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攀 | 否定的身体：北京市Q村工人的压抑男性气质

叶攀，清华大学社会学博士，该论文发表时为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一 身体和男性气质：工人文化的主要层面

男性气质（masculinity）是一个随着性别研究的深入而得到不断探讨和深化的概念。传统的性别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女性的研究，强调的主要是性别之间的不平等等问题。康奈尔等学者的研究（Connell，1992）让人们意识到，“男性”并不是传统性别研究特别是女性主义研究认为的一个无分化的整体（Cornwall，1997），而是存在着相当的社会分化，“男性气质”也因此不仅仅有传统性别研究认为的“霸权性男性气质”（hegemonic masculinity）这一种表现，而是一个有着多种内容和表现形式，因而也有着多种意义的范畴。众所周知，性别研究的对象并不是生理意义上的男性或女性，而是社会意义上的性别。在这个范畴中，性别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通过社会实践建构意义，并对社会实践赋予意义”（Bird，1996：122），也就是说，性别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产物，人们通过与性别相关的话语和实践、互动等建构出来了这些范畴。当然，这种建构并不是随心所欲的虚构，就在这个建构过程中，形塑这些话语和实践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也得以展现，并通过这些话语和实践完成了再生产过程。男性气质作为性别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因此成了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展现的途径和载体，所以，探讨男性气质有助于分析相应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

康奈尔（Raewyn Connell）的《男性气质》一书对“男性气质”这个概念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探讨（Connell，2005）。康奈尔对过去将男性和男性气质作为一个“自然”、“客观”的对象进行研究的实证科学进行了批评，与之相对，康奈尔强调的是“性别不是在社会互动之前即已确定，而是在社会互动中建构的”（Connell，2005：35）。正因为男性气质是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的产物，它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事物，而是随着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的变化而变化。同时，男性气质还是一种社会实践。换言之，男性气质在具体实践过程中是通过“身体”的行动表现出来的，更准确地说，男性气质是借助“身体”以及和“身体”有关的各种意象、象征、反思和符号等表现出来的。毫无疑问，男性气质的实践过程，也是各种权力关系的运用和展现过程。这些权力关系具体地体现为霸权、服从、边缘化等（Connell，2005：76-81）。分析男性气质，也就是为了分析上述这些权力关系。

R. W. Connell所著Masculinities, Routledge，2020年，第2版。[图源：amazon.com]

具体到本研究中，所要探讨的问题是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和男性气质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是世界其他地区工人运动史研究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从历史上说，随着19世纪资本主义经济和工业化的不断扩展，传统的农村式、手工业者式男性气质发生了危机，中产阶层的男性率先用他们自己的身体表明他们“运用纪律和自我控制将原材料转化为一幅美丽的景观的优越能力。白色、强壮有力和肌肉发达的身体从这种身体与不同种族、族群和阶级的‘他者’们原始、野蛮、动物似的身体的对比中获得了意义”（Baron，2006：149），工人则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把上述中产阶层男性的身体观反转用于嘲讽中产阶层，并抗议他们在生产过程中所处的地位。这样一种男性气质，因而也就成了对体力劳动者所处状况的抗议，因此这样一种男性气质也就成了规训与反规训互相作用的场所（Walker，2006）。除了身体之外，早期工人组织大量使用的“兄弟”称呼也是工人运用男性气质的结果（Baron，2006）。在以往的研究中，对台湾地区工人（何明修，2006）、智利（Klubock，1998）、加拿大工人（Maynard，1989）、20世纪上半叶的尼日利亚煤矿工人（Brown，2006）、美国的墨西哥移民工人（Cohen，2006）、南非工人（Dunbar Moodie，1994）、英国公共汽车司机（Bishop，Cassell and Hoel，2009）的研究都证明了：无论在世界的什么地方，也无论处于何种“文化”中，工人等体力劳动者通常通过将体力劳动赋予较高价值和意义，尤其是将体力劳动，更具体地说，他们将忍受艰苦和危险的能力视为自豪和荣誉的来源，从而寻求尊严。如康奈尔指出的：“工业劳动者强调男性气质既是在剥削性阶级关系中生存的办法，也是主张男性对于女性的优越地位的手段。”（Connell，2005：55）由于男性体力劳动者工作的性质，“学习努力劳动在‘生产’男性特质的等级式模式中是个习语”（Chopra，Dasgupta and Janeja，2000：1608）。也就是说，无论处于何种“文化”和社会中，底层群众、体力劳动者通过赋予体力较高价值和较高社会地位表现自己的尊严是共同的方式，并不受“文化”的束缚。因此这个范畴完全可以运用于研究我国当前的新生代农民工。

