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学研究》编辑部编辑、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助理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实习员。曾获第三届中国妇女研究优秀成果评选译著类二等奖（2015）。研究领域：性别社会学，劳工社会学，社会史，女性史。曾发表：《母职的经纪人化：教育市场化背景下的母职变迁》《以职业团体为基础的劳动力组织化动员——以抗战时期民生公司的成功动员为例》《劳工宿舍的另一种可能：作为现代文明教化空间的民国模范劳工宿舍》等文章。[图源：sociology.cssn.cn]
近年来，伴随着升学竞争的白热化发展和教育的市场化进程，有关教育“拼妈”、“虎妈”的讨论盛行于中国大众媒体，如何在令人目不暇接的教育市场产品中为孩子做出选择，也已成为城市家庭的母亲绕不开的话题。一方面，年轻的母亲们感到她们需要完成的母职责任日益密集，尤其是统管孩子课外教育培训的压力陡增，“小朋友像明星一样日程排太满”，而这是自己的母辈在集体主义时期没有过的母职体验；另一方面，整个社会，包括女性自身也没有降低对女性职业发展的期望，大部分的母亲需要在职场劳动之外再去担负这种“升级版”的母职。在妈妈们的交谈中常常可以见到一种对子女教育前途的弥漫的焦虑，面临挑战的母亲们彼此倾诉、交流经验，在不断变迁的母职理想要求下探求如何尽力完成统管孩子教育的母职实践。早在50余年前，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就提示社会学家以“社会学的想象力”去探求个人困境与社会议题之间的关联，通过个人经验去关照与之发生日常互动的更广泛的社会和制度问题。本研究关注母职的当代变迁，希望通过个案研究来深入探究当下中国城市女性母职实践之新特点与现代意涵，并尝试就其社会层面的制度根源与可能的现实后果进行总结与讨论。按其传统定义，“母职”（motherhood）是社会围绕养育和照料而建构的一系列活动和关系。西方学术文献中论及的母职既包含不同阶段的母职活动，也包含母职意识形态。正因为母职是社会建构的概念，其内涵也具有本土性和动态性，不同社会文化环境下的母职意识形态和具体实践各不相同。例如，北美女性主义学者研究指出，北美社会20世纪70年代以来占主流的母职意识形态是“密集母职”（intensive motherhood），其特点是母亲责任不可替代（exclusive）、完全以孩子为中心（wholly child-centered）、情感卷入（emotion-involving）和耗费时间（time-consuming）。根据美国学者2012年的一项调查，自1975年到2010年，尽管母亲的就业率也增加了，但母亲用于陪伴孩子的时间几乎翻了一倍。母职的密集化现象并非北美国家或白人家庭所独有。事实上，“拼妈”之风在西方的某些移民群体中更盛。例如澳洲的华人社会中近年来就流行一种所谓“十八得了”超级妈妈标准，对母亲的家务技能、经济能力、教育水平和身体化的文化资本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这份“当妈新标准”的具体要求是：下得了菜场，上得了课堂；做得了蛋糕，讲得了故事；教得了奥数，讲得了语法；改得了作文，做得了小报；懂得了琴棋，会得了书画；搜得了攻略，找得了景点；提得了行李，拍得了照片；想得出创意，搞得了活动；挣得了学费，付得了消费。[图源：hn.qq.com]
在社会学领域有关母职的研究文献中，阶层分析是较为常见的研究进路。密集母职与社会分层的关系也得到了关注。有学者指出，这种西方社会主流母职意识形态实际上是以白人异性恋中产阶级核心家庭为模型建构的，对家庭的购买力有相当的要求，将其作为母职理想给低收入家庭和特殊家庭的母职实践带来了压力和影响。在密集母职这种主流母职意识形态的规制之下，低收入家庭的母亲，尤其是缺乏伴侣经济支持的单身母亲常常不得不放弃密集母职而采取“扩大母职”（extensive motherhood）模式，即在出门工作时将孩子委托给家人或社区邻里照顾，但往往为此怀有沉重的负疚感。“身为母亲为什么还要出门工作”甚至成为一个需要解释的问题。一项对以色列劳工阶层母亲的研究发现，她们多采取“扩大母职”模式，但有些母亲发现对孩子陪伴和教导不足造成孩子学习困难，不得不艰难地告别职场，回到密集母职模式，亲身担任孩子的照顾者和教导者。不过，近期有美国学者对按照社会经济地位划分密集母职还是扩大母职的二元框架提出了不同意见。卡伦·克里斯托弗（Karen Christopher）研究指出，即使在经济地位相近的单身母亲中，对扩大母职的看法也因种族/民族的传统差异而有所不同。因黑人女性有有酬劳动的历史传统，黑人母亲们并不将扩大母职视为需要解释的、引发道德负疚感的对象。克里斯托弗还指出，不同于以往的研究结论，扩大母职在当今美国有扩散的趋势，各个种族、各种社会经济背景的女性都大量采取了扩大母职。布莱尔-劳恩（Blare-Loy）通过对美国女经理人的研究指出，“最年轻一代的母亲们更多地将母职视为委托式的而不是密集的，孩子是独立的而不是脆弱的”。除了关注密集母职理想隐含的社会分层后果之外，女性主义学者还从性别的角度对这一主流母职意识形态固化传统性别角色分工、限制女性职业发展、未能平衡儿童需求和女性自身需求等方面提出了批评。
