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 | 身体技术
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1872.5.10-1950.2.10），法国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曾在巴黎大学和波尔多大学学习哲学。1898年涂尔干创办《社会学年鉴》，莫斯负责该刊物宗教方面的研究与编辑。莫斯的思想对英国的A.R.拉德克利夫-布朗、B.K.马林诺夫斯基和美国的R.雷德菲尔德等人类学家影响较深。代表著作为《礼物》。
身体技术的概念
我说的是各种身体的技术，因为大家可以通过对各种身体技术的研究、揭示和纯粹简单的描述来提出有关身体技术的理论。按照我的理解，“身体的技术”这个词是指人们在不同的社会中，根据传统了解使用他们身体的各种方式。总之，我们必须从具体到抽象，而不是相反。
这里，我想告诉你们的是我授课的一部分内容，在别处是找不到的，我正在描述民族学的课上（包括“教学概要”和“民族志手册”的各种书籍将要出版）教授它。不过，在巴黎大学民族学研究所的教学中，我曾多次触及。
当一门自然科学有了进展时，它只是在具体的意义上获得了进展，而且总是在未知的意义上获得进展。然而，未知处于各门学科的边缘，正如歌德所说，教授们在那里“互相攻讦”（这是我的说法，歌德就没有这么客气了）。总而言之，在这些缺少共识的领域里，存在着一些紧迫的问题。而且，这些荒芜之地还有一个特征。在当今的各门自然科学中，我们经常发现一种难看的标题。当有关某些事实的科学尚未还原到一些概念上，而且这些事实也没有有机地被组织起来时，人们通常给这一堆事实加上未知的标志：“各不相同”（Divers）。而这恰恰是应该深入探究的东西。大家都相信，这里有些真相有待发现：首先是因为大家知道自己一无所知，因为大家对各种事实的数量有着强烈的印象。许多年间，在描述民族学的课上，当遇到这一在民族志上确实古怪的“各不相同”的标题时，我不得不给自己带上这种不幸的、可耻的“各不相同”的标志。我深知比如行走、游泳所有这类事情对于各种特定的社会来说都是特殊的。波利尼西亚人并不像我们一样游泳，我们这一代人也不像现在这一代人那样游泳。但是，这是一些什么现象呢？这是一些“各种不同的”社会现象，尽管这一标题算不上风雅，但是我还是经常考虑这种“各不相同”，至少每一次我都会谈起它。最近一段时间更是如此。
如果为了在你们面前形成身体技术这一概念，我告诉你们我是在什么情况下探究以及我是怎样明确地提出这个一般问题的，那么请你们原谅我。这一系列步骤是我有意识与无意识地提出来的。
首先是在1898年，我与一个人交往密切，我还知道他姓名的首字母，但是却记不清他的名字了。我一直懒得去找他。他为1902年版的《大英百科全书》撰写了一篇有关“游泳”的好文章，现在市面上还有卖（随后两版中有关“游泳”的文章就不太好了）。他向我指出了这个问题在历史与民族志上的旨趣。这是一个出发点，一个观察的范围。随后——我自己看到了这一点——我目击了游泳技术在我们这一代人中的变化。有一个例子会让我们直接身临其境：包括我们、心理学家、生物学家与社会学家。过去，我们是在学会游泳之后才学习潜水的。而且，当我们在学习潜水时，我们是先学会闭上眼，然后才学习在水中睁开眼。今天，这方面的技术则倒了过来。人们开始在学习游泳过程中让孩子养成在水中张开双眼的习惯。于是，甚至在孩子们学习游泳前，人们就让他们练习克制眼睛危险的本能反射活动，人们让他们首先熟悉水，克服畏惧情绪，建立某种自信，决定何时停止或行动。现在，我们已有了一种潜水技术与一种潜水教育的技术。而且，你们看到这与一种技术教育有关，像所有技术一样，学习游泳需要一段时间。另一方面，我们这一代经历了一种彻底的技术革命：我们目睹了蛙泳被各种不同的自由泳所取代。而且，我们失去了吞水与吐水的习惯。因为在我那个时代，游泳者自认为是蒸汽船之类的东西。这是愚蠢的，但是最终我还是做出了这个姿势；我无法让自己摆脱我的技术。以上就是一种特殊的身体技术，一种在我们的时代得到完善的健身艺术。
