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翔、周潇 | 西方劳动过程理论与中国经验：一个批判性的述评

闻翔、周潇社會學會社

闻翔，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有：社会理论、中国社会学史、劳工社会学、艺术社会学。[图源：ssps.ruc.edu.cn]

周潇，中国劳动关系学院讲师，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图片暂缺）

对生产的关注一直是古典社会理论的核心面向之一。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就曾不遗余力地探究“隐秘之处”（hidden abode of production)，他力图揭示隐藏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压迫和宰制关系，并探索工人阶级的解放可能性。但是，自196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国家大众消费社会的兴起，以生产为基调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论述不再时髦，取而代之的则是各种关于消费和消费社会的理论。”消费不再只是生产作为历史主题下的自然衍生物；相反的，消费成为历史主题本身，而生产则成为只是让消费成为可能的必要条件而已“。

如果说“从生产到消费”的理论转向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去工业化以及中产阶级成为社会主体这两个过程密切相关的话，那么在中国，我们看到的却是截然相反的两个过程。那就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正在成为最大的“世界工厂”，以及相伴而来的一个同样可能是世界上最庞大的工人阶级的再形成过程。在这样一个历史定位下，我们认为，关于工人阶级的理论和研究是一个迫切需要得到深化和发展的领域，甚至也有可能会成为中国社会学的核心议题。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始终坚持生产过程作为“形塑工人阶级的关键场域”，因此，重返“生产的隐秘之处”，将被遮蔽了的劳动过程和生产场景暴露在研究者的视野之下，自然也是劳工研究的题中之义。事实上，劳动过程理论（labor process theory）一直是劳工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积累了大量的文献和经验研究。因此，对这一部分的知识做一个系统的梳理，既有着学理上的意义，又有着相对转型中国现实而言的“实践的紧迫性”。国内社会学界对这一领域虽然有一些介绍，但相对而言却显得较为零散。本文旨在对西方劳动过程理论进行一个系统的批判性述评，以期在前人的基础上做出进一步的努力。我们将首先对劳动过程理论的发展脉络进行回顾和梳理；其后，我们将立足于转型期中国的现实，讨论中国经验对劳动过程理论提出的挑战及其可能的贡献。

一、引子：过时的经典与“我们时代的经典”

1996年，《当代社会学》（Contemporary Sociology）杂志在创刊25周年之际，选出10本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里对学术和实践领域都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社会科学著作，并对每本著作邀请了其所涉及领域的头面人物写作书评，以做出重新回顾和梳理。哈里·布雷弗曼出版于1974年的《劳动与垄断资本：二十世纪中劳动的退化》（以下简称《劳动与垄断资本》）成为获此殊荣的10本著作之一，而当代美国著名劳工社会学家迈可·布洛维则被邀请担任其书评人。让人意外的是，在这篇书评中，布洛维做出了布雷弗曼已经过时的宣称，称《劳动与垄断资本》是仅仅属于它那个时代的经典，而不是需要我们“永久朝拜的麦加圣地”。

布洛维（1996）在这篇书评中将“经典”分为两种：我们记住的和我们遗忘的。他认为《劳动与垄断资本》属于影响巨大却也单一、因而显得短暂的作品。它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一个领域的全貌，却很快被后来者吸收和超越。[图源：sohu]

布雷弗曼本人早已在很多年前因为一场车祸去世，但是他的拥护者特别是其所在的《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学派的学者们则纷纷著文为布雷弗曼辩护，甚至直接用《我们时代的经典》这样针锋相对的标题来反驳布洛维。

那么，布雷弗曼究竟何许人也？一本二十多年前的旧作又何以能够激起如此之大的风浪？

事实上，在马克思以降的劳动过程理论的发展脉络中，布雷弗曼占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马克思奠定了对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劳动过程进行研究的基础，《资本论》第一卷为此提供了所有重要的概念和方法。但是，劳动过程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正式得以确立，却是自近百年后的布雷弗曼始。而正是这本《劳动与垄断资本》标志着劳动过程理论的形成。

布雷弗曼是一个经历非常传奇的人物。他生于1920 年代的纽约，作为一个“大萧条的孩子”，他17岁就被迫辍学，进入布鲁克林的海军造船厂当学徒，由此开始了长达16年的铜匠生涯。1967 年，他进入著名的左派杂志《每月评论》，与保罗·巴兰（Paul Baran）、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等人成为同事。围绕着这个杂志，逐渐形成了一个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为主的“每月评论学派”，布雷弗曼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值得注意的是，布雷弗曼在离开工厂之后，也一直非常活跃地参与工人运动，而不是一个囿于书斋的“扶手椅上”的学者。

1974年，布雷弗曼的《劳动与垄断资本》一书由每月评论出版社出版。在这本书中，布雷弗曼主要问了这样一个问题：资本如何成功地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既然资本家购买的只是工人的劳动潜力，而非劳动本身，那么如何避免工人偷懒、如何保证剩余价值从布雷弗曼所谓的“不情愿的劳动人口”中生产出来呢？马克思的利润公式因为过于抽象，而无法给我们描述一个真真切切的过程。而布雷弗曼则接续了马克思的传统，以自身的工匠经历为透镜，通过阐释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历史变迁，给出了一个清楚的答案。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The Degradation of Work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书封

《劳动与垄断资本》的核心论点是，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过程中存在着“概念”（conception）和“执行”（execution）的分离这一总体趋势。如这本书的副标题所示，布雷弗曼为我们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一部劳动逐渐“退化”的历史，在此过程中，资本通过深化劳动分工，特别是概念和执行的分离，从工人手中夺得了对劳动过程的控制权。

