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纳尔多·蒙克 | 新瓶装旧酒：全球化、劳动与不稳定的无产者

新的工人阶级在全球资本积累和扩张的背景下孕育而生，甚至在非资本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国家中，工人阶级也正在受到全球资本实质性的吸纳，进而加入资本主义发展的洪流。同时，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之后，全球范围内大部分工作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陡然加剧。一些学者认为，“不稳定的无产者”（precariat）作为一个新的社会主体正在崛起，他们就像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城市难民一样，逐渐形成盖伊·斯坦丁（Guy Standing）所说的“危险的阶级”（dangerous class，Standing，2011）。“危险的阶级”一词从“全球北方”的学术视角出发，强调了富有保障性的工作已经不复存在和稳定的劳动力逐渐转变为临时雇佣劳动力的必然趋势。但从“全球南方”的视角岀发，劳动力的不稳定性早已是不争的事实，那么“危险的阶级”对“全球南方”而言，是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呢？

近年来，主流媒体开始关注“不稳定的无产者”的存在，它们的报道无疑会增加世界范围内的劳工问题的可见性，使他们在全球化过程中所受到的影响渐为人所知。不过，学界对此概念和指称的准确性和适用性依然存疑，有的学者认为它是在用“新瓶装旧酒”（Breman，2013；Palmer，2014），而《国际劳动》（Global Labour Journal）甚至以特辑的形式对此展开了讨论。

当“不稳定的无产者”在几年前走入大众视野之际［尤其是2011年斯坦丁的新著《不稳定的无产者：新危险阶级》（The Precariat：The New Dangerous Class）的出版］，一些观察者可能会误认为这是社会学的新现象。但是，如果我们对20世纪80年代“劳动与全球化”论争有些许的了解，就会发现，“不稳定的无产者”的概念有着漫长的系谱发展史。系谱学的分析并不仅仅提供一种历史的观点；相反，福柯对于系谱概念的运用强调了其复杂而又日常的起源，而非一系列渐进的、理论体系式的发展：系谱更依赖于历史情境的转变，而非宏大而简单的理性趋势。对于“不稳定的无产者”政治系谱的阐释有赖于对它与以往诸多概念之间关系的解读，包括边缘性（marginality）、非正规性（informality）、社会排他性（social exclusion）等。对这些概念的阐释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不稳定的无产者”这个概念的长处与不足。

The Precariat：The New Dangerous Class书封

边缘性理论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拉丁美洲，用来解释大量未就业的移民。他们大多聚集于大城市的边缘地带，只有临时的住所，因此经常被认为是资本主义体系的边缘群体，而城镇化又恰使社会无力创造出更多的就业岗位。不同于马克思早期分析的“劳动后备军”（reserve army of labour），这部分人群被认为对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毫无用处。当产业工人不断被纳入垄断资本主义体系的时候，这部分劳动力却无所归依。在一些学者看来，这部分“边缘性群体”是革命真正的主体；但也有学者认为，这部分人群就像维多利亚时期“流浪的无产阶级”（lumpen-proletariat）一样，严重影响了社会和政治的稳定性（Gerassi，1963）。

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经验研究很快证明了边缘性理论的局限性（Cardoso，1971；Nun，1969；Perelman，1976），尤其是大家并没有发现能与“边缘性群体”明确区分开来的劳动力精英群体（labour elite）或者劳动力“贵族”群体（labour aristocracy）的存在。城市移民并没有所谓的乡村文化和传统，使其能够将自己从城市的工业文明之中剥离出来。与此同时，正规和非正规就业之间存在普遍的联系，而并非严格意义上截然对立的关系（Kowarick，2002；Neffa，Oliver and Trucco，2010）。这些被边缘化的穷人并不是原子化的；相反，作为一种由社会破产而产生的现象，他们发展出了强有力的社会网络和非常实用的求生技能。比如，在城市非正规住宅中“蜗居”被视为是他们应对“住房危机”的一种有效的途径，而不是随时成为摧毁主流社会的定时炸弹。

作为一种理论范式，边缘性理论具有明显的二元性，因此它对拉丁美洲社会的认识存在误读。在极有影响力的《二元理性的批判》（Critique of Dualist Reason）一文中，巴西政治经济学家弗朗西斯科·德·奥利维拉（Francisco de Oliveira）论证了边缘性群体的活动为更广阔的经济体系带来利润的过程。例如：小本生意加速了工业产品的分销，自建的非正规住房节约了资本家为工人建造住房的成本等（de Oliveira，1972）。资本积累的辩证性不可避免地要求“落后”阶级在人力和原材料方面的投入。除此之外，边缘性群体作为一种革命先锋力量的政治可能，进入学术视野的时间并不算长。在20世纪70年代由工人和农民倡导的社会运动风起云涌之前，在落后的乡镇之中并不存在“社会动荡”（social explosion）。

