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焰、潘毅 | 跨国劳动过程的空间政治：全球化时代的宿舍劳动体制

任焰、潘毅社會學會社

任焰（图左），广州中山大学社会学系法学硕士，日本吉备国际大学社会学部社会学博士，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博士后。现任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劳工领域的研究。[图源：baike.baidu.com]

潘毅（图右），1992年与1994年分别于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和香港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毕业，1998年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现任香港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香港理工大学的应用社会科学系亦曾聘为教授，主要研究中国劳工、性别及文化政治、全球化等。[图源：香港大学社会学系]

摘要

本文将讨论中国在全球化时代的一种特殊劳动体制——宿舍劳动体制，这种劳动体制为我们研究跨国劳动过程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空间视野。随着资本积累以及劳动过程的全球化发展趋势逐渐深入，对生产的空间政治进行理论化的重要性亦日益显著。本文旨在从跨国劳动过程的角度出发，对当代中国宿舍劳动体制作为一种生产空间的政治经济学意义进行理论上的探索。我们将通过对工厂宿舍体制的历史性回顾及比较，梳理出这种宿舍劳动体制的一般性特征及其对当代中国新打工阶级的塑造，并尝试从国家与资本的双重运作逻辑中去理解跨国劳动过程中生产空间与日常再生产空间的重构和交织。我们的研究结论是：宿舍劳动体制是全球资本的经济逻辑与国家制度的政治逻辑共同作用之下所产生的一种独特而具体的生产空间形态。这一生产体制在跨国劳动过程中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的意义亟待更加深入而系统的研究。

一、导言

继泰罗主义和福特主义生产方式（以大型生产装配线、大型政治组织以及福利型国家干预为特征）及后来发展起来的灵活积累生产方式（flexible accumulation）（以灵活生产、临时性劳动力使用、国家干预撤离及私有化为特征）之后，一种生产的跨国政治经济正在全球化时期逐渐形成，与其相连而产生的不仅是一种新的经济空间，而且也是一种新的空间经济。为了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本积累，它在新的经济空间中对时间和空间都进行了广泛的重新组织（Harvey，2000：23-24）。因此，对生产的空间政治进行理论检讨的重要性日益显著。

图为福特A型车的装配线。福特制是一套在汽车工业用来提高生产率的方法，具有以下主要原则：产品的标准化；生产流水线的采用，利用专业工具和设备让非熟练工人能合作生产成品；付给工人高于一般生活开销的工资，以便其有能力购买自己制造的产品。[图源：Wikipedia]

工业资本（尤其是制衣业、电子业、玩具业及其他消费品生产行业）从欧美和一些发达地区流入发展中地区，意味着劳动力拥有相对较大主体性和流动权力的灵活积累生产体制已经被抛弃（Smith，2001）。布洛维曾在1985年提出了生产政治（politics of production）的分析范式，并且讨论了生产政治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框架之下形成的特定历史原因。这一概念恢复了对生产体制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结果的分析，对劳动过程理论进行了批判（Burawoy，1985），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跨国生产过程中的变化。而哈维则通过对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的评论进一步对生产的空间范畴进行了探索（Harvey，1982）。很显然，世界生产的跨国性重组使人们很难再忽略生产空间的产生过程。资本流动、劳动力流动、技术扩散、国际分包链条、信息网络以及精益生产（just-in-time production）等都已经成为跨国性的过程，这些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不仅需要对时间进行重新建构，同时也需要迅速地对空间进行重新组织。

时间—空间的浓缩性是全球化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但这并不意味着空间的消弭（Hutton & Giddens，2000：3）。毋宁说，它意味着资本主义扩张和全球化生产在空间安排上的一个不连贯的、冲突的、流动的重构过程。在宏观的结构性理论中经常被忽略的一个比较微观但却更加深入的视野是：作为宏观领域的全球化经济与作为微观领域的地方政治、劳动力市场设置以及工厂关系等交汇而成的、由多重空间所构成的生产领域（Frenkel，2003）。那么，在这一领域中，生产空间的重构是如何对生产政治产生影响的？世界生产的跨国性重组又是如何通过勾连全球、国家以及地方等因素来生成劳动体制和工厂关系的新形态呢？

