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莲、朱和双 | 洁净与危险：人类学对月经研究的理论与实践

李金莲、朱和双社會學會社

李金莲（1975- ），女，云南昆明人，楚雄师范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教授，主要从事女性人类学研究，著有《女性，污秽与象征：宗教人类学视野中的月经禁忌》（2006）《女性割礼：妇女人权与文化民族主义的悖论》（2007）等。（作者图片暂缺）

朱和双（1976- ），云南保山人，楚雄师范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性人类学研究。（作者图片暂缺）

摘要

玛丽·道格拉斯的著述对其他学科的冲击比对人类学的冲击更大，特别是在其成名作《洁净与危险》问世之后。值得注意的是，该书奠定了人类学对月经研究的理论基础，尽管这可能并不是玛丽·道格拉斯的初衷。为了说明“肮脏”绝不是一个单独的和孤立的事件，玛丽·道格拉斯详细论述了身体用做社会的和宗教的象征的各种方式。在她的影响下，人类学对月经研究的成果不断出现，彻底颠覆了医学唯物主义和精神分析学派对月经禁忌的理论假说。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随着人类学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不同的人类学流派在研究月经文化现象方面实现了高度的整合，其代表人物就是英国著名的女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1921-2007）。道格拉斯早年在牛津与克拉克曼（Max Cluckman）、福特斯（Meyer Fortes）和埃文斯－普里查德（E. E. Evans-Pritchard）研究文化人类学。她在中非（前比利时刚果）的勒勒（Lele）人中所做的田野调查，构成她后来著名的关于分类系统与畸形论述的基础。在道格拉斯有关宗教和社会结构的研究中，她把埃文斯-普里查德的结构-功能主义、社会人类学的英国学派和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以富有成果的方式结合了起来。1966年，玛丽·道格拉斯出版了奠定其地位和荣誉的《洁净与危险》（Purity and Danger：An Analysis of Concepts of Pollution and Taboo），该书的副标题为“对污秽和禁忌概念的分析”。玛丽·道格拉斯奠定了人类学对月经研究的理论基础，尽管这可能并不是《洁净与危险》一书的初衷，相反与月经有关的论述所占的比例是很容易被研究者忽视的。在玛丽·道格拉斯看来，几乎所有的人类学家——除了自己的老师埃文斯-普里查德——对污染行为的解释都是“零敲碎打”的结果，“后来我到刚果做田野工作，那里的文化也有很高的污染意识。这时我发现自己不能再接受零敲碎打的解释。我把任何仅限于一种污垢或一种情境的仪式性污染的解释算作是零敲碎打。我最要感谢的就是使我产生这种成见的来源，它促使我寻找一种系统化的方法。没有哪套特定的分类象征可被孤立地理解，但我们仍然有希望，即在所研究的文化中通过其与总体分类结构的关联来找出这些分类象征的含义。”

玛丽·道格拉斯女爵士（Dame Mary Douglas，1921.3.25－2007.5.16），英国人类学家，著有《洁净与危险》（1966）《自然象征：对宇宙观的探索》（1970）等。[图源：sohu.com]

一、弗雷泽阐释的月经禁忌

玛丽·道格拉斯在《洁净与危险》一书中关于污秽与传染观念的论述，彻底颠覆了先前的人类学家对于月经禁忌所做的“刻板”理解，她的观点的要旨就是要强调：“我们切不可说一个客体（如猪）因为肮脏而脱离原位，而要说它因为脱离原位而是肮脏的。”月经禁忌也并不是在每种文化中都存在，经血本身无所谓“洁净”或“污秽”，而是因为它“离开了身体”才会造成肮脏的印象。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前期，关于部落社会存在的月经禁忌一直是人类学家关注的焦点，传统的民族志报告揭示出许多族群在对待月经期妇女和经血的态度上具有十分相似的倾向，许多文化同时可见一些相似的禁令或方式，来对月经期妇女进行隔离与控制。1890年，英国著名的人类学家弗雷泽（James George Frazer，1854-1941）所著的《金枝》（The Golden Bough）就是这一方面的集大成者，他集中讨论了“妇女月经期间的禁忌”和“少女月经初潮时必须隔离”以及“少女月经初潮时必须隔离的理由”这三个问题。弗雷泽从世界各地的探险家、传教士和旅行者那里，搜集到了当时看来最详实的月经禁忌方面的资料，他指出月经禁忌在原始民族中是相当普遍的，“那些被月经期中妇女触摸过的东西也会致人死亡”。他发现在世界上许多地方有关行经时的女人和神圣的君王的风俗习惯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月经中的女人“危险而神圣”，“因为神圣所以危险”，行经时的女人和神圣的君王所具有的强大神力（非人格的力量）似乎都是为了保护人们。

