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文 | 走向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史

Paul A.Cohen 社會學會社

柯文（Paul A.Cohen，1934—），出生于美国纽约。1953年入芝加哥大学接受本科教育，1955年毕业后进入哈佛大学，师从费正清（John K. Fairbank）教授和史华兹（Benjamin I. Schwartz）教授开始致力于中国思想史和中西关系史研究，先后取得硕士和博士学位。主要著作有《中国与基督教：传教运动与中国排外主义的发展，1860-1870年》（1966年）、《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1997年）等。[图源：cn.bing.com]

美国史家思想上的帝国主义

本书想论证的是，美国与19、20世纪中国历史所发生的关系大体上就带有上述的双重性。作为中国历史舞台上的演员，美国人曾和其他西方人一起，直接参加了中国历史的创造进程。但是作为历史学家，我们又在创造各种理解这段历史的理论模式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对中国美国的权力表现在两个层次上——第一，是有形的或物质的层次；第二，是思想支配或理解的层次。第二种权力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存在的，因为凡是历史学家都难免把自身的某一部分注入他所力求表述的历史现实中去。不过，由于加上了第一种权力它就变得更加显赫。

如果从上述观点出发，则本书考察的三种模式不足为怪都带有浓厚的西方中心性质，这种性质剥夺了中国历史的自主性使它最后沦为西方的思想附属物。不过，每种模式采取的做法各不相同。冲击—回应模式主要通过中国对西方冲击的（肯定的或否定的）回应来描绘中国现实。诚然，这种做法和老一辈美国史家的“蓝皮书”史学相比，已能较多地从内部观察中国历史，但它观察时的目光却分明偏向西方冲击这一方。因此，有时它把中国人的思想与行动错误地解释为对西方作出的反应，尽管事实并非如此；有时它完全忽视了某些重要的事变，仅仅因为它们和西方入侵没有联系，或只有很少联系。结果中国历史的某些方面被歪曲了，另一些方面则根本被略去，或者被缩小到微不足道的程度。

费正清的关于中国历史“冲击—反应”模式的图片，“冲击——反应”曾是国内外史学界解释中国近代历史的模式之一，其主要观点为中国社会存在巨大惰性，缺乏突破传统框架的内部动力；从19世纪中期开始，西方的冲击促使中国发生剧烈变化。有人据此图示中国近代历史变迁。[图源：tiki.baidu.com]

近代化或传统——近代模式，基本上是冲击——回应模式的放大。它给后者提供了远为复杂的理论框架，但却渗透着同样的关于中国与西方的某些基本假设。冲击——回应模式把中国描绘成消极的，把西方描绘成积极的，近代化取向（特别是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所采取的形式）则把中国描绘成停滞不前的“传统”社会，有待精力充沛的“近代”西方赋予生命，把它从永恒的沉睡中唤醒。于是对中国这头“野兽”说，西方就成了“美人”，经她一吻，千百年的沉睡终被打破，她那魔术般的力量把本来将永被锁闭的“发展”潜力释放出来。这种模式对于比较全面公平地理解中国近世史，当然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除了西方被沽名钓誉，不加分析地封为救世主之外，凡属重要的历史变化都被狭隘地界说为西方自身所经历过的近代社会进程（或各种进程的组合）。这样，中国面临的就必然是一场败局。没有西方，不可想象中国会发生任何近代化的变化；同样不可想象的是，除了近代化的变化外还有任何什么变化称得上重要的历史变化。

