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洁 | 重返生产的核心：基于劳动过程理论的发展脉络阅读《生产政治》

李洁，社会学博士，美国伯克利大学访问学者。研究方向为社会学研究方法、女性社会学。[图源：cwu.edu.cn]

一、劳动过程理论：源起与发展

“劳动过程理论”是《资本论》第一卷的核心理论，马克思借此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利润的真正来源，深切影响了以后的政治经济学发展。但是自20世纪中、晚期以来，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与工厂体制安排发生了重大变革，导致西方劳工问题的研究者更多地将研究视线转移到劳动过程以外，以社区、学校、家庭、大众媒体和文化领域等为焦点，试图从中发现统治阶级掩盖阶级对立、消解工人意识的奥秘。这样的努力或许不无裨益，但却远离了马克思的核心关怀，而且也无法从根本上超越“劳动过程理论”所揭示的那些问题。在劳工研究重心逐渐偏移的学术潮流中，力求捍卫“劳动过程理论”并做出巨大理论贡献的美国学者当属布雷弗曼撰写的《劳动与垄断资本》（Braverman，1974）。在该书中，布雷弗曼通过研究竞争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形式的转变，认为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本质是迫使工人的“意识”或“观念”（conception）与“执行”（execution）分离开来。资本家通过剥离工人对生产规划的把握，造成了工人的“去技能化”（deskilling）；同时生产出一套外在的生产计划与规范体制对工人进行控制。如果说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这种分离还只是形式上的，那么到了垄断资本主义，这种分离则更为根本和实质。布雷弗曼的理论引起学术界的重大反响。对他的批评方面集中在其量化研究结果的不确定方面，另一方面，劳动过程研究学者则指责他忽视了工人反抗的可能，取消了对工人的主体性的关注。布洛维（Michael Burawoy）的《生产政治》一书就是在对上述论断的反思与批判中，对劳动过程理论做出的进一步发展。

布洛维（Michael·Burawoy，1947.6.15- ），英国人，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提倡者，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系教授。他以著作《制造同意——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迁》一书而闻名，此书被翻译为多国语言，并从中发展出公共社会学。[作者图源：Indiana University]

（往期相关文章：布洛维|制造同意：内部劳动市场的兴起、布洛维|叛逆的马克思主义者）

在布洛维看来，“观念”与“执行”的分离只是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现象而非实质。布雷弗曼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由于他在资本主义体制内将工人与工匠（craft）的劳动过程进行比较，得到了上述差异。布洛维认为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实质只有在与此前社会形态（封建社会）的劳动过程进行比较后才能得出。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本质在于“同时取得并掩盖剩余价值”（secure and obscure surplus）。剩余价值的取得与实现是资本主义利润的来源，而对剩余价值的掩盖则是其合法性的基础。资本主义不同形态的工厂体制无不是服务于这一共同目的。

布洛维对布雷弗曼所作的第二重批判在于后者僵化地延续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二元划分。布雷弗曼忽视生产领域中工人的反抗仅仅是其理论预设的后果而已。布洛维的努力是要将马克思上层建筑的理论运用在经济基础之内，考察生产领域中的政治与意识形态片段。布洛维这样说道：

……工人（在生产过程中）的日常调适创造了他们自己的意识形态效果，后者却被资本所利用，成为其控制的核心成分。我们不仅不应该忽视“主观”的维度，事实上主客观的区分本身就是武断的。任何工作场景都包含经济维度（物品的生产），政治维度（社会关系的生产），和意识形态维度（对这些关系体验的生产）。这三个维度密不可分。

 

同时，它们独立于工作中的特殊生产主体而具有“客观性”。（Burawoy，1985:39）

如果说劳动过程是工厂生产中的经济片段，那么生产的政治规范工具（production apparatus）则是生产领域中政治片段的凝结。生产本身则是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结合体。从这个角度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布雷弗曼仅仅看到生产过程中管理控制和原子化的一面，而无法将工人的反抗和斗争纳入其中——正是因为他只考察了生产领域中的劳动过程，而没有将生产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维度纳入进来。

