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枢、黄光国等 | 座谈中国人的报

杨国枢、黄光国等社會學會社

杨国枢（左图，1932.12-2018.7.17），中国现代社会心理学家、心理学本土化研究重要贡献者。曾兼任台湾心理学会、台湾心理卫生协会、国际生命线台湾总会理事长。著作：《中国人的价值观-社会科学观点》《中国人的性格》《现代社会的心理适应》《现代化与民族主义》等。[图源：baike.com]

黄光国（右图，1945.11.6- ），台湾“民主行动联盟”创办人。美国夏威夷大学社会心理学博士，现任台湾大学心理学系教授，致力于社会科学本土化运动，并发展本土社会心理学。著作：《人情与面子》《知识与行动：中华文化传统的社会心理学诠释》《社会科学的理路》《儒家关系主义：哲学反思、理论建构与实证研究》《反求诸己：现代社会中的修养》等。[图源：crntt.com]

专题导言

“报”这一概念在中国社会由来已久，对中国人的生活而言，“报恩”“报仇”“报应”等说法一直较为常见和重要。但是，当这一日常概念上升到学术、尤其是社会学的研究层面时，究竟应该作何处理呢？互惠原则、社会交换理论、感戴研究等西方人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概念和理论，对此具有何种程度的解释力？它们和生长于中国社会的“报”是一回事吗？本专题即介绍有关“报”概念的本土探索。首先，本专题将推送杨联陞于1957年发表的论文，此文最早出现在费正清主编的《中国的思想和制度》一书中，揭开了此后有关“报”概念研究的序幕，其后杨联陞还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做过一次同题演讲。如果说杨联陞对“报”的探索侧重“报恩”，那么第二篇来自文崇一的论文则更多从“报仇”出发，关注到了“报”的另一面。尽管分析中涉及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但杨、文二人的研究还是偏向思想史或文化研究领域。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本土化热潮下，台湾学界涌现了一批有关“报”的研究，这些成果集中诞生在“中国人的心理”系列讲座中。专题选取了讲座中黄光国和杨国枢二人的发言稿，这两篇更多是从“报”的实际运作出发，与上述文化理念的研究有所不同。其中，黄光国的《报的个体与群体》一文，从西方心理学对报恩心理的研究回看中国的“报”概念，以此辨析后者的特殊内涵；杨国枢的《报的功能与变迁》一文，则是从个人和社会维度出发，分析了“报”在中国社会文化下的功能，并对其历史和未来变迁做了回顾和展望。在两篇发言之后，专题还摘录了与会人士的座谈稿，希望读者能对当时台湾学者在进行本土概念探索时的困惑和思考有所了解。接着，专题选取了刘兆明从组织社会学角度出发对“报”所作的研究。最后，专题以翟学伟2007年发表在《社会学研究》上的一篇论文作结。这些学者们的研究表明，社会交换理论等经典理论对“报”的运作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报”的概念意涵又并不仅限于此，而有其独特之处。囿于专题篇幅和策划者学力，本专题只希望这个小专题能为读者们呈现台湾和大陆学者在探索“报”这一本土概念时的已有成果，使读者朋友们感受到日常概念上升为学术研究时的趣味和不易，同时也能对社会学研究在挖掘本土概念及其用法上的重要性有所感触。

进一步厘清报的意义与功能，并思考如何转化，使其适用于今天或未来的社会，是我们关心的重点。

杨国枢：非常谢谢三位教授的精辟见解，提供在座各位多重思考的方向，相信大家都有许多问题急着提出来。问题不分大小，只要与报有关系，各位觉得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或对于刚才几位教授的观点有任何质疑的地方，都欢迎各位提出来一起讨论、研究。

