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文斯、鲁施迈耶、斯考克波 | 迈向更充分了解国家的大道

Peter Evans etc. 社會學會社

彼得·埃文斯（Peter B. Evans, 左图），沃森学院高级研究员，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社会学名誉教授。他是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的董事会成员，也是曼彻斯特大学政策发展与管理研究所的有效国家与包容性发展研究中心联盟的顾问小组成员。[图源：UC Berkeley Sociology]

迪特里希·鲁施迈耶（Dietrich Rueschemeyer, 中图），他是布朗发展比较研究中心的创始人之一，该中心并入了沃森研究所。从1997年到2002年，其领导了该研究所的政治经济与发展计划。[图源：Watson Institution - Brown University]

西达·斯考克波（Theda Skocpol, 1947.5.4 - , 右图）美国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哈佛大学教授。斯考切波最为人所知的是她所倡导的历史-制度和比较方法，以及她的“国家自主理论”（state autonomy theory）。代表作品有《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现代世界中的革命》《保护士兵与母亲》等。[图源：thecrimson.com]

研究前沿：社会知识与国家干预

当我们总结出本书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时有关未来国家与社会结构研究的方法论和研究内容的指引也就呼之欲出了。我们将在本节和下一节继续探讨这些问题。但我们不会在前面已经详谈的主题方面再多费笔墨，我们想多谈谈今后的研究方向问题，这一点目前只在本书的某些篇章和绪论的文献回顾中有所提及。在本节中，我们将探讨一下关于社会知识与国家干预的理念；而在下一节，我们将大致提一提有关国家结构的比较研究之类的可能的方向。

国家的行动创造了对政府干预试图影响的社会过程与结构的知识性需求。早期的现代社会科学很大部分都是对国家的知识需要做出回应；从以下一些词语的构词形式中我们便可感知这一特点：如“统计学”（statistics）、“警察学”（police science）和“国家学说”（Staatswissenscraft）等。事实上，社会研究从很大程度上的规范性和哲学的分析法，转向一种基于事实知识的方法，很可能是现代国家崛起时最重要的知性相关产物。随着现代“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的出现，各志愿团体得以提出关乎自身集体利益的措施建议，也激励了人们努力搜寻各种社会问题的信息。这些信息一经散布，会转而引起对新的国家干预的需求，而这些干预又需要更多的社会知识来支持。无论是发达资本主义还是国家社会主义，随着国家与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的相互渗透，对通用性理论知识和有关特定社会与经济条件的信息等的需求，已然有了戏剧性的增长。

然而，国家“矗立在尘世之中，因而一样逃不脱反复无常、机缘凑巧乃至谬误百出的命运”，这是黑格尔的话，他的名字却常与全知全能的国家这一理想化概念相关联。国家行动的知识基础，以及国家本身对社会知识的发展和应用产生影响的过程，的确是极度重要的研究问题。这里收录的部分论文已经提示了一些可以追求的重要分析视角。因此，鲁施迈耶和埃文斯提醒我们国家很可能只支配着部分的或不完全的知识（信息）。注意到这种可能性，我们或许能够提炼出一个有关国家制定并实施干预政策的能力的更真实的模型。莱丁则就国家行动如何塑造有关社会本质的基本文化认知方面提出了令人着迷的看法。韦尔和斯考克波则阐明了，瑞典、英国和美国的经济学家在各自政府的战略性政策决策核心中的不同参与程度，直接影响到各国经济学家思想的发展和应用。

图为在Volvo工厂内工作的瑞典女性。瑞典1940年代为了打造人民之家（Folkhemmet）的社会政治理念，需要高稅收來維持社福制度，从这时起工作不再只是权力，也成了全民的义务。女性为了配合“一个都不能少”的劳动政策而被鼓励走出家庭，进入就业市场。[图源：Volvo]

展望未来，本文所提出的诸多实质性议题，尽管考虑尚不成熟，但很可能衍生出两条迥异但同样前景远大的比较研究的路径来。第一条路径，在埃文斯有关跨国联系的文章中有一处注释，突显了那些能够帮助锻炼第三世界国家与跨国采掘业企业进行谈判的能力的规范和专业知识的跨国扩散的重要性。该思想指向一个重要的现实：对当代第三世界国家或发达国家来讲，政策相关性知识的扩散，在塑造国家不同行动的能力上一直扮演着关键角色。因此，直接对第三世界国家和发达国家中的政策相关性经济知识的跨国扩散过程进行探索，或许能产生出一系列丰富的研究成果来。综观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的整个历史发展进程，有关国家如何（以及应该如何）影响国内的经济生活和跨国经济过程的理论学说和实践模型的发展和宣传，从来就不曾断缺。相关的理念和制度安排是怎么与特定的民族国家的行为联系到一起的呢？它们又是怎样扩散到其他民族国家中去的？这种联系与扩散又会对国家结构、国家能力和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