非正规性（informality）和非正规行业（informal sector）的概念在20世纪70年代的非洲兴起，它们被用来描述存在于资本主义体系之外的劳动力，也被用来描述非资本密集型的、工人不享有所有权、劳动分工并不完善的生产方式。基思·哈特（Keith Hart）在普及“非正规化”这个概念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他指出，正规和非正规收入机会的本质区别在于个体拥有一份赚取工资的工作还是进行自我雇佣（Hart，1973）。与此同时，这个概念也被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ILO）（ILO，1972）使用。此后，非正规部门和非正规经济开始为人们所知晓，它涵盖一系列职业，例如在小本经营的制造厂中工作、家政服务以及其他各种各样并不合法的劳动。非正规产业和非正规劳动将劳动法、劳动合同、劳动许可、税法等排除在外，因此一直游走在法律的边缘。

与“边缘化”的相关论争类似，对“非正规化”的论争始于学者对正统的现代化理论所持有的盲目乐观的心态。自20世纪50年代伊始，现代化理论学者就表示，资本主义现代化将超越传统的经济和工作实践，成为当今世界发展过程中的一大特色。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也同样乐观地认为，资本主义具有革命性和变革性的力量。事实上，非正规工作不但延续至今，而且在20世纪70年代蔓延到了“全球北方”（当时福特主义和凯恩斯主义都已岌岌可危）。在阿列汗德罗·波特斯（Alejandro Portes）和他的合作者们看来，“非正规经济”已经在发达和欠发达国家中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了（Portes，Castells and Benton，1989）。萨斯基雅·萨森（Saskia Sassen，1994）也指出，非正规经济是发达资本主义源源不断的动力，同时也是最具企业家精神的一部分。

在后福特主义的背景下，非正规性似乎已经被泛化，不再作为一种旧社会的“不幸”而存在。在“全球北方”的话语体系中，“非正规性”被用来指称创造性行业的从业者，例如建筑师、艺术家、软件工程师等。在“全球南方”的研究中，埃尔南多·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1986-1989）通过对秘鲁毛派社会群体（在中国之外信仰毛泽东思想的人通常自称“毛主义者”，简称“毛派”，如在拉丁美洲，阿根廷的“革命共产党”、秘鲁的“秘鲁共产党—光辉道路”，以及在亚洲尼泊尔的“尼泊尔共产党”和菲律宾的“菲律宾共产党”等。——译者注）进行研究，揭示出非正规经济发展的活力。他从反对国家主导的立场出发，批评了政府对企业活动的干预，进而提出企业活动和企业家精神是促进经济发展动力的观点。非正规经济“勇敢而无畏地”抵抗国家和法律的管制，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在客观上也起到了维护新自由主义的作用。非正规经济已不再是社会的痼疾，相反，渐渐成为倡导自由市场经济的主要力量。

“社会排他性”作为一个新的概念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欧洲，并逐渐成为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分析“新贫困人口”（the new poverty）的主要范式。尤其是随着金融和资本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建立一个社会性“安全网络”（safety net）的重要性和迫切性（Munck，2005）。“社会排他性”的意涵是多维度的，其不仅包括对底层群体就业的排他，也包括政治权利、文化生活方面的日渐区隔化。例如在法国和美国，“社会排他性”关注的问题包括社会秩序和道德的整合。这套话语描述了城市底层阶级产生的过程，并深刻地揭示出他们对主流文化的“文化依赖性”（culture dependence），而这种文化依赖性却往往是亟须扬弃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底层民众的社会表现和社会价值，而不是导致其贫穷的社会经济结构。这不禁让我们联想到20世纪60年代，拉美国家因“边缘性”而在左右两派中引发不同程度恐慌的历史。

笔者认为，“社会排他性”的范式既不能简约为底层理论中的道德问题，也不应该回到以欧洲为中心的研究视角。国际劳工组织在20世纪90年代完成了一项针对“社会排他性”的研究课题，并将它作为一个纲领性的框架用来解释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不平等（ILO，2004）。作为一种研究范式，社会排他性的视角与经济导向、个人主义等传统视角大相径庭：它在方法论上是跨学科和跨领域的；在分析视角上，它并不完全是静态的，而更多地强调社会排他的动态过程。最重要的是，社会排他性强调的是贫穷和排他性与其对立面——掌握财富和权力的少数个体——之间的关系。但是，将“社会纳入”（social inclusion）作为一项应对“社会排他性”的政策和实践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社会政策的力量本身已经在新自由主义影响下日渐式微。

如果我们将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视为一个和平演进的过程，那么“边缘的”、“非正规的”或者“被社会排他的”群体已经被甩出了这个过程，这意味着（一部分人）被排除在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整合之外。因此，政策制定者必须通过具体实践来关注边缘性和社会排他性的问题，这就像资本主义总是用一些其他的方法关注贫困问题一样。但是，这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具有局限性，因为贫困和排他是结构性的存在，它们的产生源于权力的不平等。“不稳定的无产者”这个新概念的出现需要被放置在对工作（或生活）的理论概括之中，虽然这些理论概括往往既不与促进和平发展的自由主义的立场相符，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强调的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掘墓人的论断。

