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佩嘉 | 做父母、做阶级：亲职叙事、教养实作与阶级不平等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问题
父母的社会阶级如何形塑其亲职态度与教养方式，又如何影响子女的成就与发展，长期以来受到社会学者关注。Melvin Kohn（1963）指出职业影响了父母的价值与亲职态度：中产阶级职业着重个人的自主，劳工阶级职业强调对权威的服从。Pierre Bourdieu （1984；Bourdieu & Passeron 1977）则认为，教养方式的阶级差异源自于资本、品味、秉性的代间传递，也促成了阶级关系的再生产。
Annette Lareau（2003）延续上述理论命题观察美国家庭生活，呈现不同阶级的父母在育儿方式上的差异。专业中产阶级父母采取「规划栽培」（concerted cultivation）的方式：透过细心规划、协作安排各式休闲与学习活动，来培养小孩的才艺与表达能力；父母运用「讲道理」而非命令的方式与孩子沟通，并允许小孩反驳成人意见。具备高教学历及专业背景的父母，较有能力及正当性介入学校运作，不仅经常批评学校政策，也训练小孩采取类似作法。这样的教养方式让孩子养成「权利感」（sense of entitlement），擅于捍卫自己的权利与利益，有助于将来进入专业白领劳动市场。劳工阶级与贫穷家庭的育儿风格则是「让孩子自然长大」（accomplishment of natural growth）：小孩主要互动的对象不是成人，而是亲戚小孩；父母多直接给指令，不允许孩子挑战父母权威。由于家长的教育程度与职业位阶较低，其社会网络中也少有教育工作者，他们对于老师与学校心生畏惧或深感疏离，面对体制觉得无力或挫折。这样的教养方式容易让孩子养成「局限感」（senseof constraint），倾向服从或配合体制，这也是符合体力或服务劳动的身体惯习。
安妮特·拉鲁（Annette Lareau），加州大学社会学学士（1974），伯克利大学社会学硕士（1978），伯克利大学社会学博士（1984），1990-2005年为天普大学社会学教授，2005-2008年为马里兰大学社会学教授，2008年被聘为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学教授，2012年当选为美国社会学学会主席。其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分层、家庭教育、民族志方法、儿童，主要关注非裔美国人与欧裔美国人的日常生活研究。代表作为《不平等的童年》、《家庭优势》等。[图源：web.sas.upenn.edu]
我对Lareau（2003）的研究有两个主要批评：首先，她将阶级视为给定的结构位置与二元范畴，并将中产阶级、劳工阶级看作同质的群体。这样的分析把阶级等同为劳动市场中的位置（positions），忽略了「阶级过程」（class process）的分析（Reay 1998）；虽然生动呈现了两套阶级化的教养脚本，却未能探讨阶级间相互区分、划界（boundary-making）的过程（Lamont 2000），也无法关照到阶级内部不同的亲职价值与教养方式（Irwin and Elley 2011）。
其次，Lareau的研究强调阶级惯习（habitus）的代间传递，但未直接讨论父母的亲职风格受到何种机制的影响，比方说，是Kohn所说的职业价值，或是Bourdieu所认为的阶级秉性的世代传承。相对于法国，美国社会的阶级流动管道较为通畅，战后的教养脚本也有明显改变（Levey Friedman 2013）；事实上，当代美国中产阶级父母在过去也鲜少被用「规划栽培」的方式抚养长大。该书呈现的教养脚本相对静态，并未关注教养实作如何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特别是教育制度和规范论述的转变。像台湾这样的晚近工业化地区，代间与代内的阶级流动快速与频繁（许嘉猷、黄毅志2002；苏国贤2008），考虑亲职态度与教养脚本的转变尤其重要。
台湾的教养研究，提醒我们注意在地的特殊文化脉络。历史学者熊秉真（2000）研究前现代中国的幼教或「训幼」文献，发现不同时代的士人家庭教导孩子的重点虽有不同，但普遍带有功能论色彩：儿童的存在目的是为了「学做人」，也就是养成符合社会规范的成人特质，以光宗耀祖、延续香火。儿童的情感价值（Zelizer 1985），要到二十世纪后的中国才逐渐受到重视。台湾的祖父母世代普遍使用体罚，如打手心、打屁股、罚跪等方式（吴齐殷、高美英1997），亲子关系强调地位尊卑，教育手段也显现出外控、他律的观点（林文瑛、王震武1995）。然而，学者也指出，「严酷教养」传统的代间传承已出现松动，罚跪、打耳光的处罚方式变得少见，尤其是高教育程度的父母（吴齐殷、高美英1997），年轻父母世代的教养价值逐渐朝向「类平辈关系」（林文瑛、王震武1995）。总结来说，有关教养的心理学与社会学研究，仍多集中于量化研究；教养方式的变与不变，透过怎样的机制与形式在运作、显示怎样的阶级差异，仍有待质性资料来深入探讨。
阶级研究者面临以下两难与挑战：如何强调阶级分类的重要，但避免物化阶级范畴或复制刻板印象？如何将阶级看成一个活出来的经验（lived experience），并能掌握阶级内部的异质、动态的划界过程？我认为，一方面，我们需要借重Bourdieu的理论工具，来动态呈现阶级划界与象征斗争的过程，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超越Bourdieu，从其他的理论角度，来分析阶级的情绪政治、惯习的代间断裂，以及阶级的内部分歧。
Bourdieu的阶级理论帮助我们考察不同阶级群体的结构处境与相互关系。首先，资本的多重组成（经济、文化、社会与象征资本）与相互转换，不仅可以解释中产阶级的教养策略与优势，也可以描述弱势父母如何在资源有限的结构条件下勉力生存。其次，资本的配置与相互关系形成了社会空间，也就是「场域」（field）的概念。不同的阶级群体彼此未必有实质接触或互动，但他们定位自己时，有意或无意地以其他阶级群体作为区辨、排除、模仿、对比的参照点。我在后文中，仍以中产阶级、劳工阶级等范畴作为初步分类，但以光谱的方式来看待教养策略的差异分布，并透过分析不同资本的转换来呈现动态的协商过程。我也将亲职看成一个阶级化的场域，用社会空间的分析工具来呈现阶级群体间的相互关系。
阶级之间的划界，不仅涉及资源的竞逐，也形成攸关道德正当性的象征斗争。Berverley Skeggs（1997）在分析英国劳工阶级女性的经典著作中，指出Bourdieu的理论较擅于分析优势阶级如何透过象征支配再制其优势，相对起来，较少分析弱势阶级如何经历弱势——被排除、边缘化。她强调阶级分类作为一种政治化的论述框架，再制了劳工阶级的「情感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s）或「阶级的情绪政治」（emotional politics of class），让他们容易自我怀疑，感到困窘、焦虑、怨恨，担心自己永远没办法「做对」（get it right）（p.6，90）。Skeggs指出，中产阶级母亲也经常自责不适任，不同处在于她们仍被看作教养论述中的常态（normalcy），不像劳工阶级被视为不适任且污名化。台湾的新兴教养论述往往预设了中产阶级家庭、专职母亲作为典型，本文试图关照教养论述中隐含的阶级偏误，衍生怎样的情绪政治，又如何影响弱势父母的教养实作。
贝弗利·斯凯格斯（Beverley Skeggs）是英国社会学家，被誉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女权主义社会学家之一，代表作为Formations of Class and Gender：Becoming Respectable (1997)。[图源：lse.ac.uk]
Margaret Archer（2007）批评Bourdieu的结构主义导向，假定了客观位置与主观禀性的一致、同形（homology）。Archer认为个人的反思与能动性中介了两者之间的因果力量，因而造成社会位置相近者可能有不同的行动倾向。受到Archer的启发，我将亲职视为反思（reflexivity）的实作，特别当面临「结构、文化与生命经验的不连续」时（Archer 2007：47），人们倾向将自己的生命经验当作对象来反省、进行「内在对话」（internal conversation）。不同于「惯习」的概念植基于重复的情境与持续的关系，「反思」容易发生在人们面对不熟悉或有问题的情境之际。承此，本研究特别关注台湾父母在面对外部环境（如教育体制、劳动市场）的不确定，以及主流教养论述的变化时，如何透过反思自己的童年及父母的教养方式，来评定理想的教养脚本或亲职价值，并逐步修正自己的惯习。
