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滕德尔 | 迈向建筑人类学：建筑学与人类学能相互借鉴什么

Marie Stender 社會學會社

玛丽·施滕德尔（Marie Stender），是丹麦建筑研究所的研究员，属于名为“建筑、空间与人”的跨学科研究课题组。她拥有哥本哈根大学的人类学硕士学位和奥尔堡大学的建筑、媒体与设计博士学位。她的作品讨论的主体包括建筑和品牌、住宅区的社会生活以及设计与居住场所之间的关系等。[图源：vbn.aau.dk]

专题导言

建筑是人类生活世界的载体。建成形式及其物质呈现，始终贯穿在人对社会、文化、历史的感知和体认中。正因如此，建筑能够将许多重要的议题连结在一起：空间，时间，物质，景观，身体，记忆，宇宙观，城市……而在实际的研究进展中，建筑人类学这一分支仍在草创之中，或者说，人类学中的建筑研究还不足以形成一个真正严谨的分支。或许正是因为范式的尚未成熟，或者说，尚未固化，建筑研究与其他诸多议题之间的边界仍不明确，而这也为不同学科、方法、观点的交汇留下了空间。正如布克利（Victor Buchli）在其所著《建筑人类学》（An Anthropology of Architecture）中写道，“这些关于人类活动之物质呈现方式的人类学问题，对很多建构了社会科学分析并被普遍接受的分析类型提出了质疑（布克利，2018：13）”。在阅读建筑、感知建筑的眼光中，我们能够发现回答重大学术议题的可能性。

专题第一篇介绍了建筑人类学问题意识的缘起。专题第二到五篇展示了几位重要学者对建筑的解读和思考。他们所提的分析路径，对于今天的建筑研究依然有深切的理论意义。专题六到十篇意在展示，从建筑研究的视角入手，能为经典议题的讨论带来怎样的知识增益。最后以一篇访谈和对话作结。限于专题篇幅，许多卓有远见的文本未能穷尽。资历浅薄，学识有限，还请诸位读者不吝赐教，敬谢敬谢。

内容提要

在空间组织、人类住宅的形式以及社会生活与物质环境相互影响等问题上，建筑学和人类学一直存在共同的关注点。两门学科在各自领域都有新进展，这让探索发展两者的共同之处与协作关系更有意义。但是涉及交流、时间性和规范性等学科传统时，也要考虑到到有挑战性的差异。本文探讨了建筑人类学作为一门独特的分支领域的发展潜力和面临的挑战，概述了其在理论、方法论和应用上的潜在作用。重要的是两个学科都有一个夙愿，即以不同的方式来理解人群，做到比他们自己还了解自己。因此提出，建筑人类学不仅对乡土建筑研究有重要意义，而且还与大多数建筑师工作的当代城市环境紧密相关。

一、像你这样的人和房地产经纪人

几年前，笔者作为顾问参与了一个项目，客户是丹麦某市政局，项目要求结合建筑学和人类学的方法对当地情况进行分析。在启动会议上分配任务时，来自建筑办公室的代表说的一句话令我记忆犹新：“像你这样的人和房地产经纪人都知道人们想要什么……”在后续的合作中，尽管双方对各自学科的研究方法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尊重，但最初的那句评论无论多么言者无心，还是揭示岀了建筑学与人类学之间的一个主要障碍。不过，这个障碍却可能是进一步发展建筑人类学的核心所在。这里指的是人类学想要从内部理解人群的夙愿。

上文中的建筑师将这一夙愿归结为“了解人们的需求”，甚至是“满足人们的需求”，从而限制了建筑师的创作自由和专业技能的施展。然而，人类学并不仅仅是维护被研究者的需求，还要比被研究者更了解他们自己，或者说要换一种方式了解他们。笔者认为，正是这一点使人类学与建筑学相互可比，并密切相关。近年来，提姆·英戈尔德（Tim Ingold）、维克托·布克利（Victor Buchli）和阿尔贝纳·雅内娃（Albena Yaneva）等学者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促使人类学理论界对建筑学的兴趣高涨。为了鼓励建筑界也对人类学产生兴趣，并确立建筑人类学的交叉领域，就需要研究两门学科方法结合后的意义和影响。因此，本文将探讨建筑师和人类学家可以相互学习什么，并主张建筑人类学应走出乡土建筑研究的范围。

