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奈尔 | 男性气质的社会组织

Raewyn Connell 社會學會社

瑞文·康奈尔（图左，Raewyn Connell，1944.1.3 - ）。现为悉尼大学荣誉教授以及澳大利亚国家高等教育联盟的终身成员。其关注领域广泛，涉及大规模阶级动态研究、性别关系的社会理论、男子气概理论研究等等。著有《澳大利亚历史中的阶级结构》（Class Structurein Australian History，1980）《性别与权力》（Gender and Power，1987）《阳刚之气》（Masculinities，1995）等。[图源：lgbtq.sociology.cam.ac.uk]

第一章追溯了 20 世纪的各主流学派，并说明了它们都没能成功地发展出一种连贯一致的男性气质的科学。这一结果凸显了研究工作的困难而掩饰了科学家的失误。“男性气质”不是一个连贯一致的，人们能从中发展出概括性科学的客体。但是从各种理论反应出的问题中，我们还是可以得到连贯一致的知识。如果扩展一下视野，我们就可以看清，男性气质不是一个孤立的客体而是一个大结构的一部分。

这就要求对这个大结构以及男性气质是如何被嵌入其中的作一些说明解释。本章的任务就是在当代性别关系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框架。这个框架将提供一个途径，来区分男性气质的不同类型，理解它们变化的动力。

但是，我们在讨论中所用到的基本术语的定义还从来没有很清晰过。所以，有一些基本的东西首先要搞清楚。

男性气质的界定

所有的社会都有对性别的文化解释，但是并非所有的社会都有“男性气质”这一概念。在男性气质的现代用法中，这一术语假定了一个人的行为来源于某种类型的人。也就是说，一个没有男性气质的人会有不同的行为：性格平和而不暴烈、柔顺而没有支配性、几乎不会踢足球、对性的征服不感兴趣，诸如此类。

这种观念的前提是相信个体之间的差异和个人的能动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建立在现代早期欧洲的个人主义观念之上的，这一观念是随着殖民统治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在第八章中我将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

但是，男性气质这个概念也是与其他概念存在天然关联的。如果没有“女性气质”相对照，它也就不会存在。在一种认为男人和女人不是两种截然相反的性格类型的载体的文化中，（至少在原则上），就不会有现代欧美文化意义上的男性气质的概念。

历史研究表明，这种情形在18世纪之前的欧洲文化中就存在。那时，女人虽然被理所当然地认为与男人不同，但这种不同只是在同一性格特征中某种不完善或低下的意义上来说的（例如，女人较少理性推理的才能）。女人和男人并不被视为存在质的差异的性格载体。男性气质这种观念是伴随19世纪资产阶级“两极分化”的意识形态而出现的。

从这两个方面来说，我们的男性气质观念似乎是相当近代的产物，至多也就几百年。后来，我们又在对男性气质的讨论中，以一种文化的特有方式“创造着性别”。我们应该牢记这一点，对于任何声称发现了有关自然性男人气质与习得性男性气质的悠久历史性真理的说法都要审慎对待。

男性气质的定义大多是采用我们的文化标准想当然地定义的，但是其背后的各种策略都是要概括具有男性气质的一类人。主要的策略有4种，根据它们的逻辑很容易区分开来，虽然在具体实践中人们经常把它们结合在一起。

本质主义的定义经常是抽取一个特征作为男性气质的核心，并以此为依据来解释男人们的生活。弗洛伊德曾把主动性与男性气质相提并论，并与被动的女性气质相比较——虽然他最终认为这种等同过于简单了，打算放弃本质主义定义。后来，作家们试图把握男性气质的一个本质特征，这些努力的结果真是丰富多彩：爱冒险、有责任感、无责任感、富有攻击性、宙斯一样的能量……。也许最好的算是社会生物学家莱昂内尔·泰格的观点，他认为，隐藏在男性的联合和战争之下的真正的自然男性气质是被“艰苦和沉重的事件”逼出来的。许多铁杆儿摇滚歌迷都会同意他的观点。

本质主义视角的弱点是明显的：本质的选择是相当任意的。本质论者无法找到共同认可的本质，事实上也是如此。所谓存在一个普遍的男性气质的基础的各种说法除了表明它们自身的存在外，其他什么也不能告诉我们。

