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奈尔、梅瑟施密特 | 霸权男性特质：针对此概念的再思考

Connell 等社會學會社

瑞文·康奈尔（Raewyn Connell，1944.1.3 - ，图左），悉尼大学荣誉教授以及澳大利亚国家高等教育联盟的终身成员，关注大规模阶级动态研究、性别关系的社会理论、男子气概理论研究等，著有《澳大利亚历史中的阶级结构》（Class Structure in Australian History，1980）《性别与权力》（Gender and Power，1987）《阳刚之气》（Masculinities，1995）等。[图源：othersociologist.com]

詹姆斯·W. 梅瑟施密特（James W. Messerschmidt，图右），南缅因州大学犯罪学系教授，研究兴趣为男子气概、青少年犯罪与暴力、认知社会学、政治社会学等，著有《男子气概：从本地到全球》（Masculinities in the Making: From the Local to the Global，2015）《男子气概和犯罪》（Masculinities and Crime，2018）等。[图源：usm.maine.edu]

回顾与重新阐述

我们现在整理这些脉络，提出霸权男性特质的概念应如何重新阐述。这个概念最初的阐述中，有些内容是经过研究和批评证明仍然是有效的，我们把它们提出来；我们也要标明一些应当被摒弃的内容，以及（会更详细地）说明这个概念在哪些地方需要更新阐述。

应被保留的内容

这个概念的根本特征是认为男性特质存在多元性、多种男性特质当中存在着等级。这个基本观点已在过去20年的研究中得到了检验。多种模式的男性特质在许多研究中、在很多个国家、在不同的制度和文化背景中都被发现。还有一个普遍的研究结果：某些男性特质比其他的更具社会重要性，或者说更与权威和社会权力相连。霸权男性特质的概念里，各种非霸权男性特质处于从属地位。世界各地的研究表明这是普遍存在的现象。

同样有充分证据支持的另一个内容是：各种男性特质当中的等级是一种霸权的模式，而不是一种简单地基于强制的统治模式。文化上的协同、话语中心地位、制度化以及将其他男性特质进行边缘化或使其非法化，都是在社会上占据主导地位的男性特质普遍特征。这个概念的另外一个原创观点也得到充分支持，即，霸权男性特质不必是男孩和男人日常生活中最普遍的模式。反之，霸权的运作，部分是通过制造男性特质的榜样（如职业体育明星），这些榜样是具有权威的象征——尽管绝大多数男人和男孩事实上无法完全达到。

霸权男性特质这一概念最初的阐述，强调了这样一些内容：社会性别关系有可能发生变化；男性特质的占主导地位的模式是被挑战的——这种挑战可能来自妇女对父权制的抵抗，也可来自代表其他男性特质的男人。研究彻底证明，（各种）霸权男性特质是历史建构和再建构的。在地区的和更广泛的社会层面，男性特质形成的条件因时而变。这些变化引发了社会性别关系的新策略（如伴侣性质的婚姻）并导致了重新定义什么是理想的男性特质（如，家庭伙伴取代了维多利亚式家长）。

什么应被摒弃

早期关于霸权男性特质的观点中有两个内容被正确地批评了，它们应当被摒弃。第一个是围绕着霸权男性特质的社会关系的模式——它过于简单了。《社会性别与权力》（Gender and Power）一书，试图在一个单一权力模式——即男人对女人的“普遍统治”当中来确定所有男性特质（和所有女性特质）（Connell，1987，183）。当时，为了避免男性特质多样性的观点被等同于一系列互相竞争的生活方式，这一模式还是有用的。但现在看来，这对于我们理解男人的各个群体与各种男性特质之间的关系，以及各个群体的女人与占统治地位的男性特质之间的关系，显然是不够的。例如，在社会性别关系中占支配地位，涉及代价与收益的相互作用；对霸权男性特质的挑战，源自于被边缘化的族裔群体的“抗议型男性特质”；还有，资产阶级妇女会挪用霸权男性特质的一些方面来建立其在大企业的或其专业当中的地位。显然，我们需要更好的方法来理解社会性别的等级。

