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银霞，福建晋江人，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现为福建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主要为教育行政与政策、比较教育、本科生教与学，发表学术论文十数篇，参与和主持国家级、教育部、福建省社科规划和福建省教育厅项目数项。[图源：jsjyxy.fjnu.edu.cn]![]()
“审计”（audit）这一概念源于财务会计领域。自1980年代以来，很多社会科学研究者开始对渗透到财会领域之外的新管理主义思潮和实践进行批判。其中，《审计爆炸》（The Audit Explosion）（Power，1994）和《审计社会：验证仪式》（The Audit Society: Rituals of Verification）（Power，1997）两本专著深入探讨了这一时期出现的重要概念群。“审计”逐渐成为一种文化，并进入各个领域。
财务审计是一种推论性实践，除了依靠口头证词和直接观察，还会从对预算和书面陈述等文件的有限检查中得出结论（Power，1994）。扩散到财会领域之外的“审计”的影响往往以不可预测的方式变化，但其最重要的共通点是：强制性问责（林小英和薛颖，2020）。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使用，审计都会采用“公众检查”“提交审查”“呈现可见”和“衡量绩效”的含义，其表现形式则被迈克尔·鲍尔（Michael Power）称为“验证仪式”（Rituals of Verification）（Power，1997）。
在现今中文研究中，“审计文化”的相关研究多集中于审计领域的文化建设，少有探讨“审计”迁移到财会领域之外后获得的新意义和功能。本专题参考任柯安（Andrew Kipnis）在2008年发表的《审计文化：新自由主义治理、社会主义遗产还是治理技术？》（Audit cultures: Neoliberal governmentality, socialist legacy, or technologies of governing?）一文的思路，由五篇文献组成：前两篇是对“治理”与新自由主义的回顾与反思，后三篇则聚焦于国内“审计文化”相关研究较多的区域，高等院校的实证研究。
正如林小英、薛颖（2020）在文章中所言，“审计作为今天在各个公共领域普遍施加的权力，其自身存在一切公共权力无法自我消除的弊端。当管理精英的话语变得如此自然化以至于不受挑战时，我们恰恰最需要保持对审计文化和质量保证持怀疑态度的能力，因为权力在被伪装时最有效，绩效考核作为审计文化的核心措施，很容易被视为问题的‘自然’解决方案，而想不到其他。”而这，正是社会科学反思的有力之处。
20世纪70年代末以降，经济低迷、政府负担过重、公共部门效能低下、民众对公共服务满意度低下等问题，促使西方主要国家（如美、英、澳）纷纷开展公共行政改革，80年代兴起的新管理主义或称新公共管理，是这些改革的集中体现。20世纪60年代以来，高等教育大众化、院校结构功能的复杂化、政府的教育经费紧缺等问题，是新管理主义渗入高等教育领域的现实基础和直接动力。在各国80年代以来的高等教育改革中，新管理主义的印迹清晰可见，这股力量重塑着西方大学的内外部环境，也冲击着学术职业的生存环境。
一、新管理主义背景下大学内外部环境的变化
1.新管理主义对大学内部的技术操作和意识形态产生双重渗透
20世纪70年代末以降，经济低迷、政府负担过重、公共部门效能低下、民众对公共服务满意度低下等问题，促使西方主要国家（如美、英、澳）纷纷开展公共行政改革，80年代兴起的新管理主义或称新公共管理，是这些改革的集中体现。20世纪60年代以来，高等教育大众化、院校结构功能的复杂化、政府的教育经费紧缺等问题，是新管理主义渗入高等教育领域的现实基础和直接动力。在各国80年代以来的高等教育改革中，新管理主义的印迹清晰可见，这股力量重塑着西方大学的内外部环境，也冲击着学术职业的生存环境。新管理主义的“新”是相对于传统韦伯式官僚管理模式而言的。传统模式存在规模庞大、低效和缺乏灵活性等弊端。新管理主义则强调经济、效率和效能，其核心意涵在于：政府将私营机构的经营理念以及成功的管理工具和技术，运用到对公共服务部门的管理之中，并形成绩效评估、成本控制、财务管理、质量保障等一套完善的保障机制。在技术操作层面上，新管理主义对大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限制高等教育的资金投入量，并建立（准）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强化高校间的竞争，同时赋予大学更多自主裁决权；第二，政府通过质量保障、审计、绩效评价和拨款等方式“遥控”大学。