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伊克、萨拉特 | 日渐成熟的法社会学

Patricia、Austin 社會學會社

帕特丽夏·尤伊克（Patricia Ewick），克拉克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85年于耶鲁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自 1990 年以来一直在克拉克大学工作，隶属于妇女和性别研究以及法律和社会专业。主要研究领域包括越轨、法律和社会控制。她目前正在研究叙事话语和集体行动。[图源：www.clarku.edu]

奥斯汀·萨拉特（Austin Sarat），阿默斯特学院法学和政治学教授，学院副教务长兼副院长。主要的研究领域为法律、法理学和社会思想、政治学、电影和媒体研究。目前的研究兴趣为法律的文化现象或流行文化中的法律。[图源：www.cleveland.com]

导言

在法律社会学领域，“法律现实主义”是重要的思想阵地，倡导法律应时而变，并且要审慎将之视为一种或一类客观事实，而是容纳着立法理念、社会环境、政党利益等多种因素，甄辨法律优劣要从实践的社会效果来看，而不是进行科学公理式的推演和逻辑推断。

通过对“书本之法”与“行动之法”差距的分析，社会科学探索到了研究法律的合适视角和路径，这种研究范式称之为“差距研究”（gapstudies）。然而，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差距研究范式备受批判。一方面，所谓“立法意图”被指责是模糊不清的，将某类人群的理念视为立法意图的假设本身便存在谬误。此外，差距的存在与法律秩序结构关系密切，某种程度上体系内在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散发和生产着敬畏想象。由此，八十年代的“文化转向”后，学界重新理解法律与社会的关系，安赫斯特学派等学者发展为“权力—不平等”范式，视法律为日常生活中衍生出的社会结构，认为法律不是抽象、正式的社会控制系统，而是普通人日常生活中产生的意识形态与话语互动。“权力—不平等”范式扩展了理解法律性质的思想路径，但该范式对法律的系统性、约束性的质疑，使得霸权与内在不平等愈发成为一种结论而非前提，进而演变成反抗意识形态支配的抗争性叙事。

时至今日，经历了“批判-转变-再批判”的法律社会学，能否为法律研究提供有效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法律社会学如何分析美国之外其他国家的法律制度？本次专题，我将推介尤伊克、候猛、贺欣、李娜、刘思达的相关文章，从学科结合、理论批判、实践总结的多个纬度，阐释法律社会学当下的困境、经验和发展。

在法社会学协会（Law and Society Association）成立五十周年之际，该协会发起了一个名为“面向下半个世纪规划”（the Project on the Second Half Century）的项目。作为一个相对年轻的学科——至少与该领域的组成学科相比较而言——的代表，协会停下脚步来回溯它的起源，记录它的进程并规划它的未来。该项目涉及如下活动：从年轻学者中征集学科未来五十年发展方向的建议；在法社会学协会2014年年会上举办一系列五十周年纪念的圆桌会议；同时，也发布一些精选出的论文范本、主席政词和期刊文章。这些文章发表于过去的五十年间，是对法社会学这一学科的回顾与反思。文章共计73篇，在协会成长的每一年中，平均有1.5篇文章入选。

这种程度的自我反思可能反映了某种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正是致力于具有广泛包容性的跨学科领域所具有的特征。最初，法社会学是一个包含各种观点的“大帐篷”（big tent）。根据加思和斯特林（Garth & Sterling，1998）的观点，法社会学协会建立于法律现实主义挑战法律形式主义时期。现实主义者的挑战基于以下主张：考虑到法律的不确定性，法律知识必须超越教条并包含对行动中法律的实证研究。这种包含在法律学科中的观点与一部分社会学家的观点一致，他们被主流社会学所倾向的定量方法和“法律在社会学中岌岌可危的地位”边缘化，因此离开了美国社会学协会（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设立了法社会学协会（Garth & Sterling，1998）。法律现实主义者和社会学家的这种“联姻”汇集了对各自学科主流观点的分歧，并意图建立一个跨学科的法社会学研究。