如果要在社会科学中发展一个新的概念，那么学者一定要确保这个概念在理论上的严谨性和经验上的无懈可击。笔者认为，“不稳定的无产者”这个概念错误地理解了阶级的形成与再形成，而且其政治诉求也有待考究。除此之外，认同这个概念的学者并没能意识到其背后隐喻的传统欧洲中心主义框架下存在于“全球南方”的殖民主义的意涵。这个概念甚至没能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浪潮下的“全球北方”工人阶级纳入讨论范围。下一部分笔者将着重阐释对“不稳定的无产者”概念的重构，而这个部分主要从概念的预设、分歧、不足等方面对其做出解构。说得再尖锐一些，除了我们总是听到的关于“我们都是不稳定的无产者”这样一种后现代的呐喊之外，这个概念并没有让我们发现任何可以为之驻足的深刻性和前瞻性。

在被英语世界广泛接受以前，“不稳定的无产者”这个概念通常用法语précarité来表示，用以指代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社会经济中工作模式的转变，它经常与“排他的社会”（exclusion sociale）这个概念紧密相连（Barbier，2002）。“不稳定的无产者”被看作是劳资关系在结构性社会中不稳定的转变过程。随着福特式的社会积累制度渐渐失去其主导性，不稳定的雇佣和劳资关系的重要性不断上升。传统雇佣准则从内部被腐蚀，同时，多种多样的非正规工作关系出现了。“不稳定的无产者”更像是一个描述性的类型划分，而不是一种新的社会现象或自给自足的表现。一般说来，这个概念常常跟“社会排他性”相关联，并被认为是分析雇佣关系和工作劳动的基本框架。这个研究框架下最有影响力的学者是罗伯特·卡斯特（Robert Castel），他在《社会问题的变迁》（Les métamorphoses de la question sociale，1995）一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工资关系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崛起不断发生改变。卡斯特同时特别关注那些容易被忽视的“不稳定的无产者”，认为他们是主导新的社会议题的核心力量。

如果我们检视当下对“不稳定的无产者”的定义，就会发现斯坦丁的论述最为前沿，他认为“不稳定的无产者”是一个新兴的阶级。但是，当我们细究这个定义时，就会发现：该定义除了将“不稳定的无产者”界定为不具有凝聚力的劳动群体之外，并没有进行其他更为精确的阐释（Standing，2011：12）。此外，斯坦丁强调“不稳定的无产者经常认为自己处于一种分散、不稳定的国际社群中，他们通常无法在工作中获得职业化的认同”（Standing，2011：23）。通常情况下，“不稳定的无产者”这个概念由其作为“稳定群体”的对立面而得以界定：“稳定群体”指的是一个拥有社会和政治权利的、稳定的阶级。于是，“不稳定的无产者”给人以一种处于原子式的孤立状态、远离正统劳工运动的模糊感觉。在某种程度上，斯坦丁意识到将“不稳定的无产者”界定为一个阶级的理论基础尚显薄弱，因此转而认为它是一个正在形成的阶级。

从阶级的理论视角出发，几乎没有文献可以支撑斯坦丁所谓的“不稳定的无产者”是一个阶级的说法。阶级的界定取决于群体在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扮演的角色。阶级的产生也是关系性的，一个阶级不可能自发形成，我们需要聚焦该阶级所依存的，具有对抗性的生产关系。斯坦丁并没有对“不稳定的无产者”在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新角色进行定义，也未对社会关系再生产进行关键性的论述。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非常具有冲击力，但却略带稚气的定义。它更像一个模糊的总体性概括，至多描述了工人阶级在欧洲后福特主义时期这段时间内的总体清况。

在既有的文献中，无论是从理论视角还是从经验数据上来看，对“不稳定性”（precarity）和“不稳定的无产者”概念的论述具有十分明显的“全球北方”倾向。斯坦丁只关注了大不列颠的政治经济发展，并将它作为一个可以适用于任何其他地区的通用模板。除了北大西洋地区，他并未引述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情况。他也并没有意识到，“全球南方”也存在“不稳定的无产者”。事实上，福利国家和福特主义只是这一原则的例外。在后殖民主义的世界中从来没有出现过有尊严的劳动；相反，通过过度剥削、掠夺而进行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实践却异常盛行。

从“全球南方”的视野出发，工作从来都是“不稳定的”，这并不是一个新的发现。“不稳定性”和“不稳定的无产者”的概念在“全球南方”渊源已久，只是很少有研究者对此予以关注。虽然现在来看“不稳定的无产者”会有一种“时过境迁”的感觉，但这个概念却从未提及全球南方国家（这些国家也不曾推行过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制度）。因为“全球南方”关于“不稳定的无产者”的理解总是要放在后殖民主义或发展中国家的语境里。随着福利国家的衰退，工作的本质变得愈发具有“不稳定性”；而在“全球南方”，工人、国家以及社会正在为有限的公民权利而斗争。

