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伯清 | 情感的社会学意义

成伯清社會學會社

成伯清（1966－），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院长，主要研究领域为理论社会学、情感社会学、社会治理、社会学史，著有《情感、叙事与修辞——社会理论的探索》《走出现代性——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的重新定向》《格奥尔格•齐美尔：现代性的诊断》。（相关阅读：当代情感体制的社会学探析；激情与社会：马克思情感社会学初探；自我、中介与社会：作为情感机器的互联网）[图源：sohu.com]

专题导言

情感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情感研究也已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学术潮流。会社已经推出过一期“情感社会学”专题，所以本期策划是一次接力，共选取了9篇论文。这9篇论文可以分为四个模块：首先是一篇导论性质的论文，即成伯清的《情感的社会学意义》一文；接下来的两篇论文可以说是对情感社会学的学术史梳理和研究，包括淡卫军的《发现情感之旅》和田林楠的《无法整饰的心灵》，前者发表于2009年，后者发表于2021年，在这段时间差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情感社会学的发展近况。再接下来的三篇论文是对经典社会学作家的探访，包括罗朝明的《布迪厄式的情感社会学》、王佳鹏的《羞耻、自我与现代社会——从齐美尔到埃利亚斯、戈夫曼》和杨修业的《涂尔干思想中的情感力面相》。最后的三篇文章是对特定情感与相关社会问题的探索和研究，包括成伯清《怨恨与承认》，罗朝明的《从快乐算术到监控社会：现代性的情感筹划》，王佳鹏的《羞耻、伤害与尊严》。可以看出，本期推出的文章都是理论研究，我们可以期待下一期“情感社会学”专题的接力可以推出一些经验研究。

摘要

无论对个人还是对社会来说，情感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有关情感的研究却长期停滞不前。上个世纪70 年代中期以来，出现了“情感研究的革命”，诸多学科纷纷在情感研究上取得了突破。古典社会学虽有重视情感因素的传统，但在后来的发展中，情感曾经沦为“剩余范畴”而受到系统的忽视。当代情感社会学的勃兴，既与相关学科条件的成熟有关，也是呼应了当代社会中情感问题日益凸显的趋势。本文首先追溯了情感论题在社会学中的曲折历程，接着探讨了现代性背景下影响情感现象的关键方面和机制，最后则尝试着从社会学的角度来探测中国社会目前的情感问题以及情感维度在社会建设中的意义。

情感的重要性，无论是对于个体存在还是人类社会，大概都没有人会怀疑。我们稍微引用几句，或许就足以说明。先看中国的：在郭店楚简中，径直宣称“道由情始”；《中庸》所谓的中和，也是针对“喜怒哀乐”而发。后来的文人墨客，更是进行了尽情的发挥，譬如元好问在《雁邱词》中曾发问：“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张潮在《幽梦影》中感叹过：“情之一字，所以维持世界；才之一字，所以粉饰乾坤”；冯梦龙甚至在《情史》中试图确立“情教”等等。

再看西方的：虽自柏拉图始就将理性与情感置于对立的位置，且扬前者而抑后者，但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和《尼各马可伦理学》均花费了大量的篇幅来探讨情感问题。在漫长的中世纪，西方人将大量的激情投入到宗教之中，然而就在启蒙运动高举理性旗帜的时候，休谟宣称“理性是而且应当仅是激情的奴隶”——当今神经科学的研究已证明休谟之言确为深刻的洞见。后来萨特甚至说过，“人是一种无用的激情”。如今则有社会学家宣布，人乃“情感瘾君子”（emotional junkies），一切以情感的最大满足为依归，尽管经常是以理性的方式来寻求这种情感满足。

在学理上，还有将情感的作用说得更为宏观的，如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将“热情”（passion）看做世界历史的经纬线之一：“我们简直可以断然声称，假如没有热情，世界上一切伟大的事业都不会成功。……第一是那个‘理念’，第二是人类的热情，这两者交织成为世界历史的经纬线”。社会学家迪尔凯姆则认为，社会在一定意义上“完全是由理念和情感（sentiments）组成的”。