除此之外，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社会也是十分推崇工人文化的，体力文化在工人文化中的位置和世界其他地区是同样突出的。例如，在改革开放之前，不仅男性工人的男性气质在宣传和文化中被突出强调，而且女性工人也被赋予了“男性”特征（陈俊倩，2007：21）。有人把当时文艺作品中的工农兵形象总结为“质朴健康、身躯健壮、‘不爱红妆爱武装’……浓眉毛、大眼睛、方形脸、男女‘同一性别’”（郑玫，2007：69），这些都是典型的男性气质，尤其是体力劳动者的男性气质的要素。武杰山对毛泽东时代大庆石油工人形象的研究也指出，在当时塑造的大庆石油工人形象中强调石油工人特别是“铁人”王进喜的力量、克服恶劣气候的能力也就是“男性气质”的诸要素占据相当比重（武杰山，2009）。不仅如此，有论者指出，当时的文艺作品中，“‘劳动’（在此首先特指‘体力劳动’），取代了‘读写能力’成为崭新的文化权力标准和伦理评价准则”（卢燕娟，2012：103）。也就是说，与世界各个地区一样，在毛泽东时代，我国也是通过“男性气质”表现体力劳动者的，甚至将这种体力文化塑造成了整个社会都要遵守的伦理标准和规范。那么，在经过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相应的经济社会变迁之后，工友们的状况又如何呢？尤其是大家都知道，新生代农民工和原先的国营企业工人在社会构成上以及文化上并没有传承关系，那么他们的男性气质和毛泽东时代的那些又有什么区别或相似呢？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根据笔者在知网上的搜索结果，国内此前的男性气质研究主要针对的是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中的男性形象研究，而且主要针对对象是中产阶层的男性。而正如前面说过的，目前国内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性别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女性工人领域。因此，国内目前对这个方面的研究尚未开展。

王进喜（1923 - 1970），黑龙江省大庆市大庆油田石油工人。因用自己身体制伏井喷而家喻户晓，人称“铁人”。[图源：baike. baidu.com]

本次研究是2013年1月至5月期间在北京市Q村进行的。笔者通过朋友的介绍认识了Q村的工友活动场所的负责人之一。在这位负责人的带领下，笔者首先参加了工友们的一些娱乐活动和其他活动，逐渐和工友们熟识，并进行了几个初步的访谈，之后进行了进一步的深入访谈。在研究过程中，笔者对在Q村工友文化活动场所活动的30名工友进行了深度访谈。需要说明的是，按照学术规范，本文涉及的人名全部以字母缩写代替。

二 被压抑的男性气质

Q村工友们目前从事的主要是体力劳动，“任何对于身体的建构也是对于所呈现出的自我的建构”（Synnott，1992：105），他们对于体力劳动的看法也就是对自身的看法。笔者在调查期间参加了一次被调查者举办的活动，这个活动中有一个小节目，内容是参加活动的工友被调查者互相介绍自己的优点。绝大多数工友被调查者说的都是自己的诚实、善良等品质，只有一位看上去十分年轻的师傅很腼腆地说“我很男人”，并引起了参与活动的被调查者的哄笑。可以看出，男性气质对于Q村工人们来说并不是一件很值得自豪的、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出来的事情，至少不是一个能够成为“优点”的事物。这和前述世界其他地区的体力劳动者大相径庭。此外，如前所述，男性气质是通过社会实践建构和表达的（Bird，1996），也就是说，男性气质是通过向外的展现而得到表达的“外向”的文化。此次调查的地点中绝大多数的活动者都是男性体力劳动者，但是笔者在调查的时候并没有感受到特别强有力的男性气质和体力文化。那么，工友们的总体状况如何呢？下面将根据笔者本次调查的结果对这两个问题分别进行具体的分析。