Andrew Sayer（2008）也批评Bourdieu把社会行动化约为利益竞逐或资本积累，没有留下太多空间讨论道德评价。他用「益品」（goods）的概念来指称人们欲求的生活方式，其中包括符应资本积累逻辑的「外部益品」，如父母希望孩子取得教育成就，有利未来的竞争或流动，但也存在道德价值定义下的「内部益品」，如父母希望孩子拥有快乐的童年，或相信孩子应该自然发展。我认为，益品的概念，尤其是内外益品的区分，可以帮助我们分析父母的不同亲职价值与欲求目标，而不全然化约为资本或利益的追求。虽然，如何界定什么构成「教养益品」的构成、谁有能力与资源来界定，也是阶级间象征斗争的一部分。
总结以上，我将亲职经验区分为三个层次，这些层次的内容经常不一致、断裂，甚至矛盾：「亲职叙事」指的是父母透过叙事性理解（narrative understanding），来解释他们过去的生命经验如何影响了现在的教养方式；「教养脚本」指的是父母所认同的有关教养的文化规范，也就是他们认为适切、理想的教养方式；「教养实作」则指父母在日常生活中的实际做法、教养行为与策略。本文透过「做阶级」（doing class）的标题来强调，阶级不只是结构上的客观位置，也在日常生活中透过持续展演、相互区分来达成阶级差异与阶序的再生产。我从下面两个相互构成的面向来探讨亲职作为一个阶级化的经验：
一、阶级作为物质位置：父母的资本配置，包括经济、文化、社会、象征资本的不同组成、总量与相互转换，如何影响其教养资源，进而形塑对于不同的亲职叙事、教养脚本的偏好？父母教养子女的方式承自父母辈的阶级惯习的延续，或透过反思来与前一世代断裂？代间断裂或延续的倾向与父母的教育背景或职场秉性有怎样的关联？
二、阶级作为划界过程：对于不同阶级的父母来说，教养脚本与日常实作之间存在怎样的矛盾与冲突？他们如何在教养实作的过程中协商阶级界线：定位我群实作的合理性，以及指认与他群的不同？他们倾向认为教养首重追求的益品为何，如何得以（或不能）运用象征资本来正当化自己采用的教养方式？阶级如何与性别交织，也就是透过性别化的分工，来落实阶级化的教养策略？
二、研究设计与方法
本文是较大的专书计划的一部分，在2009-2011、2012-2013等三年期间我们透过多重方式搜集质性数据。首先，我们择定台湾北部地区的四所公立小学进行田野观察，分别代表都会区中产阶级（位于台北市中心，化名天龙小学）、都会区劳工阶级（位于新北市某旧小区，化名河岸小学）、非都会区劳工阶级（位于宜兰县某渔村，化名海滨小学），以及非都会区另类学校的中产阶级（位于宜兰县，化名田园小学）。我们在每所学校进行一学期的观察：每周有一到两天，由助理进入一所二年级班级（由学校指定），观察上课情形、下课活动，我则参与班亲会、运动会、校外教学等活动，观察亲师互动与家长参与。
我们在学校与家长结识后，开始第二阶段的资料搜集，主要由我（少数由助理执行）进行家长的深度访谈。最理想的状况是父母分别受访，若祖父母为主要照顾者，也加入受访对象；某些家庭只有父母一方有时间或意愿受访。我们共完成来自46个家庭中67位父母（母42、父25）及6位分担照顾的祖父母（祖母5、祖父1）的深入访谈。访谈地点多在受访者家中，也有少数配合当事人意愿约在外面（中产阶级多约在咖啡厅，劳工阶级多约在公园）。访谈均有录音并逐字整理，以便进行过录分析（coding）。第三阶段的资料搜集则是亲子互动的田野观察。我们从访谈对象中择定十二个家庭，由助理观察家庭生活，每个家户有至少两个周间晚上、两个周末半天的观察时间。
我们选择小二生家庭为研究对象，主要因为该年级的课业压力较轻、上课时间较短，比较适合观察课后活动的安排，而且父母已经熟悉了学校和老师。必须注意的是，教养方式通常会随着孩子年龄而转变，在高年级与国中后可能缩小课外活动的阶层差异；随着课业压力的增加，父母往往更重视智育，补习活动也占据孩子生活的更多时间。本研究对于学校、家长的抽样，尽可能涵盖若干变异，但无法像大规模的量化研究，抽取具有经验代表性的样本。质性研究的抽样原则在于理论意义（theoretical significance），以呈现社会趋势的变化或行动意义的深描。比方说，田园小学的家长固然不是台湾中产家长的常态或平均数，然而，另类教育在近年来的成长扩张，反映了中产阶级对于新式教养脚本的渴望，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表一摘要说明从这四间学校选取的受访家长在性别、家户型态、教育程度上的分布。受访父母的年龄多介于三十到五十岁间（小二生在家中的排行高低不等），劳工阶级母亲（尤其是新移民）低于四十岁者较常见，中产阶级父母相对晚婚，受访时年龄高于四十岁者较多。在我们研究的两间劳工阶级学校，都有许多来自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或中国大陆的新移民母亲：河岸小学学生有14%来自跨国通婚家庭，海滨小学的比例更高达20%。基此，受访个案中也选取了一定的新移民母亲。
在阶级位置的界定上，我承继先前的研究者，将（父母其中至少一人）具有大学（含大专）学历作为中产阶级的指标之一，因为高等教育是进入专业白领劳动市场的重要门坎，尤其大多数受访者的求学历程发生在高教体系扩张之前。此外，我们采取以下职业指标来界定阶级：中产阶级指的是具有一定工作指挥权或专业技能的白领，包括管理人员、专业人员、助理专业人员，劳工阶级则包括事务性工作人员和类似技术层级者及非技术体力工。双薪家庭中若父母双方属于不同阶级位置时，以较高者为准。
值得注意的是，台湾的公立学校并不像美国的小区与学校存在明显的阶级区隔。以天龙小学与河岸小学所在小区来说，两地的房地产平均价格目前有将近一倍的差距，但由于小区内新旧住宅杂陈，加上有寄户口越区就读的现象，这两所学校的家长内部仍存在若干的阶级异质性。我们在选取个案时主要以该校的阶级多数家长为目标，但也会选取阶级少数的家长作为比较。天龙小学与田园小学的家长多为大学或大专学历以上，职业以白领专业或管理阶层为多；河岸小学与海滨小学的家长则多为高中或以下学历，职业以服务业劳工、蓝领劳工、自营小生意者为多。
如何研究家庭这个私密的场域，对质性研究者是个挑战。在深入访谈中，当事人的叙事可能与经验有所落差，并容易受到理想化的再现（呈现想要被看到的经验），能言善道、熟悉主流价值的中产阶级受访者尤其如此。至于不擅言辞的劳工阶级则可能较无防备地在研究者面前呈现了亲子或配偶间的冲突。我对此有所省思，试图透过多重资料来源（如家庭生活观察、孩子话语）来呈现较立体的样貌。此外，我的家庭出身与职业位置都与中产阶级有较高的亲近性，劳工阶级受访者面对我这位学校老师，可能倾向避免展现对中产阶级价值的质疑。我尽可能地反省自己在观察与诠释上的可能偏误，包括与不同家庭背景的助理或同侪讨论。受限于期刊论文的篇幅，本文无法深描个案的脉络与民族志细节，待未来用专书的方式再行深论。
三、中产阶级家庭
（一）亲职叙事与教养脚本
当我询问中产阶级父母，他们的教养模式是否受到自己父母所影响时，多数人肯定地说没有，并加上这样的说明：「我跟我老婆只有一个想法，不要延续前面一辈的东西」、「我不要成为我妈那样的妈」、我父母对我的影响就是，我不想要变成他们那样」。他们强调长辈意见的参考价值有限，教养书籍、甚至是小孩本身，反而是重要的信息来源：「我不会问长辈耶。我会自己去想耶，我会比较用自己判断，看我的书啊……长辈那个方式不见得适合。因为他可能年代跟我们有点距离，其实我大部分还是会先问问小孩。」
中产阶级父母倾向使用「世代断裂」的时间叙事，描述自己的养育方式有别于当年父母的权威形象或打骂教育。但他们也承认在无意识的层次，其实有许多原生家庭惯习的延续与体现。如受访者说：「过去父母的那一套不知不觉就上身了」、「我就像是我妈的镜子，怎么跟她年轻时候一模一样」。一位母亲描述，这些「不自觉的影响」，透过阅读教养书籍以及参加家长课程，成为思考与反省的对象，让她得以「觉醒」（「对我来说也都有自觉了」）。Anthony Giddens（1984）所说的「反思性监控」（reflexive monitoring），可以用来描述中产阶级亲职的特色：专家知识的介入，提醒父母必须透过反思与内在对话，将承继于原生家庭的无意识、自然化的惯习加以「去自然化」，并在日常亲子互动中时时检视、监控，以避免重复错误、对孩子造成伤害，逐步改造自己成为「更好的父母」。明明，一位大学毕业、从事保险业的母亲（原生父母过去从事小吃生意），这样描述：