既然称为“分离”，那说明曾经结合在一起。而概念和执行的结合，正代表了布雷弗曼在书中再三缅怀的前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的工匠传统（craftsman tradition），这是与他本人早年的铜匠经历分不开的。在布雷弗曼笔下，工匠传统代表着工人对生产知识的全盘掌握和对劳动过程的控制，但是在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以后，通过泰勒制的科学管理和机械化等手段，工人对生产过程的知识开始被剥夺，对劳动过程的控制也随之拱手让出。

所谓科学管理，就是应用一些科学方法来精确地控制劳动过程，如“时间研究”和“动作研究”等，从而使劳动适合资本的需要。在泰勒及其信徒的努力下，最开始在美国，后来发展到英国、德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科学管理成为组织和控制劳动过程的重要手段。在泰勒以前，管理部门控制劳动过程仅仅是规定和监督生产任务，而非直接对工人的生产过程加以干涉，工人仍然控制着劳动过程。因此工人仍然掌握着关于生产的大量知识和技艺。而科学管理则摧毁了这种工匠传统，劳动过程不再依靠工人的技能，工人不再是作为一个工匠，而仅仅是一个生产工具。布雷弗曼总结了科学管理的三个原则：使劳动过程和工人的技术相分离；使概念和执行相分离；利用对知识的垄断来控制劳动过程。这三个原则是统一的，最关键的就是概念和执行的分离。

科学管理理论包含工作定额、挑选头等工人、标准化原理、计件工资制等要点。图为该原理提出者--美国著名管理学家，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克·泰勒。[图源：Wikipedia]

与科学管理运动几乎同步的则是科技革命带来的机械化。科学本来是中立的，却被垄断资本所收编。科学的发展带来了大规模的机械化，这意味着，泰勒用组织手段才能实现的控制，现在可以用机械手段实现了。以机器为中心组织劳动过程，结果是，不是人控制劳动过程，而是劳动过程控制了人。或者说，不是直接的生产者而是占有机器的资本家控制劳动过程。

布雷弗曼戳穿了科技革命和机械化、自动化使工作技术含量提高的神话。事实上，不仅在他的年代，即使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也流行着这样的看法：现代化的科学生产要求受过良好训练及教育的高技能劳动人口。布雷弗曼却指出这是一种十分“印象主义”的看法。在科技革命之后，科学已经成为资本家的私人财产。科学和工程技术知识完全集中在管理部门手中，留给工人的只是一种经过重新解释得非常不完全的技能概念：特别纯熟灵巧、有限而重复的动作，“速度即技能”等等。布雷弗曼在这里分析了“技术”的定义。仅仅同机器连在一起，熟练地操作机器并不能算作技能，因为概念和执行的分离使工人往往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实际情况是，“科学越是被纳入劳动过程之中，工人就越不了解这种过程；作为智力产物的机器越复杂，工人就越不能控制和理解这些机器。”

《劳动与垄断资本》出版后，先是在左派内部引起轰动，继而进入学术界，对社会学、历史学等诸多领域都产生重大影响，并获得了当年年度美国社会学界的权威奖项“米尔斯奖“。对于劳工研究而言，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工业社会学，特别是梅耶（Mayor）等人的“西方电子研究”所开创的“人际关系学派”，秉承的是一种“管理主义”的问题意识，即，他们是从管理者角度提出问题：工人为什么要限制产量（output restrict）？为什么会不满？因此，他们关注的是如何使工人适应工作，而将工作和劳动过程本身视为一个理所当然的东西。工作现场要么被看作韦伯式的正式科层体系，要么是人际关系学派所谓的非正式团体关系网络。而布雷弗曼则承接了马克思的批判意识，将工作场所视为一个权力体系，一个阶级对抗的场所，因此，才会有资本对劳动过程的控制，才会有概念和执行的分离。《劳动与垄断资本》重新激起了人们对于工作现场（workplace）和劳动过程本身的兴趣。劳动过程中概念和执行的分离，后来也被称为“去技术化”（deskilling）命题，引起了一场大规模的“劳动过程争论”。大量后续的经验研究都是在一个具体的职业内部考察“去技术化”的趋势是否存在。也正是因为此，劳动过程理论才正式得以形成。因此，我们可以说，《劳动与垄断资本》的问世，既标志着与传统工业社会学的决裂，也标志着一个新的劳动过程研究领域的诞生。

二、布洛维与生产的政治

布雷弗曼的著作也引起了诸多批评。一些学者认为布雷弗曼对于“技术”的定义存在问题。他们指出布雷弗曼主要基于自己工匠生涯的经验，而将技术视为纯手工的、作用于外物的。但是随着经济发展特别是服务业的兴起，各种不同的工作技能变得越来越重要。比如在服务行业，如保险销售、人事管理等职业中，人际互动技巧是基本的技术。对于这种技术的忽视，导致了布雷弗曼夸大了劳动中技术的退化。还有些人则争论说劳动退化并不是一个统一趋势，不同的行业情况可能各不相同。比如，传统蓝领行业的去技术化可能被新兴高技术行业和服务行业所抵消了。关于美国职业结构的宏观经济研究也并不支持一个明显的去技术化趋势的存在。并且，在布雷弗曼的著作中与“去技术化”相对的“工匠传统”也被认为有过于浪漫化的嫌疑。但是，这些批评毕竟都是在“去技术化”的框架之内讨论的，从范式的意义上并不能构成对布雷弗曼的挑战。而另一种更具颠覆性的批评则是，抛开去技术化不论，认为即使去技术化确实存在，布雷弗曼也仅仅关注了资本对劳动过程的控制，而没有看到工人的反抗。也就是说，更具颠覆性的问题在于：工人都到哪去了？（Where have the workers go ne？）