对跨国生产政治经济的空间性分析，凸现出全球资本的一个核心悖论。资本外流需要的是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生产的去地域化；但当资本进行全球化的时候，生产总是会发生在“某地”。这就意味着必须在特定空间里拥有安置劳动者的临时性设施（Harvey，1982：31）。于是，具体的雇主、管理者和劳动者为了“生产”这个目标而汇集到特定的空间里。这种跨国空间作为一个资本空间是高度抽象的，但是作为一个劳资双方的竞争场域，当它在特定的劳动过程中以“空间定位（spatial fixes）”（Harvey，1982：416）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时候，却是非常具体的、嵌入性的。可以说，全球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是同时嵌入于制度和地方实践之中的（Peck，1996：232；Frenkel，2003）。生产过程的地方化策略、对地方社会以及劳动控制的影响，都是全球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我们认为，在生产政治的分析中，“跨国劳动过程”的视野是非常必需的，即应该在具体的或者嵌入性的生产关系中对劳动关系进行分析。受到跨国资本流动、劳动力流动和工厂组织实践等三者影响的生产过程不仅与国家联系在一起，同时在结构和空间定位上也具有多层次、跨国性以及全球性的特征。

在全球化时代的中国，资本的流动（通常是跨国流动）与劳动力的流动（通常是国内的跨地区流动）经常联系在一起，并且总是嵌入在"生产空间"这个比较复杂的政治经济学范畴之中的。中国的产业劳动者们大多并非来自工厂所在地，而是来自地区之间流动的农民工，这些外来农民工们作为产业工人在工厂的停留是暂时性的，他们通常居住在工厂所提供的宿舍之中。因此，研究生产过程必须要研究劳动力的再生产，尤其是日常生活的再生产。

在本文中，我们将当代中国工厂大量使用外来农民工，并利用工厂宿舍对工人进行暂时性安置，以此来承担劳动力日常再生产的用工形态概念化为“宿舍劳动体制”（dormitory labour regime）。通过宿舍劳动体制，产品的生产空间与劳动力的日常再生产空间合二为一，工人与工厂被紧密地粘合在一起。宿舍劳动体制意味着以工厂为中心的劳动力日常生活的再生产，管理权力对工人生活的渗透，对工作日和劳动时间的随意延长及灵活控制。而在某种程度上，传统市场经济中的"劳动—生活居住"分离式的生产体制则不具备上述的“优势”。为了更加有效地使用劳动力，劳动力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被同时并入同一种劳动体制，宿舍劳动体制这种“劳动—生活居住（living-at-work）”一体化的生产形态被塑造出来。通过宿舍劳动体制，资本将生产的"空间范畴"整合到了它的运作逻辑之中（Storper & Walker，1989：157）。

以往也曾经有很多学者关注中国的工厂宿舍问题，但其研究重点往往集中在对宿舍生活状况以及生活条件的描述，例如环境恶劣、过于拥挤、缺乏隐私、存在安全隐患等。而我们认为，工厂宿舍的物质条件并不能充分解释宿舍作为一个生活空间在劳动—居住生活（生产—再生产）一体化生产形态中的角色，更进一步来说，工厂宿舍这一独特空间形态相对于新的国际劳动分工的意义（尤其是在劳动控制和劳动抗争方面）亦尚未被系统地分析过。因此，本文旨在从跨国劳动过程的角度出发，对当代中国宿舍劳动体制作为一种生产空间的政治经济学意义进行理论上的探索。我们将通过对工厂宿舍体制的历史性回顾和比较，梳理出这种宿舍劳动体制的一般性特征及其对当代中国新打工阶级的塑造，并尝试从国家与资本的双重运作逻辑中去理解跨国劳动过程中生产空间与日常再生产空间的重构和交织。