强调发现事实的实证主义社会科学思潮对男性气质有一个简单的定义：所谓男性气质就是男人实际上是什么。这个定义是心理学中男性气质／女性气质量表的逻辑基础，心理学的术语都是通过显示男女群体之间的统计差异得以验证的。这个定义还是民族志学对于男性气质的讨论的基础，他们往往描述某种文化下的男人生活的模式，并且不管它是什么，就称它为典型的男性气质。

这里有三处困难。第一，如现代认识论所认为的那样，不存在任何无理论的描述。这些定义所赖以建立的描述，表面上是中立的，但其本身就是建立在对性别的某种假定上的。很明显，为了设计一张男性气质／女性气质量表，一个人必须在设计有关术语时，就有一些想法：应该计算些什么或列举些什么。

第二，要列举男人和女人都做些什么，就需要先把人分成男女两类。这一点正如苏珊·凯斯勒和温迪·麦克纳应用经典人类学方法对性别的研究那样，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应用常识性性别分类进行社会归纳的过程。这样，实证主义的研究程序就依赖于那些特别的分类，这些分类被设想为是建立在对性别的调查结果上的。

第三，把男性气质定义为“男人在经验意义上是什么”，就会废除术语的应用，而我们常常会使用术语，说一些女性有“男人气”，一些男性有“女人气”，或者一些动作或姿态是“男人气”或“女人气”的而不管行动者的性别。术语的应用并不是无关紧要的，例如，在精神分析中考虑人格中的冲突就至关重要。

确实，术语对性别的分析是基本的。如果我们只是谈论男性作为群体与女性作为群体之间的差异，我们就一点也用不着“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术语了。我们可以仅仅说“男人的”和“女人的”，或者“男性”和“女性”就够了。“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术语表明了在男女类别之间的性别差异之上，存在着在男人内部的男性间的差异以及在女人内部的女性间的差异，它们都与性别有关。

规范性的定义承认这些差别的存在并给出了一个标准：男性气质就是男人应该是什么。这一定义经常出现在媒体的研究中，以及对一些典范人物如约翰·韦恩或文艺流派如恐怖电影的讨论中。严格的性角色理论认为，男性气质准确地说就是男人行为的社会规范。实际上，男性性角色的理论经常是把规范性定义与本质主义的定义混合在一起，就像被广为引用的罗伯特·布兰农对“我们文化中的男性标准”的说明：不带女人气的人、声名显赫的人、坚毅果敢的人以及严厉教训对手的人。

图为1989年8月8日《时代》封面人物、美国演员约翰·维恩（John Wayne，1907.5.26 - 1979.6.11）。其代表作有《关山飞渡》（Stagecoach，1939）《大地惊雷》（True Grit，1969）等。维恩以出演西部片和战争片中的硬汉而闻名，以其诚实、有个性、英雄主义的荧幕形象成为美国人的化身。电影戏剧评论家文森特·坎比（Vincent Canby）曾评价道，“维恩无疑是坚不可摧的，他几乎是男性气质的完美诠释。”[图源：pinterest.com]

规范性的定义允许不同的男人不同程度地接近这一标准。但是这很快就产生出自相矛盾的观点，其中有一些在早期的男人解放运动的作品中就被意识到了。实际上，很少有男人能够符合上面的“标准”或者是表现出如韦恩、博加特以及伊斯特伍德一样的坚强和独立。（电影本身发现了这一问题，并在《闪亮的马鞍》和《山姆，再来一次》等影片中进行了嘲讽）。对于几乎没有人能达到的规范来说，到底什么是“规范的”呢？我们难道能说大多数的男人是不具有男性气质的吗？对那种抵制严格的规范所体现的坚毅，或者那种表明男同性恋身份的英雄主义又如何评价呢？

图为由梅尔·布鲁克斯（Mel Brooks）执导的电影《神枪小子》（Blazing Saddles，又译《灼热的马鞍》，1974）宣传海报。该电影以对传统西部片的讽刺而闻名。[图源：baike.baidu.com]

一个更加敏感的困难是，纯粹的规范性定义不能在个性层次上把握男性气质。约瑟夫·普莱克正确地意识到，规范性定义存在一种未经确认的角色与身份相一致的假定。我认为，这种假定是性角色理论家经常滑向本质主义的原因。

