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鲁·萨耶 | 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批判实在论取径 <导言>

安德鲁·萨耶（Andrew Sayer）是英国兰卡斯特大学（Lancaster University）社会理论与政治经济学的荣誉退休教授。因对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和理论做出了重大贡献而闻名。他的研究议题和学术贡献相当广泛，包括：在后马克思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此消彼长的脉络下，尝试重构政治经济学理论；倡议“受理论启发的具体研究”，并提出成为批判实在论重要基石的方法学概念；透过日常生活的伦理学与道德，探讨道德经济与政治经济间的关系；对过去四十年来富人和超级富人之经济和政治权力戏剧性扩张的分析；最近的兴趣则转向神经科学、心理学和福祉的概念。[图源：lancaster.ac.uk]

社会科学的地位受到严重质疑。局外人对它的态度经常是猜疑甚至抱有敌意，而社会科学家本身就“社会研究的适当取径为何”也有严重分歧。更由于对科学客观性和科学进步之传统哲学观点愈来愈多的怀疑，这种不确定性得到进一步强化。社会科学是否该像自然科学一样的争论，不再以对自然科学之性质和方法的同意为基础。然而，晚近实在论哲学的发展在两个领域都提供新颖而饶有成效的观点，改变了整个讨论的基础。我在本书中尝试说明这些观点，并表明它们如何能够解决困扰社会科学家的某些问题。

社会理论与社会科学哲学既有文献的主要难题之一，是对经验研究方法这个主题少有建设性的贡献；相对地，讨论方法的教科书则忽略哲学层次和社会理论的各种发展。比如说，关于知识理论的作品很多，却很少着墨于其经验研究的意涵。结果，即使原则上接受了哲学批判，实作上却无法展现太大差别。事实上，由于缺乏替代方法的著作，已让某些批判者及其支持者怯于进行经验研究。与此同时，许多备受抨击的经验研究者则很满意地总结：这些争议实际上与他们无关，或是哲学讨论威胁经验研究，因而最好敬而远之。要打开这个僵局，我们必须确定，这些批判是否意味着我们可以继续运用假设形成与检定、寻求概括等常见的经验方法，还是必须以相当不同的方法来取代和补充。本书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回答这些问题。

社会研究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研究场域的初始定义，以及我们如何概念化关键概念。这类初始定向（initial orientations）包括社会学领域对常民范畴和分类的采用、经济学的均衡预设、心理学的主体概念、政冶学像“利益团体”这类概念，以及人文地理学里空间单位的选择。所有这些起点都充满疑难，无论人们是否注意到，这些疑难早在选择“方法”——就取得和诠释信息之技巧的狭隘意义而言之前便形塑了研究的过程。一旦这些概念化的问题被设定好（经常是透过习惯而不是反思），那么硏究结果的可能范围通常就相当受限。这些问题在社会科学领域更为棘手，因为我们的概念通常涉及其他的概念，亦即与我们所研究的社会有关的概念。

从这观点来看，社会科学的“方法”（methods）课程偏重统计技巧、访谈和调查方法这类狭义的方法，而轻忽我们如何概念化、理论化和抽象化的问题，就相当不寻常。（口号或许是“别管概念，只看技巧”。）有些人可能满足于将这些忽略当成是典范、社会理论或直观的问题而不是方法问题，但我相信不仅有经验研究的方法，更有理论化的方法，这些都需要反思。

社会科学里有效方法（effective methods）的发展，其第二个主要的障碍是关于因果作用（causation）。很多关于解释方法（methods of explanation）的著作都假定因果作用是种事件间关系的规律性（regularities），若缺乏规律性模型就会沦落为据说是比较次等、“将就”（ad hoc）的叙事。然而社会科学在发现类似法则的规律性（law-like regularities）方面却格外乏善可陈。晚近实在论哲学的一个主要成就，便是证明这是某种错误的因果观点的一个必然后果。实在论以一种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具有或可能会造成规律性的因果力（causal powers）取代规律性模型，而这些因果力可以独立于规律性之外加以说明。从这个观点出发，就比较不会侧重于发现和评估规律件的量性方法，而会比较强调确立各种因果机制所依存的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之质的特性。而这便将我们带回到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的重要工作。

