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布瓦赫 | 论集体记忆：过去的重建与记忆的定位

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1877.5.11-1945.5.16），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毕业于史特拉斯堡大学，1907年出版了自己第一本关于莱布尼茨研究的著作。后来哈布瓦赫还成为《年鉴》的编辑委员之一，著有《论集体记忆》。

过去的重建

我们的手中，捧起一本书，它曾为我们的童年带来欢乐，但自那以后，我们就未曾再次翻开过它，然而，现在又是什么驱使着我们重读它呢？不排除这是出于某种好奇，出于一种重现记忆和内心中涌动着的返老还童的愿望。正是通过对这本书的思考，我们相信，我们自己能够回忆起一种我们昔日所处的心理状态。然而，在这一时刻之前，在我们发觉自己处于这种心理状态的那个瞬间，在我们当时的印象中，有什么东西保留下来了呢？有可能保留下来的东西包括主体的一般观念、一些多少有些特点的象征符号、一些特别生动感人或者风趣诙谐的事件小插曲，有时是对一幅版画的形象记忆，甚至是一页书或几行字。但是，事实上，我们会感觉到，我们无法在内心中从细节上再现所有这些事件，无法再现出与整个故事相对应的不同部分，无法再现出一整套的特征、迹象、描述、命题和反思，而这些东西可以逐渐地把一个形象或场景印刻在读者的头脑里，从而能让读者深人到这件事情的核心中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觉察到，在今天模糊不清的记忆与我们所知的生动、准确而强烈的童年印象之间，仍然存在着一条鸿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希望通过重读这本书，完善此前模糊的记忆，以便重温我们对于童年的记忆。

但是，情形往往是这样的：我们表面上好像是在重读以前读过的书，而实际上却似乎是在读一本新书，或者至少是一个经过修订的版本。我们会觉得这本书似乎少了几页、缺了一些情节发展或者细节，而我们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读这本书时，这些内容明明存在；同时，因为我们的兴趣和反思集中在我们现在很清楚但当时却无法注意到的行为和人物的许多方面，书中似乎又增添了一些内容。而且，现在看来，这些故事对我们来说似乎不像当年那么不同寻常了，而是多了一些程式化，少了一些生动性。在我们眼中，这些故事丧失了许多魅力：我们不再理解，它们当时为什么能够以及又是如何把这样一种振奋传达给我们的想象力……

我们保存着对自己生活的各个时期的记忆，这些记忆不停地再现；通过它们，就像是通过一种连续的关系，我们的认同感得以终生长存。但正是因为这些记忆是一种重复，正是因为在我们生活的不同时期，这些记忆依次不断地卷入到非常不同的观念系统当中，所以，记忆已经失去了曾经拥有的形式和外表。这种记忆并非是动物化石中保存完好的脊椎，可以凭之就能重建包含它们的整体。人们不如把它们比作在某些罗马剧场里找到的那些安置在里面的石头，在非常古老的建筑中，这些石头被用作原材料。它们是不是年代古老，并不能通过它们的形式和外表来判定，而只能通过它们仍旧显示出已被磨蚀的古老特征的痕迹这么一个事实来判定……

记忆已经失去了曾经拥有的形式和外表，就像罗马剧场中安置的石头。

成年人专注于日常关心的事务，对那些与现在关心的事务无关、属于过去的东西不感兴趣，这看起来相当合乎常理。成年人恰恰是因为要迫使自己进入现在的框架之中，所以才使得童年的记忆发生了变形，难道不是这样吗？但对于老年人来说，却并非如此。这些老年男女已厌倦了劳碌奔波，因而从现在抽身而退，所以，他们所处的位置最适宜唤起对过去事情的回忆，仿佛这些事情真的出现了一样。但是，如果这些事情真的重现了，难道不正是因为它们一直就在那里吗？这不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可以证明，那些我们以为已经根除的记忆实际上仍然保存下来了吗？……