有一天啊，我不知道在对××（儿子名）做什么时候我就突然觉得，哇，根本就是我妈的翻版，然后我就自己突然有一点吓了一跳，我就觉得其实我没有要我自己成为那样严厉的母亲，对啊，所以……我其实还蛮会自己（停顿）……会自省的一个妈妈啦，就是我对于孩子的一些做法，我会常常去思考说，那如果有这样状况我下次…怎么做会更好，然后怎么样去避开我妈妈曾经对我们的方式这样子。〔访者：所以妳意思是说妳会有意识的……不要去重复妳妈妈的方式？〕呃，常常有意识的时候是已经做下去了（笑），就是只好提醒说，啊，下次知道不要再这样。
中产阶级父母强调反思改变、世代断裂的能动性；父母辈的养育方式被视为「过时传统」，难以适用于「现代小孩」。相对而言，专业职场经验所累积的文化资本、专业技能或阶级秉性，反而容易转化为教养上的文化资源，帮助中产阶级父母进行更有效或良好的亲子沟通。例如，一位担任房地产中介主管的父亲，在公司接受有关心理学与沟通技巧的培训课程，这样的知识不仅帮助他与下属或客户互动，也可用来与女儿沟通。另一位在高科技产业担任工程师的父亲，面对女儿不喜欢喝水的问题，并非用强制方式要求，而是把它当作一个WBS（work breakdown structure）的project plan（计划书），经父女一起讨论后，绘制出一张SOP（标准流程图）。父亲描述这样的做法「其实跟我们工作上面是一模一样的事情」，希望透过这样的亲子讨论与实验，让女儿「能够透过一起做分析，来internalize（内化）」喝水的习惯。这样的互动模式帮助父母传递给下一代若干身体化的惯习，有助于促进孩子的认知与组织能力，以及未来进入专业白领劳动市场的机会。
中产阶级父母也透过「跨国联结」的空间叙事，来展现对专家知识或跨国社群的认同。许多父母在受访中引用书籍、杂志或网络文章的观点来说明他们受到教养专家、或知名部落客的启发。这些书籍多是英文翻译过来的国外教养书籍，或由具备跨国经验的文化中介者所撰写，如转介国外书籍或制度的台湾教养专家，或是书写旅居国外经验的台湾作家或部落客。有不少受访者提到他们先前在西方求学、工作、旅游的经验，如何让他们视野大开、影响日后为人父母之道。他们向往西方亲职典范，不仅藉此与传统育儿模式断裂，更得以彰显自己与缺乏国际经验、视野的父母的差异。
此外，台湾中产阶级普遍使用「失落童年」的自我叙事，来说明现在致力维护孩子「纯真童年」的前因后果。被主流社会归为「胜利组」的中产阶级父母，成长过程多浸淫在严酷的升学竞争与课业压力中，因而感叹自己「没有童年」；由于休闲生活与课外活动受到智育学科的挤压，导致成人后「我也不知道我本身到底有什么样的嗜好、到底喜欢什么东西」。成长于经济条件有限家庭的受访者，少时钦羡家境好的同学有机会学才艺，感叹「过去家里没有条件」，现在有财力可以培育孩子，希望提供更全面的学习经验。有不少受访者在童年阶段经历权威或疏离的亲子关系，父母忙于生意或工作，没有时间照顾或陪伴孩子，或受到文化框架的拘束，鲜有情感交流或亲密接触。尤其是男性受访者多有被父亲「打得很惨」的经历，长大后「希望自己不要成为这样的爸爸」。
相对于自身的失落童年，中产阶级父母倾向抱持「纯真童年」的正典观点，认为父母有责任为孩子实现一个无忧无虑、开心快乐的「理想童年」。父母也清楚体认到，纯真童年只是进入充满压力的青少年之前的一个短暂阶段；在高等教育被视为基本成就的父母期待下，中产阶级孩子未来必须面对激烈竞争，以迈入险峻的成人世界。这样的观点将成年与童年建构为时间上断裂的两个范畴，而非人生现实中连续的生命阶段，换言之，「纯真童年」是人为隔离、建构出来的状态。父母需要投入「画界工作」来维持两者的区隔，例如，父母试图保护儿童免于接触到成人世界与性或暴力有关的讯息与影像，以及避免让小孩暴露于现实世界的经济压力。
上述的亲职叙事与童年建构，导引家长采取特定的教养脚本与亲子互动模式。首先，中产阶级父母虽然在认知上将成年和童年区隔为断裂的生命阶段，在家庭空间里，儿童却多与成人密集互动。这种现象在独生子女的家庭里尤为普遍，由于没有兄弟姊妹陪伴游戏，小孩以父母为主要互动对象。父母基于照顾孩子的实际需要，以及维护纯真童年的亲职意图，努力安排以孩子为中心的亲子活动，如共读绘本、亲子游戏。许多时候父母跨越（成人与儿童的）界线来参与纯真童年的打造，尤其是利用欧美或日本的卡通人物或神话传说。许多非基督徒家庭都有庆祝圣诞节，让孩子相信圣诞老人远从北极送来礼物，有的父母甚至在家里布置的圣诞树周遭伪造圣诞老人造访的足迹。有位父亲在派驻中国大陆工作时，打电话回台湾给小孩，会假装自己是「咸蛋超人」，四岁儿子最爱的日本卡通人物。
其次，传统华人文化规范下的亲子关系，并不重视言语或肢体的情感表达；然而，年轻一辈的台湾父母，尤其是母亲，也有部分父亲，刻意使用语言（「爸爸妈妈很爱妳」）或肢体（拥抱、亲吻）来向孩子展现情感。这样的语言与肢体并非来自上一代父母传承下来的阶级惯习，而是刻意学习的「现代」教养脚本。有的父母用中文对孩子说「我爱你」，更多人坦承用英文讲「I love you」比较「自然」，显示这样的符号互动模式与在地文化的距离，以及相对于西方文化的亲近性。
最后，中产阶级父母普遍相信应该使用说道理和协商的方式跟小孩沟通，体罚被认为是过时、偷懒或政治不正确的做法。大多数家庭都有清楚的赏罚规则，鼓励孩子针对规则来谈判或协商，父母期许藉此达到孩子自律的效果，而非强迫遵守的外加规定。父母通常以剥夺孩子的活动权限为惩罚，例如看电视、玩计算机游戏、踢足球。身体语言的使用也展现对亲子平权的重视：我们观察到，当父母跟年纪比较小的孩子说话时，通常会俯身或蹲下到适合孩子的高度。
父母要履行上述教养脚本，需要一定的前提，包括能力、时间与大环境的配合，否则便会衍生脚本内部的矛盾、不一致，或是规范与实作的落差、断裂。最明显的是，上述文化脚本要求父母花费相当时间与孩子沟通相处，然而，台湾的职场文化对家庭并不友善，奉行责任制的专业职场经常要求超时工作，安亲班与才艺班成为忙碌父母外包照顾的常见安排。稚龄孩子也深刻感受到现实世界的时间短缺。例如，圣诞节前夕，天龙小学的老师要求学生写下他们的圣诞节愿望。许多愿望很常见，例如「我想要长高」、「我想要好成绩」，让我惊讶的是，不少孩子写着：「我希望爸妈不要工作太晚」、「我希望爸爸可以回家吃晚餐」、「我希望爸爸可以常常回台湾（指父亲在中国大陆工作）」。
台湾“安亲班”是指孩子上课后的托管班，着重于6-12岁的小学儿童放学后的家庭作业写作和课业辅导、体能活动、生活照顾、亲子关系、才艺教学的有效规划，因有助于解决家长接送孩子、辅导孩子写作业的负担，所以被称为“安亲班”。[图源：parenting.com.tw]
中产阶级父母虽然想要跟孩子说理、给孩子选择，但面对孩子的不听话或不配合，他们在职场家庭两头烧的忙碌生活中容易失去耐心，对自己的情绪管理失灵深感挫折，或自我指责无法扮演「好父母」（尤其是「好妈妈」）的角色。父母也对实行西方教养理念感到不确定，担心与孩子将来要面对的现实环境未必兼容：首先，教改虽然放宽了进入高中、大学的门坎，但要挤进明星高中、顶尖大学的学业竞争依旧激烈。再者，台湾的职场文化仍然强调服从群体与阶层关系，充满主见、质疑权威的申请者未必受到雇主的肯定。
遵循上述教养脚本的父母容易遭遇我称之为「亲职的文化矛盾」的状况。中产阶级亲职，特别是母职，已成为前所未有、要求大量脑力与情感涉入的密集劳动（Hays 1996）；同时，「直升机父母」（helicopter parents）又被批评过度保护，制造出娇宠、依赖的「妈宝」。为人父母必须踮着脚尖，小心翼翼地维持艰难的平衡：父母有责任在关键的成长期，为孩子提供丰盛多样的启发，但又必须避免加诸过多负担与介入、伤害脆弱的幼小身心。身处这样的矛盾论述脉络，父母所崇尚的价值观念与履行的教养实作经常走向「吊诡的分叉路」（paradoxical pathways）（Weininger and Lareau 2009），换言之，父母的教养实作往往产生非意图的后果，与其信仰的理念相悖。在后教改的时空环境里，当代台湾中产阶级父母的教养策略存在光谱的差异，以不同的方式来与教育体制协商。以下描述光谱两端的理念型，绝大多数的家长位于光谱中间，在两端的力量间拉扯、游移。
（二）教养策略与实作之一：培养国际竞争力
