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维斯特 | 批判解释学、实在论与社会学理论

威廉姆·奥斯维特（William Outhwaite），曾任教于萨塞克斯大学及纽卡索大学，现为纽卡索大学荣誉退休教授。研究领域主要涉及社会理论、社会科学哲学、社会思想史、政治社会学及当代欧洲。代表作有New Philosophies of Social Science: Realism, Hermeneutics and Critical Theory（1987）、Understanding Social Life: The Method Called Verstehen（1975），亦曾编The Habermas Reader（1996）。[图源：ncl.ac.uk]

在第三章我简要概述了实在论处理解释、常识和共识（在科学进步意义上）等相关问题的方式。在第四章和第五章，我更加详细地阐明了这些观点，揭示了解释学和批判理论的主题，并试图表明它们最终可以被融入第一章所提出的实在论自然主义中。

在转向最后一章分析行动和结构的更实质的问题之前，我想根据以下三方面，将前三章的论述结合起来：①解释学和批判理论与实在论相互提出的挑战；②综合的可能性；③这种综合对我们理解社会理论的早期形式的影响。

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看到的，解释学、批判理论和实在论在对社会科学实证主义元理论的批判上走到了一起。它们都似乎合理地宣称自己的理论要比其他的理论更深远。解释学，在迦达默尔那里，声称拥有对普遍性的本质主张；批判理论，以其名称，声称拥有批判的专利；而实在论自称彻底驳倒了作为一般科学哲学的实证主义。从实在论的角度看，解释学和批判理论在后一问题上都太过暧昧不清：它们以对客观主义或方法论主义的一般批判避开了这一问题，使得实证主义以一种允许的限制形式免受批判。反过来，从解释学和批判理论来看，实在论只是另一种客观主义的科学方法论。

实证主义科学哲学的消亡，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向约定主义的转变，为这三种批判带来了一些慰藉。它表明不仅是社会科学，而且所有科学都存在着不稳定的传统连续性，在这种连续性中持续着各种解释的冲突。批判（在较之批判理论更为狭义的意义上）是科学的中心。在此，实在论提供了一种具有先验保证的哲学本体论，它与科学实践的社会学相联系。

三个次要问题被消除。首先，伽达默尔的普遍性观念代替了局限于人文科学的解释学，同时，社会学家在很大程度上采纳了社会理论的解释学基础——古登斯的双重解释学。其次，哈贝马斯通过对科学的“简单”方法论的相应批判，抛弃他的科学“准先验”基础，以及不同科学的认识论区分，支持一种更实用的区别，这种区别并不具有强烈的反自然主义倾向。他虽然不接受实在论，但恰恰在人文科学中，他乐于做出极为强烈的实在论主张。最后，独特的“批判理论”已经被解放批判的实在论颠覆，而这一观念直接产生于科学实践。

因此，即便这三种批判视域没有完全“融合”，也已经发生了改变。最重要的是自然主义被放在了合适的位置上，即被认为应该在社会理论层面和科学层面上，而非在哲学本体论层面上对其进行考察。换言之（当然我是十分粗略地讲），“社会科学在多大程度上类似自然科学”这一总体性问题，倾向于分解为更具体的问题，即社会生活理论所假设的实体和机制的本质和地位——本书第七章会处理这类问题。

退一步讲，说这三种立场走向一种综合仍为时过早，但我觉得不是我们具有不可通约的元理论范式，而是我们所强调重点的不同。不同于元理论分歧，理论分歧以被普遍认同的社会理论的本质和任务的观念（这种观念实质上既不同于早期实证主义共识，又以更复杂的方式以之为基础）为背景。

做出这种主张毫无疑问是不太成熟的，我们应对其进行慎重地审视。我们当然也可为相反的观点辩护，即认为社会理论正被消解为彼此分离又不可通约的研究进程，而元理论争论逐渐从我们视线里消失，其真正原因是它们一直被隐藏着，由此在将来的大批判时期（如我们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所经历的）再次出现。认真解决这一问题将会依靠社会学的社会学，而这超出了本书的范围。无论如何，接下来的论述都基于这一假设，即我们已经见证了社会理论产生的一定程度的共识，它既与科学实在论及合理的社会科学自然主义概念相兼容，又受其支持。