布洛维对布雷弗曼的第三重批判在于后者仅考察了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没有进行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比较研究。布洛维认为：美国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特殊案例，其最显著的特点在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相对缺失。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和资本主义社会之间，存在着不同的劳动过程和生产的政治控制工具。这些差异是由它们嵌入世界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过程时所形成的（市场）竞争与（工人）斗争的集合体所决定的。布雷弗曼既没有看到这些差异，更不可能看到影响这些差异的种种因素——包括国家干预、市场竞争、劳动过程、劳动力再生产的方式等等。而这些因素恰是透过工厂体制形塑工人反抗的关键变量。《生产政治》一书中，布洛维试图通过对资本主义内部、国家社会主义和后殖民社会中生产体制的考察对布雷弗曼研究的时空局限性有所突破。

二、生产政体：专制与霸权

延续上文，我们将简单回顾一下布洛维搭建《生产政治》的主要概念，并进入对其核心论点的讨论。劳动过程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关怀。但布洛维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并不只是孤立的经济领域（生产产品的劳动过程，labor process），其中渗透着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规范斗争的政治工具，production apparatus），从而确保资本家同时取得并掩盖剩余价值。劳动过程的政治效果和生产的政治规范工具共同构成了一个工厂独特的工厂体制（factory regime）。它受制于劳动过程、劳动力再生产的方式、市场竞争与国家干预等四个因素，并决定生产领域中工人斗争的利益和能力。工人的反抗和斗争又反过来推进劳动过程与工厂体制的变化。图1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布洛维的理论框架。

图1 工厂体制的理论框架

与福柯对微观权力物理学（micro physics of power）和女权主义对日常生活政治化的理解相呼应，布洛维指出，存在着“国家之外的政治”——不同领域中针对不同关系的政治具有自身相对独立的运作模式。在生产领域中，被生产政治规范工具所规范的、在生产领域内针对劳动关系（relations in production）与生产关系（relations of production）所进行的斗争就称为“生产政治”（production politics）。依据国家对工厂体制的干预程度以及二者政治规范工具的融合程度，布洛维对工厂体制作出了理论上的划分：

图2 工厂体制的理论类型

资料来源：Burawoy,1985:12。对原作有所整理。

通过图2布洛维试图说明：在早期资本主义社会，国家对工厂体制的干预是间接而无力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工厂对工人的控制更多地采取强迫（coercion）的方式。进入发达资本主义时期，国家通过立法等手段干预劳动过程和组织，造成工人对工厂依赖性的下降，从而促使工厂控制手段由强迫向共识（consent）的转变。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通过一整套官僚制度，完全控制了生产的资源配置与劳动组织。生产过程中工人的“集体自我管理”更多地作为一种理论构想出现在书本的讨论中，只出现在极少的现实情境下。《生产政治》一书的主体就是讨论上述生产方式之间及内部的工厂体制的差异的形成，及其对工人斗争方式的影响。

通过对比早期资本主义工厂体制的差异，布洛维试图解决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所遭遇的现实问题：“为什么社会主义革命出现在资本主义发展落后的俄国，而非马克思所预言的英国？”尽管已有的研究提出了种种设想，但这些研究都未能把两个国家纳入同一个分析框架内进行对比分析。布洛维则提出以“工厂体制”概念为核心通过分析不同时间不同条件下影响工厂体制的主要因素的变化，比较两国工人在阶级利益和斗争能力上的差异。19世纪英国与俄国工厂体制的差异存在于诸多方面，包括劳动力再生产方式及由此决定的劳动力再生产对资本的依赖程度，无产阶级化过程等，但最显著的是两国政府在国家干预水平和方式上的差异。在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尽管存在着由不同劳动过程、市场竞争和劳动力再生产方式的差异所导致的工厂体制之间的差异——如公司国家制、父权制、家长制、市场专制等等，但国家始终作为一种相对外在的力量，没有直接进入生产体制内部。而在俄国，通过对罢工的直接压制、订立工厂法，以及设立工厂内部的国家观察员等制度，一方面，国家机器不断出现在工厂体制内部；另一方面，生产政治与劳资斗争不断进入国家公共领域。上述进程最终导致了俄国1905年革命的爆发。在此需要明确的是，与麦克尔·曼等强调国家政体性质（political crystallization）对决定工人运动具有重要性的立场（Mann，1993）不同，布洛维并不认为国家结构及其政策是工人阶级行动的直接决定力量。国家力量与其他诸如市场、劳动力再生产等因素一样，都是透过作用于工厂体制而影响工人的抵抗和斗争的——生产（production）在决定工人反抗的过程中始终居于核心地位。