凡赞成帝国主义模式是解释19、20世纪中国历史最好办法的人——我这里指的是弗朗西丝·莫尔德和詹姆士·佩克这类把帝国主义看成唯一的关键性因素的人，不是那些或多或少重视帝国主义的人——都认为自己是站在冲击—回应和近代化模式的对立面上。在某些方面确实可以这样说，但是在另一些方面他们和自己心目中的论敌却有不少共同之处。帝国主义取向像其他两个取向一样，也把作为工业化的近代化描绘成一件真正的好事，而且和它们一样也认为中国社会缺乏必要的历史先决条件，无法独立产生工业革命，因此得直接或间接地依靠西方入侵提供这些条件。诚然，除此之外，拥护帝国主义模式的人还认为伴随着这种经济近代化，必然会发生一场真正的社会革命，而赞成其他两种取向的人则并不同意这种极端重要的假设（或者最多只半心半意或很晚才表示同意）。但是，这三种取向都明确地（如帝国主义模式）或都隐含地（如冲击—回应与近代化模式）坚持认为19、20世纪中国发生的任何重要变化只可能是由西方冲击造成的变化，或者是对它的回应所导致的变化。这样，就排除了真正以中国为中心，从中国内部观察中国近世史的一切可能。

如果美国人研究1800年后中国历史的几个主要取向，都错误地描绘了西方的角色，又错误地理解了中国的现实（这两种错误在逻辑上未必有关，但在历史上却是彼此相联的），这对我们又意味着什么呢？作为美国人，我们是否就有可能在研究这段历史时驱除任何成见，避免任何种族中心的歪曲，取得完全符合中国现实的理解呢？或者说这只是一种痴心妄想呢？如果按照上面的要求，则确实是痴心妄想。历史学家在写历史时，毫无成见与歪曲是不可能的，认为研究中国的美国史家会有所不同，纯属欺人之谈。但是其中有个程度的差别。我相信粗制滥造，为害甚烈的各种种族中心主义的表现是可以避免的，这并不是幼稚的想法。我们可以做到较多地从中国内部出发，较少地采用西方中心观点来研究中国近世史。换言之，我们至少可以把这段中国历史的起点放在中国而不是放在西方。

把中国历史的中心放在中国

（略）

中国中心取向：其含义及后果

总之，上述研究中国历史的取向有以下四个特征：（1）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2）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与地方的研究；（3）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4）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

这种取向并不是全新的，也不代表某种单一的、连贯的“取向”。尽管如此，它却体现了大约从1970年以来在美国史家中（特别是比较年青的近年训练出来的史家中）日益明显的一组趋向，这些趋向一部分是对六十年代美国整个史学界内部的变化作出的回应，一部分是对六十年代后期与七十年代初期反战运动中的反帝与自我批判倾向作出的回应。反战运动产生的冲击是复杂的，表面上像是相互矛盾的。对有些学者——如爱德华·弗里德曼，恩那斯特·杨和周锡瑞——这种冲击是直接的，立竿见影的，它提高了把帝国主义作为解释晚清与民国历史的因素加以研究的兴趣。但是对另一些学者，这种冲击，尽管最终的影响同样深刻，却不是那么直接，也不容易具体指出。他们——波拉切克和孔飞力等人可能是最明显的代表人物——对于帝国主义（在此处也可说对于整个西方）作为中国近世史中一个重要因素并未表示明显兴趣。但是由于背离了五十年代与六十年代以西方为中心的模式，采取了更加内部的，更加从中国出发的对历史问题的理解，他们给予先前美国史学中固有的“思想上的帝国主义”以重大打击。

这两类学者的区别十分明显，不应忽视，第一类学者除了更加强调外国帝国主义对中国形势的冲击外，往往还更加重视群众的政治活动，并把主要兴趣放在19世纪下半叶开始的革命性的变革上。但是两类学者的共同点仍然颇多。周锡瑞把“上层社会”视为是有区别或分阶层的，说明他受了孔飞力早期著作的影响。波拉切克和周锡瑞都异常重视政治与经济利益在形成人的行为动机中的作用，而且都极端反对那种认为思想与价值概念对人类行为有重大影响的说法。更加一般地说，这两类学者都对社会变化，以及政治、经济与其他领域之变化的社会环境与社会后果具有浓厚的兴趣。而且双方都强烈赞成研究中国历史应该认真地把根基扎在中国。因此，尽管恩那斯特·杨强调外国帝国主义“巍然耸立”对民初中国造成的种种问题，但他研究袁世凯任职总统时期的中心主题，却是这些问题如何和中国数百年来关于郡县制与封建制之优劣的争论紧密相连。

