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城中国的学校，教育成功以及做学生之道 | 从高考到教育到社会②

往期回顾：高考的比较学：公众的服务，抑或个人努力的结果？| 从高考到教育到社会①

从高考的事件性到教育的日常运作

感谢主持人。非常高兴有机会在这里，和思宇以及屏幕前的各位对教育感兴趣的同学一起交流对于中国教育的一点思考。前几天毓坤第一次和我聊起组织这个主题活动的时候，用了一个非常意思的表述，就说最近几天正在进行高考，而高考是一个特别大的事件，我们要围绕着这个主题组织一次线上讨论。我觉得“事件”这个表述非常有意思，当我们用“事件”这个词的时候，我们会首先觉得它是非常规的，引起非常多关注的，而不是经常性的事项。从人类学的视角来说，其实高考越来越像是一个仪式。从个人的生命历程来说，这个仪式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不管成败与否，只要度过了这个阶段，人生就会很不一样。我们现在很多的研究也是从个人生命历程的过渡仪式的角度来展开。

另外一个方面呢，如果从一个更加宏观的社会、国家、文化的层面出发，我们会感觉高考也越来越多地成为一个时节仪式，就像我们端午节吃粽子一样。围绕这个仪式，也就是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我们会发现有越来越多的文化上、社会上的规定的行为和过程。而且我发现非常有意思的是，和当年高考的时候相比，最近会看到越来越多不一样的、非常有意思的社会性行为，比如说交通管制，家长送考，还有这两天流传的有一些家长穿着红色或者是特定款式的衣服，等等。从这样一个意义上讲，高考这样一个现象级的事件，它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其实很早就已经注定了。当我们在谈论高考的时候，我个人认为很多时候我们关注的并不是这个现象本身，而是怎么通过这样一个事件去思考——比如说在横向的层面，它是一个社会的、文化的一种不平等，一种分层，或者说关乎于流动，关乎我们整个社会变化的机理。从纵向的角度，刚才主持人也提到，越来越多对于高考以及其他教育相关的研究，已经将关注点扩散到教育之外，比如说关于童年、关于生命历程、关于母职这样的一些非常重要的议题。我讲这些就是想强调一点，就是说我们今天研究教育，到最后其实是看我们所关注的视角到底是什么，不管是通过高考还是基础阶段的教育，我们想表达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民族志研究的整体框架

那我这样一个研究，大家已经能够看到屏幕上的题目，是“县城中国的学校，教育成功以及做学生之道”。这样的一个主题，其实和高考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刚才听完思宇的讲述之后，我发现其实可以形成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对话，因为事实上大家是从不同的视角来切入一个共同的议题。就我的研究而言，主要是关注学校的日常运作，去看学校在日常状态之下到底如何追求教育成功。特别是在一个资源有限制、有分层的情况之下，学校老师又是怎样运用各种仪式、各种活动来塑造一种有利于教育成功的学生之道。那么在一定意义上，这样一个典范意义上的校园民族志（school ethnography），是在另外一个意义上回应，不管是我们说的desire也好，或者说是渴望也好，它的微观的生成机制是什么？在县城青少年这个群体当中，又有一个什么样的回应？

大家可能已经感觉到接下来的讲述会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风格，我会集中讲述三部分：首先是我会结合之前博士论文的项目，就整个课题的研究设计做一个非常简要的介绍，然后会结合两个具体的案例，一个是学校日常生活当中非常重要也是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排座位——来回应刚才的问题；另一个是从感官人类学，特别是从声音的角度，考察在县城中学学生群体当中的微观的、非正式的反抗机制。

大家在屏幕上看到的会是一个成文的、看上去很正式的讲解风格，但我这里的讲述更多地要呈现这些议题到底是怎样生产出来的，是怎么样从当时一地鸡毛的细节当中找到一条线，帮助我来理解和回应刚才提到的这样的问题。而这样一个寻找线索的过程，本身也是对刚才那些问题的回应。