社会科学家都面临这样的处境：很多事物是同时发生的，因此难以像自然科学家那样，在实验中将特定过程隔离开来。举专题讨论课这类相当单纯的社会事件为例，涉及的绝不仅止于一群人对某些议题的讨论：通常有某种经济关系（导师的谋生）；学生据此取得学位；教育制度藉这类活动的举办而再制；身分地位、性别、年龄，或许包括种族关系以人们彼此交谈、打断或顺从的方式得到确认或挑战；参与者也在进行“自我呈现”，试图赢得他人的尊敬，或至少在他人眼里看来不蠢。就社会科学的对象来说，这种多重向度的特性相当典型。我们无法实验性地抽离每个组成过程来评估其性质，而这个重责大任便留给“抽象化”（abstraction）——也就是辨识出特定的组成要素及其作用。虽然大多数方法的教科书都忽视抽象化，或将之视为理所当然，但我相信这非常重要。

因此，我将采取一个比较宽广的“方法”观点，涵盖各种解释和理解的模式、抽象化的性质，以及研究设计和分析方法等常见的主题。职是之故，我的讨论范围将同时涵盖方法、社会理论和社会科学哲学。

有鉴于此，我的很多论证都具有哲学特征，涉及对思考的思考。我相信社会科学家可以从哲学获益，但不该畏惧哲学，因为他们也可以回馈哲学。（多数的伤害，都是那些对社会科学所知甚少的哲学家造成的。）方法学家必须记住，虽然方法意味着引导，但硏究方法是研究实作的工具和结果。教育者本身仍须被教育——经常参与在职进修课程。因此哲学和方法学并末高踞实质研究头上，反而应该像实在论哲学家帕斯卡尔（Roy Bhaskar）说的，扮演起实质研究的“助手和偶尔客串的助产士”（underlabourer and occasional midwife）。而社会科学家当然不应担心哲学思考会颠覆经验研究，虽然它可能会强烈批判某些类型的经验研究。

帕斯卡尔（Roy Bhaskar），批判实在论 (critical realism) 的创始人，1997年成立“批判实在论”中心（The Center for Critical Realism）。[图源：critrealap.net]

方法也是讲求实际的。方法必须适合我们研究对象的性质，以及探究的目的和期待，虽然其间的关系有时松散而不紧密。如果我们想象一个三角形，三个角分别是方法、对象和目的，每个角都必须从与另外两个角的关系来思考。比如说，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研究对象间的差异，对于它们所使用的方法及我们对研究的期待而言，有何意涵？“预测”（prediction）的研究目的，对意识型态这类的研究对象适当吗？社会科学可以忽视对被研究者的理解吗？一个诠释性、民族志的方法多大程度上适合用来评估宏观经济变迁？要回答这类问题，就应该考虑这个三角形的每个角。

虽然方法学必须是批判性而不仅是描述性的，但我反对各种不同形式的方法学帝国主义（methodological imperialism）。方法学帝国主义中最主要的类型是“科学主义”（scientism），对科学采取一种相当不合理的局限观点，通常环绕着寻找规律性和假设检定，贬损或诋毁民族志、历史叙事或探索性研究这类做法，因为后者通常缺乏更好的替代方案。另一种帝国主义，则是对科学主义的反动而形成的，试图将社会科学完全化约为意义的诠释。批判性的方法学不应将社会科学局限于只适合少数研究的狭隘路径。

社会科学里硏究对象的可能种类，超出单一研究模型的范围。因此，本书虽然是关于方法的，却不是工具书，但意图借着建议如何思考理论化和经验研究的各种问题，来影响各种研究手法的建构。因此书中的举例，并不是所有实在论研究都必须遵循之独特而局限的样版。

那么，什么是实在论（realism）？首先，它是一种哲学，而不是像韦伯的理论或新古典经济学那样的实质社会理论。虽然它或许与某些社会理论更能起共鸣（比如说，与马克思主义而非新古典经济的调性较合），但却不能为那些似乎与它起共鸣的社会理论背书。“什么造成通货膨胀？”这类实质问题，不同于“什么是解释的本质？”这类哲学问题。

当我们尝试界定实在论的内容，事情会变得比较困难。首次遇到一种新的哲学立场时，不可能仅根据少量特征的简要陈述就掌握它的主要特色和重要意义。任何哲学都不会是简单且自我封闭的，而是透过与许多可供选择之立场的对立而存在。它们包括与广泛哲学论述复杂交织起来的一组论证。然而，对于实在论的性质或我个人的实在论观点，读者可能会希望至少有些路标，即使在目前这个阶段这些路标的作用相当有限。底下有些实在论特有的主张，可能看起来太过显而易见而不值一提，但因为与重要的敌对哲学立场相对立，所以将之含括进来。有些主张可能看起来有点艰涩，但至少给实在论的初学者提供一些方向。更完整的说明后面会看到。我的措辞是为了顾及那些熟悉哲学论述的读者，同时让新手可能比较容易理解。