在论述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工厂体制时，布洛维颇具创见地引入了葛兰西关于霸权（hegemony）的概念。如果说在葛兰西那里，霸权还是作为国家统治的意识形态工具，那么布洛维则认为“政治与文化霸权诞生于工厂之中，而和国家与市民社会中所发生的事无关”。如何理解他的这一观点呢？在经典马克思理论中，强制（coercion）作为工厂控制的主要手段被管理者用于驱使工人服务于资本利润的生产。但是布洛维提出：强制之所以可能，是与前资本主义时期劳动力对资本的全面依赖分不开的。除了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工人没有其他可供选择的方式进行劳动力再生产。而在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后，国家的进入一方面确立了工人的最低生活标准，打破了工人对工资的依赖；另一方面通过劳动法等方式对工厂劳动条件进行干预，限制了资本的剥削方式。正是在劳动生产和劳动力再生产相对分离的基础上，管理者不得不改变控制策略，试图通过和工人之间达成某种程度上的共识（consent）来确保生产的维持。所谓“共识”，是指在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工人自发地接受工厂秩序，投身于资本主义利润的生产。驱动工人进行生产的更多地是一种内部“自愿性服从”而非外部力量的压制。在本书姊妹篇《制造共识》（Burawoy，1979）中，布洛维所描述的芝加哥“联合工厂”中工人为摆脱工作枯燥而展开的“赶工”（making out）游戏，就是“共识型工人”生产的典型例证。在《生产政治》中，布洛维则通过对英美等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有关工厂体制的民族志资料发现：在霸权体制内部，也由于技术水平、市场竞争，尤其是国家干预水平及方式的不同而形成生产体制之间的差异。

图为淘宝村的工人正在赶工。

对于“赶工”游戏，布洛维在书中分析称，"赶工"游戏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管理层只增加了很少的工资，就提高了生产率。玩游戏的行为产生了对游戏规则的认可，同时也为重复劳动的普遍厌倦提供了一种有挑战性的消遣。[图源：ifeng.com]

如果说《制造共识》作为本书的前导，集中论述了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共识型工人”的生产；那么《生产政治》中关于工厂体制与工人反抗的论述则预示了布洛维下一部著作《辉煌的过去》（Burawoy & Lukacs，1992）的核心关怀。可以说这三本著述是作者在1979年到1992年数十年间对劳动过程与工厂体制所作的一套系统研究。其中，《生产政治》一书更因研究框架的整体性与理论概念的完备性而倍显重要。在介绍该书关于国家社会主义工厂体制的论述的过程中，我们也将适当对比布洛维1992年著作对其所作的进一步发展。

《生产政治》基于作者在匈牙利工厂所做的民族志研究指出：在国家社会主义（state socialism）体制下，国家作为生产的拥有者和组织者直接体现和参与在生产过程之中，从而形成了政党、工会和管理者三方联盟共同对工人进行控制的“官僚专制体制”（bureaucratic despotism）。国家的直接在场导致国家社会主义中的工人反叛将矛头指向国家制度而不仅局限于生产体制内部。在《辉煌的过去》一书中，布洛维则承认社会主义劳动过程可能比资本主义更加接近弹性专业化生产的原型，并赋予工人相当程度的自主性（autonomy）。这是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短缺经济（shortage economy）与预算软约束（soft budget constrains）往往导致车间生产过程中的原料短缺和技术不配套，因而只有在车间工人拥有足够的应变能力和自主性的条件下才可能在生产计划时间来临之前完成繁重的周期性赶工。此外，20世纪80年代匈牙利市场经济改革也带来了社会主义工厂体制在某种程度上的变革。市场力量的进入削弱了政党与管理者的强制力，并迫使生产单位实施类似于资本主义霸权体制的分红等奖励制度，从而造就了国家社会主义的“官僚霸权体制”（bureaucratic hegemony）。在此，通过对比布洛维对资本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工厂体制转变的描述，我们不难看出，当劳动力再生产依赖一种分配制度时——国家或是市场——专制往往成为工厂体制的主导力量；而当替代性资源出现时——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国家的进入，或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市场改革时期——霸权体制则成为可能。这一观点和当代研究社会主义社会制度转型的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如伊万·泽兰尼（Ivan Szelenyi）等关于分配体制与社会不平等之间关系的论述可谓殊途同归（参见边燕杰编，2002）。

