻版，结果一半的英国公共耕地被侵吞以支持大型私有的商业化生产。
星火集体农庄，新中国第一个集体农庄，成立于1951年2月11日。[图源：hlj.ifeng.com]如果我们从最广泛的历史角度去看，大规模圈地运动的与众不同和革命的一面是很明显的。在最早的中国和埃及，以及后来的旃陀罗笈多（Chandra-Gupta）印度、古希腊和罗马共和国，人口数量都不多。它们所占据的地区只是世界的一小部分，其臣民在世界人口中所占比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在东南亚大陆，第一个国家是在5、6世纪才出现的，在历史书籍中它们占有很大篇幅，但是它们对其地域和人民的影响都很小。这些小的统治权力中心由护城河和城墙围绕，周边是一些为其纳贡的小村庄。这些权力等级上的小节点是不稳定和地域狭小的。在那些尚未被考古遗址和国家中心的历史所迷惑的人眼中，景观完全属于边陲地区，没有中心。几乎所有的人口都在统治中心的范围之外。尽管这些国家中心很小，但它们具有杰出策略和军事优势，有能力将人力和食物集中在一起。在固定农田中的灌溉稻作农业是其关键。作为新的政治形式，稻作国家只是将原来无国家的人民集中在一起。一些臣民无疑被贸易、财富机会和宫廷中心所提供的社会地位吸引，但其他的人，而且肯定是大多数人，则是战场上俘获或从奴隶贩子手里买来的战俘或奴隶。这些小国的所谓“野蛮边陲”至少从两个角度上看是关键的资源。首先，它是稻作国家赖以繁荣的许多重要贸易物资和林产品的来源。其次，也是最重要的贸易物资，即由俘虏所形成的人力资本的来源，人力是任何成功的国家都需要的。我们所了解的古典国家，如埃及、希腊和罗马，以及早期的高棉、泰国和缅甸，其臣民多是不自由的奴隶、俘虏，以及他们的后代。围绕着这些小国有很多尚未被统治的边陲地带，这构成了挑战和威胁。它们是逃亡者和不断迁移人的家园，这些人的生存方式，包括釆集、狩猎、轮耕、打鱼和放牧，使国家很难向他们征收赋税。他们生计的多样性、易变性和移动性意味着，对于与定居农业相适应的农业国家来说，这些尚未被统治的景观及其人民是财政收入的贫瘠之地。再者，除非他们愿意从事贸易，否则他们的生产活动因为下面的原因而难以接近。各地早期国家几乎都是可耕作的平原或高原的产物，从国家的角度看，大量尚未被统治的人口则处于边远难以到达的区域：山区、泥地、沼泽、干旱草原和沙漠。即使有些时候他们的产品从理论上说也可能被政府征用，但由于位置分散和交通的困难，他们成功地居于统治之外。两个区域之间在生态上是互补的，是天然的贸易伙伴，但是贸易很少是被迫的，而往往釆取自愿交换的方式。对于早期国家的精英来说，那些经常被看作“野蛮部落”的边陲地区也是潜在的威胁。像蒙古人和匈族（Huns）人，奥斯曼和他的征服队伍那样，武装起来的游牧民族或者占领并摧毁国家，或取而代之，这类事情尽管很少发生，但是让人印象深刻。比较经常出现的是，那些不被国家统治的人民发现抢劫那些从属于国家的农业社区定居点更容易，他们有时也会像国家一样系统地征收贡金。国家为了“容易征收”而鼓励定居农业，抢劫者也发现定居点是很好的征收贡金的地方。尚未被统治的边陲地区之所以成为主要而持续的威胁在于它对国家之内的人形成了持续的诱惑，构成一种可选择的替代生活。一个新国家的建立者往往从前任的占据者那里夺取耕地，原有的居民或被统合，或选择离开。也许可以说那些选择离开的人是第一批逃离国家权力的难民，他们加入到国家统治区域之外的人群中。当国家范围不断扩大时，其他人也会面临同样的两难境地。当国家弥漫在所有地方，无可逃避的时候，人们很容易忘记，历史上有很长时期人们可以选择生活在国家之内或之外，或者在中间地带，在条件允许的时候，也可以改变其生活区域。一个富裕且和平的国家中心可能吸引越来越多认识其利益的人。这当然符合标准和文明的叙述，在这种叙述中，粗鲁的野蛮人为国王的和平和公正所带来的富饶所诱惑。世界上多数的拯救宗教中都有类似的叙述，当然也包括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图为霍布斯于1651年出版的《利维坦》一书的封面，图中巨人象征主权者，剑象征暴力，权杖象征权力及其合法性，该图展现了近代西方人对国家形象的想象。[图源：Wikipedia]这样的叙述忽视了两个重要的事实。首先，我们已经注意到，早期国家的许多人口，如果不是大部分的话，都是不自由的，他们是被强制的臣民。第二个事实就是国家的臣民经常逃离，这看来与标准的有关文明的叙述很难相容。从定义上就可以知道，居住于国家之中意味着赋税、征募、徭役，以及多数情况下的被奴役状态，这种状态构成国家战略和军事优势的核心。一旦这些负担变得过于沉重，臣民立即会迁移到边陲地区或其他国家。在前现代化条件下，拥挤的人口、驯养的牲畜、高度依赖单一粮食作物对人类和作物的健康都产生了影响，饥荒和传染病很容易发生。最终，早期国家成为战争机器，同时，它又导致臣民因为逃避征募、入侵和抢劫而外流。因此，早期国家挤出和吸引人口都很快，而且经常在国家因战争、干旱、瘟疫和伴随王位传承所导致的国内战争而崩溃的时候，其人口也会大量外流。国家并非建立以后就长久不衰，大量有关国家中心的考古发现表明这些国家都曾短暂地繁荣，接下来因战争、瘟疫、饥荒或生态崩溃而衰败，国家的历史有兴有衰，不可能一直持续。在长期历史上，人民不断进入或离开国家，“国家性”（stateness）本身就是循环和可逆的。在长期的国家建立和灭亡的过程中产生了边陲地区，那里是由从国家逃离出去的人和那些从未被国家统治的人所构成的。许多国家的边陲区域都成为避难所或者碎裂带（shatter zone），在那里，国家构成和国家间斗争中逃离的人群一点点聚集起来，形成了让人眼花缭乱、语言和族群都很复杂的地区。国家的扩张和覆灭还有一个齿轮效应，逃亡的臣民会迫使他们前面的人群向前寻找新的安全地方。东南亚的山区实际就是碎裂带。中国西南的云南省被称为“人类种族博物馆”就反映了其迁移的历史。只要是在国家、帝国、奴隶贸易、战争，以及自然灾害等的影响不断扩大，并迫使大量人口逃往边远地区寻求避难的地方就可以发现碎裂带，不论是亚马逊还是拉丁美洲高原（安第斯山地的高原农区和国家是个例外），以及非洲高原未被奴隶贩子进入的走廊、巴尔干和高加索。碎裂带的明显特点就是其地理上的相对难于进入和非常多样的方言和文化。上面关于边陲地区的解释与大多数文明自我讲述的官方故事完全不同。在那些故事中，这个过程被描述为落后、幼稚，甚至可能是野蛮的人群逐步被统合到先进、高级和繁荣的社会和文化中。假使这些野蛮人是做了政治选择来保持与国家的距离，而不是被征服，那么一个新的政治形式出现了。这些尚未被统治的边陲地带的许多，甚至是大部分居民并非以往社会组成的残留，或者如东南亚一些低地民间传说所说的，是“我们的活祖先”。有意地将自己放到国家边陲的人们有时会被不恰当地称为次级原始主义。他们的生存法则、他们的社会组织、他们地理上的分散，以及他们文化中的许多因素都不是人类所遗留的原始特征，而是被精心设计以阻止他们被统合进附近的国家，或者避免在他们内部产生国家一样高度集中的权力。