作为古典进化论学派的代表，弗雷泽的研究依赖的是浩如烟海的史料文献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调查报告。值得注意的是，欧洲人对于非西方的野蛮社会的大量文字记载中，就充斥着月经禁忌的离奇描述，这也成为早期人类学家研究月经禁忌的基础，他们大胆地臆测所有人类族群都明显地有着某种程度的“月经禁忌”。1920年，美国人类学家罗维（Robert Heinrich Lowie，1883-1957）在《初民社会》（Primitive Society）一书中也认为，野蛮社会隔离女性或者说是敬畏女性的观念可能来自于对于女性月经的认识。1924年，罗维在《初民宗教》（Primitive Religion）一书中也写到：“即便不是大多数，至少也有相当数量的初民认为：月经对于男子所具有的超自然力是有害的。”玛丽·道格拉斯批判了这种流行的观点，她认为“禁忌有赖于某种形式的团体性共谋。团体中的成员如果不遵守它，这个团体就不能存在下去”，“单个儿地看一条条的禁忌，我们会发现它们都是如此地稀奇古怪，以至于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人都很难对它们产生信任。我因此而称之为共谋。人们之所以相信是因为他们共同地想要相信”。弗雷泽认为“野蛮人并不知道圣洁与污秽肮脏的界限”，这一结论受到了玛丽·道格拉斯的严厉批评，“当弗雷泽完成对巫术的研究之时，他实际上只是将在何种条件下，一件事物可以象征另一件事物作了一个说明。如果他不是深信野蛮人的思维方式完全不同于我们，他可能就会满足于将巫术作为不折不扣的有象征意义的行为来看待了。这样的话，他可能会与涂尔干和法国社会学学派携起手来。”玛丽·道格拉斯甚至对弗雷泽表示了愤怒，“我们很难原谅弗雷泽的这种自鸣得意和对原始社会毫不掩饰的轻蔑……但是在英格兰，弗雷泽毫无疑问地大获全胜了……这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的观点十分简单，还有一部分是因为其超人的精力产生出了一卷又一卷书，但是最重要的是其出众和高雅的写作形式。这一形式使他的著作得以在很广泛的范围内流通。在几乎所有的针对古代文明的研究中，你都无疑能够不断发现它们对原始性（primitiveness）以及其准则、巫术式的非道德性迷信的征引”。总而言之，“弗雷泽的影响是十分负面的。他引用的是罗伯逊·史密斯（Robertson Smith）这位学者最为站不住脚的说法，并且使宗教与巫术之间并不高明的划分流传下去。他散布了一个错误的假设，即在原始人看来，宇宙是由机械象征来操纵的。他还散布了另外一个错误的假设，即原始宗教不知道道德为何物”。

二、布留尔与涂尔干的理解

作为一个罗马天主教徒，玛丽·道格拉斯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研究《圣经》的诸多主题，她并不相信处于月经期的女人被隔离的做法仅仅发生在非西方的人群中，比如《圣经》的《利未记》就有“女人行经必污秽七天，凡摸她的必不洁净到晚上”的说法。大多数常见的月经禁忌是禁止和一位处于经期的女性发生性关系，同样在《利未记》中也有：“男人若与那女人同房，染了她的污秽，就要七天不洁净；所躺的床也为不洁净。”玛丽·道格拉斯反对将人类的经验孤立地切割开来，《洁净与危险》这本书“是人类学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与种族主义斗争中打出的又一记迟到的重拳，它的直接靶子是有关原始人心智（primitivementality）的观念”，“我们有必要纠正那些误解，并且重估仪式性不洁和禁忌的价值”。她很欣赏法国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Lévy-Bruhl）对泰勒（Edward Tylor，1832-1917）和弗雷泽进行的批判，但却认为“他将自己的精力更多地投入了大量的文献罗列，而不是投入到更多的分析中去”。