1.世界独立于我们对它的知识而存在。

2.我们对世界的知识是难免有误且满载理论的（fallible and theory-laden）。真理（truth）与谬误（falsity）的概念难以让我们前后一致地看待知识与其对象的关系。然而知识不能豁免经验检证，且知识之所以能够影响并解释成功的物质性实作，绝非只是出于偶然。

3.知识发展既不是完全连续的（像在一个稳定概念架构内稳健地累积事实），也不是完全不连续的（像经由同时且全面的概念变化）。

4.世界里存在必然性（necessity）；事物（不论是自然事物或社会事物）必然具有因果力（causal powers）或作用方式（ways of acting）和某种易受影响的性质（或易感性〔susceptibilities〕）。

5.世界是差异分化且有层次的（differentiated and stratified），由各种事件（events）和事物（objects）组成，后者包括结构（structure），具有能够引发事件的力量（powers）或倾向（liabilities）。就算没有引发规律性的事件模式（就像在社会世界和大多数自然世界里观察到的一样），这些结构也可能存在。

6.各种行动、文本和制度之类的社会现象，是依存于概念的（concept-dependent）。因此，我们不仅必须解释它们的产生和实质作用，还必须理解、解读或诠释它们意谓着什么。虽然在诠释这些对象时，必须从研究者自己的意义架构出发，但大体而言，它们存在于研究者对它们的诠释之外。因而前述第1点只要稍加限定，仍然适用于社会世界。从第4-6点来看，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方法同时具有类似性和差异。

7.科学或任何其他类型知识的生产，都是一种社会实作（social practice）。无论情况好坏（不会只是坏的），知识生产的各种条件和社会关系都会影响其内容。知识也主要是（虽然不完全是）语言性的，而语言的性质及我们沟通的方式对已知的和所沟通的事物来说，并非附带（incidental）的现象。认知到这样的关系对于评价知识而言非常关键。

8.社会科学必须对其对象采取批判的立场。为了解释并理解社会现象，我们必须对其提出批判性的评价。

详述这些论点可以写成好几本书，但这个清单至少可以提供一些方向。

不要期待有什么书能够全面涵盖社会科学关注的方法学议题或可能相关的社会研究类型。就社会研究类型来说，社会学在文献里获得最多关注，这相当不寻常。（有些作者给人这样的印象：社会科学可以化约为社会学，而社会学可以化约为涂尔干、韦伯和马克思的著作！）这种偏颇，使人无视于经济学、发展研究、心理学和人文地理学等学科里的社会研究实作。虽然无法处理所有这些问题，但我将尝试反对在大多数论社会科学方法的书里常见的社会学帝国主义。

社会科学领域里的任何作者，都会根据社会研究特定领域里默认的范例进行研究。本书的范例与既有教科书里的有些不同，主要取自政冶经济理论和产业及都市和区域系统的跨领域研究，其间的研究者多半来自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政冶科学和人类学。然而，要理解我用的范例，并不需具备这些学科的专门知识，事实上许多范例来自日常生活的论证和事件（如“四合院里的树”等等）。如果一个哲学论点值得提出，就可能举一个例子清楚说明，并指出其社会的及实作的重要性。

关于术语还有几句话要说明。社会科学内部危机的核心，是对通常被称为“实证主义”（positivist）或“经验主义”（empiricist）之正统观念的抨击。很多不同的学说和实作都被等同于这些术语，以致于这些术语贬值或变得相当歧义，甚至完全是贬义语。那些想继续使用这些术语的人逐渐发现，他们必须用烦人的“实证主义”的真正意义开场，而这些离题的开场通常比正文引起更多热议。我大多避免使用这些术语。这不会让我们因而无法讨论某些它们涵盖的议题，事实上反而解脱了这些术语承载无用联想所加诸的常见包袱。一般来说，我会尽可能减少专门术语的使用。（我知道作者们都这么说，不过至少我希望这么做！）

“科学”一词需要特别批注。针对“哪些方法是科学的特色？”这个问题，几乎没有什么共识；唯一的共识大概是这种枯燥的论点：科学是经验性的、有系统的、严谨的和自我批判的，而物理学和化学等学科则是最好范例。多数术语的使用者显然认为“科学”一词有强烈的敬意联想，因为很少人愿意将该词的使用权转让给对手。如果有人希望远离无聊的学院游戏，不试着挪用和垄断“科学”这个含糊不清但珍贵的标签，而是使用自己偏好的取径，这此人便很容易受到指责，成为不在乎科学（这也就意味着不在干严谨和其他德行）的异端。虽然没有人想要悖逆德行，但将德行与物理学这类范例联结起来尤其没有帮助。人们不仅对于“科学的方法是什么”缺乏共识，这些方法对于社会研究来说是否适当，也非不证自明的事；事实上，这个问题恰好向来是哲学辩论的核心。“科学”一词就其强烈意义而言的使用，让许多作者预先判断了那些恰好必须受到争论的问题。因此我要声明，本书里用的“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等同于研究自然和社会的各种学科。这些学科充其量或许可说因其自我检验和探究性格，而与日常生活知识有所区隔。但这并未说明太多东西，且人文学科的拥护者可能也会想把自己纳入这种描述。换句话说，虽然我对使用“科学”一词没有激情，但这当然不意谓我对寻求严密有效的研究方法缺乏任何承诺；我的用意是要清除重大的障碍，让人得以发现这些研究方法。