余安邦：我有几个问题请教，如果报的行为在我们社会是很重要的观念，那怎么研究呢？从一个实证科学的角度来讲，在方法上我们怎么去克服？怎么分析资料？怎么解释资料？这个问题我个人也思考过，也许可以请黄老师回答这个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是，如何将报的观念落实到我们的教育里头。譬如说我们常在报上看到，发生车祸时，你去帮助他，结果他却反咬你一口，说是你撞倒他的，然后到法院去告你，因为他找不到肇事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告诉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学生，假如他们碰到这样的情况，究竟要不要帮助受害者呢？倘若我们肯定或承认报有积极性的社会功能，那又如何落实在教育里头呢？

彭宇案，是指2006年11月20日早晨，老人徐寿兰在南京市水西门广场一公交站台被撞倒摔成了骨折，彭宇将其扶起。徐寿兰指认撞人者是刚下车的小伙彭宇，彭宇则予以否认。最后双方当事人在二审期间达成了和解协议，以和解撤诉结案。这起民事诉讼案引发了极大关于“道德”的争议和讨论。[图源：zhidao.baike.com]

黄光国：关于报的观念与行为是不是一个社会的普遍法则，我想这一点是可确定的。至于如何研究报，方法论上又将如何下手呢？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可是以目前来看，恐怕在概念上仍然不够明晰，而且当我们对传统社会里报的概念尚未弄清楚以前，马上就进入研究的范畴，基本上是很难，我个人倒是非常期待国内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能够多提供这方面的资料，那对于研究行为科学的人会有很大的帮助。

韦政通：我想补充几句，刚才杨教授提到现代社会有没有报的现象，我想应该是有的，只是那一个阶层多，那一个阶层少的问题。至于黄教授提到的观念也是很有意思，可以反省到现代社会的问题，因为现代社会有两种主要因素，导致报的观念在急速萎缩。一个就是法治的观念，法治观念越强的社会，报的观念必然会慢慢萎缩，不需要用自力救济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只要交给公正的法律来处理就可以了。另一个从个人来看，愈是能运用理性思考的人，对报的观念欲淡。而台湾目前社会上知识分子运用理性思考的人数在不断增加，只是知识分子在整个人口比例仍居少数，近年来命运的观念似乎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这种观念的泛滥，基本上是培养报观念的温床，所以台湾的问题是法律的公正性还没建立起来，以至于自力救济的情形越来越严重，这可能是我们当局没有想到的。过去传统社会的控制方式萎缩了，然而现代社会的控制方式却尚未建立起来，导致社会问题愈来愈多也愈复杂，这是很重要的因素。因此对整个社会而言，单靠少数人的理性思考是不够的，法律的公正性必须建立起来，否则，台湾自力救济的情况会不断增加，增多，而且有几个自力救济的案子成功了，更会鼓励这类团体的产生。这就是从报的观念让我反省到台湾的社会。

刚才余安邦先生提到如何将报的正面功能透过教育来传达，事实上，台湾社会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教育上所教的往往和我们父母所教的不一样，父母教导他们的孩子出门不可与陌生人讲话，把人从坏的角度去界定，而社会上确实也有很多坏人利用人的善意欺骗人，我们如何教导我们的孩子去面对如此复杂的问题呢？基本上我们应该把每个人都视为好人，但这个社会却教育下一代把每个人视为坏人，否则会吃亏上当。

从这个细微的社会现象，我看到了道德的问题，目前这个道德问题已经相当严重，这会是报的正面功能萎缩且无法继续。在传统社会里，正面的报是种道德观念，是一个很重要的道德意识，普遍存在于当时的社会；而今，这种道德意识既已萎缩，却无另一种道德意识取代，这是我们今天面临的道德危机，怎么解决呢？在此我提出这样的疑惑求教于各位。