他们的实践，也包括他们的意识形态，完全是为了逃避已有的国家和预防可能出现的国家。换句话说，他们是“国家作用的结果”（state effect）。他们是“有意的野蛮”（barbarians by design）。他们在摆脱政治上被统治的同时，还与低地的中心地区保持了繁忙和互利的贸易。一旦我们考虑到“野蛮人”可能并非是早期存在的遗留物，而是为了保持自主而主动选择了他们的地点、生存方式和社会结构，那么社会进化的文明故事就会彻底地崩溃。历史的文明发展序列，也就是从采集到刀耕火种（或者放牧）到定居农业和灌溉稻作农业，或者与此类似的另一种序列，即从森林中的流动点到清理出来的林间空地，到小的定居点，一直到村庄和城镇，直到城市商业中心，这些假设支持了谷地国家的优越感。如果这些被想象出来的不同“阶段”事实上都只是一系列社会选择的结果，代表了与国家之间特定的相对位置关系，那么情况会怎样？同时，如果在多数时间段，许多人群都策略地选择转移到所谓的“原始”状态以保持与国家的距离，情况又该如何？从这个角度看，谷地国家的文明话语，以及不久前社会进化论的理论家，只是将国家统治状态与文明、将自我治理的人民与原始状态相混淆，并由此导致了自我膨胀。贯穿我这本著作始终的逻辑将从根本上颠覆上述逻辑。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山民被污名化的特征——处于边缘地带的位置，地理流动性，游耕农业，灵活的社会结构，宗教上的异质性，平等主义，甚至没有文字，以及口头文化——完全不是文明所遗留的原始印记，我们最好用长远观点把它们看作是精心设计的，可以同时逃避被国家统治和自我生成国家。换句话说，这些特征表现了无国家的人民对有国家世界的适应，有国家的世界既是诱人的，也是有威胁的。直到近几个世纪之前，逃避国家一直是一个切实的选择。在数千年前，人们都居于国家结构之外，生活在松散的帝国统治，或者各自为营的统治权力之下。现在这种选择正在迅速消失。一个关于无国家的人民与国家之间权力平衡的非常概要和简略的历史会有助于理解在过去的千年中，可供操作的空间是如何被迅速压缩的。这个空间压缩故事的中心是国家与定居农业的永久结合。在固定耕地上种植农作物受到国家的鼓励，并且历史地成为国家权力的基础。反过来定居农业也导致了土地的产权、父权制家庭企业的产生，以及同样受到国家鼓励的对大家庭的重视。从这个角度看，如果没有瘟疫和饥荒的影响，谷物种植业内在的膨胀将带来大量剩余人口，这些人必然会移动到新的地区进行殖民。从长远的角度看，谷物种植农业是“游动”和侵略性的，不断地复制自己。正像休•布罗迪（Hugh Brody）所注意到的，与“稳定的定居者”相比较，采集人和猎民更依赖单一区域，人口也更稳定。通过殖民主义和白种人殖民地所形成的欧洲权力的大幅度扩张代表了定居农业的扩张。在“新欧洲”（neo-Europe），如北美、澳大利亚、阿根廷，以及新西兰，欧洲人尽可能地在新的地方复制了他们所熟悉的农业。在那些已经产生建立在定居农业基础上的国家的地方，欧洲人取代了当地的领主成为新的统治者，像其前任一样，他们也同样征税鼓励农业，只是更高效。对于其他的生存模式，除了它们提供有价值的贸易物资（比如皮毛）以外，从财政角度都被认为是没有价值的。因此，釆集者、猎民、轮耕的农民，以及牧民则被忽视或遗忘，或者被从可开垦的耕地赶到荒地上。然而，到18世纪末期，尽管无国家的人口在世界上已经不占优势，但他们还占据了世界上大部分的土地面积——林地、裸露的山地、草原、沙漠、极地、沼泽，以及难以到达的边陲地区。到现在为止，这些地区仍然是那些因各种原因逃避国家人的潜在庇护所。在草地上狩猎的印第安人 [图源：baike.baidu.com]总的来说，这些无国家的人很难被纳入到雇佣劳动或定居农业这样具有财政清晰性的经济中。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可以享受贸易的好处，却没有国家臣民的苦差、被统治和被限制流动，“文明”对他们没有任何吸引力。无国家人民的广泛反抗直接在大西洋和印度洋沿岸以及东南亚创造了一个奴隶的黄金时代。从我们这里所釆用的观点来看，大量人口被强制从生产和劳动都不清晰且不可能被征用的环境下搬迁到可以种植经济作物（茶、棉花、糖、靛蓝和咖啡）的殖民地或种植园中，这将增加地主的收益和国家的财政能力。圈地运动的第一步需要釆取占领和俘获，从而可以将他们从更为自治（也更为健康！）的无国家地区迁移到可以征用其劳动力的地区。这些巨量的圈地运动的最后两步发生在19世纪的欧洲和主要是20世纪的东南亚。在那里，国家与边陲的关系变化非常剧烈，大大超出了我这里所讲述的故事。在最后这个时期，“圈地运动”已经主要不是将人口从无国家的区域转移到国家控制区域，而是将边陲地区直接进行殖民化，将其变为可以完全控制、财政富裕的地方。其内在的逻辑，从未被彻底实现过，就是完全消除无国家的空间。依靠缩短空间距离的技术（全天候的道路、桥梁、铁路、飞机、现代武器、电报、电话，以及包括全球定位系统在内的现代信息技术），这一帝国主义计划是如此空前，其动力也不同以往，因此我这里的分析对比如说1950年以后的东南亚不再适用。现代国家政体的概念和成熟资本主义对资源的需求共同导致了最后圈地运动的出现。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有证据表明，作为标准和完全排他的政体，民族国家对无国家的人群是充满敌意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的权力在理论上就是将其垄断的强制力全部投入至其统治区域的边缘。在那里，它必然会遇到另外一个投注控制到共同的相邻边界的主权力量。理论上来说，大面积没有主权的地域或相互抵消的弱主权会消失，同时不受特定主权制约的人群也不再存在。实际上，大多数民族国家至少在它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试图实现这一图景：建立武装边防哨所、将忠于国家的人口迁移到边界地区，将“不忠于”的人搬迁或赶走，清理边疆地区的土地用于定居农业，修建到达边界的道路，将逃亡人群登记注册。这一主权概念后接踵而来的是原来被忽略，似乎毫无用途的疆域，也就是那些无国家人被贬黜的地方，对于成熟资本主义所具有的巨大经济价值突然被意识到了。它们蕴藏了许多有价值的资源——石油、铁矿石、铜、铅、木材、铀、铝矶土、航空和电子产业所需要的稀有金属，以及水电、生物勘察（bioprospecting）区域和保护区——在很多时候，上述这些资源都是国家财政收入的基础。这些地方的白银、黄金和宝石矿藏，还有奴隶，早就引起了人们的觊觎，现在则成为新淘金潮的目标。现在有更多的理由要将国家的权力投入到这些未被统治的边缘地区，将当地居民紧紧地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占领和控制国家的边缘地区还包含了文化政策。