符号学的视角抛开了个性层次，它通过一个有男女符号差异的系统来定义男性气质，在这个系统中，男性和女性的位置是对立的。男性气质实际上被定义为非女性气质。这种做法来源于结构语言学的理论，在结构语言学中，言语的元素是根据它们相互之间的差异来定义的。这种视角广泛应用于女性主义者和后结构主义者对性别的文化分析、拉康的精神分析以及符号主义的研究中。它提出了不止一个有关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抽象对应理论，并且体现在男性气质／女性气质量表中。在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符号性对立中，男性气质是一个无记号的概念，处于符号权威的位置。阴茎是男性气质的首要标志，女性气质的符号定义就是无阴茎。

这种对男性气质的定义在文化分析中一直影响很大。它避开了本质主义的武断性以及实证主义和规范性定义的自相矛盾。但是，它的应用范围也是有限的——除非像后现代理论家所断言的那样，话语就是我们在社会分析中可以谈论的一切。为了解决有关男性气质的所有方面的问题，我们还需要一些方法来讨论其他类型的关系：不同性别在生产和消费中的位置、在社会机构和自然环境中的位置、在社会和军事斗争中的位置。

我们可以从中归纳出的是联系的原则。一个符号只有在一个相互关联的符号系统中才能被理解的观点也同样适用于其他领域。只有在一个性别关系的系统中，才会出现所谓的男性气质。与试图把男性气质定义为一种客体（如一种自然的性格类型、一种行为的一般标准和一种规范）的做法不同，我们需要关注那些过程和关系，正是在这些过程和关系中，男性和女性过着不同性别的生活。如果“男性气质”能够简明定义的话，那么它既是在性别关系中的位置，又是男性和女性通过实践确定这种位置的实践活动，以及这些实践活动在身体的经验、个性和文化中产生的影响。

性别作为社会实践的一种结构

在这一部分，我将尽可能简要地对支撑本书讨论的性别概念进行分析。

性别是一种规定社会实践秩序的方式。在形成性别的过程中，生活的日常行为是根据生育领域进行组织的，是由人类的身体结构和生育过程所限定的。生育领域包括性欲和性交，孩子的出生和婴儿的抚育，以及身体的生理性别的差异和相似。

我之所以称此为“生育领域”而不是“生物基础”，是想强调第二章的观点：我们是在讨论一种涉及身体的历史性过程而不是一组固定的生物决定因索。性别是那种始终与身体和身体做什么有关，但不能还原为身体的社会实践。还原主义揭示的正好与实际情况相反了。从社会性而非生物性决定的这点上来说，性别确实存在着。它标志着转型的一个内容，即历史性的过程取代生物进化成为演变的形式。从本质主义的观点来看，性别的存在是一种丑闻，一种暴行。社会生物学家们正不断试图通过证明人类社会制度不过是进化规则的一个反映来消灭性别。

社会实践是具有创造性和发明性的，但它并不是现在才有的。它回应着种种特殊情况，并发生在一定的社会关系结构之中。性别关系，这种通过生育领域组织起来的在人以及群体当中都存在的关系，是所有已知社会的一个主要结构。

与这一结构有关的实践，是在人以及群体把握他们的历史状况时产生的，它不是由一个个孤立的行动组成的。行动是在一个个大的群体中成形的，所以当我们说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时，我们就是在说性别实践的形构。

“形构”可能是一个过于静态的术语，重要的是形成形构的实践过程。（萨特在《寻找一种方法》中谈到“行动中方法的统一”。）从实践组织化的动态观点出发，我们就可以理解作为性别工程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性别工程是经过时间的构形实践的过程，它改变了性别结构的起始状态。在第二部分的案例研究中，我将把几组男性群体的生活作为这种意义上的性别工程来进行分析。

不管我们怎样划分我们的社会世界，也不管我们选取什么样的分析单位，我们都可以发现实践的性别的形构实践。人们最熟悉的是个人的生活经历，它是我们对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常识性观念的基础。这里所说的实践的形构就是心理学家一向所说的“个性”或“性格”。第一章中所讨论的精神分析的观点都是近乎完全地集中在这一方面。

观点的集中可能会夸大表现在任一方面的实践的一致性。因此，精神分析从关注矛盾开始，最后滑向“身份”的观念就毫不奇怪了。心理学中的后现代结构主义批判家如温迪·霍尔韦强调说，由于在任何个人生活中都交织着多元化的话语，所以性别身份是不统一和处于变化中的。这一观点突出了另一方面，即话语、意识形态以及文化的一面。也就是说，性别是在符号实践中被组织起来的，这种符号实践活动可能比任何个人的生活都延续得长久（例如，在史诗中的英雄主义男性气质的构建，医学理论中性焦虑或性变态的构建）。