吕西安·列维-布留尔（Lucien Lévy-Bruhl，1857-1939），生于法国巴黎，法兰西研究院院士。著有《初级社会的智力机能》（1910）《原始人的心灵》（1922）《原始人的灵魂》（1927）《原始与超自然》（1931）《原始神话》（1935）等。[图源：portail-collections.imec-archives.com]

列维-布留尔以研究原始思维而著名，他用“互渗律”来解释与月经期妇女接触导致传染的观念。在研究了大量的人种志学和民族学资料之后，列维-布留尔发现原始人把“原逻辑”的神秘性作为思维活动的“最高的指导与支配原则”。他通过研究证实，原始人的思维只“关心神秘的属性和关系”，“当与我们自己的思想模式相比较时，所有的原始人都呈现出统一的思想模式”。布留尔指出，原始人相信在两件事物和两种现象之间，不管它们在空间和时间上有无联系，相互之间都有一种直接的影响。列维-布留尔注意到了有些时候经血会引发危险的观念，比如毛利人（The Maoris）把经血看作一种有缺陷的人类。如果这些血液没有流出来，它本该变成人，因此经血就具有了未生过的死人那种事实上不可能的身份。玛丽·道格拉斯强调说，“所有的边缘地带都有危险”，那些对于月经不洁的看法并不是基于憎恶，而是关于规则的精细理智结构的一部分，这个规则结构认为“月经是离开身体的血”，因为它越过了“身体的边界”，所以对整个系统来说就是危险的，“将身体的边缘从其他边缘中孤立出来是研究者的错误”，因为“在有些仪式中，月经的污染被看作一种致命危险；而在其他仪式中就根本没有关系”。玛丽·道格拉斯注意到澳大利亚中部的瓦尔布里（Walbiri）人没有关于性污染的信仰，“他们甚至不回避经血，没有观念认为接触经血会带来危险”。

即使对专业的人类学家来说，玛丽·道格拉斯在《洁净与危险》中所表达的这种逻辑结构还是有些“晦涩难懂”，为此她特别强调说：“我的中心论点之一是理性行为都离不开分类。分类的活动是一种普同人性。在这方面，我参照了涂尔干（Durkheim）和莫斯（Mauss）关于分类的论文。这篇论文对我这一代人类学家来说无疑是经典。他们清楚明白地论证了分类为组织所固有；它并不是自娱自乐的认知操演。我自认为已经对这个假设作出了明晰的解释：组织需要分类，而分类又是人类协调的基础。但事实上我的这个阐释还不够清晰，以至于还是有读者认为我是在说任何形式的含糊不清都会带来普遍强烈的认知不适。”玛丽·道格拉斯认为月经期的妇女是一个象征“污秽”的系统，因为“污秽从来不是孤立的。只有在一种系统的秩序观念内，它才会出现。因此，任何企图以零星碎片的方式解释另一种文化有关污秽的规则都注定失败。使得关于污秽的观念可以讲得通的唯一方法，就是将它与一种思想的整体结构相参考，而且通过分离仪式（rituals of separation）才能使污秽观念的主旨、范围、边缘和内部线索得以相互联结”。对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涂尔干（Emile Durkheim，1858-1917），玛丽·道格拉斯也表达了应有的尊敬。涂尔干早在1898年就在《乱伦禁忌及其起源》一文中较为详细地论述了月经禁忌的问题，认为外婚制即起源于对血的禁忌。