叶明华：我这里有二个问题，首先我想提出的是，今天我们谈报的概念，是否曾考虑过报的对象问题，就是报的对象是不是有一个特定对象，刚刚韦教授在分析报的概念时，似乎把中国的报与中国的孝道结合在一起，认为孝道本身含有报的概念，我个人的看法却不一样。我认为报基本上不是以家人为对象，反而是以家人以外的人才有报的概念。我曾经看过陈立夫先生写的一本书——四书一贯，书里面所讲的中国人孝道是基于对父母的敬与爱，换句话说孝道本身不谈报，父母无论如何待你，你仍要孝顺他，尤其他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他说：舜的父亲对舜很不好，但舜仍然无条件孝顺他的父亲。如果我们站在报的观点，父亲对舜不好，那舜不就是该报仇了吗？所以我认为报的观念是对外人，纯粹是针对非家人的别人所做的行为，例如别人对你施恩，你才会对他还报。

图为清代画家王素（1007-1073）所绘二十四孝图之虞顺孝行感天。[图源：360doc.com]

如果各位赞同我这种看法的话，我们再来看中国人为什么会有报，报的原因在那里呢？刚才黄教授所谈到的理论已提供一个很好的思考来源，也就是归因的历程，例如现在有一个人对你施恩，而施恩者是个外人，那么我们如何来解释这个现象呢？通常我们会认为既然对方是个陌生人，他没有义务对你施恩；一旦施恩，那对方当然就像再造父母一般，古代韩信一饭千金就是很好的例子。你有困难而对方又是一个陌生人，可是他却无条件的帮助你，很自然你内心就会产生很强烈的报的观念。报仇也是一样，报仇也只是对外人报仇，兄弟阋墙是例外，很少兄弟间相互寻仇的，会有报仇通常都是因为被外人伤害了，或是外人伤害了你家人，才会兴起报仇的观念。

再者，传统报的观念仍存在于今天的工商社会，尤其在家族企业中更容易发现，如果有个外人进入家族企业的系统中，一般来说，都只能爬到中等职位，但假如有个人自己感受到整个家族系统对它的重视，虽然他不是家族系统的一份子，那么它就很可能更投注在工作，报的意念就很自然产生。因此如果这种观念报的观念在企业继续发展下去，慢慢地就可能将投资者与经营者分开，毕竟任何一个企业家都不能保证他的子孙都是最好的经营者，因此这种报的概念可能在未来家族企业的转型产生很大的作用。所以倘若我们把报看做是对外人的作用，就可以来推论未来的社会报的可能性，这样的看法也许能解释，其实中国人过去的报与现代的报没什么两样，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不知各位有何意见，请指教。

黄光国：刚才叶明华先生提到中国人的报不是以家人为对象，这一点我不太同意。事实上我们社会对父母是谈报恩的，父母之恩在传统社会是非常被重视的，当然对父母不能报仇，这点是可以被认同的。所以我认为是报是存在于任何社会的一种人际关系，淡化有可能，改变有可能，但我认为在我们社会是不可能消失的。

韦政通：叶明华先生的看法我有点不同意，因为叶先生讲的是道德理想主义，但是在过去传统社会的日常生活里面，还有一种观念——养儿防老，是这个社会普遍存在的投资行为，也是农业社会的必然现象，所以报是比较落实在现实层次，是实践在家庭之内的，舜的行为是理想主义层次，两个是不一样的。

余德慧：我想谈的是，当我们研究「报」的时候，到底要把「报」的概念放在研究架构的什么位置里。首先，我们要问的是，当我们在谈论「报」的观念是到底是把「报」当作一个文化的理想理念，还是把它放在实际的生活里。韦政通、文崇一两位教授是谈文化理念的问题，黄光国教授则在实际的运作来谈。

若从文化理念来谈，就叶教授提到的报这个概念时，事实上存在着「报」与「非报」两个互相界定的范畴，在报的范畴里，孝顺父母、忠于君主、以礼待人均属之；在「非报」的范畴里，我们讲仁、讲义，或侠道，因为在民俗观念里，仁义侠道都表示无条件的存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中国人在何时采取相对条件的报，在何时则采取绝对的「非报」系统。