教育民族志的诸问题意识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对于整个研究项目的一个非常概要的介绍。这个课题关注的是县城中国的学校、教育成功以及做学生之道。研究问题关注的是县城中学到底如何通过道德教化的方式来追求一种教育成功。为什么要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提出这样一个研究问题呢？其实在当时有一个非常特定的背景。大概在2008年到2010年前后，当我决定把教育作为博士论文选题的时候，当时在英语人类学界有关中国教育的研究领域里，有几个主导的范式或说法：一个就是教育热，刚才很多同学已经提到了Kipnis这本书，基本上大家都有一个普遍的共识，就是说不管是出于国家现代化、发展经济的需要，还是独生子女政策，还有家庭结构的变化，当然还包括我们文化传统对于教育的重视本身，就出现了全社会的、全民层面的，特别是在城市地区，特别是在中产阶层，对于教育子女教育的普遍强调。当然和这个大背景对应的另外一个研究的路径，涉及到的是学校的日常运作，当时存在一个比较主导的共识，提到中国学校就是要做题，做很多题，而且有规训，也非常强调纪律，当然这样的一个印象也持续到了今天。在看到这样的一些表述的时候，作为一个体验过这个体系的“产品”，我的感受是，一方面确实存在着类似一些现象，但另外一方面似乎又不完全如此。学校除了做题、纪律的投入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更深层次的，不足为外人道的东西。也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我当时的一个关注点就是学校，特别是基础阶段教育阶段的学校，它的日常的运作到底是什么样子？到底要如何运用不同的媒介或工具来捕捉其中那些隐蔽的、真实存在的，但是又非常幽微的细节，还有丰富、经验性的、所谓的常识？又要如何在这些常识之外，看到它隐匿的那些结构性的、理论性的问题？

Governing Education Desire: Culture, Politics, and Schooling in China封面书影。[图源：douban.com]

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提出，其实它背后的理论关注是说教育到底是什么？当我们谈“教育”的时候，这个概念本身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意义？一般来说，谈到教育的时候，我们通常会强调知识的获取和传承，会从法国涂尔干开始，强调公民教育、价值体系、公民身份这样的一些问题。到了六七十年代的时候，又出现了社会再生产的理论，即教育就是在再生产社会不平等。然后我们会提到布迪厄，会从文化生产的角度提到惯习、文化资本这样的一些概念，也就是说这种再生产的机制变得更加复杂，而这种复杂性在威利斯《学做工》这部非常经典的作品里体现得更加复杂和动态。当然美国教育人类学有着另外一个传统，我们知道玛格丽特·米德《萨摩亚人的成年》。从这个进路出发的话，教育人类学关注的是童年、青春期这样的议题。特别是到后来结合不公正的生产，关注地方性，关注文化，比如说某个特定的族群的身份认同。

这些有关教育的理论一路梳理下来，就会发现教育在中国的语境下，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又有不同。因为当我们谈到教育的时候，我们通常说“教书育人”，也就是说除了教授知识之外，教育同时还是一个教学生做人，很多时候它有一个非常强的道德取向。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在理论层面想要关注，在学校的日常运作当中，教育或者说教育过程是怎样的，它们又是怎样呈现出对于教育的独特理解。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把中国的学校嵌入到一个非常具体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场景当中。

在这里我特别想强调三个要点，一个就是在我们中国文化的传统当中，教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流动渠道，比如说科举，思宇刚才在这方面谈论得比较多，就不用过多强调了。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的教育在城乡以及地区上的差距、区别，这一点也探讨得比较多。我在这里特别想要强调的一点，是有关学习在文化意义上的一个非常独特的解释。简单概括就是，学习和教育一样，有着非常强的道德意涵。学习本身是完善个体（self-culturation)非常重要的途径。学习本身是和学习者个人的品质结合在一起的，也是个人品质的塑造过程。我们刚才说努力、勤奋、意志品质这些我们在学校当中经常强调的词汇，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体现。