美国法律社会学协会（The Law and Society Association）成立于1964年，由来自不同国家的法律社会学研究方面的学者组成，现任主席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的Malcolm Feeley教授。北京大学法学院陈兴良教授由于对于中国刑事法学研究的卓越贡献而于2007年获得美国法律社会学协会颁发的“国际学术奖”（International Scholarship Prize）。[图源：lawandsocietyassoc.submittable.com]

此后，这一领域开始涵盖各式各样的学科、方法、观点和目标。社会学家和法学教授最初的结合已经扩展到所有社会学科，甚至包括一些人文领域的内容，如文学、电影和历史。对行动中法律进行实证研究的初始方法已经扩展到文本与文化的解释和诠释学分析。同时，机构性组织的规模也在扩大。法社会学协会现在只是研究法社会学的专业性协会之一，这些协会包括法律实证研究（Empirical Legal Studies）；法律、文化与人文（Law，Culture and Humanities）；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及人类学等其他学科协会的不同分支。作为发展的结果，法社会学成为了这样一门学科，在试图维持开放性的同时，又要防止学科体系破裂和知识不连贯的双重风险。考虑到过去几十年中这一学科发展和多样性的增速，一些法社会学学者担心，该领域已经失去了知识基础和方向。在2004年的著作中，萨拉特（Sarat）认为，法社会学既不是由核心观点，也不是由商定的范式组成的，法社会学“不再有明确的重心，也不再有合理清晰的界限”（Sarat，2004）。

其他学者也指出，在“法社会学”旗帜下追求多样化的目标，不仅阻碍了一致性认同的发展，而且限制了法律知识的积累和完善。罗伯特·埃里克森（Robert Ellickson，1995）写道，“法社会学学者”“已经成为了残疾人，因为他们对发展基本理论构成部分无法取得共识，也不感兴趣”。由于缺乏理论假设和理论方法方面的基本要件，这一领域的研究呈现出折中性和非累积性（eclectic and non-cumulative）的特点。

（一）折中主义的优点

与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1970）描述的学科知识形成模式（定期的“革命”，通过新的范式取代过时的正统）不同，法社会学似乎通过扩张、多样化和积聚这些过程来进行发展。每一代法社会学学者都会阅读传统的经典；每一家出版机构反复讨论它将会修改、拒绝或反驳的方法；每隔几年，我们都会编写该领域的回顾性评估，而不是进行激进的范式转变。如塞隆和西尔比（Seron & Sibey，2004）已经归纳的那样，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形成了持续积累的正统经典（canon）。但是，这种积累未必会阻碍我们更好地了解社会中的法律以及接受新的方法。

对一些人来说，这一领域的多学科性质是知识创造性、灵活性和创新性的沃土（Sarat，2004）。因为学者们只能评价自己领域或密切相关领域其他人的成果，所以大多数单一学科领域隔绝于其他学科的认知方法。相比之下，知识一定程度上在“重叠相邻区域的链接”（chains of overlapping neighborhoods）中产生，甚至“分开程度最广的分支”（most widely separated branches）也可以相互影响，并依赖于彼此的工作（Polanyi，1966）。苏珊·西尔比（Susan Silbey，2000）声称，这种“重叠相邻”（overlapping neighborhoods）的模式，解释了为什么法社会学研究成为最早利用文化方法研究社会制度的几个学科领域之一。

我推测，在理解法律的文化维度方面的理论进展以及对文化的理论化已经发生了，可能就是因为存在激烈、困难但却相互交叉的对话：律师、心理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之间对特定法律现象的对话。换句话说，虽然多学科性可能使法社会学研究成为了一个“模糊集合”（fuzzy set），但在我看来，这却是一个生动和充满挑战的领域。尽管它的边界不那么清晰，或者它的界限非常柔性，但法社会学还是产生了一系列关于法律运行方式的持久和可靠的观察报告。