本文首先简要回顾了两门学科早期的交集，然后概述了历史上它们对乡土建筑的共同关注点，在此基础上再概括当前的发展情况。正是当前的发展使两门学科得以实现进一步的、更紧密的合作。自从与现代主义和普遍主义决裂以来，建筑学与人类学的关系变得尤为密切，这是因为如今越来越多的建筑师在异乡文化语境中工作。另一方面，当前人类学领域的发展也使该学科与建筑学走得更近了。这些人类学的发展包括对当代城市环境的兴趣变得日益浓厚，以及人类学方法在创新过程和批判分析中得到应用。笔者进而认为，未来建筑人类学最值得期待的贡献在于将人类学当前的物质性转向与建筑学的物质性方法相结合。最后，本文审视了这两门学科应对建筑人类学三大挑战——沟通、时间性和规范性——的不同处理方法，并通过各种实例仔细考虑在实践中可行的方法论。

二、从特立尼达棚屋到新乡土建筑

从维特鲁威（Vitruvius）到卢梭（Rousseau）和海德格尔（Heidegger），所谓的“原始”建筑形式激发了人们去思考人类社会的起源以及生而为人的意义。正如英国人类学家维克托·布克利（Victor Buchli）在详尽描述建筑人类学时说的那样，在这方面，人类学和建筑学从一开始就相互关联：

“在十九世纪的讨论中，建筑形式是最重要的一类分析对象，通过它可以思考过去和未来人类社会与人类居住的起源与理想的形式。其结果就是建筑在19世纪成为人类学中一类独特的分析对象，它形成了人类学学科的重要基础，并且以多样化的形式一直延续到今天。”

维克多·布奇利（Victor Buchli，又译维克托·布克利）是伦敦大学物质文化学院物质文化学教授。他致力于建筑学、家庭生活、近代考古学以及对材料和新技术的批判性理解。[图源：archive.ica.art]

人类学的历史充满了有关长屋的记述、村庄布局的草图和文化意义如何嵌入空间组织的分析。早期英美人类学研究的主要驱动力是想要记录各种迅速消失的文化团，而法国人类学主要关注的是建筑形式代表普遍的社会结构。法国社会学家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认为建筑形式是社会生活和再生产得以实现的关键。法国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提出了家屋社会的概念，强调家屋是社会关系的一种物化。这与马塞尔在其著作《论技术、技艺与文明》中论述的观点是一致的。法国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思想与前面的学者一脉相承。他在描述阿尔及利亚的卡贝尔人住宅（Kabyle house）时，分析指出其空间的划分反映了存在于男女之间、内外之间和昼夜之间的宇宙二分法，或者用他自己的话说是“颠倒的世界”。丹麦人类学家尼尔斯·福克（Niels Fock）同样发现，巴西维维人（Waiwai people）的大公屋是他们主要的宇宙哲学象征：“房子里镌刻着过去和未来、紧密和疏离这样显著的维度；房子对这些人的意义就好比书对我们的意义一样。”有意思的是，福克似乎并没意识到，在他自己生活的社会里，建筑物和他更熟悉的书籍承载的文化意义是一样多的。后来的民族志研究减少了对当地建筑形式的象征性解读，更多地关注如何通过窗户、墙壁或景观来影响社会关系或现象学意义上的“居家世界（at-home-in-the-world）”。总之，人类学研究已经将建筑形式当作洞察文化意义或社会实践的手段，而不研究建筑形式本身的目的。

另一方面，建筑师们也研究了世界各地的住宅和建筑。他们的研究目的略有不同，有的是为了寻找美学灵感，有的要搜集功能、构造或材料性能方面的知识，还有的则是想为建筑学奠定一般性的理论基础。根据美国建筑历史学家约瑟夫·里克沃特（Joseph Rykwert）的说法，每当建筑学需要创新时，对“原始棚屋”的关注就会显露出来。法国建筑理论家维欧勒·勒·杜克（Eugène Viollet-Le-Duc）和马克-安托万·洛吉耶（Marc Antoine Laugier）觉得原始棚屋可作为一种关键的分析类别，透过它来思考材料和建筑形式的真实性。德国建筑师戈特弗里德·森佩尔（Gottfried Semper）在发展关于建筑起源的理论时，也倾向于做出人类学方向的推测。然而，森佩尔显然是在写完《建筑四要素》后才偶遇到能验证他理论的民族志实例的——1851年在英国伦敦举办的第一届世博会上展岀的特立尼达棚屋（Trinidadian hut）。最近，加拿大建筑师特雷弗·马钱德（Trevor Marchand）和美国建筑师多萝西·佩尔泽（Dorothy Pelzer）分别在也门和东南亚进行了更为真实的民族志实地研究，调查了当地的建筑工艺和施工技术。丹麦建筑师约恩·伍重（Jørn Utzon）也值得一提，他在摩洛哥、中国和墨西哥旅行时找到了大量的灵感。尽管找这些灵感并不是为了发展岀一种建筑理论，但却促使伍重将日常知识和当地建材整合起来，于是诞生了像黄砖用在丹麦式建筑中这样的作品。玛雅建筑中更为恢宏的外观和宇宙元素也是伍重设计灵感的一个主要来源：玛雅人的神庙建于平台顶端，朝圣者拾级而上，俯瞰丛林，努力触及天空与神灵。在设计悉尼歌剧院等地标性建筑时，伍重借鉴了类似的平台手法。