《社会性别与权力》（Gender and Power），Raewyn Connell，1987年。本书旨在将性别和性行为纳入社会和政治理论的主流，首次为社会性别和性分析提供了系统的框架。

虽然《社会性别与权力》对特征心理学提出批评，并且倾向于借鉴有关无意识动机的精神分析学观点，然而早期对霸权男性特质这一概念的阐述在试图描述男性特质的实际内容时，却往往反过来求助于特征语汇，或者至少说它没能提供另一种语汇。男性特质的概念如果被当作是多种特性的一个集合，其结果就是有些人将霸权男性特质视为一种固定的特征类型。这种观点已经带来了很多麻烦，而最近的心理学研究对这种观点给予了恰当的批评。我们需要彻底超越的，不仅是男性特质的本质主义定义，而且是普遍把社会性别当成特征来考察的研究方法。

什么应当被重新阐释

鉴于如上探讨的研究和批评，我们认为霸权男性特质的概念需要从四个主要方面进行重新阐释：社会性别等级的本质、男性特质构成的地理状况、社会性的身体体现的过程和各种男性特质的动态。在下面各节中，我们对上述每一个问题都提供了一些思路和一些研究建议。

社会性别等级

与对这个概念最初的阐释相比，当代研究展示出各种男性特质的不同建构之间复杂的关系。最近话语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在不同地方，男性特质的不同建构如何可以成为策略性的替代选择。男性特质之间的结构性关系，存在于所有地方环境当中，男人青睐于它的某一具体霸权形式的动机因地方环境而不同，并且这种地方上的男性特质不可避免地彼此有所差异。德莫特里欧（2001）的有关辩证实用主义的论述，抓住了男性特质彼此间的相互影响这一问题；霸权男性特质模式会通过吸纳其他男性特质中的元素而发生变化。

现在关于各种男性特质之间关系的分析研究，更加清楚地承认了从属的和边缘化群体的能动性——其能动性往往受其具体的位置约束（详见下面的探讨）。在这个意义上，“抗议型男性特质”（Poynting，Noble and Tabar，2003）可以被理解为：

一种建构于地方劳动阶级环境中的男性特质的模式，有时是在因族裔被边缘化的男人当中建构；它体现了西方国家中区域性霸权男性特质颇具典型的权力诉求，但是它缺乏支撑区域性和普遍霸权男性特质模式的经济资源和制度权力。

一些研究还表明了非霸权男性特质模式的持久性和生存能力，这些都可能是代表着针对种族/族裔边缘化、身体残障、阶级上的不平等以及性取向歧视等等进行精心策划的回应。霸权的成功运行，或许正是通过将这样的男性特质吸纳到正在运转的社会性别秩序之中，而不是通过以诋毁或暴力为形式的积极压迫。在实践中，吸纳与压迫可以一起发生。例如，西方大城市中心同性恋男性特质当前就处于这个位置。同性恋社群可以体验到一系列不同的待遇：

既有来自同性恋恐惧的暴力和文化诋毁，也有宽容，甚至在文化上受欢迎并有自己的政治代表。类似于这样的吸纳与压迫的过程，也会发生在参与建构着男性特质的女孩和妇女当中（Messerschmidt，2004）。

霸权男性特质的概念最初是与霸权女性特质（hegemonic femininity）的概念一并阐述的，但后者很快被更名为“被提倡的女性特质”（emphasized femininity），以表明男性特质与女性特质在父权制社会性别秩序中不对称的地位。在有关男人和男性特质研究的发展中，这种关系很快退出了关注焦点。从多方面看这都是令人遗憾的。社会性别总是关系性的，男性特质的各种模式，正是在与某种女性特质的模式——无论它是现实的还是想象的——的对比区分当中得以在社会层面被定义。

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仅仅关注男人的实践，我们就不会去探讨男人进行社会性别建构时女人的实践活动。生命历史研究已经充分地显示，女人在男性特质建构的许多过程中是非常关键的——作为母亲，作为同学，作为女友、性伙伴和妻子，作为有社会性别分工的劳动者等等。被提倡的女性特质这一概念关注的是对父权制的服从，这在当代大众文化当中仍然非常重要。但社会性别的各种等级关系还受到女人的身份认同和实践的新变化的影响，特别是年轻妇女——这越来越被年轻男人所认识。我们认为，关于霸权男性特质的研究，现在需要对女人的实践以及女性特质与男性特质在历史上的相互关系进行更细致的考察。