那么，情感现象是否得到了充分的研究呢？似乎没有。海德格尔在1927年付梓的《存在与时间》中认为，其实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关于一般情感的原则性的本体论阐释并未取得值得称道的进步。当然，若从有关情感的纯粹哲学探索来说，海德格尔的论断或许不无道理；但如果考虑达尔文在1873年出版的《人类和动物的情感的表达》，这个结论就不能成立了。不惟达尔文，詹姆斯、朗格、弗洛伊德等人对于情感也有深入的探讨。

本来我们完全可以期待，在20世纪初期应该掀起一场情感研究的狂飙突进——达马西奥（2007）就是这么认为的——但实际上却没有发生。“情感研究的革命”要等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了。这场迟到的“革命”波及到诸多的学科，心理学、神经科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文学、政治学乃至经济学，概莫能免，各个学科中具有突破性和穿透力的研究不时呈现。到这个世纪之交，好像出现了某种范式转移，情感问题一下子受到几乎所有学科的关注，成为热门的话题，而各类媒体也开始关注和报导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从大脑结构的研究到基因图谱的绘制——它们似乎是我们这个时代有关人的最先进科学的象征——都试图解释情感的发生与过程，其成果往往在《自然》、《科学》等世界顶尖杂志上得到率先披露。而有关情感和表情的心理学研究，特别是关于情商的研究，亦受到工商界人士的热捧。

其中或许可以作为一种插曲的，是关于微表情（micro-expressions）的研究。这个概念是由艾克曼（Paul Ekman）博士提出的，与之配套的表情技术得到了商业和刑侦上的广泛应用，特别是在测谎上的应用——据说一些技术还被有关情报部门列入保密的范围。好事者根据艾克曼博士的研究发现，拍摄了一部风靡一时的电视连续剧Lie to me（中文片名译为《别对我说谎》），艾克曼化身为莱特曼（Lightman）博士。这部连续剧除了展示神奇的表情洞察力之外，也隐隐提出了一个问题：借助于对表情的非凡洞察力而对他人内心一目了然的莱特曼，在社会生活中尤其是与亲密者的接触中，不仅不可爱，反而可能成为一种负担。或许，社会生活本身就是充满矛盾的过程，在暧昧中最有滋味，单纯依靠理性之光，并不总能带来阳光灿烂的日子。特别是，其中涉及的基本上是短暂的情绪，而对于持久而沉潜的感情，现在所谓的科学，其实也无能为力。

《别对我说谎》（Lie to me）是一部美国犯罪类型连续剧，讲述了Lightman博士和他的同事通过应用心理学展开调查的故事，其中涉及到使用面部动作编码系统和肢体语言解释微表情。图为该剧第一季的海报。[图源：disneyplus.com]

社会学对于情感的重视，本应是“社会人”（Homo Sociologicus）假设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情感论题在社会学中的命运却是一波三折。本文首先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检讨情感论题在社会学中的历程，接着探讨了现代性背景下情感的一般状况，最后则尝试着从社会学的角度来探测中国社会目前的情感问题。

情感社会学的展开

在社会学的古典时期，情感论题并未缺席。无论是发轫之初的孔德，还是后来的涂尔干、韦伯和齐美尔，都以各自的方式应对了情感论题，揭橥了情感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及意义。譬如，首创了“社会学”一词的孔德，不仅“视人类行动中的情感成分为社会学必不可少的要件”，而且“欢呼着感情高于理性，感情高于智慧”，最后则径直倡导人性教（religion of humanity），将社会秩序的重建寄托于利他主义情操的提升。在许多方面继承了孔德精神衣钵的涂尔干，继续将情感视为社会秩序的基础，并深化了相关探索。特别是在其最后一部重要著作《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涂尔干通过集体欢腾（collective effervescence）中产生的强烈情感能量，来说明超越个体的社会意识的起源。而向来被认为专注于理性化论题的韦伯，也至少从两个方面涉及到情感，一是认为在科层制度之下，所有一切都经过理性的计算，特别是针对似乎无法估量的、非理性的情感因素，就好像计算矿藏的产出，“旨在确保经过统一调教的群众的生理和心理的冲动力，达于理性计算下的最佳程度”；二是韦伯忧心忡忡于现代人如何从最初的“良知人”到满怀激情的“职业人”，再到被迫而为的职业人，最终成为驯顺而冷漠的“秩序人”。其实，在韦伯所谓的理性化的背后和后果上，都闪烁着情感的魅影。至于齐美尔，则直接分析过诸如感激、羞愧之类的情感现象。