要在概念上解决这个问题，许烺光先生的「心理社会平衡模式」就变得很有用了。许先生把个人与社会的关联都放在性格的多元层面来看，其中有一层是属于感情关联的俗世层面，另一层是非感情性关联的层面；中国人处在感情层面，他所面对的他人世界是亲友家人，或师长后辈，这时候他为了遵守人际间感情的关联，「报」就产生了其强迫性与义务性；而当他处在非感情层面时，循天理、去私欲的法则就成了主宰，而进入「非报」系统。中国人对「报」与「非报」系统的区分相当清晰，甚至不使彼此之间混淆。因此，我们很清楚知道，「报」的世界里，中国人彼此之间的黏附相当强烈，而在「非报」系统里，我们强调独立自主。因此我们可以预测，中国人对他人施恩的反应是依人而定，若是施恩者在情感依附的层面上，报是依附必要的运作法则；若是施恩者被排除在感情层面时，报是脱离人情负担的手段，以达成个人自主性的目的。因此，报的运作意义，一方面是个人在达成依附的需求，另一方面则是保护个人的自主性，而综合的结果，使中国人保持其明显的内外之分。

许烺光（Francis L. K. Hsu, 1909-1999），行为科学家，心理人类学创始人之一，第62届（1977-1978）美国人类学会主席。著有《中国人与美国人》《宗族、种姓与社团》《家元：日本的真髓》《彻底个人主义的省思》《祖荫下：中国乡村的亲属、人格与社会流动》等。“心理—社会均衡”是一种理解人的心理、行为与文化关系的理论模型。该模型最主要的特点是将人理解为一种“社会文化场”而不是孤立的个体，从人与人、人与物、人与文化规范以及心理与社会动态均衡的角度把握人。[图源：baike.baidu.com]

从这一层的意义来说，「报」与「不报」、「感情依附」与「独立自主」就可以交叉形成四种类别，每种类别都形成相当有意思的心理意义，很值得心理学者进行实证性的研究。

文崇一：针对刚才几位先生、女士的意见，提出我个人的看法。假如说我们不用交换理论来处理报，而是光用中国人的眼光来看报的概念与行为，那么我接受报有它转变的过程，但其中仍有道德上高低的问题。我想先说对家人与外人报的问题，我想中国人的报，不完全是对外的，即使是五伦之内，还是要报的，不过报的有程度却会有差别，五伦之内可能会马虎一点，对外恐怕就算得一清二楚，但总都是会报的。

至于谈到道德高低的问题，我个人认为，不论是报恩还是报仇，传统社会中报的道德性会高于报的社会性；然而现代社会刚好相反，报的社会性往往高于报的道德性。

余德慧：文先生你所讲的社会性，是不是指自我道德或个别主义，比较属于自我遵循的人际法则？

文崇一：是。所以我们拿西方的交换理论来解释中国人的报，显然是没有办法的，因为交换理论很多都是西方工业社会的，是美国社会的，很难完全适用于中国，尤其是传统的中国社会。

朱瑞玲：我一直很好奇，过去很多人用概念来谈中国人的心理，如人情、面子、关系等，而今天我们把报独立出来，专心地讨论报的观念与行为，我就想这些中国人的心理概念，可不可能融通一下一起谈，或许能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重复，例如：报是社会人际关系的基础，或义务是报的一种，其实是面子、人情也都是啊！他们相互间的关系又是什么呢？

黄光国：我想谈这个问题时必会牵涉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很多中国式的研究问题方式，我们是希望用一种整合性的观念，但是我们用比较西方学术研究的方式时，我们就会采用分析性的观点，也就是说你刚才提出的几种社会基础的概念，如人情、面子等彼此之间就有一个关联性，但是我们如果做单独的报的研究时，就要先把报从多项关系中独立出来，当然到最后，我们仍是希望将这些关系整合起来，换句话说，当我们企图谈中国人的社会基础前，必须先把社会基础内的每种概念搞清楚，以及每一种概念究竟嵌在社会基础网络中的那一个位置，然后才可能整体性的谈这个问题。

