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教育民族志到关于成人的人类学 | 从高考到教育到社会③

往期回顾：

高考的比较学：公众的服务，抑或个人努力的结果？| 从高考到教育到社会①

县城中国的学校，教育成功以及做学生之道 | Corona 高考讨论会②

他也提到性别不平等的问题，比如现在的大学好像女生比男生多，尤其是读研究生的女生可能也比男生多。但作者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女生学文科的比远比男生多。他认为这可能跟整个社会对于女性的性别想象有关，比如认为女生逻辑思维不够好，因此更鼓励女生选文科专业。但是如果从性别平等的角度来讲，这可能并不是好事，因为我们都知道整体来讲读文科的经济回报、社会回报是不如理工科的。所以其实从选专业的角度来讲，作者可能会觉得整个社会对女性有一些这种性别想象，导致女生更有可能选择文科专业。

刚才张老师提到一个关于道德的问题，在Zachary Howlett那本书中也有提到，他有个观点是说老师经常会通过做学生的思想工作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做学生的思想工作时，孝道经常是老师的一个切入点。尤其是在县城的高中，很多学生的父母属于农民或者农民工，老师就会说，“你看你父母那么辛苦供你读书，你是不是应该好好学习才对得起他们？”这也是一个道德问题。

刚才张老师提到“排座位”问题，我以前读高中时老师也会这么干。我们经常会注意到区域之间的结构性不平等，比如说城乡不平等，但是在每一个学校的内部其实也存在着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我觉得还不仅是由学生在能力或者学习态度上的差异导致的。在一个好的班，经济因素可能会影响学生座位的安排。比如像我以前高中所在的班，我们班有两个同学成绩一般，学习态度也一般，但是他们两个一个家里做生意，一个家里做官，老师把他们安排在比较好的位置，并且让他们跟成绩好的学生一块坐。如果他们没有这样的经济背景，大概是享受不到这样的待遇的。

Zachary Howlett在他这本书当中提到的寄养，在我以前的高中也有发生。Howlett发现有一些学生去异地读高中时，父母会把他们寄养在条件比较好的家庭，比如当地教师家里，以期他们有好的学习氛围。但我们可以想象，大概只有具备一定经济条件的人，才能把小孩寄养到学习氛围比较好的家庭。在我读高中时，就有两个家庭条件比较的好学生寄养在班主任家里，最后这两个人高考也都考得很不错。

Zachary Howlett在他的书当中还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叫“社会劳动”（social labor）。社会劳动不同于布迪厄的社会资本，虽然两者有很紧密的联系。按照 Howlett的观点，即便两个人有共同的社会资本，但是获得的社会劳动可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两个人在同一个班，按说班主任是我们共同的社会资本，但有可能班主任更关心你。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从班主任那里获得的social labor，就比你获得的少，相应的，最后转化为学习成绩，我可能就会比你差。在微观层面上，我觉得社会劳动这个概念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样一个现象，即某些学生的家庭条件类似，但是你会发现他们的学习成绩差异很大。如果抛开智力因素，有可能是因为外界资源没有能够转化为他们的学习成绩。比如父母虽然有很高的文化资本，但是不一定有时间教育他们，或者由于教育理念的问题，父母不愿意花太多时间在他们的教育上。

最后是我最近的感悟，我跟很多老师聊，发现现有的体制内教育，某种程度上都属于“精英教育”，不管这个学校是好学校还是差学校。我之所以这么说，在于老师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在课堂上把课讲完，其实真正能够受益的就是那些理解能力比较强、反应比较快的学生。我自己也当过老师，如果学生的理解能力不够强，反应不够快，课堂45分钟跟不上就会被落下。这不是一天两天的问题，因为几乎所有的课程都会有一些人跟得上，有些人跟不上，如果后续家里没有足够的支持、或者说自己不够自律的话，也就是下课自己不去自学或补习的话，就会跟不上，并最终在教育系统里被淘汰。这就是我的一些想法，不太成系统，先讲到这里。

第二个问题。其实之前在国外分享这个研究的时候，也会有听众关注类似的议题。经济要素，他们通常会直接用一个很直白的词就是“腐败”，有没有可能说去收买一个好的座位。我的回答是，这样的情况的确是有。尤其是在县城这样一个地方，基本上大家家里是什么情况都很清楚，尤其是有的时候家里经济条件比较好，或者说有一个比较高的职位时，（学生）确实有可能受到这样的优待。包括就像刚才评论人提到的，“会让他和好学生坐在一起”。但我想强调的是，这些现象背后，我们会看到主导性的逻辑——老师要把那些好/坏座位来重新实行再分配。那么这样一个再分配的过程当中，想传达出来的一个主导性的价值观念是什么？我们会看到，哪怕是家里所谓的经济条件比较好，也会要求安排到一个好学生做同桌，那么这个时候好学生的认定标准是什么？因为不可能所有经济因素好的人都会得到一个很好的位置。在更普遍层面上来看，它到底想传达一个什么样的道德理念？这是我的研究集中要讨论的问题。