换句话说，当我们所追求的共同事业是促进对法律和社会更好的理解时，跨学科的成果往往依赖于相互公开以及借用我们相邻学科知识的意愿。然而，这种借用也造成了这样的印象，即这一领域是没有边界的、不连贯的。当学者探索学科边界之间的空白领域，使用并重新语境化（appropriating and recontextualizing）那些被“借用”的概念时，法社会学知识就源源不断地出现。

这种过程使得我们不仅要对自己的知识主张持怀疑态度，也让我们意识到，在某种程度上，每一个认知的方法总是互相关联或者互相排斥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如安德鲁·阿伯特（Andrew Abbott）指出的，在这种过程中，“这种不断的重构使得每一个新的成功学说认识到，它已经忽略了它关切的主要内容或……它目前想要代表的想法已经被击败”（2001）。这种现象和它带来的负担，反而构成了跨学科性最常被忽视的价值。根据阿伯特的观点，学科互相纠正彼此的荒谬。当我们面对其他学科认知方式的次数越多，就越会发现自己的缺陷。

当然，这提出了跨学科性意味着什么或起什么作用等问题。如果仅仅是学科观点的并列，阿伯特想象中学科边界的交叉或许根本不会发生。如果它是一种学者留下的新问题的聚合和累积，如果只是暂时地回到它们的原本学科，那么阿伯特的想象在实践中更有可能实现。在法社会学中，跨学科性采取了以上两种（和其他）形式。

如果我们追踪过去50年社会法律研究的主体，则我们可以识别出一种轨迹，它不是知识的线性构建，而是一系列概念借用和语境重构的过程。例如30年前，叙事（narrative）在法社会学研究中的作用很少被提及。一些“模糊流派”（genre bluring）研究实证主义和社会科学的学者从他们更为解释性和文本导向的同事那里借鉴了叙事这一概念，并且研究叙事如何在法律环境和法律关系中发挥作用（Engel & Munger，2003；Ewick & Silbey，1998；Fleury-Steiner，2002；Sarat，1993）。与大多数富有成效的跨学科借鉴一样，概念的流动不是单向的。对叙事更为文学和人文的研究“从主要的符号学问题和探究对象（文学虚构叙事——小说）转向到了人类的活动与意义，后者可能存在的唯一问题是被标记为文本”（Kreiswirth，1992）。在法社会学领域，借鉴过程最终产生了关于叙事的更丰富的研究主题，这种研究主题发生在社交互动之中，并且与由叙事构成的社交互动有关。

在奥塞奇·奥巴塞奇（Osagie Obasogie）的文章（第22章）中，他明确建议“借用我们相邻学科”（borrowing from our neighbors）这一过程可以作为一种方式来增强我们对法律及在后种族社会（post-racial society）中对种族的理解。为了呼吁使用实证方法整合批判种族理论（critical race theory），他写道，“每种方法的问题和缺点可以通过结合彼此的力量来创造性地解决”（第348页）。他接着强调，这种方法并不打算仅仅用种族批判法学来补充实证研究的弱点或引入经验性方法来抵制对批判种族法学的批评。相反，它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互相渗透的参与，来鼓励思考和衡量种族的新方式，以便有效地捕捉和应对现在和未来我们面临的许多种族问题的挑战。法社会学可以是、也应该是这场运动的先锋。

这些例子表明，虽然法社会学研究可能具有广阔、柔性和动态的边界，但它仍然致力于一个可被称为“原则性折中主义”（principled eclecticism）的学术和知识创造计划（Ewick，2008）。虽然该领域可能已经失去了定义其原始法律现实目标的重心，但这种原则性的折中主义在过去50年的进程中通过法社会学的研究焦点、方法和理论手段，产生了特定的交集或积淀（densities）。