传统典型的特立尼达棚屋。[图源：pinterest.com]

上述事例说明，人类学家和建筑师长期以来都对研究乡土建筑感兴趣，只是理由各不相同。早在1964年，建筑师伯纳德·鲁道夫斯基（Bernard Rudofsky）曾把乡土建筑称为“没有建筑师的建筑”。近来，随着新乡土建筑（New Vernacular Architecture）的发展普及，“没有建筑师的建筑”这一概念已有复兴之势。新乡土建筑强调从本土建筑传统和当地建筑材料中获得环境和文化效益。当然，该概念还含有批判意味，它批判了现代建筑中盛行的普遍主义和全球建筑业带来的同质性。大量的人类学研究表明，全球化虽然导致了文化的同质性，但同时也促使了当地人去寻求认同、变迁和原真性。建筑日益成为一种全球性商品，越来越多的建筑师正在完全陌生的文化语境里工作，因此，人类学的深刻见解对建筑学来说就更为重要了。对于在海外工作的建筑师来说，乡土建筑研究固然能帮助他们了解当地建筑传统和建筑材料，但更有用的可能还是从民族志角度分析一个特定社会群体的当代文化认同、空间组织和日常实践。不只有在上海和卡塔尔的“明星建筑师”项目才需要考虑不同文化的空间利用方法和不同类型的公私关系。那些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在设计日常住房、打造“归家”的城市景观时也都需要将这些不同纳入考虑之中，因为这些因素日益多元化。

三、“归家”的人类学与作为创新手段的人类学

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显然有助于建筑师了解究竟在为谁而建。人类学除了能帮助更好地理解文化的异质性外，还能给予更多的助益。如上文所述，虽然建筑学越来越“走向世界”，但人类学却可以说是已经“回归家园”。

尽管大多数人类学家仍然专注于研究遥远地方的“小”社会，但在过去几十年里，关于自己的社会的研究已经成为该学科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当代人类学研究越来越关注那些建筑师较为熟悉的环境：大城市、住宅区、办公楼或者像学校和医院这样的现代机构。尽管建筑学和人类学关注的焦点相当不同，但它们选择的研究地域和空间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同的，这一事实突显了它们的合作潜力。

此外，在过去几十年里，设计人类学不仅作为一个亚学科得以逐步发展，而且它作为一种应用手段已被证实可有效地运用于用户驱动设计上。这种应用模式始于英特尔（INTEL）和艾迪欧（IDEO）等美国创新公司。但如今，丹麦的龙头企业和公共部门也都会在开发产品和拓展服务时聘用人类学家去了解用户需求和研究人为因素。当然也有建筑公司与人类学家合作的案例，还有的建筑公司受到了民族志的启发后，自行研发了调查工具并利用其了解和影响用户。然而，这些类型的合作本可以再进一步发展的，却出乎意料地戛然而止了。这是因为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建筑环境中，这种环境通常比其他人造物保存得更长久，投入得也更多，还不容易移除。如果像伍重那样相信建筑主要关乎人类福祉，那么对建筑师来说，有关人类作为社会和文化存在的科学知识与光学、构造学知识一样有用。