延续布迪厄社会阶层影响教养方式的研究进路，安妮特·拉鲁（Amnnette Lareau）亦通过对美国家庭生活的观察提出，美国的专业中产阶级采取了一种“规划栽培”（concerted cultivation）的教育方式和亲职态度。“透过细心规划、协作安排各式休闲与学习活动，来培养小孩的才艺与表达能力；父母运用‘讲道理’而非命令的方式与孩子沟通，并允许小孩反驳成人意见”。这里所谓的“concerted”有双重的含义，既指多种课外活动在时间上统筹协调，也强调亲子之间的协商一致，与劳工阶级放任或专制的教养方式相对。蓝佩嘉将拉鲁的框架用于台湾四个案例小学学生家庭的观察，指出台湾中产阶级家庭的规划栽培任务也往往落在母亲身上，父亲多扮演“养家”角色，负责提供经济资本，而母亲则需要通过自身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积累来辅助孩子的培养，包括吸收新知、建立人脉、统筹规划孩子活动等等，甚至还被要求在孩子学习时陪同上课。但蓝佩嘉的跨阶层数据分析也对纯粹的阶层分析框架提出了挑战，她发现除了结构位置之外，家庭的教育行动倾向还受到理念的反思性中介影响，换言之，除了父母的资本，家庭追求的价值和理念也会影响实际的教育行动。资本总量不高的家庭如有比较高的益品追求，亦可能发展出“培育阶级流动力”的教养方式。在中国大陆当前有关研究文献中，肖索未的质性研究也关注到了当下中国家庭中母亲在家庭育儿中的轴心地位。文章分析指出，现代城市中产阶级家庭在育儿组织上呈现出“严母慈祖”的新格局，母亲作为家庭育儿“总管”操盘儿童发展规划并且承担主要的社会性抚育的职责，父亲提供辅助，而传统上交由母亲完成的儿童生理性抚育和家庭照料工作多由祖辈分担。同时，她在另一项有关进城务工农民子女抚养方式的研究中也对阶层分析框架提出了与蓝佩嘉类似的补充意见，指出具有强城市化取向的家庭也有演练中产阶级式科学育儿的意愿和实践。洪岩璧等学者也通过一项对家庭教育模式的全国性调查数据分析支持了教育模式跨阶层的普适性，指出中产阶级并未在阶级惯习上显著区别于底层阶级，主观分层不同的阶层之间在是否参加过补课方面并无显著差别。总体来看，针对不同家庭的母职（亲职）方式，尤其是有关教育方式的既有研究文献提示我们，社会学常见的阶层分析框架可能并不能完全适用于对各种不同情景中的母职实践分析。除了社会经济地位之外，群体的文化传统、个体家庭的理念乃至性别观念等因素都可能共同作用于母职实践的过程。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教育的市场化发展有目共睹。最新版的《培训行业这一年·2017》指出，随着《民办教育促进法》的正式实施和在线教育领域大规模融资频现，“在线K12辅导领域的规模化营收阶段正在到来。”方兴未艾的高校自主招生培训被誉为投资的“蓝海”，甚至不少源自海外，比如以影子教育闻名的新加坡的课外辅导机构也宣布登陆中国捞金。这些教育培训机构日常打交道的对象正是各个家庭的母亲。论及当前家庭在教育方面密集投入的缘由时，金一虹等学者将其归结为席卷全球的竞争性教育和新自由主义催生的“家长主义”。在强调教育效能的竞争性话语下，家长主义强调家长“自我选择”、自己负责，使得教育反映家长财富和意愿而不是学生的能力和努力。追根究底，教育改革中的家长主义是推崇市场至上的新自由主义逻辑的产物。许多有关影子教育的研究指出，各国的教育市场化和公共教育私事化与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的兴盛相关。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日本也以“自由化”的名义实施周五日制，其背后的教育自由化理念遭到日本教育社会学者藤田英典的批评，指其导致加剧教育的阶层化和公共教育私事化。许多针对亚洲社会的影子教育研究也已证明，影子教育会显著提高学生的学业表现，但影子教育的支出和参与度与学生家庭的经济状况正相关；换言之，影子教育可能会造成阶层之间教育结果的不平等，成为一种优势阶层维护精英地位的机制。针对中国儿童的市场化抚育造成父母经济负担沉重、青年女性就业率下降的问题，有学者明确提出应重构国家和青年父母之间的契约，由整个社会集体分担儿童养育责任。从中国教育的市场化发展过程来看，它不仅是由全球性的教育竞争刺激之下投资教育的潜在利益拉动的，更是由集体主义时期公共育儿体制逐渐萎缩、教育的私事化趋势直接推动的。在中国单位制时期，城市在职母亲曾享受过公共资源对子女照料与教育的种种支持，公私领域双重劳动造成的角色冲突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伴随着单位制的解体和国家在教育、医疗等公共福利领域的全面后撤，原来在集体主义时期曾被嵌入于“公”当中的“私”走到了前台，子女抚育成为个体家庭不可推卸的责任，在私领域一直存在的性别分工制度的作用之下进而主要成了母亲的职责。曾经在育儿中得到公共资源支持的母亲们不得不依靠家庭和自己的力量。如果说子女年幼时的生理性抚育还可以委托他人，那么在子女成长中的社会性抚育则常常是由母亲来承担。