杨慧君：我想提几个问题，刚才文教授提到礼尚往来的报，在目前已经不会再像过去一样受到重视。可是我认为这种现象仍然普遍存在于今天的台湾社会，这是不是意味着文教授所接触的人际圈里已不时兴送礼了，那种礼尚往来的关系因此渐渐式微，但就我平常的生活经验，这种礼尚往来的观念，还是相当根深蒂固的。第二个问题是最近雏妓问题相当严重，我在想会不会跟中国社会中报的观念有关。例如雏妓很多都是被父母卖掉的，尤其是负债的情况下把子女卖出去，中国人常说「父债子还」、「母债女还」，因此对雏妓的人权就显得没有相当重视，甚至将父母把儿女卖掉还债，看成是一种报的行为呢？这个问题似乎有很多值得思考的地方。最后一个问题是，刚才黄教授提到西方人有报恩的行为，但报仇的现象比较少，可是最近我看到龙应台小姐的一篇文章提到，当年希特勒建集中营，大肆屠杀犹太人，四十年后犹太人倾全力追查这笔血债，中国八年抗战时也有「南京大屠杀」、「上海大屠杀」，可是中国人的反应似乎与犹太人的反应不太一样，这让我想起东西方报的观念究竟有何差异呢？

黄光国：我想补充一下。我并不是说西方人没有报的观念，而是说西方人捉到凶手都是送到法庭去，公开受刑，不像我们传统社会中，找到凶手就当场解决。其次有关雏妓的问题正如前头杨先生谈到有关报的转型期概念，我个人很认同。以今天来说，愈来愈多人觉得法院能帮每个人解决问题，一旦法院不能合理、公平解决人民的问题时，人们只好自己救自己，产生自力救济的行为。我们必须注意，今天台湾社会一切都在转型的过渡时间，而雏妓多少也反映了这种转型现象，过去传统社会「父债子还」、「母债女还」的观念是很普遍的，甚至女儿女也认为是应该的；可是逐渐地主张权力自立的声音显然愈来愈强，父母的债，非得让儿女来负担吗？好像也不尽然，即使为为人子女的并不反对孝顺父母，报答父母养育之恩，也不见得要用这种方式。所谓人权的概念，基本上就是建立在每个人都是独立个体的角度上，因此「父债子还」这种现象可能还会出现在报的变迁过程，但不会是一成不变的。

韦政通：刚刚杨慧君小姐提到犹太人审判德国纳粹党的问题，而我们对日本人好像没有那么深的仇恨。日本人对中国人杀害的程度，可能还超过德国人对犹太人的杀害，但是我们对日本人的仇恨就没有像犹太人那么强烈，原因可能是中国人五伦取向，父仇最重是不共戴天的，然后才是兄弟、夫妻、朋友、君主，国家的仇恨对个人而言比较淡，报仇的动力也较弱。

王桂花：我有个问题想请教杨老师。前头大家提到传统的报与现代的报，并会分析其中的转变，但都没有赋予任何价值判断，另外还有一位先生提到比较能够理性思考的人可能较能体认报的正面意义。这就让我想起每天我们生活在现代社会里头经常面临的冲突。例如，我依据自己的兴趣、自己的意愿去帮助别人时，我可以不求回报；同样倘若别人依托此帮助我，我也不一定要回报，但往往却得罪了人，落个忘恩负义之名。因此，我很想知道，今天报的观念在变，这与个人抉择与调试的部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杨国枢：这个问题事实上包含着很多问题在里头。首先我们必须指出一点，在变迁的过程中一定会有类似的冲突；假如你走的太快了，偏向于个人去向，自然会得罪以传统为取向的那批人，但是既然已有认知，却又要你顺应潮流，遵守传统规范，你一定也会不甘心、不舒服，所有这些痛苦在变迁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这没有什么十全十美的办法，甚至延续了好几代，仍会有冲突发生，这是从社会变迁的角度来看。