涂尔干坚持神圣领域与世俗领域必须彻底分离，他认为每个氏族成员肌体中都存在着一个图腾神，神栖身于血液中，所以禁止流血；但是妇女却有不断出血的现象，血所唤起的情感应用到妇女身上，女人也成为塔布。外族女人因图腾不同，血不具有图腾灵魂的神圣性，因此不忌讳异族女子流的血，异族性关系才被允许。为了批驳其他人类学家的理论，涂尔干用大量例证说明性禁忌不限于近亲，并分析了月经期间的隔绝行为，总结出乱伦禁忌的真实起源。涂尔干指出：原始人尚无法理解女性在月经期间的流血现象，只观察到流血常常意味着死亡，是不吉利的象征，由此产生了月经危险和不洁的观念。“整个这种禁忌体系都紧扣着原始人有关月经或经血的观念。因为所有这些塔布（taboo）全是从青春期才开始的；而每到月经初来的时候，塔布都最为严厉。我们还知道，在有些部落中，这种塔布到绝经以后便予以解除。”躲避危险最好的办法是远离危险，因此禁止和月经期的妇女性交甚至接触，就演变成了月经禁忌。道格拉斯认为“涂尔干所提倡的社会共同体观点在整体上说是过于单一化了。我们应该首先承认共同生活是一种比他阐述的那种情况更加复杂的经历”，涂尔干“将巫术与道德和宗教一刀两断，从而留给我们一大堆关于巫术的混乱观点”。

三、精神分析学派的支持者

玛丽·道格拉斯称赞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是“欣赏原始仪式执行者的模范”，因为他试图解释月经禁忌起源这一重要的问题，曾广泛地阅读了当时可能看到的有关原始民族的人类学资料，并于1913年发表了《图腾与禁忌》（Totem and Taboo）一书，他把对处女的禁忌与普遍奉行的月经禁忌联系起来考察，认为“穿破处女膜意味着流血，由于原始民族把血视为生命的源泉，自然十分畏惧流血。这一点可以作为我们对这种禁忌的第一个解释”。弗洛伊德认为，这种流血禁忌（blood taboo）在性交之外的其他方面也保留着种种社会规范，事实上它乃是“不可杀人”这样一个禁令的基础，代表着对原始人的渴血情操和杀人狂欲的禁止和防备，“处女禁忌，还有处处可见的月经禁忌，都受这样一种观念的支配。原始人面对着这种月月必来的神秘流血现象，免不了会怀疑有什么东西在残害她们，所以他们把行经（尤其是初次来经）解释成是由于某种精灵鬼怪的撕咬所致，有些干脆就认为是与某种精灵性交的结果。有些资料中提到，许多原始人认为这个精灵就是她的某个祖先。还有些资料提到，经期中的女孩常常被人认为身上附着祖先的灵魂，所以令人敬畏，被作为‘禁忌’对待”。如果我们再往前追溯的话就可以发现，弗洛伊德关于月经禁忌的理论明显受到了涂尔干的启发，但弗洛伊德派的人类学家却认为月经禁忌这种习俗源于男子的阉割焦虑，这从某些文化制度中可以得到间接的证明。

用精神分析学说来解释月经禁忌如何起源的理论预设部分地受到了人类学家的批评，当然也有弗洛伊德的支持者提供了他们的新证据。1961年，威廉·Ｎ．斯蒂芬斯（William N. Stephens）在《月经禁忌的跨文化研究》（A Cross-cultural Study of Menstrual Taboos）一文中，对恋母情结（Oedipus complex）进行了大量跨文化研究。按照她的观点，阉割焦虑体现在普遍存在经期禁忌这一现象之上。斯蒂芬斯指出，一种社会中月经性交禁忌的长短反映了那一社会阉割焦虑的程度，并推论说女性生殖器流血的概念诱发了通常被压抑的阉割焦虑。由于斯蒂芬斯使用了来自72个社会样本的材料，这对阉割情结——历来被称为弗洛伊德的“臭名昭著的错误”——的普遍性构成极好的检验。由于在人类学报告中没有直接测量阉割焦虑，所以斯蒂芬斯考察了有可能引起阉割焦虑的儿童抚养程序。她测量了每一社会中月经禁忌的程度。如果弗洛伊德理论是正确的，那么在月经禁忌的长短和相关的儿童抚养程序的事件之间应该存在正相关。1965年，弗兰克·Ｗ．杨（Frank W. Young）和艾伯特·巴克达杨（Albert A. Bacdayan）两人在《月经禁忌和社会的严格度》（Menstrual Taboos and Social Rigidity）一文中提出了相反的解释：月经禁忌和男性支配以及社会规范的严格程度有关。