二、外来工与宿舍劳动体制

众所周知，中国正在逐渐成为全球最大的“世界工厂”，其充足的劳动力、原材料以及广阔的消费市场都已成为全球生产的最大资源。不断加速的全球化生产过程给中国带来了两个重要结果：一方面，全球化过程彻底改变了计划经济时代的产业结构和劳动力构成。以"铁饭碗"和"大锅饭"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主义用工制度发生了改变；私有化、合并以及破产等改制过程使中国的“单位”体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另一方面，私人、外资以及合资等类型的企业开始遍布中国沿海，并导致城市就业机会急剧增加。一个主要由农村劳动力构成的新劳工阶级——或者说打工阶级（Pun，2005：7-8）——正在不断发展壮大。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农村的去集体化改革导致了大量剩余劳动力的产生；同时，国家部分地放宽了户口限制，于是中国出现了一场史无前例的、从农村涌入城市打工的热潮。跨国企业（来自欧美、韩国、日本以及香港和台湾地区）及其分包生产厂在以出口加工为主的经济开发区雇用了上千万的农民工。2000年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表明，城市中来自农村的外来务工人员数量已经接近9千万。

随着大规模的农民工涌入工业城镇，由工厂提供宿舍供其栖身便成为全球生产企业的一个重要组织特征。具体来说，无论工厂的产业类型、所在地区或者资本性质如何，外来工们——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已婚还是未婚——大多都居住在工厂内或者工厂附近的宿舍之中。工厂宿舍大部分是楼房，通常可以容纳数百名工人居住。宿舍房间都是集体居住的，比较典型的是每间房住8—12个工人，位于每间房、每层楼或者每个单元的厕所和洗漱间都是公用的。宿舍里除了工人自己的床铺之外（通常挂着床帘），没有任何可以容纳个人隐私的空间，生活的空间都是集体共用的。这种工厂利用宿舍安置劳动力，并承担劳动力日常再生产的劳动体制并不是史无前例的，但是，相比于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几种主要的工厂宿舍形态，当代中国全球化过程中广泛出现的“宿舍劳动体制”与它们之间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图为某地的农民工宿舍。[图源：k.sin.com]

从历史上来看，在“工厂”这种专门的生产空间出现之前，劳动是以家庭成员的分工为基础的，产品的生产空间与劳动力日常再生产的空间相互重叠，并不存在实质上的分化。有些学者认为，工厂（专门化生产空间）的出现是出于容纳大型设备、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及加强劳动控制的需要（Marglin，1974）。无论生产空间专门化的合理性为何，19世纪晚期在西欧出现的工厂并未能将劳动空间与居住空间彻底分离开来。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初期，由于工厂地处偏远或者运作条件特殊，因此很多工厂主都为其雇员提供住宿。一般的看法认为，提供住宿可以确保在当地的劳动力市场中获得忠诚而稳定的劳动力供给，能使企业的长期利益得到保障。因此，这种工厂为雇员提供宿舍的做法被认为是西方家长制管理实践的一个伴生物（Ackers，1998）。在传统的家长制管理中，企业为雇员提供的住宿并非暂时性的，而是一项长期性的制度化设置。在18—19世纪的英国，很多羊毛厂、棉厂、矿山、钢铁厂以及铜厂等共同构成所谓的“工厂村”（factory village）（Pollard，1965：197），其中的大多数雇主都为雇员提供住宿。有些学者认为，这种雇佣方式有助于企业将潜在的罢工者或制造麻烦者驱逐出去，使工人受制于租金和管理的双重控制之下（Pollard，1965：198）。

对日本工业化所进行的一些研究表明，工厂提供宿舍是日本家族主义管理方式的一个组织特征，宿舍意味着“工厂即社区”（Hazama，1997：68-71）。但也有学者指出，工厂提供宿舍是为了能够短期地雇佣女性劳动者，使劳动力市场可以得到不断更新，因此可谓一种性别化的雇佣形态（Brinton，1993：141）。还有些日本学者认为宿舍是强迫雇佣的重要表现，雇主通过宿舍制度控制劳动者，劳动者几乎没有任何自由（Tsurumi，1990：108）。