「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点上」是坊间常听到的说法。对于光谱右端的家长来说，当今的跑道已不限于国内竞争；媒体甚至用「全球军备竞赛」的战争比喻来强调父母从全球尺度来规划「教育投资」的重要与急迫性（商业周刊2007）。「培养国际竞争力」，对于送孩子念私校国际班、计划申请国外大学的中上阶级家长来说，是一种具体的教育策略与人生规划；对于财力较有限的中产父母来说，则是一种渴望（aspiration），想象下一代未来出国留学或工作，可以走向更宽广的世界、面对更全球化的竞争。台湾近年来的经济衰退也增强中产阶级的不安全感，让家长对下一代的未来更为焦虑。跨国界的资本与人才流动日益频繁，强化了膜拜全球市场的新自由主义论述，以及对世界人主体位置的渴望与想象。不论「培养国际竞争力」作为具体策略或想象期望，这些父母倾向将教育重点从单一课业表现扩充到「全人教育」的模式，或者，用石易平的话来说，朝向强调多元学习的「杂食教养」（omnivore cultivation）（Shih 2010）。
中产阶级家长在访谈中多认为每个孩子都有独特天赋，只要父母可以辨识出来，并给予适当栽培，换言之，孩子的才能被认为可以透过后天培养出来。除了智育学习的课后辅导，如英文、数学，孩子还参加许多才艺班，常见的如钢琴、小提琴、绘画、舞蹈（肢体律动）、围棋、游泳等，也有乐高、桌游、全脑开发等新兴课程。商业资本的投入加剧了童年的体制化（institutionalization）与商业化。各项课外活动最好能转换为学习凭证、能力检定或竞赛成果，以成为制度性的文化资本。例如，孩子学骑单车可以报名参加营队，结业后会取得证书；原本亲子之间的教骑互动，转变为讲究「有效学习」、「正确技巧」的商业外包活动。许多家庭会把类似的凭证与学习记录收成一个文件夹，这样的履历在孩子未来申请学校时或许可以成为「多元学习」、「全人发展」的客观纪录。
虽然居住在空间局促的都会区，中产阶级父母倾向有意识地扩展孩子的活动空间。周末除了拜访祖父母、孩子才艺班外，许多父母，尤其是全职母亲，会带孩子去博物馆、图书馆、公园，或者全家开车到郊外让小孩接触自然。有的父母坦承说，若不是为了小孩，他们宁可待在家里看电视、睡觉，或去百货公司吹冷气、逛街。父母也需提早规划孩子寒暑假要参加的课程或营队，常见的如游泳课、科学营、昆虫营、英文营等。为了培养孩子的「国际观」或积累「西方文化资本」（Shih 2010），许多家庭会利用较长的假期带小孩出国，或是送孩子出国参加夏令营、游学团（母亲陪同或寄宿台湾人家庭）。如果家庭的经济资源不足以负担孩子去欧美澳游学，新加坡、菲律宾成为替代性的地点，或者，在台湾举办的全美语营队，提供花费更低的「国际体验」。
在这样的家庭生活中，理性化与时间管理成为明显特点。负责接送的大人必须在繁忙行程中协调多项活动，有的甚至设定时间表。在我们观察的一个家户中，由于担任管理职的爸爸工作时间很长，每天晚上快十点才会到家，全职家管的母亲负责规划独生女小芸晚餐后的活动时间表，例如：写功课30分钟、拉小提琴20分钟、玩计算机50分钟（如果成绩退步，缩短为35分钟）。母亲并借用机器来辅助时间管理，如计算机设定五十分钟后会自动关掉，或要求小芸玩计算机时戴着可以设定时间的护眼装置（时间到会哔哔叫），也用手机设定不同的铃声，来提醒小芸起床、爸爸起床（较晚），以及小芸晚上该去洗澡的时间。
中产阶级家庭的小孩因此内化一种结构化的时间感。过多、爆满的外包学习与课外活动，可能让孩子疲于奔命，反而减少亲子共处的时间。我们在学校便经常听到稚龄孩子出现这样的相互对话：「我真的好忙喔！」、「我快累死了」、「我都没有时间」、「赶快，我要来不及（去上安亲班或才艺班）了！」。然而，相对其他学校的孩子，我们最常听到天龙小学的孩子说：「我好无聊」，因为他们习惯于成人安排的多样组织性活动。小芸在家里常常做完母亲规定的一件事后，问说：「那等一下要干嘛呢？」
中产阶级家庭虽然在教养价值上重视孩子的自主与自治，但父母过多的规划与介入，往往造成孩子依赖父母规划、「不会自己玩」的非预期后果（Lareau 2003）。小米的爸爸在竹科工作，平日和住在台北的老婆和女儿分隔两地，工忙之余就是上网搜寻各式旅游景点或名胜餐厅，最好能够「要运动、骑脚踏车、吸芬多精，要看海、对眼睛好，然后要吃好吃」，以安排一个「对孩子身心有益」的充实周末。他自承：「我一个人不会想要去爬山，累得要死，也不会喜欢去晒太阳，芬多精是给小孩吸的」。但爸爸也对这样的规划感到有些迟疑与两难：
不过我……我也不晓得这样到底好不好啦。譬如说他们自己不会玩，就一定要问「爸爸要去哪里玩」，这样好像也……也怪怪的，所以我们常常在矛盾中。他们一睁开眼睛他就跟你说：「爸爸今天要去哪里玩？带我出去玩！」让我觉得就是要……要有那种plan 这样。
在许多家庭里，课外活动的安排并非依据小孩的喜好，尤其是英文课、钢琴课等娱乐效果有限的课外活动，往往是父母的强制安排。这样的「规划栽培」未必会让孩子衍生一种Lareau所说的「权利感」，反而强化了孩子对父母的顺从、对权威的尊敬（Shih 2010：201），如此状况随着孩子进入中学、面对增强的课业压力时尤为明显。中产阶级父母虽然向往与前一世代的教养价值进行断裂，但在入学竞争没有明显降低的情况下，许多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尊卑」、「严教」、「磨练」等传统教养脚本（林文瑛、王震武1995）。来自高社经地位家庭的青少年，往往感受到较强的父母期望与心理压力，甚至可能形成忧郁等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Yi et al.2009，范纲华2012）。
父母在规划孩子的课外学习时通常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石易平与伊庆春（Shih and Yi 2013）分析量化资料发现，父亲职业对孩子的课外活动参与有重要影响，但母亲职业的影响并不显著；这是因为男高女低的婚姻坡度文化下，多数家庭以父亲为主要所得提供者，其职业位置高低影响投入课外活动的经济资源多寡。该研究也发现，母亲的文化资本（以教育程度以及文化活动的参与为测量指标），对于孩子的课外活动有显著影响，显示母亲扮演着实际规划与辅助学习的角色。
在我们的研究中，确实有一些中产阶级父亲积极地投入孩子的教养与学习。相对于劳工阶级父亲，中产阶级工作具有较大的时间弹性（如休假较多或非固定工时），有助打破传统的性别照顾分工（杨巧玲、徐韶均2010）。吊诡的是，为了负担中产阶级孩子的高额教育花费，尤其是准备出国游学、甚至留学的经费，许多父亲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与时间来扮演「养家」的父职角色，包括较为高薪的派驻海外工作。换言之，为了提供足以培育孩子全球竞争力的经济资本，反而导致「陪伴」的父职角色的时间挤压，甚至空间分离。家庭生活的时间与空间界线都受到职场的入侵：不仅跨国资本流动迫使父亲离家工作，劳动的弹性化与电子科技（网络、手机）等媒介也导致工作时间的无形延长。
在多数家庭里，母亲仍是孩子的主要照顾与教养者。在薪资低迷、房价飙涨的台北市，单薪难以负担日益增加的家庭开支，母亲倾向选择工时较固定或弹性的工作。母亲主要透过自身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的积累来辅助孩子的培育，不仅担任吸取新知与改变实作的启动者（她们看书、上课，睡前摘录重点给爸爸听），也透过与其他母亲建立人脉（透过当学校志工、家长脸书社团、Babyhome等母亲网志，甚至公园溜小孩时认识）来收集相关信息、统筹规划孩子活动，以及在孩子学习过程中扮演协助与督促的角色。矛盾之处在于，许多学校活动的参与，甚至才艺学习的陪伴（有钢琴班或英文班要求家长每次要陪同一起上课），都预设了一个时间充裕而弹性的专职母亲角色；这样的亲职期待，对于职业妇女来说倍感压力，并容易衍生「不适任母亲」的自责。事实上，除了全职家管母亲，儿童照顾外包其实是台湾家庭生活的常态，不论透过商业机构或延展家庭成员。安亲班提供亲职代理的广泛服务，包括到校接送小孩、监督孩子功课，甚至准备晚餐。双薪家庭父母依赖住在一起或附近的祖父母提供孩童照顾的协助，即便教养理念存在世代的鸿沟。
（三）教养策略与实作之二：规划自然长大
朝向光谱左端的中产阶级父母，期望孩子享有一个免于压力或强制的快乐童年，并努力塑造一个孩子得以自由选择与适性发展的空间，我称这个教养模式为「规划自然长大」（orchestrating natural growth）。表面上看起来，似乎与Lareau所说的「让孩子自然长大」很接近，但「规划自然长大」有赖父母的策划与努力，人工打造一个「自然长大」的空间。换言之，「规划自然长大」其实是一个矛盾语：孩子的「自然长大」是在父母的精心策划下得以发生，并非自然状态。比方说，父母希望尊重小孩的喜好、让他们自由选择课外活动，不想把才艺课当作一种强加的培育课程。然而，有些父母其实做了非常多的努力才引导孩子走向父母所期望的「选择」。如下面这位天龙小学的母亲，想要女儿像她一样从小学钢琴、喜爱音乐，但希望女儿「自然」地开口要求学习：