即使是在“全球北方”或者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中，斯坦丁和其他学者对“不稳定的无产者”的论述也经不起推敲。例如，他们强调的弹性雇佣制（temporary employment）（通常被认为是不稳定性的具体表现）在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的国家中，从1995年至2004年仅仅增长了2%；还有兼职工作，它的存在不仅实现了资本对劳工剩余价值的剥削，同时有效地留住了人才。所以更广泛的弹性就业与各种各样的社会雇佣形态密切相关，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劳动力的进一步的剥削。简单来说，这些学者的论述并没有足够的证据得出“不稳定性”具有单一性的结论。而且，我们应该警惕将“不稳定性”等同于“非典型性就业”，从而消解了这个概念本身所蕴含的否定性和批判性。

在关于资本主义工作转型的讨论中，凯文·杜干（Kevin Doogan，2008）也得出了相似的具有反思性的结论。一种观点认为，关注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弹性就业与不稳定的无产者的态度影响了人们对于传统工人是否已经没落的判断。但事实上，技术的发展和资本的流动在此过程中被过分地夸大，社会过程的“脱嵌性”虽然可能是大势所趋，但也并未实现，或者说根本不可能实现。杜干特别批判下述观点，即“左翼思想只看到新的社会雇佣形态中的弹性，而往往忽视了资本依赖劳工这一基本性的前提”（Doogan，2008：206）。事实上，即使在生产外迁或外包的过程中，资本仍将劳动力的留用作为首要原则，长期雇佣率的不断增长也就不足为奇了。

将“不稳定的无产者”仅仅视为批判社会的名词并不妥帖，它所带来的影响更多地体现在政治话语的层面。理查德·西摩（Richard Seymour，2012）在批判斯坦丁的文章中针锋相对地指出，“不稳定的无产者”并不是一个危险的、异域的和陌生的概念，也不是一个正在兴起的需要被观照的阶级。它指的是我们所有人，我们都是“不稳定的无产者”。我们之所以是危险的，那是因为我们要改变统治阶级对我们的错误审视。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之后，新自由主义不断陷入危机之中，于是充满愤恨的人们和其他年轻的社会活动家高呼经济秩序的分崩离析，哀叹社会前景的黯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都是不稳定的无产者”这个口号在西方就具有了抗争性。在欧洲的一些国家中，这句口号承载了社会群体对社会担忧的共同想象，同时被延展到占领运动（The Occupy Movement）和其他一系列的社会运动之中。

图为占领华盛顿特区期间，大约有一千人聚集在自由广场中间，并组成“ 99％”图案。[图源：archive.boston.com]

自2002年以来，随着热那亚（意大利西北部州）反资本主义和反全球化运动的重点转移到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之上，“不稳定的无产者”则成为全球的核心议题（Tsianosand Papadopoulos，2006；Waite，2009），这个概念进一步演变为一系列社会活动家的常用名词。他们认为它缘于社会运动而并非仅是单纯的受害者。“不稳定性”被越来越广泛地视为一个跨国问题，甚至在一些西方国家，“消除不稳定性”（甚至是“消除一切不稳定性”）的口号变得愈发流行。这个概念将人群重新集结起来，包括失业者、农民工、左翼和自治主义活动家，甚至包括工会会员，因为工会会员从派遣工作和日益不稳定的雇佣关系中看到了潜在的危险，他们担心自己无力将工人阶级进一步组织起来。

总之，就如布雷特·尼尔森（Brett Neilson）和内德·罗西特（Ned Rossiter）所述，“‘不稳定’并没有成为全球范围内当代劳动力的根本性标识”（Neilson and Rossiter，2008：54）。因为作为一个分析性的政治概念，它本质上与福特主义和福利国家在“全球北方”的衰退有关。这个概念确实在20世纪的西欧流行过一段时间，因为它发人深省地指出了稳定劳动的终结。它在实践层面也成功地动员了一群在后福特主义时期未找到工作的毕业生。但是，“不稳定”的潜台词是国家仍然应该承担起先前欧洲福利国家承担的责任。在笔者看来，如果意识到“不稳定的无产者”和“不稳定性”这些概念所带有的明确意指性和具体性，那么上述的诸多分析并非无关，这个问题将在下节进行重点阐释。

四 重构

如果将对“不稳定的无产者”、“不稳定性”等概念的探讨看作是对传统定义的不满以及对具有原创性、批判性思考的追求的回应，那我们可以尝试着重构它的研究对象。劳工研究宽泛的视角需要我们意识到无产阶级化和剥削之间的辩证关系，因为它形塑了全球范围内的工人阶级。如果我们只聚焦“全球北方”的不稳定性，那么就不可避免地忽视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全球劳工急剧扩张的相关研究。一个可行的方法是，我们可以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化与波兰尼的掠夺式积累结合起来进行分析（Polanyi，2001）。所有阶级的消解也都同时伴随着它的重构，但是这种辩证的观点在目的论式的不稳定话语中已经很少见到，学者通常将它视为一种单向的社会消解和威权的兴起。