在笔者的访谈过程中，笔者感受最强烈的是工人们对体力劳动的看法与前面说过的几乎世界所有地方的体力劳动者不同，体力劳动不是值得他们自豪的事情，体力劳动也不能使他们的工作更有价值和尊严。以下是几种比较有代表性的看法：

他再自豪和（靠）脑袋干活肯定不一样，有些靠脑袋挣钱，有些靠体力赚钱。笨的人靠体力赚钱，聪明的人拿脑子赚钱。没有人喜欢干体力活，没有人喜欢干那活儿，所有人都喜欢坐在办公室里，每天吹吹空调，到时候按月发钱。喜欢体力活的都是那些文化不高，也不是说没有能力，就是那些，怎么说呢……你没看过篇报道，就是网上一篇报道，农民工一个月有挣7000的，比白领还高。他没有白领那个也不能说聪明也不能说笨，他没有白领的脑子好吧。他挣的就不如白领多。脑子最重要。头脑，你头脑要灵活，想到什么敢干什么，有这个决心。（JLF）

谁不想着不出力还能挣钱啊，对不对？我没感觉到。你看我们干一天活，下班的时候也挺累的，对不对，坐那里都不想动。我感觉就是说，你只有付出力气才能得到一些回报，如果我现在不出这个力的话就一点回报都得不到，对不对。你如果不出力的话肯定没钱。文化又不高，又没什么技术，你如果再不出力气的话肯定，是吧（GWY）

不是，怎么说呢，在外边，现在的社会你光靠蛮干，没有智慧没有脑子是不行的。你光有些蛮力，也不行，还得有智慧，真的。因为现在社会发展需要这个体力的时候越来越少，现在都是机械化了。我感觉用力不如用脑。（LQS）

不骄傲。本身现在年轻吧。什么都是练出来，不上学的这几年，每天出苦力。必须得有体力活。要是到五十多岁六十岁，想干也干不了。上学好，有文化，有才，年纪大了也不怕。有文化的人，什么时候都能做事情，你要干点苦力，到五十多岁六十岁想让他干也干不了了。自己身体到了出毛病的时候了。（LJQ）

不自豪。这样的，人，这就像一个机器，一个发动机，你出的力大了，你打比方说就像一货车，每天得拉很多的东西，你要到快报废的时候，他的毛病就多了，今儿这坏，明儿那坏。对不对。你要是我的身体始终，像白领坐办公室那样，他一年下来，至少能比这个出体力的人多活十年到二十年。你想啊这东西就像一台机器一样，你比方说那车吧，要是一直出力，不闲着，拉的东西很重，他能用的年限就少。你要是说拉一天晃荡一天，他不怎么用，它这个寿命就比较长。（GSC）

在以上这些工友们的话语中，与前述世界各个地区的体力劳动者的自发文化相反，体力既不是比白领等的能力优越的事物，不是他们在比方说道德上比白领等群体更加“优秀”的象征与标志，也不是应该在现实社会中获得更多报酬或获得更高社会地位的事物。在本文开始部分回顾的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相关研究中，体力劳动者们正是通过高度评价体力的价值与地位，将体力设定为应该得到更高社会地位或者更多物质报酬的依据而进行相关抗争的。因此，抗争性男性气质的要义不是体力劳动者在日常生活中或工作中有相关的表现，而是体力劳动者能够比较系统地以这种表现为依据提出他们自己的诉求和主张。Q村工友们的男性气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是压抑性的。也就是说，抗争性男性气质之所以是抗争性的，是因为这种男性气质的话语中蕴含的价值规范和现实社会实际奉行的规范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张力和冲突。很明显，在工友们的话语中，上述的张力和冲突并不存在，体力和体力劳动并不是抗争。体力劳动很明显地处于被办公室工作等非体力工作压抑的状态。其他被调查者认同的也是白领、办公室工作相对于体力劳动的优越性。在上述话语中，Q村工友们把他们的身体建构成了一个只有生物学特性的，纯粹消耗性的事物，而不是一种创造性的具有正面意义的事物。那么，在这样一种话语中，他们对自我的建构是怎样的就是不言而喻的了。很显然，这样一种自我建构只是简单地重复了、复制了他们在现实社会规范或者说市场规范中所处的位置。这样一种自我建构也不可能促进工友们的抗争。