我想要送她一个礼物，我想让她有一个她喜欢的兴趣，我不会去强迫她。像学钢琴，不是我叫她去学的，我一直在等她开口跟我说她想要学钢琴。那我怎么去达到我这个目的？我从她还很小的时候，每个月，比如说中正纪念堂那里，可以同时拿到全台北市的表演数据，那我就会帮她安排，就是对她的一个投资，让她去看一些表演，各式各样的，只要小孩子可以看的，尽量都去看。然后我觉得在无形中她就会……反正我就是在等她开口，那后来有一次我们去看朗朗。她就是看了朗朗之后，回头跟我说：「妈咪，我想要学钢琴」。
让孩子适性发展与自由选择，体制学校内的许多中产阶级父母也心向往之，却又隐隐担心竞争力的不足。座落在光谱的左端，则有日益增多的父母透过另类教育的选择，将「规划自然长大」落实为具体的教育策略。与「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点」的主流观点形成鲜明对照，一位送孩子就读另类学校的母亲说，她担心主流教育让「孩子还没开始跑，就昏倒了」。近年来，另类学校在台湾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快速成长，其中包括私立、公办民营的实验学校，也有若干标榜「田园式教学」的小型小学。相较于不少主流学校在少子化的趋势中面临招生危机，另类学校因为吸引慕名就读的移居家庭，反而出现满额、候补的情形。家长选择另类学校的动机其实很多重，有些父母基于自身求学经验的教育创伤（遇到不好的老师或过度的竞争压力），有些因为孩子个性（如过于好动、上课爱插嘴、注意力不足）无法适应主流教育体制，有些单纯希望孩子可以享有快乐的童年（详见Lan 2014b）。我们研究的田园小学（宜兰另类学校）家长中只有少数的当地家庭，多数是从都市迁移而来的中产阶级。这些父母拥抱西方模式的另类教育，希望让孩子跳脱智育至上与课业竞争的窠臼，以享有较为全面的发展与学习。
选择将孩子送读另类学校的家长，经常面临他人的质疑，尤其是都会区以「培育国际竞争力」为教养目标的阶级同侪。一位旅居上海的台商太太看到杂志里对田园小学的介绍非常向往，几经考察后决定搬到宜兰让孩子就读，上海的台商朋友纷纷劝告她说：「大家都拼命往国外跑了，你怎么还把孩子送回乡下去」。家长面对类似质疑时，另类学校所提供的丰富论述资源（书籍、师训、家长课程），尤其强调以西方教育理念为本，让家长较有信心响应外界的疑虑。有的家长认为另类教育可以培养孩子的创造力，在技术创新、产业多变的未来可以帮助孩子建立不同的竞争力。也有家长选择另类学校的主要原因，在于避免主流教育体制对孩子造成的负面影响（如考试过多、老师管教过严），为了补强孩子的学习，父母在课余透过经济资本的投入来聘请家教或送英文班，或者，依靠家长自己的文化资本来提供辅助教学。一位在大学担任讲师的母亲，面对有人质疑另类学校的学习效果时，很有自信地响应：「没关系，学校没有学就自己加强，我们自己是老师，什么不够的可以自己教」。
宜兰当地的家长也对外地人争相就读田园小学感到不解，多认为移居都市替孩子争取更有「竞争力」的教育资源都来不及了，为什么要「回归到过去的教育方式」。一位返乡让孩子就读田园小学的父亲告诉我，务农的长辈对此安排并不赞同：「为什么要送孩子去学爬树？」、「都没有教读书写字」。这位父亲在访谈时情绪略为激动地说：「小时候我妈我爸什么东西都帮我做好，只要我专心读书，现在长大了我有的时候会觉得很气，他们懂得很多……种田、种菜，我都不会，我会很气我爸妈，以前什么东西都不让我做。」父母过去的教养目标集中在让孩子透过教育成就取得社会流动，包括职业与城乡的流动。这位父亲经历了求学竞争与都市生活，如今珍惜、甚至向往家乡、农间的生活方式。其中涉及的技能与知识并不受到主流价值肯定，难以成为具有象征地位的文化资本，因而让父亲认为没有代间传承的价值，但在另类学校里，爬树、种田、木工变成正式的课程内容，受到教育体制的认可。
田园小学对于家长的教养方式有高度的规范与要求，期待透过家长的配合与努力，共同营造一个去商业化、有机的家庭生活。家庭用品，尤其是孩子的衣服与玩具，最好用天然素材制成，如棉麻或木头；过去买的塑料玩具、商业游戏、计算机电视，建议都舍弃或藏起来。学校午餐一律提供有机素食，家庭饮食也偏好在家烹调有机、新鲜食材。有些家长担心疫苗与西药对孩子身体的负面影响，团购中药、另类疗法的小药丸。这些家长小心翼翼地管理家庭生活，打造了一个孩子「自然长大」的温室空间。矛盾之处在于，父母毕竟不可能将孩子与外界环境隔离开来，孩子回都市探望祖父母或其他亲戚时，便会接触到电视及商业文化。这样的教养方式产生的非意图后果是，孩子对隔离开来、不符合另类学校的生活方式元素反而衍生向往，或者，他们世故地了解上学时应展演「正确」的穿著、玩具，例如，把阿姨送的印有迪斯尼卡通图案的球鞋留在家里，跟表哥交换的游戏卡只能偷偷在学校厕所里拿给同学看。
这样的以小孩为中心的「岛内移民」，需要家长生活方式的调整，其实较小孩更甚。家长必须放弃看电视的习惯、节制电子产品的使用（至少在孩子面前），并适应商业娱乐鲜少的乡间生活。更重要的是，原本双薪的家庭，母亲多辞掉工作专心照顾孩子，父亲则通勤到都会区来工作（多数周末团聚，少数每日通勤）。许多母亲笑称自己是「假性单亲家庭」，这样的居住模式强化了养家父职、照顾母职的性别分工。为了追求学校所认同的有机生活模式、降低商品与外包的使用，母职任务变得更为密集与多重。她们必须学习手工艺，来帮助孩子在校的学习活动，例如织毛线娃娃、染教室窗帘、缝孩子在教室穿的室内鞋，以及手制文具袋等。有些母亲，尤其是在外工作者，对这些学校的要求倍感压力。但有更多的母亲，尤其是全职育儿者，从这些活动中获取意义感，得以将照顾孩子从琐碎的日常事务中提升到「科学母职」或「精神母职」的层次。一位积极在田园小学参加师训、担任志工的母亲，描述她在宜兰的生活，相较于过去在台北担任全职家管，有更多生活的目标：「来这边以后，我比较有事情做吧，〔研读〕××博士（另类教育学者）的学说也好，有事情让我更投入地去做」。此外，她们也从家长网络中得到社群支持，一位母亲比较过去在都市里当家庭主妇的生活：「以前在台北，你知道我是很孤单，我的情绪没有地方发泄，而且我没有那个……社群，没有援助，一个人关在那里带小孩，其实随时都很情绪化」。在宜兰的母亲，由于理念与生活方式的相近，形成交换信息、集体育儿、团购另类商品的社会网络。这样的社会资本帮助她们学习与自身成长经验断裂的教养脚本、流通另类的教养资源与工具，也巩固了不同于主流教养理念的信仰。
四、劳工阶级家庭
（一）亲职叙事与教养脚本
相对于中产阶级的「世代断裂」叙事，我们较常听到劳工阶级使用「世代延续」的叙事来形容自身为人父母之道，如小布的爸爸所言：「你爷爷当时怎么对我，我就按照这种方式来对你」。他们倾向类似自己的父母辈，采取接近华人文化传统的「管教」或「勤教严管」的模式（林文瑛、王震武1995）。跟小孩沟通时，父母较常使用命令语言或威吓语气，处罚办法较少有孩子议价的空间（有一户称之为「家规」），也经常借用制度权威者的角色来确认处罚的严重性（「如果你们再讲话，老师就会拿胶带把嘴巴贴起来」、「你不乖我就叫警察来抓你」）。父母的肢体语言也标示出相对于孩子的阶序关系：跟小孩说话时，往往是站着、往下看小孩。
我们在河岸小学征询家长同意参与研究之际，学校老师很热心地协助，帮我们跟家长解释：「他们想要去你家看你和小孩的互动啊。」常常得到的家长反应是：「有什么好看，就是打啊。」虽然在相当程度上延续「不打不成器」的传统教养脚本，劳工阶级父母也强调亲子关系与前一个世代的断裂；「要跟孩子做朋友」这样的说法，普遍出现在受访者口中。当今的父母施行体罚时，会用较不易造成肉体伤害的工具或打法，也会和孩子说明体罚的理由，并在事后展现温情的抚慰。如我们观察到小布妈妈在打完孩子后，往往会抱着哭泣中的孩子说：「妈妈是因为爱你才打你，知道吗？」换言之，权威管教与情感关系不被视为互斥，而是相辅相成的教养做法。相较于祖父母世代，中产阶级父母可以说是「断裂（叙事）中有延续（实作）」，劳工阶级父母则是「延续（叙事）中有断裂（实作）」。
为什么劳工阶级家长仍以体罚为主要的管教手段？既有研究认为因为他们拙于言辞、下意识地延续了过去身受的管教经验（张建成、陈珊华2006），我认为更重要的原因在于阶级位置导致的资源不足，让他们难以使用以中产阶级为原型的新兴教养脚本。我们在田野中经常感受到劳工阶级父母「不晓得要怎么教」的挫折感，他们欠缺教养文化资源，甚至不时询问年轻未婚的研究助理有关育儿的建议。经济的困境与时间的紧张也耗费了他们多数的认知资源，很难有耐心对待孩子的吵闹或有余裕去学习新的教养观念，因而偏好立竿见影的措施。小布妈妈叹着气说：「家庭上的影响，对我们的心理有影响，教育小孩、脾气方面，有时候多多少少会啊……你工作不稳定的话，会担心。我现在教小孩，我又想到，我脑袋不会平静啦，就像电影院演一演，我就担那么多角，什么又到期了，什么又要缴了，什么钱要给了」。