对上述基本问题的深入研究能够给予我们很大的启发，它将告诉我们，拥有不同结构和国际地位的民族国家连同与本国政策制定过程相关的知识分子与社会集团，是如何创造、移用或修订那些在多个国家引起反响的经济学说及其相关的制度实践的（例如计划部门或统计能力或用来与跨国公司打交道的价值规范的建立）。我们可能希望对某种经济学说和特定种类的国家结构与国家能力二者之间的“配套性”或其不足有更多的了解。我们也应该更多地掌握经济思想与实践方法赖以进行传播与修正的政治和社会网络的性质。或许最重要的是，当我们在勘察理论、模型或制度形式在不同国家间的传播过程时，发现这一过程在不同国家产生了不同的国家行为或经济思想时，我们更需要的是领悟出这一充满矛盾的结果的真正含义。譬如，某个外来的理论先是被某个国家所热情采用，后来又被认为是为其外国祖宗（foreign progenitors）的利益服务的，进而激发该国自己提出一种相抗衡的理论来，就像拉丁美洲对自由贸易教条的受纳，以及“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学派”（ECLA school）后来的反应那样。

有关社会知识和国家干预的第二条未来研究之可能路径，源自韦尔和斯考克波的文章，她们讨论了瑞典、英国和美国经济学家与各自政府对经济大萧条的反应之间的联系。在每一个国家中都将经济学作为一种职业进行分析，可能让韦尔和斯考克波过多地偏离了文章的核心问题——即探讨在一种特殊的经济与政治背景下采用凯恩斯主义政策的可能性。尽管如此，她们的论文强调对国家和社会结构之关系的比较研究的重要性，目前重视这一关系的研究还比较罕见，特别是大部分研究阶级或利益集团的比较政治社会学家，仍然将国家视为纯粹的（阶级）行动工具。要对国家进行社会经济干预的能力有充分的了解，要求我们更好地理解国家与“知识承载行业”（knowledge-bearing）——特别是现代社会科学专业——之间的关系的历史演变。

当代社会科学与公共政策领域的文献喜欢问一些不顾历史渊源的问题，它们对社会科学与政治的相互关系想当然地持有一种乐观主义进步观：社会科学家是否为自己的研究事业争取到了足够的资源？她们从何处争取资源？公共政策制定者或普遍关注政治的公众，是否得到了最佳的、最新的、理论强大而技术恰当的研究成果？他们又是否愿意且有能力把这“信息”付诸行动？如果情况不是这样，我们又能从组织理论或政治社会学中找到什么样的解释来说明这种“非理性的”妨碍所在？

我们所需要的，是必须超越于对知识利用的非历史性分析路径，避免得出社会科学与现代国家共同演化之类的宏大论述。要获得新的启示和洞察，最有可能的途径就是，对国家结构与行为如何影响社会科学自身的学术发展、协会组织及其政策应用的过程进行历史的和比较的深入调查。对三到六个自由主义工业国进行历史比较研究，就有可能发现政府及其行为如何深刻地影响了社会科学活动的出现和社会组织、它的学科建设以及学术倾向。然后反过来，对福利国家政策制定的特定领域进行深入挖掘，就能从中揭示社会科学的不同组织与学术倾向又是怎样地影响政府为经济和社会福利目的而进行干预的整体形式和具体内容。

从以上关于未来的研究方向的简单举例中可以看出，在社会知识与国家干预的相互关系这一宏大范畴中还有很多的关键问题有待探索——尤其是有关实际的政策发展问题，不仅要在国家自身的组织结构背景中进行考察，还要考虑政策发展与一国社会内部及国家间的政策相关性思想与信息的生成与流动的相互关系。我们需要对国家如何使用社会知识处理特定的政策难题的路径进行比较研究。这样的研究应该留意国家机构与知识的生产和传播组织或团体（个人）之间的互动关系，还应该探索国家官员与所有声称掌握信息和社会理论，并以此与国家行为进行政治斗争的社会集团之间的相互关系。通过这样的研究以及前面简单勾画的研究案例，我们必然能获得很多关于政策相关性知识的社会学知识，而且在这一过程当中，我们对国家的整体理解还将得到显著的改善。

