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曼 | 国家的自主权：起源、机制与结果

迈克尔·曼（Michael Mann，1942-）是当代世界最有影响力的社会学家之一。他出生于英国，1971年从牛津大学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之后在英国大学任教，1987年开始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任教。曼的研究领域是理论社会学和历史社会学，在近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中，他发表了多本著作和许多论文，其中最重要的是四卷本的《社会权力的来源》。[图源：soc.ucla.edu/faculty/michael-mann]

本章试图具体阐述国家所拥有的独立于市民社会中的主要权力集团的自主权（autonomous power）问题，包括这种自主权的起源、机制和结果。我这里所提出的是一种概括性的结论，然而，这些结论却基于一个庞大的、正在进行的关于人类社会中权力发展的实证研究项目。现在，我对农业社会的概括更为大胆一些，对工业社会的概括则会谨慎一些。我定义了国家，并探寻这一概念的内涵。我讨论了国家定义当中的两个主要部分，即集权性（centrality）和领土性（territoriality）。这两个部分对应于两种类型的国家权力，即专制权力（despotic power）与基础权力（infrastructural power）。在我看来，由专制权力和基础权力所形成的国家自主性，主要体现在国家能够提供一种以领土性集权形式的组织（territorially centralized form of organization）的独特能力上。

如今已没有必要再去批评这样一种观点，即大多数一般的国家理论由于都是还原论的，因此都是错误的。这些理论都把国家还原为市民社会的既定结构。这种批评对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和功能主义传统的国家理论而言显然是正确的。所有这些理论都把国家主要看作是一个阶级斗争、利益集团和个人表达制度化的场所或者领域，在功能主义理论中则是在其中表达和实现公共意志（a General Will，或用更现代的术语来说，核心价值或规范共识）。这些理论尽管彼此存在着诸多分歧，但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否认国家拥有非同小可的自主权。尽管已经有对还原论的有力批评，加上晚近马克思主义者所经常使用的“相对自主性”（relative autonomy）的术语也隐含了对自身的批评，令人惊奇的是，有关国家自主性的分析依然很缺乏。

主要障碍之一在于有关国家自主性冋题的分析本身具有政治性。赞同国家自主性的主要替代理论似乎都与某种令人厌恶的政治之间存在若关联。我所说的是军国主义的国家理论传统，这一传统主要体现在20世纪初德国理论家的著作中，如巩普洛维奇（Gumplowicz），拉岑霍费尔（Ranzenhofer）和施密特（Schmitt）等。他们把国家看作是一种物质力量和社会前进的动力。因此，军国主义理论认为国家的地位高于那些由还原主义理论所区分的经济和意识形态结构。但是，军国主义国家理论的科学价值很快就被其政治同盟——社会达尔文主义、种族主义、国家权力崇拜以及后来的法西斯主义——所淹没。作为（极具讽刺意味的）结果，军国主义理论最后在战场上被（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和（自由民主的和功能主义的）西方盟国的联合力量所打败。后来我们尽管很少能够直接听到军国主义的国家理论，但却仍然能够感受到其间接的影响，尤其是最近韦伯、欣茨（Hintze）、罗斯托（Rüstow）和无政府主义者奥本海默（Oppenheimer）等“善良徳国人”的著作的影响。他们在某种程度上都受德国军国主义传统的影响，并且其所有重要著作现在已经被翻译成英语。

我并不主张回到这种军国主义的国家理论传统是一种可取的选择，哪怕是考虑到它科学的一面。因为如果我们进行更详细的考察，这种军国主义国家理论本质上也是还原主义的。在这种理论中，国家仍然什么也不是，它仅仅是社会中某种物质力量的具体体现。国家不是一个解决国内经济/意识形态问题的场所，而是一个在国内进行动员而在国内和国外——主要是国外——加以使用的军事力量。

这两种类型的国家理论各有其价值，但同时也有局限。但是，如果我们把它们加以整合，那将会形成一种什么样的理论呢？这种新的理论在本质上将会是一种存在着两个维度的二元国家理论：国内经济/意识形态之维和国际军事之维。在当前由马克思化的韦伯主义（Marxified Weberianism）所主导的比较社会学思潮中，对国内的分析可能会集中在阶级关系。由于国家将对两种类型的压力和利益集团做出反应，所以将形成某种“空间”。在这一空间中，国家精英能够操控社会中的阶级来对抗主战派（war factions）以及其他国家。因此，国家精英将会圈定一个属于他们的领域，并由此而获得某种程度的自主权。把这两个方面结合在一起，将会得到一个关于国家自主权的基本解释。