相应地，大学内部管理也逐渐呈现出新管理主义的特点，管理日趋专业化，在建立科层化管理机构的同时，组成了专业的管理者群体，并运用企业化管理技术，大力强调提升产出和压缩成本。总之，在大学管理中，政府运用“竞争”与“问责”这两种相辅机制，激发大学内部提升教育服务质量和效率，并透过绩效问责及资源分配控制大学。作为一种新型的政府公共行政模式，新管理主义变革是由上而下推行的，其对高等教育的影响是全面、根本而剧烈的，这种影响超越了大学日常管理工作的技术操作层面，已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渗透进大学中。
英国曾于1988年出台教育改革法令（Education Reform Act），其中部分内容体现了准市场与绩效问责的思维。如引进“地方学校管理”（Local Management of Schools），允许学校脱离地方政府直接的财政控制，将财政权交给校长；在学校设置每个“关键阶段”（Key Stage）必须达到规定的教育目标。图为法令的主要起草者Sir David Hancock。[图源：theguardian.com]2. 新管理主义使“政府－大学”之间的关系由信任走向问责
传统观念认为，大学是通过探究和传播高深知识，以培养社会精英和追求真理的文化机构，学术自由和自治是“大学－政府”关系的基石。作为大学的资源供给者，政府信任大学的自我管理能力，将教学和科研等核心事务交由大学。大学凭借专业知识体系、创新能力、自我监管机制及崇高的真理信仰，通过培养高质量的人才以及创造和运用新知，为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各方面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较之其它公共服务部门，大学享有更高的自主裁决权和更少的行政干预。大学与政府之间保持着适当距离，双方处于尊重和信任的关系之中。然而，跨入21世纪以后，大学之门越敞越开，大学与社会、政府间的关系发生变化。新管理主义意味着政府试图扭转其与大学之间既有的信任关系。政府似乎对大学的内在价值丧失信心，用绩效问责取代了旧有的信任，大学身处不被信任的环境之中。一则，政府怀疑大学的自治能力；二则，日益大众化的高等教育，逐渐成为国家财政负担。在政府眼中，大学开始变得无异于其他公共服务机构，政府强化自身监督大学的权责，虽摆出了放权姿态，但仍通过工具性评估及资源分配实现实质性控制。1.新管理主义的“无声革命”撼动学术群体的主导地位随着现代大学规模的扩大和复杂程度提高，大学试图强化其内部管理职能，但这应以维护学者的学术自由和权威为前提。新管理主义赋予了大学管理者以合法性，管理者群体的力量及其管理刚性获得极大地强化，而且日益插手教学和科研等学术核心事务。学术和管理者群体的力量对比以及彼此角色定位均发生变化，管理者群体逐渐由学术群体的辅助者转变为计划管理者，其的地位与学术群体日益平等化。行政与学术奉行不同的工作逻辑，二者之间的张力是院校内部微观政治冲突的潜在来源。大学内部管理者是对不从事教学或科学工作的大学工作人员的概称，实则并非有着相同利益诉求的均质群体，可以划分不同的亚群体。根据是否兼具学者角色，可以将其划分为学者－管理者（manager-academics）和职业管理者（professional administrators）。前者指的是那些来自大学教师群体，基于学术资历等级的“土生土长”（home-grown）的管理者，如系、所主任、项目管理者，他们往往仍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后者指专门从事行政管理事务者，既包括高层管理者，如职业校长、副校长，也包括系、所层面的中低层管理者。有学者指出，欧洲高校经历着一场“无声革命”，中层管理者人数由不足学者人数的1/10猛增至近1/3，且通常受过良好专业教育。学者－管理者群体更为复杂，研究者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他们践行管理主义，强化绩效管理，二是认为他们与专业管理者不同，学者角色对管理主义的负面影响具有缓冲作用。在管理主义抬头的趋势下，学者的学术自由空间受到挤压。在与管理者群体的角力中，学者群体的专业权力受限，是被管理的专业人士（managed professionals），而管理者的裁量权则获得提高。美国最顶尖研究型大学有着悠久的学术权威传统，然而，即便这些大学也难以避免管理主义的强势影响。管理主义如此强势，以至于诸如同行评议、学术委员会这类学术群体内部的质量评价和监督机制，都成为了职能部门强化管理的工具。