全球范围内资本的积累使工人阶级的无产阶级化速度进一步加快。过去35年间的全球化加快了资本主义对劳动力“形式吸纳”（formal subsumption）到“实质吸纳”（real subsumption）的转变，进而强化了对劳工的控制。如果说“形式吸纳”从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前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那么“实质吸纳”将社会关系和劳动方式完全置于资本主义的裹挟之中。简单来说，只有资本才能够创造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如果我们把资本看作是一种社会关系，那么它在全球的迅速扩张也伴随着工人阶级的不断壮大。一个基本的事实是，1975年至1995年，全球化背景下的工人数量增长了一倍，这是全球范围内资本再生产的扩张；同时，非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也被“实质性”地吸纳其中。全球工人阶级规模的壮大与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和全球南方国家在跨国资本积累过程中发挥的举足轻重的作用紧密相关。与以往的新资本主义、网络资本主义及虚拟资本主义不同，戴维·科茨（David Coates）简单明了地指出：“现代形式的全球化并非得益于电子计算机的普及，而得益于无产阶级数量的激增。”（Coates，2000：511）

从资本家的视角岀发，“劳动的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全球经理人都将人力资源管理放在首要位置（Johnston，1991：115）。也许全球劳动力数量变化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劳动力人曰日趋集中于“全球南方”，或者是经济学家所说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1985年至2000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劳动力仅仅从3.72亿增加到4亿（仅有0.5%的增长）。但在“全球南方”，这个数字却从15.95亿增长到21.37亿，每年的增长率在20%以上。同一时期，全球劳动力的性别组成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截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女性劳工占女性总人口数量的50%以上。工人阶级的壮大、女性劳动数量的增加，以及越来越明显的“全球南方化”是不可分离的三个现象；与此同时，它们从根本上改变了全球劳动力的构成（Munck，2002）。

事实上，工人阶级一直在变化，他们已经失去了20世纪50至60年代的主导性地位，本身在不停地形成、发展和重组中。以制造业和矿业工人为例，他们在资本主义扩张时期所起到的先锋角色已不复存在。现在“全球北方”国家的工会组织成员主要由服务业劳动者而并非制造业劳动者组成。在“全球南方”国家（如玻利维亚），矿工和其他传统行业工人也不再是主角，工人阶级的组成变得更加多元化。传统的代表关系和霸权结构已经受到极大的挑战，而工会也不再是表达社会不满的大规模游行和抗议的主要领导者和动议者。对此，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这种转变并不意味着工人阶级的消失或斗争的减少；相反，它是基于不稳定性而出现的新的表现形式，并预示着新一轮斗争的开始”（Hardt and Negri，2011：110）。我们必须充分意识到，不稳定性已经渗透到信息领域。迈克·戴维斯（Mike Davis）发现：“全球非正式信息劳工数量大约在10亿多，他们已经成为地球上增速最快、前所未有的一个庞大的阶级。”（Davis，2006：178）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非正规产业的结构性调整一般比正规产业要快3～4倍。跨国公司在这个过程中获利颇丰，因为它们的外包网络在调整商品生产方面发挥着核心的作用。依托于非正式部门的非正规经济发挥着与传统经济截然不同的功能，并且日益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工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诚然，正规和非正规经济体之间并不是一分为二的，而是一个连续的、有着多种重合的灰色地带。

非正规经济的增长建立在正规劳动合同短缺和牺牲劳工权益的基础之上。在“全球北方”非正规经济部门中的劳动者享有一定的社会保障，但这些对在拉丁美洲非正规经济部门就业的劳动者而言，却是遥不可及的。非正规就业的劳动者主要来自城乡地区的半无产阶级，并不断整合到当代无产阶级的体系之中。有趣的是，非正规劳动者在全球南北方之间的差别日趋明显。虽然拉美国家1950年的非正规就业人曰与1900年的美国不相上下（大约都占总就业人数的40%～50%），但截至1930年，美国在制造业方面的非正规就业率下降到3%，而拉美国家直到1990年仍一直保持在20%左右的水平。

从国际化的面向来看，关于劳动的研究明显摒弃了以欧洲（北大西洋）及大城市为中心的视角。非正规化和不稳定性在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后表现得格外明显；在资本一劳动关系中，划清“全球南方”与“全球北方”之间界限的尝试成为一种徒劳。我们同样需要意识到，同质性是全球范围内劳动关系的主要特征——对劳动关系的描述既不会强调“全球南方”的独特性，也不会对“全球北方”的与众不同大书特写。桑德罗·梅扎德拉（Sandro Mezzadra）认为，全球资本主义正在面临同质化：“（这种同质性具体表现为）现代化新经济的兴起、血汗工厂、资本公司化、资本的原始积累以及强迫劳动的出现与普遍化。”（Mezzadra，2012：166）