沿东南亚大陆国家边界分布的边缘地区所居住的人口与国家中心区域占统治地位的人口往往有不同的语言和文化。很明显，他们杂乱地分散在边疆地区，产生多种不同的认同，有些关注民族统一，有些关注民族分离。软弱的谷地国家在没有选择的时候，也会允许，或者说是容忍他们某些程度的自治。但只要可能，他们就会试图将这些人群置于他们日常的管理之下，鼓励甚至坚持使他们与国家核心区域的大多数人口保持语言、文化和宗教的结盟。在泰国，这意味鼓励拉祜（Lahu）等少数民族变成君主政体下的说泰语、识字的佛教徒。在缅甸，这意味着将克伦族（Karen）人变成效忠军政府的讲缅甸语的佛教徒。与经济、管理和文化上的同化政策相平行的是人口压力和自觉安排双重驱动所产生的吞噬（engulfment）政策。大量渴望土地的人口从平原迁移或被迁移到山区。他们在这里复制谷地的居住模式和定居农业，逐渐地，他们的人口超过那些分散居住并且人口稀少的山地人。1950到1960年代越南的一系列移民运动清楚地表明了强制定居和吞噬政策的结合：“游牧民定居运动"（Campaign to Sedentarize the Nomads），“固定耕作和固定居住运动”（Campaign for Fixed Cultivation and Fixed Residence），“冲击山地运动”（Storm the Hills Campaign），以及“用火炬照亮山地运动"（Clear the Hills by Torchlight Campaign）。这些相对自主和自治社区的减少（reduction）和标准化是一个有着长久历史渊源的文化过程，成为东南亚大陆任何一个大国历史自觉中不可或缺的主题。在越南官方的描述中，“向南方的迈进”（march to the south）——向湄公河和跨越巴塞三角洲（Bassac Deltas）——尽管看起来似乎是历史过程的描述，但却被错误地看成与国家的解放战争一样重要。缅甸和泰国也有大量的人口迁移，即从曼德勒（Mandalay）、阿犹他亚（Ayutthaya），以及现在的河内等北部历史上的核心地区分别向伊洛瓦底江、湄南河、湄公河三角洲迁移。西贡（过去被称为胡志明市）、仰光、曼谷这些巨大的港口城市早期都是服务于这些曾经的边疆、三角洲和内陆地区，随着人口增加，成为统治早期内陆的首府城市。1960年代的西贡 [图源：people.com.cn]广为人知的内部殖民主义恰当地描述了这一过程。这个过程包括了吸收（absorption）、替代（displacement）和/或者消除原有的当地人。这个过程还包括了植物学的殖民主义，通过森林釆伐、沼泽排水、灌溉和修建防洪堤，景观被改变为适合种植作物与定居，还被纳入国家和殖民主义者所熟悉的管理系统。我们只有将这个过程看作对所有地方性内容的简约化，包括地方的语言，少数民族人口，当地耕作技术，当地的土地制度，当地的狩猎、釆集和林业技术，当地的宗教等，才能评价其殖民化的效果。在实施这一过程的国家官员看来，这些努力是把文明和进步带到边陲地区，而进步则表现为包括汉族、京族、缅甸人和泰人在内的占主导地位族群的语言、农业和宗教实践的侵入和繁殖。东南亚大陆所保留的自我治理的人群和空间都在急剧减少。我们将主要集中讨论东南亚大陆的山地人群（他们经常被错误地称为部落），特别是缅甸的人。我要澄清无国家空间这样一个别扭的词汇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它并非简单地等同于山地或高海拔地区。与集中的谷物生产相联系的国家一般都是产生于耕地面积广阔的地区。在东南亚大陆，这样的农业生态一般都分布在低海拔地区，从而使我们可以谈论“谷地国家”和“山地人群”。其他地方，比如安第斯山区，传统耕作条件下容易耕作的土地都分布在高海拔地区，从而呈现出不同的状况：国家在山上，而无国家的空间则分布在潮湿的山下低地。所以最关键的变量不是地理高度本身，而是集中的谷物生产的可能。无国家的空间则相反，它们往往位于那些存在巨大的地理困难，因而国家很难建立和维持其权威的地方。明朝的某位皇帝在描述其王国西南省份的时候就有类似的想法：“道路漫长且危险，高山河流成为巨大的障碍，风俗习惯迥异。”沼泽、泥塘、红树海岸、沙漠、火山边缘，甚至茫茫大海，像东南亚几大河流不断扩大和变化的三角洲一样具有同样的作用。这些地方是困难并难以进入的疆域，不管海拔高度如何，都阻碍了国家的统治。我们将在后面更详细地看到，这些地区经常成为那些反抗或逃离国家的人群的避难天堂。伟大的山地王国，也叫赞米亚；或者东南亚大陆的边疆地区世界上仍然存在的最大无国家空间之一，如果不是唯一最大的，那就是被称为东南亚山地的巨大高地，近年来则被称为赞米亚。这一分布在东南亚大陆和中国、印度、孟加拉等国边疆的巨大山地区域延展出差不多250万平方公里，几乎相当于整个欧洲的面积。作为第一批将这一山区及其人民作为单独研究对象的学者之一，让•米肖（Jean Michaud）追踪了其范围：“从北到南，它包括了四川的南部和西部，贵州和云南的全境，广西的西部和北部，广东西部，缅甸北部的大部分地区，以及与之接壤的印度最东部（北部）地区，泰国北部和西部，老挝位于湄公河谷之上的所有地区，沿安南山脉（Annamese Cordillera）的越南北部和中部地区，柬埔寨的北部和东部边疆地区。”粗略地计算，赞米亚仅少数民族人口就有差不多800到1000万。其人群被分成数以百计的族群，至少有5种语系，几乎无法将他们简单地进行归类。如果不是延伸了8个民族国家，分布在海拔200或300米到4000米的赞米亚可以被看作是东南亚的阿巴拉契亚山区。也许更适当的类比是处于德国、法国和意大利边缘之间的山地王国瑞士，它自身也成为一个民族国家。如果借用欧内斯特•盖尔纳论述阿特拉斯山高地（High Atlas Mountains）柏柏尔人的精辟语言来说，这一巨大的山地可以被看作“一个分布广泛的没有布谷鸟钟表的瑞士”。与山地民族国家不同，这一地带位于各国的边疆，远离它所穿过的国家主要人口中心。几乎从所有方面看，赞米亚都是边缘的地区。远离经济活动中心，横跨在8个民族国家和诸多宗教传统和宇宙观的结合带上。历史上的学术研究主要围绕着古典的国家和它们的文化核心，最近则围绕着民族国家，他们都缺少必要的工具从整体上来考察这一高原地带。已经有了一批先行者，他们认为这些不断积累的民族国家“碎片”使人们可以将之作为一个特殊区域研究，威利姆•范•申德尔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他比其他人走得更远，专门给这个地区一个名字：赞米亚。这个词汇在印度—孟加拉—缅甸交界的区域使用藏缅语系的高地居民中是很通行的。确切地说，赞（Zo）是一个表示关系的词，意思是“遥远”的，隐含着生活在山上的意思；米（Mi）的意思是人民。在东南亚的各地，米赞（Mi-zo）或者赞米（Zo-mi）都指的是边远的山地人，与此同时，每一个特定的地理生态区位（niche）都被赋予了不同的民族标志。