在任何研究领域出现了重大的新动向时，必然会对其研究课题的形成发生深刻影响。我们目前讨论的问题也不例外。在五十年代与六十年代的历史研究中几乎每本书都开拓一个新的专题领域，但是所采用的现存模式则尽管后来有所修补，基本上却没有改变。和这种情况形成对比的是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期的研究。这批研究由于对数十年来的思想框架提出严重质疑，就为远为明显尖锐的修正性意见铺平了道路。在中国史研究这一新兴的领域中，总还有不少就新课题进行开拓性探讨的余地。但是正如本章引用的文献所证明，越来越多的研究却把重点放在探索新的分析与新的研究方法上而不是放在全新的课题上。一些长期公认的结论由于是以全国或以上层社会为基础，一旦研究的重点在空间上限得更小，或者转移到社会的下层时，就遇到了尖锐的挑战。大家熟悉的老问题开始被重新研究，有时反复几次。围绕其中愈来愈多的一些问题——同治中兴的真实性，辛亥革命中绅士的作用，五四运动的性质与前奏，国民党南京政府十年统治的社会基础的性质，四十年代中国共产党成功的根源等——开始形成一种真正的史学，它的特点是研究领域内部既有深刻分歧又有活跃争论。

中国中心取向带来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人们在探讨中国近世史问题时逐渐把重点从文化转向历史。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当冲击—回应与传统—近代模式在美国学术界占统治地位时，人们把巨大的解释能力赋予中国“传统”社会与文化的性质——从而或隐或显地也赋予中国社会—文化如何与西方或日本不同以同样巨大的能力。对中西冲突的研究——一如费正清的《中国沿海之贸易与外交》（Trade and Diplomacy）和我自己的《中国与基督教》（China and Christianity）——虽然用很多篇幅讨论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及其他因素，但往往把文化方面的差异与相互误解（它们首先表现在对事物的态度与价值观念方面）视为中西冲突的根源。同样，研究类似下列主题的有影响论述，也都认为中国社会与文化的特殊性质在解释历史时具有根本的重要意义，这些主题包括：中国在晚清未能实现工业化（费维恺），中国与日本对比未能对西方作出有效回应（费正清、赖肖尔与克雷格），儒教的国家无力推行近代化（芮玛丽），以及中国社会自身无力发展成“具有科学气质的社会”（李文森）等。

这种对社会或文化因素的强调是采用诸如冲击—回应与传统—近代等思想模式的自然副产品，因为这些模式是以社会文化（sociocultural）对比为中心概念而建立起来的，而且力图主要通过中国与西方在文化与社会方面的差异来解释中国。因此，不足为奇，当这些模式从六十年代后期开始受到尖锐的挑战时，社会文化的解释方式就遭到有力的抨击。这种挑战在诸如佩克和莫尔德一批人的笔下表现得最为明确，而他们两人，大家都还记得，都是极端反对采用社会文化的解释方式的。但是，佩克和莫尔德由于片面地——并几乎全然不以史实为据地——强调帝国主义，则认为中国历史内部因素在解释历史时，并无多少价值。结果倒是由一批实际从事写历史的史学家对社会文化的解释方式提出了远为有效的批评，这批史家不管他们对帝国主义在19、20世纪中国的作用抱何看法，都愿意在以中国为中心的框架内，根据真实的史料进行探索。

