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尔特｜实用主义的社会科学哲学

派翠克·贝尔特（Patrick Baert），1961年1月23日生，比利时社会学家和社会理论家，先后毕业于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和牛津大学，获博士学位，现任剑桥大学社会理论教授、塞尔文学院院士。[图源：research.sociology.cam.ac.uk]

1  实用主义观点概述

实用主义哲学对于社会科学哲学的影响是有限的。当然，二十世纪的过程里，实用主义对社会科学的开展产生了实质影响，在美国尤其如此。杜威的遗产在于发展一种进步、受实践驱策的教育理论，而米德让人纪念的是打破笛卡儿式孤立、非社会的自我概念。两者都成功贡献于社会互动理论的建构，该理论在社会学、教育科学及社会心理学曾经很有影响力。我们也应承认，芝加哥学派曾深刻镶嵌于美国实用主义，这包括后来的一批社会科学家及批判性註释者，如米尔斯（C. Wright Mills）。最近，人们逐渐认识到实用主义社会科学不限于北美，而且实用主义与欧洲社会理论间富有成果的对话正在展开。然而，这些例子只限于社会科学事业及社会理论；整体而言，学界对于实用主义的兴趣，并没有延伸到社会科学哲学。除了一些例外，社会科学哲学学家倾向忽视实用主义或怀有敌意。虽然罗蒂、伯恩斯坦及其他人近来重新发现实用主义传统，无疑深深影响了哲学及文学研究，但这对社会科学哲学的影响相较而言非常微小。本章的重点在于补足这项真空，将本书的思路聚集起来，并指出实用主义（特别是其新近发展）必须为社会科学哲学提供什么。这并不是说只有实用主义者才抱持我所推广的观点，一些采用诠释学架构的哲学家也清楚表述了相同观念。我的论点仅仅是，实用主义提供了一个融贯而有吸引力的架构来表达这些理念。

让我先澄清我将主张什么及试着指出什么。首先，我的建议与新近的实用主义作品相似，特别是罗蒂及伯恩斯坦的著作。我并未主张我的观点必然符合旧实用主义世代所表达的观点。虽然部分符合，部分不符合，但讨论此议题已超出本章范围。其次，我的论点受新实用主义启发，而非源自新实用主义。以下的内容并非重构那些自称为实用主义者所支持的观点。然而，我的论述要旨与新实用主义的哲学观点完全一致。

这里要提出的核心观念是什么？构成我的实用主义社会科学哲学提案又是什么？

（1）  科学以方法论多样性为特征

我遵循对基础哲学计画的实用主义质疑。皮尔斯、杜威、罗蒂及其他实用主义者曾对此观点表达明确敌意：知识有固定、不可变更的基础。这些实用主义者拒斥下述观点：哲学洞见能开出一条最终导向这些基础的神秘道路。然而，我的兴趣不在此较广泛的哲学辩论，而是基础主义如何试着渗透当代科学哲学。这表现在持续尝试揭露科学的“本质”或“逻辑”据称所有成功科学活动所共有的探究逻辑而那正是我拒斥的基础主义形式。追求科学的存有论及认识论的统一是维也纳学派的特征，证据可见于卡尔纳普（Rudolph Carnap）、纽拉特（Otto Neurath）及莫里斯（Charles Morris）所编的数卷《统一科学的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Unified Science）。存有论统一的观念很快就遭到放弃，但否证主义及批判实在论进一步追寻方法论统一。虽然承认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根本差异，但波普及巴斯卡都曾追寻这些探究领域在方法论上的共同点。然而，自然科学的历史已证明，任何这种重构都非常容易引起争议。我们很难看出自然科学内的不同学科有什么共同点，能让我们合理地把它们看成属于一个范畴，有着单一方法。除非以失去任何意义的高度层次来阐明探究逻辑，否则自然科学内的不同学科根据非常不同的程序来运作。例如，近来人们逐渐认知生物学并不符合物理学及化学的主要样态模式，这异于对自然科学的新实证主义重构。生物学的研究主题的本质，似乎不适用“现代科学的形上学”。现代科学的形上学假定存在着受法则支配、决定论式且完全可理解的结构，而生物学的例子则让我们面对相反的情形，或杜普雷（Dupre）创造的新词“事物之失序”（the disorder of things）。生物复杂性远超过我们的计算能力及认知能力，所以我们难以充分解释生物世界。因此，不令人意外地，物理学家及化学家试着揭露物理世界的底层结构，生物学家则以更实际、工具性的方式运作。若生物学是如此与众不同，那么科学的方法论统一此观念就不可能成真。杜普雷的作品代表越来越多文献质疑科学统一的假定。相信一致方法论之人错误地从这些研究程序适用的少数次学科（主要是物理学） 来概括，这种情形变得越来越明显。

还有另一个放弃追寻科学本质的理由：“中立的通则构成所有科学活动的基础”这个信念，依靠一种选择性及扭曲的科学观点——把科学视为成熟且界线清晰的活动。过去二十年来，许多科学社会学作品已指出前述观点有多不正确。近来，学界对于科学家的社会实践越来越感兴趣，这股兴趣在所谓的“科学社会学”强纲领中达到高峰。此强纲领有别于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对曼海姆而言，社会学能解释人文学科及社会科学，以及为何学者偏离了理性行动过程。社会学家（如柯林斯“Harry Collins”及巴恩斯“Barry Barnes”）延伸了知识社会学的范围，以致知识社会学也能解释自然科学及数学里的实践。对他们而言，社会学能有效解释科学的成功，也能有效解释科学的失败。随着人们越来越对科学的社会重构感兴趣，存在一种固定的科学概念（使科学有别于其他活动）此观点受到了质疑。我们越仔细检阅科学，科学与非科学的界线就变得越模糊。我们越是研究科学的实际操作情形，科学成果对我们来说就越有争议。在《运作中的科学》（Science in Action）里，拉图尔（Bruno Latour）证明科学家如何运用各种工具或修辞手法来说服他人。我们马上就晓得，运用“正确的科学方法”并不足以让科学家成名。他们必须将成果发表在正确的期刊上，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用正确的格式书写，即用同样有争议的参考文献来支持自己的主张、进一步援引别人的文章，如此无止尽地持续下去。科学家在科学里不只像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运用许多修辞；他们自己的经验研究远比新实证主义哲学家所承认的还要混乱。当研究成果最后以工整的文章出现在有名望的科学期刊时，它们看起来可能毫无争议且深具权威，但导致“发现”的实际经验研究的详实民族志，却显示这些发现可能是有问题或杜撰的。费尔阿本德（Paul Feyerabend）用相同方式已证明，教会最初对伽利略（Galileo）的拒斥并非那么不理性。教会的论点部分是科学的，部分是伦理的，但不论何者，在当时的各种假设背景下都是合理的。我们或许可以反论这些假设是错误的，但重点是任何科学判断都必须仰赖更为广泛的预设（这些预设大部分无法在经验上评估）。在那个时代里，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理由能质疑那些引导着科学研究的主流惯例。此外，伽利略当时所用的研究方式，现代教科书很难将之视为科学的：他坚持自己的理论而不顾反复出现的否证，并且他运用“宣传手法”及“心理技巧”来说服其读者。从那之后，他或许代表了征服偏见的科学、理性及真理的三位一体（那使他成为当代神话），但一份详细的历史研究却显示，不论依据何种科学标准，他都是违反这些规则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