其次，劳工阶级父母与体制互动过程中，直接或间接感受到阶级化的教养污名，容易强化其严格管教的倾向。我们在天龙小学寻求访问时，大多家长都很乐意参与，甚至充满自信地假定自己是教养的成功范例，才得到邀请访问。我们在河岸小学有着完全不同的经验，许多家长拒绝受访，或者，听到访问邀请的第一个反应是：「我的小孩在学校有什么问题吗？」教养失职的焦虑，普遍笼罩着劳工阶级父母，因为目前的主导教养脚本，需要家长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与时间投入，媒体或学校经常让无法配合的父母感受到匮乏与不足。
在这样的脉络中，体罚可能成为劳工阶级展演亲职投入的一种方式，以避免被指责教养失职。劳动阶级同样会反身性地看待自己的教养实作，不同于中产阶级的是，他们较少透过专家论述的框架，更常透过关键他人（老师、其他家长、研究者等）的评价，来评估自己是不是个好父母。小布的成绩其实不错，但在学校因为闯过几次祸被贴上「坏学生」的标签，小布妈去学校的时候，感受到其他家长（尤其是中产阶级家长）对她冷淡、不打招呼，她于是不想再去班亲会，担心受到其他家长指责。小布父母都经常施以体罚，即便研究者在现场，打起孩子也不手软，访谈中甚至详尽地描述自己对孩子有多生气、处罚有多用力。我稍后才明白他们其实是有意或无意地藉此让我看到他们有在「努力管教孩子」，不论效果如何。
此外，也有受访者并不赞同中产阶级亲戚的教养模式，质疑过度强调跟小孩讲道理是否能达成管教效果。他们认为体罚仍是必要手段，需要与新式教养方式相互搭配，如一位母亲所言：「打小孩和讲理要两个一起啊。就是先打他，边打边讲，打完之后，再继续跟他说。像我小姑就只跟小孩说：『这样不可以。』我觉得这样没用，那个态度和口气，要严厉。」除了担任销售员的少数，劳工阶级的职场较少强调口才训练，养成的阶级禀性与重视说理、沟通的教养脚本距离较远。他们的职场经验传递给下一代的秉性与价值，比较接近务实、脚踏实地、刻苦耐劳。相对于中产阶级父母致力于培养孩子的「兴趣」或「创造力」等抽象教养目标，「品行好」、「守规矩」是劳工阶级父母更重视的道德基础。
不少劳工阶级父母在访谈中表达「失落童年」的叙事，但内容与中产阶级不尽相同。升学导向的台湾教育环境，往往将智育成绩不佳的孩子归为「失败组」，学校的强迫学习让他们的成长经验充满挫折感。这些父母因而倾向采取「让孩子自然长大」的策略，希望孩子度过一个「快乐、不痛苦」的童年。如一位母亲所言：「其实现在，你说要怎样培养或是锻炼，我觉得我没有特别去作耶。我顶多可能就是，我只是希望说，在他们这个年龄，他们不要有一个痛苦的童年」。
这些家长视「纯真童年」为一种「自然状态」，父母的责任在于避免外部压力的强加，并不需要人为建构有别于成人世界的「快乐童年」。不同于中产阶级家庭构筑童话世界，保护孩子免于过早进入「子代激烈竞争」的现实，劳工阶级父母的现实感，主要来自「父代的经济局限」。有些父母会有意告知或无意中透露家里的经济问题或父母的工作困境，从而让孩子了解家庭的经济资源有限，以及为何无法负担额外的活动或新玩具。这些劳工阶级父母透过「现实童年」的观点，将儿童与成人的生活状态视为连续的生命阶段，希望藉此激励孩子努力，以透过代间流动来超越父母辈的现实困境。
在我们进行家户观察的小布家，专科毕业、从事铁工的父亲，在工地发生意外摔伤背脊后，只能打以日计酬的零工，近年来的经济不景气，让他找工作更加困难。家庭收入主要依赖来自中国大陆、初中毕业的太太；新移民身份让她深陷劳动市场的最底层，她在小区小工厂当杂工，没有劳健保、薪资以时薪九十五元计，「比不识字的老太太还低」，小布妈不平地说。家中的两兄弟对于家庭经济的拮据也有所认知，弟弟小布有天拿着学校发的课外活动报名单回家时，落寞地自言自语：「家里没有钱让我去」。小布妈谈到这方面的经验：
他们对钱的观念很有的。我们什么都是钱，怎样怎样。他在幼儿园大班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妈妈你为什么骑摩托车，不开轿车来？」我愣了几分钟，这么小，怎么可以问我这个问题？我就跟他讲：「因为妈妈那个时候没有钱读书，所以没有办法赚很多钱，开轿车。」「那买轿车要很多钱阿？」我说「对阿，很多钱，妈妈买不起啊。那你要努力学习。」他说：「好，那我要努力学习，找到好工作，赚很多钱，然后我就买个轿车给你。那你就不用戴安全帽，就不用淋雨啰」。
劳工阶级父母间的养育分工倾向依循传统的性别角色。当我问父亲参与那些照顾孩子的工作时，许多人愣了一会儿，回答说：「赚钱养家，就是我的工作啊」。父职角色除了养家，主要是跟孩子玩耍或扮黑脸处罚；孩子的日常照顾、功课检查、教育安排、亲师联系，大部分落在母亲的肩上。劳工阶级父母同样不是一个同质群体，其教养策略存在内部的光谱差异，以下两节描述光谱两端的理念型。
（二）教养策略与实作之一：培育阶级流动力
光谱右端的劳工阶级家庭，希望透过升学让孩子达成代间向上流动，我称之为「培育阶级流动力」。小布妈是个明显例子，她经常对着孩子耳提面命，以蓝领工作（肮脏、困难）低于白领工作（干净、轻松）的价值框架，来说明阶级流动的优点与重要。访谈中她这样陈述：
我做父母的喔，生育小孩，我当然还是希望他们学好，将来就是尽我的能力培养他。我常跟他们讲，你看，为什么爸爸妈妈没办法像一些伯伯叔叔他们做那么好的工作呢？坐在办公室里面耶，用自己头脑去做生意赚钱呢？你看爸爸做工也是很辛苦，回来身体也是很脏阿，我就说，你看，爸爸跟妈妈那么累，就是小时候没有好好读书，所以就没有办法找到好的工作。所以你们要好好读书，以后可以考上好一点的学校。
然而，不像中产阶级母亲能够给予孩童学业上的指导，劳工阶级母亲并没有足够的文化资本来协助孩子的课业，因此更为仰赖学校老师扮演教育者的角色，或是将教育工作外包给安亲班与补习班。与Lareau笔下的美国劳工阶级不同之处在于，住在都会与近郊地区的台湾劳工阶级比较容易透过市场取得辅助孩子学习的制度资源。都会地区的新移民母亲，尤其倾向透过外包教育来追求下一代阶级流动的梦想。她们憧憬孩子有光明的未来，好让自己的移民之苦成为值得的付出。在天龙小学，我们认识了来自湖南的小俊妈妈，她与台湾丈夫离婚后，独力抚养小俊。湖南的外婆为了帮忙女儿也迁移来台，当清洁工、卖水果。高职毕业的小俊妈在一家公司当助理，月薪三万。虽然家庭经济资本有限，小俊妈坚持要在大安区租屋（顶楼加盖），因为听说市中心的学区比较好，小俊的安亲班、作文班、珠算班等费用加起来每月近两万。小俊妈说明这样的外包策略的重要性：
因为我没有办法教小孩子的功课，我为什么花这么多钱，就是我没办法教他，我们学的跟台北教的完全不一样，我看得懂但我没办法教他，我也没办法去写，因为我们念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所以我一定会花钱去，不管花在那里，这个钱我一定会花，去教他的功课……他的同学有钱人家实在太多了，他们会觉得说，我们外籍来的，一般不会花在小孩子身上那么多教育。我今天可以把一些钱存起来、买别的东西，可是我觉得那对我来说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以后长大的事情，能够比我好，他以后有任何发展，对我有意义太多了。
新移民母亲所承受的教养污名是双重的，既是阶级劣势，也是族群弱势。由于对本土教材与语文的掌握有限（大陆配偶指使用繁体中文的能力），小俊妈妈自认是不适任的教育者；大众媒体、中产阶级家长（孩子的「有钱人家同学」）也倾向质疑她们投资小孩教育的意愿与能力。新移民母亲承自母国的语言能力和文化知识多半被当作负担（影响孩子口音、落后教养方式），而非值得传递给下一代的资产。于是，市场外包成为重要的教养策略，这意味着她们必须耗费更多时间在外工作赚钱。