很多人类学家都会同意列维-布留尔的晚期结论，即不同的思维方式普遍地存在于所有的人类群体之中。在玛丽·道格拉斯看来，那种将月经禁忌与原始文化联系起来的做法是不妥当的，虽然个人的先见确实与原始仪式有关，但这种相关性并非精神分析学家想象的那么简单。毫无疑问，道格拉斯是主张人类有着心理统一性这种观点的强有力的支持者，她认为无论“原始的仪式”还是“世俗的仪式”，都是用来集中某种机制或记忆的，是控制经验的一种手段。在那些非理性的（仪式的、神秘的）行为中也有着实践的、理性的结果，过于严格地区分不同的思维模式会误解人类的心理和理性。作为比较的正确基础是坚持人类经验的统一性，同时又坚持它的多样性，只有关注差别才能使比较显现出价值。玛丽·道格拉斯指出，思维模式的最主要的差别之一是个人化的与非个人化的，而不是“原始的”与“文明的”。

四、道格拉斯的探索与发现

人类学家对于月经问题的研究，多半都是以“普世性”的月经禁忌作为讨论对象。为了比较人类对待月经现象的多样性文化态度，美国著名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在《文化模式》（Patterns of Culture）一书中已经举出了反证的实例，她将不同文化对于男孩与女孩成年礼重视程度的差异进行比较，尤其是针对女孩成年礼中的月经观念（包括初潮），得出的结论是以女孩青春期为中心的习俗（包括各种仪式）通常与人们对月经的看法有关。本尼迪克特以不列颠哥伦比亚的搬运工印第安人（Carrier Indians）与阿柏奇人（Apaches）两个印第安部落对于女孩月经初潮的态度，来讨论月经的象征意义、月经禁忌与社会性解释之间的关系。她报告说搬运工印第安人“对女孩青春期的害怕和恐惧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女孩在被隔离的三四年中，一个人孤独地生活在荒山野地里，居住在远离人间足迹的小茅屋内，人们称这一时期的生活为‘埋葬活人’阶段。在这段时期里，女孩对任何一个瞥她一眼的人都构成一种威胁，甚至连她的足迹也会玷污一条小道或河水。人们用一块兽皮制成的大头巾将她的脸、胸部和脚都遮盖起来，她的手臂和大腿则用强健肌肉的带子捆着，以驱除她身上充满着的邪气。女孩本人处于危险之中，而她对其他所有的人来说都是一种不祥的根源”。在有些部落里，女孩的初次来潮被看作是一种强大的超自然的恩赐，如阿柏奇人就把女孩的月经初潮视为具有超自然的佑护力量，族内的祭司透过伏跪爬行于前并接受少女的触摸来获得福佑，所有的婴儿和老人也都必须来到姑娘们跟前祛病驱邪，在这些部落内月经初潮后进入青春期的姑娘并不被看作是祸害的根源被隔离。

图左为背篓中的搬运工印第安女孩；图右为阿柏奇妇女。[图源：pinterest.com; nps.gov]