第三点关于寄养。刚才我看到有现场的听众在问我的研究大概是在什么时候做的？基本上田野是08年到10年，之后也在陆陆续续的关注。事实上2010年前后在县城已经出现了这种“寄养”。当然这种寄养是相对的，比如说周边乡镇相对来说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就会在县城租住，有的是母亲陪读，也有干脆在自己住在县城的亲戚家里，这种情况还是有的。

另外，对于“社会劳动”这个概念我自己也特别感兴趣，虽然我还没有拿到原书，但我直觉这个概念很重要，因为它暗示了一种理论层面突破的可能，也就是有关于我们一直说的社会资本，或者文化资本的这样一个概念的可能性。这个概念暗示了这样一种可能——哪怕出生在一个相对来说家境比较好的家庭，但是如果父母没有足够的注意和情感的关注，学习成绩不一定是好的。在这个意义上至少在概念层面似乎存在着一个可能，哪怕家庭情况不是那么好，但如果父母投入足够关注的话，一定意义上或许可以进行弥补，弥补这种家庭经济资源的结构性限制。

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我想强调的是“社会劳动”这个维度，背后还是暗示了时间、精力、金钱上的投入。如果是这样的话，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存在一种可能性，也就是需要有足够的精力和时间来投入与付出。而在更为普遍的层面，能够进行这种社会劳动的群体很可能是某些特定的经济上不那么困难的，至少是有能力支撑这种付出的阶层。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劳动”这个概念的实践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规避掉结构性的限制，需要进一步讨论。

最后也就是第四个问题是关于精英教育，我认为对于“精英”的说法是需要上打引号的，其实评论人提到情况在我做田野的地方很常见，因为当地的老师会很经常说一个班上六七十个人根本顾不过来，虽然说想要每个人都发展的好，但最后可能只能够关注班上有可能考上好学校的那几个学生。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想那这个观察非常的敏锐，也值得进一步去的研究。

我同意生金老师的这个观察——在体制内，或者说所谓的基础教育阶段的系统里边，得到关注的是处于有可能向上流动的那批人，而不是说接受教育的所有的人。所以投入的关注点还是有没有可能实现向上的流动，我的整个博士论文的英文题目是Forging Steel（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关注的这种“好好学”正是学校教育怎样“炼钢”，如何通过“道德教化”这种方式追求教育的成功。结论还是要回到刚才说的、道德是有关于学习的一个道德。学生能不能接受这一点，至少在现在看来，是能否成为制度接纳的部分（钢铁）的，很关键的要素。

有同学问思宇关于高考与生活这方面的问题。高考对于学生来说是一个很清楚的目标，还是说他们也会觉得高考只是个人生活里面的一部分？经历过高考的人，会反思性、批判性的去看待高考这一件事情，但对处在高考处境下的考生而言，高考又是另外一种意义。思宇在这个问题上面有没有更进一步的回应？

图为课上，学生在课本和练习册的遮挡下使用智能手机。[图源：baijiahao.baidu.com]

正如刚才张敏老师说“学校就是学习的地方”，即使有学习以外的活动，也都被纳入到净化的过程中来，然后一层一层的把它剥掉。最后到高三最后的期间，老师是在各个方面保证这些任何有可能出现的其他的活动的空间安排、时间安排，全部都要尽量的把它减到最低。

这个时候生活是什么呢？它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是就可以转化成某种程度上的反抗？在法国的这边的相关研究里面，青年文化会被看作是一种对于学校里面传达的正统的文化的一个抵抗、一种抵抗的文化。而我觉得在中国它的表达方式会稍微有些不一样。这体现在学生虽然学生白天在学校好好上课，但晚上在家还是要刷手机追星，可能即便高三还是会偷偷的背着家长买演唱会的票；在老师看不见的时候，还是会在学校偷偷的玩手机；周末还是没有忍出去看美剧……我觉得这种情况其实是一种青年人自己组成的文化，尤其是，可能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追星这件事，它在某种程度上是会在学校这个环境中和学校本身的文化、正统的、正当的活动和这种形成的文化形成了一个冲突。这个时候学生以什么形式、是不是要坚持学习以外的活动，我觉得都可能变成一种抵抗的形式。所以这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问题。