在《劳动与垄断资本》中，我们仅仅看到了一个资本积累如何导致劳动过程的控制权易手、概念和执行相分离的看似十分悲观的图景。工人自身是如何理解这一变化的？他们有没有相应的反抗和斗争？这些在布雷弗曼的笔下都付之阙如。斯塔克认为，布雷弗曼把劳动过程的再组织视为资本有意识的设计，而非劳资斗争的产物，从而也就排除了科学管理和劳动过程的理性化也会产生新的控制问题的可能性。比如，流水线生产也使得工人在客观上更加相互依赖，工人破坏生产的能力也增加了。爱德沃兹则更进一步，明确地将工作现场视为一个劳资争夺的场域。他认为，劳动过程中的控制和反抗总是如影随形的。他区别了三种工作现场控制的类型：简单控制、技术控制和科层制控制。这三种类型之间按照时间顺序是前后相继的。每当一种新的对劳工进行控制的模式被采纳，工人对其产生的抵抗都会促使雇主去寻找新的控制方法。有新的控制，就会出现新的反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工作现场成了一个争夺的场域。

Contested Terra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orkplace in the 20th Century 书封

在这所有的批评者中，布洛维应该是最严厉和影响最大的一个。1974年，《劳动与垄断资本》出版之时，布洛维刚刚进入芝加哥南部的一家钢铁厂开始博士论文的田野工作。他发现，布雷弗曼的作品无法回答他在田野中遇到的困惑。1979年和1985年，他相继出版了《制造甘愿》和《生产的政治》这两本著作，其中“所采取的研究取向，大部分是透过反对《劳动与垄断资本》的许多主要论点而形成的”。

布洛维对布雷弗曼的挑战和对传统劳动过程理论的推进，大致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布洛维将工人的主体性带回劳动过程之中。布洛维指出，布雷弗曼循着马克思传统，把目光重新带回了劳动过程，这一点他是无异议的。实际上，他提出“生产的中心性”（the centrality of production），也就是要回到劳动过程。但在怎样考察劳动过程上，他却与布雷弗曼存在着重大分歧。布雷弗曼关心的是资本何以如此成功地榨取剩余价值，因此他详细考察了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本身发生的变化，并得出“概念和执行的分离”这一结论。但是，布洛维认为这个结论解释不了他在厂房里的经验。布洛维刚进工厂时就发现，周围的工人都非常卖力地工作，心甘情愿地受资本剥削。几个月后，就连他自己也不知不觉主动地参与到剥削自己的过程中，“我也一样地拼了老命在赶工、达成绩效、找出赶工的新诀窍，同时赶两份工，为了额外绩效而冒着失去生命和肢体的危险。”因此，“工作的物化，即使确实是我们所经历的，但它也是一个非常主体性的过程——而不可以被简化为资本主义的某一条金科玉律……工人自己积极参与了对自己的剥削。”

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魔力促使工人如此卖力地工作呢？布洛维认为，光看工作本身是解释不了的，我们必须去考察工人的体验，也就是工人对于剥削的“同意”（consent）。在布洛维看来，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在进入垄断阶段发生了一次重要转型，劳资关系不再是赤裸裸的控制与被控制、剥削与被剥削，而是有所掩饰的，工人的同意和资本的强迫（coercion）同样重要。他特别考察了资本主义工厂的“赶工”游戏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机制对于塑造工人对“剥削”的同意，从而使资本在取得剩余价值的同时掩盖剩余价值的重要作用。在这里，布洛维主要借用了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概念，不过加以了改造。葛兰西关注的是人民对于统治的“同意”是如何在国家和市民社会的政治领域通过意识形态和文化霸权组织起来的，而布洛维则认为“同意”是在劳动过程中生产出来的，而独立于国家和市民社会之外。

事实上，按照哈维那本经典著作的划分，自二战后到1970年代中期，西方资本主义进入了所谓的福特主义积累体制的高峰阶段。所谓福特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生产体系，而是一系列相配套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安排，特别是有组织的劳动力、大企业资本和民族国家之间的力量平衡，其表现就是大企业、大工会和大国家之间的相互制衡的三方格局。这一时期的劳资关系受到了这一积累体制的深刻影响。如果用最简单的话概括“福特主义”，那就是福特自己说的，要让工人买得起自己生产的汽车。这就意味着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消费的结合、劳动力再生产的新体制、劳动控制和管理的新策略。布洛维在《制造甘愿》一书中细致入微地分析的“赶工”游戏、内部劳动力市场和内部国家，实际上都是这一积累体制在劳资关系上的反映。无可否认，在这一时期，工人的经济待遇和生活条件明显改善，甚至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工人的权益也受到了大的企业工会的保护，当发生劳资冲突时，这种企业、工会、国家的三方解决机制往往十分有效。因此，工人对资本剥削的“同意“才成为可能。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书封

从关注工作本身到关注工人体验，并不是对布雷弗曼之前的工业心理学的回归或倒退，而是试图将工人的主体性引入分析的范畴，从而恢复在利益建构和劳资关系建构过程中的工人主体性。布洛维指出，布雷弗曼只关注工作的客观层面，工人的主体性却是不被讨论的，这同他从马克思那里继承的“自在”阶级（class in itself）和“自为”阶级（class for itself）的划分是一脉相承的。布雷弗曼自己在《劳动与垄断资本》的导言中就说得很清楚：“我不打算讨论现代工人阶级的觉悟、组织和活动的水平。这是一本关于作为一个自在阶级而不是作为一个自为阶级的工人阶级的书。”