研究前沿：国家的形成与重组

只要回顾一下本书文章提及有关国家在政策制定和社会转变中的角色之种种不得不说的因素，读者定然会惊讶于要想更充分地了解国家自身的不同结构，我们竟然还有如此之多的东西需要知道。虽然“强”与“弱”这种粗线条的国家分类模式已被废弃，但我们还需要寻找能够更好地对国家结构进行组织分类的方法。如果能找到这样一种有效的划分方法，对国家能力以及国家对经济转型和政治冲突的影响的比较研究就将变得更加容易。

我们显然需要调查国家结构的内在复杂性，而不是极端地把国家视为各个相互竞争的机构的一种互不相关的集合。通过对正式的官僚机制中的预算、法律和意识形态的过程的探索，我们或能发现国家实现自身种种行动的整体协调的不同路径和程度。比较分析还有可能揭露国家结构内部的系统性断层（fault lines）很有可能，一国政府中成立时间较长、较老的部门，特别是那些从传统的战争政权建立初期便已存在，并主要负责维持治安和从国内人口身上榨取资源的部门，在组织结构和运行程序上都有别于该国在19世纪末才建立的部门；这些较新部门负责处理随着国家对社会经济的干预范围的扩张而兴起（进而鼓励这种扩张）的社会集团日益增多的需求。再者，不论是历史较长或较新的民族国家，政府内部涉足跨国环境的机构与纯粹负责国内事务的部门之间，也可能同样存在系统性差异。此外，各种半独立的“准国营”实体，譬如国有企业，也可能值得我们进行详细地分析和比较。这些组织通常享有法律地位，却不在例常的行政部门管辖权限之下；在实践当中它们或者可能嵌于市场当中，或者与某个政党及分肥制度紧密相联。

虽然上述可能性可以用抽象的概念来进一步解释，但是还存在一个难题：什么样的实证研究可以使我们对国家结构的理解更加深刻，同时又让我们抓住重要的实质性问题？就我们编者自身的观察来说，对国家机器的建成或重构这样的重要的分水岭时期进行历史比较研究，是大有可为的思路。为阐明这种可能性，我们会简单地讨论三个例子：对国家机器进行深思熟虑的改革和重组的事件；对伴随着重大战争和战后重建的国家机器的重组的考察；以及对20世纪新型民族国家的形成的研究。每个范畴的问题在本书不同章节中已有所出现，但它们还不是书中文章的核心焦点。

首先，我们需要做更多的比较研究来探查，既有的国家结构特别是行政和财政制度——在什么时候以及以什么样的方式会被重组，这种重组会对政策制定能力和国家组织与行为者跟社会集团之间的既定关系模式产生什么影响。我们尤其值得研究在已然稳固建立的国家结构内部所进行的审慎的改革或重组事件，不仅要关注这些事件当中的特定国家在实现事先声明的目标上的成功（这种情形可能为数不多），还要重视其失败和非预期的后果。对这类事件尤其是在西欧、北美和拉丁美洲这些成立已久的国家当中的比较历史研究，将帮助我们清楚地揭示那些将复杂的现代国家内部的各个部分编织起来，或是将部分国家机构与国家的正式行政权威之外的国内外网络联结起来的结构性和运行性的纽带。由于这些纽带通常对政府官员与社会成员本身来说都是“看不见的”，因此对重组历程进行宏观角度的研究，能够让分析人员发掘出国家的重要结构特征，而这些特征一般不能透过对政府官员的访谈或研读官员著作等研究手段发现。

其次，无论在民族国家层面还是跨国地缘背景之中都有一类特殊的“重组事件”值得我们进行研究。考察在重大战争完结之时出现的国家重组，特别能启发人们理解有关国家结构的诸多基本问题。军队复员和战时财政措施与经济管制的取消是如何进行的？它们对国家能力和政治分化又会造成什么样的深远影响？国际军事力量均势的变化与随之而来的新的联盟，以及强制力和经济资源的国际流动，如何影响各个国家的国内相关局势？这些问题显然可以通过对某场特定的战争中所涉及的各个国家进行跨国比较而得到解答。此外，这些问题还可以通过对国际历史中的不同分水岭时期的研究得到解决，这些重要的转折点包括拿破仑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等历次大战的战后时期；通过合适的程序与方法，对这些转折点时期进行相互比较，便很有可能找到上述问题的答案。