当然，正如这些话语表明的，工人的这些观念是从现实中“习得”的，他们说的也确实是市场经济规范的“现实”。但是很显然，前述世界各个地区的体力劳动者并不是处于市场经济的规范之外，他们同样在这个规范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换言之，前述世界各个地区的体力劳动者强调体力文化与男性气质并不是为了强调而强调，或者说他们强调男性气质并不是为了表明他们在市场经济中已经占据了相当的社会地位，他们强调男性气质本身就有抗争性的意义，是一个抗争性的范畴。正如前面指出的，体力劳动者强调男性气质是为了反击中产阶层对他们的歧视和压制，并以体力劳动的优越性为依据为自己提出的诉求赋予“正当性”。Q村工友们的男性气质则与之相反，这种男性气质基本上复制和再生产了他们在市场中的被压抑地位，因此是压抑的。这样一种压抑的男性气质也构成了工人压抑文化的组成部分。

接下来是身体维度。在访谈过程中，虽然也有一些被调查者认为“体力很重要”，但是笔者进一步询问之后发现，这个“重要”并不是因为体力劳动本身有各种价值或者尊严，究其原因，还是因为身体的自然特性：

身体健康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儿。毛主席好像说过，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所以身体还是很重要，只有你有健康的身体，你才能去做老板，才能去学习。才能为社会做出贡献。你有身体才能去赚钱。（XYL）

我最近几年做这个雕刻，坐在那儿就感觉啊，那些白领啊，一天到晚坐在那里啊，就跟坐牢似的。坐在那里有的时候可以站起来干一些体力的活。劳动嘛，对你的身体也好，对身体啊对人的所有方面都好。（HLY）

很明显，上面这些被调查者认为体力是重要的，不是因为体力劳动能够在市场上、在现实社会中获得承认，并为他们获得价值和尊严，而是因为体力是他们赖以生存与活动的自然的基础。也就是说，在工友们的话语中，体力仅仅是生物学方面有意义的特性，一旦问题超出这个领域进入社会领域，进入有意义的价值规范的领域，他们就必须指望体力以外的事物：

现实来说就是技术吧，我们呢，技术工基本上一个月能挣一万多块钱，像我们小工，一般都是（每天）100、120，一个月——不管吃不管住嘛——也就是三千块四千块。有技术的话没有一万也有八千，这是人家基本工资吧。（XYX）

从本文的分析可以发现，工友们的话语非常清楚地表明，体力劳动不属于社会承认的、认可的“才艺”之列，也就是说，体力劳动不能产生价值和尊严，而是一个原始的、野蛮的因而社会地位比较低的事物。在上述话语中，工人们评价体力运用的标准并不是他们的“主体性”，而是能在市场中获得多少收入，以及体力劳动带来的消耗和疲劳这两个标准。第一种标准很明显强调的是客体性，换言之，在这种话语中，客体亦即市场的规范和标准处于权威和宰制地位，作为主体的工人在这个客体的和标准面前只能服从——最多只能指望通过老板的行动获得一些额外的“好处”，而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这样一来，工人也就难以把自身的现实状况视为“不正当”，并进而争取到改善。也就是说，这样一种纯粹客体化的状况实际上也是一种“自然化”的状况——因为在这里，市场及其规范是以他们无法干预、无法影响、只能顺从的“自然”的名义出现的。无论在世界的哪个地区，底层群众的需要都不能通过市场手段获得满足（参见Burawoy & Wright，1990），就我国而言，市场也已经成为我国社会收入不平等的主要作用机制（陈光金，2010）。也就是说，我国的新生代农民工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体力劳动者一样，必须诉诸市场以外的“社会规范”，也就是必须将这些问题表述为社会性的问题，寻求“正当性”，从而使得他们能够运用社会性的手段改善自身的状况。这个过程必然是社会性的。因此，这样一种“社会”意识被压抑的状况也使得工人难以建构市场之外的社会规范作为他们自己的、为自己争取各项权利的依据。他们也就被这样一种状况所压抑，因为他们并不是真的处于自然界中，他们处于拥有一定权力关系的社会中。这样的状况就是压抑的结果（Lukes，2004），而不是“自然”的状态，这样一种男性气质也就成了压抑的男性气质。