让我们回到文章开头的那段轶事，讲的是一些建筑师不愿意在研究中借鉴人类学方法。尽管这在整个建筑学科内绝非普遍现象，但无论是在研究领域还是在实践过程中，建筑师和人类学家之间的合作仍属例外，不算是常规操作。我并不是说不能有不情愿的情绪，只是想说明这种不情愿是由一系列的误解造成的。这件涉及人类学家和房地产经纪人的轶事还说明，建筑师害怕必须“给人们想要的东西”。然而，即使是适用于用户驱动型创新的商业手段也非常重视满足所谓的“未意识到的需求”，以及尽量做到顺应用户自己也未必意识到的日常习惯。这些商业手段从一开始就受到人类学方法的启发。人类学的一个特点是比较人们所说的和他们实际所做的，从而分清理想和实践。主位（emic）和客位（etic）的区别应该值得在此说道一番，尽管这两个概念确实有点过时了。这两个术语出自20世纪60、70年代的语言人类学，标示了分析的两个层次：“主位模型是根据固有定义来解释某个文化群体的意识形态或行为模式。客位模型是基于这个文化群体外部的标准而建立的。”因此，客位（别与伦理学ethics那个词混淆）也可以被描述成人类学家在解释主位概念和感悟时发展出来的分析层次。用更接地气的话来说就是：要认真听人们的话，但不一定按字面意义理解！

此外，把设计人类学和建筑人类学区分开来应是有意义的。尽管在研究和实践中，设计领域都越来越多地运用人类学方法来接近终端用户，但这未必是建筑人类学的主要目标。尽管如上所述，人类学方法可能十分适用于用户研究和让用户参与到建筑环境塑造里面，但我仍然认为对建筑人类学有举足轻重影响的不止终端用户这一个因素。在塑造一个建筑或城市社区时，不仅要考虑当前的用户群体，还要考虑到未来的用户、邻居、路人，甚至社会（一个更大的社会物质环境）。因此，建筑人类学必须批判性地反思那些物化于建筑环境之中的社会关系和意义。建筑人类学潜在的作用，不仅在于提供了让用户参与到设计过程的工具，还在于能持续批判地分析不同参与者都是如何塑造建筑的，以及用民族志的方法研究建筑一旦建成并投入使用后的实际用途。

四、如何“访谈”一座房子

到目前为止，文章着重讨论了建筑学能从与人类学的紧密合作中受益的原因。人类学也肯定会从这种紧密合作关系中获益匪浅，只是理由不尽相同。在近几十年里，人类学界和整个社会科学界都重新关注了空间、场所、物质环境以及人与物是怎样互动和纠葛的。相关的理论发展被称之为“空间转向”“地势转向”“物质转向”“本体论转向”，甚至是“后人类转向”。在这些不同的转向背后蕴藏不同的理论视角，但共同点在于，它们都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现代主义关注了话语、语言和隐喻之后形成的，而且通常都被认为是对后现代主义的突破。早期的人类学家，如莫斯（Mauss）、列维-斯特劳斯（Lévi-Strauss）和布迪厄（Bourdieu），关注建筑代表社会结构这一方面，但是新的后结构主义方法却开始强调建筑形式的表现性和历时性，即强调建筑做（does）了什么，而不是它代表（represents）了什么。因此，物质转向要求人们重新聚焦于事物、手工艺品、住宅、建筑物、空间和景观，不只是关注它们被人类赋予的意义，还要留意到它们在以各式各样的形式积极参与人类的生活。丹麦人类学家克斯汀·海斯翠普（Kirsten Hastrup）如是说：

无论是北极还是热带，山麓还是雨林，托儿所还是实验室，现实空间都会在社群留下印记。它不只充当社会生活的背景，更是社会生活的积极组成部分。温暖的感觉、墙壁、风景和壁炉不是随意设置的，而是社交场景的一部分。特定的物质性促进了或限制了某些活动。

可能大多数当代人类学家都会赞同上述观点。然而矛盾的是，即使是在那些明确关注物质的民族志研究中，物质性也往往扮演配角。后现代语言学转向在更新的空间和物质研究中得以延续，不仅是以一种对立的形式存在，而且往往把场所、空间和物质文化当作文本来进行“阅读”。英国人类学家马丁·霍尔布拉德（Martin Holbraad）在他那篇发人深省的文章《东西会说话吗？》（Can the Thing Speak?）中提倡使用所谓后人类主义的方法，他建议我们应该开始更多地倾听事物本身。他写道：“事物确实会说话……但问题在于怎样能跳过现有的陈词滥调直达事物的心声。”他的论点耐人寻味，不可避免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人类学家究竟能利用哪些工具来倾听事物的诉说呢？在研究住宅、建筑和城市环境时，我们可能会仔细倾听人们对房屋和建筑环境的看法，可能会观察人们如何利用周围的环境并与之互动，但我们如何能知道房屋本身在做什么或说什么呢？我们知道怎么在房屋内外“访谈”这座房子吗？或者说知道怎么在房屋内外做田野调查吗？