既然我抨击“将对方法的讨论与社会理论和科学哲学隔离开来”，读者不用期待我会一头栽入特定方法或技巧的讨论。我在第一章将处理脉络中的知识，根据与其他类型知识和实作的关系来定位社会科学知识。任何知识理论若无视这个脉络，都是先天不良的，因为它可能会忽视这个定位如何形塑了科学的内部结构与实作。这是格外重要的思考，因为日常知识同时是其研究对象的一部分，也是解释的相竞来源。囚此，若能讨论社会与自然科学中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将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科学必然具有诠释性和批判性的特征。

考察知识的脉络后，第二章接着检视关于知识之地位和可靠性的某些主流观点。将科学看成“透过观察的中立性媒介（neutral medium）而稳健地累积客观知识”的时代早已过去。取而代之的是信心危机，即人们对经验评估和科学进步的可能性抱持着相对主义的看法和怀疑。我们从最流行的讨论所遇到的问题开始：事实的性质、观察和理论及两者问的关系。要推进这个议题，并提出任何有助于理解方法的内容，必须特别关注“理论”（theory）的意义（令人遗憾地，这在哲学和方法学文献里都未受到检视），以及知识的语言特征和实作特征。传统上来说，对客观性和科学知识之地位的质疑，包含对真理的性质和真理如何可能建立起来的论证。本书将以不同的方式处理这些议题，尝试反对人们对知识之语言特征和实作特征的忽视，并论证“真理（或谬误）的概念并不一致”，且必须从“实作适足性”（或“实作妥当性”〔practical adequacy〕）的角度来评价知识。这章的结尾，是对相对主义问题及理论间争议的解决做个评估。

这为接续章节更聚焦的方法讨论做好预备。在这些章节里，我们特续在方法、对象的性质和研究目的这三角形的三个角之间移动。依循对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及理论化（theorizing）活动的强调，第三章从这个活动的最“原始”的层次，及其虽然重要却受到低度分析的一个面向开始，亦即抽象化（abstraction）及抽象硏究与具体研究的关系。我们接着思考各种社会关系和结构的性质，以及如何能够运用抽象化来阐明。本章结尾则讨论实在论对社会科学里的因果关系概念，及这概念对因果分析方法的意涵。

第四章探讨方法与存有论（ontology）或社会世界及自然世界之性质和结构的关系：首先，就社会世界是层级分化的（stratified）来说，特定事物（比如说制度）具有自组成元素萌生聚现而不可化约的因果力；其次，就社会世界是由“开放系统”（open systems）所构成而言，事件的规律性充其量只是近似的和短暂的。我强调这些特征对于在社会科学中发现法则之可能性以及解释和预测的种种意涵。接着我检视这些存有论特质对方法的进一步意涵：“合理的抽象化”（rational abstraction），以及为何抽象概念（abstractions）必须很细致地考虑到其对象的结构；理论和经验研究与发现世界之必然性的关系；以及社会科学里抽离空间和时间的后果和危险。

第五章则暂时偏离本书的主要论证。这一章是为这类读者准备的：他们熟悉哲学与方法学中比较正统的立场，在进一步讨论前，可能会希望看到对这些正统立场所提出的某些反对意见之回应。其他读者可能希望“快转”到第六章。该章的主要议题涉及主流科学哲学里相关的一组问题，其中许多问题特别与卡尔波普（Karl Popper）的著作相关，他在社会科学领域里特别具有影响力，这些问题包括：归纳（法）（induction）、原子式的存有论（atomisticontology）、因果作用（causation）、必然性（necessity）、本质主义（essentialism）、逻辑（logic）和演绎论（deductivism）。

*本文节选自安德鲁·萨耶著《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批判实在论取径》导言，许甘霖、万毓泽、 杨友仁译，巨流图书公司，2016年。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注释及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阅读原文。

**封面图为netivist文章“Challenges of prediction: Why do social scientists get it wrong so often?”配图。[图源：netivis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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