因此我们建议，对于霸权男性特质的理解需要包含对社会性别等级更全面有机的理解，既考虑到占支配地位的群体的权力以及社会性别动态与其他社会动态之间的相互制约，也同样充分认识到从属群体的能动性。我们认为这样就会逐渐改变男性研究的孤立状态，并会凸显社会性别动态与社会科学其他领域正在探讨的一些问题之间的相关联系——这些问题包括全球化的后果、暴力、维和等诸问题。

男性特质的地理形态

在过去二十年里，霸权男性特质在地方的具体建构中发生的变化，一直是研究的一个主题。但随着对全球化越来愈多的关注，跨国领域对男性特质建构的重要性也被提了出来。胡坡（Hooper，1998，2000）描述了在国际关系中霸权性男性特质和其他男性特质如何被运用，康奈尔（Connell，1998）提出了一个大企业领导者当中的“跨国商业男性特质”的模式，这个模式是与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相关的。

学者们仍然在讨论，这样的全球过程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比地方化和区域化的社会性别动态更重要。皮斯和普林格尔（Pease and Pringle，2001）在近期的一本国际性文集中主张，应继续集中从区域和比较的角度来理解男性特质。至少，我们必须认识到，霸权男性特质的区域性和地方性建构，受到社会性别制度与全球化进程的勾连的影响。从这个角度，基莫尔（Kimmel，2005）最近考察了全球性霸权男性特质的影响，如何深刻地根植于区域性（美国和瑞典的白人优越论者）和全球性（来自中东的基地组织）“抗议型”男性特质的出现当中。

我们认为这些问题目前在男性特质研究中是无法回避的，并建议采用下面的简单框架。针对现实存在的霸权男性特质，可以从三个层面进行分析：

1. 地方的：构建在家庭、组织机构和本地相关社群之间面对面互动的空间中，常见于民族志和生命历史研究；

2. 区域的：构建于文化或民族——国家的层面，常见于话语研究、政治研究和人口研究；

3. 全球的：构建于如世界政治和跨国商业与传媒这样跨国领域中，如正在兴起的关于男性特质与全球化的研究。

这三个层面之间不但存在着关联，而且这些关联对于社会性别政治很重要。全球性体制施压于区域性和地方性的社会性别秩序；而区域性社会性别秩序又提供了全球性领域中被采用的或被改写的文化素材，同时也提供了在地方性的社会性别动态中非常重要的男性特质模式。

让我们来具体考虑区域性和地方性男性特质之间的关系。区域层面的霸权男性特质，通过一些在区域层面有影响的地方性男性实践——比如被电影演员、职业运动员和政治家建构起来的那些——之间的互动而象征性地再表现出来。这些实践的确切内容因时间和社会身份而异。但是区域性霸权男性特质影响着全社会对男性特质现实的认识，因而它在文化领域的运行，是作为顺手拈来的材料，在各种不同的地方环境中通过实践被变为现实，被修改或被挑战。于是，区域性霸权男性特质提供了一个可以在日常实践和交往互动中被实现的文化框架。

为了说明区域性和地方性霸权男性特质的互动，我们来看一个体育运动的例子。在西方社会，地方层面的实践如参加职业体育竞赛活动——建构着区域层面的霸权男性特质的模式（如“体育明星”），这反过来又影响了其他的地方环境。有关中学校园生活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例子来说明，成功的体育活动参与在这个特定的地方环境中是一项突出的霸权性男性实践（Messner，2002）。例如，赖特和克尔克（Light and Kerk，2000）考察了一所优秀的澳大利亚高中，发现这所学校中存在着明显的多种男性特质结构。在这个结构中，一个具体的霸权性形式是通过橄榄球这一身体实践来塑造的——这种方式当然不局限于这个学校。这项运动以强势、攻击性、残酷的竞争性以及为学校全力奉献等为中心。（比较Burgess，Edwards and Skinner，2003的类似研究结果）因而，在区域层面显著的男性特质典范模式影响着——尽管不是完全决定了——地方层面的社会性别关系和霸权男性特质的建构。