中国近代一些工厂也曾出现过类似的历史实践。裴宜理曾经描述过上海一间丝厂通过采纳西方家长制管理方式而迅速发展起来的过程。她指出：“为了鼓励年轻的纺丝工人达到高水平的产出，公司发起生产竞赛，支付高工资，并且提供各项服务：宿舍、餐厅、诊所、图书馆、夜校、俱乐部以及运动队等等”（Perry，1993：183）。另外，韩启澜在对近代上海工厂的研究中发现，工厂通过提供宿舍既可以将工人的津贴最小化，又可以对工人生活进行严格控制。因此，宿舍被视为一种主要为外来女工提供住宿和“保护”的劳动管理制度（Honig，1986：105）。在计划经济时代，作为“全能机构”的国有企业也曾经普遍为其员工提供宿舍、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全面、长期的福利性设施和保障（李培林、张翼，2000；杨晓民、周翼虎，2000；Walder，1986）。

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1948年出生于上海。现任哈佛大学政治系讲座教授、哈佛燕京学社社长，美国中国政治和历史学者。其著作《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Shanghai on Strike: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获得1993年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链接可见往期推文：裴宜理 | 重访中国革命：以情感的方式）[图源：政见CNPolitics.org]

与此相比，现今的宿舍劳动体制更加具有规训的特征。中国向全球生产的开放始于1981年的深圳经济特区。在全球化的经济背景之下，采用宿舍劳动形态的工厂组织在工业开发区大规模出现。由于工厂大量使用从农村进入城市打工的农民工，工厂为工人提供宿舍已经成为雇主、当地政府和劳动者三方的一种共识。这些宿舍有的是从当地的有关部门租用，有的则是由工厂自建。可以说，在当代中国，宿舍劳动体制的实践看起来更像是全球化生产的系统性生成物，而不是一种伴生物。更确切地说，中国在全球化时代广泛实践的宿舍劳动体制既不是西方工业化早期的家长制模式，也不是日本的家族主义管理形态，更不是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单位”制度。其原因在于：在当代中国的工厂实践中，宿舍主要提供给那些短期雇佣的农民工，因此不具备长期居住的功能，并且排除了某个具体企业与某个具体工人个体之间关系延续的可能性。另外，宿舍劳动体制的实践与其产品特征、生产周期、地方特色或者雇主偏好等并无明显相关。企业为其雇员提供宿舍并不是为了建立一支对企业忠诚或者技术熟练的劳动力队伍，而是主要为了可以确保短期地、临时性地、大规模地对跨地区流动的廉价而年轻的外来工（特别是女性）加以使用，并将其工作日的劳动产出最大化。这种持续性的劳动力获得方式代表着一种新的生产模式——它的出现既是由于农村劳动力的特别过剩，同时也是由于中国经济与全球生产链条的接轨。

宿舍劳动体制具有其他生产体系（尤其是现代的灵活生产体制以及传统的福特主义生产方式）所难以比拟的生产条件。这一体制是可以将劳动力成本一直维持在较低水平的有效用工形态，并具有生产效能高的特点。通过宿舍劳动体制，即使在劳动力长期雇佣机制缺失的情况之下依然可以保证劳动力的充分供给。它与西方传统的劳动力市场的差异在于：工人的工资和劳动条件不会受到地方性规范、工会制度以及地方化实践（这些通常是与各个地区的具体社会条件相联系）等因素的限制，而这些因素实际上有助于提高工人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Storper & Walker，1989：157；Herod et al.，2003）。在宿舍劳动体制中，为工人提供宿舍的制度设计有助于保持新鲜劳动力更替的连续性，降低工人提高工资的需求，并且限制了工人集体组织在具体的生产空间中建立的可能性。宿舍劳动体制作为一种生产方式的空间政治意义正在于此：它促使工人聚集在一起，但却不会导致固定的工人组织的形成。因为大部分劳动者的正式身份是农民，具有高度流动性，其作为工人在城市工厂中的停留是短暂的。工人在空间的意义上是不稳定的，因此他们难以形成属于自己的社区、建立有效的组织和制度以及表达其自身的诉求（Harvey，2001：374）。