金一虹、杨笛新近对“教育拼妈”的探讨关注到今天中国亦出现了密集母职现象，而且密集母职不仅表现为时间密集，还表现为母亲职责向教育扩展，“她必须为下一代的教育成败全程负责，从早教、学前、小升初……一直到高考，每一个环节都不容脱节，不仅所谓的教育‘起跑线’在前移，母亲对教育的介入也在全线延长”。通过文献回顾可以看到，当前母职的教育取向已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这种看似疯狂的“教育拼妈”并非源于个人或市场的非理性，而是与历史上国家与家庭关系的全面转变有着深刻关联，亦反映了私领域内尚未得到根本挑战的性别分工制度。已有研究指出了当前中国乃至全球均广泛存在的母职密集投入趋势和教育的市场化背景，并提到了与之相关的“教育拼妈”等概念。本文进而在其基础上提出“母职经纪人”概念，以概括当前教育市场化背景下母职的特殊表现形式，并探讨其主要特征和潜在后果。作为教育竞争加剧以及教育市场化背景下的一种适应性变迁，家庭中的母职实践突破了私领域内照料子女的传统内涵，不仅母亲在教育方面的职责陡增，还呈现出“经纪人化”的特征。所谓“经纪人”，本是与市场和交易相关联的概念，促成交易是经纪人的定义中最为核心的要素。本研究中所指的经纪人可以视为代理性的经纪人，主要为个人提供服务。本文用“母职的教育经纪人化”来指称当下教育市场化发展背景下中国城市家庭母职实践中的一种趋势，意指由母亲承担孩子的经纪人式的教育代理服务和居间交易的角色。孩子在所谓K12的教育市场中被当作一个明星打造项目来经营，母亲以“教育经纪人”式的职业化标准来追求子女的经营业绩，发挥着维护信息网络、了解教育培训市场产品与目标学校需求、规划孩子的个性化学习方案与学习时间、亲身整合教育资源等一系列功能，想方设法提升孩子的教育成就，最后把孩子向优质的高一级学校推销出去。前述国内外有关影子教育的研究多聚焦于家庭的经济背景对采用影子教育的影响，实际上，即便是在充分发育的教育市场，也并非掏钱就能买到有效的教育产品，影子教育行之有效还有一个有机的前提条件——家庭需具备获取有关教育产品信息、筛选其价值并合理利用的能力。本文突破阶层分析框架，以母亲的经纪人能力作为一种有别于家庭经济背景的新的分析维度，将母职在教育方面的密集投入趋势放在国家与家庭关系转型、市场自由竞争、性别分工制度继续的大背景中来考察母职的新形式和新意涵。本文的分析主要基于对家长和教育机构老师的深度访谈以及笔者在教育机构、家长网上社群的参与观察资料。笔者通过半结构访谈收集了8个北京城市中产阶级家庭的案例（部分案例对其他案例亦有提及）。这些家庭中的孩子从4岁到21岁不等，全都在参与/参与过课外培训。8个家庭中都是母亲对孩子教育负主要责任。8个家庭均为北京本地户口；8位母亲均在职，从事科研、会计、管理等工作，学历为高中到博士。此外，笔者还访问了1名置身于教育培训行业十余年、在多家教育培训机构有过执教经历的京城名师，向其了解北京教育培训行业的整体状况及教师眼中的母职。按照学术惯例，文中出现的人名均为化名。由于城市的教育市场发达，可提供的资源多，母亲作为教育经纪人主要的任务就是要做好教育外包的选择，提高孩子的教育成就。如果孩子教育成就斐然，母亲也就成了最成功的经纪人。2016年北京高考成绩一揭晓，某教育机构即晒出了当年全市高考状元小鹏（同时也是三年前某区中考状元）六年来在该机构参与课外培训的51门课程的课表和任课老师名单，并在庆祝活动中特别请小鹏妈妈上台领奖和介绍经验。该机构的官网新闻上特别提到，尽管当年这还是个刚成立一年的新生机构，小鹏妈妈还是独具慧眼，选择了他们。小鹏妈妈的发言道出了自己为孩子建立层次相匹配的学术精英社交圈的想法：“来课外机构学习有一个比较好的优点，不像在学校里只有班级同学的影响，还有很多来自其他学校的同学。在公办学校，分层教学都是一类的同学在一起，都觉得在自己学校里很出色。但是，在课外机构能够与很多别的学校的优秀学生互相比较，有助于提高自己。”相比普通的走高考轨道的学生，明星竞赛选手小洋因为常常要跨年级向国内外的数学、信息学竞赛发起挑战，更需要个性化的学习规划，小洋的母亲更是将经纪人式的主动性发挥得淋漓尽致。她在新浪网开设博客，介绍机构培训课程安排，赛前发布各类比赛信息，赛后对小洋本人和全国各队比赛结果进行盘点和反思。该博客已经成为京城教育圈的名博，现已有70余万人访问，1400余人关注。小洋本来长于数学，但曾经有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经历的小洋妈妈希望让孩子享受编程的乐趣，而且也看重竞赛对于国内高校自招考试和出国留学的价值，因此在北京整体信息学竞赛成绩不佳的情况下坚持为小洋规划了信息学的学习和比赛。结果小洋不负母望，2017年数学和信息学都进入了省队，数学更是以初中生的身份入选国家集训队，这样一来，出门参加集训和打比赛已是家常便饭。因此小洋妈妈要承担的已经远不是配合学校日常教学、督促孩子完成大纲要求，而是更进一步地超越学校教学计划，成为孩子前瞻性、个性化学习日程的规划者。对于小洋的相对弱项英语，小洋妈妈参考了其他网友的方法，“从13年1月14日开始使用计划表，根据遗忘曲线制定课文复习的计划”，并在博客上晒出了小洋每个月密密麻麻的打卡记录。为了帮助年幼的孩子减轻记忆负担，小洋妈妈的功夫细到了给新概念的每篇文章标记句子个数，分解任务：“文章看起来很长，那么厚的书，感觉都要背诵出来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就好像一个难题看起来是很可怕的，但是我们可以分解成若干个小的问题，一步一步地解决。