中国中心取向之所以适宜于从历史而不是从文化的角度来构想中国的过去，是因为它进行比较的重点不在于一个文化和另一个文化（中国与西方）的不同，而在于一个文化（中国）的内部前后情况的不同。前一种比较方法由于把注意力集中在某一文化的比较稳定持续的属性和特征——即文化的固有特性上——容易使人们对历史采取相对静止的看法。而后一种比较由于强调某一文化所经历的变异，就扶植了一种对历史更加动态，更加以变化为中心的看法，依此看法，文化作为解释因素，退居次要地位，而历史——或者说一种对历史过程的更加高度的敏感性——就渐居注意的中心。

这种更加以历史为中心的对中国过去的构思，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即由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和卡罗林·格兰特（Carolyn Grant）合编的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与控制》（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此书撰稿人大部分集中探讨社会史与下层政治史，给明末到民初的中国社会提供了一幅充满运动与变化的画面。老态龙钟、步履蹒跚的中国，等待着充满活力的西方进行干预并注入新的生命的这种陈词滥调不见了。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中国再也不必为他人赐予历史而感恩戴德，它完全可以独立创造自己的历史。

左图为《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与控制》书籍首页，重点探讨魏斐德对晚期中华帝国地方治理的演进的探究及对明清易代时期意识形态转变的研究。[图源：kongfz.com] 右图为《中华帝国图景》绘画之一。[图源：soho.com]

《冲突与控制》一书还说明了中国中心取向导致的另一结果：它使人们对帝制晚期历史的标准分期产生了严重的怀疑。长期以来，绝大多数的中西史家都把年——更确切地说是1842年的鸦片战争——视为中国近世史最重要的分期界线。中国的史家不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基于在外来帝国主义问题上的爱国心都决定采用这一年代，1840年对他们来说就成了近代史开端。西方史家当然对确定中国近代史开始的年代同样感到兴趣，而且，由于深信近代的一切只能由西方带入，他们也紧紧抓住1840年作为历史的分水岭。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史家尽管对于“近代”史在何时结束转入“现代”史，看法不一（有人认为是1919年，有人认为是1949年），但直到1980年仍然几乎一致认为1840年是近代史的真正开端。美国史家则不同：由于他们不是根本否定传统—近代模式，就是趋向于认为在西方到来之前中国已经（按照罗友枝的说法）是“一个先进的社会，具有许多近代特点”，因此越来越多地对鸦片战争包罗一切的含义提出质疑。这一点在体现本章描述之新趋势的一批史家中尤为明显。

对于趋向摒弃将中国历史划分为传统与近代两阶段的人说来，根本就不存在近代中国应从何时开始的问题，但即使对那些认为这一问题依然存在的人说来，回答问题的角度也发生了变化。人们再也不需要像徐中约（Immanuel Hsü）那样苦思冥想到底是哪次西方冲击对“近代中国”的诞生作用最大——是鸦片战争还是应该推前到晚明欧洲商人与传教士来到中国之时。因为认为“中国社会以外的力量”（孔飞力语）入侵中国与中国近代史开端之间有必然的因果联系，这种假设本身已被宣告无效。

另外，引起人们贬低一种老分期线意义的那些问题也引起人们对其他老分期线提出挑战。随着1840年的重要性日益削弱，传统的中国朝代分期法也发生了同样变化。魏斐德在为《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与控制》一书撰写的序言中说：“社会史家开始逐渐认识到，从16世纪中叶20世纪三十年代整个时期构成连贯的整体。学者们不再把清代看成过去历史的再版，也不认为1644年与1911年是异常重要的界标，他们发现有若干历史过程，绵延不断横跨最近四个世纪一直伸延入民国时期。长江下游地区的城市化，力役折银，某种区域性贸易的发展，民众识字率的提高以及绅士队伍的扩大，地方管理工作的商业化——这一切在晚明出现的现象又推动了若干行政与政治方面的变化，这种变化通过清朝继续发展，在某些方面20世纪初期的社会史中才臻于成熟。”