三、劳动、流动与空间

马克思曾经指出，劳动者的“自由（free）”具有双重涵义。一方面，作为一个自由的人，他可以将自己的劳动力变成商品；而另一方面，他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之外没有其他可以出卖的东西，并缺乏一切可以将其劳动力实现的生产资料（Marx，1965/1954：169-170）。换句话说，工人可以“自由地”出卖他或她的劳动力（不会受到政府、习俗或其他力量的限制），同时他她们也仅限于拥有将自己的劳动力变成商品的自由，由于他她不拥有其他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或者获得途径（土地、租金、福利以及家庭收入），因此只能够通过出卖劳动力来获得经济资源。

史密斯（Chris Smith）曾经从马克思对产业劳动的定义出发，提出了资本主义劳动力的“双重不确定性困境”。第一个不确定性来自劳动与劳动力之间的差别，这种不确定性反映出工人个体在如何处置自己的劳动力问题上的去中心化。如前文所述，工人既拥有选择的自由，同时除了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并缺乏一切可以将劳动力实现的生产资料，因此在处置自己的劳动力时首先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对象以及地点的选择。一方面，由于工人有权决定是否将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某一个组织，即工人拥有流动权力，而且这种分散在每个工人个体身上的流动权力具有不确定性，因此作为雇主一方的企业在计算工人是否会留在企业中的时候也就充满了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对于工人来说，在关于雇主企业是否会继续购买其劳动力的问题上也同样面临着不确定性。面临这种由于流动权力而产生的不确定性，资本和劳动都在试图制定各种策略或计划来减少各自的风险，为了确保各自的策略或计划成功，双方都倾向于动员集体或个人的各种资源来为其服务。第二个不确定性来自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强度以及劳动工资的变化。需要多大劳动强度才能换取足以维持基本劳动力再生产的某一特定工资水平?这个问题一直都是劳动过程理论中的首要问题，其讨论重点一直集中在如何进行劳动控制以及如何从劳动者身上获取剩余价值的策略上（Smith，2001；Thompson & Smith，2001）。另外，劳动者如何创造出劳动空间、正式或非正式的策略来降低劳动强度，并牵制管理者对其时间和身体的控制等也被广泛地进行了讨论。正是围绕以上两种不确定性的解决，形成了资本主义雇佣关系中劳动和管理体制、策略和技巧的基础。

新古典主义的经济理论认为，在资本主义领域，市场（或者说资本间的竞争与工人间的竞争）有助于为资本配置劳动力和为劳动力配置资本，即为雇主配置工人和为工人配置雇佣机会。另外，新古典主义的经济理论主张在市场的运作中尽量减少政治（国家）的干预。但是在实践中，劳动与资本双方都在尽量要求国家为它们扩展各自的"自由王国"（对劳动力流动权力的控制以及对资本流动权力的控制）。

与封建主义中的奴隶不同，工人不被雇主直接拥有。工人和雇主都在试图控制劳动交换过程中的流动权和投入权，这两种权力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充满张力（Smith，2001）。组织化的劳动和资本都要求国家通过相关法律对劳动时间、工资、劳动保护以及其他方面的内容进行规定（限制或者扩展），然后间接地影响双方对劳动投入的控制。相比之下，流动权则是一个具有较强政治意义的维度，雇主希望降低工人流动的不确定性，通过劳动合同来规定劳动期限，明确双方解除劳动关系的时间以及对劳动供给和流动的限制。正是由于存在流动的不确定性，因此导致企业中出现了曼所提出的“相互依赖”责任，即工人为了获得内部升迁机会而减少转工行为，而雇主则放弃继续在企业外部寻找替代性的劳动力资源，尽可能使用内部现存的劳动力（Mann，1973）。日本和韩国等国家的一些企业进行了广受好评的家长制管理实践，试图超越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强化劳动与资本的“相互依赖”责任。