古典社会学家之所以重视情感，与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密切相关。19与20世纪之交，欧洲社会正经历着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变迁，大众社会中充满激情的人群的涌现，是他们不时面对的现实。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激情消退，工业秩序井然，白领剧增，“组织人”成为社会主流，相应地出现了重视理性的趋势。于是，情感失去了在社会学中作为解释变量的地位。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古典社会学有关情感的思考，并未切入到现实社会生活中活生生的情感，而是停留在抽象的论断。换言之，尽管他们意识到情感论题的重要性，但却未能真正着手在现实的社会背景中研究具体的情感问题。当然，随着欧洲古典大师的纷纷辞世，社会学本身在欧洲也陷入低谷——埃利亚斯在二战期间有关情感的探索确实值得称道，虽然其获得应有的承认要待数十年之后了。

当社会学的中心从欧洲移向美国，呈现出日益增强的学科化和专业化趋势，情感问题则成为社会学的“剩余范畴”。执美国社会学理论之牛耳的帕森斯，在引进和整合欧洲社会理论家的思想时，以偏重认知的规范和价值概念遮蔽了情感现象，甚至认为现代社会应当是情感中立的（affective neutrality）。事实上，无论是宏大理论还是抽象的经验主义，都忽视了日常生活中的真实感受和体验，除了极为个别的例外，情感问题终究难以提上社会学的议事日程。再加上学科之间的分工，情感成为其他学科特别是心理学的专有主题，社会学无视情感现象也就不难理解了。

转机发生在1975年。是年，霍克希尔发表的一篇文章、柯林斯出版的一本著作以及谢夫（Thomas Scheff）在美国社会学会组织的一场有关情感的讨论，象征着当代情感社会学的起步。特别有趣的是，上述三人都是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博士学位，都深受戈夫曼的影响——戈夫曼早在1959年就写过《尴尬与社会组织》一文。霍克希尔的《情感整饰：人类情感的商业化》，标志着情感社会学已经具备了成熟的著作。1986年美国社会学会中“情感社会学分部”（Sociology of Emotions Section）的建立，则标志着情感这一研究领域在社会学中确立了合法地位。1998年特纳在其影响甚广的《社会学理论的结构》教材（第六版）中，专门增设了“情感理论”一章。2002年度美国社会学会主席马塞以“人类社会简史：情感在社会生活中的起源与作用”为题发表就职演说，更是表明社会学主流对于情感这一研究主题在态度上的根本性转变。2005年特纳和斯戴兹合著了《情感社会学》一书，总结了情感社会学近30年来的研究进展，其中的内容可谓洋洋大观。翌年，他们又联袂主编了《情感社会学手册》，不仅荟萃了前一本书中所介绍的主要理论流派的直接论述，而且还扩大视野，及时反映了诸多热点研究领域。斯梅尔瑟和斯威德伯格主编的《经济社会学手册》在1994年第一版时，“情感”一词在“主题索引”中都没出现，而在2005年的第二版中，则在“总论”中专门增列了“情感与经济”一章，以反映情感如何回归到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分析之中。

情感在社会学中的回归，当然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其中社会学日益重视和转向日常生活，可谓是首要的条件。其他学科的相关研究，特别是心理学、神经科学、人类学上的进展，也为社会学分析情感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概念工具乃至分析手段。而情感在当代社会之日益成为问题，使得直面现实的学者深感对情感进行社会学的研究实乃当务之急。作为后资本主义伦理的情商（EQ）说的流行，其实就反映了情感已经成为困扰个人、组织乃至社会的一大问题。