按照柏格森的理解，如果说存在着两种类型的记忆——一种是由习惯构成的记忆，指向行动，另一种记忆则包含着对现时生活的某种漠不关心，那么，这就会在实际上诱导人们以为，因为老年人脱离了人和物的实践方面，因为普遍来说，他们已从职业、家庭所强加的，乃至为了在社会中积极地生活而面临的种种束缚中解脱了出来，所以，他们就发展了重返过去并在想象中重温过去的能力……

但事实上，当老年人唤起了对他们孩提时代的过去的回忆时，他们并不是在做梦。而对于成年人，他的心智通常集中关注当前的现实，当他的心智放松下来，从而使得自己不由自主地滑回到早年的日子里去的时候，人们则可以说，这个成年人就跟一个做梦的人一样。这是因为，在他惯常关注的事务和那些与驱使他现在的活动毫无关系的意象之间，实际上存在着鲜明的反差。（然而在我所定义的梦这个术语的意义上，）无论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都没有做梦：但这种像做梦一样的行为，对成年人而言，是分心走神，而对于老年人来说，却成了聚精会神的关注。通常，老年人不会满足于消极被动地等待记忆的复苏。他们试图使记忆更加精确，他们会询问别的老人，细察以前的文章、信件；尤其重要的是，即使他们不打算把记忆变成书面的东西，他们也要讲述自己记忆的内容。简言之，对于过去，老年人要比成年人更感兴趣；但据此并不能得出结论认为，老年人比起尚在成年的时候，能更多地唤起对过去的记忆。尤其不能就此认为，那些从童年起就埋藏在潜意识层面的昔日意象，只有在步入老年阶段后，才“重新获得了力量，得以跨越意识的门槛”。

在社会当中，老年人已不再是积极活跃的成员，但仍还继续扮演着一个给定的角色，如果我们把老年人放回到社会中去，那么，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是什么原因引起了老年人新的兴趣，使他们回忆起自己长期以来一直忽视的生活时期。在原始部落里，老人是传统的护卫者，这不仅是因为他们较其他人来说，更早地接受了传统，而且无疑还是因为他们是惟一一群能够享有必要的闲适的人，这使得他们可以在与其他老人的交流中，去确定这些传统的细枝末节，并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把这些传统传授给年轻人。在我们的社会里，老人也受到尊敬，因为在生活了很长时间之后，老人阅历丰富，而且拥有许多的记忆。既然如此，老人们怎么能不会热切地关注过去，关注他们充当护卫者的这一共同财富呢？正是这种功能给了他们现在有权得到的惟一声望，他们怎么能不会刻意地努力履行这一功能呢？……

长者在社会中担任着保存过去痕迹的功能

社会通过赋予老人保存过去痕迹的功能，鼓励老人把凡是自己可能仍拥有的精神能量都贡献出来，用以进行回忆。有时，人们会嘲笑某些老人，说他们扮演这一角色过于严肃认真，说他们滥用老人讲述他们的过去的权利，但即使这样，也只是因为，每一种社会功能都有一种趋向于扩张的倾向……

对于过去的时代，不只是老人，而是所有人（当然这要取决于他们的年龄、性情等因素），都本能地采取一种希腊哲学家的态度，这些哲学家不是把世界的末日，而是把世界的开始看作黄金时代。尽管我们可能很想截掉自己的某些生活时期，换言之，尽管我们可能确信，我们不愿意重温过去的整个生活，但我们也仍然拥有一种基于记忆的幻想，就是通过这种幻想，我们中的许多人都使自己相信：今天的世界与过去的世界，特别是与我们的童年和青年时代相比，有些色彩单调，兴味寡然……

另一方面，当谈到我们生活中最为黯淡的方面时，似乎它们半遮半掩地笼罩在阴霾之中。在遥远的世界里，我们遭受了令我们无法忘怀的苦难，然而，对某些人来说，这个遥远的世界却仍然散发着一种不可思议的魅力，这些人历经磨难，幸存了下来，他们似乎认为，他们自己最美好岁月都驻留在了那个艰难时世里，他们希望重温这段逝去的时光。虽然有一些例外，但大多数的人们都或多或少地往往倾向于对过去抱有所谓的怀旧之情，而这就是其原因所在。