尽管威利姆•范•申德尔将赞米亚的边界大胆地扩展到了阿富汗甚至更远，但是我将这个概念限定在从印度北部的那伽（Naga）和米赞（Mizo）山区及孟加拉吉大港山区（Chittagong Hill Tracts）—直向东延伸的山地。赞米亚范围示意图，包括四川南部、西部，贵州、云南全境，广西西部及北部，广东西部，缅甸北部的大部分地区，以及与之接壤的印度最东部（北部）地区，泰国北部和西部，老挝位于湄公河谷之上的所有地区，沿安南山脉的越南北部和中部地区，柬埔寨的北部和东部边疆地区。[图源:medium.com]如果粗略地看上一眼，赞米亚并不像一个可以作为研究对象的特殊地区。将一个地理上的区域（geographical area）称为一个地区（region）需要有共同的文化特征，从而使它与其邻近地区相区别。按照这样的思路，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可以表明，环地中海的沿海社会可以构成一个地区，因为那里有长时间和密切的商业和文化联系。比如威尼斯和伊斯坦布尔之间虽有政治和宗教的隔阂，但是它们都属于那个有明显交流和相互影响的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安东尼•雷德（Anthony Reid）更有力地表明，在航运繁忙的东南亚，巽他大陆架（Sunda Shelf）就是这样一个地区，在任何时候，这里的贸易和迁移都比地中海更容易。在所有这些例子背后所蕴含的形成地区的规律就是，在现代化之前的世界，水，特别是平静的水可以把人们联系起来，而山，特别是峻峭的高山会把人分隔。直到1740年，从南安普顿（Southampton）航海到好望角比从伦敦乘驿站马车到爱丁堡所需要的时间更短。按照这种标准，多山的赞米亚看起来似乎与地区的概念正相反，差异，而不是一致性成为这个地区的标志。在数百公里长的山区，人们可以发现远比低地河谷更多的文化差异性，表现在语言、服饰、居住方式、民族认同、经济活动，以及宗教活动等等方面。赞米亚的文化差异可能并没有像四分五裂的新几内亚那样巨大，但是其如马赛克一般复杂的民族和语言还是给民族学家和历史学家出了一个令人困惑的难题，更别说那些潜在的统治者了。正像这个区域的特征一样，在这里工作的学者也是分散和相互隔绝的。然而我要阐明，赞米亚不仅绝对有资格成为地区，而且要说明，如果不能理解赞米亚在谷地国家的形成和消亡中的作用，就不可能充分地解释谷地国家。山地与谷地的关系是辩证和共存的，表面上是对抗的，但是实际上深深地联系在一起，我相信，这是理解东南亚国家历史变迁最基础的出发点。山地所共享的物理和社会空间使它们与人口稠密的低地中心形成了鲜明的区别。山地的人口比谷地更分散，文化更多样。地形地势的困难和相对的隔绝在许多世纪中促成了众多语言、方言、着装和文化习惯的“进化生成"（speciation）。谷地往往普遍种植单一的水稻，而大量森林资源和开放（open）的陡坡地都使得山地可以比谷地有更多样的生存方式。游耕（或者刀耕火种）需要更多的土地、清理开发新的耕地和有时转移住地，这在山地更为流行。作为一般的规律，与等级和法律森严的谷地社会相比，山地的社会结构更灵活和更平等。混杂的认同、迁徙和社会流动性是许多边疆社会的共同特征。早期的殖民官员在清点他们在山地的新财产时经常对他们所看到的同一个小村庄中居住着不同人群感到不解。山地人可以讲三四种语言，有时甚至在一代人的时间内，个人和群体的族群认同就会发生变化。地方官员希望像林奈的植物分类一样将人也进行分类，但是那些人总在不断流动，不肯定居下来，这使地方官员无所适从。然而的确能使那些明显的混乱认同状态有规律可循，那就是他们的居住地与海拔高度相关。正像爱德蒙•利奇最早建议的，如果不是从高空气球上看赞米亚，而是水平地看，也就是从地形学的侧切面看，就可以看到其秩序。在任何特定的景观中，特定的人群都会定居在一个狭长水平带上，开发这一特定生活带的农业经济机会。比如果雄族倾向于居住在海拔很高的地方（在1000到1800米之间），种植玉米、鸦片、粟等适合这个高度的作物。如果从高空气球往下看，或者在地图上，他们像是随机分布的小斑点，那是因为他们只占据了山顶，把山腰坡地和中间的谷地留给了其他人群。只占据山地的特定高度和位置造成了散落的居所。然而远距离的旅行、婚姻联盟、相似的生存模式和文化的连续性都促进了超越距离的强烈认同。尽管被分隔在数千公里之外，但是可以看到沿云南——泰国边境的“阿卡”（Akha）人与越南北部红河上游河段的“哈尼”（Hani）人有共同文化。他们之间的相似之处很多，远比与那些30-40公里之外的谷地居民的共同之处多。赞米亚被联系在一起，成为一个地区，不是因为政治上的联合，这根本不存在。其相似的模式在于其多样的山地农业、分散的居住和迁徙，以及贫困的平均主义，与此相关，这里的妇女地位比谷地妇女地位高。与相邻的低地地区不同，具代表性的赞米亚特征是其相对的无国家。当然历史上这些山地曾有国家，这里的高原面积广大肥沃，有许多横跨大陆的贸易枢纽，这些都使国家的产生成为可能，南诏、景栋（Kengtung）、南（Nan）和兰纳（Lan-na）是其中比较著名的。但它们是特殊的，并不普遍。公平地说，在山地有大量建设国家的计划，但很少获得成功。那些确实突破重重困难成功建立的王国，也只是在普遍危机的情况下存在了比较短的时间。除此之外，与谷地不同，山地既不向君主交税，也不向永久的国教缴纳固定的“十一税”。他们是由采集者和山地农民构成的相对自由的无国家人群。由于赞米亚地处低地国家中心的边缘，从而保持了相对的隔绝，以及隔绝所带来的自主。延伸于各国边界之间，身处多个国家主权的相互竞争中，赞米亚的人民可以享有许多利益，包括私运物资、走私违禁品、种植鸦片，以及“边界地区小权势”，从而保持微妙和紧张的半独立状态。我认为更可信也更准确的对赞米亚山民政治状况的描述是他们积极地抵制被统合到古典国家、殖民国家，乃至独立的民族国家的框架内。它们除了获得远离国家权力中心的利益以外，大部分赞米亚“都抵制了他们所从属的国家的民族认同（nation-building）和国家建设（state-making）”。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独立，赞米亚变成了分离主义运动、保护本土权利斗争和千年暴乱、地方平等主义、与低地国家武装对抗的大本营，这种抵制变得尤其显著。但是抵抗有更深层的原因。在前殖民地时期，从山地人拒绝低地的文化模式和低地人流亡到山地寻求庇护中可以看到这种抵抗。在殖民时代，山地的政治和文化自治被欧洲殖民主义者所强化，对于他们来说，单独管理下的山地提供了对殖民统治心怀不满的低地大多数人的制衡。这种经典的分而治之政策的效果之一就是山民在反对殖民主义运动中作用很小或没有作用，有时甚至成为反殖民运动的对抗者。好的情况下，他们保留在民族国家的边缘地带；坏的情况下，他们成为威胁独立的第五纵队。