常见游泳姿势一般分为自由泳、蛙泳、蝶泳和仰泳。自由泳速度最快，蛙泳姿势比较优美，蝶泳爆发力最强，仰泳最省体力。
但是，这种特殊性是所有技术的特性。举个例子：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曾对这种技术的特殊性作过许多观察。那就是用铁锹翻土的特殊性。我所在的英国部队不会使用法国铁锹，当我们重建一个法国师时，就不得不更换8000把铁锹。这表明，学一门技术是多么地慢。所有的技术都有自己的方式。
然而，这对于身体的习惯来说也是如此，每个社会有着自身的习惯。当时，我有机会看到不同军队之间的各种差异。关于行军有一个趣闻。你们大家都知道，英国步兵行军的步伐与我们不同：一方面频率不同，另一方面长度也不同。我这里说的不是英国人的平衡，也不是跪射的动作。然而，伍斯特团在埃纳战役期间与法国步兵并肩作战，表现得非常英勇，他们要求皇家军队允许他们使用法国的军号与蓄电池，要求提供一批法国军号与军鼓。结果却并不令人鼓舞。在大约六个月时间里，在巴约勒街道上，那时埃纳战役已经结束很久了，我还经常看见这样的场景：这个英国团依旧保持着英式步伐，但是走出的却是法式的节奏。在军乐队前面，有一个小个子的法国轻骑兵军士，他会摆弄军号，而且吹行军号比别人都好。但是这个高大的英国团却无法列队前进。这一切都与他们的步伐不协调有关。当他们准备起步走时，音乐却对不上步伐。因此，伍斯特团不得不取消他们的法国军号。其实，过去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军号被一个个部队采用，有“休息号”、“撤退号”等。因此，我曾非常仔细地和频繁地看到英国人与法国人在行军与赛跑等方面存在着基本技术与体育技术的差异。当时与我们在一起的库尔特·萨克斯（Curt Sachs）教授先生也作出了相同的观察。他曾在许多讲演中谈到过这一点。他认识到英国人的行军与法国人的行军有着很大的差异。
不过，这只是刚刚接近了这一主题。
我曾在医院里获得了一种启示。那时我在纽约生了病。我问自己在哪儿看到过像我的护士们这样行走的小姐。我花了一些时间去思考这个问题。最后，我记得是在电影里见过。回到法国后，特别是在巴黎，我经常看到这种步伐；这些年轻姑娘都是法国人，而且都是这样走路的。其实，由于电影，美国人的行走方式开始进入我们的生活中。这是一种我可以概括出的观念。人行走时，胳膊的姿势、手的姿势构成了一种社会特异性，而且这不仅是我不知道的纯粹个人的、几乎完全是心理的配置与结构的一个结果。比如：我相信自己可以认出一位在修道院长大的年轻姑娘。她走路时一般手都会握成拳状。而且我还记得我大学三年级的教授曾喝住我：“小畜生，你怎么一直大张着手！”因此，同样存在着一种行走教育。
另一个例子：有关休息，存在着各种合乎礼仪或不合礼仪的手势。因此，如果你看到了一个孩子在吃饭时用肘撑着身体，而在不用餐时把手放在膝上，那么你可以准确地猜出这是个英国人。一位法国年轻人则不靠着桌子；他的双肘呈扇形展开；他把它们按在桌上，诸如此类。
西餐礼仪往往也体现在座次的要求上。在《傲慢与偏见》中，Collins被Catherine夫人提醒不应坐在妻子的身边。
最后，关于赛跑，我与你们都看到了技术的变化。请你们想想，我的体育老师1860年左右毕业于儒安维尔，是最优秀的毕业生之一，他教我跑步时手握成拳头放在身边：这与其他所有赛跑动作完全不同；弄明白应该怎样用别的方式跑，我就得观看1890年职业赛跑运动员的比赛。
因此，我在许多年中都保持这种有关“习性”（habitus）的社会本性概念。我请你们注意，我是用适当的拉丁文来说的，“habitus”在法国不难理解。这个词的译名，即亚里士多德（也是一位心理学家）的“exis”（存在）、“acquis”（经验）与“faculté”（能力），比“habitude”（习惯）要好许多倍。它指的不是作为许多卷册或简短的著名论文的论题的这些形而上学的习惯或这种神秘的“记性”。这些“习惯”不仅因个人及其模仿而变化，而且还特别因社会、教育、礼节、方式与威望的不同而变化。我们必须从中看出各种技术与集体和个人的实践理性的作用，这里，我们通常只看到灵魂及其重复的能力。
