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锡瑞｜辛亥革命的来临：湖北军队不满的根源

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1942年—），美国汉学家、近代史学家，他和费正清、列文森及魏斐德等人曾共同学习，曾任俄勒冈大学、加州大学的中国近代史教授，现已退休。从事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研究，尤其关注社会运动史，出版了有关辛亥革命、义和团运动和叶氏家族等多部广受好评的著作。[图源：yenching.pku.edu.cn]

从1895年孙中山在广州举起革命大旗起，中国革命党人就一直进行颠覆政府的活动。每一次，基本战略都是联合秘密会党，并利用那些会党作为革命的突击部队。每一次，暴动起义都被数量、装备和训练俱占优势的政府军队所粉碎。我们早就看到了在湖南和湖北的三次这样的革命尝试：1900年的唐才常自立军起义，1900年黄兴在长沙的暴动计划，和1906年的萍浏醴起义。在湖北，甚至在动员秘密会党的努力继续进行的时候，某些革命党人就早已决定在新军内部进行组织工作了。如上面已经提到的，科学补习所和日知会的某些重要成员参加了新军，还有些人特别为了酝酿革命而加入新军。

萍浏醴起义，又称丙午萍浏之役，是同盟会策动会党和矿工的武装起义。1905年湖南发生水灾，官僚豪绅乘机哄抬米价，饥民载道。1906年同盟会会员刘道一等从日本回到湖南联络会党，宣传同盟会纲领，确定了江西萍乡、湖南浏阳、醴陵三处同时发动起义，萍乡方面以安源煤矿矿工数千人为主力。图为萍浏醴起义形势图。[图源：Wikipedia]

萍浏醴起义之后对学生运动的灾难性的血腥镇压，加速了激进分子在军队内部展开工作的趋势。当组织起来的秘密会党进行了工人、农民对抗官府、绅士的阶级暴动的时候，当权派的镇压就表现得很清楚：1904年，他们曾经容忍过绅士子弟出身的激进学生进行活动，现在，他们可就再也不能容忍这类活动了。从而，一方面，革命党人关怀自身生命的安危，另一方面，想寻找一个更有希望的革命战略。结果，他们离开了秘密会党，把注意力集中于新军。显然，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策略。

毫无问题，革命党人在湖北新军中的渗透，较其他任何一省都远为深刻和更著成效。1911年，虽然新军在许多省内——特别是江西、陕西、山西、云南、广西和福建——在领导革命方面起了关键作用，但是，在每一情况下，领导人只是少数军官，经常是那些在日本受过训练的新的军事上流阶层成员，而不是革命政党和在士兵行列中的根本力量。湖北军队里面革命党人的不同凡响的力量，可能完全是事出偶然。不过，湖北和全国其余各省的对比如此鲜明，我们就应该找出一个更能令人满意的答案。

湖北和其他各省的区别，似乎有三个方面：它的新军的规模和文化水平；军队在主要通商口岸集中；省内的学校系统，没有能力吸收全省所有的受过部分教育的、有革命潜势的青年。除了中国北部地区之外，湖北有数量最多、教育水平最高、训练最精的新军——一个完整的镇和一个混成协。它是在军事改革方面堪与袁世凯北洋军的成就相匹敌的唯一省份。还有，湖北的军队集中于武汉三镇，报纸上对清廷的反复批评，激进的学生活动，复兴中国的普遍热情，帝国主义列强势力在租界地区经常的、令人恼怒的存在（这是一种只能激起爱国青年士兵的正当义愤的存在），都深刻地影响着他们。在北方，按照庚子条约，新军禁止驻屯在最重要的通商口岸天津。这样，北洋军就只得驻扎于较偏远的农村地区，在那里，从来就不产生感染普遍不满情绪的城市政治气氛。南方城市，尤其是上海，虽然经常有着激烈的学生活动，但是，这些城市由老一些的、受教育较少的、通常是较保守的军队单位驻屯保卫，就是说，驻屯保卫的单位，经常是巡防队，而不是新军。

湖北新军为清末张之洞于湖北训练的“新式”军队，编成张彪任统制的陆军第八镇与黎元洪任协统的第二十一混成协。 武昌起义就是由湖北新军参与的革命军率先发难的。左图为张彪，右图为黎元洪。[图源：baike.baidu.com]