目前的情感社会学研究，在繁荣的外表下，也潜藏着深刻的问题。一则情感作为一种模糊而难以清晰界定的体验，跟语言和文化紧密相关。虽然关于基础情感的普遍性得到一定的承认，但是，对于人类社会生活来说，更为重要的显然是社会文化建构起来的复杂微妙的情感。而就在这一点上，现有的社会学范式似乎力有不逮。其次，对于情感的研究也受到时下风气的影响，相较于历史上强烈的、持久的、富有道义和宗教意涵的情感，如今的情感意象，则更多地带有生理的和转瞬即逝的情绪色彩。虽然现在其他学科出现了众多的关于情感的历史研究，但在社会学中，对于情感附着的历史维度，特别是情感对于生命的深层意蕴，缺少应有的关注。譬如有关情感的现象学分析，就未能有效地进入到社会学话语之中。在上文提到的特纳和斯戴兹传播甚广的著作中，现象学取向就付诸阙如。而事实上，现象学在对情感体验本质的精确刻画上，其他取向都不能望其项背。正如情感社会学研究者中堪称元老级人物的谢夫所说，“在使用诸如实验、量表和照片之类的精致方法或者诸如进化与交换之类的抽象理论之前，我们首先需要清晰地界定具体的情感”。而在对于情感的精确界定上，现象学可以贡献甚多。

当代情感社会学面临的挑战，还包括如何将微妙的体验与宏大的结构联系起来，特别是揭示情绪氛围与社会系统涨落之间的关系。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的发展，也为以往难以想象的研究策略的实现提供了可能，比如通过超级计算机对新闻报道中的情绪信息进行收集、分类和编码，最终可以精确地预测重大事件的发生；又如，利用软件程序来处理海量网络情感信息，以监测网络上的公共情感趋势等等。现在已有很多新技术可供选择，关键在于我们如何提出具有社会学意味的问题，以有效透视我们的时代精神。

情感与现代性体验

从根本上来说，情感在社会学中的命运，与现代性本身的发展密不可分。按照吉登斯的说法，社会学即是研究现代性的学科。其实，社会学本身就是现代性的产物，而现代社会科学之间的分工，也是现代性的布局之一。现代性除了迥异往昔的宏观制度之外，也包含了所谓的现代性体验。而在现代性体验中，情感居于何种地位？哪些情感及其问题在现代性条件下突显出来？这些都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对于情感在现代性状况下的命运，赫希曼曾经在《激情与利益》一书中提供了有用的线索，特别是揭示了利益驯服激情的缘起和机制。当然，利益与激情之间其实是循环往复的关系，而且有关激情的话语也存在着一个演变的过程，激情可能变为相对自主的领域，甚至成为商业操控的对象。此外，制约着情感体验形成和表达的文化规则，也会不断变化。譬如在当今所谓的“云”时代，“酷”和“炫”的规则左右着赛博空间里的情感表达乃至情感形成。“酷”（cool）是一个外来词，也是一个难以准确界定的词，大概是“潇洒中带点冷漠”，还要有点“特立独行、充满个性”的味道；“炫”则是指必须引人注目，以浮出芸芸众生之海面。但在这个千人一面、信息爆炸的时代，酷炫何其不易！此外，虚拟世界中的貌似激情奔放，可能映衬着现实世界中的情感饥渴和情感压抑。当然，虚拟空间诱发的情感体验和身心效应，无疑是真实的，甚至可能导致成瘾的发生。但是，网络成瘾的蔓延，一定程度上也是现实社会日趋个体化所致。所以，归根结底，我们应从现代性的一般状况来审视当代情感现象的普遍特征。

《激情与利益》（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1977）书封。在这本书中，赫希曼（Albert O.Hirschman）从利益驯服激情的观念转变，解释资本主义精神及其兴起。[图源：biblio.com]