学者群体从学术统治（donnish dominion）的位置跌落，成为卑微的无产阶级（proletariat）和被管理的“知识工人”（knowledge worker）。新管理主义加剧了学术职业群体的分层与分化，这种分化是由外部管理力量导致的刚性制度分割，而非遵循学术共同体内部逻辑的分化（如学科分化、学衔等级分化）。新管理主义加剧学术职业群体分化的制度逻辑包括：（1）资源竞争逻辑：在院校间、院系间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以强化效率和表现，同时通过标准化的测量与评估，将评估结果与稀缺资源分配相挂钩（如科研项目经费、院校资助）；（2）个体动机逻辑：改变教师评价奖励制度，在学者个体间引入竞争机制，将教学和科研绩效考核结果，尤其是科研方面的表现，与学衔晋升、薪资福利等方面挂钩；（3）人事聘任逻辑：采用更灵活多样的聘任方式，相对廉价的兼职教师群体比例增加，非终身教师轨的职位增多，终身教职轨职位则相对减少；（4）内部权力分化逻辑：学者－管理者从学者群体中分化出来之后，享有更多的管理权力，在新管理主义的强化下，他们与未承担管理职务的学者群体之间的分殊增大；（5）市场价值逻辑：如计算机、商科这类更具实用性，且能够吸引更多学生和外部资源的科目获得重视和更多资源，其他实用价值较小的基础学科和人文学科则被忽视。新管理主义试图重构学术群体及其工作，其目的在于提高效率和绩效。基于上述逻辑的一系列管理技术，使得原本已呈分层分割状态的学术职业群体进一步分化。分化的潜在后果之一便是穷者更穷、富者更富的马太效应：院校间的等级差距，不同学科的学者在声誉、地位和物质收益方面的差距，处于不同任用方式的教师（全职与兼职教师，终身轨和非终身轨教师）在学术职业发展机会、薪资福利、工作安全感、被认可度、发展机会和声誉等方面的差距，都被拉大。就其本质而言，新管理主义基于竞争对资助、物质回报、声誉、地位等优质稀缺资源进行重新分配，而这一分配过程潜藏了公平和冲突方面的隐患。传统观念认为，大学是学者的共同体，虽然有学者认为共同体性质已经处于十分脆弱的状态，新管理主义背景下学术职业群体进一步分割，与学术共同体这一传统理念显得格格不入，不利于培养互助、交流及合作的学术文化。
中国引入“非升即走”（Up or Out）制度，近来与之相关的高校青年教师事件，引起较多讨论。该制度源于北美的终身教职轨（Tenure Track），1993年清华大学部分院系作为改革试点。相较于依靠项目经费生活的非终身轨教师，终身轨教师需要兼顾教学、科研和服务等多方职责，依照“讲师－助理教授－副教授－正教授”的梯级系列晋升。[图源：cingta.com]在新管理主义背景下，学者群体的工作环境和条件发生改变。工作量增加、评价问责机制以及聘任方式等方面的改变，使得学者通常处于高压状态，学术工作极大地挤压着个人生活空间。大学处于高速运转状态，学者学术工作生活韵律随之发生改变，长时间的工作投入成为一种常态。学者偏爱学术职业的原因之一在于，他们能够更自由地分配工作和个人时间，不需过朝九晚五的生活。当学者怀揣这一设想进入大学之后，激烈的竞争压力和长时间的工作，往往迫使他们牺牲个人的家庭生活、闲暇时光，甚至牺牲健康。学者成为大学应对外部问责及实现自身高速发展目标的工具，大学以牺牲学者自由宽松的学术环境和个人生活空间为代价，去谋取短期利益。大学变得贪婪，似乎试图榨干学者的每一份心力，学术和个人生活边界日益模糊，学术职业为数不多的吸引力被破坏殆尽。新管理主义之下的大学强化个体间竞争，亦即个体成败取决于个人的自由选择和付出，这种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已被内化，年轻学者更倾向于接受新管理主义这套话语体系，并在既有游戏规则之下，证明自己的实力。学者之所以牺牲个人生活并花很长时间投入工作，个人对学术工作的承诺及学术成就动机是一个重要原因。然而，学者的这份学术热忱，很可能与当前新管理主义所推崇的竞争和绩效话语相交织，左右学者工作生活，最终导致一种越投入越桎梏的状态。《工蜂：大学青年教师生存实录》对40岁以下高校青年教师进行了大量深入的调查工作，并重点对话了陈平原、许纪霖、萧功秦等学者。“工蜂”一词反映了青年教师工作量大、心理压力大、地位低、职称低、收入低的生存状态：“他们承担着大多数任务，但在资源分配中却无力到近乎失声……”几位学者还提到“GDP主义”“课题主义”及职称评定对青年教师治学心态等方面的伤害。图为《工蜂》2012年中信出版社版。[图源：goodreads.com]近十年的相关文献表明，在新管理主义背景下，学者普遍体会到对学术工作的失控感，他们普遍面临学术身份危机。“何谓一名学者？”，“我是一名怎样的学者”，在当前环境制度的张力中，学者们寻求着自身的学术身份认同。