虽然与前述中产阶级家长同样追求「竞争力」，也将孩子的学习活动外包给市场，经济与文化资本受限的家长，主要着眼于国内的教育成就与职业机会，对于孩童的学习表现，倾向以学业成绩为单一指标。美国与加拿大的研究都发现，劳工阶级母亲比中产阶级更强调孩童的学业成绩（Lareau 2003；Griffith & Smith 2007）；同样的，台湾劳工阶级父母主要朝向智育为主的「单食教养」（univore cultivation）（Shih 2010）。相对于安亲班或补习班，他们认为课外活动或才艺班是昂贵且不必要的支出。有课外活动安排的家庭，偏好英文、珠算等与智育学习较相关的课程，缺乏足够的信息或知识来评量课外活动的多样内容。比方说，有天学校发了课外活动传单要孩子拿回家给父母看，一位母亲看到「街舞」不解地说：「学街舞干嘛？在街上跳舞喔？我不反对啊，老师，那样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啊？」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难以了解「全人学习」在后教改体制中成为重要的学习目标，他们几乎没有人听过大学推甄的制度，遑论替孩子规划有利的多元学习活动。
小昆家是「培育阶级流动力」的另一个例子。小昆爸是一位高职毕业的建筑工头，过去也曾抱持黑手变头家的梦想，做生意惨败后卖了祖传田地还债，之后就一直在建筑工地工作，晚归回家时身上总是沾满了泥浆与汗水。他谈到自己的工作时，略带骄傲地说：「我什么都做，我差不多可以盖一栋房子喔。」但他并不像中产阶级父亲，乐于将职场技能传递给下一代；即便技术工人的工作机会与所得都相当稳定，他并不期待孩子继承辛苦又危险的建筑工作。他这样描述工地的生活：「吹风日晒，落雨、又冷，风又大，蛮危险的……我看好几次了，人从鹰架上跌下来，躺在地上，好像西瓜破掉一样……」。他温柔地看着在旁边玩耍的两个孩子，转头跟我说：「我希望他们坐办公室、计算机打一打。」同样做建筑工的小昆妈，是孩子的主要照顾者。在期中或期末成绩公布之前，她总是紧张地打电话给老师询问成绩，虽不期望孩子名列前茅或一定要念大学，仍希望孩子可以透过教育来取得一定程度的阶级流动，特别是不要再「做黑手」。当我问道如果孩子将来想要继承父业时，她毫不犹豫地回答：「不要！不肯，如果他要做工地，我可以叫他去阿姨的公司当个小弟也好！」
劳工阶级母亲没有受到学校体制肯认的文化资本，难以参与孩子的学习活动；然而，她们可能透过跨阶级的社会资本，来转换为孩子的文化技能或教育机会，例如，受过高等教育的亲戚可以提供与教育相关的信息与建议，或协助孩子迁户口到比较好的学区。小昆妈的妹妹拥有大学学历、与先生经营公司，由于没有小孩，对小昆兄弟视如己出。她不仅提供了有关课外学习的建议，也赞助小昆兄弟购买计算机、补习英文，因为这样，小昆妈甚至想象孩子未来出国留学的可能。更常见的跨阶级社会资本积累，是母亲透过和老师建立私人关系，希望藉此确保孩子受到老师足够的关注，或至少在孩子出问题时，让母亲容易得到老师的意见与协助。在我们观察期间，有位老师生病住院，学生的母亲纷纷在工忙之际到医院问候探病。亲师之间的聊天内容经常包括与小孩学习没有直接相关的家庭问题，如父母吵架等婚姻间隙，也有母亲请老师协助介绍工作。亲师关系相对紧密，并没有像Lareau（2000）所描述的美国劳工阶级，与学校老师的关系疏离而对立；反而是天龙小学的亲师关系呈现潜在的紧张与距离，在教学、处罚孩子等方面，中产阶级家长容易与学校老师有意见的分歧。台湾的劳工阶级家长，透过建立私人化的亲师关系，希望藉此确保外包培育流动力的策略得以成功。
（三）教养策略与实作之二：顺其自然造化
在光谱的左端，父母采取「顺其自然造化」的态度，期待小孩可以完成基本学历，将继续升学视为个人资质的自然发展；如果小孩被体制认为是可造之才，父母便会支持继续升学（台语所说的「可以读就让他读」）。家长虽然关切成绩，并不期待孩子出类拔萃、名次领先，只要求成绩及格或不垫底，也就是达到「基本学习」的目标；孩童多因成绩低到全班倒数时，才会受到父母的处罚（陈如涵2010）。
以住在新北市的贝贝家为例，父母都是高职毕业，爸爸曾任工厂采购，由于学历限制难以升迁，中间一度经营超商，失败后开出租车维生。妈妈一面读夜校，一面打工，生了三个孩子后在家专职照顾。劳工阶级家长自身经历了升学或创业的失败经验，不希望对孩子复制「唯有读书高」的压力，或强加社会流动的期待。贝贝与姐弟都没有上安亲班，下课回来就在家里做功课与玩耍。爸爸认为这样的安排可以让孩子度过快乐的童年：
我最主要是这样，不希望说他们一定像人家说，你下课回来，又要去安亲班，又要去上课什么，我不希望给小孩子压力啦……我对小孩态度是说，读书是你们自己的，不是我的，我不会去硬逼你们。考试时间到了，你们自己去看书。成绩对我来说，我不会很注重啦。但是，我会去看说，你为什么会考那么低，以你的程度，应该是中上，至少你会及格。
这些劳工阶级家庭生活里，没有刻意安排太多以小孩为中心的学习或休闲活动，而是将亲子活动「嵌入」家庭生活之中。周末除了待在家看电视、拜访祖父母，有些父母带小孩享受低消费的休闲活动，例如去「汤姆龙」游乐场、到游泳池玩水、逛夜市、大卖场或百货公司，顺便在炎炎夏日享受免费冷气。父母的养育角色以「陪伴」为主，而非「教育」。祖父母同住或邻住的比例更高，也分担一定的看顾责任。这样的家庭生活，组织化程度低，也少了中产阶级家庭常见的因为父母要求孩子做功课、练琴而衍生的亲子冲突。
许多劳工阶级父母都在访谈中说了类似的话：「如果我的孩子不是那块料，学这学那不是浪费？」劳工阶级倾向于「必要性」（necessity）的阶级品味（Bourdieu 1984），将课外活动视为奢侈、非必要；孩子的才能是先天赋于的资质，而不是后天培养的成果。对于经济资源有限、孩子人数多的家庭来说，课外活动不仅造成财务负担，学习效果的不确定性也太高。贝贝爸说明家里没有办法，也没有必要让孩子学才艺的原因：
有的家庭比较过得去的话，就是让他们（孩子）有个才艺去学啊，看他们比较有兴趣哪一个，你就让他去朝那个方向（发展）啊。那我没办法这样啊，因为他一学你就是缴学费，他不学，这钱就没了啊。
「顺其自然造化」往往是时间与金钱有限的父母不得不然的教养方式。我们访问的劳工阶级家庭，表面上看来并没有明显的经济困境，但结识久了后，我们发现多数都肩负着数目不等的债务。他们或因为曾经怀抱着阶级流动的梦想、借钱创业失败（均为父亲），或因为生活需要周转，仰赖「塑料鸦片」来平衡家庭收支的缺口（夏传位2008）。小泰家就是个例子，专科毕业的小泰爸在工厂当作业员，在工作时结识从泰国来打工的前妻，婚姻关系在小泰生下不久后出现裂痕，目前已离婚分居。小泰由父亲和阿嬷抚养长大，两人各自有十几、二十万的卡债。六十多岁、不识字、在餐厅洗碗的的阿嬷解释，当时受到办卡趋势影响，但欠钱也是生活所迫：「那时候人家都在办啊！没刷卡就没法生活啊，转不过来啊，卡债〔现在〕也是都卡住了啊！」阿嬷与爸爸的工时都相当长，小泰放学后经常单独在家，当我们问到为何让小泰在家而不送去安亲班时，阿嬷这样回答：「爸爸小时候去读（补习班），不喜欢读书啊。他爸爸就觉得很痛苦，就不要他儿子这样子。」身为新移民的小泰妈妈，在离婚时有向爸爸提出让小泰上安亲班的要求，爸爸也同意了。妈妈在访谈时指出经济局限仍是重要的阻力：「他爸爸就说要等一下等一下，因为他爸爸可能也没有什么钱」。
对身处次级劳动力市场的父母来说，相对密集的劳动条件，局限了他们与小孩共处的时间。没有祖父母可以协助的双薪或是单亲家庭，儿童照顾更形困难。以小泰家来说，担任工厂作业员的爸爸经常在晚间及周末加班，以配合国际买家的紧急订单。在餐厅工作的阿嬷一周工作六天，而且多在晚上和周末，只有下午可以回来看一下孙子。小泰因此常常独自待在家里，即便这种情况违反「儿童保护法」，但对一些家庭却难以避免。国家立法与学校制度，往往预设了孩子家中有一位专职照顾者，或是父母从事朝九晚五的工作，罔顾单亲家庭的处境或是服务业的工作时程。小泰有天拿了学校老师发的暑假作业回家，其中的活动多要求家长协助共同完成，包括「烤肉」（询问长辈烤肉经验）、「只要蛋白质不要肉」（和家人做一道菜）、「家事大作战」（和家人完成清洁）、「菅芒花女孩」（和父母一起完成大约十二件事情）。小泰看着作业单，苦哎哎地说：「谁有时间帮我做？」
在都会区的劳工家庭里，如果小孩人数有限，又缺乏大人互动陪伴，孩子经常仰赖「电视保姆」与「计算机玩伴」来打发时间（陈如涵2010）。独生子小泰一个人在家时，阿嬷再三交代不可以跑出去玩，他如果不是看电视，就只能跟幻想的友伴游戏。都市父母多认为「外面」充斥交通意外、儿童拐骗等危险，中产阶级小孩还可以在社区保全看顾下的庭园里嬉戏，住在公寓里的劳工阶级孩子大多只能在室内活动。在他们的身上，我们最明显地感受到Lareau所说的「局限感」，包括金钱、空间、身体的局限感。天龙小学的孩子跟成人互动明显比较自在，有的孩子第一次见面就会问我：「你是谁？」、「教授是做什么的？」。相对的，河岸小学的孩子会避开跟非亲人的成人眼神接触，在初次见面时也鲜少主动跟我或研究助理主动攀谈。