田野里的县中

这里介绍一下田野点的选择，我选择的是陕西西安附近的一个郊县。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城乡结合部区域？刚才已经说了，对于中国教育的理解，我是把它嵌入到一个关于流动、城乡分层，有特定文化传统的背景当中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特别想要强调的一个分析单位就是城郊或是城乡结合部。题目里用到了“县城”这个词，其实从更准确的意义上说，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和文化空间里，城乡结合部其实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如果我们用人类学的概念来解释——阈限状态的特征。它处于城乡二元结构中间的状态，而且正在经历一个非常迅速的城镇化的过程，而且很容易触摸到都市生活。比如说在我所选择的田野点上，他们只要半个小时就可以坐车到西安，但是这种都市生活并没有成为一个日常的体验。在这个意义上，我就选择了具备了这样一个特征的，位于陕西西安市郊的一个郊县。这个地方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场景，通常这个地方的教育是比周边要好不少的，但是如果大家熟悉陕西教育的话，我们都知道有所谓的“六大名校”，他们是远远没有办法和西安的这些学校竞争的。通常情况下，基本在上初中的时候，乡下的学生会被吸引到城郊地区，但是它们自己的学生也会在不同的阶段，比如小升初、初中升高中的时候，都会被吸引到西安的高中。所以我们会看到在当地的宣传当中，是说我们是作为西安的后花园，要发展自己的经济，但是当地人自己开玩笑的说法是我们其实是“后院”。就是说是在一个大城市的背后，是一个相对来说并没有那么光鲜的地方。

图为田野调查所在县城的景观。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关于田野的一些照片，可以看到是一个常见的县城的场景，就是处于一个高速的发展期，在开发房地产，发展旅游业，同时县城里也保留了比较多传统的过年过节的仪式。我们也会看到，比如“麦克斯”，基本上算是一个当地对于麦当劳、肯德基的模仿。我们也会看到过圣诞的时候，学生当中也盛行着一些地方化的文化实践。当时在这个县城里有两所高中，两所初中，我基本上是会定期访问两个高中，但主要的时间都是在县城的第一中学。集中在初中，特别是初三这个阶段的选择，当时也是有特定的一个考虑的，因为基本上在县城，这种淘汰其实在进入高中之前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这种淘汰的机制虽然一直在继续，但是实际上很多人没有办法从初中升到高中，一旦升到高中，基本上大家的目标就比较明确，就是要上大学。所以当时也是有意识的关注初三这样一个阶段，想看看是不是在那个时候有一些不一样的情况存在。当时在这个地方，基本上是以实习老师的身份——也是一个介于老师和学生之间的比较独特的身份，可以有意识地游走在老师和学生这两个群体之间——在西安市郊的一个叫做蓝关的地方（地名做了匿名化处理），在当地的学校里做了一个长达一年左右的田野，期间集中关注的就是学校的日常运作，涉及到的问题就是：当我们关注学校日常生活的常见现象的时候，到底是通过什么样的媒介和工具去捕捉它？

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很多各种各样的状况，最后呈现在大家面前的就是这样一个很系统化的表述。首先就是时间、空间、心理、老师、学生的反抗等等不同的层面。时间方面，主要关注的是每天的节奏，比如说周期性的调整。我们会说学生上课不要迟到早退，但大家都是从这个体系里出来的，如果我们仔细回想一下，会发现这样一个时间的组织其实并不是那么想当然，它里面存在很多很有意思的细节可以去挖掘。每天的节奏组织，到了一个不同的时间点，它会有一个调整，会有一个周期。在这个过程当中，通过老师不断讲述，包括树典型或者惩罚等各种各样的仪式性行为，最后就会传达出一种关于时间的一种好坏观念，这是一种道德化的时间。随便举一个例子，我们都知道不要迟到早退，早到应该是一个好的品质，但是在我的田野当中会发现，老师会对早到这种行为做进一步的区分。比如早上早到的是好学生，因为早起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能够不迟到说明他学习很认真，也很努力；但是对于下午早到的，通常都是用当地的方言说是“坏娃儿”，就是指有问题的学生，他们中午不睡觉，趁老师不在教室趁机捣乱，然后在下午上课的时候睡觉。于是我们会看到通过对时间性的组织，还有对其不断地重新讲述和解读，你就会发现时间性在这里被赋予了非常有意思的多重的道德意涵。