图为《在柏林的拿破仑》。该图绘制了在耶拿会战击败普鲁士军队后，法军于1806年10月27日进入柏林的场景。[图源：Wikipedia]

最后，研究20世纪民族国家的形成，将拓宽我们对不同国家结构的跨文化理解，并在早期的比较政治学之重要成果上进一步深入。由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协会比较政治委员会（SSRC’s Committee on Comparative Politics）资助、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系列文集中的倒数第二本著作，就是由查尔斯·梯利编辑的《西欧民族国家的形成》这本深有影响的著作开启了关于国家建设的历史导向分析的新天地。正如梯利在这本早期著作及本书的文章中清楚表述的，欧洲现代国家最初赖以出现以及在许多时候接受宪政结构的社会结构、经济、文化以及地缘政治等背景环境，与后殖民国家和其他新兴民族国家在当代所遭遇的处境截然不同。在实力相当且竞争激烈的国家缔造者之间的战争，（还）没有在当代第三世界中发挥巨大作用。对（当代第三世界）这些可能的国家缔造者来说，血缘关系与地方共同体结构代表着截然不同的困难和机会。很多当代的国家缔造者已经能够从与世界经济的连结当中获取到比通过向农民和地主征税所获得的收入更大的份额。而且，行政组织模式、经济规划、公共教育，以及一个完善的“现代”国家所应该具有的其他特征在国际间的传播，已经明显地影响到了国家的建设，在“新的”后殖民国家与国家社会主义政权中更显突出。

在过去的十年，从有关第三世界和东欧等地区丰富的地区研究文献中，涌现出了大量关于国家与政治系统问题的新的发现和论点。因此很有可能，只要把这些充分考虑到历史和文化因素的地区研究成果，结合那些对影响到20世纪这些国家的世界意识形态国际经济，以及地缘政治等环境因素的分析，或有可能发现许多关于当代民族国家的独特结构与能力（或缺乏能力）的新的结论。1975年版《西欧民族国家的形成》一书正式开启了关于民族国家形成的研究议题，现在是时候可以把现有这些有关世界不同地区的研究成果集合起来，用前述研究方法进一步拓宽对民族国家形成议题的研究。这一研究的总的目标是，通过将最近形成的民族国家逐一进行相互对比，并且将之与早期时代形成的民族国家相对比，寻找出各种不同的地缘政治、社会结构、文化以及经济的背景等因素，如何从根本上影响这些新兴民族国家的核心的行政与财政组织。我们还应当留意某些类别的政府机构，正是通过这些机构，这些国家获得了在某种程度上讲追求不同公共政策的能力。很显然，这种研究最终能够和对当代第三世界国家在促进工业化与其他社会经济转型的角色的比较分析很好地联系起来。

关于分析与结论的几点总结性思考

本书的目标是进一步推动近来社会科学界对国家研究兴趣的高峰。我们的基本立场是，总的来说，采用较宏观的理论角度来研究国家将不会取得什么成果。相反，各个不同学科的学者必须利用当前广泛而丰富的比较研究之成果，才能对处于不同社会结构和跨国环境中的国家（复数）的结构和行为，更好地进行概念化，得出新的假设。当然，书中各章所体现出的以及本篇结论所主要谈论的沿这一路径进行研究的各种可能性，都还存在非常多的理论和方法论上的不足。试图预期所有可能出现的困难，既不可能又非常武断，还会引起不必要的沮丧。但是，有一种元理论性的考虑事关根本，我们不得不再进一步讨论，这也正好为本书提供了一个合适的结尾。

有关现代国家的出现及其控制的理性化扩张问题，学术界一直在不断地进行分析、批判以及提出解决方案。然而，到目前为止，批判与解决提议已然倾向于遮蔽和限制分析。有关政府应该或不应该做什么的宣告，时常主导了关于国家性质的学术辩论。直到19世纪末，对国家作为资本主义秩序和个人自由的忠仆的理解方式在赫伯特·斯宾塞与卡尔·马克思（尽管两人的论证方式截然相反）那里达到高潮，两人都认为强制性控制以及他们当时所理解的国家形态终将消亡。不无讽刺的是，在大体相同的时间，脱胎于德国历史经济学和自称为“国家治理学”的更强调国家中心主义的社会科学的阿道夫·瓦格纳，却提出了政府活动不断增长的法则，透过瓦格纳的经验总结，我们能够清楚地听到黑格尔关于政府作为“普遍利益”（universal interests）和公共福祉的守护者的规范性国家观的共鸣。

