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尔根 | 美洲土著的房屋和家庭生活

Morgan 社會學會社

刘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1818年11月21日-1881年12月17日），美国知名的人类学家和社会理论家的先驱人物。著有《易洛魁联盟》《古代社会》《人类家庭的亲属制度》等。[图源：Wikipedia]

过共产主义的生活起始于家庭的需要。在野蛮阶段晚期之前，家庭这种组织过于薄弱，不足以单独从事生活斗争。在蒙昧阶段和野蛮阶段初期及中期，家庭形态已经进入对偶婚制，对偶家庭是从以前的低级婚姻形态演变来的。在氏族制度盛行的地方，几个有亲属关系的家庭照例联合成为一个家户。家户有公共贮存的食物，他们的食物是靠捕鱼、狩猎和种植玉蜀黍及其他植物得来的。他们建造大到足以容纳若干家庭的群居大房屋，所以美洲在土著时期，各地出现的不是一个家庭单独住一所房屋，而照例是一个大家户住一所房屋。只有大家户才实行食物共有；好客的习俗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生活资料的最终平衡。过共产主义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是印第安部落生活状况的必然结果。它是印第安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井决定了他们的房屋的特征。这种情况实际上就是为获取食物而把力量联合起来，因为食物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和主要的方面。为个人而积累的愿望这时还没有在印第安人思想中发展到明显的程度。将各个大陆的野蛮人部落状况作一比较，就能清楚地看出共产主义在他们之中广泛流行，当文明社会最终在先进部落中出现时，古代实行共产主义所产生的影响还没有在他们之中完全消失。古代人共用的食物贮存箱和后来希腊人的共同进餐，看来都是更为远古的共产主义生活的遗风。这种共产主义生活的实施虽然从未被人们视为一个特殊问题而加以调查研究，但是它的存在却为许多众所周知的印第安部落的习俗所表明，更为人们对印第安人房屋布局的考察所证实。

图为后期易洛魁族的长屋，可容纳数百人。易洛魁人自称「Haudenosaunee」，联盟的创立者（The Great Peacemaker）在联盟建立时决定使用这一名称，旨在希望易洛魁民族的人们能够像生活在同一间长屋中一样和谐共处。[图源：Wikipedia]

我们首先根据易洛魁人的习俗来作阐述。易洛魁人在村落中建造的房屋用木杆作框架，上面覆以树皮。房屋长约三十、五十、八十或一百英尺，有一条过道穿过房屋中间；过道两端各有一道门，房屋内部每隔大约七英尺就用墙隔开。这样分隔而成的每一隔间（房间）和过道之间没有遮拦。这样的房屋可容纳五个、十个或二十个家庭，根据隔间的多少而有所不同，通常每个家庭分到一个隔间，每个家户按亲属原则组成。已婚妇女一般都是属于同一个氏族或克兰的嫡亲姐妹或旁系姐妹，她们的氏族标志或图腾往往绘制在房屋上，而她们的丈夫和她们的儿子的妻子则分属于另几个氏族。孩子属于母亲的氏族，丈夫和妻子分别属于不同的氏族。但每个家户的大多数人都属于同一个氏族，即属于他们母亲的氏族。儿子通常把妻子带回家来，女儿的丈夫有时也被允许住进女方的房屋。所以每个家户都是由不同氏族的人混合组成的；但这种情况井不妨碍房屋所属的某个氏族在家户的人数上占优势。根据格林巴格先生于1677年对塞内卡部的梯俄托哈顿村的描述，在这个拥有一百二十所房屋的村庄中，每个氏族各有几所这样的房屋。这是欧洲人发现美洲的时代美洲各地印第安人生活的一般情况。家户的任何一个成员无论从狩猎或捕鱼，或种植上获得什么东西，都是共有的。在房屋之内，人们吃的是共有的食品。每栋房屋有若干火塘，一般是每四间房共一火塘，火塘在过道的中间，没有烟囱。每个家户受一个女家长管辖，她管理家户的经济。人们在这几个火塘上把每天只做一餐的饭做好以后，就把女家长找来，她的责任是根据各个家庭的需要把食物从锅里取出来分给他们。剩下的食物在女家长不需要使用之前由另一人保管。易洛魁人直到公元1700年还住在上述这类房屋里，在个别情况下直到1800年还是这样。三十年前一位年长的塞内卡族妇女告诉作者，当她还是个姑娘的时候，她就住在一所群居大房屋里（他们称那种房屋为“长屋”），屋里住着八个家庭，有两个火塘，她的母亲和祖母都作过女家长，管理一个大家户。古代易洛魁人的生活方式现已完全成为过去，关于它的记忆几乎已消逝了，因此这一简略的叙述是很有启发性的。它表明易洛魁人的家庭经济井不是没有条理的，它表明早在野蛮社会中，妇女就为料理粮食和改进生活境况而负责照料和管理。关于这种房屋及其建造的知识，在塞内卡人中即使现在还没有失传。数年前，塞内卡部的一位酋长威廉·帕克先生曾为笔者做了一个长屋的模型，详细地表明了长屋的外部和内部的构造。