接下来就是空间关系，我会分析排座位这件事情。我们在学校里都经历过排座位，知道这件事情很重要，但是并没有重要到要把它当成我的一个分析对象。直到有一天，大概是我田野开始了一个月左右的时候，给当地非常有名的一位老师当助手，经常会给他做一些批改作业的事情，她拿出来一张翻到四角都卷了边的纸，说这是他排座位的草稿，让我帮他观察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当时我很惊讶，问这个问题是什么，她就解释说有经验的老师非常看重排座位，这是一个系统的工程，里面有很多讲究。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开始系统地搜集不同老师排的座位表，排座位的时机，排座位的方法，以及在排座位的时候所伴随着不同的说辞。后来我把这些观察写成了一个系列，大家看到的这一篇是有关排座位的顺序，之后还陆续写作了有关教室空间与“学习氛围”的文章。排座位在教育学的研究里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但是我们会看到国外尤其是欧美的学者，他们关注的是一个纯技术性的行为，比如，到底是把教室里的桌子、椅子排成马蹄形还是U形，才能让学生更认真、更集中注意力？怎样安排不同性别的学生就坐？怎么样让学生上课更有活力？这些研究更多的是关注教育成果的技术性的讨论。

教室空间与排座位的政治

但是这样的研究放到中国的情境中，就会发现情况其实很不一样，为什么？大家看屏幕上这个图。教室的空间是有等差的，我们先不讨论老师到底怎么排，我们现在先说教室这个物理空间之外存在一个等差。在很多地方，我们的班级规模都很大，虽然理想状态是45个人，但其实要远远多于这个数字。很多地方也没有什么教辅设备，很多学校教室里面是完全没有投影的，教学模式也是老师站在中间讲，这些就造成了教室空间在物理条件上比如视线、听力、老师的注意力等等问题，自然就会呈现空间本身的等差。我们常听到的所谓“金三银四”，也就是第三、四排座位最好；再往后差不多，但是没那么好；最后两排通常会放那些不听话的；然后是“左右互反”，这可能比较普遍，就是说最有问题的两个学生就会放在这边。

教室内部座位空间的资源分配传达出老师营造的价值体系。

这个时候一个很自然的问题就产生了，就是当空间出现了等差，已经成为一种资源的时候，它到底是怎样被分配的？老师想到底想把好座位给谁？这种分配资源的过程会传达一种价值体系，这是这篇文章要分析的问题。老师说到排座位这样的“系统工程”，具体来看是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说这种体系从整体而言是想传达什么，然后下一部分是说要怎么微调。由于它是一个系统工程，所以要先定调。我把座位调整做了一个抽象的处理，大家看这时候座位的顺序已经发生了变化，有创意的老师会进一步地强化这种等差。大家看到屏幕的左右两边现在是单列的座位，这其实就是在进一步强调这种等差。这位老师当时告诉我这是她的一个创举，因为学生实在很多，排不开座位。这时候我就很好奇，想知道怎么分配？通常肯定会考虑到视力、身高这样的一些因素，但我在这里想强调的是对学习态度的考虑。通常大家会说，谁学习成绩好，我们就让他坐在黄金位置。不过田野调查的材料表明，有经验的老师会对学生进行进一步的区分：那些成绩好，而且态度特别好的，我给他最好的座位，因为他能带动学习的气氛；成绩好，脑瓜子聪明，但是又不那么认真的，不能作为表率，但是成绩又不错，所以给他放在一个次优的位置；有些同学成绩不那么好，中等偏下，但是好像又有想往上努力的意愿，我们也给他一个奖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从这样一个有经验的老师的讲述当中，我们会看到对于好学生的更加细致的区分。

有的老师会说我就按成绩排，但要是追问下去，他会说成绩好的人通常态度也好，他就是一个好学生。有的老师进行过创新，比如出于公平或尝试，每隔几个月左右，前后排轮流来。还有一些有经验的、很老的老师会考虑梅花法，就是在一个好学生周围放几个成绩不那么好的，让好学生带动他们，诸如此类。肯定存在各种各样的不同做法，但是到最后会发现，在最基本的一个层面都存在着这样的一种区分。这样的一个区分到了微调的阶段，也体现得很明显。我在这里集中追踪了某一位女同学的位置，她从成绩不太好但是态度很好，到期中的时候因为跟不上，上课开始说话，然后被老师解释成态度出问题，成绩下滑，最后开始谈恋爱，直接被调到被认为是非常不好的位置上面。