那么，所谓现代性状况究竟包括哪些关键性的维度和机制？对于这个问题，不同的学科、不同的视角可能会有无数种不同的回答。我们以为，就对情感的影响而言，产业化（industrialization）、市场化（marketization）、城市（urbanization）、信息化（informatization）等方面尤为值得关注。

产业化涉及到劳动过程中的情感意义的改变。在传统手工艺中，个体劳动者的时间、精力和智慧凝结在作品之中，它们体现了制作者的价值，制作者也在其中投注了感情；而在产业化背景下，不仅个体劳动者跟产品之间内在的价值联系被切断，而且劳动本身也因日趋细化的分工和科学管理方法的推广，造成了单调无聊之感。如果说机械劳动消耗的仅是时间和体力，那么，如今服务业中越来越多的情感性劳动（emotional labor），则更深一层地剥夺了个人对于自发情感的主权。跟情感特别相关的还有所谓本真性产业（authenticity industry）的开发，这也就意味着情感的制造和操纵已经彻底商业化了。

市场化涉及意义赋予和价值认定方式的改变。原先的社会意义来源于稠密而具体的人际网络，价值判断也依据于特定的伦常观念，而现在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抽象的市场体系。按照舍勒的说法，现代世界也是一种竞争体系。竞争体系将一切事物和行为都置于中途，视为通往不确定未来的垫脚石，同时抽取了一切事物自身内在价值的基石，交由市场来予评判。于是，基于情感纽带的社会团结解体了，内在的价值消失了，基于内在价值的品格也销蚀了，一切都成为买卖的对象。个体作为消费者充当了买方的角色，而在人格卖场中又是卖方；买卖关系中，所有人都沦为满足他人需要的工具。当然，在市场中的不同生计机会（life chances），导致不同群体的体验结构存在着重要差异。但总体而言，情感的社会形塑机制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孤独的个体益发强烈地感受到这个变动不居的世界的异己和陌生。

城市化主要涉及生存空间的变化，实际上也是产业化和市场化的集中体现。城市生活的匿名化和陌生化，导致人群中的孤独；理智至上的相互算计，导致情感的无着无落。为填补空虚而不断追求刺激，又带来倦怠。都市的快速流动性，也导致自我定位和认同的参照系统的紊乱。现代城市日益变为一套技术装置。在技术至上的时代，清醒而明智的意识占据了主导地位——这既是技术优势的原因也是结果。事实上，科学－技术时代的喧嚣辉煌，窒息了精神和沉思。而在这种意识之下，则潜藏着朦胧的紧张感和茫然的渴望感。这种意识阈限之下的隐秘不安和无助的焦躁，既是现代生活的忙碌紧张所致，也是内心最深处状态的表现、征兆和发泄。“灵魂的中心缺乏某种确定性的东西，这驱使我们在常新的刺激、感觉和外在活动中寻求短暂的满足。于是，我们不由自主地陷身于动摇不定、无所着落的混乱状态之中，这时而表现为都市的喧嚣，时而表现为旅游的狂热，时而表现为竞争的激烈角逐，时而表现为现代人特有的对于趣味、风格、主张和个人关系的不忠”。

信息化在此主要涉及人际互动模式的变化。经由电子化媒体作为中介的情感体验的新形态，一个重要的后果，就是直接经验的丧失，而这导致现实感和确切感的丧失。这实际上可能进一步强化了上述因素导致的心灵的漂泊无根，也就是深层情感的缺失。所谓的深层情感，并不一定是指强烈的情感，而是指作为心灵基座的情感，是本体论层面的体验结构。其所指涉的，是带有永恒性和超越性的价值和意义体系，是人生于世的定位，即安身立命的所在。连根拔起的心灵，不再与深层情感发生关联，而是越来越依赖于当下的刺激，成为随波逐流的存在。深层持久的情感联系变为短暂易逝的情绪波动。互联网时代的浅薄化，首要地就体现在情感的浮薄和浇薄。