这部分文章的一个目标是展示法社会学的折中主义如何产生一个充满活力的、与法律的意义和法律的生命相关的学术主体。在该领域创立50年后，我们对法律的理解因早期同样的努力而更加深人。莫里尔和梅奥（Morrill & Mayo）（本书第2章）根据法社会学研究的“正典”确立了“三个时代”。虽然边界重叠，一些问题存在至今，但他们“正典”形成的历史表明，对法社会学的理解，正朝着越来越关键、复杂和成熟的方向发展。

（二）语境中的法律

根据莫里尔和梅奥的分类，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对法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和目的存在一个粗略的共识。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致力于了解法律如何受到社会和政治语境的影响。此外，人们普遍同意将这种知识用于促进自由化改革。在此期间，莫里尔和梅奥写道：“我们将在追求特定情境下的法律时听到法律现实主义的回响，而在富有戏剧性的社会制度争论和变革的背景下、一套更发达的社会科学工具将使这一回响更加清晰。”

这些努力的基础是关于法律的两个假设。第一个假设是，虽然法律不能脱离社会而自主存在，但它与社会有概念上的不同。在早期阶段，大多数学者研究法律时，都会采取所谓“法律第一”（law first）的观点。第二个假设是，大多数学者致力于与“罗斯福新政”有关的自由主义改革项目。虽然仍有一些人对于社会科学通过提供有用的知识来改善法律这一理念存在异议，但很少有人对该目标的价值提出反对意见。

治理逻辑随后的变化使得社会科学知识在社会改革领域变得越来越不重要（Sarat，2004；Sarat & Simon，2003）。而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社会自由主义（social liberalism）融合了法律、社会科学和政府管理。到了20世纪80年代，法社会学已经失去了与主流的治理策略的联系。法社会学学者提出的各种知识在国家中已经不再有用，因为社会已经减弱为政府可以进行干预的领域。学者们不再局限于治理性项目，也越来越怀疑法律作为社会改进工具的可能性，他们发表文章，提出问题并采取对国家来说更为关键、对国家之外的法律工作更有想象力、对法律产生不平等和制造暴力的过程的研究更为适合的方法。

（三）去中心化时代

在这个更关键的时代，即莫里尔和梅奥称为“去中心化的时代”，一些学者抛弃了“法律第一”的观点转而采取了一种建构性的观点。在这一时期，学者们将曾经对标准法律制度近乎唯一性的关注转向了法律流通的日常环境。学者们意识到，法律不仅是在世界中的简单行为，也有助于构建它在其中发挥作用的世界。这一时期的一个基础性观点是法律与社会是相互构成的。与社会科学的文化性转向一致，20世纪90年代的许多工作涉及法律意识、法律意识形态和日常存在的对法律权力的抵抗。

如果特定语境下法律时代的焦点是法律能做什么（或如果通过社会科学的适当指导，法律可能做什么），那么这一时期的焦点则是法律意味着什么以及这种意义自身如何成为一种权力形式。这一时期的研究方法多样，包括叙事分析、定性方法和民族志等。类似地，分析的主题也扩展到包括电影、小说以及普通公民的故事。这反映了背离标准法律制度和文本的一种转向，许多法律概念也被问题化。虽然一些批评者认为这种概念动向违背了该领域的定义或统一特征（Hander，1992），但其他人支持这种转变，认为它揭示了法律权力的组成过程：意识形态、霸权、语言和话语。

（四）全球化时代

我们目前正处于莫里尔和梅奥所说的法社会学研究的全球化时代。该领域已经开始关注跨国法律制度、后国家主义（postnationalism）和法律的多元主义。为了适应该领域的历史多样性和折中主义，本书的文章中出现了相关的各式各样的主题、方法和观点。在一个法律、权力和人格已经被重新配置和重新构想的截然不同的世界中，一些反复出现的问题和争论被重新整理，理论被精炼，概念被借用和重构。伊芙·达里安·史密斯（Eve Darian-Smith）、海因茨·克卢格（Heinz Klug）、朱丽叶·勒梅特（Julieta Lemaitre）和瑞尼萨·马瓦尼（Renisa Mawani）所撰写的章节反映了对全球化现象的最新关注，虽然许多其他章节没有把这些现象作为明确的关注点，却也表示了对全球问题的关注。