因此，这一切把我推向了我们社会里的某些人效法孔德而采取的立场：比如迪马在生物学与社会学的恒常关系中没有给心理学的中介留下多大的地盘。而且，我总结出如果我们不用一种三重思考来代替一种统一的思想，那么我们就无法对所有这些事实如赛跑、游泳等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就像一种有关行走的解剖学与生理学理论一样，这种认识也是机械的、物理的，或者相反，它是心理学的或社会学的。这是对“完整的人”必要的三重观点。
最后，另一系列的事实摆在了我们的面前。在使用人体艺术的所有这些要素中，有关教育的各种事实是决定性的。教育概念可能是与模仿概念重叠的。因为特别是有些孩子有着很强的模仿能力，另一些孩子模仿能力则较差，但是，他们都受过相同的教育，以致我们可以理解这一系列的后果。所发生的一切，就是一种魅力模仿。孩子、成人模仿的是成功的行为、他所看到的被他信任的人与他的上司所成功采用的行为。这种行为自外、自上地摆在面前，它完全是一种生物学的行为，与他的身体有关。个人借用了由在他面前表现过的行为或其他人与他一起完成的行为构成的一系列的动作。
这种个人魅力概念让个人模仿者可以采取合理的、被许可的与被认为是正确的行为，正是在这一概念中，存在着所有社会的要素。在后续的模仿行为中，存在着所有心理学的要素与生物学的要素。
但是，这一切受到了三个不可分割的要素的限定。
这一切易于与其他一些事实挂上钩。在埃尔斯登·贝斯特于1925年发表的著作中，有一篇值得注意的有关毛利女人（新西兰）行走方式的文献。（不要说这是原始人的，我认为他们在某些方面比凯尔特人与日耳曼人还要优越。）“土著女人采用了某种‘步态’（gait，这个英文词是绝妙的），也即扭腰的样子，这在我们看来是粗俗的，但是毛利人却对此极为欣赏。母亲们用这种被称为‘onioi’的走路方式训练（作者用的是‘drill’一词）她们的女儿。当一位小姑娘忘了保持扭腰的平衡时，我听到母亲们对她们的女儿说（我译成）：‘你没有扭腰（onioi）。’”（《毛利人》，Ⅰ，第408—409页，参见第135页。）这是有关行走的一种习得方式，而不是一种自然的方式。总之，在成人那里也许不存在自然的方式。尤其是当其他技术事实介入时：就我们这一方来说，我们穿鞋子步行这一事实改变了我们脚的姿势；当我们不穿鞋子行走时，我们会感觉很好。
一方面，这个基本问题是对我提出的，另一方面，还牵涉到所有关于巫术力量、对某些行为物理的、口头的、巫术的与礼仪的有效性的信仰概念。这里，我也许还是在我自己的领域里，而不是在行走方式的心理-生理学的冒险领域，而且我是在你们面前进行冒险。
这是一个比较“原始的”澳大利亚事实：一个同时是有关狩猎礼仪与赛跑礼仪的惯用语。我们知道，澳大利亚人驱使袋鼠、鸸鹋、野狗奔跑。虽然动物进行殊死的抵抗，但是他最后还是在树上抓住了负鼠。这些赛跑礼仪之一被人观察了一百年，那就是在阿德莱德附近各个部落里抓野狗（澳洲犬）赛跑的礼仪。狩猎者不停地唱着这个曲式：
用一束鹰羽毛来拍打它（奥义传授，等等），
用腰带来拍打它，
用包头带来拍打它，
用割礼的血来拍打它，
用手臂的血来拍打它，
用女人的经血来拍打它，
让它睡觉，等等。
在另一次追逐负鼠的典礼中，个人嘴里含着一小块水晶石（kawenmukka），这块万物中的魔石，而且唱着相同的曲式，如此，他就可以找到负鼠，爬上树并用他的腰带钩住树，由此可以抓住并杀掉这个难以捕获的猎物。
这些巫术方法与狩猎技术之间的关系是一目了然的，太一般了以至于无法强调。
这时我们所观察的心理现象，从社会学家习惯的观点来看，显然是太易于认识和理解了。但是，我们现在所要把握的，是自信，这一心理学的“原因”可能是与首先作为从词汇与巫术对象中获得的有关生物学抵制的事实的某种行为有关的。
对于行为者来说，技术行为、物理行为、巫术-宗教行为是混合在一起的。以上就是我所讨论的各要素。
所有这一切并不令我满意。我明白这一切如何才能够被描述出来，但是都无法组织起来；我不知道给这一切起个什么名字和称号。
这十分简单，我只需要认为它是与传统的技术行为和传统的礼仪行为的区分有关的，而我认为这是有根据的。所有这些行为方式都是些技术，即身体的技术。