布洛维认为，正是这种客观性与主体性、自在与自为的截然二分存在着严重问题。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是不可分的“任何工作场景都包含经济维度（物品的生产）、政治维度（社会关系的生产）和意识形态维度（对这些关系体验的生产），这三个维度密不可分”。布雷弗曼只考察了生产领域中的劳动过程，而没有将生产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维度纳入进来。

布洛维对劳动过程理论的另一个贡献在于他提出了“生产的政治”（politics of production）这一新的理论范式。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并不只是孤立的经济领域（生产产品的劳动过程），在其中也渗透着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规范斗争的政治工具），从而确保资本家同时取得并掩盖剩余价值。劳动过程的政治效果和生产的政治规范工具共同构成了一个工厂独特的工厂政体 (factory regime)，或生产政体 (production regime)。

布洛维指出，我们可以从劳动过程、市场竞争、劳动力再生产和国家干预这四个方面来考察一个具体的工厂政体。他据此将历史上出现过的工厂政体做了类型学的划分，其中，他不仅区分了资本主义的市场专制体制、霸权体制和霸权专制体制，还将工厂政体的概念扩展到对国家社会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分析中，提出了“官僚专制体制”、“官僚霸权体制”和“殖民专制体制”等理想类型。不同的生产政体形塑了不同的工人阶级利益和能力，在《生产的政治》中，布洛维就利用生产政体的不同解释了为什么在俄国出现了十月革命，而英国工人阶级却始终持改良主义的取向。

“生产的政体”概念意味着，生产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的投入产出问题，微观车间必须同时放在宏观经济和政治条件下才能得到深刻理解，即将工作现场与更大范围的政治经济制度及其变迁连接起来。

布洛维自信，工厂政体概念使我们能够以一种比布雷弗曼线性的以去技术化为基础的控制概念更为丰富多彩的方式理解生产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效果。事实上，“生产的政治”的确在接下来的一二十年里成为主导性的理论范式，而布雷弗曼对于劳动过程的客观面向的关注则被人遗忘，学术界甚至有人用所谓的“布雷弗曼症”（Bravermania）来批评布雷弗曼和他的追随者。布雷弗曼成了一个需要告别的人物。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布洛维声称《劳动与垄断资本》仅仅是属于它那个时代的经典。

三、迈向多样的主体性：劳动过程理论的新进展

布洛维直接挑战了布雷弗曼主客二分的模式，主张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建必须考察生产过程是怎样不仅在客观上，而且在主观上塑造了工人阶级。他因此将工人的主体性引入到分析的范畴中。但是，布洛维视野中的工人还是一个抽象的总体概念，他虽然提出工人的主体性，却仍然停留在工人作为阶级的主体性上。那些基于非阶级范畴的因素，如性别、种族和公民权等没有进入他的分析视野中。这种“阶级优先”（class first）视角遭到了后来者的挑战。

实际上，布洛维并非没有提及性别等因素的重要性，他甚至意识到阶级、性别和种族的相互交织和相互作用。但布洛维坚持认为阶级是现代社会基本的组织原则，性别与种族关系产生于生产之外，嵌入于阶级之中，并且为阶级所形塑。

李静君则对这种看法提出了质疑。她认为，阶级、性别和种族之间的关系复杂而微妙：它们共同建构了权力基础，并且都是在生产中而不是在生产之外被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布洛维对于性别、种族等阶级之外因素的视而不见，也使得他对工厂政体的讨论欠缺微观基础支撑。

另一位研究中北美洲工人的学者撒林泽也指出，布洛维的解释力度就在于他不是把主体性当作固化的意识，而是视为在生产结构的实践中产生，并且竭力探求了主体性的产生过程。然而，布洛维秉持阶级优先原则，把同样作为生产关系内在构成元素的性别、种族、国籍等主体性因素都视为外生变量。因此，布洛维对主体性的论述是不充分的，对“甘愿”的生产也只是提供了部分解释。“《制造甘愿》最重要的贡献，是把工人的主体性呈现出来，但这也成了它最为脆弱的地方。”

布洛维之后劳动过程理论的最新进展，主要表现在突破阶级优先的分析框架，将性别、种族和公民身份等维度带入生产政治中，以此重建工人的主体性和工厂政体的微观基础。这方面的作品比较多，我们将选取两个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加以介绍。

1. 李静君从女性主义出发提出挑战

女性主义者关注性别是如何以不同的方式被社会建构的，以及性别如何成为权力关系的构成要素。她们指出，以往劳工研究中的工人都是没有性别的。为此，她们尝试将性别带入劳工研究中。在这方面最著名的是李静君的研究。

李静君（1998）在丰富的比较民族志中描述了在深刻的经济变革时期如何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工厂文化。她认为，决定每个工厂文化的主要是两个劳动力市场的性别政治差异。图为Gender and the South China Miracle: Two Worlds of Factory Women书封。

李静君通过香港和深圳两家工厂的比较研究，对布洛维的生产政治理论进行了批判和重建。这两家工厂属于同一家企业，两厂同是使用女工，使用同样的技术，生产同样款式的音响设备，甚至高层管理都是同一批人员在两地工作，但因为劳动市场组织不同，女工带进厂内的性别关系也不同，因而导致“地方专制主义”和“家庭霸权主义”两种截然不同的车间政治和工厂政体。