如果这个时期存在“积淀”或交集，那么它依赖的是对过程而非实体、对实际参与而非偶然发现、对整个运作系统而非只是对行动者的关注与分析。在许多方面，这种转变从本领域早期出现的法律基本构建理论发展而来。基本构建理论作为其核心部分，假设了一个动态的、持续的相互建构过程。它使得我们审视和解释其过程与变化。然而，当我们书写或谈论法律（或者规则，或者权利）时，常常迷失于与实体相关的表述中，不再关注其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我们可能认为，这些实体是相互作用的产物，但通常将它们归因于早于关系存在的一种本体论整体性（ontological integrity）。

因此，法社会学学者一直在使用杜威和宾利（Dewey & Bentley，1949）提出的实体主义，而反对从关系的视角出发。而最新的法社会学工作挑战了这种趋势，并重新激发了对法律基本构建理论的兴趣——通过聚焦于玛瓦尼提出的法律“旅行”的观点，即“专注于法律的运动，将分析的条件从固定点改变为地理位置和时间的转变”。同样，在一次“五十周年圆桌会”上的讨论中，亨里克·哈托格（Henrik Hartog）写道：“研究‘社会’……在20世纪70年代意味着侧重于那些‘属于’管辖区城的人”，仿佛这些人和他们所属的管辖区域的存在脱离于或优先于它们的相互隶属关系。哈托格继续观察，“相比之下，今天这一模式的主体是旅行者、旅游者、旅居者、全球性和移动性公司以及移民”。

“文化性转向”是这一领域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缩影，相比之下，现在的这段时期可以用“空间性转向”来定义（伊芙·达里安·史密斯，第23章）。讽刺的是，这需要拒绝常规的空间概念。在西方思想中，从培根（Bacon）到笛卡儿（Descartes），空间被认为是一个包含客体的虚空。最近的理论家们反对这种对空间的“前社会”理解，并声称社会空间是“它产生的社会关系的一种凝聚”（Shields，1991）。正如尼克·布罗姆莱（Nick Blomley）所观察到的，“由空间定义的、我们在其中进行移动的环境……可以通过复杂化与分层化空间的过程和实践来反映和加强权力的社会关系，这种过程和实践可以是编码、排除、实现、呈现、定位等”（Nick Blomley，2003）。空间有能力构建它所包含的事物。相比于关注或思考事物（个人、公民、管辖区域或国家）的边界，我们现在需要想象“有边界的事物”（things of boundaries）（Abbott，1995）。我们对边界的绘制（以及边界的制定）如何创造了它们看似仅包含的内容？

当然，在历史上，法律的边界与主权国家是紧密相联的。随着国家边界在后国家或跨国家世界中褪色，它们在历史上定义的事物（如法律、权利或公民权）也被重新配置。这些重新配置挑战我们如何想象和学习法律、身份和权力。在一个法律机构多重重叠的后国家世界中，是什么定义了法律？它的合法性和强制力的来源是什么？我们如何限制和解释法律暴力（Lemaitre，chapter 28；Mawani，chapter 27）？“转而研究网络、联系和传播，是否会阻碍我们分析那些作为暴力，命令和强制力量的法律？”（Mawani）。

最后，身处这样的世界，法律的命运是什么？在《侵权、习惯和因果报应：全球化和法律意识在泰国》（Tort，Custom，and Karma：Globalization and Legal Consciousnessin Thailand）一书中，恩格尔和恩格尔（Engel& Engel，2011）问道：“当社会经历快速变化、经济发展和融入全球市场时，普通人生活中的法律会发生什么变化？”他们的分析描述了一个合法性相互作用的情景（situation of inter-legality），其中国家法律和习惯法律越来越不相关，并且——至少在国家法律的情形中——习惯法律是一种调整社会关系的非法方式。他们的结论是，在新自由主义治理和全球化的时代，“在普通人的生活和意识中，法律的消极怠工可能是它最重要的特征”。