所以每篇文章我都标记句子的个数，每天完成几句话，分几次完成。每天花的时间20分钟到1个小时不等......看着书从崭新变得很旧，计划表一张一张地换，还是很有成就感的。”跟小洋家相交多年的涛妈将小洋的成就归功于母亲对孩子的关注、了解和对孩子未来人生精细的规划。“核心点是你的洞察能力，你能不能第一时间知道你的孩子的爱好、取向、能力，随时随地给他纠正，走入正轨，你要是没有这个能力，你指着学校和老师有这个能力，不可能。”（20170901涛妈访谈记录）涛妈的态度充分反映了对教育私事化的认识。在涛妈的眼中，对于孩子的培养而言，母亲比充满变数的学校和老师更为可靠，她呼吁母亲们向内寻求自己的力量，担任好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学校本身有区别，学校的整体理念落实到每一个老师的教育理念也是不统一的，老师有差别，你要承认这个问题。咱经历了这么多，透过现象看本质，最稳定的是妈，妈永远是亲的......想根本解决，就从家庭出手，指着外界都没用。（母亲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为什么是第一，这个我是深深体会到了。就是因为你是亲的，你关注他是100%，老师关注孩子40%都是多的。”（20170901涛妈访谈记录）与自身文化资本超群、主导孩子学习路线规划并引领潮流的小洋妈不同，小涛妈的母职经验可以说是更具代表性的普通母亲的经纪人化母职实践。小涛本人也是北京市顶级重点中学实验班的尖子生，德智体全面发展。谈起自己孩子，涛妈也并不讳言是自己的付出给孩子赢取了今天的机会和成就。小涛家来自北京市相对的教育弱区，小环境中注重的是休闲娱乐而不是教育竞争。涛妈是在小涛二年级的时候在商场偶遇前述培养出状元的机构发宣传材料，才了解到有这种教育机构的存在，此后在不断的学习和付出中一点点了解教育竞争的门道，成了“半个专家”。小涛妈妈也直陈她自己并没有高学历，她特别强调母亲本人的文化程度并非关键，母亲有投入孩子教育竞争的意识是一切问题的出发点。“智商真是没多大区别，意识、坚持、执着、习惯、环境，这些都要具备。”“好些问题真是特别需要负责的、有爱心的妈妈，好多枝节，特别需要妈妈有这个意识，有这个能力而且愿意去做这件事。”（20170901涛妈访谈记录）在国企工作多年的小涛妈发挥自己善于沟通的特点，主动与教育机构老师和精通此道的妈妈们（其中就包括小洋妈）建立联系，约他们爬山吃饭，顺便讨教学习方法和报班上课中的讲究：我走哪儿都拿个这个（本子），什么这个妈那个妈，你们都上哪儿，干什么，后来我也成半个专家了，什么陈老师、蔡老师、季老师啊都知道，上哪儿都知道。我现在属于掌握了。攒班我能给你找老师，租教室也行，我能给找到150（元）1小时的，一般找的都是200多元的。我想知道的都能找到。平时也不用留意，我现在随便就都知道找谁能办什么事，我刚帮他们攒了ZMY（某奥数名师）的课。”“（选老师）我就从孩子的反馈，从之前别人的反馈中来看，还有我个人一次两次跟老师的接触，我还是有这个能力。这个东西孩子要能接受，首先我能接受，要看哪些方法有效，有些是虚的。”“我知道什么老师好，还知道同学什么人好，你要建立自己的圈子，这个年龄孩子不太会社交，母亲也得有自己的圈子才能把孩子的圈子维系住。”（20170901涛妈访谈记录）鸡娃，网络流行词，就是给孩子打鸡血，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虎妈”“狼爸”们为了孩子能读好书，不断地给孩子安排学习和活动，不停地让孩子去拼搏。这种行为就叫做“鸡娃”。[图源：telegra.ph]在小涛妈妈的讲述中，可以看到一个典型的从无到有的经纪人式密集母职实践（intensive mothering as agent）的过程。虽然其家庭原本的网络中不能提供教育竞争所需的有效资源，她还是调动职业经历带来的社交网络构建能力，打通资源，维护圈子，让信息流动，如今已经成为一个可以为其他母亲提供成功经验、链接优质影子教育资源的网络核心人物。搜集信息和甄别信息的过程中母亲的社会经验发挥了价值。她通过自己经纪人式的密集母职实践不仅让孩子在激烈的小升初、初升高竞争中顺利地跨区过关上岸，并且在未来的教育选拔中占据了优势地位。正是由于当前教育竞争日趋激烈而升学政策又变动不居，许多家庭中的母亲都像小涛妈妈一样泡在线上线下各种教育论坛和家长社群中，了解各区的行政规划、学位规划甚至房价，摸索对家庭和孩子收益最大的道路。母亲们尝试搜集和解读包括升学政策、教育市场产品、目标学校需求等在内的千丝万缕的信息，针对孩子自身情况定制个性化学习路线，规划影子教育学习时间。如果可能的话，再寻找与自己家庭相似的消费者一起攒班，降低成本，通过充分个性化的教学内容实现对学校教学的补充，最终让孩子在激烈的教育竞争中获得优势。电视剧《三十而已》中，顾佳为了儿子能上理想的幼儿园，三次讨好邻居王太太。[图源：baijiahao.baidu.com]