因此，北京市Q村工友们压抑的男性气质和世界其他地区体力劳动者的男性气质相反，不是高度评价和赞扬身体与体力劳动，并进而据此发展出一套支持他们诉求的主张。在上述话语中，工友们的身体只是一个自然的消耗品，而不是一个他们可以借此获得价值和尊严，获得承认的途径。价值和尊严只能从体力劳动以外的事物中找到。首先，这样一种身体观是前面说过的，中产阶层对于底层群众的身体观的复制。前面已经说过，身体和体力事实上是体力劳动者唯一的“所有物”，唯一可以用于建构自发性文化的基础，这样一来，事实上工友们如果要提出一种能够主张自身的价值和尊严的规范，就会因为缺乏必要的基础而受到了很大阻碍。其次，这样一种身体观无疑还是把工友们置于一种“自然化”的状况之中。因为在这样一种身体观的作用下，工友们的“身体”只是作为一个自然的事物存在着，身体出现的各种事实上是由“社会”导致的问题也被“自然”化了，这些问题因而也被这样一种话语限制在了主观领域，无法成为社会性事物。因此这种自然化的身体观事实上在相当程度上使得工友们失去了把他们的问题表述为“社会”问题的能力。笔者以为，底层劳动者要想改善自身的生活状况，主张自身的价值和尊严，必须提出一种相应的社会规范。也就是说，他们必须首先将自身的问题表述为社会问题。上述身体观则是与这个过程逆向而行的，也就阻碍了上述过程。这样一种身体观的结果就是，工友们，正如他们的话语所显示的，也只能非常被动地服从自然的市场规范，而难以提出自身的、与这种规范相抗衡的、能够赋予自身价值和意义的新的规范，也就难以为自身的诉求赋予“正当性”。因此，这样一种状况将工友们限制在、压抑在他们的身体状况之中，使得他们无法进行上述过程。这样一种压抑的文化反过来又会加剧并恶化了工友们的压抑生存状态。他们无法通过男性气质发展出支持自身权利的叙事，而是对身体和体力劳动并进而他们自身的权利进行压抑和否定。当然，我国幅员辽阔，各个地区之间的发展状况不尽相同，各个地区的新生代农民工的状况也不尽相同，其他地区的新生代农民工在这个方面情况如何，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揭示。

既然体力和体力劳动在Q村工友们的话语里处于负面意义，那么男性气质的核心部分，亦即“男性”应该是怎样的含义？工友们又是怎样的观点呢？在笔者的调查过程中，笔者也特别询问了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比较有代表性的看法有以下这些：

……一个男人最重要的应该是顾家吧。出来打工吧，然后把老婆孩子照顾好，孝顺父母，就是这样吧。就是养家糊口吧。

 

问：比方说为了养家，有些事情你不愿意，比方说前面说过你干到12点，你还会干吗？

 

答：那肯定会啊。你出来打工嘛，干那些活，半路上就走了，你肯定一分钱也拿不到嘛，对不对。干至少要干一个月吧，再苦再累的活也要干。（GWY）

问：您觉得，男人，作为应该是怎样的呢？

 

答：现在我感觉，过去说男女平等，其实也不平等，因为现在一个家庭光靠男人赚钱，在农村也不够，也是很困难的。必须两个人分着赚钱。就我们那儿啊，我们那儿工厂比较多一点。有钱了以后带动了，村民盖房子。

 

问：您家里情况是怎么样呢?