在文工团出身的冯小刚所拍导演的电影《芳华》中，文工团的“峥嵘岁月”被镀上了一层唯美的光环。而电影中的主人翁们，也在文工团解散后，深切怀念着往昔时光。

过去所具有的这种惑人的外表是从哪里来的呢？它果真是一种幻觉吗？卢梭说得好，尽管绝对来说，孩子和年轻人都是虚弱的，但是相对而言，他们却又是强壮的：他们的力量超过了他们的需要，就此而言，他们要比成年人更加强壮。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它留下的印象也是丰富多彩的。然而，当我们长大了以后，即使我们可能觉得自身拥有足够应付的有机资源，但来自社会生活的利益也会以多种方式驱使着我们，以至于我们要被迫限制自己。于是，在我们强加于自身的那些约束中，又增添了这些源自外界的约束。我们的印象具有了社会生活加诸的形式，但却以丧失部分实质作为代价。成年人在社会中对自然的渴望，在本质上就是对童年的渴望……

这种重塑机制会对过去起作用，也可能会对似梦的状态起作用，此时，如果我们还没有忘记，连在重现我们过去的时刻，我们的想象也都仍会受到当前社会环境的影响，那么，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这种重塑机制的性质。在某种程度上，沉思冥想的记忆或像梦一样的记忆，可以帮助我们逃离社会。但我们却很少有机会能完全成功地把自己孤立起来，这是因为，我们的记忆，特别是最早的记忆，确实是属于我们的记忆：那些可能如同我们自己一样了解我们这些记忆的人，不是消失了，就是离开了。然而，由于我们的过去是由我们惯常了解的人占据着，所以，如果我们以这种方式逃离了今天的人类社会，也只不过是为了在别的人和别的人类环境中找到自我。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人只有通过将这个社会与另一个社会对立起来，才能逃离这一社会……

因此，正当人们自以为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时，他人出现了，随之而来的还有他人所属的群体。我们的现代社会把许多约束强加给人们。即使现代社会不再使用原始部落对其成员使用的同样权威和单方面的压力，它们也仍然会更加深入地渗透并潜入到其成员当中去，因为现代社会的成员处在各种复杂多样的关系的包围之中。当然，现代社会还要佯装尊重个体的个性。如果个体履行其基本的职责，他们就能随心所欲地自由生活和思考，按照他们的意愿形成自己的观念。社会似乎在内心生活的门槛前止步了。但众所周知，虽然如此，社会也仅仅是在表面上听任个体自便——也许，正当个体对社会表露出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时，他已在自身当中最充分地发展出了作为社会存在的品质。

将现在的社会与我们在沉思时浸没在其中的社会区别开来的首要特征是什么？首先，后者不是强加给我们的，而且，不论何时，只要愿意，我们都能随心所欲地唤起对它的回忆。我们可以从过去当中自由地选择我们希望沉浸其中的各个时期。我们在不同时候认识的人，要么属于不同的类型，要么展现出了他们各自的不同方面，所以，是由我们在其中来选择希望自己所属的社会的。在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里，我们占据一个确定的位置，并服从随之而来的种种约束，但相比来说，记忆给了我们一种幻觉，让我们觉得自己正生活在不会囚禁我们的群体中间，只有当我们愿意接受这些群体，它们才能加诸我们身上，而且只要我们愿意接受这些群体，它们就能加诸我们身上。如果某些记忆给我们带来了不便，或给我们造成了负担，那我们就总是要把它们和与现在生活密不可分的现实感对立起来。但人们还能更进一步。在记忆中，我们不只是能在这些群体中信步漫游，从一个群体走到另一个群体，而且，在其中的每一个群体里，即使我们已决定在沉思默想中和它们厮守在一起，我们也不会像现今这般强烈地感受到这种来自于他人的约束。而其原因就在于，我们记得的人已经不复存在了，或者已经或远或近地离开了我们，在我们的眼中，仅仅代表着死去的社会——或者至少是一个与我们现在生活的社会很不相同的社会，这个往日社会里的多数清规戒律如今都已弃置不用了。