图为《侵权、习惯和因果报应：全球化和法律意识在泰国》（Tort，Custom，and Karma：Globalization and Legal Consciousnessin Thailand）书封。本书研究快速的社会变化、经济发展和融入全球市场如何影响普通人对法律的看法，特别关注在泰国清迈省男性和女性的叙述。它特别关注一个人不断变化的社区观念、法律正义和宗教信仰如何反过来改变法律的作用，特别是作为一种可行的伤害补救形式。[图源：www.ebay.com]

通过将边界和实体的问题化，法社会学研究的空间性转向可能会导致我们重新思考最根本的本体（ontologies）问题。在这些问题中，最根本的问题可能是：成为人类到底意味着什么？正如本书中许多文章所表述的，我们不仅生活在一个后国家的世界，在许多方面我们生活在后人类（posthuman）或者说超人类（beyond human）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类和非人类（动物、技术）的区分界限在逐渐模糊。在一个新技术和新感官的世界中，我们必须承认“存在于世界”的许多方式。在这样做的同时，我们还必须重新想象法律在构建这些存在方式中扮演的角色。“一种试图不去讨论非人类动物自由这一主题的‘后人类学’（posthumanist）框架能是什么样子？”伊鲁斯·布雷弗曼（Irus Braverman）问道。

这类问题是一个被持续讨论多年问题的一部分，即具有多重性和选择性人格的世界是否存在普遍人权，以及如何界定和实现这些人权。正如克卢格所指出的那样，国际人权运动包含了多重悖论，其中最主要的是，对人权的主张往往取决于某种假设，一些超越性或普遍性原则和规范可以战胜本土文化或本土法律制度。这些普世理念往往反对本土法律文化的完整性和独特性。简·科丽尔（Jane Coler）描述了这一悖论。

今天，要求政治自主性（political autonomy）的土著人民通常呼吁普遍人权，以便主张自决权。但是，即使他们通过呼吁西方普遍人权来要求自决，也同时拒绝人权是一种普遍话语的主张。他们主张，他们有权发展自己文化中独特的政治传统和法律传统。至少在恰帕斯（Chiapas）看来，许多人认为普遍主义和相对主义之间的这种张力是一种创造性（productive）的存在。他们不希望通过偏向一种理论的方式来解决问题。（2002，cited by Klug）。

克卢格的引用表明，摆脱这种悖论或僵局的一种方法是认识到普遍性并不反对本土性，相反，它可以在本土性中进行表达。

如果在20世纪，基于国内宪法和法定权利与国际人权领域几乎无关这一理念，将人权和公民权利理解为不同领域的权利，那么，今天人们日益认识到，规范性命令、法律和人权的实现彼此相关联。从《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到区域性和国家性文件，从组织机构到本土语境，冲突和主张一直在持续。

对程序、网络和参与的关注提醒我们，全球化提供了一种参与空间、跨越（或不跨越）空间的方式。为了捕捉这种差异，人类学家安娜·卢恩霍普特·青（Anna Lowenhaupt Tsing）（2005）建议我们在思考全球化时使用“摩擦”（fiction）的比喻而不是运动的比喻。虽然描述全球化的常规性话语倾向于运动性概念（如资本的流动自由），但“摩擦”的概念提醒我们，在全球化中任何形式的运动只能通过参与的方式发生。

日图·贝拉（Ritu Birla）提供了一个例子，说明全球化的通行范本如何依赖于本土环境：“例如，非洲和印度的手机银行利用个性化信任网络的力量来积累资本（在那里，银行这样的正式机构令人怀疑），进而产生之前并不存在的信贷和银行业务。”对青来说，“普遍性”是“一种渴望，一种从未达成的成就，而不是由一个预先形成的法律确认的状态。然后，我们可能会注意到，对普遍性的追求，必须跨越距离和差异，同时，我们也可以把这种进程作为民族志的研究对象”（2005）。