对于人类学家来说，这些问题是相当有争议的。但我仍然认为，所有用民族志方法对建筑物“能做什么”进行分析的尝试都得从建筑物内外的社会生活着手。不过，民族志分析和人类学理论的空间和物质观点能从建筑世界汲取灵感，并从与建筑界的合作中受益。因为在建筑世界中，空间和物质的结合，更加完整而紧密。因此，人类学家可以从建筑师那里最先学到的，是如何更密切地关注社会生活的空间和物质环境。更确切地说，学会不把物质和空间仅看作是环境，而是社会的组成部分。从近期的人类学著作中可以看岀，人类学家对建筑学的关注逐渐显露出来了。他们通过从考古学和物质文化研究、行动者网络理论、或现象学习来的方法，将建筑空间和人类栖息地的研究理论化。一些人把这个领域的研究称为有关建筑的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architecture），而另一些人则建议通过使用建筑人类学（architectural anthropology）或者说“依靠建筑学的人类学（anthropology-by-means-of-architecture）”等概念进行更紧密的跨学科整合。前者把自己限定在人类学这一边，把建筑或建筑环境视作经验对象，后者则试图超越学科边界，发展出一种不属于建筑学的人类学，而是与建筑学并列的人类学。然而，人类学的重要作用就此可能被低估了。因为这样的话，关注点不是建筑环境中嵌入的权力关系，而聚焦于建造和居住的创意过程。这可能也与田野点的选择有关，因为主流的人类学家通常更专注于棚屋和手斧的制作，而不是公司总部。但是，各种关注建筑的人类学方法总是实证地偏好乡土建筑、自建结构和其他“没有建筑师的建筑”类型。民族志方法与当代建筑设计的环境可以更进一步地相结合。

当代人类学对建筑的思考似乎主要是推动理论发展。相反的，目前转向人类学的建筑师似乎更感兴趣的是民族志方法，而不是人类学分析。设计研究正在经历所谓的“民族志转向”。目前建筑学研究（至少是在丹麦）也渐渐对田野调查、定性访谈和日常用品分析等民族志方法兴趣高涨。民族志方法论的应用显然是个良好的开端，它可以与许多其他方法论搭配运用。如果只采用民族志研究方法，忽略人类学的分析和理论层面（上文提到的与主位对立的客位），那么就有可能陷入一个困境，即只按字面意义理解人们说的话，而不认真地分析。因此，建筑师能从人类学家那里学到的一个关键点是，通过探索和自我反思的方法，再结合收集数据的方法和批判性分析数据的理论方法，来理解当地的社会语境。

五、建筑人类学的三大挑战

如上所述，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去进一步拓展建筑人类学的交叉领域，但是仍需关注不同的研究方法结合甚至是合并后可能带来的影响。当然，两门学科之间也存在一系列障碍，或者说至少存在重大差异，这可能会给双方的合作或跨领域带来挑战。第一个（或许也是最明显的）区别是人类学家和建筑师之间的交流方式非常不一样。只需看看人类学和建筑学期刊，即可观察到在这两门学科中图片、图表和其他图形材料的用法有多不一样。尽管这一差异在研究上表现得不明显，因为两个学科都依赖于文本，但是同人类学相比，在建筑研究中所有通过图片、图表、透视图和其他图形元素来完成的表达都更加发达和完整。影视人类学有密切联系民族志电影和展览的悠久传统，而这一分支领域最近的发展也很瞩目，它主张图像不仅是一种表现手段，而且本身也是一种方法论工具。影视人类学所固有的伦理和美学可能还是不同于建筑学中的视觉性。这些差异本身可能值得进一步探讨，也可能显示出创造力和科学潜力。不过，这些差异可能会阻碍两个学科的代表互相靠近，甚至无暇留意彼此的研究近况。