在家庭生活空间上，都会与非都会区的劳工阶级有明显差异。海滨小学位于小渔村，由于青壮人口外流严重，生员人数有限（每年级仅一班，二年级全班八人），家庭型态多为非典型，包括单亲家庭（离婚后父亲返乡，祖母为主要照顾者）、跨国婚姻家庭，以及隔代教养（父母在城市工作）。相对于城市近郊，渔村的教养文化资源更为稀少，父母要实行外包教育的策略需要耗费更多交通或金钱的成本。当地没有任何才艺班或安亲班，仅有学校提供的以低收入子女为主的「星光班」，免费提供课后照顾与协助完成功课。小区里有很少数家庭，为了提高「竞争力」，将孩子送到有一段距离的城镇就读规模较大的小学。这些孩子也在课后参加城镇的安亲班，课后再由交通车送回，所费不赀。这些「外包培育流动力」的少数个案，父母多在台北工作。
海滨小学的孩子多数没有参加组织性课外活动。担任主要照顾者的祖父母，除了日常照顾与看管作息，很少会跟孩子一起玩耍或刻意安排亲子互动。新移民母亲往往需要从事劳务工作（切鱼饲料、捕海藻、处理樱花虾、小吃店打工）以撑持家计，因为渔村里的男性受到外籍渔工引进的影响，工作机会大减。小珍爸爸在国中毕业后向往都市生活，到台北当学徒、成为银楼师傅，老板歇业后，他返乡担任渔工，近四十岁时到越南娶了小他二十岁的老婆。虽然家里墙上挂着「模范渔民」的奖牌，小珍爸只能打零工，「有时候好几个月没赚到钱的也有」。他并不怀念都市生活，认为压力太大，虽然工作机会多，花费也大（「一出门坐车就要花钱」），他希望小珍和弟弟在宜兰乡下「顺其自然长大」：
因为台北那边就是要补习什么嘛，功课压力太大了，在这边比较快乐，比较有空间给他跑。我是顺其自然啊，你强迫他，他不喜欢念书，你强迫也强迫不了啊。我有看过那个小孩父母一直勉强，到后来压力太大反而变成像书呆子什么都不会，因为他每天读书每天补习……不要强迫他，他脑筋到那边、开窍了，他自然就会了。
村里的孩子经常在没有大人陪伴的状况下单独在家，但邻居间密切往来、声息相闻，白天大门不会上锁，没有太多「危险外面」与「安全里面」的区隔。相对于河岸小学的都市小孩，非都会区的孩子对于每天的活动与游戏有较高的自主权，他们可以自由地到户外跟兄弟姊妹或邻居同伴嬉戏，虽然家里很少商业玩具，他们会充满创意、随兴地把手边可及的东西变成玩具。虽然没有大人指导、没有外包学习，他们展现了令我印象深刻的创造力与独立自主。吊诡的是，这样的童年生活，其实恰好是田园小学的迁乡中产阶级家庭所向往与追求的。只是，后者需要透过父母的努力才能刻意营造出类似的「自然长大」的环境，并且透过另类学校、西方教育理念的背书，来赋予这样的教养方式一定的象征资本。海滨小学的家长并没有足够的论述能力或资源来认可他们简朴、随意的家庭生活方式，祖父母也不认为乡间的生活技能（如捕鱼、种菜、腌制、手工艺）是值得传递给孩子的文化资本。有些家长在访谈中流露对偏乡学校缺乏「竞争力」的隐忧，反而钦羡城市里的教育资源可能提供孩子更好的发展。
五、结论
本文比较台湾的中产阶级与劳工阶级在亲职叙事与教养实作上的差异，阶级位置相近的父母倾向共享类似的教养脚本（理想的育儿之道），虽然脚本往往与实作之间有落差与断裂。为了避免将阶级视为二元范畴或同质群体，我援用Bourdieu有关「场域」或社会空间的概念，来分析做父母、同时也在做阶级的划界过程。我建构出一个「亲职场域」，以父母的资本组成总量高低（含经济、文化、社会与象征资本）、追求益品倾向（偏重竞争流动或自然发展），作为结构这个社会空间的两条轴线，如图一所示：
横轴代表教养实作中首重的益品，多数家庭倾向以孩子的「竞争流动」为目标，以确保孩子未来的生存机会、教育成就与职业保障。第一象限的中产阶级与第四象限的劳工阶级，由于资本配置与总量的差异，虽同样透过市场外包来强化孩子的栽培，方式却不尽相同。「培育阶级流动力」的劳工阶级父母缺乏足够的（被体制认可的）文化资本来参与孩子学习，只能竭尽父母有限的经济资本，或试图建立跨阶级的社会资本，来转换为下一代的流动机会。由于对改革中的教育体制或是跨国的教育机会了解不多，他们更加依赖学校体制的介入。中产阶级父母具备相对充分的经济、文化与社会资本，得以利用跨国输入的文化资源，甚至是跨国流动的教育策略，在子女身上「培养国际竞争力」。这些教养资源所培养出的阶级惯习，对其下一代进入跨国布局的金融与服务产业劳动市场具有相对优势。中产阶级区辨秀异的方式在于，他们在教养上追求多元发展，而不只是独尊智育，期望或想象子女的未来目标是国际竞争，而不只是国内流动。「全人教育」、「国际化」等学习目标，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主流教育体制所认可（虽然未必落实），成为具有象征支配效果的教养论述。
益品横轴的左端，首重追求孩子的「自然成长」，希望孩子按照自己的节奏来学习、依循个人的性向来发展，不以考试成绩或学历文凭为绝对目标。「适性发展」、「放手，孩子会学到更多」等口号在当今也成为主导教养论述，然而，教育改革的实质效果有限，明星学校与文凭主义的地位仍不减，在这样的环境里，中产阶级家长虽向往「自然成长」的理念，也不免担心孩子未来的竞争机会，因此多在横轴两端的益品间游移、拔河。「规划自然成长」的典型，是透过「岛内移民」来追求西方教育模式的另类学校家长。他们的教养方式不全然符应阶级再生产的逻辑，也就是父母不以再制孩子的竞争优势为首要目标。然而，能够忽视阶级同侪的质疑，全心规划自然成长，也植基于父母一定的阶级优势：父母通常有相当的文化资本，可以对自己的教养理念俱备信心，也有能力提供另类学校外的辅助教学。或者，父母有足够的经济资本，可以在孩子遭遇体制内升学困境时提供出路，或有家族生意可以让孩子接班，或可安排出国念书作为另类升学管道。
第二象限的中产阶级与第三象限的劳工阶级，表面上看来同样追求孩子的「自然成长」，但方式与逻辑大不相同。迁居乡间的中产阶级父母，透过人为努力刻意营造出「自然长大」的环境，貌似「放手」的教养其实需要成人生活的大幅调整，尤其是母亲以小孩为中心的有机生活细部管理。再者，他们可以透过西方教育理念的背书，来赋予这样的教养方式一定的象征资本。「顺其自然造化」的劳工阶级父母并没有类似的象征资本来认可他们的家庭生活方式，父母可以传递给孩子的文化资本也不受到体制所认可，他们的亲职实作甚至可能被贴上「教养无力」的污名。
上述的亲职场域分析呈现出物质位置与理念价值如何交织地形塑社会行动：结构位置并非决定了行动倾向，而是透过理念的反思性中介；然而，理念价值的倾向，也并非存在于权力的真空，资本条件越充分的行动者，越能动员、转化象征资本来建立实作的正当性。父母们看似相同的教养实作（如教育外包、让孩子自然长大），背后可能有相当不同的行为动机与行动意义；而类似的价值或益品的追求，却可能因行动者的资本条件的差异，而呈现出不同的实作样貌。教养行为也映现多层次的社会实在（Giddens 1984）：个别家庭的教养与个别孩子之间的竞争，背后有着当事人未必认知到的结构条件（unacknowledged conditions），尤其是阶级差异与不平等；父母的教养方式可能衍生非意图的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例如，中产阶级父母的规划栽培可能造成孩子的痛苦学习，甚至创造力与自主性的削弱；劳工阶级父母对孩子「守规矩」的强调，可能导致未来在高等教育与专业白领劳动市场上的劣势。
虽然本研究并未包含长期追踪的数据，无法探究父母教养方式对于子女未来社会流动机会的影响，但研究成果呈现了家庭教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子女的阶级惯习养成，以及中产阶级教养模式与当前教改论述的亲近性，可能间接限制了劳工阶级的流动机会。例如，入学管道的多元化，尤其是推甄申请大学，倾向认可规划培养下的中产阶级惯习与文化资本；入学方式与选填志愿的复杂化，提高了家长了解制度与协助孩子的门坎，这些都对弱势家庭子女相对不利。我们应在教育制度与入学方式的改革上，考虑到阶级的差异与作用；学校教育应避免以中产阶级双亲家庭、全职母亲为原型来设计学习活动或要求家长参与，否则容易排除、边缘化其他型态的家庭，强化社会指责的阶级烙印，再制了下一代的阶级弱势与社会不平等。
*本文原载于《台湾社会学》2014年第27期，97-140页。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注释及参考文献，并对文中部分词语进行了不涉及内容变更的修改，敬请有需要的读者阅读原文。
**封面图为体罚管教孩子的现象，蓝佩嘉指出，一些低阶层的父母并非不爱孩子，只是资源的缺乏，让他们在教养上束手无策。[图源：yueylin.net]
〇编辑：罗尼 〇排版：书畅
〇审核：松鼠 / 晓東
更多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