关于第一、二排的处理也是很有意思，不同的老师有不同的处理办法，具体的文章当中会有很多细节的讲述，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展开。

回到刚才的问题，到底要怎样去捕捉学校的日常运作？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要怎样通过一个道德教化的方式去取得教育的成功。日常教学传授的绝对不仅仅知识，它要塑造的是关于学习的态度，也就是“要好好学”。这种教学过程需要运用各种各样的仪式，包括一些其他的非正式媒介的运作。上一位讲者也提到了“讲评”这个环节，我在这里特别强调一下，讲评只是众多方式的一种，在语言之外有很多更加隐蔽的行为，比如谁和谁坐在一起，这里涉及到性别因素；又比如学生的类型，同样是对成绩不好的学生，老师会进一步进行分类。

我在下一篇文章里讲到的写作“反诗”的同学后来就被完全隔离到了一个拐角，因为在老师看来，这样的学生会带坏整个班，需要将他隔离。而且老师非常讲究排座位的时机，有的老师是每天都会调整，而且调整的时候一定会结合个人的谈话；整个班级每次排完座位，通常就是一次考试或是某个大事件之后，都会开一个班会来明确这件事，因为会担心同学不能够体会到排座位背后的意义。

好好学

我想强调的是，至少对县城中学来说，当然对于其他类型的学校也是如此，怎样追求教育成功，确实是要做题、背答案，或是通过讲评这种明面上的、语言上的行为来实现。但在其他方面，就是要通过仪式和各种集体活动的营造，来塑造一种关于学习的话语机制，让学生好好学。这种“好好学”背后想说的是什么意思？我想强调它具有两个层面，一个是说好好学就能有好成绩，就能出人头地，考上一个大学，去西安或者去北京。我们知道保罗·威利斯，写《学做工》的那位非常有名的人类学学者，在几年前出版了一本有关中国高考的著作，Being Modern in China。在这本书里他分析说，学校塑造的是一种城市梦、消费梦。这个意义就是我刚才强调的“好好学”，它营造的是一种对于未来的想象，你能实现一个向上的流动，你在未来会有一个好的发展。而我在这里还想强调的另外一个维度，是对于学习本身的一种价值的强调，是一种道德化的解读。这种解读是什么呢？你是学生，你在学校，学校就是学习的地方，学生就是应该好好学习，学习是学生唯一应该注意的，就应该是这样。我们对教育的强调存在着非常隐蔽的，但于我而言又是非常强有力的对于学习本身的强调，它虽然有非常pragmatic的一个导向，但是另外一方面也在说应该学习，学习本身就很重要。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其实可以去看当年的《儒林外史》，会有很多共鸣。在这个意义上会产生很自然的一个问题，就是学生该怎么办？是不是每个学生都接受了这一点？上一位讲者也提到，我们要讨论反抗。这种反抗到底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现在我要用剩下的几分钟时间和大家简要介绍一下，从声音的维度，从沉默和噪音来看学生的日常反抗。

保罗·威利斯的2020年新作Being Modern in China:A Western Cultural Analysis of Modernity,Tradition and Schooling in China Today封面书影。[图源：researchgate.net]