在布洛维的论述中，工人的依赖性是塑造工厂体制的一个重要变量。从专制体制到霸权体制的转变，关键因素就在于国家干预改变了工人的依赖条件。首先，社会保险法令保证了劳动力可以不通过参与生产而满足再生产的要求，其次，国家对工厂的支配关系进行直接的管制而改变了以高压为特征的控制模式。然而，香港的霸权体制却不能归因于国家干预，因为实际上政府对经济奉行的是不干预理念。更为有趣的是，这两家工厂形成的工厂体制的经验现实与布洛维的假设正好相反。香港的工人缺乏独立于有偿劳动之外的生存手段，并且几乎没有在国家保障和福利之外的资源，这正是布洛维描述的催生专制主义体制的条件，然而在香港的工厂中却形成了霸权体制；在深圳的工厂，那些农村来的劳动力可以重返家乡，以农业生产来维生，按照布洛维的逻辑应该形成霸权体制，结果却是专制体制。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李静君认为工人的依赖性是布洛维为生产政治理论所提供的重要理论范畴，但问题在于布洛维没有看到工人的依赖条件是与性别相关联的。在这两个案例中，女工不能依靠国家或企业进行劳动力的再生产，而是依靠地方网络，或者朋友、亲属关系。而这些网络又是通过性别加以组织并且嵌入在特定的劳动力市场中的。

这两家工厂的性别分层很相似：所有的生产工人和拉长都是女工，而男工都是修理工、领班、监工或管理者，女工占了生产工人总数的80%。然而不同的是，香港工厂的女工绝大部分都是中年母亲，而深圳工厂雇用的主要是从农村来到城市的年轻打工妹。

“ 打工妹”（maiden worker）的称谓，强调了年轻女工的单身，心理上不成熟，临近结婚，工作上的短期投入，没有进取心和热情，没有强烈的学习技术的愿望等一系列特征。这种“打工妹”的性别建构“并非只是简单的概念上的设想，而是嵌入于实践当中。它强化了工厂内对女工的亲属式的控制，并且把管理人员将女工驱赶到低级的非技能工作岗位的行为合法化”。管理者断定，“打工妹”相比于在厂里的工作，更热心于结婚嫁人，因此只是对男性工人提供专业的技术培训，而让女工做些服务性的低技术工作。当然，工人也在以与管理者不同的方式建构自己的性别主体性。很多工人认为工厂的工作很合宜，因为它不仅能提供一份收入、增大了找到合适伴侣的机会，而且工厂工作中所需要的忍耐和纪律，正是她们以后作为妻子应当拥有的宝贵品质。并且，女工的日常生活反抗，很多是靠颠覆打工妹这一论述而展开的，例如通过假电报，或者借口家中父母生病要回乡探望来争取假期。就这样，女工的性别被管理者和工人分别加以建构，并且通过这些建构，“车间的权力关系被孕育、合法化、自然化以及被批判。”

电影《特区打工妹》剧照。[图源：baidubaike]

香港工厂则凸现出 “ 一个比深圳更加自由的生产体制的存在”。作为已婚家庭妇女，香港工厂女工更多地依赖家庭和亲属，同时她们对家庭也承担着不容推卸的责任。“女工们的家庭状况不仅决定她们何时从事或是放弃付酬工作，她们的家庭责任也约束着她们只能去找那些能够容纳她们的雇主，并且这种责任使得她们放弃在其他部门有着更高酬劳的工作机会”。管理者认为，这些“主妇工人”（matron worker）会把对家庭的责任看得高于工作和薪酬。她们关注工作的道德含义，并且要保证她们的气质和道德声誉不被工作所破坏。基于这些考虑，工厂建立了每周工作五天的制度，允许在紧急情况下外出，迟到一两个小时不扣工资，并且允许家庭话语在工作中呈现。管理者的理解、恩慈和宽容使得工人产生了自我管理和自我约束的机制，不会随便辜负这种恩惠。但是另一方面，“主妇工人”身份也可能成为工人抵抗控制的武器。比如她们会借口对家庭的责任来应对管理者的某些要求。

在以上民族志观察的基础上，李静君试图说明，“性别作为一种权力过程，它可有多样的定义，与阶级之间亦有相互构成的关系。性别不但引致不同的经济收入，也产生了不同的劳动关系经验，所以马克思传统里的生产政治理论，必须将性别加进对劳工、劳动的分析”。她进一步提出，工厂政体应当被看作是性别化的秩序，而不是如布洛维所言，是性别中立的产物。工作现场是性别建构、生产与再生产的场所，管理者和工人都诉诸于性别来施加控制或施行反抗，并将之合法化。

2. 托马斯（Robert J. Thomas)的研究：性别与公民权

托马斯对美国西南部生菜收割工业的研究则同时关注了性别和公民地位这两个维度。托马斯比较了两个生菜收割公司，一个公司使用人力进行收割，另一个公司则使用机器。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劳动过程。人力收割辛苦劳累，要求工人有技术，彼此协作，组织良好，适应性强。相反，机器收割不需要工人之间紧密的配合和群体经验，机器预先设定了生产的节奏和活动的协调，工人只需要关注他所负责的部分任务。由于机器代替了人工，技术变得不重要。然而，这两种劳动过程和技术组织却同样地使管理者受益。人力收割公司以低工资雇用了技术工人，并且保持了高度的生产力。机器收割的公司也并没有因为机器弱化了工人对公司的投入而遭遇工人频繁离职的问题，而是保持了稳定的劳动力队伍。这样就产生了两个问题：第一，人力收割公司如何能以低工资吸引有价值的劳动力？第二，机器收割公司如何保证获得充足的劳动力和稳定的劳动队伍？