图为橄榄球比赛现场。[图源：sohu.com]

我们总有一种愿望，想要假定存在着一个简单的权力或权威的等级、贯穿了从全球到区域到地方的层面。但这样的假定会是误导的。在对全球化的探讨中，“全球性”的影响力往往被过高估计，而我们称作“区域性”的抵抗和力量又往往没有被认识到（Mittelman，2004）。到目前为止，在全球领域中对男性特质的有限研究（Connell and Wood，2005：Hooper，2001）显示，没有一个全球层面的强大的男性特质有能力压倒区域性或地方性男性特质。但是关于社会性别全球动态变化的证据在不断增加。显然，经济结构重新调整、远距离移民以及“发展”带来的动荡等诸多社会过程，有力量重塑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的区域性模式（Connell，2005；Morrell and Swart，2005）。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各种全球性男性特质的互动，会在社会性别政治中起到更重要的作用，这是未来有关霸权的研究的一个关键领域。

采取一个将地方性、区域性和全球性男性特质区分开来的分析框架，使得我们能够认识到地点的重要性（这一点也应用于女性特质），而不落入一个完全自我独立的文化或话语的单一世界。如上所述它还为多种霸权男性特质并存的问题给出了一些启示。尽管霸权男性特质的地方性模式是彼此有差异的，但它们通常会有所重叠，部分是因为它们与全社会的社会性别动态之间的互动。此外，正如我们刚刚提出的，霸权男性特质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男人与女人的互动关系当中建构的；与之对应，妇女的社会性别实践中的共同特点也会导致合流。因此，霸权男性特质的各种地方性建构之间有着某种“家族相似性”（借用维根斯坦的术语）而不具有一种逻辑身份。在这个意义上，男性特质的地方多元性与单一霸权男性特质在区域／社会层面的存在并不矛盾。各种地方性形式之间的“家族相似性”，由区域层面的一个而不是多个象征性模式来表现。

社会性的身体体现

霸权男性特质与对男人的身体的具体再表现及使用方式之间是相关联的，这一点在最早的概念阐述中就已经被认识到了。但是霸权所涉及的具体体现模式，还没有很好地理论化。

男性的身体体现对于身份认同和行为的重要性，在许多情境中可以看到。对于年轻人来说，技巧性的身体活动成为男性特质的基本表征，正如我们已经在体育运动中看到的。在西方文化中，这是异性恋与男性特质联系在一起的一种关键方式：有异性伙伴的男孩被赋予威望，性方面的学习被想象成一种探险和征服。身体实践——比如，吃肉，危险驾车——也与男性的身份认同联系在一起。于是在倡导健康生活时，会有消除社会性别的效果——如，挑战霸权男性特质，或使男人更趋向中性化。但是，去社会性别化的困难，也部分地源自身体体现，比如，通过坚持冒险活动在朋辈群体中树立男性声誉。

过去，一般社会科学通常将身体视为社会建构过程的客体，这种观点现在看来是很不足的。身体相当积极地、密切地、也相当复杂地参与到社会过程中。这一点理论阐述从来都是强调不够的。身体通过标示社会行为的路径而参与到社会行动中——身体是产生社会实践的参与者。我们既要认识到男性特质是身体体现的，还要探讨这种体现与社会环境的交织。这非常重要。

我们需要对霸权男性特质的身体体现进行更为细致的研究，这一点在跨社会性别实践的问题上显得格外清楚，因为这个问题在简单的社会建构模型中是很难理解的。这个问题已经被新兴的酷儿理论重构了。酷儿理论将社会性别跨越视为对社会性别秩序的颠覆，或它至少显示出社会性别秩序的脆弱。关于跨性主义（transexualism）已经开展了尖锐的争论，一些精神病学家质疑社会性别变化的可能性。因此，我们不太容易确定变性行为对于霸权到底意味着什么。根据卢宾（Rubin，2003）和那玛斯特（Namaste，2000）的研究，我们认为，在由女变男的变性人的生命历程当中建构的各种男性特质，并不一定必然是反霸权的。“自造的男人”可以追求社会性别平等也可能反对它，就像非变性男人一样。变性体验凸显的是，现代性把身体作为“使得众人之自我彼此接触的媒介”（Rubin，2003，180）。