本书主体的最后一章是对后殖民主义国家工厂体制的研究。基于对赞比亚铜矿工厂的民族志研究，布洛维指出：在由殖民主义向后殖民主义转变的过程中，尽管白人经理仍然掌握技术并维持其支配地位，但非洲工人的抗争与新兴民族国家合法性的兴起削弱了劳动力市场与工厂内部的种族主义安排，导致了工厂体制由“殖民专制体制”（colonial despotism）向“殖民霸权体制”（colonial hegemony）的转变。

三、结语：劳动过程理论的近期发展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布洛维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劳动过程理论的分析理念，将对工人阶级意识与行动的研究置于生产层面进行分析。进一步来说，布洛维通过将马克思关于上层建筑的理论应用于经济基础，提出了“生产政治”与“工厂体制”的概念。这些概念的生命力在于，它能够将生产体制之外的宏观力量——市场竞争、劳动力再生产以及国家干预等——与劳动过程中的工人主体性联系起来。最后，工厂中政治与文化“霸权”的生产是作者对劳动过程理论的重大推进，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续研究。然而，正如本书作者在近期（2004年6月）一篇文章中不无悲哀地指出的：在劳动关系发展的历史进程中，霸权体制的出现或许只是昙花一现。追求最大利润的资本流动所导致的工人阶级集体的脆弱性，以及霸权体制对工人抵抗能力的削弱，很快就使得工人阶级发现他们又陷于一种新的专制体制之下。在“被剥削”和“失业”的两难之中，工人对工厂规范体制的认同是一种没有选择的选择。霸权体制很快就被建立在霸权基础上的专制（hegemonic despotism）全面取代了。

布洛维对其作品的诚挚反思提醒我们注意到“生产体制”理论的潜在危险：如果仅仅关注历史进程中某一类型生产体制的凝结，就容易导致研究者忽略外部宏观力量的变迁与内部工人主体性的差异，以及这些力量对工厂体制的影响和作用。就前者而言，作者坦言：“我忽略了这些外在力量——市场与国家——其实并不是稳固的外在因素，它们反而是有自身动力的社会过程的产物。这种忽略的后果是将生产霸权体制扭曲为一种自然而永恒的形式，没有认清它如何瓦解了劳工的抵抗能力，从而给自身种下了毁灭的种子。就后者而言，尽管与布雷弗曼相比，作者凸显了工人阶级的主体作用。但是布洛维眼中的工人仍然以一种统一的整体性面目出现在生产过程中。那些基于非阶级范畴——如种族、性别、公民权等——的认同和不平等因素被生产过程所淹没，而没有进入作者的研究视野。可以说，布罗洛维对生产领域中工人阶级意识与行动的研究将劳动过程理论推上了一个高潮；但是工人在工作组织之外的地位如何影响工厂内部的控制与反抗？对《生产政治》的这一重批判预示了劳动过程理论在日后进一步发展的方向和目标。

*本文原载于《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5期。为阅读及排版便利起见，删除了注释，敬请需要的读者参阅原文。

**封面图为哈姆啤酒厂的工人们为半加仑的瓶子装1950年的淡啤酒，并在上面贴上标签。[图源：Courtesy of the Minnesota Historical Society]

〇编辑：凉皮  〇排版：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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