我们犯了一个根本的错误，在许多年中，认为只要有一种工具就会有一种技术。我们应该回到一些古代概念上去，回到柏拉图主义者有关技术的观点上去，因为柏拉图谈过一种音乐技术、特别是一种舞蹈技术，而且我们还应该延伸这一概念。
我称一种传统的有效行为是技术（而且，你们看到，在此它不同于巫术的、宗教的、象征的行为）。它必须是传统的与有效的。如果没有传统，那么就不会有技术与传播。正因为此，人首先区别于动物：通过传播他的各种技术，而且极可能是通过对它们的口头传播。
因此，请允许我认为你们接受了我的定义。但是，传统的、有效的宗教行为，传统的、有效的、象征的、法律的行为，共同生活的行为，道德行为与传统的技术行为之间的差异是什么呢？笔者认为传统的技术行为是一种机械、物理或物理-化学方面的行为，也是研究的目标。
根据这些条件，我们必须简而言之：我们打交道的是各种身体技术。身体是人首要的与最自然的工具。或者，更准确地说，不用说工具，人首要的与最自然的技术对象与技术手段就是他的身体。于是，这个关于我在描述社会学中划归为“各不相同的事实”的主要范畴立即从这个标题中消失了、具体化了：我们知道把它放在哪里。
在作为工具的技术之前，已经有了一整套身体技术。我没有夸大心理-社会学分类工作的重要性。但是这是某种东西：给混乱的观念群整理出秩序来。即使是在这一组事实的内部，这一原则也允许人作出一种具体的分类。这种对一种物理的、机械的、化学的目标的正常适应（例如当我们饮水时）是一系列各种各样的行为所要追求的，个人行为的多样性不仅是由他自己，也是由他的教育、他所属的社会以及他的社会地位造成的。
而且，所有这些技术很容易依次排列在我们共有的一个体系中：这是研究精神的象征生活的心理学家（特别是里弗斯与黑德）的基本概念；我们从意识活动中所得来的这一概念首先是作为一个象征合成体系的。
如果我想向你们指出我们可以为了展现身体与各种道德象征或理智象征的这种协同作用而列举出的所有这些事实，那么我并不会就此结束。现在，让我们看看我们自己。我们身上的一切都是受到控制的。我正在给你们做报告；你们见证了我的坐姿与我的声音，而你们则坐着并安静地听我说话。我们有一整套允许或禁止的、自然或不自然的姿势。因此，我们给凝视这个事实赋予了不同的价值：在军队里，这是礼貌的象征，而在日常生活中则是无礼的象征。
身体技术的各种分类原则
从这种身体技术的概念来看，有两件事是十分明显的：它们根据性别与年龄区分开来，并且因性别与年龄的不同而不同。
1.两性之间身体技术的不同（而不仅是两性之间的分工）。——这件事非同小可。耶基斯（Yerkes）与苛勒（köhler）对目标相对于猴子的身体、特别是腰部的位置的观察，会引得人们广泛关注两性在身体运动对目标运动的姿势上的差异。而且，在这一点上，人类有着各种经典的观察。我们必须充实它们。我想我可以向我的心理学家朋友们指出这一系列的研究。但是，一方面我能力不够，另一方面，我也没有时间来展开。就让我们以握拳的方式为例吧。男人握紧拳头时通常大拇指朝外，女人则是大拇指朝内；也许，这是因为她在这方面没有受过训练，但是我确信，即使我们训练她，也是困难的。女人的拳击与打击都是软绵绵的。而且，大家都知道，女人的打击与扔石块不仅是软绵绵的，而且总是有别于男人：它是垂直面的，而不是水平面的。
性别身体技术差异表现在行为、思维、认知等诸多方面：小到看指甲是平摊手还是半握拳，大到完全不同的事物认知。
也许，这一情况有两种启示。因为存在着一个男人社会与一个女人社会。不过，我认为也许还存在着各种生物学的东西与其他心理学的东西，有待我们去发现。但是，单凭心理学家是不够的，他们只能给出各种不可靠的解释，还需要两门相邻科学：生理学与社会学。