由于人类学家的偏见，不引人注目的女性活动容易被忽略，在对不洁观念的考察方面出于视女性月经和生孩子等为不洁的社会在民族志中比比皆是，所以伊里安岛的居民认为“男子的精液是不洁之物，而月经具有好的作用”的观念常常被忽略。玛丽·道格拉斯从她的老师那里知道了努尔（Nuer）人“无需繁琐的性污染信仰就能组织自己的社会制度。诚然，他们也保护自己的牲畜，让它们远离月经期的女人。但一个男人即使接触到经期的女人也无须净身。男人只需避免与经期的妻子性交，这种注意的规则据说是为了表达男人对他尚未出生的孩子的关心”。相反，恩伽（Enga）人最为恐惧的就是经血：“他们相信接触到经血或者与月经期的女人接触，如果没有适当相应的魔法帮助，就会使男性生病，并且导致持久的呕吐，会‘杀死’他的血液，把血液变黑，会污染他的重要体液。这样一来，他的皮肤颜色变深，肌肉逐渐消失，皮肤打褶，还会永久性地使他的头脑变得迟钝，最终导致慢性衰弱和死亡。”另外，居住在尼亚萨（Nyasa）湖的北岸的尼亚库萨人也认为污秽来源于月经的血液。这些东西都被看作是令人厌恶的、危险的。接触经血对男人来说是危险的，对武士来说尤其如此。因此，月经期给男人做饭的女人要遵守十分严格的限制。

在大量关于月经禁忌的话语表述中，女性经常被视为不洁且具有污染特质的力量来源。玛丽·道格拉斯曾做过深入的田野，在《洁净与危险》的第九章“系统自身的交战”中，她写到：“勒勒人对性行为的态度是一个混合体，其中有享受，有对生育能力的渴望，也有对危险的认识……一个月经来潮的女人不能为她的丈夫做饭或是把炉火挑旺，以免他生病。她可以准备食物，但不能接近火焰，只能叫一个朋友来帮忙。这些风险都是男人要冒的，而其他的女人或孩子就没有这些禁忌。最后，如果一个月经来潮的女人进到森林里，她就会被视为会给整个社群带来危险的人。她的月经不仅仅会毁掉自己可能在森林中所做的一切工作，而且人们还认为她会给男人带来种种不幸。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狩猎会变得十分艰难，而那些以森林植物为基础的仪式也不会产生任何效果。”玛丽·道格拉斯认为“世界上并不存在污垢这种东西。如果不存在一种特定的分类系统，所有不适合这个系统的东西就不会被视为肮脏”。《洁净与危险》预先假设任何人都普遍觉得污垢令人厌恶，“我仍要坚持这个观点。但是什么东西会被算作污垢？这依赖于我们所用的分类……一个人生活中的某些领域必须保持干净整洁，而在另外一些领域，人们会愉快地容忍肮脏和混乱”。

妇女月经的相关知识、处理方式以及看待正常与否的标准在不同社会中具有很大的差异性。从弗雷泽开始，不同派别的人类学家都曾关注过月经禁忌的跨文化研究，并把注意力集中到对月经禁忌问题的争论中。毫无疑问，玛丽·道格拉斯用来解释月经污秽问题的理论部分地受到了法国著名的结构主义人类学大师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1908-2009）的影响。列维-斯特劳斯曾经用“无意识模式”来解释与妇女月经有关的文化现象，他在《宴会餐桌摆设的起源》一文中分析了蜂蜜与女人月经的相似关系，指出：“蜂蜜有益于健康，但也可能有害。女孩在普通状态中相当于‘蜂蜜’，这和月经之时分泌毒液正好相同。”他从两者诸多现象中找出类似关系，即甜蜜和有害；蜂膏对人是甜蜜有益健康的，但它也有害处，妇女也是这样，平时像蜂蜜，而月经却是分泌的秽物。根据这种推理深入下去，立刻就会明白，不仅蜂蜜和月经两者有相似的关系，任何具有两面性的事物，都能说明它们是彼此类似的。二战以后随着非殖民化运动的高涨，欧美人类学家部分地告别了异邦的“田野”，重新回到“书斋”继续他们的研究。不同于专注“发现”取向的传统人类学，当代人类学家将更多的精力放到了“解释”不同的文化现象上面，因此月经禁忌的普世性问题受到了质疑。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学对月经研究（Anthropology of Menstruation）作为一门新兴的分支学科应运而生，并不断吸引着众多的研究者。为了抗衡传统人类学家所固有的偏见，人类学月经研究在研究范式和理论建构等方面都明显受到了结构主义思潮的影响。