已故的神学博士艾休尔·赖特牧师曾在塞内卡部传教多年，熟悉他们的语言和习俗。他于1873年给笔者的信中谈过有关这种大房屋内的家户，他写道：“他们住在旧式长屋时的家庭体系，可能是以某个克兰为主，妇女从别的克兰那里把丈夫招进来，有时她们的某个儿子把年轻的妻子带进屋来，一直住到自己感到勇气已足可以离开他们的母亲为止，但这种情况不多见。通常是女性管理房屋，她们对此无疑怀有很深的氏族成见。食物是共有的，但如果某个丈夫或情人不中用，连他自己应提供的那一份口粮也提供不了，那就活该倒霉了。无论他有多少孩子，无论他在这屋里有些什么财产，他都随时可以被命令卷起他的毛毡和羔皮，在得到这种命令后，他要想不服从是没有好处的；她会用种种方法使他在屋里住不下去；除非某个姨母或外祖母出面调停给他解围，否则他必须回到他自己的氏族中去，或去与另一氏族的人结婚。这里的妇女和别处一样，在氏族中享有很大的权力。在情况需要时，她们会毫不犹疑地从酋长的头上‘敲去角’（表示撤去首领地位的专门说法）并使他回到战士的行列中去。人们对酋长的提名也往往要根据她们的意见。”

在这里清楚地谈到的易洛魁人的母权和女权政治，并没有夸大。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母亲和她们的子女同属一个氏族，房屋也归他们所有。那是氏族的房屋。当父亲或母亲亡故时，不能收回他们所住的房间，而要留给他们的亲属。母亲的地位对她在家户中的权力显然是有利的，并有利于加强母系纽带。我们从这种状况中可以看到古代人类的生活状态，它在亚洲、欧洲、非洲、美洲和澳洲的部落中流行很广。直到希腊人开始有文明社会，氏族社会为政治社会所取代以后，这种古老的社会秩序所产生的影响才被推翻。它留下了以往曾经存在过的深深的痕迹，至少在希腊部落中是这样。

在易洛魁人中，那些组成家户并在园圃上种植的人，把收获物集中起来并贮藏在住屋中作为共有的贮存。在某种程度上还存在个人和家庭对这些产品的所有权。例如他们剥开玉蜀黍的外皮后，用外皮把玉蜀黍捆成一束，再把这一束束的玉蜀黎挂在各间房里，但是如果有一家吃完了存粮，其他各家只要有余粮，就要供应这一家的需要。每个狩猎队和捕鱼队都要从捕获物中取出公共贮存，他们回来后就把余下的猎获物在每个家户中的几个家庭之间平分，为在冬天使用，便将这些食物加工处理以后保藏起来。村庄不把他们的粮食作为公共贮存粮，因此他们可以随意消费粮食。只有家户才有公共的粮食。好客的习俗缓和了贫困的状况。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谈论易洛魁人的古代风俗习惯，如果人们在易洛魁人中发现了任何明确的和确实无疑的习俗，那么我们可以认为同样的习俗也可能存在于处在同样状态的其他部落之中，因为他们的需要是一样的。