图为摄影师克劳迪奥.蒙特萨诺.卡西利亚斯在孟加拉首都达卡的Keraniganj地区拍摄到的当地工厂雇佣童工进行生产工作的照片。在这些没有营业执照的工厂中，童工们无论是吃饭、睡觉还是洗澡都在工厂里，每周仅有半天假期。[图源：jianjiaobuluo.com]

一直以来，全球发展是不平衡的，但却靠着快速的发展和对全球劳动的影响力对全球经济进行整合。与此同时，劳工研究正朝着国际化的方向不断发展，这首先体现在社会学、政治经济学和全球劳工史学的研究之中。学界也越来越认识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雇佣劳动的认识具有时间和空间上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一方面，雇佣劳动是马克思阶级理论和政治运动的核心议题；另一方面，“无酬劳动”（free labour）却日益成为全球化背景下主要的劳动力雇佣方式。例如，对工人阶级再生产起重要作用的家务劳动就是无酬劳动的一种形式。马塞尔·范·德·林登（Marcel van der Linden，2008）提倡关注劳动权力被资本商品化的多种表现形式。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从属劳动”（subaltern labour）的概念，并认为这个概念包括自我雇佣、收益分成、契约劳动、奴隶制等多种形式（van der Linden，2008；Katznelson and Zolberg，1996）。最后，我们需要将马克思和波兰尼的辩证理论框架结合起来，对工人阶级（及其动力机制）进行解构和重构。马克思所关注的工人阶级与生产资料的分离可以用波兰尼关于土地、金钱和劳动力的商品化过程的论述加以补充。这就使我们更容易理解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是如何通过资本积累和掠夺积累制度掌控工人阶级命运的。这在本质上拓展了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对于马克思原始积累理论的现代性分析（Arrighi，Aschoff and Scully，2000；Harvey，2006）。

贝弗利·西尔弗（Beverley Silver）论述了上述视野对于我们分析全球劳工抗争的积极意义。强调“马克思式的劳工抗争”让我们聚焦于“新工人阶级的斗争”；而强调“波兰尼式的劳工抗争”让我们看到工人阶级对于全球自我管制市场所产生的抵制性的力量（Silver，2003）；马克思的观点让我们关注“全球南方”正在兴起的工人阶级，而波兰尼的观点则展现了工人阶级如何被分化、被边缘化，以及被剥夺生存之计的现状，例如水资源的私有化问题。从这个层面上来讲，没有哪一条道路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劳工问题的解决亟待诸多渠道形成合力，取长补短，相互补充。

“全球南方”的观点从更广泛的掠夺过程和新“剩余人口”的维度来理解不稳定性，而占据全球主导地位的发展范式往往忽视了这些视角。2008年世界银行的报告只强调了发展中国家如何从农业生产转向工业生产的过程，但却忽视了与此同时在亚洲国家普遍存在的剥削、食品安全和失业问题（World Bank，2008）。提供社会福祉来保障被剥削群体的倡议并没有在世界银行的报告中提及，这好比就是在说“数以百万的贫困人口自己会找到出路”（Li，2010：69）。在全球动荡、传统劳动关系和劳动实践遭遇威胁之际，一些象征性的“安全网”（safety nets）根本无法阻挡大规模的人类危机。既有的与边缘性、劳动后备军和各种“剩余人口”相关的争论指出，如果某个行业全球劳动力的所失必将会在其他方面自动地予以弥补，那么这将令人感到欣慰。我们必须看到，一些形式的剥削确实生产了大批的“劳动后备军”，例如饱受南非种族隔离制度苦楚的班图斯坦人；但从资本主义的全球发展来看，大规模的剩余劳动力只会成为破坏社会稳定的消极力量。

五 “不稳定性”的政治意涵

凯特·曼索（Kate Manzo）在谈论不稳定性与发展理论之间的关系时说道：“即便是最激进的话语也会不小心跌入它自己所反对的逻辑、形式和不言自知的假设之中。这是因为在打倒对手的同时，它没有办法跳出所借用工具的束缚——它本身的历史和语言。”（Manzo，1991：8）斯坦丁对“不稳定的无产者”概念的建构基于他长期在国际劳工组织中的工作经历，在此期间，他找到了一个“不稳定的无产者”的对照物，并将其目标化——所谓的“有尊严的工作”运动（Decent Work Campaign）。国际劳工组织现在总是很乐意使用“不稳定的无产者”和“缺乏安全感的工作”等说法，因为他们知道“有尊严的工作”这样的社会运动十分乌托邦，不可能在现实中实现。