马若孟同样从经济与社会史的角度发表了类似意见，他强调：“明清两代中国经历了和宋代一样影响深远的变化”，并建议史家把这两个朝代看成“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单独的时代”。魏斐德和马若孟两人都认为根本性的转变开始于16世纪后期或17世纪初期。约瑟夫·弗莱彻（Joseph Fletcher）则从略微不同的角度提出帝制后期的历史分水岭是在18世纪。他说：“迄今为止，最受学者们注意的变化是欧洲在中国安营扎寨。但从长远看来，[在18世纪]发生的另外两种变化可能意义更加重大。一是中华帝国的疆域扩大了一倍；二是汉族人口翻了一番。——一个在人口疆域上都扩大了的中国所带来的内部的社会经济变化过程，是中国社会至今仍在进行的近代化转变之根本原因，这些过程的作用决不亚于外界施加的压力。”

图为明清中国疆域变化，与明朝疆域版图相比，清朝疆域辽阔，它在明朝的基础上，又通过平定叛乱的战争，特别是平定准噶尔部，拓地万里，建成疆域更为辽阔的大一统帝国。[图源：Wikipedia]

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和卫恩韩（John Wills）合编的一部由好几位作者共同撰写的书《从明朝到清朝》（From Ming to Ch’ing，1979），令人信服地论证了下列两种看法——一种强调跨越明清两代的长期趋势，另一种特别强调满清对于帝国后期历史的作用——都是正确的。史景迁和卫恩韩深感晚明（16世纪九十年代）到盛清（1730年左右）这段时期有一种“内在的连贯性”。它表现在“从东林豪杰直到清初一些伟大学者，如王夫之……都有一种强烈的、个性色彩浓厚的对儒教道德理想的追求；或者表现在从16世纪九十年代办矿的太监到1700年后与广州‘皇商’一脉相承的半官办的商业”。不过他们也同样深感明清两代之不同，这些不同，与满族征服中国及其上层统治阶层的某些特点有关。

在这些特点中，他们特别指出满洲人（在风俗、语言、服装、饮食等等方面）的外族特点，以及这种特点所引起的种族上的反满主义；满洲人在改造帝国军事组织（旗兵制）以及组成“非官方上层社会”（此种上层社会作为控制手段，曾发挥重要作用）所带来的影响深远的变化；特别是满洲人把注意力转向亚洲内陆（Inner Asia）的做法。最后一点其实并不是新创造，它只是恢复了前朝把外交政策重点放在内陆的做法而已。不过，由于满洲人处理亚洲内陆的政治与军事手腕比较熟练，加上中国的行政经验与经济力量，就把中国“控制内陆边陲的能力提高到新的水平”，从而引起了“东亚地缘政治中的根本变化”。

史景迁和卫思韩强调清朝外交政策坚持背向沿海、面朝内地的做法对19世纪中国历史所起的“巨大影响”。其他作者则重视满人统治下出现的强烈的中央集权趋势。袁清（Tsing Yuan）强调这种集权的镇压性的一面，认为“清廷的淫威”表现在满人要求汉族臣民卑躬屈节，俯首贴耳，皇上对城市暴动残酷镇压，以及18世纪的文字狱上。其他学者则从制度方面探讨满人的中央集权。雍正建立军机处，以加强皇帝对国家事务的直接控制，被认为是“清朝专制制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在这方面同样重要的是康熙年间为了加紧皇帝对下情上达的管理，加强宫廷对政府机构的统治而建立的奏摺制度。

目前我们还不大清楚满清君主制中的中央集权趋势对帝制后期——乃至帝制以后的——中国国家产生的作用。但是我们可以猜想这种作用是不小的。正如本章所提到的其他内部因素一样，它对一切过分强调或错误解释外部因素之作用的中国近世史分期都提出了尖锐挑战。