五、人类学对月经的研究实践

如同那些最优秀的人类学家一样，玛丽·道格拉斯的功绩就在于重新发现“正常人”的内涵。为了对《洁净与危险》一书进行补充，玛丽·道格拉斯在1970年出版的《自然的象征》（Natural Symbols：Explorations in Cosmology）一书中思考了有关月经污染观念的存在或缺失的问题，她关于月经污染的论述也是从静止的比较开始的。道格拉斯列举了两个非洲小规模的狩猎-采集型社会的例子：莫布提人和哈德扎人。像大多数此类社会一样，这两个例子中的社会群体都是不稳定的，因此在理论上二者都不应对污染表现出的界限显示出关注。莫布提人与此相符：他们没有污染观念，但是哈德扎人则表现出对女人经血的恐惧。道格拉斯并未将这一点同社会群体联系起来，而是把它同性属界限联系起来。在哈德扎人中有明显的性分隔（division），对污染的恐惧反映并维护了这种分隔。哈德扎丈夫在妻子经期隐居时会实施一种拟娩（couvade），以此强调他和妻子的联系。月经被纳入“洁净”与“污秽”的分类体系，随着民族志资料的不断发掘，女人与污秽的关系在人类学界已累积了相当的研究成果，且绝大多数都是将焦点集中在月经潜在的危害问题上，同时象征结构分析也是最常被引用来讨论女性经血与生产污秽的理论架构。在玛丽·道格拉斯的影响下，人类学对月经研究的成果不断出现，彻底颠覆了传统人类学家对月经禁忌的理论阐释。

人类学对月经研究的跨文化研究逐渐将文明社会纳入分析的视野。1975年，美国人类学家马丁（Emily Martin Ahern，1944-）发表的《“不洁”的中国妇女——经血与产后排泄物的威力与禁忌》（The Power and Pollution of Chinese Woman）一文指出汉人妇女同时具有掌控生死的能力，经血的力量有安全与危险的双重意涵，同时是具有生育男性子嗣或是选择破坏男性认为理想的家庭型式的双重意义，经血的威力可视为妇女社会角色的一种反应或表现。1988年，美国人类学家托马斯·巴克莱（Thomas Buckley）和阿尔玛·哥特里布（Alma Gottlieb）在《鲜血法术：人类学对月经研究》（Blood Magic：The Anthropology of Menstruation）一书中批判了用于解释有关月经思想的“还原的理论框架”，他们指出了生物文化研究方法的优点所在，认为强调“月经禁忌”是弄错了地方。月经是一个更复杂的现象，它的意义比禁忌论述所承认的意义更宽泛。他们弃绝了那种认为月经禁忌纯粹是被用于压迫妇女的一般性的理论，也弃绝了认为月经禁忌只建立于精神病形式的基础之上的思想。他们也拒绝那种认为月经血实际上对人有危险的（由于月经毒素的存在）或猎物实际上闻到月经味道就跑掉了的理论。与此相反，他们倡导一种整体的研究方法。在一般的认知上，月经是女性的代表，通常被认为是很隐讳、不好的东西，但在医疗人类学（Medical Anthropology）的几个基本而重要的概念中，与妇女月经有关的议题占有相当的位置。妇女医疗中的月经问题逐渐成为人类学对月经研究的重点。1992年，费侠莉（Charlotte Furth）和陈淑月（Chen Shu-Yuen）《Chinese Medicine and the Anthropologyof Menstruation in Contemporary Taiwan》问世，成为人类学对月经研究讨论妇女医疗问题的开山之作。