湖北新军的建制规模、文化水平和集中驻扎于城市，这三者，足以使它在中国南部难于匹敌。北洋军的规模数量，肯定有这么大，几乎（但不完全）像湖北军队一样受过良好教育，而保定（北洋军绝大部分集中于此）也并非完全与当时席卷中国的改革风气隔绝。那么，为什么北洋军培育不出革命政党来呢？除了满清在北方控制更加严密，南方的传统反满情绪较为高涨之外，我宁可设想，问题的答案在于：直隶省新政的活力和一般成就。普遍创设新学堂，在新学堂里，或在其他新政机构里的就业机会，为直隶省的有志青年打开了许多条前进的道路。在湖北，情况恰恰相反，思想情绪变易不居的青年，其雄心壮志经常受到挫折压抑。甚至在新军里面谋一份差事，也不能满足愿望，因此，这些人就形成革命运动的核心力量了。

有人揣度，军队中的革命运动，反映了“农民的不满”。不过，资料说明：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是出身于富农或较贫绅士家庭的有文化的年轻人。他们不满的产生和发展，来源于当了军人以后，壮志未酬，屡受颠挫，较之来源于农民的竭蹶困苦要多些。把这些人带进军队里来的决定性事件，是1905年颁布、1906年实行的废除科举考试制度。新政措施要求人们具备法律、行政、经济、技术、国际关系、外国语文、医药卫生、军事科学、植物农艺等专门学科的实际知识。但这些都不在经典科举的范围之内。为了满足这些新的需要，新学堂撤换了从前教育中国青年应考的私塾老师、乡村教员和城市里的书院。取得学校文凭和熟练掌握某些实用部门的知识，开始代替作为进入政界先决条件的科举考试的功名和经典古籍的学习。

在缺少任何可靠统计资料的情况下，从阶级流动性的角度，来判断改变了的选拔征集上流阶层的方法的效果，是极为困难的。举例来说，人们定会猜测，许多新学堂的建立，为富农或中农子弟琢育充实自己，并由此升腾到上流阶层，提供扩大了机会。不过，在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除了像直隶这样特殊的省份以外，新学堂的数目仍是十分小的。1908年湖北的1200所初等小学表明，每24000人口当中，不到一所也许只配备两名教员的学堂。还有，学校在城市地区集中，使它们更难接近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中等小康之家出身的、颇具抱负的农家子弟，以其一半时间从事耕作、一半时间就读于乡村教师（俗称“半耕半读”），寄望于有朝一日，通过科举，然后沿着通向做官发财之道前进，这已经是再也不可能的了。现在，进入上流阶层地位的机缘，只对这样的人是适用的：他们的家庭，有能力把他们输送到城市里面去，供他们食物、衣服和住宿津贴，并交付学费、书籍费和学校补给费用。经常有意见反映出来，新教育制度降低了社会的阶级流动性，和旧式科举制度比较，甚至更加有利于富人。

许多比较穷的学生发现，自己不可能通过新学堂发迹。同时他们发现，稍具文化知识的年轻人，在新军里面有获得迅速进取的机会。还有，当时的爱国主义强调，军队有保卫国家、抵抗帝国主义的第一线的重要性，军事职业的身份地位陡然增高。关于青年学子参加军队当兵、希望迅速出类拔萃的故事，真是不胜枚举。同样的事情，虽然在中国北部也出现了；但是，张之洞对于征集选拔有文化教养的人投身军队的特别期望，以及湖北中、高等文官学堂制度不发达，就使这种现象在湖北特别普遍。正如一个从军者以典型的夸张语气所说：“凡知识分子，见科举已停，贫士无进身之阶，遂相属投军。”另一个人这样叙述了他的经历：

1906年（光绪丙午），我年19岁，认为男儿无路请缨，须当有怀投笔，乃奋志投入武昌新军第三十一标前队充当士兵。

特别在1905—1906年，正当科举考试制度废止、较多新制学堂尚未建立之前，有一群为数可观的秀才在湖北参加了军队。一个前士兵回忆，1905年和他一起在黄陂应募入伍的96人中，有36人是廩生或秀才。另外一个人表列了40个参加军队的秀才名单，这些人后来都成了革命党人。有一条常见的、经常为人引用的成语，描绘这种现象是：投笔从戎。一个自己就这样做了的人说道：“庚子以后，士人多投笔从戎，不以苍头为耻。”

廪生即廪膳生员，科举制度中生员名目之一，由公家给以膳食。廪生可自公家领取廪米津贴，谓之廪保，其定额甚严，每年都要考列三等，通过考试才能保有食廪资格，故为诸生之首，在地方上有一定的地位。童子应试，必须由该县的廪生保送，乃得入场。图为童子应试的认保廪生和派保廪生。[图源：zhdate.com]