要理解身体体现和霸权，我们就需要认识到，身体既是社会实践的对象又是社会实践的能动者（Connell，2002）。社会实践把身体的过程和各种社会结构联系起来，是有一定路径的，而且有许多这样路径。它们汇总起来，成为一个历史过程，即，社会被身体具现的历史过程。这些社会的身体具现的路径可能很直接很简单，也可能很长很复杂，经过了各种制度、经济关系、文化符号等等，但是从来没有不涉及物质存在的身体。如果我们想想健康、疾病和医护治疗中的社会性别模式，这一点是很清楚的。

在占支配地位的男人群体中，社会的身体具现的路径总是牵涉到他们的特权赖以存在的各种制度。唐纳森和坡恩廷（Donaldson and Poynting，2004）做过一个关于统治阶级男人日常生活的开创性研究，戏剧性地证实了这一点。例如，他们的研究显示，这些男人特别从事的运动、休闲和饮食行为如何有策略地使用着他们的财富，确立起相对于其他男人身体的距离关系和支配关系。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广袤的研究领域，特别是如果我们考虑昂贵的技术——计算机系统、全球航空旅行、安全的通讯——如何增强了精英男人的身体的力量。

男性特质的各种动态

尽管各种男性特质的内部复杂性早已被认识到，但这只是在逐渐地成为研究关注的焦点问题。正如我们前面针对社会性别实践当中的主体的讨论所指出的，我们现在必须明确承认，在建构各种男性特质的所有实践活动中，存在着层级划分和内部潜在矛盾。这些实践活动，不能简单地被认为是对一个一元统一的男性特质的表达。例如，它们可能代表了一些相互矛盾的欲望或情绪的折衷形态，或因对不同社会性别策略的成本和收益难以准确盘算的结果。

生命历史研究指向了男性特质的另一个动态方面，即结构。男性特质是被建构的、不断展开的，并随时间而变化的实践活动样态。有两类研究文献强调了这一问题：第一类还不够多，它们研究男性特质和老龄化问题；另一类较多，研究童年与青年阶段。对生命历史的认真分析，或许会探测到一些互相矛盾的信念和制度变迁，它们反映了不同的霸权男性特质、但也保有变革的可能。

霸权男性特质很有可能涉及一些内部等级区分和情感冲突的具体模式，究其原因恰恰是因为它们与社会性别权力之间有关联。与父亲的关系有可能成为张力之焦点，因为在养育子女方面存在着社会性别分工、在专门行业和管理中有“加班文化”以及富翁父亲们全神贯注于自己的财富管理。另外一个张力的焦点是，针对妇女发生的变化的矛盾心态，可能导致同一个男人在接受还是拒绝社会性别平等之间来回摇摆。任何旨在维持权力的策略，都可能会有对他者的不人道对待，以及自我内部的同情心和情感纽带的相应衰竭（Schwalbe，1992）。我们不必将拥有特权的男人视为怜悯的对象，但是应当认识到，霸权男性特质并不必然转化为令人满意的人生体验。

杰克逊·卡茨（Jackson Katz）的电影《艰难的猜想：暴力，媒体与男性气质的危机》（Tough Guise: Violence, Media & the Crisis in Masculinity，1999）讨论了21世纪初美国流行文化意象与男性身份的社会建构之间的关系。[图源：imdb.com]

随时间而发生的变化，尽管必然源于男性特质的内部矛盾，有时也可能是有意为之的。孩子和成人都有能力解构社会性别二元对立，并批判霸权男性特质，这种能力是许多教育干预和变革方案的基础。与此同时，霸权男性特质的承载者未必是“文化无知者”；他们可能会积极地试图改善社会性别关系，重塑男性特质就是这种实践的一部分。一个很积极的例子是公共领域组织机构当中的“新型公共管理”，它抛弃了陈旧风格的官僚制度，相信“更为扁平化”的组织、机会平等以及支持员工家庭生活的雇佣政策。然而，即使这些男性特质的进步也可能解决不了问题。正如缪塞尔（Meuser，2001）指出的这也造成了会导致进一步变化的矛盾。