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独立后的低地国家通过多种方式将其权威扩展到山地，包括军事占领、反对刀耕火种的运动、强制移民、鼓励低地居民迁移到山地，改变其宗教信仰，以及修建作为空间征服工具的道路、桥梁，架设电话线等，还有扩展政府管理范围和推广低地文化方式的发展项目。无论如何，山地并非仅仅是政治抵制的空间，同时也是文化拒绝的区域。如果只是政治权威的原因，人们也许会期望除了地理高度和由此导致的分散居住格局以外，山地社会在文化上与谷地相似。但是山民在文化上、宗教上或语言上与谷地中心区域的居民不同。直到不久以前，欧洲的历史上一直存在着山区与平原的文化差异。在赞许地引用德•托特男爵（Baron de Tott）所说的“最陡峭的地区是自由的庇护所”的时候，费尔南•布罗代尔已经阐明了山地的政治自主。但是他的结论有些过头，他坚信平原和山地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界限。他写道：“大山统治了另外一个与文明相分离的世界，而文明是城市和低地的成就。它们几乎没有历史，它们总处在伟大的文明浪潮的边缘，即使持续时间最长的文明。文明在水平的方向上可以扩展到很远距离，但是在面对数百米垂直障碍的时候，它们是完全没有能力跨越的。”布罗代尔只是重复了14世纪阿拉伯伟大哲学家伊本•卡尔顿（Ibn Khaldun）早已有的观点，他注意到，“阿拉伯只能控制平坦的区域”，但无法跟踪躲在山上的部落。布罗代尔的文明不能上山的结论可以与奥立弗•沃特斯（Oliver Wolters）有关东南亚前殖民时代的相似结论做一个比较。这是转引自保罗•惠特利（Paul Wheatley）的话：“大量人口生活在边远的高地，处于有历史记录的中心地区之外。曼陀罗（mandalas）［文明和权力的闹市中心］是低地特有的现象，在那些地方，地理条件支持了政府的控制（under-government）。鲍尔•惠特利所说的‘500米之外，就听不到梵文了'就是这个意思。”研究东南亚的学者不断吃惊于只能在很狭窄的地带内产生文化和政治影响，特别是在海拔高度上。保罗•穆斯（Paul Mus）在其有关越南的作品中回应惠特利时提到，在越南人口和文化的扩张中，“这种族群的优势在高地国家城堡的脚下就停止了”。与上述所引用的布罗代尔相似，以对中国北方边疆研究著称的欧文•拉铁摩尔也指出，印度和中国的文明在平原地区可以流传甚广，但是遇到陡峭的山地就会感到筋疲力尽：“这种同一层面的扩展，带着在低地流传甚广的古代文明的影响，远远地到达中国之外，进入到了印度支那半岛、泰国和缅甸，那里集中了农业和大城市，但是并没有达到海拔较高的地方。”尽管赞米亚语言非常多样，但是通常来说，山地所讲的语言与平原所讲的语言区别很大。而且山地的亲属关系与低地截然不同，至少从正式制度看。爱德蒙•利奇了解这点，所以才会将山地社会的特点归纳为追随“中国模式”，而低地社会是追随“印度”或梵语（Sanskritic）的模式。一般来说，山地社会与谷地社会有系统化的区别。山地人倾向于相信万物有灵论，或者在20世纪接受了基督教，他们不会追随低地人崇信救赎宗教的“大传统”（great tradition，特别是佛教和伊斯兰教）。有时他们也会包容谷地邻居的“世界宗教”，但是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却带着某种程度的异端和千年狂热，这使谷地精英感到威胁而不是放心。山地社会也有生产的剩余，但是他们没有用这些剩余去支持国王或和尚。由于缺少大规模、持久和吸收剩余的宗教和政治机构，所以在山地的社会学金字塔比谷地社会更扁平和地方化。如同谷地一样，山地社会也存在大量地位和财富的差异，但是区别在于，在谷地，这些差别是超越地方性和持久的，而在山地，这种差异是不稳定并被限定在特定区域。山地社会的这种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模糊了政治结构的差异。这种差异完全不是“族群性”所导致的，尽管有些人群，如拉祜、克木人（Khmu）、阿卡族（Akha），看起来内部更平等和权力分散。但是也经常看到与这种特点完全不同的族群。比如克伦族、克钦族、钦族、果雄族、瑶族/绵族，以及佤族等，既有相对等级分明的亚群体，也有相对权力分散和平等的亚群体。在不同时间，等级制和集权的程度是不一样的，这既令人惊异也很重要。根据我的理解，这种差异的产生主要是山地社会对国家构成的模仿。也就是为了掠夺奴隶和向低地社区征收贡品而形成的短期战争联盟或是“掠夺性资本主义”（booty-capitalism）。当山地群体与谷地王国形成进贡关系的时候——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政治的统合或必然的从属——这可能只是控制利益丰厚的贸易通道或保障进入某些利益丰厚市场特权的权宜之计。如果从君主政体外形和言辞而言，他们的政治结构无一例外都是模仿的，但他们缺少其核心的内容：纳税的臣民、直接控制的地方机构，以及常设的军队。山地的政权形式几乎都是一样的再分配和竞争的盛宴体制（feasting system），是和它们所能提供的利益相联系的。如果它们有时表现出一些集权特征的时候，那也是像巴菲尔德（Thomas J. Barfield）在研究游牧社会时所说的“影子帝国”（shadow-empires），是在帝国边缘为方便垄断贸易和抢劫而生的边缘掠夺者。它们是典型的寄生者，当其所依附的帝国解体的时候，它们也同样解体。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赞米亚并非仅仅是抵抗谷地国家的地区，而且还是逃难的地方。我所说的“逃难”是指大部分山民是在1500多年中来到这里以逃避谷地国家政权建设所带给他们的各种磨难。他们远不是被谷地文明进步所“遗弃”，而是经过长时间努力，自我选择了将自己置于国家的控制范围之外。如果这样来看，让•米肖已经指出，山地游牧（nomadism）可以被看作“逃避和生存的策略”，19世纪后半叶中国中部和西南地区规模空前的一系列反叛可以被看作数百万难民逃向南部边远山地的过程。他支持这种观点，从历史上看，赞米亚最好被看作逃避国家，特别是汉族国家的避免所。“公平地说，”他下结论说，“过去的500年中，从中国迁移到高地的人口，至少部分是被其强大的邻居入侵将他们从家园中推出来的，特别是汉族的扩张。”有关汉族扩张和由此引发的移民外逃之间冲突的详细和清晰的文献从明朝早期（1368年）以后就很丰富，到了清代就更多了。因为民族和政治标识灵活多变，得到早期文献比较困难而且经常是含糊不清的。比较普遍的模式似乎是这样的：当中国国家控制区域逐渐扩大，那些处于扩张点上的人或者被吸收（及时地变成汉族人），或者是迁移，经常是在反抗失败以后迁移。那些离开的人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是通过迁移实现了“自我边缘化”，从而成为一个独特的社会。这个过程被不断重复，由逃难者组成的文化复杂的区域在国家的内地不断延伸。