第一章已提到社会科学是如何最终认识到性别形构的第三个场所的，也就是国家、工作场所和学校等机构。很多人发现他们难于接受机构不仅仅是在形而上学上，而且是在实质上具有性别特征的。但是这一点是关键。

例如，国家就是一个具有男性气质的机构。这不是说机构多少沾染上了政府高层男领导人的个性。而是想说明更深层次的问题：国家有组织的实践活动是与性别结构的再生产息息有关的。绝大多数高层政府官员是男性，是因为有一个人员招募和升迁的性别形构和一个国内劳动分工和控制体系的性别形构，一个制定政策、实践路线以及激发人民快乐和满意的方式的性别形构。

实践的性别建构与生物性的生育毫无关系。将两者联系起来的是社会因素。这一点在遇到挑战时就清楚了。一个例子是近来在国内围绕“军队中的男同性恋”问题的斗争，其焦点就是有关开除那些性行为对象的性别选择不符合常规的士兵和海员的规定。在斗争最激烈的美国，批评家从个人自由和军队的效率原则出发使这一事件有了转机。他们争论说，事实上，性行为对象的性别选择与战斗能力关系很小。那些舰队司令和将军们以各种各样的虚假理由为军队的现行规定辩护。其实，他们的目的是为维持现代武装力量的脆弱的内聚力，维护特定男性气质的文化意义的重要作用。

自从朱丽叶·米切尔和盖尔·鲁宾20世纪70年代的研究工作以后，性别是一个内部复杂的结构、其中蕴涵着许多不同的逻辑这一事实就变得清楚了。对于男性气质的分析而言，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就像一种实践的形构一样，任何一种男性气质都是同时处于众多关系结构之中的，它们可能有着不同的历史轨迹。因而，男性气质像女性气质一样常常易于遭受内部矛盾的影响和历史性的中断。

我们需要至少一个三重的性别结构模型，它分成（1）权利、（2）生产和（3）精力投入（情绪依附）三个关系层次。这是一个暂定的模型，但它对男性气质问题有一些价值。

1. 权利关系

在当代欧洲／美国的性别秩序中，权利关系的主轴是女性的整体从属性地位与男性的统治，这一结构也就是妇女解放运动所说的男权制。这一普遍性的结构虽然在许多局部发生了变化（例如，女人当家作主、男学生女教师等），但还存在着。尽管它遭到各种各样的反抗，如女性主义所做的那样，但还维系着。这些变化和反对意味若男权制的权力遇到了连续不断的困难。它们提出了对千男性政治来说至关重要的合法性问题。

2. 生产关系

在工作的分配形式方面，性别的劳动分工是常见的，有时甚至达到了特别细微的程度（例如，在社会学家波林·亨特研究的英国乡村中，就有一种习俗是女人负责擦洗窗户的里面，男人负责擦洗窗户的外面）。应引起同等注意的是性别分工的经济后果，即男人从社会劳动的产品中获取的不平等分额。男女不平等的争论经常是围绕着男女工资的比例，但是资本的性别特征也应引起注意。通过性别的劳动分工，资本主义的经济不可避免的是一个积累性别差异的过程。所以它不是一个统计性的样件，而是社会建构男性气质的一部分。其结果就是男人而不是女人控制着主要的公司和大笔私人财产。虽然这看起来令人难以置信，但财富的积累确实已通过性别的社会关系紧紧地与生产领域联系在一起。

3. 精力投入

正如我在第二章中所指出的，性欲经常被看作是一种自然现象，以至于它一般被排除在社会理论之外。但是，当我们把弗洛伊德概念中的欲望看作是附着于客体的情感能量的时候，它的性别特征是明显的。这一观点不仅适用于异性恋的欲望，也适用于同性恋的欲望（令人惊讶的是，在我们的文化中认为无明确性别选择的双性恋是病态和不稳定的）。由此，型塑和实现欲望的实践活动是性别秩序的一个方面。相应的，我们可以对所涉及的性关系提一些政治性的问题：他们是双方自愿的还是强迫的？快乐是平等的给予和接受的吗？在女性主义关于性的分析中，这些已变成在异性恋与男性社会统治地位之间存在关联性的尖锐问题。