而且学生这种抵抗形式，它的资源来自于哪儿？就是说手机是谁给买的，谁允许他一直拿的，买演唱会门票的钱是谁给的？这些问题追踪下来的话，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很多时候真正可以抵抗的，可能不是学生本身，而可能是一部分家庭——家庭中家长在经过高考之后，在这么多年的生命经历上，他们到底对这个制度认不认同？

学生的成绩也许是好，也许是一般，但家长的认可度也许是另一个维度。抵抗成不成立，很大程度上我觉得是看家长认不认同高考的制度，会不会给学生提供一种无论是正面的反抗还是一种被动反抗的资源，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挺需要关注、挺有意思的问题。以上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关于抵抗，我记得Andrew Kipnis大概是在2001年的时候，在美国人类学会协会教育分会的会刊Anthropology & Education Quarterly上面发表过一篇文章。当时他给出了一个界定的标准，就是这里边到底有没有一个共同的、明确的、反抗的指向或者表述，他的说法是counter-school culture？这也是为什么我特别要强调把声音放在一个情境化的过程中讨论，否则，也许就是有学生天生比较调皮，或者说有的老师很讨厌，他们是针对老师的个体性的行为，而不是一个整体性的有一个明确意识的反抗。我在这篇文章中对声音进行一个情境化，因为我们要进一步阐释它不只是一个工具，更要呈现这个声音背后的一个文化层面上的具体的意义。

当你把它放在具体的情境当中，正如我刚才提到的他们发生的大多数场景是有一个明确的指向的，不是指向某个特定的、招人讨厌的老师，而是说哪怕是喜欢的老师，一旦涉及到了这种道德教化性质的动员，比如让他们好好学的这种机制，或者说本来组织一个活动非常好，但是突然要写感想、说心得体会，他们就会发出明确的反感。包括其他的一些分析和观察都可以表明，学生这些不同形式的声音是有一个明确的指向性，而这个指向性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在向上流动的情况之下是可以感受到的。而且当然我们在研究反抗的时候，通常也会有一个共识，我们很难对它的意识进行界定，我们能做的事就在行为的层面，它是有一个整体的集体性的一个问题。

最后作为补充的话，这种反抗也是一种表达，只是说表达他们当时都在谈这种desire或者是其他的什么。有时候老师在努力的想要塑造一些东西，但是学生更多的是一种失望，或者是看到了一个真实之后的、想认输的这样的一个现实。再一次强调，在我看来，这种情况是一个很清楚的、有一个内容的指向的。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它并不会导致或者是引发一些结构性的变化，这也是事实。

另外一个方面是学生的去向。基本上一个班70个人，仅仅是以还不错的班级作为一个案例来说的话，70个人大概有20个人能考上当地不错的高中，其他的人、大概有将近一半的人会去到各种类型的、不那么好的高中，然后还有一部分人去到中专或者是职业中学，但是也有大概1/3的人最后选择了辍学，然后去西安打工。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性别有差异。这里比较明显的是“接话”，这样一个比较主动意义上的一些行为。通常来说，参与制造“接话把儿”的男生要多一点，女生可能是倾向于睡觉或者是沉默的一个群体。但是也有个别的女生积极参与到了这种制造噪音的过程。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在被老师捉到或者处理的时候，女孩子会面对一个双重的、更加严苛的处理、批评和训斥，这个时候就不只是说学生不应该不好好听课、接话把子、或者发出一些不合时宜的声响。另外一重的批评，老师也会明确的谈到，“这不是一个女孩子该有的样子”、“太疯了”。所以这里边是有很明显的性别的印记。

成人的人类学

有听众提问关于道德教化的问题。张老师刚才提到，学习这件事在中国学校的场域里面，更多的是在实际利益之外、在道德层面获得阐释，学习本身会变成一种老师口中的美德。有听众提问到，是不是在教室里面努力学习的才算作一个“人”？这个说法好像稍微有一点点直白，但是也确实是关乎到 what makes a person这个人类学的核心问题。

我们自己作为从中学里面走过来的学生，也都知道，在教室这样一个微观的空间里面，学生会受到不同的待遇和处境。青春期的校园遭遇会在一个少年的身上留下很深刻的烙印。张老师的田野材料里面有没有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比如学生对学习的道德教化反应如何，除了反抗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面向？还有听众问，学生对于道德说教的接受程度到底如何？

刚才主持人有提到的“人”，这是人类学上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它人类学经典理论当中很根本的几个概念之一——personhood。对于人，莫斯的那篇很经典的文章当中其实有讲述，而对于人观，也就是在一个特定的情景当中，你到底是不是一个具备了person、人这样的一个资格的问题。“人观”是一个港台比较通义的说法。