我们刚才提到老师通过时间、空间、身体，有时候还有关于心理、意志品质、懂事这样一些基本的要素的强调，这样的塑造体现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大家看屏幕右边的这张照片，这是教室的前边，很多有经验的老师会找一套所谓的“班级座右铭”。老师在班上念这首诗的时候，同学的反应非常有意思。老师一边念这首诗，说大家要好好努力，还举了往届的同学是怎样通过努力，在最后一个月拼命冲刺，从班级的中游最后考上了西安的高中。这个时候全体同学就是疯狂地鼓掌，敲桌子，大声地喝彩说“说得好”。随着这个老师接着讲下去，大家就开始慢慢地陷入一种沉默。老师说到一个半小时的时候，所有的同学，除了少数人，基本上已经陷入一种昏昏欲睡的状态。几天之后，班上就有一个同学在这首诗上写了一句“我不行”，相当于是对于班级座右铭的回应。这个同学也是很有意思，这也是我们在做田野的时候经常会出现的情况，这个同学可能是大家的求学生涯中很常见的一种类型，成绩不怎么样，但是他对于周围的事物有着相对来说比较多的经验，然后也会有自己的想法。在田野的时候，我一开始就认识了他以及他的小伙伴。他碰巧很喜欢写作，也会经常把自己的作文用两三块钱卖给同学，是这样一个很有意思的小伙子。在整个田野阶段，我也一直在读保罗·威利斯的那本《学做工》，我也一直在想到底要怎么去理解学生的这种非常戏剧化的鼓掌，喝彩和沉默。出现这种沉默的时候，经常会有老师说“我还宁愿他们是鼓掌”。直到这首所谓的“反诗”出现的时候，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把这些有意思的东西串起来的线索。当时正好也在关注关于感官人类学的一些办法，开始试图从声音的角度，不管是鼓掌、喝彩还是沉默，来捕捉那些言语之外的、非常幽微的、隐匿的、非事件性的一些反抗形式。 

起哄与反抗

我也希望一会儿有机会和思宇以及在场的各位一起来探讨，我们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谈论反抗。因为我个人的另外一个研究方向是民族志写作，对我来说我更加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到底可以通过什么样的媒介来捕捉日常生活的这种复杂和幽微之处。回到声音这种感官，我们知道人类学一直以来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视觉，我们谈田野观察，本身就是对于眼睛，对于观看，对于语言本身的一个强调。最近一些年我们越来越多地开始强调感官——听觉、嗅觉，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方面。这里有两点特别需要注意，一个就是说感官比如听觉或者是嗅觉，它在特定的社会文化当中，会有特定的文化上的解释。同样是酸和辣，它可能是不一样的。而在另外一个方面，和这篇文章更相关的是说，在特定的社会和文化场景当中，什么样的感官体验是正常的，是不合时宜的。我们同样在鼓掌，为什么有些时候是很应当的，大家都应该热烈鼓掌，但另外一些时候被认为是不合时宜的，是坏孩子的行为。为什么有的声音是好的，另外就是成了噪音？从这样一个角度开始，这篇文章就系统地探讨，来描述和分析到底存在着什么样形式的噪音，又存在着什么样形式的沉默。如果听众中有熟悉陕西关中方言的话，会理解这种噪音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接话把儿”，意思是当老师在讲话的时候，学生看上去是在很热情地回应，但是其实说的话又是老师不愿意听的。我在这篇文章中就系统地考察了这种行为，也就是“接话把儿”会在哪些情况下发生，还有这种不合时宜的鼓掌。很多时候老师正在给大家讲大道理，说你们要好好学，然后突然有一个学生会拍着桌子说“老师说得好”，然后全场就会起哄。接话的孩子通常会很招老师讨厌，会有好学生和坏学生（trouble maker）之间的区分。

声音中的微观、非正式反抗机制

另一方面也分析了不同形式的沉默，沉默包括嘟囔，老师在上面说，学生在下面嘟囔；还有彻底的沉默，国外有的学者把这种沉默解释成中国的学生很认真地在学习，但当我们深入到具体情境当中，会发现沉默的发生有着各种各样不同的情境。这种沉默有时候是老师提问的时候故意不说，或者是老师在讲解，或者打鸡血，或者进行道德说教的时候，全体同学趴在桌子上的这种情况。