1994年，人类学家Brian du Toit对南非印度妇女的月经体验进行了访谈，向我们展示了南非印度文化和美国的主流文化之间跨文化的一致性，同时也向我们展示了跨文化的不一致。1999年，费侠莉在她的医学人类学名著《繁盛之阴——中国医学史中的性（960-1665）》（A Flourishing Yin：Gender in China＇s Medical History）中详细讨论了月经与中国古代的女性医疗问题。实际上对月经的重视本是传统中医在妇女疾病诊断中的常规，但经过费侠莉所做的解释性说明，在普通读者的阅读反应中便多少产生了温故知新的感觉。对月经的叙述直接影响了具体的诊断，月经在女性的医疗身体上有了隐喻的性质。作为一种象征，月经在医生的诊断过程中暗示了患者体内那些说不出来、看不见乃至无法知道的异常状况。玛丽·道格拉斯坚信：身体的象征、对污染的信仰和特定社会的性质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并列关系，因为仪式的洁净将一个群体与另一个群体区分开来，而人体的边界是群体边界的一种隐喻。对身体之物质边界的关注显示了对社会边界的渴望，假如一个群体或社会力图控制物质的身体，那它显然要想方设法来控制和确定群体的洁净与认同。运用人体来象征社会并非独一的方式，比如在某些社会里月经的污染是令人畏惧的，对于月经期的妇女有许多复杂的规则；而在另一些社会里，月经实际上被视而不见，几乎没有什么象征意义。

人类学家研究发现，只要习惯和风俗允许，几乎任何事物（包括妇女的月经）都可以作为一种象征。每一种文化内部都必定有着关于肮脏（pollution或dirty）和污染观念的界定，它们与正面结构的看法相对立。目前，女人洁净（purity）与肮脏的关系在人类学界已经累积了相当的研究成果，绝大多数都是将焦点集中在月经的污染问题上，而玛丽·道格拉斯的《洁净与危险》是最常被引用来讨论女性身体与月经污染的一部论著，她将女人的污染物质模拟于象征的或社会秩序之异常，污染物质亦象征代表着对社会秩序的威胁，具有危险的象征。玛丽·道格拉斯认为必须通过秩序来研究肮脏，因为肮脏所涉及的绝不仅仅是卫生学领域的问题。肮脏与社会生活糅合在一起，超越时代和民族的界限。在《洁净与危险》一书的影响下，中国人类学家对妇女月经问题的研究成果也不断涌现，其中以翁玲玲女士为代表，她的《女人、不洁与神明——台湾社会经血信仰的传统与现代》（1997）、《汉人社会女性血余论述初探：从不洁与禁忌谈起》（1999）、《产妇、不洁与神明：坐月子仪式中不洁观的象征意涵》（2002）等均是这方面的杰作，集中探讨了台湾汉人文化视野中的月经观念。在研究方法上，翁玲玲以田野调查为主，文献查阅为辅。2004年3月，翁玲玲参加了在马来西亚举办的“第二届新世纪文化文学研究的新动向研讨会”，提交论文《汉人社会不洁观的建构与变迁：以女性血余不洁为例》，她在论文中除了详细描述女性血余在汉人社会中的多重面貌之外，在分析上则侧重于与传统研究的对话，并根据现有资料所表现的特性，提出了不同于传统研究的论点，还从社会秩序及经济结构来分析经血不洁在汉人社会中的象征意涵和男女两性在女性血余论述的建构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此外，周子闵的《布农女性穿越月经循环的生活经验与意义》（2007）则对台湾原住民布农人的月经文化进行了分析。

为了响应国际人类学界对妇女月经问题研究的兴趣，我们希望能建构新的人类学对月经研究的范式，就像江绍原、黄石和王君纲等人类学前辈那样去梳理中国人自己的“天癸”迷信与传说，因此在《云南少数民族对月经的认知与妇女经期护理》《论中国少数民族的月经禁忌与女性民俗》《中国传统婚俗中的月经禁忌与民间信仰》《女性、污秽与象征：宗教人类学视野中的月经禁忌》《中国民间的月经隐语与文化变迁》《阿昌族妇女的经期护理方式及其现代变迁》《阿昌族民间的月经禁忌与信仰习俗》《试论〈语丝〉时期江绍原的“天癸观”研究》和《中国现代民俗学者的月经禁忌研究》等论文中，我们将月经禁忌和相关问题纳入“地方性知识”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发展的框架下进行讨论。当然，这项薪火相传的研究工作需要更多人类学者参加进来。

*本文原载于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02期。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部分注释与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封面图为马基里努斯-彼得地下墓穴壁画《基督医治流血的女人》，该女人因持续流血而被认为处于经期、出现血漏症状，依《利未记》十五章，被视为不洁的。[图源：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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