答案就在于，雇主能够把不同的在社会和政治上处于弱势地位的工人分配到劳动过程的不同位置上。对于第一个问题，通常的解释是劳动力市场竞争。即认为劳动力替代的可行性使雇主可以向工人施加压力，而工人直接的竞争又导致了高生产率。然而，托马斯认为，“竞争”本身应当是被解释的变量。竞争是被建构出来的。在人力收割案例中，雇主通过系统性地雇佣合法和非法移民工人而在劳动力市场上激发了竞争，并且加强了对技术工人的控制。83%非法移民在人力收割公司工作。尽管他们有较高的技术，但是非法移民的身份限制了他们的职业机会，他们时常处在被驱逐出境的忧虑和恐惧中。因此他们会抓住一切机会尽力挣钱，而不会像那些合法公民一样可以在工资、劳动强度等方面做出选择，或用技术去讨价还价。这种脆弱性不仅使公司得以以低成本雇佣高技术工人，而且成就了对劳动过程的控制，促成了高生产率。

而使用机器收割的公司则雇用女工。女工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劣势以及她们在家庭中的传统角色为管理者所利用来达到劳动力的稳定性。一方面，生菜收割工业低技术、季节性的生产，使得女性仍然有余裕履行作为妻子和母亲的角色，从而对她们产生了吸引力；另一方面，女性是低收入、低地位的被雇佣群体，而且少有流动，从而保证了公司以低工资获取稳定而充足的劳动力。不仅如此，管理者乃至女工还共同把这种工作建构为“女人的工作”。就这样，劳动力以特定的方式使用不仅满足了管理者的意图，而且再生产了劳动力队伍的分割以及公民地位和性别的认同。

从李静君和托马斯等人的研究中我们看到，工人主体性的多样性被呈现出来，而不是被淹没在阶级的使工人从作为一个抽象的阶级范畴变得更为鲜活和具体。因此，如果说对工作现场的分析打破了整体性的工人概念的话，那么对主体性因素的关注则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地推进了具体化的面向。工人不仅仅是被当作物质生产者来对待，而是更多地被作为一个具体的人来关注。

并且，当我们把性别、种族、公民地位等主体性因素纳入到对生产的考察之后，劳动过程就与劳动力市场、劳工运动等看似相分离的领域频繁地关联起来。因为这时的工人不只是一个生产者，她或许同时还是妻子或者母亲；不仅与雇主发生经济上的关系，还要与另一个政治和文化系统相互较力。工厂与社区、生产与生活、阶级与公民这些容易二分的范畴因此便越来越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比如，范特西在《团结的文化》中，就展现了工作现场的埋怨引发了种族、性别乃至阶级的团结，并且发展成社会运动；而赛德曼则以巴西为例，考察了种族如何使工人的斗争走出工厂，在社区取得支持，从而从工厂斗争扩展到社区斗争。

赛德曼（1994）将巴西、南非的劳工运动归为“社会运动工会主义“（social-movement unionism），即将工人阶级更广泛的要求与临近贫困地区的社区人群的要求结合在一起。图为巴西无地工人运动的logo。[图源：Wikipedia]

当然，我们也必须指出，尽管这些研究强调多样的主体性，强调非阶级的范畴，但其关注焦点仍然是阶级关系。研究的重心是丰富阶级分析而不是将之放弃。生产的阶级性质这一劳动过程理论的基本视角仍旧被这些学者所持守，剥削关系始终是劳动过程研究的核心关怀。

四、劳动过程理论与中国经验：启发与挑战

1. 劳动过程理论为理解中国现实所提供的启示

以上我们对西方劳动过程理论的发展脉络进行了一个大概的梳理。但是，理论本身并不是目的，重要的是用理论来观照和解释中国的经验现实。中国目前正处于一个社会转型过程中，有论者将我们现在所处的历史方位概括为“两次大转变的交汇点上”：一方面，我们深受全球化带来的资本导向的市场化及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另一方面，中国自身处于一个由再分配向市场转变的过程之中。在这样一个交汇点上，我们面对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图景就是：产业化和工人阶级的再形成。那么，劳动过程理论恰好为我们理解转型中国的经验现实提供了重要启示。

当我们用劳动过程理论来观照中国现实时，首先产生的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就是，与布雷弗曼在西方被视为过时的经典观点恰恰相反，我们发现，他提出的“概念与执行的分离”命题，为我们理解在当代中国的资本积累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发。乡土中国进入改革开放以后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数以亿计的农业人口，正从农村涌入城市，进入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华北等地的工厂，他们无疑是中国成为最大的世界工厂的主要力量。而正是他们进入的各种生产过程，将他们锻造为“新工人”。农民工进入的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行业，流水线生产、低技术含量、高强度纪律是这类工厂的典型特征。在这里，布雷弗曼所揭示的“概念和执行的分离”，可以成为考察这些“新工人”所进入的以资本积累为目的的生产过程和劳动控制的一个重要概念。并且，随着1990年代中期国企改革和改制，与合同制、计件工资等相伴随的是现代企业“科学管理”的大力引进，社会主义的“老工人”也开始面对概念和执行的分离。如果我们再考虑到全球化的背景，那么按照另一位重要的劳工社会学家塞尔维尔的说法，资本主义为了解决“利润危机”和“合法性危机”之间的矛盾，采取的一个很重要策略就是所谓的“空间解决”（spatial fix），即资本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由劳动力价格高、劳动立法保护较完善的地区向劳动力价格低、劳动立法保护较薄弱的地区的流动。而这种跨国资本流动带来的一个显著事实就是资本主义的“返祖”现象：当年在发达国家产业化过程中出现的“血汗工厂”、对于劳动过程的专制控制又在某些发展中国家的开放口岸和工业区中重新出现，劳动条件和劳工待遇出现一个“向下竞争”（race to the bottom）的局面。