戴维·哈克特·费希尔（David Hackett Fischer）告诉我们，一种“错误分期之所以产生，是由于史家把可能对问题甲有效、适用的分期搬用在问题乙上，致使失效、不适用。在教科书中，美国历史至今仍然按总统任期来分期，这种做法对总统史说是完全正确的，但对美国社会的发展则不然，因为后者具有自己的一套‘就职’与‘离任’”。

对中国历史上的鸦片战争当然也是如此。这并不是说鸦片战争无足轻重，而是说它的作用是有一定限度的。它和外交史，中国对外贸易史，甚至在广东和其他沿海地区的社会、经济与地方政治史都有密切关系，但是和中国整个社会的演变的关系则不然。中国社会像美国社会一样有自己的一系列“就职”与“离任”，而鸦片战争对其中的许多“就职”与“离任”并没有重大影响。

放弃把1840年作为总的分期标界（美国史家除最老式的和最激进的以外，都已经这样做），其所具有的象征性含义远远超过鸦片战争本身。不过人们对这种象征含义的理解则不尽相同。美国史家可能认为自己日益抛弃1840年，随而更多地从内部考察中国近世史是成熟的标志，是美国史学进入成年期的标志，说明我们终于超越了旧模式的“思想上的帝国主义”，并以中国自身为基地从中国的情况出发来对待中国历史。但是从中国史家的立场看来，美国人趋向于对西方作用更加有限的估计，可能有些像我们给未发达国家讲授DDT带来的副作用一样。只要中国人对西方人侵的一段经历记忆犹新，积怨未消，就很难接受一种冲淡帝国主义在他们过去一百五十年历史中之作用的估量，而且很可能把美国朝着这个方向的努力看成是归根结底为了自己的利益，是一种以更加微妙的新形式进行的外国思想侵略。

真是怪事中的怪事：局外人向一种局内的观点靠拢；而局中人却坚持外来因素的极端重要性。但是这种现象看来奇怪其实不然。诚然，越来越多的美国史家采用的中国中心取向也有可能蜕变为一种新的狭隘主义，这种狭隘主义由于低估西方在19、20世纪对中国的作用，只是把夸大西方作用的老狭隘主义颠倒过来，因而丝毫无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历史的真相。但是，新取向并不包含任何必然导致这种后果的因素。

中国中心取向想概括的思想是，19、20世纪的中国历史有一种从18世纪和更早时期发展过来的内在的结构和趋向。若干塑造历史的极为重要的力量一直在发挥作用；前所未有的人口压力的增长与疆域的扩大，农村经济的商业化，社会各阶层在政治上遭受的挫折日增等等。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并不是一个踏步不前，“惰性十足”的“传统”秩序，主要或只可能从无力与西方抗争的角度予以描述，而是一种活生生的历史情势，一种充满问题与紧张状态的局面，对这种局面无数的中国人正力图通过无数方法加以解决。就在此时西方登场了，它制造了种种新问题——而正是这一面直到近年一直吸引住美国史家（费正清与李文森就是其中的主要代表）。但是它也制造了一个新的情境（context），一种观察理解老问题的新框架（framework），而且最后还为解决新、老问题提供了一套大不相同的思想与技术。但是，尽管中国的情境日益受到西方影响，这个社会的内在历史自始至终依然是中国的。

列文森是美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学研究领域最主要的学术代表之一 ,美国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领域的开拓者和领导者。图为其学术代表作之一《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从哲学思想、官僚制度、政治文化、社会心理和理想人格等层面，详细分析了明、清以降至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各派知识分子对儒家思想的态度，生动描述了儒家在现代中国发展中的曲折命运。[图源：Google Books]

我使用“中国中心”一词时绝对无意用它来标志一种无视外界因素，把中国孤立于世界之外的探讨这段历史的取向；当然我也无意恢复古老的“中国中心主义”（Sinocentrism），即含有世界以中国为中心的意思。我是想用“中国中心”一词来描绘一种研究中国近世史的取向，这种取向力图摆脱从外国输入的衡量历史重要性的准绳，并从这一角度来理解这段历史中发生的事变。