2.身体技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发生的变化。——儿童在正常情况下是蹲着的，而我们已经不再善于蹲了。我认为这是我们的种族、文明与社会的一种荒谬性与劣势。举一个例子。我曾在前线与澳大利亚人（白人）生活在一起。他们相对于我有一种巨大的优越性。当我们行进在泥淖或水中并作短暂的休息时，他们可以坐在他们的脚跟上休息，而且就像人们所说的，“海军”蹲在他们的脚跟上面休息。我不得不脚穿长筒靴直站着，整只脚都在水里。我以为，蹲的姿势是一种有趣的姿势，可以留给孩子。我们最大的错误就是不让孩子保有这种姿势。除了我们的社会之外，所有的人类都保留了这种姿势。此外，随着人类年龄的增长，这种姿势同样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你们都记得，过去人们认为下肢的弯曲是一个退化的征兆。人们曾对人类的这种特点作出了一种生理学的解释。菲尔绍（Virchow）还认为这个特点是一种不幸的退化，其实这一特点恰好是指所谓的尼安德特人有弯曲的小腿。这就是说，他通常是蹲着生活的。因此，我们以为属于遗传范围的东西实际上是生理学、心理学与社会范围内的事。某种形式的肌腱和骨头只是某种形式的穿戴与身体姿势造成的结果。这是相当清楚的。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不仅可以对各种技术进行分类，而且还可以对它们因年龄与性别的不同而发生的变化进行分类。既然确定了区分社会所有阶段所依据的这一分类，那么我们就可以从中窥见第三种分类。
3.身体技术的效益分类。——身体的技术可以根据它们的效益与训练的结果来分类。像组装一台机器一样，训练就是探求和获得一种效益。在此，这是指一种人的效益。因此，这些技术是人类训练自身的规范。我们曾把这些方法应用到动物身上，而人类则自愿把它们应用到自己与自己的孩子们身上。人类也许是第一批这样被训练过的生物，他们必须先于所有动物被驯服。因此，我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把这些技术及其传授比作训练，根据效益的大小来排列它们。
导盲犬可能是在身体技术应用上人类训练动物的最佳代表了。
在心理学与社会学中十分重要的敏捷概念在此出现了。但是在法语中，我们只有一个糟糕的术语“habile”（灵活），它没有很好地翻译出拉丁词“habilis”，但是用来表示那些具有为达目的而协调好所有自身动作的适应感的人则是再好不过了，这些人有各种习性（habitudes），即“知道具体怎么做”。这就是英文中的“craft”（手艺）与“clever”（机敏）概念（敏捷和富有灵性与经验），这就是精通某种东西的技巧。这样，我们又一次处于技术领域之中。
4.技术方式的传授。——最后一个观点：既然教授这些技术是关键的，那么我们可以根据这种教育与训练的本性来对它们进行分类。以下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大量人们尚未观察到却又必须观察的细节，包括所有年龄段与两性的身体教育。儿童教育就充满了这类关键的细节。以左右手同样灵巧的人为例：我们没有很好地观察他的右手动作与左手动作，也不清楚左右手教授的程度。我们最初见面就能认出一位虔诚的穆斯林：即使当他有了一套刀叉（这是少见的），他也会尽一切可能只使用他的右手。他绝不应该用左手接触食物，用右手碰自己身体的某些部位。要想了解他为什么不这样做而那样做，仅仅靠有关人体运动机能不对称的生理学或心理学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认识强迫他这么做的传统。罗伯特·埃尔茨就很好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但是，对于有关身体动作起因的社会选择，还可以进行这类或其他方式的思考。
我们有必要研究一切训练与模仿的方式，特别是包括所谓生活方式、“度量”、“声调”、“内容”、“方式”、“方法”在内的这些基本方式。
这就是首要的分类，或者说是四个观点。
*本文选自马塞尔·莫斯《社会学与人类学》第六部分第一、第二章，佘碧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版。
○编辑：翰墨 ○排版：望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