社会性别关系总是充斥着各种张力。某个模式的霸权男性特质之所以具有霸权，在于它为这些张力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从而稳定了父权制权力，或在新条件下重构了这种权力。一个实践的模式（即，男性特质的一种形态），如果在旧的条件下而不是在新条件下提供这样的解决方案，就会遭遇挑战——事实上是一定会被挑战的。

这种斗争持续不断地发生：通过妇女运动的努力（在地方、区域和全球的层面）、在一代代的移民社群中、在管理阶层男性特质的各种模式之间、在争夺政治权力的竞争对手之间、在娱乐业有影响力的人之间，等等。这种争夺是现实存在的，社会性别理论没有预测谁将获胜——这个过程在历史上是开放的。因此，霸权也许会失败。霸权男性特质的概念并不依赖于社会再生产理论。

换句话说，对霸权男性特质的概念解释应当明确地承认，不但等级制度的再生产是可能的，社会性别关系的民主化和消除权力差异也是有可能的。要想向此方向转型，就需要努力在男人之间建立一种倾向于男女平等的男性特质形态，让它在男人当中具有霸权性（Demetriou，2001所说的“内部霸权”的意义上）。在这个意义上，定义一个完全“正面的”（在柯里尔[1998]的意义上）的霸权男性特质是可能的。最近的历史显示，在实践中这样做是很困难的。尽管如此，建立进步的霸权仍旧是当前改革努力的一个关键策略。

结论

社会科学中的概念的产生，是对具体的学术和实践问题的回应。这些概念是用具体的语言和学术方式阐述出来的。但它们还有着传播的能力，并在传播中可能会获得新的含义。霸权男性特质的概念的确就是这样，它被应用的领域包括从教育和心理治疗到犯罪防范以及国际关系。其模糊之处遭到了批评，缘于对这个概念的不同使用，也因为在新环境中这一概念被以各种形式进行修正。

这一点可能是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中进行概念化的一个普遍问题。当一个理论公式在其他情况下并在他人手中被应用，这个概念必须变化——而且它可能会在不同的环境中向不同的方向变化。一个具体的概念因而可能会转化为一种一般的谈话方式，一种分析风格，或者论证中的一个特色部分。这个过程本身没有问题——这是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中知识的通常发展方式。但是它意味着新的使用必须面对批评，新的使用可能缺乏最初那个概念的一些实质内容或成立条件。

因而，我们欢迎大多数对霸权男性特质概念的应用和修正，因为它们对理解社会性别动态关系作出了贡献；但是，我们拒绝把它当成某种固定特征类型或一种有害特性的集合体。这样的用法并非微不足道它们都试图在提出关于社会性别的重要问题，如暴力的持续性或统治的后果。但是它们的方法与对社会性别关系中对霸权的分析相抵牾，因而与这个概念的最初阐述和主要发展不相容（而不仅仅是一个变异用法的问题）。

如上建议的对霸权男性特质的重新阐释，对当前的社会性别政治越来越重要。在全球中心的富裕国家中，从新自由主义（自20世纪70年代形成的激进的市场发展论）向新保守主义（给宗教、种族中心主义和安全问题加上一层民意色彩）的转变，使得社会性别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和文化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全球化进程使区域的和地方的社会性别秩序面对新的转型压力，同时也使得有权力的男人群体之间建立新的联盟。在跨国大公司、媒体和安全系统等全球领域，新模式的霸权正在形成。在随着历史而不断变化的社会性别秩序当中，霸权的产生和争夺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过程，我们仍然需要概念性工具。

*本文节选自王政、张颖主编《男性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本文由姚伟、杨丽静译，冯芃芃、张颖校，外文原文载于《性别与社会》（Gender & Society）2005年第19卷第6期。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注释及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阅读原文。

**封面图为传统意义上有男性气质的形象，截自“Are You Man Enough to Be a Nurse?”活动海报。[图源：inequalitybyinteriordesign.wordpress.com]

〇编辑：绿萝〇排版：花椒

〇审核：山笑 / 北北

〇专题策划人：松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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