正如本章引用的许多具体事例表明，如果我们把研究重点放在中国社会的下层，或放在中国局部地区，或放在19世纪（此时西方初来中国，尚未渗透到中国生活中去），我们得到的总画面是，其中的外部因素所起的作用大幅度下降。这点纠正了我们过去对这段中国历史的看法，是颇有价值的；而且也正是这点说明寻求新的年后全部分期是正确的——这种新分期不意味着1840年后全部或绝大部分中国历史是受外部力量控制的意思。但是另一方面，当我们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上层社会（不仅包括诸如外交一类的中央政府活动，还包括具有全国声望的文化思想界的上层人物）或放在比较广泛的地区（特别是沿海或包括重要中心城市的地区），或集中在20世纪时，则引起变化的外来决定因素就很可能显得远为突出。虽然，迄今为止采用中国中心取向来研究后一类课题，比研究前一类课题要少得多，但是我们完全可以把它扩大到后一类课题。而且一旦这样做时，其结果很可能会进一步修订了老画面。因为中国中心取向和以前几种美国取向相比，较少地受到西方所确立的历史重要性之准绳的束缚，就有可能甚至对来自外部的变化从更加内部的观进行探讨。

但是尽管如此，人们仍然可以反驳说，只要采用中国中心取向的历史学家是美国人，不管我们如何竭力钻到中国历史的“内部”，我们总归会把美国的词语与概念暗中引进这部历史。局外人永远无法形成真正的内部观点。由美国人采用中国中心取向来研究中国史，这一概念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

此言在一定程度内固然甚是。不过，也可说大谬不然。因为它过分强调一种特定的局外性，从而流露了言者对一般史家力图寻回历史真相时所面临的局限性有根本误解。事实上是所有史家——不仅包括从外部探索中国历史的美国史家，而且包括从内部探索中国历史的中国史家——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局外人。所有人在一定程度上都是自己环境的囚禁，囚禁在这种或那种自己所关切的狭隘事物里。我们每人都势必通过自己的词语与概念，使自己心神贯注之事物影响自己的历史研究，从而限定我们所寻回的历史真理。

但是，限定真理并不等于取消真理。归根结底，一切历史真理无不受到限定，因为历史真理并非体现过去的全部真相，而只体现对事实有足够根据的一组有限的陈述，这些陈述是对史家心中某一特定问题或某一组特定问题所作出的回答。史家的关切不同，心神贯注的事物不同，提出的问题自然也会不同。这其实不成问题。问题在于史家未能充分意识到隐藏在自己提出的问题中的前提假设，其结果是“真理”不是来自史料之中，而是强加于史料之上，最后我们得到的历史的画面——即由重要的历史变化构成的那幅画面——就会过多地受史家内心世界的制约，而过少地受史家所描述之世界的制约。这种历史就成了真正的局外的历史。这种历史不仅美国人可能写出，中国人也可能写出，而且是任何史家都不可能完全避免的。但是所有人，只要意识到这个问题，并认真对待它，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设法减弱其影响。在这个意义上，由美国人来写以中国为中心的历史并不是什么自相矛盾之语，而是美国史家在我们研究中国历史时完全适宜的——也许是唯一适宜的奋斗目标。

*本文选自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第四章，林同奇译，中华书局出版，2002年。为阅读及排版便利起见，删除了注释，敬请需要的读者参阅原文。

**封面图为魏斐德所著《中华帝国的衰落》的书封，有别于传统通史的编年体叙述，而从构成传统社会主要结构的农民、士绅、商人三个群体入手，详细剖析了中华帝国如何一步步实现建立秩序，走向强盛，陷入困境，再次建立秩序的过程。[图源：j9p.com]

〇编辑：椒盐〇排版：连翘/椒盐

〇审核：棱镜/栉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