与上述趋势相呼应的，则是当代情感意识形态的转变。这种转变可用从诚挚（sincerity）到本真（authenticity）的转变来概括，也可用从“认识你自己”转向“成为你自己”来概括。诚挚性要求对别人诚实，公开表露的东西要同私下感受的东西相一致，但并不要求把任何东西都公开出来；而本真性要求对自己诚实，可以向陌生人袒露内心最隐秘的想法和感受而不必为此感到内疚。前者要求披露的事情必须是真的，后者则是说只要是自身的真实感受，什么事情都可披露。这种情感表达的新规则，实际上崇尚的是做一个赤裸的人（naked man），在其极致，就是所谓的情感族（EMOs）。另一方面，由于当代享乐主义的兴奋焦点从感觉（sen-sations）转移到情感（emotions），寻求形形色色的情感体验，也成为当代人的生活风尚，而情感体验领域也变为商业化开发的沃土。其实，韦伯早就指出，现代人“对于体验的无孔不入的追求，源于一个弱点，即不能够直面我们时代命运可怖的严肃性”。

此外，作为现代性体验核心构成部分的情感，也值得关注。虽然基本情绪有其普遍性，但几乎每种情感都有自己的历史。譬如快乐，虽亘古有之，然而将之视为人生的目标和意义所在，却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德事实。现代性条件导致哪些情感体验更为常见，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深究的课题。社会意义的丧失，是否容易滋生无聊与厌倦（boredom）？由于首属群体关系的解体、日益频繁的移民、家庭规模的缩小、社会流动的增强以及新型的媒体消费方式，是否强化了存在的孤独感（loneliness）？竞争的加剧、不确定性的增强以及稳定的社会支持网络的瓦解，会使恐惧和焦虑（fear and anxiety）的体验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吗？对于诸如此类的问题，社会学尚未作出有力和有效的诊断，遑论解决其中的关键问题了。

当然，现代性体验中并非都是消极因素，也蕴含着新的可能性。例如被人称为现代社会之护卫舰的友谊，在当代条件下，就可能真正发挥此前难以比拟的作用，担任新型共同体建构的情感基础。

中国情感问题初诊

对于当代中国社会面临的情感问题，在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之前，我们仅能给出印象式的初诊。任何一个社会在特定的时代，都会有自身独有的情感韵律。现在有人甚至尝试着勾画全球情感版图，试图通过情感冲突来说明世界大势。根据莫伊西的说法，相较于伊斯兰世界的羞辱和基督教世界的恐惧，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蒸蒸日上，沉浸在美好希望之中。但对置身于急剧转型过程中的中国人来说，巨大的经济成就和日益上升的世界影响力，并不代表我们生活的全部。最近30多年来，我们的体验真正是五味杂陈，有希望也有绝望，有狂喜也有焦虑，我们的“情感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s）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有些与现代性体验有关，有些与中国社会特定的结构性问题有关，有些与中国文化传统有关。我们下面简要地来加以探讨，同时也检验情感社会学视角对于中国社会研究的意义。

对于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的辉煌成就以及辉煌意识形态，对于我们在社会管理中喜欢营造和引导幸福感的形成和表达，已有一些论述，不复赘述。我们且来看结构性问题导致的一种后果严重的情感。在目前的中国社会，普遍弥漫着怨恨情绪，不仅由此导致恶意的破坏性事件频发，而且在公共话语中大有演变为怨恨式批评之势。对于怨恨形成的社会学原因，我们曾经分析了情感支持的匮乏、认知尊重的不足、权利保障的缺失、社会团结的瓦解、荣誉体系的紊乱等多个方面的因素，并指出招致怨恨的最大根源是未被关进制度笼子的公权力。权力的不恰当行使导致承认分配的扭曲，进而导致个体尊严的缺失、意义感和价值感的匮乏，而它们是怨恨产生的核心根源。而怨恨情绪的消解，仅仅通过利益调整是不够的，因为怨恨一旦形成，便会脱离成因，变为一种心灵毒素蔓延开来。我们惟有通过重建道义系统和价值体系，亦即重建心灵秩序，方可有望纾缓乃至清除这种毒素。