废除科举考试，堵死了旧有的荣身之途。与此同时，好几种新政机关打开了新的前进道路。不过，许多人认为，经济上的因素，决定着一个人究能选择什么样的道路。最富有的人，和那些有着最好夤缘关系的人，能够出洋深造，特别是到日本去。中等富裕家庭的人，进本省的学堂。一般粗通文墨的最穷困的人（他们至少也该是富农）参加军队。许多年轻人来到武昌，打算在那儿进一所新学堂。他们发现，不可能通过入学考试入学，也没有足够的钱注册入学。这样，他们就参加军队了。其他的人发现，要做一个教师，必先读完六年初小和六年中学。他们认定，参加军队要强得多。在军队里，一个有文化教养的年轻人，在极短年限内，就可以被提拔为下级军官。

事实上，湖北军队里面革命政党的所有领袖，也可能是大多数成员，都是从这个有志向的、年轻的（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不到30岁）、有文化的士兵中募集的。他们出身于农民的最高层和上流绅士的低层家庭。可能有80％的领导干部，出身于较低绅士、地主或富农家庭。再有，革命党人集中的特种兵单位，显示了他们在军队内的上流阶层本质。根据所有记载，在招募军队时，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较第八镇统制张彪更加坚持要求一定的文化水平。全军的工程兵和炮兵单位要求有特殊技能的专家，这就在事实上使文化知识成为不可或缺的了。正是在这些单位，革命党人的力量最强。外国观察家把第八镇工程营看做是湖北新军的“训练最好的军队”。但是，它也有众多的革命党人。按一个成员的说法，占全营人数的40％。黎元洪的混成协也相差不远。

一个有文化的年轻人一旦参加了军队，晋升的最快道路就是进陆军特别小学。这所学校的“学兵”，从军队队列内部选拔。生活和隶属于正规的军队建制单位，可是白天上学。全国只有张之洞在湖北办了这样一所学校，但它达到了募集有文化的士兵的宗旨。不过，陆军特别小学的毕业生极少人获得他们所期望的向军官阶级的提升。他们的上进道路被老一些的在职军官所阻，这些军官是武昌和保定武备学堂的毕业生和归国的上流的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根据一份记载，在陆军特别小学1500—1600名毕业生中，大约只有100人在革命前被提拔为军官。实际上，这所学校产生了一批愿望受挫的、心怀不满的年轻士兵和下士的毕业生。革命情绪正是从这一类愿望受挫折的人们中萌发出来的。一个革命军人回忆道：

军官都‍由上级派来，一般当兵的没有升任的希望，即使升迁，也只有极少数人，并且充其量至多到排长地位，绝大多数的士兵，只能终身充当士兵，这种不满的思想，都已埋藏在每个士兵的脑海中间，如能利用这一情况，进行宣传，必定容易深入，收到极大效果。

由于士兵发现他们的升迁机会被他们上面的军官所阻，他们渐次了解在新军中划分军官和士兵的基本裂罅。新军军官大致属于两种形式。有些人是从绅士家庭募集来的，并且成了在军事方面与改良派文职上流阶层地位相当的人物。他们在生活方式与身份地位上，和士兵们迥不相同。用北一辉（日本泛亚细亚主义的对中国革命的支持者）的话说，他们纯系“美食轻裘这一类。他们不具冒险的胆量”。其余的人缺少正规教育，他们是从旧军队中升腾起来的。爱国青年对这些人嗤之以鼻。一家报纸对此指出：“较高层的军官依然不学无术（像王德胜及其同类），有才智的人，类皆屈居人下。军官们粗暴野蛮达到顶点，而部队则从内心里骄傲和愤怒。”这些人的财富（大概是非法所得）和上流阶层的身份地位特别惹人恼恨。举例来说，1910年，对武昌十五协协统王德胜征用士兵营造大公寓，并为他私邸服勤务，就啧有烦言。另一个暴发户军官是第八镇统制张彪，他与一个前县长（他的赌友之一）合作开办了一个钱庄。这是一批显眼的人们，他们的财富、朋友结交和一般生活方式，把他们和营房里的普通士兵们强烈地隔绝起来。军队里的革命党人，深知把他们和军官割裂的鸿沟。日知会被镇压后，他们再行组织自己的革命政党时，就曾明确规定，军官是被排除在外的。

在许多省份里面的新军，无疑都存在着下述情况：年轻士兵具有文化，招募来的士兵的升迁志愿受挫，以及分离军官和士兵的社会裂罅。和湖北一样，在湖南，也存在着这种情形。我猜想，进一步的研究将会发现，在其他省份内，也将有类似现象。不过，湖北军队集中于城市，部队的文化程度，以及独一无二的陆军特别小学，加深了湖北士兵不满的问题的严重性，并且提供了一种条件，在此条件下，这类不满可以变成对清朝的革命反抗的政治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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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周锡瑞《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第五章“革命的来临”第一节“湖北军队不满的根源”，杨慎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标题为社会学会社自拟。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注释，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阅原文。

***封面图为武昌起义中的湖北革命军。[图源：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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