第二个（或许是更具挑战性的）障碍可以称之为时间性的差异，即人类学家往往在现在时态下工作，而建筑师则着眼于未来。我希望读者能接受这个笼统的概括。建筑领域固然涉及了过去、现在和未来，就像人类学家也调查史料、研究人们对未来的愿景。大多数建筑师可能都会承认建筑学存在的理由是通过添加东西来改变世界。诚然，这种说法主要适用于从业者，但即使是建筑研究也倾向于先介入，再观察介入后的结果。人类学家却都是在尝试做推断之前先描绘出世界本来的样子。设计人类学试图通过“可能的民族志（Ethnographies of the Possible）”和“依靠设计的人类学（Anthropology-by-means-of-design）”等概念来克服时间性的差异。但重要的是，不要把人类学家的这种不愿介入与前文中客观研究者的理想混淆了。这门学科很早以前就认识到，描述文化绝不仅仅是简单呈现客观世界，更要有主观的、创造性的解释。要既能体现出被研究者，也能体现出做研究的民族志工作者。因此，一些人类学家致力于宣传，明确地利用研究让被研究人群发声，提高对这个群体的关注度。另一些人类学家则进行所谓的行动研究，政治和实践介入也是该研究的一部分。然而，大多数人类学家仍然喜欢描述和学习一个特定的社会环境，而不是介入它，至少是介入前就描述和学习。当然，研究一个地方及其居民本就可以被看作是一种介入。用海斯翠普等人的话说，人类学的描述也为世界增添了一种新的理解。人类学对当下的透彻分析会助推建筑学对未来的期待。

第三个（与时间性差异密切相关的）区别是规范性差异。建筑师通常不惧谈论质量以及事物的好坏，他们善于以“第一人称视角”做出判断。相反，在文化相对主义的范式中培养出来的人类学家往往会质疑这样的判断和价值标准：谁来评判质量？好在哪里？在美学中，什么样的力量在起作用？……虽然很久以前人类学就舍弃了客观性这一理想标准，但它仍然被认为是一种民族志美德，即把个人的、政治的和美学的价值留在家里，以开放的心态进入田野，以便能够质疑和探究那些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真理。从这个角度来看，建筑领域里的质量概念似乎有点问题，甚至是有点精英主义的意味。一些现代建筑环境方面的人类学研究也因此暗戳戳地对建筑师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人类学家站在这一批判立场与他们中的大多数喜欢把自己视为被研究者的朋友这一事实也有关系，这可能会使大家对人类学家产生偏见，认为他们仅仅维护了“人们的需求”。然而，要理解“当地人的朋友（the native's friend）”这一定位就必须了解人类学的历史。传统上，人类学主要关注的是像原住民和少数民族这样的次属、受压制的群体，他们的声音往往被忽视，他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可能与社会中流行的那些都不一样。即使是在“归家的”当代人类学研究中，有时也倾向于采用“弱者视角”（the underdog perspective）。不过，自20世纪70年代引入了关注更富裕和更权势群体的“向上研究（studying up）”这一概念以来，人类学家开始不仅去批判所研究人群周围的价值观和习惯，也去质疑其内部的价值观和习惯。

这种批判对人类学和建筑学的关系来说尤其重要，因为建筑师也看到了挑战和超越普遍规范和价值观的好处。人类学的夙愿是读懂语言背后的意思，以便更了解人们所做的事情。而建筑师的夙愿是想提供给屋主真正需要的，而不是单纯满足屋主自己说出来的需求。为什么这两个夙愿会彼此相关呢？简而言之，建筑学和人类学都足够谦虚，去真正地努力理解人们，去努力为他们所生活的社会做出贡献。但这两门学科也很自大，认为能做到比人们更了解他们自己。因此，这共同的诉求是进一步发展建筑人类学的核心。“知道得更多”并不是自大，而是所有人类学和建筑学研究中固有的创造性贡献。不管是以书的形式出现，还是以建筑物的形式出现，目标都必须是为各种不同的社会添砖加瓦。在这里，建筑人类学可以通过将书中固有的知识与建筑中固有的知识相结合来完善这种添加。上述三种差异可能是障碍，但也可能具备创造潜力。接下来，笔者将讨论在实践中如何进行方法论层面的建筑人类学研究。

六、建筑学和人类学之间的田野调查？

建筑人类学的一种方法论就是我们所说的关于建筑的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architecture），即用人类学的方法和理论来审视建筑师和建筑的世界。比如，对像斯内赫塔建筑事务所（Snøhetta）或大都会建筑事务所（OMA）这样的建筑公司进行民族志深度研究时，民族志学者在一间办公室里进行了长期的田野调查，运用的调查方法有定性访谈以及参与式观察工作人员的日常生活。调查重点可以是建筑师工作中的创作过程和矛盾冲突，也可以是行动者网络如何交互和协作，还可以是计划、图纸、模型、物质性和技术如何参与构建建筑环境。其他民族志学者关注的不是一个特定的办公室。他们在更广泛的规划师和建筑师群体中做田野调查，以分析他们如何回应并纳入社会可持续性等具体议题，以及分析在当下设计新街区的过程中如何重新诠释家、家庭、社区、住宅等术语。