昨天的约束和今天的约束在许多方面都是不一致的，因此，我们只能残缺不全、不尽完整地想象过去的那些约束。因为我们把两者都放在了完全包含它们的同一个框架中，所以，我们能够唤起对地点和时间的回忆，尽管它们和我们现在所处的地点和时间有所不同。但是，当昨天和今天的这些约束互不相容时，我们又如何才能同时体验到某种社会秩序的不同约束呢？这里只有一个框架是重要的——这个框架由我们现在社会的戒律组成，它必然排除了所有其他的戒律。人们相互之间形成关系，并创造出友谊和团结的纽带；但是他们也相互竞争。这酿成了许多痛苦、恐惧、敌对以及憎恨。然而，我们今天经历的竞争，已取代了昨天的竞争，而且，我们清楚地意识到，这两者是互不相容的。今天的人们也会关注不久的将来或者遥远的未来。我们对于未来的期望，既可能更好一些，也可能更坏一些：但无论好坏，都是不确定的。过去的人们，他们的生活和行为现在都被固定在一个清楚界定的框架中间，对于我们，他们也许曾经表达过或好或坏的意图，但是，对于他们，我们现在无所期待：他们在我们身上唤起的情感，既不是怀疑、敌意，也不是嫉妒。我们既不能爱他们，也不能恨他们。简言之，因为约束只有运作才能被感觉到，而根据约束的定义，过去的约束已不再发挥效力，所以，昨日社会里最痛苦的方面已然被忘却了。

四川知青1991年在成都举办“赴云南20年回顾展”时，提出“青春无悔”的口号。但实际上这是对“上山下乡”的一种浪漫化的表达。

但我相信，心智是在社会的压力下重建它的记忆的。因此，是社会致使心智把过去美化为它所向往的目标，这难道有什么稀罕吗？卢梭在谈到基督教时曾说过：“基督教远不是把公民的心灵与国家结合在一起，而是把它们与国家相分离，就像把它们与尘世间的一切事物都分离开来一样。我不知道有什么比这更加违背社会精神的了。”也许我也可以套用一下这句话说，对过去的崇拜，没有使人们的心灵与社会结合在一起，实际上是将它们彼此分离：没有比这更违背社会利益的了。但要注意，人们十分明白，过去已不复存在了，故此，他们要被迫调整自己，以适应惟一真实的世界——他们现在生活的世界，而相反，基督徒选择了另一种现世生活，对他们来说，这种生活至少是真实存在的，只不过他们将之定位于未来。人们只是时断时续地追忆已经消逝了的时代，他们在那里从不做长时间的停留。而且，如果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们总是像一根绷紧的弹簧，如果他们的眼界仅局限在他们同代人（实际上是那些在他们周围发现的同代人）中间，如果他们要被迫不断地按照他们的习俗、品位、信仰和兴趣来行为，那么，人们怎么会看不到，他们既可能会在社会法则面前低头，也可能只是把这些社会法则当作一个严厉苛刻且连续不断的必要之物，从而会容忍它们？难道他们不会只是把社会看作一个约束的工具，而且不会对它表现出任何宽容和自发的热情吗？……

尽管我们确信自己的记忆是精确无误的，但社会却不时地要求人们不能只是在思想中再现他们生活中以前的事件，而且还要润饰它们，削减它们，或者完善它们，乃至我们赋予了它们一种现实都不曾拥有的魅力。