母职的经纪人化是以教育的市场化为前提的。母亲们为孩子规划的各种个性化教育路线，最终要落实为教育培训市场能提供的课程。目前中国大城市的线下教育市场中，从早教到小学、中学课外培训，从竞赛培优到学科内容补习，从国内高考辅导到出国外语辅导，覆盖各种年龄、层次和路线规划的教育产品应有尽有，更不要说各大教育机构正在努力推广的传播成本较低的在线课程。但按照笔者访谈的已有近20年课外培训经验的蔡老师的意见，这个市场还未得到充分发育。他认为，当社会能提供的教育资源发展起来、激烈的升学竞争有所缓解时，关乎孩子综合素质的文艺和体育类课外培训可能会更受欢迎：“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会越来越火，但可能会有其他形式比较火。一直到现在都是英语比较火，因为数学升学的渠道不那么畅通，可能英语操作方便一些。奥数一般老师可能还降不住。而且奥数还费脑子，大多数孩子可能不感兴趣。将来我觉得艺术和体育可能比较火，尤其体育，（目前的发展）跟它应有的地位还不相称。现在大多数家长是在解决升学问题，将来人们对升学的愿望可能不那么强了，他们可能会觉得其实学习不好也没所谓，他可能就会在乎一个人的综合发展。”（20170810蔡老师访谈记录）作为京城奥数名师，蔡老师门下常年有跟随其超前学习奥数的尖子生。蔡老师也是因材施教的拥护者，站在他的立场，他认为教育市场的存在为追求创新和卓越的优秀苗子提供了机会，应该肯定和发展；问题出在现在公立学校课程设置过于死板和简单，不少孩子因在课内“吃不饱”而纷纷离开学校，甚至造成影子教育和学校教育主次颠倒的尴尬情况：“其实现在就是挺畸形的一件事情，像我这里很多孩子，他上学是不去学校的，通天都在外面。但是每天有一个时间段在我这里。就四年级，现在可能都有三年级的趋势......孩子们现在上课成了以校外为主，校内成了辅助的了。如果政策放宽说孩子不来学校，会有大批的孩子不去学校了。因为先在机构里先学了，高质量的学习是在机构里完成的。其实在我看来学校很多孩子是不得不去。学校提供的教学不满足学生的需求。”“这些孩子去学校里上课已经没法上了，因为他们学得很超前也很扎实，这个就是课程设置的原因了。教学改革者是希望减负的，觉得学生压力大要减负，但是事实上群众不需要减负，教材设置得太简单，然后群众可能觉得你这个东西我孩子可能几天就学完了，我在外面找一个老师很高效地几天就学完了，我去学校耽误时间嘛。”（20170810蔡老师访谈记录）蔡老师在这里指出了一个教育社会学研究者关切的困局：教育管理部门为求平等而降低学校教学的要求，其结果是有条件购买教育市场产品的家庭转向市场寻求优质教育资源，凭借自身家庭资源来满足孩子个性化的学习需求，反而加大了学生家庭背景对教育成就的影响。求平等的政策却无法得到真正的平等。![]()
电视剧《小舍得》中，蒋欣扮演的妈妈田雨岚是典型的当代中国大都市望子成龙的家长，一心只想让儿子颜子悠出人头地，给儿子报了各种培训班，将其培养成学霸，儿子的成绩只要下降一点，田雨岚就万分焦虑。为了能让儿子进入择数金牌班，田雨岚不择手段。[图源：douban.com]
如前文所述，当孩子所寻求的超前、要开发的潜能、要达到的突破都需要依仗个性化的课外培训来实现时，除了已有研究关注到的家庭经济背景之外，母亲是否能完成好经纪人化的密集母职，也可以作为一种家庭禀赋，成为另一种影响到学生教育成就的分层机制。对各种课程的了解、串联安排乃至接送都对家庭提出了非常具体、高强度的要求。这里有点类似前文提到的“规划栽培”，只是其栽培内容更指向教育竞争，而且并不限于中产阶级。蔡老师也强调了母亲的规划作用，他认为母亲的规划和孩子的成就成正比，全职妈妈的孩子表现最佳。“我现在是越来越觉得全职妈妈的家庭更合理了。这是据我自己观察，我觉得是这样，这个社会应该有一个合理的社会分工......这个社会分工需要有一个人，家庭内部结构里这个孩子是有人专职来照顾的，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如果你还有余力，你可以干一点自己喜欢的工作嘛。”（20170810蔡老师访谈记录）根据他的观察，如果父亲管孩子，孩子会相当厉害，但是很少有父亲会改变这样的角色分配。蔡老师的观察也符合笔者本人在各种课外培训机构的参与观察体验。笔者的另一访谈对象小昭爸爸也坦承：“肯定是她妈操心多，她都给全程规划好了，老师也是她挑......我就负责跑腿开车，然后交钱。”（20170824小昭爸爸访谈记录）这里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性别分化：尽管中国城市家庭高度重视子女教育，愿意为孩子获取教育市场中最优质的资源，但家庭在此的亲职投入却呈现出一种父亲经济投入为主、母亲人力投入为主的性别化模式。这与蓝佩嘉在台湾的观察有点类似，但本研究中的父亲们并不像台湾中产阶级家庭中的父亲那样常常需要派驻海外或在大陆经营企业，却仍然常常缺席子女的日常教育参与。当我们追问被访人为什么没有将这个教育经纪人工作委托给父亲，便看到无论在家庭内部还是外部，无论在私领域还是公领域，无论在母亲自己心里还是在父亲眼中，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性别分工模式。在父权制为主导的权力体制和性别分工作用之下，母亲成为孩子具体教育任务责无旁贷的规划者和监督实施者。例如，有两个6岁以下孩子的小婷妈提到，“这个阶段孩子对母亲的依恋度太高了，他也很想跟他们玩到一起，偶尔玩一会，互相都烦了。孩子在长大的过程中父亲的力量才能慢慢凸显出来。可能真是要到6岁以后，爸爸的作用才能慢慢显现出来，6岁之前我去强制没有意义，夫妻关系还会出问题。