学者们并不是将地方性和全球性视为两个彼此冲突的实体，而是认识到，在意识形态规模上运行的不同理念，通过不同的角度塑造了我们对同一过程的理解。换句话说，对社会行为规模的讨论就是在界定语境，而正是在该语境中现象得以被认知和理解。也就是说，正如它的地图隐喻（cartographic metaphor）所表明的，是一种在一定层次上可见的代表性事件。简言之，在一种程度的分辨率下可见，而在另一种程度的分辨率下则消失。此外，社会行为的规模由行为者战略性地制定和商议。30年前，巴文图拉·德·索萨·桑托斯（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观察到，“权力代表了社会和物质现实，并选择它现实层面上的能力来创造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中，权力在最优化的条件中进行复制”（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1987）。

图为隐喻地图的典型代表，知识产权成果可视化表达的专利地图（patent map）。隐喻地图是对语义信息从集合空间映射为欧氏空间后形象、直观地表达。作为空间化的一种形式，隐喻地图通过将陌生领域的要素反映为人所熟悉的地图领域内要素对象，以建立源目标（地图对象）与对象目标（表达对象）之间的映射联系，达到以熟悉、可感的形式展示陌生、抽象内容的目的。[图源：phys.org]

对意识形态规模效应的重新认识已经重塑了法社会学研究本身。在《全球化语境下的法律与社会》（Laws and Societies in Global Contexts，2013）的引言中，伊芙·达里安·史密斯描述了全球化下法社会学研究应该呈现的样子。

我强烈建议我们应该摆脱显性的全球法律交流和物质束缚，学会去欣赏所有阶层和不同种族的人们。他们中许多人可能从未坐过飞机，可能没有和广阔的世界明确连接。无论如何，他们构成全球法社会学研究的一部分。一个人不是只有在持有投资、喝着可口可乐或者访问互联网的时候，才具有分析和伦理上的相关性（参见Santos & Rodriguez-Gavarito，2005）。

根据莫里尔和梅奥的研究，当代法社会学研究符合伊芙·达里安·史密斯的愿景。2011~2013年，《法社会学评论》（Law and Society Review）中发表的大多数文章集中于比较法律或全球法律的动态。1990年以来，在《法社会学评论》中引用次数最多的20篇作品中，只有4篇专注于美国的法律制度，其中2篇作品将美国的案例置于跨国动态视野中。虽然全球视角需要对民族国家的去中心化，但它并不意味着忽视民族国家在当今世界中的意义和作用。全球化产生新的主题、产品和实践（法律和其他方面），其中的大部分在主权、文化和经济的边界上迅速而轻松地移动，但也定义了永远不会移动的人群的生活——他们是“本土化”这一过程的结果（Abrego）。

在一个充满动态过程的世界中，世界如何或多或少地保持稳定，仅仅在变革时显示出周期性的混乱？什么样的工作——物质的、意识形态的、文化的——制造了一种幻象，即世界包含了或多或少的稳定实体？或者世界是一个“普遍性”超越地方性和实践性的地方？这些都是法社会学研究正在面临的棘手的方法论、理论性和政治性的挑战。

总而言之，法社会学领域的碎片化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这些新领域的影响是引导研究人员提出新的问题，但也需要重新审视和重新配置旧的问题。此外，我们传统的研究领域并没有消失。这意味着，法社会学将拓宽和深化其识图谱。因此，从任何特定学者的角度来看，法社会学工作可能都看起来缺乏连贯性和组织性。然而，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这也意味着该领域已经成熟。后文的著作将共同证明这种成熟。

*本文原载于帕特丽夏·尤伊克、奥斯汀·萨拉特《法社会学手册》，北京法律出版社出版，2019年。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注释及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阅读原文。

**封面图为现代法庭中的法槌图。[图源：zhuanlan.zhihu.com]

〇编辑：孤星〇排版：谨行

〇审核：连翘 / 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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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策划人：Asa（厦门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