马思中（Fiskesjö）相信，“这个地区中各种无国家人群的历史”可以被书写为两个不同的部分，一个是长期居住的山民（比如佤族），另一个则是努力逃亡到那里的人群：“在那些逃离（中国国家权力控制区）的人中，我们发现许多人使用藏缅语系的族群语言（拉祜族、哈尼族、阿卡族等），以及讲苗语、果雄语和其他语言的人群……他们被描述成‘带着失败的遗产’离开中国的‘山地部落’，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失败使他们进入到现在泰国、缅甸、老挝和越南的北方，在那里，他们至今仍被称为后来者（newcomer）。”在这些地区，由于处于国家直接统治之外，因此免除了税负、徭役、兵役，以及人口集中和单一作物品种所带来的瘟疫和作物歉收，这些族群有了相对的自由和安全。在那里，他们从事着我所称的逃避农业（escape agriculture）：为了阻止国家征收而设计出来的耕作方式。甚至其社会结构也可以被称为逃避的社会结构，因为这种社会结构被设计成有助于分散和自主，避免成为国家的附属。山地社会中的语言和族群的多变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社会资源，与不断变化的认同形式相配合，从而使其适应不断变化的权利组合。赞米亚人一般来说不仅仅在语言和族群方面是多变的，而且特别愿意追随在他们之中所产生的个人魅力型领袖。他们可以产生几乎突然的社会变迁，在他们所信奉先知的召唤下，可以放弃他们的农田和房屋，参与或形成新的社区。他们“迅速变化”的能力最能代表他们逃避的社会结构。山地居民都不识字也可以做同样的解释。事实上，在山地人的传说中，他们原来有文字，或者丢失了，或者被偷了。如果考虑到口头历史比文字历史和谱系有更强的可塑性，至少丢弃文字和书写的文本可以被看作多少是有意地适应无国家的状态。概括地说，我认为山地人的历史最好不要被理解为古老过去的残留，而是从低地国家政权建设中“逃亡”（runaways）的历史：如果我们考察更长的历史时期，就会看到这是一个大规模的“逃奴”（Maroon）社会。山地人的许多农业和社会实践可以被看作既能获得与低地交流的经济利益，又能实现逃亡的技术。过去人口还比较稀少的时候，比如在东南亚地区，人口和生产被集中在单一地点就需要某些形式的非自由劳动力。所有东南亚国家无一例外都是奴隶制国家，其中一些甚至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东南亚在前殖民时代的战争很少是为了领±，而是为了尽可能多地得到战俘，并把他们迁移到胜利者所属领土的核心地区。这种现象很普遍，在伯里克利时期的雅典，奴隶人口甚至超出公民的5倍。所有这类国家政权建设计划的结果都是创造一个碎裂带或逃亡区，那些想逃避束缚的人都会逃到那里。这些逃难区构成了直接的“国家效应”（state effect）。赞米亚成为最大和最古老的逃难区，这主要归功于中国国家超前的扩张。这类地区是强制的国家政权建设不可避免的副产品，在每个大陆都存在：它们中的一些将被作为比较案例在后面提及，这里我仅举几个例子，以说明其普遍存在。西班牙在新世界殖民的特征是强制劳动，这带来了土著居民的广泛逃亡，主要是去山区或干旱地区，在那里他们的生活不会受到干扰。语言和族群的多样性，以及有时候为了提高流动性而形成的简单社会结构和生存法则——釆集和轮耕——构成了这些社会的特征。同样的过程在西班牙统治的菲律宾被重复，据说吕宋岛北部山区几乎都是那些逃避马来人捕猎奴隶和西班牙“归化区”的低地菲律宾人。当人们逐渐适应了山地的生态，接下来就会出现种族进化（ethnogenesis），在这之后，高地的菲律宾人就被错误地认为是在史前时期另一次迁徙到岛上的人的后代。1495年哥伦布正式对印第安人实行残酷的贡税制，宣布全岛的印第安人都处于西班牙殖民政府的统治之下，每个成年印第安人都必须向殖民地政府缴纳一定数量的黄金或棉纱作为不被杀死的条件。按照规定，每个年满14周岁的印第安人每3个月就要向殖民地政府缴纳能装满一个“鹰铃”的金沙或金块。图中欧洲人手持的东西就是鹰铃。[图源：zhuanlan.zhihu.com]在俄国许多边疆地区的哥萨克人代表了另外一种引人注目的过程。他们在最初完完全全是来自俄国欧洲部分、聚居在边疆地区的逃亡农奴。在不同的地方，他们逐渐成为不同的哥萨克分支：顿河（顿河河谷）哥萨克，亚速海哥萨克等。在边疆地区，他们学习了邻居鞑靼马背上的习惯，共同使用公共开放草场，后来成为被沙皇、奥斯曼土耳其人和波兰人作为骑兵使用的“一个人群”（a people）。17世纪后期欧洲罗姆人（Roma）与辛提人（Sinti，吉卜赛人）的历史提供了一个让人印象更为深刻的例子。与那些被污名化的流浪人群一起，他们被规定只能从事两种惩罚性的劳役，在地中海盆地是战船上的划桨奴隶，在东北部的普鲁士勃兰登堡则被强征为士兵或军队搬运工。他们聚集在一个狭长的区域内，这里逐渐以“逃亡走廊”（outlaw corridor）著称，即处于两大致命威胁的流域之间的地方。由于早期国家政权建设都伴随着囚禁和奴役，随着奴隶的觉醒、逃跑和形成避难所，作为劳工制度的奴隶制便创造了许多或大或小的“赞米亚”。我们可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叙述西部非洲的高地和边缘地区，在大规模进行奴隶抓捕和贸易的500年中，有数千万奴隶被抓获从事苦役，但这个地方一直比较安全。尽管这里的地形和维持日常生活都很困难，但逃亡区域的人口仍然在不断增加。那些在非洲没有逃脱被捕获为奴隶的人，一旦他们被转运到新世界，也很快逃亡，并在所有有奴隶制的地方创造出逃奴的定居点，包括牙买加著名的高地科克皮特（cockpit）地区；有2万人居住的逃奴社区巴西棕榈城（Palmares）；以及那个半球上最大的逃奴地区苏里南（Surinam）。这还只是3个有代表性的，如果我们将那些小的“避难所”，如沼泽、湿地和河流下游的三角洲都包括进去，那么这个名单会长出许多倍。举几个小的例子，幼发拉底河下游的沼泽地（根据萨达姆•侯赛因的法令被排干了）作为逃避国家控制的避难所已经有两千多年历史了。更小的包括北卡罗来纳州和弗吉尼亚州边界上大迪斯默尔湿地（Great Dismal Swamp），原属于波兰、现在位于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边界的普里佩特沼泽（Pripet Marshes），罗马附近的蓬提安沼泽（Pontian Marshes）（最后被墨索里尼排干），这些都被国家看作逃亡的地方。这类逃亡之地的名单可以很长，至少会像引起逃亡的强制劳役事件一样多。东南亚的山地社会尽管有大量的异质性，但是仍然有很多共同的特征，这些特征将他们与其谷地的邻居明显地区别开。他们形成了历史上的一种逃亡模式，因此即使不是抵抗，也是与谷地处于相对对立的位置。如果我们希望展示的是这样历史的和结构的关系，那么民族国家的框架对我们的分析是没有意义的。