他要是愿意带孩子玩，我很欢迎你，很赞同你，很认可你，你不带孩子玩，我从来不要求你，我对你没有压力。我喜欢的一种状态是我体力上是累的，但是精神上是放松的。我不喜欢因为什么事有一种精神上的tension”（20170824小婷妈访谈记录）。身为海归博士的小婷妈尽管认可亲职共担的模式，但也并不想耗费精神挑战既有的性别分工传统。另一位工作时间较有弹性的母亲菲儿妈提到丈夫反对她给女儿做的教育规划，但并不愿意接手：“我和我爱人没有达成共识，他批评我现在相当于把孩子领上了另外一条路，上奥数参加杯赛才能拿到敲门砖进入好的学校嘛，我现在反倒给数学卡了，他觉得我这件事方向不对，觉得我的付出不够多。他又没办法去帮忙，他judge我的时候我就不同意。他要坐班，在郊区，一周回来两三次吧，但回来也都八九点了。他就没把这件事当成他的主业。”（20180124菲儿妈访谈记录）在职场中，父亲们要面对的是更强的理想员工的要求，一般而言，除非在比较有弹性的岗位就业，职场并不会给有孩子的男性员工完成家庭责任留出合理的时间。父母双方可支配的时间资源的不对等也成为家内性别分工格局难以改变的一个客观原因。毋庸讳言，密集的经纪人式母职实践会对母亲的个人职业发展造成难以估量的影响。由于笔者访问的母亲均为职业女性，都存在如何处理个人职业发展与母职身份关系的问题。母亲们处理母职与个人职业角色冲突的态度也因家庭结构、工作压力和自身角色认同等方面的差异有所不同，这里可以简单分为以下三类：一是完善自身时间规划，尽力协调；二是保持彼此边界，接受不完美；三是打通两种角色，以母职体验推动职业发展。第一种完美规划型实际还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将自己的生命历程与孩子的生命历程嵌套起来规划，在职业角色与家庭角色之间分阶段作不同的权重安排：“我已经开始越来越理性地看待自己的能力，既然能力达不到（超人一样兼顾），那我就把人生的阶段拉长了看，不要非要在这个时间点完成所有的事情。是不是？我把不同的事情分配到不同的阶段上。我20-30（岁）的时候，我达到我求知、求学的年龄段的极致；30-40（岁）这10年我已经告诉我自己，奉献给我的孩子和家庭，工作只要应付，只要最低标准......40岁的时候我闺女上二年级，学习习惯也养成了，我到了40（岁）可能能达到对孩子相对超脱的状态，我只能那方面减轻了之后才能对工作重新投入，但这也是一个过渡的时间，也不是40（岁）以后就戛然而止。也不会对孩子关注停止。我觉得还是有一个相对的（点）。我就先给自己定一个40岁，我再开始。”（20170824小婷妈访谈记录）还有一种是在日常的时间规划中保持相对固定的节奏，通过提高工作效率、精确的统筹安排来保障完成好两种角色：“有时候会回来比较早，我就不去单位了，回来陪她了，其实就下午一个小时。我到家五点到六点肯定陪她去上课了。每天七点到十点我肯定是工作的。我现在效率比较高。如果工作我就非常专心，有时候下午她突然有事我必须接她，我就上午很早就去单位，七点半就去，一直工作到十二点半，中间一口气不歇，一定要把这件事弄完。然后赶紧赶回来去弄她的事情。效率肯定很高，我做这件事一定只做这件事情，速度一定要快。我陪她上课时，我一定要干一些事情。她上课，我就干我自己的事。”（20180109小燕妈访谈记录）“我现在基本划了一条线，上班就不管孩子的事情，我也不会去想那么多。下了班我也不想工作的事情，要不然我就把孩子哄睡了再加班。”（20180123小彤妈访谈记录）尽管如此，这类完美规划型的母亲还是承认，计划安排得再周密也没有所谓的完美，工作和经纪人式母职的双重压力令她们“疲于奔命”，“只能靠一口气撑着”（20180123小彤妈访谈记录）。“（母职）跟你的职业生涯争夺时间是肯定的。我自己感觉，有了孩子以后明显在工作上的时间受很大影响，工作没有以前产出多了”；“就是精力有点跟不上。我必须每天不停地跟着她，除了单位的事情，必须全天候地跟着她。我跟着她的目的是我必须要知道这个老师教得好不好，我必须要参与这个，所以我很累啊。现在我快50岁的人了，精力还是跟不上”（20180109小燕妈访谈记录）。而且，还有一位妈妈提到，如果离开自己母亲所提供的生活照料上的支持，这种连轴转的模式根本不可能。在子女教育上经纪人式的母职投入必然会挤占原本用于照料家人和个人休闲的时间。第二种类型的母亲也许是现实中的大多数。尽管本研究提出了母职的经纪人化趋势，但现实中的母职实践必定与这种理想类型式的模式概括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后者需要以良好的母子互动和母亲大量的可自由支配时间为基础，而这不是每个家庭都能迈过的门槛。有被访母亲指出，不仅自己没有那种全情投入的意愿，孩子也不愿意让自己管。“我拎不动他。从小这个模式都形成了，确实挺放任的......也挺失职的。但是我管不了，一管我俩都不高兴。他不太愿意，另一方面我自己也受不了，我们都挺忙的，自己的事儿还干不过来，我的书还看不过来。”（20170901小佳妈访谈记录）在单位工作压力比较大的菲儿妈也坦承，自己工作也很忙，必须计算投入在孩子身上的时间是否值得，因为奥数和钢琴老师都要求投入大量时间课后复习巩固，而孩子无法在没有母亲辅导的情况下独立完成复习，于是菲儿妈选择了放弃。“我就觉得我做不到。然后她又没法通过自己的力量来达到的时候，就算了。我觉得可能不值，她那些学习内容特别特别多......