 

答：我家里的话就是我赚钱，我老婆在家里带孩子。

 

问：那您觉得男人应该这样吗？

 

答：我不认为，因为一个家庭的话要两个人负担。

 

问：即使是这样，您还是认为男人最重要的责任还是养家糊口是吗？

 

答：嗯……是这样，每个家庭不同，妇女赚钱就妇女养，男人赚钱男人养。

 

问：那您认为男人最主要的责任是什么呢？

 

答：赚钱嘛，还是为了养家糊口。（HLY）

我认为一个人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能力是成立家庭，养家，如果一个男人成家立业，养不起孩子养不起老婆，的确是……不行。为了生存没有别的办法，不想干的也得干。只要是对的，不违法的，比如说我们打工，跟人家说说有些事情我们不愿意干，就不干，那不行。说白了谁愿意在这儿干哪？都愿意在家躺着，是不？谁都不愿意，但谁都得干，为了生存嘛。（LQS）

我认为的男人，我的思想比较老一点，我就是认为好的男人能撑起家的男人。对自己家庭有贡献的男人。在生活方面，反正在好多方面。因为你没有一个好的家庭，你就不算一个好的男人。你要繁衍你的下一代，你要把你这辈子没有办到的告诉自己的子女：你们一定要加油。我自己做不到。你们能做到。你并不需要时时刻刻都在干活，你只需要干好自己的，但是你要时刻想好就是你明天该怎么办，知道吧？你要充满思想，你每天干活你是为什么你要想好自己的未来，为了自己的家庭和孩子。（高声）你埋头干活是为了什么，赚钱。钱到底是为了什么？你赚钱的理由是什么？还不是自己的家和孩子。不要一味赚钱，为了钱而赚钱。（JFM）

首先，从以上话语可以明显看出，Q村男性工友们把养家视为男性的职责，这和世界其他地区的男性工人是一样的。正如前面说过的，这可以认为是“寻求霸权”的表现。他们和世界其他地区的男性体力劳动者一样，希望能够通过“养家”证明自己有能力——而且这种能力被社会承认，证明自己有一定的社会地位等。同样和世界其他地区的男性体力劳动者一样的是，这种观念并不因为女性参与劳动市场而发生大的变化。不过，前述国外劳动者提出这个话语的目的更多地是为了伸张自身的权利，亦即通过“家庭工资”等要求获得比市场承认的收入更高的收入（Clark，2000，Mann，2005）。换言之，这种观念原本也是作为男性体力劳动者的抗争性资源，也就是争取获得比市场承认更高的收入，争取市场不承认的权利而被提出的，被使用的。亦即运用一种现实社会中、现实的市场规范不承认的规范主张自身的更大权益。和前述的体力文化一样，“养家”话语和现实社会规范、市场规范之间的张力、冲突是这种话语抗争性的表现。但是，与之相反，在Q村工友的上述话语中，这种关系发生了逆转，原本主张自身权利、权益的话语变成了对现实的无奈服从。或者说，原本用来限制市场经济的规范变成了对市场的服从。在工友们的上述话语中，争取社会的承认不是使自身的主体性得到承认，而是通过放弃自身的主体性达到的，这与其说是承认，不如说是否定。虽然他们确实可以运用这样的话语对比如老板不及时发放或者不发放工资的行为和做法进行抗争，表达不满，但是众所周知，按时足额发放工资是市场经济规范本身的要求，而不是超出或者限制市场经济规范的要求。而如前所述，市场经济的规范本身对体力劳动者就是极为不利的、是压抑性质的。因此，这样一种逆转强化了而不是限制了市场经济的规范，这种状况毫无疑问地对工友们争取自身的权益是极为不利的。也就是说，和前面的体力劳动文化一样，本来应该是抗争性的、为自身争取权益的资源变成了对工友们自身的压抑。

另外，笔者似乎应该强调指出，虽然笔者在本文中强调的是Q村工友们受到的压抑，但是这并不是说Q村工友们就处于纯然消极被动、纯然无为的状态——事实上也并非如此。Q村工友们不会也不可能因此真的对现实采取一种欣然接受的态度，他们仍然会通过其他方式表达自己对社会现实的各种意见特别是不满。毋宁说，这样一种压抑的男性气质意味着他们的抗争的内容和范围出现了变化，只能针对那些直接侵害他们身体的行为。这不能不说极大限制了工友们的抗争，比如下面这位工友的叙述：

出来的时候，那么大的一个小孩，啥也不知道，别人不给钱也不敢去要去。是不是，现在不给我钱行吗？对不对。就咱俩说，你是老板，你黑我的工资，你必须得给我，你不给我你走得了吗？现在这样，找一个刚出来打工的给你干活你不给他钱跑了，他也不找你要。他打工十年以后你再不给他钱试试，他来收拾你。这就是社会的东西。（GSC）