图为日本放送协会（NHK）制作的聚焦中国经济转型的系列纪录片《巨龙中国》之《一亿农民大迁徙》剧照。[图源：Vdianying]

但是，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在布雷弗曼那里，概念和执行的分离，是以“科学”的名义，通过科学管理和科技革命，逐步剥夺了工人对于劳动过程的控制。而在中国，这个逻辑却不尽相同。随着由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在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动机下，当劳资双方发生冲突和矛盾时，地方政府出于发展经济的考虑，往往会倾向于资本一方，而《劳动法》等保护性法规，也很大程度上停留在纸面上。再加上工会的无力甚至缺席，以及社会自组织机制的不发育，波拉尼所谓的“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实际上付之阙如。国家干预和社会自我保护的缺失造成了工人在与资本的利益博弈中天然地处于劣势。直接后果就是资本可以非常专制地对待劳动力。

事实上，对于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所取得的巨大经济奇迹，国内学界以前在研究和分析时往往关注的是制度（市场机制的引入）、政策（发展主义导向的产业政策和吸引外资的各种优惠措施）以及文化（儒家文明与“企业家精神”）等层面，而忽视了在背后亲手托起这一经济奇迹的庞大产业工人队伍，即使谈到工人的作用，也更多的是把他们当作一种廉价的生产要素或比较优势，而较少关注这些工人的具体体验以及他们在市场转型过程中的命运与遭遇。然而，工人并不仅仅是改革开放和市场转型的被动承受者，他们的反应和行动也必将反过来形塑转型过程本身。因此，关注工人阶级，不仅仅是社会研究者自身的底层关怀使然，也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当代中国市场转型这样一个复杂的过程及其走向，以及这一过程对于社会结构变迁可能的影响。如果承认这一点，我们就会看到，劳动过程理论恰恰为我们研究工人阶级及其再形成过程，提供了丰富的理论透镜。在这一方面，布洛维的“工厂政体”的理论框架，尤其显示出其活力。农民工和国企工人，进入的是“从产权形态到劳动过程都呈现出复杂多样的形态”的“工厂政体”，透过“工厂政体”概念，我们不仅可以考察其具体的工作场景和生产关系，而且能够“从微观过程一步步地扩展出去，将工作现场的具体活动和斗争与工厂外部由市场和国家造就的各种制度安排联系起来”。

2. 中国经验对劳动过程理论提出的挑战

劳动过程理论为理解中国经验提供了理论透镜，但同时，中国经验也对劳动过程理论提出了新的问题和挑战。比如，尽管布洛维之后的劳动过程理论将性别、种族和公民权等因素带入生产政治中，但是我们认为，面对中国现实，可能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修正。如，种族对于中国来说，就可能相对而言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而公民权在中国可能更突出地体现为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所造成的不平等的国民待遇。

因此，当我们把劳动过程理论运用于本土中国的社会研究时，必须要对其解释力可能的限制保持一个清醒的自觉。我们要做的不是盲目套用一些理论概念来剪裁中国社会的现实，而是要看中国经验对劳动过程理论提出了哪些新的挑战，这些挑战中又有哪些具有理论潜力，是有可能对劳动过程理论进行进一步发展或者修正的。在这里，我们将特别结合作者本人目前正在进行的经验研究，提出关系网络和族群性（ethnicity）这两个新的视角，以发掘通过中国经验对生产政治理论进行进一步修正的可能性。

（1）当关系网络进入劳动过程

中国社会和经济生活中所特有的“关系”因素已经成为很多学者的共识。但是，关系如何形塑中国的劳动过程和生产政治，这个问题却并未得到充分的讨论。

以农民工为例，靠关系找工作是农民工熟为人知的特点。很多学者对于“关系”在农民工流动乃至城市生活的作用进行了详细深入的考察，但是对于“关系”如何作用于劳动过程却鲜有论述。实际上，关系并不是以找到工作为终结，农民工带着关系进入了工作现场，这些关系以及其中蕴含的价值和文化形塑了控制与反抗的特殊机制和策略，从而演绎着与西方背景下的工厂迥然不同的工厂体制和生产过程，并且再生产了特定的意识、结构和行动。

谭深（2003）在其农民工流动综述中提到，项飙对浙江村的分析重点也是“关系”，而“关系”是“中国人的一套关于社会和人际关系的民间理论”。项飙认为，移民的流动并非从一套先于他们存在的社会体系进入另一套，而是在流动中改变并形成新的社会体系，作者称之为“非国家空间”。图为项飚所著的《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书封。[图源：21join]

2006年4-6月，我们对天津、上海、广州、兰州和重庆五个城市的建筑业农民工进行了一项大规模的抽样调查。统计结果显示工人与工人、工人与老板、不同层级的管理者之间普遍存在着亲戚/老乡/朋友关系。在5000个样本中，通过政府组织的劳务输出和企业的公开招聘进入建筑业的比例很小，仅占4.5%。9.4%的人靠着与老板的关系进入建筑业，而73.7%的农民工是通过亲戚、老乡、朋友介绍进入的。这种进入建筑业的方式造就了建筑工地上层层叠叠的关系网络。在同一个班组中，来自同一个村的工人平均占到20%左右。近一半的工人与包工头/班组长之间存在着亲戚/老乡/朋友关系。因此，可以断定，“关系”是塑造建筑业工作现场的关键因素。