如果我们从个人的角度来看：个人如果遭到这类冲突时，在不能避免的情况下，如何减少呢？这很有可能就会变成个别因素的考虑，同时针对个人当时的能力、情景做最适切的选择。例如在变迁较为快速的环境里，我可能采取较个人取向的方式与别人相处，在另一个环境，如果传统取向较重，那你自然可以采取不违背自己而又不失传统规范的方式与他们来往，这中间是有很多种弹性的办法，也就是将自己的生活的范畴分为几种不同的区域，每个区域视其特性而采取不同的相对态度，只要自己清楚就好。

今天我们很少谈到报在社会快速变迁下人们的适应问题，其实这是很值得深思的，但是，我想这个问题不仅限于报，恐怕很多社会现象也有这样的问题，以后有时间我们可以专门谈在新旧交替的过程中，人类如何适应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也许可以讨论出几种方法供大家参考。

最后我想利用一点时间将这个座谈会做个总结：

一、今天讨论到此，大家或多或少都同意中国传统的报大致上分为两类大类，一类是中国早期就存在、历史上也有记载的报，属于人与人之间或人与团体之间相互关系的报。一类是汉唐以后受到佛教传入的影响，形成果报、业报的观念，这两者的内涵是不大相同的。

二、传统社会里，报的功能是多元性的，有社会性的功能，有宗教性的功能，也有政治性的功能，最重要的是有个人的功能。换言之，报的功能很复杂，层次包含也很广。

三、中国传统社会的行为与观念，弥漫在各种不同类型的社会关系里头，甚至会因社会关系的亲疏远近而影响报的强度，这点可以费孝通的差序格局来解释，也因此中国人的报不光是个人的事，通常还会扩及到家庭、家族、国家、宇宙和超自然的世界，不似西方报的对象往往偏重于个人的独立个体。

四、在现代社会，尤其指的是台湾进入工商社会以后，由于受到变迁的影响，传统的报产生急剧的改变，每个人面对传统的态度与方式已有各自不同的应变及调整，于是传统的报的概念在接受工商社会的考验，虽然仍有些东西被保留下来，但也有些东西已被全盘推翻。

五、传统社会的变迁，有几点明显的转变，也就是从集体取向变成个人取向，从长期性的报变成短暂性的报，传统义务性的报也逐渐改变。凡此种种都可能使台湾传统报的概念逐渐转变成西方社会对报的概念。

六、从价值观的转变来看报，未尝不可继续保留报的观念与行为，只是在方法上恐怕要略加修正。至于传统中的业报或许可以考虑淘汰，因为未来的公正法律足以取代业报对社会行为的控制。但是人际关系中的报，不论是对于个人对个人或个人对社会的报，都很值得继续保留下来，那怕是短暂的报，尤其是正向的报，更是今天工商社会里非常欠缺的一股暖流，使人跟人之间除了交易行为，还有丝人性的可爱。然而对于报仇这点，我个人非常赞同韦教授所提到的恕道，如果彼此间能互相宽容，即使在受伤害的状况下也能多多站在对方的立场设想，那我们相信会使社会和谐。

七、发展到今天，我们相信中国传统的报依旧存在于今天的工商社会，然而也有从工商社会中产生对于报的新行为及新概念，这些都值得专家学者做社会科学的研究，研究过程尽量采取科际整合的方式，希望大家一起动手，以便产生更多的资料，让大家更清楚报的意义及功能，进一步思考如何转化，使其适用于今天的工商社会，甚至未来的社会。

*本文节选自顾瑜君《中国人的世间游戏》，张老师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0年版。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注释，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阅原文。

**封面图为清代画家王素（1007-1073）所绘二十四孝图之郭巨为母埋儿。[图源：360doc.com]

〇编辑：林岭〇排版：烟波

〇审核：孜然 / 灵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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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策划人：旻昱（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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