由于性别是一个建构社会实践的一般方式而不是一个特殊的实践类型，所以它不可避免的涉及其他的社会结构。现在，普遍的说法是性别与种族和阶级互相关联，或者用一种更好的说法是互相作用。我们可以再加上一点说，性别与民族在世界秩序中的地位互相作用。

这一事实也给男性气质的分析带来有力影响。例如，白人男性气质的建构不但与白人有关，还与黑人有关。在二十多年前，保罗·霍克在《白英雄，黑野兽》中就直指西方有关男性气质的话语中流行的种族形象。白人对黑人暴力的恐惧有着在殖民地和后殖民地的状态下的长期历史。白人在宗主国对政治、法庭和监狱的控制是黑人对白人暴政恐惧的一个持续基础，这种暴政曾经在殖民主义时代出现过。美国黑人男性在美国监狱里占绝大多数，就像土族人在澳大利亚的监狱里占大多数一样。这种情形在美国黑人的表达中被惊人地浓缩为“男人”，这个词汇把白人的男性气质与国家机构的权利融合在一起。正如黑人打击乐歌手爱斯－特所指出的：

不管你是否在监狱里，都没什么区别。犹太人区、监狱，一切都是制度化了的，由白人控制着……自从1976年以来，他们就不再试图恢复黑人的权力。现在，严厉的制裁代替了一切。白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再是更多的教育，而是更多的监狱。白人说我们不再教育他们，把他们关起来了事。所以当你从那里出来，你就完全死心了，就是这样，它是一个你永远突破不了的圈圈。

同样的，如果不充分理解工人阶级以及他们的性别政治，就不可能理解工人阶级男性气质的形成。这一点在历史著作中表现得很明显，如索亚·罗斯描写19世纪工业化英国的著作《有限的生活》中就有生动的表现。理想的工人阶级的男子气概和自尊是在顺应阶级剥削和家长制的管理方式中建构起来的，同时，它们还被定义为是与工人阶级女性相对立的。从这种关系的相互作用中发展出来的“家庭收入”策略，在20世纪的经济领域中长期剥夺着女性的工资。

因此，为了理解性别，我们必须不断地超越性别。反之也一样。如果没有对性别不断深入的理解，我们也不能理解阶级、种族和全球性的不平等。性别关系是整体社会结构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性别政治则是我们集体命运的主要决定力量之一。

男性气质中的关系：支配性、从属性、共谋性与边缘性

随着对性别、种族、和阶级之间相互作用关系的不断认识，人们普遍认识到男性气质的多样性：黑人与白人、工人阶级与中产阶级都具有男性气质。这是值得欢迎的意识，但同时也存在另一种过分简单化的危险。这个框架容易使人认为有一种黑人的男性气质或者有一种工人阶级的男性气质。

认识到男性气质的多样性仅仅是第一步。我们还必须对它们之间存在的关系进行审视。更进一步说，我们必须揭开男性气质的阶级和种族背景并仔细看一看性别关系在男性气质中的作用。毕竟男人有不同类型，既有黑人同性恋者也有女人气的男工人，更不用说那些中产阶级的强奸犯和打扮得不男不女的资产阶级了。

对男性中的性别关系的关注需要动态的分析，以免对多元男性气质的认识蜕变为一种性格类型学，就像埃里克·弗洛姆在他的《权威性格》一文中所犯的错误那样。“支配性男性气质”不是一个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间都一样的固定的性格类型，而是在一定的性别模式中占据着支配性地位的男性气质，但是地位总是会竞争变化的。

对关系的关注也有利于对现实的了解。特别是在美国这样的个人主义文化中，人们认识到存在多种多样的男性气质，就可以像消费者选择商品一样，尝试符合自己生活方式的男性气质。从性别关系的视角出发人们容易认识到那种对性别形构影响巨大的强制力，以及在性别经验中的痛苦和欢乐。

按照这些准则，让我们来考察建构现代西方性别秩序中的主流男性气质模式的种种实践和关系。

支配性

“支配性”的概念来源于安东尼奥·葛兰西对阶级关系的分析，它是指那种文化动力，凭借着这种动力，一个集团声称和拥有在社会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在任一给定的时间内，总有一种男性气质为文化所称颂。可以把支配性男性气质定义为性别实践的形构，这种形构就是目前被广为接受的男权制合法化的具体表现，男权制保证着（或说是用来保证）男性的统治地位和女性的从属地位。