我个人认为对于“personhood”、“人观”来说，一个更切近于我们中文的表达方式的其实是“做人之道”。我们谈到的包括孔子强调的就是“三十而立，四十不惑”的一些说法，包括我们谈womanhood妇道。我在研究中提到“做学生之道”，也就是studenthood这样的一个中文翻译的尝试。作为一个补充回应刚才这位同学提到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就触及到了我这个研究当中最根本的一个出发点——在县城中学这样一个具体经验的情境之下，做学生到底该是个什么样子？什么才是好学生？通过刚才和大家分享的田野，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至少在学校的场域里边，非常多的是强调了对于学习作为一个价值的认同，这也是我说的所谓的道德教化。它的传递也有利用一些当地的文化风俗，比如陕西的方言叫“羞先儿”，你要不好好学，你的父母、你的祖宗都会受影响，也没有办法回报父母的付出。这是一个更广义上的道德。

图为1998年《新华字典》冒号使用规范的举例。“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图源：zhuanlan.zhihu.com]

我在这里想强调的是，正如刚才所说，关于学习对于学生而言的道德话语，在这里回应到人的问题——“做学生之道”、“好学生”，至少在学校体系里面强调的是要认同学习，接受了这一点，好好学，就能实现一个流动，也是一个好学生这个理念。回应“学生在多大程度上能接受这一点”，这个问题到底怎么样的去捕捉，我一直在在思考，至少目前来说，我能够回应的是：我发现因为这种话语之外、在时间上、空间上的一些“hidden curriculum”，一些“隐藏的课程”其实非常具有有效性，甚至会渗透到我们的潜意识的深处。它的表现就是也许大多数同学没办法去到更好的高中或者去到更好的大学，但很多时候他们依然会觉得说学习的确是很重要的，而且毕业之后，包括后来我的追踪调查也发现，有些人跟我讲很后悔当时没有怎么好好学。当然，我们可以肯定也有同学会说，因为在社会上混的不太好，所以从实际的层面会说自己当时就应该好好学，多半是有这个意思的。但是这在这个表述背后依然能够看到，学生对学习这个概念本身有一个认同，而这个认同在一定意义上也会延续到下一代。

资源分配的三种方式：信息资本、具身象征、社会劳动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观察到的是所谓的高考，其实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把这种资本中心化的过程。也就是说，其实在这个已经变成金字塔形式的教育系统里面，在金字塔尖的这些学校，以及在这些部位的、所谓的可以被视作是高考专家的老师，他们的资源是和其他位置上的学校和老师的资源非常不一样的。他们可能参加过高考的阅卷，甚至参加过高考的出题，他们很可能跟高考历届出题的人有非常好的私交，所以他们每一年可以持续的有一种资源的获取，可以直接的引导他们在高考准备过程中为学生提供更好的服务。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非常核心的资源，以及这种核心的资源，在某种程度上只有在集中化的过程中才能形成，才可能在这种过程中再生产出整个阶梯化的结构。因为在高考出题的时候，出题人他也会考虑到这个题目它的区分度是什么，怎么能让区分度区分出来。所谓的区分度其实就是让好学生拿到好分，让所谓的坏学生拿到不好的分。回到刚刚张老师说到的问题，那也是我的研究中涉及到的、我也非常感兴趣的问题——到底谁是好学生？老师希望什么样学生的成绩是好的？这个（问题）也会转化给出题人，他希望的什么样的学生拿分？在设计（考题）的时候，他也有除了所谓学业上的思考，也有这种社会层面的思考的，所以我觉得好学生是谁，很大程度上就像张老师说“更多的是有一个学生对学习的认同”。我认为，可能在这种社会的距离上，（好学生）是跟老师可能更接近的人，可能是跟中心更接近的人，因为他们更容易跟老师建立一种有效的沟通的关系，以及因此他可能会在跟老师的互动中，更愿意去跟老师互动，在互动的场景下更放松更自然，更能形成有效的沟通。在沟通的过程中，（好学生）可能获得更多这种只有在把握了这一部分信息资本的人才有的信息，这就是一个最重要的资源。

另外，在这种结构下，其实有很多非常制度化的一些结构。譬如说好学校的班额会比较大，中下等学校的班额不大，也就是说好学校的学生就会很多，相对差一点的学校的学生就会相对的少一点。这直接涉及到了学校的一个经济层面，学校用什么资源来办学这个层面。这也会导致（学校）稍微不好一点的时候，可能就没有资源让学生在学校上晚自习，因为没有办法支付老师加班的工资，学生可能就没有办法在学校这个学习的地方待更长的时间，也就没有更多的时间去跟老师互动，和老师之间的理解也可能更少。