学术身份危机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学术自由、学术自治等学术工作的核心价值理念受到侵蚀。学者所受的限制性越来越多，所信奉的传统学术价值观受到管理主义取向的冲击和侵蚀越来越强。然而，许多学者仍以传统精英式的学术生活方式和传统学术价值理念为参照，如仍渴望终身教职这种职业安全感，低水平的行政管理，个体专业自由自主以及个体间的平等民主关系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学者学术身份呈现割裂式发展，他们需要重新审视工作环境并积极地自我调试，从而才能够在新环境中重新定位自我。二是，学者面临多重的学术身份冲突。首先是院校组织归属和学科专业归属之间的矛盾。当前大学内外脉络的改变，破坏着学者双重忠诚之间的微妙平衡，强化了二者逻辑上的差异和矛盾。人们通常认为，学者的学科共同体归属高于组织（院校/系所）归属，然而在当前政策趋势下，学科专业归属虽仍处于核心位置，组织归属对个人的意义则被放大了。其次是个体和集体层面的学术身份冲突，即个体对学术工作的理解与院校/系所对学者的期待之间可能不一致，学者往往不得不妥协。概言之，在新管理主义这一宏大叙事中，上述两对张力造成的困境会叠加，于是学者角色的内在张力增加，学术职业群体的声音被淹没，成为分割、自我矛盾又缺乏自我管理权力的一个群体。在技术管理理性与学术理念的矛盾中，个体学者或向现实妥协，形成顺应者身份，或坚持个人的学术理念，形成不同甚至相反的身份，另外一种可能性是，学者采取自我孤立来回避冲突，从而避免冲突导致的个人内在身份矛盾。新管理主义作为政府治理高等教育的一种方式，实际上是对“大学－政府－市场”关系的调整，市场对大学的影响力增强，政府则一定程度回撤，以更为间接的方式履行权责。作为重塑西方高教体系的一股强力，新管理主义将学术职业置于充满挑战的变革情境之中，学术职业充满不确定性、矛盾甚至威胁。反观我国高教改革，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政府一定程度的放权、强化市场影响力、增强高校自主权等亦是我国高教体制改革的要义，这与西方国家新管理主义治理方式变革具有诸多相似之处。诸如高校教师聘任制这类变革，同样极大地改变着我国高校教师群体的学术工作和生活。1993年，为了扩大学校的人事自主权，国家首次提出要对教师实行岗位责任制和聘任制，并在此后进行了一场持续了20余年的艰难改革。改革后，中国高校普遍实行岗位编制。图为中国高校人事编制管理制度变迁。[图源：cingta.com]
在相似的改革背景之下，西方学术职业群体所处的困境带给我们诸多启示。其一，整体而言，在当前新管理主义变革对西方学术职业群体的影响这一问题上，学术界普遍持否定批判态度。然而，一些新近的研究表明，传统学术价值观并未被完全摒弃，且仍具有力量和韧性，即便缺乏职业安全感的年轻学者也认同和践行传统价值观念。正如一些学者所言，变革虽然可能改变并威胁学者的自我理解，然而仍然可能为学者提供重新和丰富自我阐释的机会。其二，改革无疑带来诸多变化与不适，大学和学者如何协调各自的发展目标，以避免矛盾对立局面的产生，从而实现共存共荣，这是为学者营造宽松的小环境并缓解其生存困境的关键；因此，大学尤其是高层管理者层面，如何处理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以缓冲、顺应抑或强化外部逻辑的冲击，这直接关系到院校整体发展方向，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大学教师所能获得的学术自主和自由空间。其三，从学术职业群体自身来看，如何发挥自身的反思性和自我能动性，在有限的条件下为自身创造学术自由空间显得至关重要；此外，在新管理主义分割分化的强力之下，学术群体应坚持学术共同体的传统观念，强化群体内部凝聚力，这是其得以在新管理主义这一宏大话语之下发出共同声音的关键。*本文原载于《高等教育研究》2012年第4期。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注释及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阅读原文。
**封面图为Jorge Cham所绘，出自Piled Higher and Deeper(PhD Comics)系列漫画。该系列漫画多描绘学术界的日常生活，图中体现了学术生涯不同阶段中对于研究的不同态度与追求。[图源：phdcomic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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