我也要考虑我自己，我每年要写东西出来嘛，平时要出去调研写报告，可能也不能完全把时间投入到她身上，我要考虑我自己时间够不够。”（20180124菲儿妈访谈记录）小佳妈和菲儿妈对孩子不完美的学业表现也颇为无奈，但她们的案例提示我们思考，经纪人式的母职实践不仅要求母亲承受密集投入给自己收入和职业发展带来的“母职惩罚”，甚至还要面临投入不够给孩子带来“学业惩罚”的风险以及因此带来的“失职感”。当孩子们的学业成绩与母职表现如此相关时，是否母职的经纪人化已经成为一种霸权式的制度，对社会结构的多样性和流动性构成了压迫？第三种类型的母亲超出了笔者此前构想的框架，对我们传统的在职母亲双重角色冲突理论提出了有趣的挑战。涛妈就是一个通过母职实践自我增权的案例。她告诉笔者，通过自己一点点的改变，不仅小涛获得了更好的教育，而且“我转型了！我回家，我同学说：你怎么变成文化人了？就是说我现在的高度和成绩他们已经没法比了”（20170901涛妈访谈记录）。涛妈由内而外的自信不止来自于孩子的优秀带来的成就感，还来自于在这个母职的经纪人化过程中文化资源不断获得、社会网络不断扩张、个人声望不断上升带来的良好感受。也就是说，母职实践对她来说不再是时间和精力的消耗而已，还给了她展现个人能力、发展资本的舞台。此外，前述的开博客的小洋妈不仅以个人的职业能力推进了母职实践，还进一步将培养自家孩子的母职经验反过来作用于个人的职业发展。在博客中我们可以看到，她与教授信息学的课外机构和老师保持着良好的互动，还写下长文剖析北京信息学竞赛的现状，力图推进北京信息学竞赛的教育培训。2017年底小洋妈正式辞职，入职某科研院所的少儿编程教育团队，开启了职业生涯的新篇章。当然，小涛妈和小洋妈这种个案数量并不多，但这也提示我们，尽管教育经纪人式的母职是密集的、消耗时间和精力的，但同时也存在着赋予女性力量和发展机遇的积极面向。与传统的注重私领域内儿童生理抚育的密集母职不同，经纪人式的母职带有一种现代特征，对女性的职业发展具有某种亲和性，蕴含着发挥女性主体性、增进职业权能的潜力。本文梳理了有关密集母职和教育市场化发展的相关文献，将母职在教育方面的密集投入趋势与教育市场化发展的时代背景相结合，考察母亲们是如何在教育市场中发挥主体性，达到提升子女教育成就的目的的。案例研究发现，在教育竞争愈演愈烈的时代背景下，家庭高度重视子女教育投入，这种投入不仅是金钱上的投入，而且是家庭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以及母亲人力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全面投入。在蓬勃发展的教育培训市场的支持下，母亲甚至开始替代学校成为规划孩子个性化学习方案的轴心。家庭中的母职实践已经突破了私领域内照料儿童的传统内涵，教育方面的职责陡增，呈现出“经纪人化”的特征：母亲需发挥经营信息与社交网络、了解教育市场产品与目标学校需求、定制个性化学习路线、规划影子教育学习时间、亲身整合教育资源等一系列功能，以帮助子女在未来激烈的教育竞争中争取优势资源。正如同形成于清末以来的现代母职是联结社会与个人、物质生产与人口再生产、劳动力市场与家庭生活的枢纽，如今教育经纪人式的母职实践也因应国家与社会、家庭关系的变化，通过种种方式与社会和市场发生着关联，作为一个连接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市场教育资源的枢纽，其履行过程是一个充分调动、发挥和传递家庭资本的过程，集中地体现了家庭在当前中国社会转型、公共教育资源供给不足的背景之下的适应性变迁。一方面是获取优质教育资源的压力居高不下、教育竞争热度不减，另一方面，以“减负”为旨归的公共教育系统已无法为日益多样化、个性化、追求前沿和深度的教育需求提供足够支持，对子女教育成就抱有期待的家庭不得不“恩往下流”，以家庭资源来“独立经营”子女的教育项目，在教育培训市场中寻求最合乎家庭教育期望和孩子条件的外包服务。此时，在家庭内外父权制为主导的性别分工体制作用之下，往往母亲就成为落实子女教育项目的具体的“经纪人”，成为孩子教育方案的规划者、组织者和监督者。母职教育经纪人化的新趋势，集中反映了当前中国社会转型重构过程中国家与家庭关系逐渐转变、公共教育与市场教育此消彼长、女性现代职业经验和教育水平不断增长而家庭内外性别化分工模式不断延续等多种因素的交叉扭结，是一种极具现代性和本土性的母职实践模式。总体而言，当前中国母职的经纪人化趋势体现出以下几种属性：第一，现代性。经纪人式的母亲对孩子教育路线的规划、对教育产品的考察和具体学习日程的安排无不体现出一种现代的韦伯意义的工具理性，一种运用手段达到目标的能力。它要求主体能明确目标，找到最便捷的路径。母亲需拿出信息搜集与甄别、理性规划与抉择、社会沟通与协调、网络构建与维护等种种现代理性人的能力。尤其是其中的规划是基于当前境况的一种现实考量，体现出适时权宜的色彩，必须知己知彼才能做出理性的选择。“你要去筛选这些资源，这个工作量非常大，完全是个K12的规划。我细节上怎么把课排到一起，怎么去攒班，怎么把同水平的小朋友搞到一起，家长之间怎么交流，还有一些卖题的骗子要去甄别。”（20180123小彤妈访谈记录）正因为如此，母亲在现代职场上发展起来的管理能力、规划能力和沟通能力也在经纪人式的母职实践中找到了用武之地。“有时候我（跟孩子爸爸）说，我给你说个事，就坐下来，本子准备好，我现在把工作需要的东西在家庭里不自然地用起来了，我们两个来探讨下这个项目。”