阿道夫·瓦格纳（Adolf Wagner, 1835-1917），是德国著名的财税学家、经济学家，社会政策学派财政学的集大成者和资产阶级近代财政学的创造者。[图源：Wikipedia]

进入20世纪之后，我们见证了在我们之前四代的人们做梦也不能想象到的发展。两场恐怖的世界大战，还有大量试图通过国家发起的全民动员和镇压来实现对社会生活的极权统治的转型尝试，成为国家力量最为极端的体现。就连现代福利体系和公共经济中出现的威胁程度较低的、国家对经济和社会关系的渗透，也已超乎瓦格纳的想象。在各个资本主义国家，这种国家渗透已然吸收了其国内全部生产三分之一到超过一半的产值。

这些变化已经修正了早期的国家观，但也没有完全地颠覆，而是彻底地融入到规范与事实的二元矛盾（prescriptive antinomies）之中。尽管认为国家正在消亡的观念现如今只是一种仪式性的声明或乌托邦式的幻想，然而，对一个超大权力国家的恐惧——“1984年式”的反乌托邦式想象——促使人们不断提出关于良治社会的新的模型，以求尽可能地限制和约束国家的行为。当代福利国家的终结”（end of the welfare state）的理论（以更微妙的方式得出的也是类似的结论；这些结论认为，国家无法独立于那些总是能够从缩减公共福利活动中捞取好处的强势社会和经济利益集团。与此同时，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中，强大的民众需求和社会紧急事态的压力则要求政府不断扩张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干预。很多次，主流经济学家几乎千篇一律地警告说，要警惕这种国家干预因为它必然地会带来低效率和结果扭曲；然而，第一和第三世界、更不用说第二世界的政府无一例外地与上述建议背道而驰——这种现象绝非偶然的荒谬之举。它不过是规范与事实之间的二元悖论和分析与解决方案之间的相互矛盾，在整个现代国家的历史进程中的持续彰显。

我们认为，无论是对国家的分析和理解，还是对批判和解决方案进行更细致的区分，都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现在要做的，是必须发展出对国家行为与能力的前因后果的更好的理解，而再也不能动不动就认定国家应该做什么或不应该做什么举例来说，如果社会科学家能够对市场运行、企业控制结构，以及国家行为与经济过程之间的相关关系等的前提条件和相互关系有更全面的掌握，他们就不会再受现代经济理论中的很多规范性与政治性假设的禁锢。

然而，学术倾向上的分殊，并不是说只要抛弃某种传统张力中的任何一方就能解决的。规范性反思要想继续存在，那它就不能再武断地拆分分析和理解。事实上，若能突破旧有的意识形态的硬壳，并进一步完善对国家能或不能有效地做什么的分析，批判性反思的研究也将受益匪浅。当然，批判性的反思无论如何都不应该被抛弃。

人们有充分理由认为，要想避免对国家不断扩张的干预行为产生误解，更好的分析工具不是仪式化地重申“管治最少的就是管治最好的”（ he governs best who governs least）这样的信条，而是对不同情景下的政府行动的原因和结果进行细致的分析。同时，我们还必须接受，那些主攻政府研究的学者有责任对国家为政策问题提供的“解决方案”的有效性给予冷静的审视。无论是国家提供“集体性灾难”（collective disasters）的案例，还是国家提供“集体福利”（collective goods）的事件，我们都必须同等地细致分析。不管是社会集团或阶级成功驯服寄生性政府机构的事例，还是自主性国家超越狭隘利益观念促进社会福利的行为表现，我们都必须同等地深入探究。

总之，提倡把国家找回来并赋予其在社会科学的分析议程和研究路径之中更核心的地位的研究者们，必须保持警惕，以免对国家的自由主义批判与对国家能力的理论性轻视之间的旧的串联卷土重来。对国家行为的研究既不应该美化国家的力量，也不要高估其功效。要想改善我们对国家与其他社会结构之间的相关关系的分析，既不需要化身纯粹的“国家主义者”（ statist），也不需要立即在那场接续已久又无可避免的关于我们这些现代世界的公民希望我们的政府做什么或不要做什么的持续辩论当中选定一个阵脚。

*本文选自埃文斯、鲁施迈耶、斯考克波编著《找回国家》，方力维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为了排版与阅读便利，本文删去了原文的注释及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封面图为1917年4月6日，美国总统威尔逊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国会宣布与德国断交的情景。[图源：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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