从声音的角度，从噪音、接话把儿，到沉默，包括嘟囔，当我们把这些有关声音的行为放在一起的时候，要考虑的下一个问题就是，这样的一些通常让大家哄堂大笑，具有幽默性质的形式，它到底是出现在什么情景当中？有人会说其实就是这个年纪的孩子就是喜欢捣乱。但如果我们把它情境化，具体去分析它的情境的话，至少我观察到的是，不管是鼓掌还是带有戏剧性的、展演性质的喝彩，还是说整体的沉默，一般常见于两个场景当中。一个就是老师说“你们要好好学，你才能考上西安的高中，才能去到更好的学校”，另外一个就是刚才说过的，“你做学生就要有学生的样子，你现在不好好学，整天在那‘接话把儿’，逗弄别的同学大笑，但是最后出问题的是你”。如果我们仅仅依赖于用眼睛去看事件性的反抗，我们多半是看不到这些的。我在这篇文章里面想探讨的，或者说整个的课题想看到的是，面对着这种道德说教、这种鼓励好好学的教育方式的时候，学生又是怎样和这种教育方式及教育不平等发生碰触的？当他们和这样的不平等这的结构发生碰触的时候，他们又是怎么做的？

回到有关反抗的讨论，当我们从声音这样一个不常用的媒介入手，来捕捉县城青少年群体学校生活当中非常幽微的，平常也是隐匿不见的一些行为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本质上它并不能改变结构，而且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我们也很难说。但我的文章试图强调的是，这是一种表达。有的学生就跟我讲，最讨厌的就是老师在那说半天心灵鸡汤的话。面对这种“你只要好好学就可以实现向上流动”，或者“你就应该好好学”的鼓励，有个同学就说“我当然知道我应该好好学，但是我确实是学不懂，确实是赶不上”。我想说的是面对着教育资源的有限，结构性的不平等，这样的一个群体是感知得到的，而这种鼓掌、喝彩或者睡觉的沉默，这样一种无法言说的、不成文的、有如生命的呢喃，其实在上升渠道受到阻碍的一个情况下，属于他们自己的一种表述。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当时在我写作这篇文章的时候，正好看到项飙老师的一个流传很广的访谈，提到当代的年轻人说“我可以认输，但是我不认命”。项飙在访谈临近结尾的时候提到，其实或许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认命，但不认输”，也就是先承认结构性的不平等，然后再做一些个体性的努力。这当然是非常有洞见的一个观察，而且也是一个很震撼的表述。在一定意义上，当地老师的做法和这个说法其实不谋而合。老师就是在鼓励学生要好好学，恰恰就是在说“你要看到你们现在根本竞争不过西安的学生，在这种情况下你还不好好学”，是在告诉他们，让他们意识到结构上的劣势，所以更是要好好学习，更是要认真努力集中到学习上面，不要去干别的。但是当我们从声音维度去切入的时候，至少在我们刚才描述的这一群青少年身上，我们会看到很多时候“认命”的同时也就意味着“认输”。当老师不停地强调“要努力”，“不努力你们就干不过的西安孩子”的时候，经常遭遇到的是戏剧化的回应以及沉默。

理论层面，这篇文章引用的一个作者，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人类学家，Lila Abu-Lughod。我们都知道《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这样的一些经典著作会谈到有权力的地方就有反抗，但是Abu-Lughod主张不要过度浪漫化反抗。相反，要反过来从方法论的角度思考，有反抗的地方就一定会有权力，也就是说我们把反抗作为一个文本，去呈现处于弱势的群体在与结构遭遇时的表述。

我这个课题的主标题是“钢铁是怎么样炼成的”。回到我们整体的讨论，我们的出发点是高考，这个课题在一定意义上关注的是说高考的漫长征途当中，不管是提前退出比赛，还是继续留在赛道，他们是怎样度过这段时光，怎样应对教育资源的结构性限制。老师在非常努力地试图让学生摆脱这种命运，就是“认命，但不认输”，在这种情况下鼓励他们好好学。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生活在其间的这些人，每个人都在体验着这样的结构不平等和学校里的日常运作，而这个过程反过来我们再去看应当如何理解教育这样一个概念，以及教育到底是怎么样的，怎样去生产教育成功，学校是怎样炼钢的。我就讲到这里，期待接下来和大家展开交流。

*本文系社会学会社与结绳志共同策划活动“从高考到教育到社会”文字实录第二期。如有转载需求，请联系结绳志。

**封面图为某高中教室晚自习的学生。[图源：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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