在本章接下来的部分，我将按照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中的理论，从前面发展出的视角来评价社会学理论。与帕森斯（我们还会再提他，他在书中仅用小部分来讨论马克思）类似，我的论述是具有高度选择性的；与他不同的，我的论述将会非常简洁，因为我在《社会科学中的概念形成》中对这些问题有更详细的阐述。我在此要重点论述马克思、迪尔凯姆、韦伯与帕森斯。我将强调对这些奠基者的论述不是流于形式的，因为我相信这些学者持续呈现社会学中非常重要的理论。

在一系列经济范畴中，如同在任何其他历史和社会科学中那样，必须牢记，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这一主题一直存在于头脑和现实中。因此这些范畴表达了存在的形式和特征，并且通常表达的只是这个具体社会、主题的个体方面。

资本概念的正确演化是必要的……就像资本本身——其抽象反映图像是其概念——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对此关系的基本预设的强烈构想，必须除去所有资产阶级生产的矛盾，以及其超越自身的界限。

现象形式被极简单地定义为，外在世界现象“将自身反映在”人们经验中。这并不意味着人类活动在建构世界（体现自身）上不起作用，也不意味着所呈现的还没受到概念性的调节。它只能说明，不管从哪一方面看，都存在着一个构成的世界，这个世界的现象具有马克思所说的“自然稳定性和社会生活的自我理解形式”，这首先对其参与者来说是一个简单的基准。本质关系——用马克思的术语——是指那些可以说明为什么现象会以这些形式出现的关系。因此，说其是本质的，不是在任何神秘论和内在论意义上，而仅仅是将其当作现象形式自身存在的条件。

马克思认为，不同于现象形式，本质关系对于直接经验不必是透明的。现象形式也许会隐藏或模糊它们作为表现形式的关系。这种形式与关系的差异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观念提供了基础，同时也确定了他的科学方案。

然而，没有什么比来自自然主义偏见的理论与历史混乱更危险。这一混乱首先认为，历史实在的“真实”内容和本质，在这些理论结构中被描绘；其次，利用这些结构使历史普遍一致；第三，将这些“观念”实体化为在事件背后运行的，且在历史中证明自我的实际“力量”和“真实的”实在。

这些概念可能以分类的方式被纯粹分解为要素的复合体。不仅概念之间的区别必须时常保持变动，而且每个概念的内容也必须时常保持变动。但是，如果我想按起源将“教派”概念化，例如，参照某些重要文化意义（作为当代文化的“宗教精神”），两者的一些特征就变得本质起来，因为它们与这些效果有充分的因果关系。然而这些概念随即就成为理想型，即在纯概念化上，这些现象或者根本不存在，或者只在个别情况下存在。这里和别处一样，所有没有纯粹分类的概念都是偏离现实的。

在我的概念理论中主张出于特定的方法目的，我以这种方式定义这些结构——只有科学的成果可以证明我的做法是正确的。

对于独立于具体的“单向”视角的（这些视角或隐或显，或有意或无意地根据解释目的被选择、分析和组织）文化或“社会现象”，不存在完全“客观的”科学分析。

有时气氛会有所变化，对重大文化问题的看法会与之俱进。科学也准备改变它的立场和分析方式。

社会科学领域最大的进步是与实际文化问题的转变密切联系的，并且表现为对概念建构的批判。

文化科学中的研究只能导致对一人有效而对另一人无效的“主观”结果。更确切地说，改变的只是，他们对某方面而非其他方面感兴趣的程度。换言之，什么会成为研究对象是由支配科学家及其时代的价值-观念决定的，至于“如何”决定、研究方法、科学家，在此及任何地方当然必定都是不作考虑的。

他坚持认为，至少科学的某些普遍概念不是虚构的，而是充分“把握了”客观外部世界的某些方面。在此，观念被称作分析的要素是正确的，因此，此处采取的立场在经验意义上是实在论的。同时，它避免了经验实在论导致异议的指向。这些概念不与具体现象一致，而与具体现象中的要素（这些要素在分析中可与其他要素分离）一致。这并不是说任何一个这种要素的价值，或者说任何一个逻辑一致的系统中包含的全部要素的价值，在于对任何特殊具体事物或事件的完全描述。

波兰尼所说的“经济学谬误”，即假设某类行为与某一特定社会功能之间存在本质联系……这是错误的，因为，人的物品供给，也许可以在根本没有经济学考虑的指导下完成……这就表明在具体现象的经济学方面没有本质联系，因此分析的经济学不能描述这些联系。自然地，对分析的社会学一定会出现同样的反对。各种争端也许可以通过各种途径避免；一致的社会功能不是“内在地”通过“道德”或“团结”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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