但这并不是说最明显具有支配性男性气质的人都是最有权力的人物。他们可能是偶像，如电影演员，或者甚至是幻想中的形象，如电影中的角色。拥有机构权力或大笔财富的人在他们的个人生活中可能离支配性模式相差很远。（20世纪50年代，在悉尼就有这样一个杰出的商界男人，由于他的财富以及他在政治迫害和警察侵扰的冷战气氛中所提供的庇护，使他成为同性恋／易装癖者社交圈中的一个核心人物）。

但无论如何，支配性只有当文化的理想与组织机构的权力之间存在某种一致性时才有可能建立起来，这种权力可能是个人性的也可能是集体性的。所以，商界、军队和政府的高层提供了将上述两者合二为一的男性气质，它是一种令人十分信服的样板，到现在还没怎么为女性主义者和一些持有异议的男士所动摇。与直接的暴力相比，这种男性气质更容易获得支配性的标志——权威性（虽然权威经常由暴力支撑或支持着）。

我想强调的是，支配性的男性气质体现了“目前广为接受的”策略。当维护男权制的条件变化了的时候，特定男性气质的统治地位的基础也就随之动摇了。新的集团可能会挑战旧的模式并建立起新的霸权。任何群体的男性统治都可能遭到女性的挑战。这样，男性霸权就会是一种历史性的可以变化的关系。它的兴衰是本书所提到的男性气质的一个核心要素。我将在第八章探索它的长期发展历史，并在第九章和第十章讨论近来对它的有关争论。

从属性

支配性与整个社会中的主导文化有关。在这个总框架中，还存在着不同男性群体之间的具体的统治与从属的性别关系。

在当代欧洲／美国社会中，突出的情形是异性恋男性处于统治地位以及同性恋男性处于从属地位。这种情形比起文化对同性恋或是男同性恋身份的蔑视还要严重。大量重要的实践使同性恋男性屈从于异性恋男性。

这些实践被列举在早期男同性恋解放运动的著作中，如丹尼斯·阿尔特曼的《同性恋：压迫与解放》。它们已在有关的研究中被详细记录下来，如NSW反歧视委员会1982年的报告“歧视和同性恋”。这些实践现在仍是男同性恋者每日都要经历到的事件。它们包括政治和文化上的排挤，文化上的污蔑（在美国，男同性恋者现在已经变成了宗教攻击的主要象征性靶子），合法的暴力（例如依照鸡奸法律条文规定的监禁），街头暴力（从恐吓到谋杀），经济上的歧视以及对个人的联合抵制。难怪一位在憎恶同性恋的文化中长大的澳大利亚男工人，基于他的体验，要这样评论：

你知道，我完全不知道男同性恋是怎么回事，我的意思是它是一种不正常的生活。

压迫使得同性恋男性处于男性中的性别等级结构的底层。在男权制的意识形态中，所有为支配性男性气质的符号体系所排斥的特征在男同性恋那里都可以找到，它们包括从对房屋装饰过分讲究的品味到肛交快感。因而，从支配性男性气质来看，男同性恋类似于女性。在一些男同性恋理论家认为，这正是同性恋被猛烈攻击的原因。

男同性恋男性气质的从属地位是最明显的，但它还不是惟一处于从属地位的男性气质。有一些异性恋的男人和男孩也被从合法性的男性气质圈中驱逐出去，他们被冠以一系列丰富的贬义词：王八、女人腔、胆小鬼、驴子、软蛋、软骨头、奶油包、恋母者、没有丈夫气的男人、妈妈的小男孩、四只眼、软耳朵、戏子、傻子、懦夫……等等。这里所列词汇的象征意义与女性气质的联系是明显的。

共谋性

正如我所指出的，男性气质的规范定义面临一个困难，就是实际上没有多少男性符合某种规范标准。这一点也适用于支配性男性气质。能够在各方面严格实践支配性男性气质的男性是相当少的。但是大多数男人从支配性中得到好处，因为他们都可以从男权制中获得利益，这是男人们普遍从女性的整体依附中获得的。