对于我们希望考察的大部分时间段来说，民族国家是不存在的，即使后来民族国家参与到游戏中，大部分山地人仍然继续其跨境的生活，就像不存在国家一样。赞米亚概念是要探索一个新的“地区研究”，在这里，划定区域的理由并非基于民族国家的边界（比如老挝），也不是一个战略性概念（如东南亚），而是基于特定生态规律和结构关系，这些都会超越民族国家的边界。如果我们走运的话，“赞米亚研究”的例子将可以激励其他人在其他地方追随这样的试验并不断完善。由于与世隔绝，古典低地王国的历史很可能难于理解或被严重歪曲。低地国家（曼陀罗或现代时期）总是与山地社会共生的。在这里，我是从生物学中借用了共生（symbiosis）的概念，指两个或多或少有密切关系的有机体生活在一起——在这里就是指社会有机体了。这个词汇并不特指，当然我也不希望特指，这种相互的依赖是不是敌对的，甚至是寄生的，或者相互之间是互利的，或协同的（synergistic）。如果没有与低地中心的持续对话，我们不可能写出一部条理清楚的山地历史，同样如果忽视了其山地的边陲，也不可能写出条理清楚的低地中心历史。大体上，大多数山地社会的学者对这个辩证法都很敏感，关注两个社会之间象征性的、经济的和人群往来的深层历史。但是在低地中心区域则不同，甚至最出色的著作也没有涉及这些问题。这种模式并不令人吃惊。将低地的文化和社会看作独立自足的实体（比如“泰国文化”“中国文化”）只是复制了没有反思的学术结构，在这样做的时候只是釆用了低地文化精英自己所希望建立的封闭文化观。但事实是，要理解山地和谷地社会就必须把它们联系起来，我这本书正是试图如此。如果在写作谷地人口中心的历史而不考虑山地，就像写新英格兰殖民地或大西洋中部各州的历史而不考虑美国的边疆地区一样，也像在写作美国南北战争前的奴隶制度但是完全不考虑加拿大的自由及其所具有的吸引力一样。在上述每一个例子中，外部边疆都决定、限制甚至在很多方面直接造成了中心地区可能发生什么事情。如果在解释低地国家的时候忽略了这个维度就不仅仅意味着“遗漏”了山地，而且也忽视了使中心之成为中心的边疆的状况和交流。持续不断地在山地和谷地之间的往返运动，包括运动的原因、模式和结果都将深深吸引我们思考。许多谷地的人都是“前山地（ex-hill）人”，而许多山民也是“前谷地（ex-valley）人”。任何一个方向的移动都不会影响随后的运动。在某种情况下，那些已经脱离国家的群体会在以后试图隶属（或被捕获）这个或那个国家。但在一两个世纪，以后，或者因为他们迁移出来，或者因为所隶属的国家自己崩溃，他们可能又在国家的掌控之外了。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这种变换经常伴随着族群认同的转移。我将对所谓的东南亚大陆山地部落给出一个激进的“建构主义”解释。最好是将他们看作在过去的两千年中迁移到山地的逃亡人口，即使不完全准确，也会最接近事实。逃亡不仅发生在缅甸、泰国和暹罗国，也发生在中国，特别是在帝国扩张的唐、元、明、清时代，其武装和移民向中国西南部推进。在山区，受到其他更强有力的难民群压迫，或者被新的国家扩张所威胁，当然也可能是自觉寻找新的土地或自治，他们会连续进行多次迁徙。他们的居住地点以及他们许多经济和文化实践都可以被看作国家作用的结果。这一图景与过去流行的假设完全不同，过去山地人被看作被那些迁移下山发展文明的人所遗弃的原始人。出于同样的原因，如果将种植水稻的谷地中心看作是山地下列方式影响的结果也是有益的。历史地来看，谷地国家不过是从公元第一个千年中期才产生的新结构。它们是由过去分散多样的人群集合而成的，这些人中的一部分已经釆取了定居的农业生产，但他们明显地不是已经建成的国家的前身。最早期的曼陀罗国家主要不是军事征服的机器，而是为那些有着不同来源但希望遵循他们的宗教、语言和文化形式的人提供一个文化空间。由于这种认同是由许多文化碎片新调制而成的，因此他们就要努力地展现自己，表现出与国家之外其他人的区别。因此，如果山地社会可以被称作国家影响的结果，那么谷地文化也可以被看作山地的影响结果。我们经常使用的一些词汇，比如粗糙（crude）、粗俗（unrefined）、野蛮（barbaric），以及在中文中的原始（raw），都直接指向那些生活在山地和林区的人。“林区居民”或者“山地人”只是“未开化"（uncivilized）的简称。因此，尽管在山地和谷地之间有数个世纪的人员、物资和文化的快捷往来，但是在日常生活的经验中，他们之间的文化分割仍然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彻底和难以改变。谷地和山地的人对他们之间的区别有着本质主义的理解，然而这与长期的历史事实是不相符的。如何解释这一悖论？也许第一步就是要强调谷地社会与山地社会不仅仅是共生的，而且存在于同一个时期，并存在某种程度上的相互对立。在早期对山地“部落”的理解和当今流行的民俗学中，他们都被看作人类历史早期阶段的遗留，也就是在发明水稻种植、学会书写、发展了文明艺术并信仰了佛教之前的我们。这些简单化（just-so）的故事把谷地文化看作先进和高水平的文明成就，是从部落制的污泥中成长起来的，然而这严重地歪曲了历史记录。谷地国家与山地人相互构成了对方的影子，既是互惠的，也是共存的。山地社会总是或者直接或者通过海上的贸易通道与谷地的帝国保持着联系。同样，谷地国家也与无国家的边缘地区保持着联系——正像德勒兹（Deleuze）与加塔利（Guattari）所说的，“存在于周围、边缘和少数族群中的地方机制肯定了与国家权力机构相对立的裂变社会（segmentary society）的权利”。事实上，这些国家“不可能独立于这种关系而存在”。包括游牧民在内的移动人群与国家的关系与此完全一样。因此，皮尔•卡拉斯特令人信服地指出，所谓南美洲的美洲印第安原始社会并非是没有发明出定居农业和国家形式的古老社会，而是原来定居的农耕社会为了应对外来征服的影响而放弃了农业和定居的村庄，这些影响包括瘟疫导致的人口大幅度减少和强制的劳役。他们的移动及生存技术都是为了避免被统合进国家。格里兹诺夫（Griaznov）已经证明，在中亚草原地区大多数古老游牧民过去都是定居的农民，只是因为某些政治和人口的原因而放弃了定居农业。拉铁摩尔也做出了类似的结论，坚信草原游牧是在农业之后兴起的，是由那些居于草原边缘，希望“将自己与农业社区相区别”的定居农民转变而来的。与社会进化论所说的游牧与国家是先后不同的阶段不同，国家与游牧民是双生子，在差不多相同的时间产生，尽管有时候相互之间敌对，但是却不能相互分离。这种成对共生和相互对立的关系模式也构成了中东的历史和人类学的重要内容。在马格里布（Maghreb），这种模式表现为阿拉伯人与柏柏尔人之间的结构对立。我脑中的动力学已经表现在欧内斯特•盖尔纳的经典著作《圣阿特拉斯》（Saints of the Atlas）中。盖尔纳也同样强调了阿特拉斯高山地区柏柏尔人的政治独立和部落主义并非是“‘前政府时期’的部落主义，而是对特定政府的政治和情感的拒绝，同时也接受了一些外部的文化和伦理”。