虽然笔者写作本文的时候已经离访谈过去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但是笔者还记得，这位工友在接受访谈的时候是非常大声地、非常愤怒地说出来这段话的，并且伴随相当剧烈的肢体动作。不过，在笔者看来，他的这些表现并不是他拥有力量的表现，恰恰相反，这说明他以及其他工友们事实上没有真正的保护自身权利不受侵犯的手段，亦即他们还没有办法将自身的应得权利阐述为相应的、得到全社会承认和接受的规范。他们所能阻止的，只是对自己身体的侵犯。换言之，笔者认为，本文讨论的这种压抑性的男性气质的作用，毋宁说是界划了新生代农民工对自身权利进行界定和判断的基准线，把这条基准线划在对工友们极为不利的位置。更具体地说，笔者认为，这种压抑性的男性气质把这条基准线划在了工友们的身体处。亦即，在这种压抑性男性气质的作用下，只有对工友们的身体的侵犯才被工友们识别为、确认为对他们的侵犯。众所周知，市场经济的规范，恰恰是将身体和劳动能力建构为“自我所有”的商品进行交换，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并不对身体构成直接侵犯。他们的应得权利，尤其是满足自己的直接物质需要以外的需要的权利，在这样一种话语、这样一种界限中即使存在，也是处于非常微弱的位置的。因此，在这样一种压抑性男性气质的作用下，许多对工人应得权利的侵犯无法被辨认为、识别为侵犯，因而极大限制了、束缚了Q村工友们的抗争。这样一种受到极大限制的抗争也难以真正改善工人的生存状况。毕竟工友们的大多数需要并不被市场所承认。比如上面说的这位工友很快又说出了这样一段话：

这个东西，他每天都这样，你不适应也得适应。为什么？你能耐有限。你就得一点一点弄。小工每天100多，大工每天200多。小工挣小工的钱，大工挣大工的钱。要是大工说，我想挣的钱和老板多，你挣得了吗？你水平有限。你没有这么高的能耐，你挣不了。你就得适应了，你不适应你说我不干了，你不干了在家待着，谁给你钱。你吃什么去。你吃个馒头都不行，谁给你天天塞馒头去？就是这样。（GSC） 

很明显，正是由于这种压抑性男性气质的作用，使得上述这位工友对不利于体力劳动者的现实社会规范采取了完全顺从的态度。近年来许多研究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文献都特别强调新生代农民工的抗争，但是笔者认为这些文献对于限制新生代农民工抗争的因素考虑似嫌不足。当然，如前所述，我国幅员辽阔，各个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都有所不同，各地的新生代农民工状况也有所不同，本文的结论只适用于本文所讨论的这个地区亦即北京市Q村。我国其他地区的新生代农民工的男性气质性质如何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才能确认。同时，北京市Q村工友们的压抑性男性气质是如何形成的呢？笔者以为，这也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才能确认。

三 小结与讨论

本文第一部分的文献回顾部分曾经指出，以往国外的相关研究指出，男性气质是体力劳动者抗争的重要资源之一，相应地，世界其他国家与地区体力劳动者的男性气质也是一种抗争性的男性气质。那么，为什么本次调查所涉及的Q村工友表现出来的男性气质和世界其他地区体力劳动者在男性气质方面有如此大的区别呢？将这种区别归结为“文化”差异或者社会地位方面的差异可能是很容易想到的解释。但是笔者以为还需要指出下面几个问题：

首先，正如本文开始部分中已经指出的，即使是处于被隔离地位的旧南非的黑人体力劳动者以及美国南方的黑人，以及殖民地时期的尼日利亚工人，也发展出了相当程度的男性气质。也就是说，男性气质的产生并不是因为体力劳动者获得了相当的社会地位，更不是因为他们已经获得了承认，而是恰恰相反，男性气质是他们争取承认的一种途径、手段和资源。如本文前面部分指出的，抗争性男性气质的抗争性就在于这种男性气质话语和现实社会规范亦即市场规范之间的冲突和张力。换言之，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社会地位并不是抗争性男性气质的阻碍，而是产生抗争性男性气质的主要原因。因而Q村工友的压抑性男性气质并不能认为是他们的社会地位的直接产物。