大都会建筑事务所简称为OMA，于1975年由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ss)、埃利亚·增西利斯（Elia Zenghelis）、Madelon Vriesendorp 和 Zoe Zenghelis在伦敦创立。目前总部位于荷兰鹿特丹，在美国纽约有分所，是一家专门从事当代建筑设计、都市规划与文化分析的公司。[图源：baike.baidu.com]

另一种方法，即笔者在一些自己关于建筑的民族志研究中用到的，是通过回顾性地跟进具体建设项目来限定研究范围。这些建设项目包括从图纸、到实体化、再到入住的完整过程，且涵盖建造者和居住者两方面的报道人。同样地，吉萨·韦斯茨卡尔尼（Gisa Weszkalny）通过在公共城市规划办公室、一家建筑公司和当地市民中进行实地调查，已经着手研究柏林亚历山大广场的重建项目。这样的项目能以用后评价的形式给建筑师和规划师提供具体的反馈，并能就一些问题提供更广泛的批判性见解。这些问题包括：建筑物是怎样建造出来的？建筑物一旦建成并投入使用后，它创造了什么价值呢？如上所述，人类学有一种固有的倾向，即质疑既定的规范和权力结构。因此，人类学研究与其去评估建筑物或公共空间是否符合最初的建造愿景，倒不如说往往采取探究性的方法，把这些愿景看作被研究的社会的一部分。所提供的见解也可以涉及更大的主题，如场所营造含有的政治因素、设计和居住地之间的关系，或在人类世时期建筑是怎样成形的。在人类世时期，市场力等同于自然力，住宅既是一种庇护形式，也是一种金融工具。

尽管上述项目不同程度上以不同的方式受到来自建筑世界方法论的启发，但仍然可以被视为关于建筑的人类学研究。将人类学和建筑学的方法论结合起来的研究项目则更具有跨学科性。在这些项目中，定性访谈、步行访谈和用户实地调查等人类学方法与图像配准和建筑制图等建筑学方法一起搭配使用。例如，丹麦建筑师吉特·马林（Gitte Marling）利用她称之为“歌之版图（songlines）”的方法，将资料提供者的叙述、陈述、路线和分布图组合起来，记录下“不同文化背景、年龄和性别的人，怎样进行生活实践的，怎样通过行动塑造场所及赋予其意义的。”网这种方法的特点是深入聚焦有限的人群，通过城市景观体验绘制出他们的个人空间轨迹，并不把他们作为一个社会团体或社区来对待。此外，根据路线、图片和陈述绘制的个人行为轨迹图不仅是一种方法论工具，还是交流研究结论的手段。其他研究者也尝试运用拼贴、图解和制图等视觉技术，或对研究场所进行富有诗意的描述，来实验性地展现居住场所和人们的空间体验。然而，只有少数几个学者明确提到人类学是其研究方法的灵感来源。

瑞士建筑师萨沙·罗斯勒（Sascha Roesler）提出了一种明确的民族志方法，他建议把可视化、涉身化和翻译作为三种不同的建筑民族志表现形式。他分别通过多萝西·佩尔泽（Dorothy Pelzer）的东南亚住宅照片、特雷弗·马钱德（Trevor Marchand）在也门建筑工地的参与式观察以及哈桑·法赛（Hassan Fathy）应用于埃及本土建筑的创新手段来阐释这三种表现模式。罗斯勒提出用这种建筑民族志研究来替代图形映射法。受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和与之志同道合的建筑师们的影响，图形映射法（graphic mappings）成为了近几十年主导实证研究的建筑学方法。按照罗斯勒的说法，建筑民族志研究的研究对象和方法来源于建筑学……但是与映射法相反，它不是立足于“城市”而是立足于“建设”。我同意罗斯勒的观点，用建筑民族志研究替代目前视觉映射（visual mapping）的做法应该是有好处的，后者降低了复杂性。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个方法仅限于应用在建设中而不同样地应用到城市里。建筑民族志不仅适用于研究也门本土的建筑技术，对于研究曼哈顿市中心的城市空间也同样重要。