还有一点是老师和学生的家庭环境、他们自己的家庭社会地位也是会对他们的互动有一个结构性的影响。比如，如果学生的家庭条件都比老师的家庭条件要好，老师面对他们的时候，虽然老师是一个专业上的权威，但是他面对的是比他社会阶层更高的孩子。在这个环境下，老师或许不能用一种维权的方式来实施他的权威，在沟通过程中，可能会是一种类似“服务提供方”的方式来进行沟通。

但是如果说，老师更多的是本地的“北京土著”，但是学生有一部分是父母在北京还没扎稳脚跟的“新移民”，这种情况下，老师面对学生时，是有一个本土资本的，所以他可能会以一种相对来讲比较有权威的姿态来说很多事情。在老师跟学生沟通的过程中，到底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沟通效果、一个什么样的信息传递的效果？以及在这个关系中，学生和老师在学校里可以形成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老师到底为学生提供了什么？我觉得这些其实也值得关注。

第一个是有没有家长或者学生直接主动的争取所谓的这样的资源。比如说，通常是家长，特别是比较关心自己小孩子学习的家长，通常会带着一些小礼物，到老师的办公室，了解完情况之后通常会加一句，基本上是一个固定的程式，说“老师还是要多留心、多提问（自己的孩子）”。有时候也会打电话，希望“多留心，多提问”，下一句就是说“能不能安排个好位置”，或者说“安排个好点的同桌”，这种情况非常的普遍。

另外一点在经验层面上，其实学生并不是一味在排座位上处于被动。一方面，在我的文章里有涉及学生有清楚地形成了一个“坐前面”和“坐后面”的领土的意识。而在这个过程中，也不排除存在能够随时打破这种时空边界的行为，大家如果关心的话可以去找文章来看。在更抽象的一个层面，对于“资源”这个概念的理解，其实可以把它抽离出经济的范畴，它并不是简单的“坐在哪里”的问题，它只是一个能够固化出来的，或者是具身性的一个象征，从中彰显到的，在教育人类学和教育社会学中，不管是包括社会的资本、文化的资本，以及刚才我们提到的社会劳动，其实都可以对它来进行更加深入探讨。

第二点是关于学生。有些学生会主动跟老师沟通，但你不知道学生的性格是怎么养成的。在美国，根据《不平等的童年》这本书，中产阶级家庭更有可能教小孩如何去跟公共机构（比如说老师和医院）打交道，但是工人阶层或者贫穷家庭的小孩，就不太可能习得这一套沟通方式。在国内，具体的原因我不清楚，但确实是有些学生遇到问题会直接跟老师讲，另外一些学生则会一直在忍受，最后直到出了问题、老师去找他，他才会把这个问题说出来。

Annette Lareau 2011 Unequal Childhoods: Class, Race, and Family Lif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本书考察了不同家庭的孩子在学校和在家里的生活，颇具思想性地展示了不同社会分层的人们占有不同的资源，这种不同表现对孩子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实现美国梦的机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我觉得确实有一个经济资源兑换成教育资源的一种模式，但并不是所有的家长都会这么做。回到之前Zachary Howlett讲的社会劳动，虽然他没有具体的定义，但是他强调了要关注社会劳动如何转变成merit的。如果只谈不同资本如何转换成学生在学习上的表现的话，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很容易把资本产生的效用扁平化，即看不到同样的资本，产生的效应其实可能并不完全一样。按照Howlett的说法，学生如果要取得好成绩的话，需要具备很多好的performance character，也就是品质，包括勤奋、毅力、好的心理素质等，但同一个学生，在不同品质上的表现可能是不一样的。有些学生可能特别勤奋，特别有毅力，但是他可能缺乏自信，考场上的心理素质很差。这可能需要回过头去看他的父母，或者是周边的人怎么在他身上付出劳动。我自己的理解是，其实教育是一个培养人的过程，是一个cultivate人的过程。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必然意味着大量的时间投入，那么怎样的投入方式，确实是会有不同影响的。

*本文系社会学会社与结绳志共同策划活动“从高考到教育到社会”文字实录第三期。如有转载需求，请联系结绳志。

**封面为换座位的示意图。教室的座位由于物理空间的等差，而成为一种具象的资源，其分配受到教育内外因素的影响。[图源：sohu.com]

〇编辑：时远  〇排版：新月

〇审核：孤星 / zy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