国际劳工组织关于“有尊严的工作”运动主要是指在保持原有政治立场的前提下，关注20世纪90年代以来被搁置的“社会纳入”问题。全球化如何能更加人性化？如何说服资本，使资本家意识到劳动者在资本再生产的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国际劳工组织将“有尊严的工作”定义为自由、平等、有保障、有自尊的雇佣关系。“有尊严的工作”运动旨在让全球的政府、雇佣者、劳动者以及公民社会达成一个在短期内的一致。它意在加速营造一个公平的全球化，以减少贫穷、促进公正、包容和可持续发展。不管它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有尊严的工作”运动从未付诸实践，它的口碑也在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中彻底崩塌了（ILO，2012）。

国际劳工组织在正规与非正规、纳入与排他的二元框架下使用“不稳定的工作”（precarious work）这个概念，这个二元框架之前被用来描述工作的特性。虽然国际劳工组织承认“不稳定的工作”这个概念，但这个概念较为模糊，包含多层含义，但它强调非正规雇佣劳动的“低收入、不安全、不受保护、贫穷的”的意涵是显而易见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性成为“不稳定的工作”的基本特征。国际劳工组织和国际劳动联盟认为：“在非洲，不稳定的工作是常态，但是这种临时性的雇佣关系正在日益侵蚀和蔓延到工业国家的中心地带。”（ILO，2011：30）

“不稳定的工作”的概念在全球南方或者后殖民主义的视角看来并不是全然中立的。在全球的殖民地区，处于从属地位的阶级不断反抗殖民者强加于他们身上的“雇佣劳动”关系，因为他们被迫从传统的游牧生产者沦为“工资的奴隶”。甚至在西方的8小时工作制抗争中，他们也曾提出反对作“工资奴隶”的口号。在南非，这种抗争更加活跃。弗兰科·巴尔基耶西（Franco Barchiesi）这样说道：“我们根本无须等到经济危机的时候才看到工作的不稳定性，它是资本占有劳动力的社会合作的一种方式。”（Barchiesi，2012：243）实际上，现代化的一整套话语都围绕着资本主义文明而展开，笃信雇佣劳动关系可以驯服那些具有反抗性的大众。在殖民主义时期，工作和尊严就是不可分割的双胞胎，所以国际劳工组织“有尊严的工作”运动从“全球南方”的视角来看，并不那么具有开创性和解放性。

“不稳定的无产者”与我们之前对“底层阶级”（underclass）或“边缘性”等概念的解析极为类似。斯坦丁将“不稳定的无产者”表述为“新的危险阶级”，同时它也是对“非标准化工作”在表达上的修辞。而在19世纪中期的巴黎，“新的危险阶级”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描述为工人阶级与犯罪人群的媾和。于是便有了H.A.弗雷吉耶尔（Honoré Antoine Frégier）在1840年的论断：贫穷和邪恶的阶级是大部分坏事的始作俑者，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指出他们是一个危险阶级的原因。

上述论断其实是斯坦丁“新的危险阶级”概念的一个历史系谱溯源，并具有极强的政治性。在马克思的著述中也有一个相似的概念，即“流浪的无产阶级”。在马克思看来，“流浪的无产阶级”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但却并不能反映无产阶级整体的阶级结构，也不能仅仅由生产关系决定。马克思进一步指出，“流浪的无产阶级”包含各类人群，如流浪汉、骗子、江湖医生、乞丐、小偷、皮条客、老鸨、街头音乐家等。总而言之，就是无数的、分散的、各处游荡的群体（Marx，1970）。

虽然斯坦丁“不稳定的无产者”的概念与马克思“流浪的无产阶级”的概念存在差异，但它们却有着系谱上的渊源，这一点是确凿无疑的。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流浪的无产阶级”的概念更倾向于认为这部分群体属于“没有历史的群体”——这个概念来自罗曼·罗斯道尔斯基（Roman Rosdolsky），他从恩格斯的著述中毫不批判地沿用了这个概念。在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中，阶级是由人们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和发挥的作用决定的。因循这个逻辑，那些“流浪的无产阶级”并没有在生产关系中占有一席之地，因此，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并非历史的主角。如果历史是生产的历史，社会是生产关系的社会，那么“流浪的无产阶级”至多就是破坏这种整体性结构的无名人士。相似的问题也存在于斯坦丁“不稳定的无产者”的概念之中，尤其是将这个概念放置在马克思主义或者任何社会学的分析框架下进行研究的时候。

“危险的阶级”的话语与社会发展变革的想象格格不入。从历史和人类潜能的发展视角看，这是一种不符合发展论的社会病理学。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在其著作《悲惨世界》（Les Misérables）中，已经回应了他所在时代关于“危险的阶级”的预言。他认为，贫穷的工人阶级是剥削体系的受害者，而不是谋杀者和勒索者。所以，21世纪的政策制定者将“不稳定的阶级”视为危险的阶级是极不负责任的。同时，所谓新的种族主义者导致“不稳定的阶级”形成的说法也极不准确。事实上，欧洲兴起的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等极端思想对传统的工人阶级（尤其受经济危机影响的工人）而非“不稳定的阶级”更具有吸引力。