这些部落的反抗明显是政治的，而且经过精心策划，因为他们与阿拉伯人有着同样的文化因素和伊斯兰信仰。盖尔纳指出，摩洛哥的历史直到最近还可以被写成马哈赞（makhazen，意思是有栅栏）土地与思巴（siba，意思是栅栏之外）土地的对立。思巴可以被定义为“制度性的异议”（institutional dissidence），尽管很多时候这个词都被翻译成“无政府”（anarchy）。实际上思巴的意思是“尚未被统治的”，有着政治上自治和独立的地区，而马哈赞则意味着“被统治的”，从属于国家的。盖尔纳认为，政治上的自治是选择，而非先天的。盖尔纳用“边际部落主义"（marginal tribalism）来强调那些可以自主选择移动或定居在栅栏之外的群体的边缘性是一种政治态度和立场：这些部落人知道被统合到更集权化的国家的可能性……事实上，他们可能会在思想上或行动上反对和抵制这种选择。阿特拉斯高地的部落就属于这种类型。直到出现了现代国家以前，他们都是异己力量，而且是自觉的……因此，“边际”部落主义……是非部落社会边缘地区存在的部落社会类型。事实上臣服的痛苦使他们愿意从政治权威中分离出来，而权力的平衡以及山地或沙漠地带的特征使分离成为可能。这样的部落主义在政治上是边缘的，知道它所拒绝的是什么。
与赞米亚一样，在马格里布，国家统治区域与自治的边缘之间的界限既是地理和生态的，也是政治的。“在高山地带，讲柏柏尔语的人与政治上的异己之间存在某些联系，因此，峡谷和山脉就成为了国家的领土（bled el-makhazen）和异己者领土（bled-es-siba）之间的界限。”柏柏尔人的例子之所以富有启发意义是因为两个原因。第一，盖尔纳用大量资料说明了阿拉伯与柏柏尔人之间的根本分野不是来自于文明，更不是宗教，而是政治上的分界将国家的臣民和控制之外的人区别开。正像盖尔纳所假设的，围绕这个分界，历史上有很多往复的运动，然而政治地位的差别却被解释为族群的问题，似乎最根本的不同是人群类型不同，而不是政治选择的结果。这意味着，所有有理由逃避国家权力的人，不管因为什么，在某种意义上说，都将自我部落化。很明显，族群性和部落开始的地方就是统治权和税收终止的地方。在国家的辞典里，族群地区总是被害怕和污名化的，因为他们处于国家的掌控之外，并且成为那些试图逃离国家的人蔑视国家的榜样，甚至成为经常的诱惑。盖尔纳关于柏柏尔和阿拉伯人之间关系的分析很重要，修正了长期以来所谓的“谷地人的观点”或“国家中心的观点”。在他们看来，“野蛮的边缘地区”只是即将消失的过去的遗留物，或早或迟，或快或慢都会沐浴在阿拉伯文明之光下。在东南亚和马格里布，这种观点变得很可信，因为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越来越多未被统治的边缘地区被现代民族国家占领。但一直到那个时候为止，来自谷地的观点至少有一半是错的，他们认为中心区域的辉煌和魅力吸引了许多边缘地区的人，使他们趋向一致，就像磁铁吸引铁屑一样。但是直到那个时候，还可以有国家之外的生活，而且还很吸引人。两个区域间一直是摆动的，而非单向的运动。如果这里的解释仅强调了逃避国家，这也并非是全部的事实。此外还有大量没有讲述的故事，不幸的是，在占统治地位的有关文明的叙述中并没有给这些故事以合法的位置，尽管它们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简单地说，这种共生与对立、政治选择与适当地理条件所支持的模式也适用于东南亚山地人群和谷地国家的历史关系。与马格里布一样，东南亚“统治的”与“未统治的”的区别明显是一个社会事实，这在语言使用和流行意识中也清楚地表现出来。根据特定的文化背景，那些成对的词汇，如“熟”和“生”的，“驯服”和“野生”的，“谷地人”与“山地人”所包含的意思与马哈赞和思巴，也就是“统治的”和“未统治的”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成为国家的臣民被理所当然地等同于被文明化，因此“臣民”和“自我管理的人民”这样的词汇表现出了其本质区别。与中东地区一样，典型的东南亚国家也是被相对自由的社区，也就是没有国家的地区和人群所环绕。这些自治的人不仅包括那些生活在山区的人，也包括那些生活在湿地、沼泽、红树林海岸，以及水路错综复杂的江河入海口地区的人。这些边缘人群同时也代表着谷地王国不可或缺的贸易伙伴、逃避国家权力人群的避难区、一个比较平等和经常迁移的地区，以及谷地国家的奴隶和臣民的来源地，同时也是与低地认同恰成对照的生态文化认同。当我们的研究兴趣集中在赞米亚高地的时候，我们关注的是国家空间与超国家空间的关系。作为一个跨国家的巨大山区，赞米亚之所以引起广泛关注，就是因为对于那些逃避谷地国家政权建设的逃亡者来说，这是一个重要且复杂的流域。这个区域的居民之所以迁移到或者一直停留在这里是因为它在国家的势力范围之外。过去对东南亚地理区域的理解往往停留在东南亚国家的边界之内，这制约了我们理解这个地区。在过去两千年中，有无数从其边界之外来的移民进入赞米亚，其中的大部分曾经是定居农民。他们（泰、瑶/绵、果雄/苗、拉祜、阿卡/哈尼）向西或南迁徙以逃避汉族，有时还有藏族的统治，或者向北方以逃避泰国和缅甸的统治。他们的地理位置是由政治、文化，或经常由军事所决定。我进一步论证，不能孤立地理解山地人群，比如说部落。它们只能在与谷地国家的关系和相对位置中才能被理解。山地的族群特征和认同不仅随着时间发生变化，而且也包含了他们与国家权威之间相对关系的密码。我认为，除非在特定的关系中使用这个词，否则几乎不存在“部落”。同样，他们的生存实践，以及选择种植什么作物在很大程度上也都着眼于是协助还是阻碍国家的征收。最后，正如前面所指出的，甚至山地的社会结构和居住方式都可以被看作针对国家权力而进行的政治选择。我相信，东南亚平等的社会结构反映了与柏柏尔人同样的实践：“分散开，你就不会被统治。”从社会学和文化来看，家族世系的实践、家族谱系的推算、地方领导模式、家庭结构，甚至包括识字的程度都并非是先天的特征，而是经过有意的调整以防止（也有很少时候是协助）被统合到国家中。按照这些原则所做研究的有力案例需要许多求证和特殊处理。而我的大胆尝试不仅仅是为了引起讨论，更是因为这个结论比认为山地是自给自足的部落，是被文明和进步所遗留的结论更能得到证据支持。*本文节选自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第一章“山地、谷地和国家”，王晓毅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北京）。**封面图为赞米亚范围示意图，包括四川南部、西部，贵州、云南全境，广西西部及北部，广东西部，缅甸北部的大部分地区，以及与之接壤的印度最东部（北部）地区，泰国北部和西部，老挝位于湄公河谷之上的所有地区，沿安南山脉的越南北部和中部地区，柬埔寨的北部和东部边疆地区。[图源：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