记忆的定位

近期的记忆结合在一起，其原因并非是它们在时间邻近，而是由于它们是一个群体共有的思想总体的一部分，而我们与这个群体的成员在此刻，或者在前一天或前几天拥有某种关系。因此，只要我们把自己置于群体的角度，接受它的旨趣，采取它的反思倾向，就足以会回想起这些近期的记忆。当我们试图对时间更为久远的记忆进行定位时，也会出现完全相同的过程。我们不得不把它们置于一个记忆总体中去，这个记忆总体对于其他群体，对于范围更为狭窄，却更为持久的群体，比如我们的家庭，都是共有的。我们接受这个群体中成员的普遍态度，关注总是处在群体思考方式前沿的记忆，就足以回忆起这个记忆的总体。基于这些记忆，家庭群体已经习惯了根据自有的逻辑恢复或重建所有其他的记忆。就这一方面来说，在时间较为久远的记忆与更为晚近的记忆之间，并没有什么区别。这里也无需提及相似性带来的联想（association），这正如在晚近记忆的情况中，无需提及邻近性导致的联想一样。诚然，因为一个家庭中的记忆都是关于同一家庭的，所以这些家庭记忆之间才都彼此相似。但是，从另外的许多关系来看，这些记忆又是不同的。在家庭群体的情况中，记忆的相似性只是兴趣与思想共同体的一个外在表现。并不是因为几个记忆彼此相似，它们才被同时记起，而是由于同一群体对它们感兴趣，能够同时回忆起它们，所以它们才彼此相似。

心理学家为解释记忆的定位问题设想出了一些不同的理论，之所以会这样，原因就在于，正像人们可以同时是许多不同群体的成员一样，对同一事实的记忆也可以被置于多个框架之中，而这些框架是不同的集体记忆的产物。心理学家把自己限定在个体层面。他们发现，记忆能以许多不同的方式在个体思想中联合起来。于是，他们就根据相似性和连续性的类目，把这些联合划分为一些非常一般的类属，但这并不是一种解释。要不他们就根据个体的多样性解释这些联合的多样性，把它们当作天赋或习得的生理秉性。然而，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假说，很难加以证实，对之进行进一步探讨，会使我们超出心理学领域。实际上，这只不过是一种陈述而已。可以肯定，记忆事实上是以系统的形式出现的。而之所以如此，则是由于，记忆只是在那些唤起了对它们回忆的心灵中才联系在一起，因为一些记忆让另一些记忆得以重建。但是，记忆联合起来的诸种模式，源自人们联合起来的各类方式。只有把记忆定位在相应的群体思想中时，我们才能理解发生在个体思想中的每一段记忆。面且，除非我们把个体与他同时所属的多个群体都联系起来，否则我们就无法正确理解这些记忆所具有的相对强度，以及它们在个体思想当中联合起来的方式。

当然，因为性情各异，生活环境不同，每个人的记忆能力彼此也都是不一样的。但个体记忆仍然是群体记忆的一个部分或一个方面，这是因为，对于每个印象和事实而言，即使它明显只涉及一个特定的个体，但也留下了持久的记忆，让人们仔细思考它，也就是说，它与我们得自社会环境的思想联系在一起。事实上，如果人们不讲述他们过去的事情，也就无法对之进行思考。而一旦讲述了一些东西，也就意味着在同一个观念体系中把我们的观点和我们所属圈子的观点联系了起来。这意味着，要到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当中，去体会各种事实的特殊涵义，而社会思想无时无刻不在向我们提示着这些事实对之具有的意义和产生的影响。就是这样，集体记忆的框架把我们最私密的记忆都给彼此限定并约束住了。这个群体不必熟悉这些记忆。我们只有从外部，也就是说，把我们置于他人的位置，才能对这些记忆进行思考。为了恢复这些记忆，我们必须沿着他人假如处于我们的位置也会沿循的相同道路前行，但这就已经足够了。

*本文节选自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第一编“记忆的社会框架”中的三、四小节，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毕然、郭金华译。

**封面图为电影《芳华》的剧照。

○编辑：颜和        ○排版：栉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