如果从中国文化的角度来分析情感，则可有不同的切入点。譬如我们可从贴近经验的层面来分析情感在中国特色的“关系”中的作用和意义，也可从历史的角度来阐释中国文化的情本体取向。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情本体”的内核其实揉合了中国儒道释的传统思想。儒家伦理归根结底是从亲情出发扩而充之，道家关注的是存在于世的基本体验，而佛教虽然强调出世，但实质上也是重视存在体验的调理。而非常巧合的是，西方后现代思潮之中具有关注存在体验的类似趋向。事实上，在撤出了任何外在目的和意义之后，存在本身就是最终的意义来源了。而存在，就是七情六欲的展现和满足，就是跌宕起伏的悲欢离合，人就是由此类情感交汇而成。生活，就是情感体验之流，生活的意义就在这个过程，舍此之外，别无他求。所以，情本体，确实是在人一无依傍之后的最终归属。当然，中西到达这个相似点的进路并不相同，由此开出的未来取向也可能不一样。社会学角度对于情感的理解和挖掘，或许可以弥补和校正现有关于情本体的哲学论述的理想色彩和蹈空之处。

对于情感维度在目前社会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我们也可有所期待。社会建设的核心要旨，其实就是重建生命和生活的共同体。目前对于共同体精神的普遍诉求，恰恰显示了当代社会对于共同情感的渴望和需求。不过，正如我们不能期待于特定形式的共同体的复兴，我们也不能期待所有的情感都会原样回归。那么，就当代社会的情形而言，我们需要强化哪些共同情感呢？显然，这是一个无法给予准确回答的问题。但大致来说，这种情感肯定要关乎人与人之间的持久联系、个人与集体之间的互惠关联。譬如，我们需要仁爱，这不仅可以化解当代社会中的怨恨和戾气，也可以养成浩然之气；又如，我们需要倡导古典意义上的友谊，其中不仅蕴含着美德，而且也包含着公共精神。

对于中国社会来说，有一种情感似乎特别值得讨论，即对社会群体的忠诚（loyalty）。曾几何时，我们的“忠诚”遭到滥用，慢慢地似乎成为嘲弄的对象，遭人弃如敝屣。其实，忠诚作为一种社会建构的情感，与特定的社会结构和历史文化有关。在西方，忠诚最初出现在封建社会农奴对于领主的依赖之中，而随着民族国家的诞生，忠诚的对象逐渐扩大到国家。事实上，忠于自己的国家是现代社会中的一种普遍理想。这跟民族国家作为“想象的共同体”的建构有关，国家忠诚的培养，主要是通过共享的体验、集体记忆、庆典仪式、传统、语言等等。当然，社会结构的变迁也使人身依附性的忠诚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高度情感性的忠诚依赖。借由忠诚的作用，我们与他人和制度确立联系，也有助于形成我们的个人和集体认同。至关重要的是，忠诚是一种层状的情感，即在一系列不同层面的社会互动中发挥作用，从对家庭的忠诚到对朋友的忠诚，从对教会的忠诚到对国家的忠诚，都有可能存在。或者说，个人可能从属于不同层面的共同体，甚至还有“共同体的共同体”。在现实中，不同层面的忠诚有时难免发生冲突，需要作出痛苦而无奈的情感选择。但如果更高层面的共同体如果能够对其下的共同体的需要具有足够的回应性，这个问题并非不能解决，而且我们也是在解决此类问题的过程中，走向更大的共同体。

如果不能洞悉一个时代的情感基调，也就无从把握这个时代的脉动。情感社会学的视角无疑有助于我们触摸之、感受之。

*本文原载于《山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部分注释与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封面图为1987年英国的一场反对歧视艾滋病人的游行，举着“沉默=死亡”的标语牌，展现了社会运动中民众强烈的情绪。[图源：nbcnews.com]

〇编辑：弥章〇排版：阿葵

〇审核：O泡 / Y.H.

鸣谢

专题策划人：小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