“危险的阶级”在南方“他者”（Southern ‘other’）种族主义建构中具有漫长的历史。生产过程和从事生产的城镇底层阶级之间的分离，成为“现代化”的核心特征。这些人群不再从事农耕活动，但也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工人，他们生存环境的不断恶化使得剥削他们的得利者产生了厌恶和恐惧。诚如詹姆斯·弗格森（James Ferguson，2007）所述，在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的语境中，来自非洲南部的城市黑人被排除在“正当的”社会分类之外，同时他们的存在被认为威胁到了其他社会群体的安全。种族主义排他性的话语和对危险群体的建构同样也出现在拉丁美洲。在那里，居住在贫民窟里的黑人通常被体面的城市居民称为“黑鬼”（blackheads）。

新的“不稳定的无产者”的话语最终被用在了它所批判的劳工框架中。斯坦丁指出，工会主义的政策不仅针对工会，更多情况下是社会民主国家、完全雇佣关系和一整套公司谈判机制的集合。这些都是传统的工会主义用来对抗“不稳定的无产者”及其所形成的组织的方法。但是，这套工会主义政策并未在20世纪50年代的英国真正实施过，虽然斯坦丁认为该时期是实行此政策的黄金时期。除此之外，“不稳定的无产者”的概念也没有关注过亚洲、非洲、拉美国家的情况。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笔者看来，斯坦丁的框架只是一个“全球北方”的视角，对于我们认知更广阔世界并没有太大的帮助和启示。

六 重回劳工议题

“不稳定的无产者”概念主要的政治弱点就是完全缺乏对当代劳动者、劳工运动的组织及其策略的理解。斯坦丁简单地将安德烈·高兹（Andre Gorz）的《告别工人阶级》（Farewell to the Working Class，1982）中不成熟的想法视为必然，忽略了其缺乏证据和论争依据的事实。在工会及工会政党到底是什么的问题上，斯坦丁秉持的观点是20世纪50年代生长在英国的工人所普遍持有的观点。但是，从全球的视角而言，工人阶级的组成和政治属性在此之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在全球层面，“不稳定的无产者”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政治上都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许多工人阶级的组织——包括国家层面和跨国的工会、社会运动和草根组织——都在新自由主义的长夜后逐渐复苏，而并没有像斯坦丁所说的那样消解为“传统劳动力”的废墟（relics of ‘old labour’）。重回劳工视角对于理解全球化，尤其是对2008～2009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化背景下的工作和工人的理解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新自由主义已经失去了全球意识形态发展的霸权地位。

有组织的劳工运动不可能寥寥几笔就描述完毕。例如，2012年，全球贸易劳工联盟（IndustriALL Global Union）（www.industriall-union.org）作为一个新的国际工人组织在瑞士成立。该联盟将三个全球工会联合组织的机构合并在一起，包括国际金属工人联合会（International Metalworkers’ Federation）、国际化工矿产能源工人联合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Chemistry，Energy，Mine and General Workers’ Unions），以及国际纺织服装工人联合会（International Textiles Garment and Leather Workers’ Federation）。它覆盖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5000万以上的会员，会员从事的劳动领域包括油气开发、矿产、电力生产与分配、金属及金属产品制造、造船、汽车、航空、机械工程、电子产品、化学、橡胶、造纸、建筑材料、纺织、服装、皮具和鞋具、环保服务等各个领域。这个看起来有点像企业横向兼并的劳工组织，在它为数不多的口号中提到了“对抗不稳定的工作”。这并不仅仅是一个随便想出来的口号，在该劳工组织成立之初，它就与一家在全球南北方都有大量业务的跨国公司大众汽车（Volkswagen）签订了《临时工作条约》（Temporary Work Charter），承诺将临时劳动力雇佣率降到5%以下，并给予临时雇佣人员同工同酬、接受培训、签订合同等诸多待遇。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不稳定的工作”的蔓延。

图为全球贸易劳工联盟与大众汽车集团管理委员会、欧洲汽车集团工作委员会以及大众汽车世界工作委员会签订协议。[图源：industriall-union.org]

正如伊丽莎白·科腾（Elizabeth Cotton，2013）所指，这里没有革命，但却让世界上最大的跨国公司降低了“不稳定的工作”的比例。不可否认，组织起来的劳动者可以解决问题，但本身也会成为问题。但是，即便我们对工会能否重新组织并动员广大工人阶级积极面对困难持保留意见，我们也不能忽视工会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尤其是在支持那些处于“不稳定的工作”中的劳动者方面。同时，工会在帮助未来工作形态改善方面的作用也不容小觑（Munck，2010）。毫无疑问，在全球化时代和社会急剧转型的背景下，对广泛的劳工运动进行积极的整合与干预所取得的效果，要远远比定义一群“不稳定的无产者”来恐吓掌权者和精英者要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