我们发现，在建筑工地上，小工头或者班组长等中层管理者扮演了一个关键角色。尽管67%的工人都认定包工头为老板，但是规模较大的包工队，大的包工头很少参与直接管理。因此队长、班组长等次级管理者就成为工作组织和管理中非常关键的角色。通过参与观察和访谈，我们发现这些次级管理者与包工头之间存在着较强的认同感，多数人都是老板自己带出来的，原来就是朋友、亲戚或者老乡。“人情面子”透过生产过程使原有的关系网络得到进一步深化，形成了彼此的认同、信任和支持。结果是，有的班长虽然有好的工作机会也不愿离开，有的会因为老板利润小而拒绝年终奖金。班组长负责工作任务的分配、监督和记工，是工人主要的互动对象。55%的工人与班组长之间存在亲戚/老乡/朋友关系。过年或者农忙回家后，班组长往往会带出一些人到工地，而这些人通常也都在带他出来的人手下工作。我们发现，这些关系既成为管理者权力的资源，又对权力的边界构成了限制。对工人来说，这些关系既是反抗的武器，又成为制造共识的基础。包工队的规模、工人的地域、工作的组织方式，都会影响关系网络作用的机制，从而形成不同的生产政治。当然，关系网络如何形塑劳动过程和生产政体，还需要进一步研究。这里，我们仅仅是把问题提出来。相信这既是一个有理论潜力，又是一个真正面对中国现实的问题。

（2）族群性之于劳动过程

“族群性”是一个外来词，在西方语境中通常是跟肤色、种族联系在一起的。而我们在这里所要讨论的“族群性”则超出了这种用法，我们从籍贯角度来理解族群性，并将这种以籍贯为基础的族群性带入劳动过程中，看族群性如何影响工作现场和工作关系。因此我们更多的是将族群看作一种建构的过程。在这里，我们主要受到韩起澜的《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一书的启发。

韩起澜通过对1850-1980年上海历史的考察发现，苏北人在上海是一个被贬低和歧视的群体，代表着贫穷低下的职业和无知鄙俗的文化，而这种“傲慢与偏见”的歧视结构恰恰反映了以原籍为基础的不平等的族群概念如何被建构出来。我们可以将韩起澜的研究总结为“移民城市的族群政治”。不同于她的社会史性质，我们试图在转型中国的劳工研究中引入“族群”概念，提出“工作现场的族群政治”。自2001 年至今，我们主要以河北省白沟镇为基地，开展我们在这一方面的研究。

白沟镇是中国北方最大的箱包生产基地，在调查中，我们发现，这样一个总面积不过 54.5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竟然有2000多家箱包工厂，聚集了来自全国11个省和自治区的4万多名外来农民工。白沟箱包业主要采用“家户工厂”的生产模式，因此可以说它代表了中国北方乡村工业化的一种特殊类型。在白沟，我们发现，“即使是比邻而居的父子二人同为老板，父亲若从河南招工，儿子就会从江西招工。来自不同地域的农民工天然地具有不同的方言语系和生活习性，这就足以为老板所利用，使他们彼此区隔开来，互不来往”。可见，资本会主动利用籍贯造成的族群性来促成工人的分裂，以加强对工人的控制。我们将这一点称为“差异政治”。

但是，族群性是一个劳资争夺的场域。工人也会主动利用族群形成彼此之间的认同，从而成为团结起来的基础。童根兴的研究揭示了，白沟家户工厂的工人在阶级形成和公民形成两个维度上都受到了限制。资本主义的劳资关系被传统的村社/家庭制度掩盖，工人缺乏对剥削关系本质的认知，无以形成联合的阶级意识；传统的人际招工网络使基于双方对等地位的谈判和合同付之阙如。家户生产共同体阻挡了外部权利话语的进入，无以形成作为现代公民的法权意识。这就意味着，家户工人既不能与资本建立起某种平等的讨价还价地位，也不能与国家和法律建立起某种联系。因此，家户工的反思和反抗资源十分有限。在这种反抗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我们发现，以籍贯为基础的族群性或许可能成为他们可利用的资源之一。我们将这种工人主动利用籍贯形成彼此之间的认同，从而团结起来的现象，称之为“团结文化”。当然，差异政治和团结文化在工作场所如何具体运作，族群性到底对劳动过程和工厂政体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还需要我们做进一步的民族志研究。

我们以自己所进行的经验研究为例，阐述了当把关系网络和族群纳入分析框架时，对现有劳动过程理论可能提出的挑战。我们认为，对西方劳动过程理论的梳理和把握仅仅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通过中国在地的经验研究与之展开对话。这也正是本文标题所说的“批判性述评”的涵义所在。而只有立基于中国的劳资关系和工厂实践的现实，充分发掘中国经验的理论潜力，才能真正与西方劳动过程理论展开有建设性的对话，从而既拓宽转型中国社会研究和劳工研究的想象力，同时又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劳动过程的社会学理论做出贡献。

*本文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为阅读排版便利起见，删除了注释，敬请需要的读者参阅原文。

**封面图为在工厂工作的中国女工。[图源：caixin]

〇编辑：晓东〇排版：松鼠

〇审核：一禾/望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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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策划人：小峰（厦门大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