近年来的全球化过程同时伴随着劳动的跨国流动（尤其是技术水平和教育程度较高的工人以及技术水平较低的边缘劳工）和跨地区流动（例如在欧盟国家内部的劳动力流动或者中国国内的农民工流动等），由于这一空间依然为国家和跨国性法律以及社会边界所限，因此工人的流动能力或者流动选择必然会受到种种限制，而且这些限制往往并非他们的个人意愿所能决定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市场的分割和竞争也给工人带来了更大的流动权力——即工人们出于自愿或者为了竞争优势而辞工和流动的能力。我们在本文中的关注是：劳动与资本在怎样的空间中集聚并共同构建出一种特殊的劳动体制，以解决史密斯所提出的“双重不确定性困境”？换句话说，”哪里”成为跨国劳动过程空间政治的焦点所在。工人将自己的劳动力出卖到“哪里”，这既是一个嵌于更加广阔的“地方—政治—经济”框架之中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与国家和地方如何形成劳动储备的制度性安排密不可分的问题。换句话说，当我们将全球化生产的空间特性、国家制度安排以及地方性实践等方面的因素引入对“哪里”这个问题的分析时，我们所看到的将是与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理论完全不同的一种宿舍劳动体制实践。

近年来，南欧国家的人才流失问题引起欧盟内部的广泛关注。大批南欧国家的专业人才奔赴德国、英国等劳动力市场需求大的其他欧盟国家，寻找就业机会。[图源：china.greekreporter.com]

四、宿舍劳动体制的政治经济学意义

中国由计划经济进入市场经济之后，市场力量、劳动契约、雇主的雇佣自由以及国家的劳动力配置自由等相继出现，但是由于对人口进行控制的户籍体系等传统制度遗留依然存在，因此资本对劳动力的使用与农民工的劳动、生活以及流动等都通过宿舍劳动体制被紧密地扣连在一个具体的生产空间之中。

从宏观层面来看，宿舍劳动体制的政治经济学意义在于它支撑着国家、雇主以及国际产品市场之间的联结，能够让一个流动的年轻打工群体为全球市场提供越来越成熟的劳动力。具体来说，在全球化的中国，农民工的流动同时处在国家政治和经济结构的双重作用之下：一方面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国家给予了农民工进入城市打工的流动自由；而另一方面出于城市秩序以及资本积累的政治需要，国家依然通过人口流动的政策法规限制着农民成为城市人的自由，农民工不能在城市中生根。农民工的高流动性使城市和资本可以获得一支永远可以保持年轻、廉价和新鲜的劳动力队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宿舍劳动体制是全球资本主义制度与总体性体制传统相互混合的产物。由于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居住资格是与其劳动雇佣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一旦劳动合同期满，他们就必须返回农村老家或者找寻下一份临时性工作。这种政治与经济运作逻辑的矛盾，塑造出农民工模糊的身份认同（Pun，2005），并使这个半工半农的群体走向工人阶级化的过程充满坎坷。

一方面，农民工具有进城打工的流动自由；另一方面，其成为城市人的机会则受到限制。[图源：urbanchina.org]

也正是因为如此，在中国大量的外资和私人企业的实践中，很难发现曼所提出的为了解决流动的不确定性而存在的“相互依赖”责任，相反，工厂中对待流动更为普遍的实践是，放宽（而不是减少）劳动替代，提高工人流动率和劳动力更换速度。另外在中国，农民工的流动往往不是通过已经制度化的正式劳动力市场，而是通过广泛存在的家族、亲属以及族群等非正式社会网络来进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工人们对雇主的选择并不是一个单纯由个人来决定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的或者结构的问题。农民工们通常会跟随他们的同乡，相继进入同一间工厂打工（Lee，1998；Pun，1999）。此外，到“哪里”打工（即打工地区）的问题，同样也受到上述各种非正式社会网络的影响（孙立平，2004；黄平主编，1997；王汉生等，1997；李培林，1996），并且劳动力通常会倾向于流入经济较发达地区。