这正是现在最完善的国家理论研究所获得的最新进展。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的杰出著作《国家与社会革命》就是其中的代表。她对马克思、韦伯的思想兼收并蓄，同时对奥托·欣茨有关国家组织决定性因素的二维观兴趣有加，这种二维观体现在：“第一，社会阶级结构，第二，国家的外部秩序——即各个国家彼此的相对地位以及它们在世界中的总体位置。”她还从军事关系的角度对后者进行了拓展。这两组“基本任务”主要由行政、警察和军事组织构成的一整套系统来承担，以行政当局——它从社会中汲取资源——为首或多或少地履行协调的功能。这些资源支持型（resource-supported）的行政和强制组织是“国家权力的基础本身”。由此，这种权力有一定的自主权可以抵制统治阶级、国内主战派或者和平派以及其他国家。查尔斯·蒂利的晚近著作隐含了类似的研究思路，安东尼·吉登斯也从类似的脉络提出其论点。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 Theda Skocpo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我现在不打算完全放弃国家的“二维”模型——因为我也以这种模型为基础对英国1130-1815年间的财政进行过详细分析。上面提到的所有研究都超越了还原主义。我们可以进一步拓展他们的理论洞见，并且进入到国家自主性的核心部分——它的性质、程度和结果。但是，要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必须与还原论彻底地决裂，这种决裂在某种意义上看似乎独特和自相矛盾。我在本章中将提出，国家基本上仅仅是一个领域、一个场所，而这正是国家自主性的来源。

一、界定国家

国家无疑是一个混乱的概念。主要的问题是大多数定义都从两个层面进行分析：制度和功能。换言之，国家可以从制度层面看起来像什么而加以定义，或者从它能够做什么，即功能层面来加以定义。主流的国家定义是由韦伯首先提出来的，是两个层面的混合体，但主要关注的是制度层面。在这个定义中，国家主要包括四个因素，即：

（1）国家是一套分化（differentiated）的制度和人事；体现在

（2）集权性，即政治关系由中心向外辐射，其控制范围涉及

（3）领土上明确划界的区域。国家在这个区域内可以

（4）通过垄断有形的暴力手段，来垄断制定具有强制约束力的规则。

除了最后一项容易把国家等同于军事力量（见下文）外，我将使用这个定义。它仍然是一个混合定义。它包括一个处于支配地位的制度性因素：国家可以被看作是由其各分支机构所形成的集中场所。然而它也包括一个“功能性”因素：国家的功能本质上是垄断制定具有约束力的政策。不过，我的兴趣主要在于那些通常被称作“国家”的集权化机构和机构当中那些处于较高层的通常被称作“国家精英”的权力。于是，我们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国家和国家精英掌握的权力的性质是什么？在回答这一问题时，我将把国家精英与位于国家之外的“市民社会”的权力集团进行对比。为了与我的研究中所主张的权力模型相一致，我将这些权力集团分为三类：意识形态的、经济的和军事的集团。由此形成的问题是，与意识形态运动、经济领域中的阶级和军事精英权力相区别的国家精英的权力究竟是什么？

二、国家权力的双重含义

当我们说“国家权力”时究竟指什么？当我们开始思考国家权力这个众所周知的概念时会发现，当我们在说国家及其精英拥有很大的权力时，其实包含两种完全不同的含义，必须加以区分：第一种含义涉及我们可以称之为国家精英的专制权力，即这些精英被授权无需遵守例行程序，无需与市民社会中的各个集团逬行制度化协商谈判就可采取行动。这种权力的历史差异是如此巨大，以致于我们可以不用费心去思考应当如何来衡量它们。在历史上许多国家的专制权力几乎都是没有限制的。中国皇帝作为天子“拥有”整个中国，可以在他的统治区域内对个人或群体为所欲为。罗马帝国皇帝作为一个地位稍低一级的神，对在名义上由元老院控制的事务之外的领域也同样掌握着不受限制的权力。现代早期欧洲的一些君主也声称他们的绝对权力来自神授（虽然他们自身并不神圣）。现代苏联国家/政党精英作为人民群众利益的“受托人”，也拥有相当大的专制权力（虽然有时严格地说是违背宪法的）。当这些“红色女王”（Red Queens）突发奇想地叫喊着“砍掉他的脑袋”并能够立即毫无障碍地付诸实施的时候——只要这个人能够被抓住，我们就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这种专制权力所包含的巨大力量。专制权力在学术文献中的意思常常等同于“权力的自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