其次，男性气质和福利无关，而且恰恰相反，这种文化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80年代。事实上，直到20世纪50年代，英国工人仍然维持着一定程度的男性气质作为自身的认同基础。随着英国社会的变迁，这种模式受到了冲击，英国工人对这种模式的怀旧情绪、把这种模式英雄化，甚至对侵略性的男性气质的赞扬和欢呼也成了保持这种不同于自身价值、尊严的手段（Brooke，2001）。一直到相当晚近的时期，随着英国工人的“现代化”，这种区别才逐渐弱化（Brooke，2006）。不仅英国如此，科法拉斯对美国芝加哥郊区的工人的研究（Kefalas，2003），前述克卢伯克对智利特尼恩特铜矿的研究（Klubock，1998）等都表明了这一点。毫无疑问，这些社会权力和地位也是男性工人价值和尊严、以及获得社会承认的体现。正如本文中提及的，恰恰是在二战后福利国家变成广泛实践之后，这种男性气质开始受到威胁、开始削弱，并最终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到来出现危机。也没有理由认为世界其他地区的男性体力劳动者的货币收入会比相同国家或地区的白领更不要说老板高。也就是说，男性气质并不是经济地位和货币收入的直接产物。

Edwin Smith所摄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工人。[图源：pinterest.com]

再次，正如本文第一章和本章前面部分引用的研究表明，这样一种抗争性的男性气质是跨文化的。最后，显然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世界其他地区的男性体力劳动者的体力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不会随着年龄的增大而逐渐衰退的。也就是说，在上述这些基础性条件方面，工友们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体力劳动者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工友们的这种压抑的男性气质不能仅仅归因于工友们的现实生存状态和社会地位，因为这种社会地位在其他国家和地区恰恰是男性气质的源泉，也不能归因于某种特殊的“文化”，因为正如本文第一章和本部分指出的，这种男性气质，由于其基础是体力劳动者的身体，也就是说，男性气质的基础是跨文化的，从而这些差别不能用这个意义上的“文化”来解释。事实上，正如本文第一部分的文献回顾部分指出的，一般认为和大陆同属“中华文化”的台湾地区的体力劳动者也发展出了一种抗争性的男性气质。因此，“文化差异”也不能成为Q村工友们压抑性男性气质的解释。

那么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社会机制导致了Q村工友们的压抑性男性气质呢？限于篇幅关系，笔者在这里无法展开详细的论述。笔者在这里提出一个初步的设想，亦即Q村工友们的压抑性男性气质以及其他方面的状况可能是由某种形式的（葛兰西意义上的）“霸权”导致的。当然，这里只是一个初步的设想，笔者希望在将来有合适的机会对这个问题进行更加深入与详细的研究。

同样，笔者在这里指出这些问题并不意味着Q村工友们就会一直处于被压抑状态，不能通过自己的实践发展出一套有效的、有力的支持自己诉求的“社会”性规范来。不仅如此，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如其他地区的学者指出的，男性气质尤其是霸权性男性气质本身是一柄双刃剑，既能成为男性工人争取解放的资源，也能成为强化性别压迫的工具（何明修，2006）。由于男性气质本身的这种双刃剑特质，同时正如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历史证明的，这种男性气质在市场规范面前的作用也相对有限，因此，我国的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问题毋宁说是如何不重蹈其他国家和地区男性工人的覆辙，亦即通过霸权性的，或者战斗性的等类型的男性气质在抵抗来自上层男性的压迫的同时又对底层女性造成压迫，通过自身的实践发展出一种非（性别）压迫性质的，但又能够主张男性农民工自身的权利和主体性地位的男性气质作为他们自身的资源以主张他们的价值和尊严，并且建立认同等。当然，我国的新生代农民工的男性气质将来如何发展，能否克服、突破目前的这种压抑状态，只能由我国各个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将来的实践来回答。

*本文原载于《文学与文化》2016年第四期。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注释与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封面图为在浙江临浦特大桥施工的工人。[图源：kuaibao.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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