从微观的层面看，宿舍劳动体制的政治经济学意义在于它导致了双重劳动异化过程的产生。一方面，宿舍劳动体制的劳动—生活居住一体化使得工人处于工厂的全面控制下，工人的劳动时间可以被任意而灵活地支配和延长，从而增加对劳动力剩余价值的获取，导致劳动生涯被浓缩。宿舍劳动体制与劳动力的高流动性是紧密相连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宿舍劳动体制中的劳动力是“灵活的”，但是却不同于强调提高劳动分工灵活性的劳动力形态。相反，工厂可能对生产过程进行大规模分解，以便适应劳动力的高流动性，这些无疑都加深了工人的劳动异化程度。同时，高流动率使得工人难以形成集体谈判的力量，有助于抑制工人提高工资的需求。由于缺乏以劳资双方合意为基础的劳动管理，对工人的控制以建立在罚款基础上的劳动纪律为主，管理往往带有某种强制性。制度性结构对流动空间的限制使企业在竞争中存在机会主义倾向，缺乏对工人进行培训的动力，倾向于使用扣留证件、拖欠工资等非法手段抑制工人的主动转工意愿和行为。

另一方面，工厂对劳动力的日常再生产实行统一控制（居住、食物、出行、社交以及休闲等全部在生产组织中获得）。劳动力日常再生产的成本被各个企业自行消化（企业总是倾向于控制和压低再生产的成本）。最重要的是，由于宿舍并非提供给家庭居住，因此劳动力的世代再生产无法从企业获益，其再生产成本依然要由农村社会（主要是其流出地的家庭）来承担。作为生产体制的一种典范，宿舍劳动体制管治着一群以女性、单身者、年轻人为主的外来工（Andors，1988；Lee，1998；Pun，1999）。他她们离开了家人（尤其是父母），告别了以往熟悉的生活习惯（家乡的食物、语言以及周围环境），聚集在工厂，并经历工厂的规训对其身体、意志以及行为所进行的同质化重塑（Pun，2005）。他们将不得不生活在一个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环境里，从而陷入陌生的人群、语言、生活方式以及消费方式的全面支配之中。

五、结论

综上所述，跨国劳动过程的系统性生成物——宿舍劳动体制，在微观而具体的特定生产空间中将资本与国家的运行逻辑重新整合，并将产品的生产空间与劳动力日常的再生产空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资本的经济逻辑在于通过控制劳动力的生产过程最大限度地获取剩余价值，即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劳动与劳动力之间的双重不确定性矛盾，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地进行资本积累；而国家的政治逻辑在于通过有效控制劳动者的流动来达成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目标而无需承担劳动力再生产的责任。原有的户籍制度与新的劳动力控制体系一起，建构出一种特殊的权力形态，一方面，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需要农村劳动人口进入城市的工厂打工，但另一方面城市却在制度结构上限制了工人阶级化过程的出现，导致他们无法在城市中扎根并形成工人阶级的生活社区。因此，宿舍劳动体制使资本对劳动力日常再生产的全面控制成为可能，这一控制过程最终将促使劳动者最大限度地服务于生产过程。

与国内外近代工业史上的各种生产体制相比，宿舍劳动体制更加具有支配性、普遍性，一方面可以最大限度地压低劳动力的生产成本和日常再生产成本，灵活地对劳动者的劳动时间进行操控和利用，另一方面也加深了工人的劳动异化程度。可以说，宿舍劳动体制塑造出了中国新打工阶级的一系列重要特征：他们往往是跨地区流动的农民工，半工半农的模糊身份决定了他们在城市中的停留是暂时性的、过渡性的。

作为一种崭新的社会空间形态，宿舍劳动体制随着全球化生产的去地域化而出现，它将高度抽象的资本空间和特定具体的生产空间联系在一起。它既是一种新型的劳动管理方式，同时也为劳动团结、抗争以及新型劳动关系的出现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在宿舍劳动体制中，跨国劳动过程中的劳动控制与反抗的辩证关系亦将充分表现出来，资本与劳动双方都会有意识地通过对这个空间的控制来强化各自的权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宿舍空间是非常具体的、嵌入性的。宿舍劳动体制这一独特生产空间形态在跨国劳动过程中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意义亟待更加深入而系统的研究。

*本文选自《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4期。为了排版与阅读便利，本文删去了原文的注释及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图为深圳宝安工业区的工厂宿舍图景。[图源：cn.dreamstime.com]

〇编辑：多肉〇排版：悦怿

〇审核：二氧化龟/叉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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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策划人：小峰（厦门大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