关键要看建筑研究方法中融入了什么样的科学理论。罗斯勒说图形映射法更更依靠定量社会学，但是却很少遵循定量社会学方法论的严谨性。虽然我上面列出的方法都受到了解释学或现象学理论立场的影响，但其他用于处理建筑空间日常利用问题的建筑方法往往使用实证主义的词汇并站在其科学立场上。例如，丹麦建筑师扬·盖尔（Jan Gehl）的方法就偏向实证主义，他通过统计公共空间中行人的数量来记录城市生活。虽然关于城市空间的人类学研究可能也用这样的统计方法，但盖尔的方法与大多数当代人类学的方法不同。原因在于他的方法没有人们的个人经验和社会互动，也没有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互动。在盖尔的观察法中，理想的研究者位置是像墙上的苍蝇那样中立的位置。而民族志的参与式观察法则完全要求与被研究者互动并向他们学习。两种方法的观察焦点也不同。盖尔的方法主要关注人类行为的量化，侧重于个体之间的相似性，即都是常见的普通人。而民族志学者则密切关注群体之间的定性差异以及“说过”和“做过”之间的差异。

没有什么可以阻挡这些观察方法的结合，但是需要仔细考虑并明确采用的方法中所固有的科学立场。阿兰·塞尔旺卡（Allaine Cerwonka）强调方法与理论是紧密相连的。她并不是一位人类学家，但是却以人类学的方式工作。因此，使研究具备人类学属性的，不仅是收集数据的方法论工具，而且是分析数据的方式。用塞尔旺卡的话说：

民族志的解释学……通过理论概念解读社会实践，而不是简单地将实践简化为理论的“例证”……这种分析性的见解必然产生于解释学的过程。这个过程不断且自觉地在理论与实证的民族志的细节之间往复移动。

七、结论

本文概述了建筑人类学这一新兴领域里的主要问题，探讨了建筑学与人类学相互结合、相互借鉴的途径。论述得还不够详尽，而且，鉴于笔者的学术背景，论述时自然更偏向人类学的视角，站在建筑学的角度考虑得相对较少。然而，本文的目的并不是要平衡学科差异，而是要探索出两者能互相启迪的缘由，并研究人类学和建筑学的方法相结合后的意义。故而先列举了几个历史事例来阐述两门学科是怎样相互靠拢的，说明两门学科都长期关注着建筑形式、空间组织和乡土建筑方面的问题。继而主张正是两个学科当前的发展，让探索两个领域共同关注的问题和在新的方向上建立合作变得更有意义。建筑学这边已经与现代主义和普遍主义决裂了，并且在异乡文化背景下工作的建筑师日益增多。因此，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值得去探寻理解用户和当地语境的方法。人类学这边趋向于“回归故园”。人类学的方法目前应用于用户驱动的创新，也可能沿用同样的思路来助力建筑学。同样重要和更具理论意义的是，人类学物质转向的代表们必定能从建筑师对待空间、物质性和建筑环境时更加谨慎的处理方法中有所收获。因此，建筑人类学的潜在作用将不仅对乡土建筑有重要意义，而且也与大多数建筑师工作的当代城市环境息息相关。

尽管有充分的理由来加强两个学科间的合作，本文还是指向了横亘在其中的各种障碍或有挑战性的差异。两门学科有着截然不同的交流方式，尤其是在运用图像和其他视觉元素的时候。工作的时间性往往不同，建筑师在“期盼”将来，人类学家则专注于正在进行的生活。最后，或许也是最重要的，在规范性上两者有着重要的差异。建筑屈学着培养自身坚定的质量观并对此深信不疑，而人类学家恰恰相反，他们重视质疑和怀疑既定的事物。

如果有意识地并予以相互尊重地对待这些学科差异的话，差异可能会从障碍转变成发展建筑学和人类学的富有成效的新途径。在很多实践和学术环境中，跨学科已经成为现实，所以我们不妨也乘此东风。如上所述，建筑学和人类学有一个共同的意愿，即试图做到比某群体更了解他们自己，至少是要换一种方式去了解他们。因此，建筑人类学的一个重要潜力在于提供关于群体的透彻认识，让其在实践中“发挥作用”，服务于人群生活的地方和空间。

*本文原载于《建筑创作》2020年第2期。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注释及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阅读原文。

**封面图为布克利著《建筑人类学》书封。[图源：amazon.com]

〇编辑：新月〇排版：时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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