正如第一章所显示的，对男性气质的解释一般是与综合特征和类型而不是与人数联系起来的。但是，在思考社会整体的动力时，人数的多少就有关系了。性政治学是大众的政治学，我们就要思考大量人群的情况。如果大量的男性与男权制有某种联系但又没有具体表现出支配性的男性气质，我们就需要一种理论方法来说明他们的具体情形。

通过认识男性群体中的另一种关系可以做到这一点，这个关系就是他们与男权制的共谋关系。某些人一方面谋取权利的利益，一方面又避开男权制推行者所经历的风险，这类人的气质就是共谋性男性气质。

共谋性男性气质的男人容易被曲解为支配性男气性质的男人中的懒汉——认为他们只是在电视机前欢呼足球比赛的男与人跑出去制造麻烦的男人之间的区别。但是经常有比这种情况更加确定和精心策划的共谋性男性气质。婚姻、父道以及社区生活经常要与女人做出广泛的妥协，而不是赤裸裸的统治或者说一不二的演示。许许多多从男权制中获得好处的男人也同样尊重他们的妻子和母亲，从不对女性动粗，做着他们习惯了的一份家务，把工资交给家里，他们的行为很容易使人相信女性主义者一定是过于左倾激进了。

边缘性

支配性、从属性和共谋性如刚才所定义的那样与性别秩序有着内在的联系。性别与其他结构如阶级和种族的相互作用发展出各种男性气质之间的进一步的关系。

我曾在第二章提到信息科学推动了中产阶级的男性气质的重新定义，与此同时工人阶级的劳动意义也引起了争论。这不是一个固定的中产阶级男性气质对抗固定的工人阶级男性气质的问题。他们双方的男性气质都被社会动力重新改变了，在社会动力系统中，阶级和性别关系一起发挥着作用。

种族关系也可能变成不同男性气质相互作用的一个主要部分。在一个白人统治的背景下，黑人的男性气质对于白人的性别结构只起到符号性的作用。例如，黑人体育明星成为粗犷的男性气质的偶像，但同时黑人强奸犯的想像形象在白人的性政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是一种为美国右翼政治所广泛利用的角色。相反，白人的支配性男性气质保持了制度压迫和肉体摧残的威慑作用，它们影响了黑人社会中的男性气质构成。

罗伯特·斯特普尔思在《黑人的男性气质》一书中对国内殖民主义的讨论显示了阶级和种族关系同时对男性气质的影响。正如他所指出的，在美国，黑人暴力的程度只能从黑人劳动力在美国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地位变化以及用于控制黑人暴力的暴力方式上才能理解。大量的失业和城市贫困现在已与制度化的种族主义强烈地相互作用着，共同影响着黑人男性气质的形成。

虽然“边缘性”这个概念还不理想，但我找不出比它更好的词来表达占统治地位的男性气质与从属阶级或种族集团的边缘性男性气质之间存在的关系。边缘性男性气质总是与统治集团的支配性男性气质的权威性相联系着。这样，在美国个别的黑人运动员就有可能成为支配性男性气质的典范。但是个别明星的声望和财富不会对下层造成影响，它一般不会给男性黑人们带来社会威望。

在从属性男性气质之间，也可能有权威与边缘的高下之分。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奥斯卡·王尔德的被捕和判罪。他是第一个被现代反同性恋法绳之以法的人。王尔德是因为他与同性恋的青年工人们的关系被抓的，本来这种活动是不成问题的，后因他与一个有钱贵族的法律官司，才以同性恋的罪名被捕。

图为插图周报Illustrated Police News的封面，描绘了1895年奥斯卡·王尔德审判闭庭时的场景。[图源：Wikipedia]

这两种类型的关系——一方面是支配或统治与从属和共谋的关系，一方面是边缘与权威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我们可以用来进行具体男性气质分析的框架（这是一个松散的框架，但是学者应该不辞辛苦去建立社会学理论。）我曾强调“支配性男性气质”和“边缘性男性气质”不是固定的性格类型，而是在变化的关系结构中特殊情形下产生的性别实践的形构。任何有价值的男性气质理论都必须对这种变化的过程给出说明。

*本文节选自瑞文·康奈尔《男性气质》第一部分第三节“男性气质的社会组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注释，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阅原文。

**封面图为约翰·维恩出演电影《关山飞渡》剧照。[图源：pinterest.com]

〇编辑：J.Y.H. 〇排版：O泡

〇审核：悦怿 / 多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