“一开始我觉得他很笨，后来也是磨合的，逐渐把奥数放给他去管。后来我觉得我这种强不是一种骄傲，说明我不会分工，不会授权，说明我管理水平很差（笑）。不会放手。”（20180123小彤妈访谈记录）然而，也正因为母职的经纪人化对担当者具有这种现代性的要求，它成为很难委托和外包的一种母职，很难切换到“扩大母职”模式，对参与职场劳动的母亲形成一种无时无刻的束缚。第二，条件性。如上所述，因为母职的经纪人化以教育的市场化为前提条件，经纪人化的母职实践得如何关乎家庭的经济能力，但也并不能简单化约为家庭的经济能力，还需要以母亲自身的可支配时间、规划能力、沟通能力等一系列条件为基础。换言之，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人人都可以“拼妈”，看似平等的经纪人式母职实践其实隐含着门槛。母亲具有相应禀赋的家庭的子女更可能在教育市场上占得先机，在这个意义上，母职的经纪人化可以说是一种条件性的影响学生教育成就的分层机制。第三，本土性。与前述西方有关密集母职的研究结论相比，可以发现中国当下母职的经纪人化具有相当程度的本土特征。首先，正如金一虹等学者所言，因应东方社会重视教育的传统和激烈的教育竞争，中国当下的母职明显向教育职责倾斜。因此可以说母职的教育经纪人化是密集母职在中国的一种本土表现。其次，因为中国女性就业率高且妇女就业受到主流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国民支持，中国的在职母亲较少感到西方在职母亲那种不能陪伴孩子的道德压力，不需要像美国在职母亲们那样为出门工作正名。一般而言，在职母亲的母职负担再重也不会轻易辞职回家，而是会选择完善时间规划，尽力将母职与工作节奏相协调。当然，这也可能反过来加重女性的双重压力，使其付出身心健康受损的代价。再次，由于当前中国城市的教育培训市场资源丰富且高度专业化，母职尽管会向教育职责倾斜，但也少有母亲亲自上阵担任子女的教师或教练，多半只是寻求外包，充当链接专业资源的经纪人。第四，多面性。从消极的面向来看，首先，就教育效果而言，过于个性化的学习方式和体验在尊重学生个性的同时也将进一步弱化学校的公共教育功能以及建立在学校集体生活之上的社会化体验，不利于学生个人层面和社会层面公共教育目标的实现。其次，对母亲群体而言，由于来自公私领域的支持都不足，经纪人化的母职实践往往具有一种无法交托他人的刚性，做好职场角色和做好母亲之间始终还是存在对稀缺的时间资源和精力的争夺，母职的经纪人化可能造成母亲自身发展机会受损，为家庭付出的无酬劳动增加，导致公私领域传统的性别分工模式固化。但是从积极的面向来看，密集的母职实践强化了母子关联，有可能作为“子宫家庭”的一种形式，对母亲与子女之间建立积极的代际合作关系发挥作用。同时，它也为女性发挥自身禀赋提供了舞台，注入现代意涵的母职在一定程度上也为女性职业发展提供了契机。此外，有一位母亲还指出了在经纪人式母职实践中给女性自我带来的机会和成长感，“我现在最大的感受是，这是个自我的成长过程，对于我自己来说，我有了孩子以后对社会更宽容了。另一方面，我因为她也读了很多书，其实我没孩子之前，我和他爸都不知道在北京有这些资源。芭蕾、歌剧我们从来不去，不舍得掏那个钱。我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也会碰见很多理念相同的父母。因为她也知道了这个社会很精彩。好多东西都是孩子上小学之后我才知道的。比如说歌剧，她不学声乐我怎么知道歌剧？我觉得人生好像就是很偶然，偶然发生的事情，后面跟了一串”（20180109小燕妈访谈记录）。纵览本研究的所有案例，即使在做不到经纪人式母职和自身职业发展兼顾的情况下，也并未有任何一位母亲对当下母职的经纪人化提出反思和质疑，而是试图通过理性规划让多重职责相互协调。母职的经纪人化趋势尽管出现时间并不长，但已成为一种强势的规范力量，左右着母亲们的实践和认知。阻止这种趋势不断内卷并产生负面影响，不但需要在公私领域提倡更平等的性别分工和亲职共担，更需要国家在公共教育资源供给上扮演更积极的角色，重新认识教育的公共功能。最后，本研究仍然存在相当多的不足。作为一个基于少数在职母亲案例的探索性研究，它未能关照到当下越来越多的全职母亲群体的母职实践及其主观解释。作为基于北京市家庭的研究，尽管笔者相信在资本的强力驱动下教育市场化仍会不断发展，同样的母职经纪人化趋势可能会在全国复制推广，但也可能会受到各地文化传统的影响而出现变异。本文结论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中国其他城市家庭的实际状况，仍需后续进一步的实证研究加以检验。*本文原载于《妇女研究论丛》2018年第2期。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注释及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阅读原文。**封面图指的是自我实现与家庭平衡的全能妈妈。[图源：soh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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