图为美国弗吉尼亚州Werowocomoco一间长屋中的波哈坦人（Powhatan），出自1612年约翰·史密斯地图中的细节。[图源：tw.wikituscany.com]

约翰·史密斯上尉在《弗吉尼亚史》中描述了波哈坦印第安人的一部分房屋；他们的房屋看来和易洛魁人的房屋很相似。我们已从这本书中摘引了一段对罗阿诺克岛上一所有五间房的房屋的描述。他在叙述1606-1608年詹姆斯河旁的房屋时说道：“他们的房屋建造得跟我们的棚架一样，是把小的嫩枝弄弯曲了结扎在一起，上面严密地覆盖着席子或树皮，外观很漂亮，所以无论刮风下雨，或其他坏天气，房屋里都暖和得跟生了炉子似的，但却烟雾迷漫；不过在火塘的正上方屋顶上有一个出烟的洞。他们在火旁躺在铺着席子的小片芦苇篱笆上，篱笆由木架支撑着，离地有一英尺多高。他们在房屋里一个挨一个，随意躺在篱笆上。有些人盖着席片，有些盖着兽皮，还有些人赤身裸体地躺在地上，一所房屋睡六至二十人……有些地方，这样的房屋少则二所多则五十所聚集在一起，或有小树林把它们稍为隔开。这段叙述中的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是房屋里的人数，它表明一个家户是由几个家庭组成的。他们过共产主义的生活，是可以推测出来的。他在该书另一个地方提到“按这种方式建造的房屋，有的三十码长，有的四十码长”；他在提到波哈坦印第安人的一所房屋时说：“这所房屋有五六十码长”；还有，在帕蒙基，“长屋里有一个大火塘，火的两侧各铺有一领席子；他们让他坐在一侧的席子上”。我们在这本书中可见到弗吉尼亚印第安人在被发现的时代也有长屋，他们的长屋和易洛魁人的很相似，也有证据表明有大家户存在。在土著时期，各个印第安人家户无论是大或是小，都靠公共贮备的食物生活，这完全可以视为一个规律。

凯莱布·斯旺先生于1790年访问佐治亚的克里克印第安人时，发现他们住在一些简陋的小屋里，不过小屋是群集的，每一群房屋住着一个氏族（即克兰）的一部分人。他说：“他们最小的村镇有十至四十所房屋，最大的村镇有五十至两百所房屋。房屋相当紧凑，分四、五、六、七、八所聚集在一起。……每一群房屋容纳一个克兰或一个家族，他们吃和住都是共同的。”作者在这里把按亲属原则连结在一起的几个家庭住在一群房屋里并过着共产主义生活的情况，叙述得很清楚。

詹姆斯·阿德尔对美国南部印第安人一般情况的记述还要早一些。我在上文引用过他的一段记述，他在那段叙述中写道：

“我极为满意地观察到他们中间盛行粮食共享的风气。……虽然他们没有不分彼此的公共贮备的食物，但其结果是完全一样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家庭或部落，所以当一个人说到他本部落的任何人或住所时，总是这样说：‘他是我房屋里的人’，或‘那是我的房屋’。”

奇怪的是这位辛勤的调查者却没有看出所有这些部落都是按氏族或胞族组成的，而这在目前却是人所周知的事实。他如果知道了这个事实，就会对他们的风俗习惯观察得更为确切了。他在另一处又说：

“以前按印第安人的规定每个村镇都必须作为一个单元，居民在一起工作，虽然他们的田地有专门标记划分开，他们的庄稼分开收获，但他们在播种或种植时总是在一起劳动。切罗基人和穆斯科基人（克里克人）还遵守着这种古老的习俗，对于这样懒惰的民族来说这是很有必要的。”

他们象易洛魁人那样种三种玉蜀黍，即“早玉米”、“做粥的玉米”、“做面包的玉米”，还有豆类、西葫芦、南瓜和烟草。栗子（一种很象土豆却是在沼泽地上采集的茎状根块）、草莓、鱼和猎物，也都是他们的食物。他们和易洛魁人一样，也用玉蜀黍粉作不发酵的面包，面包是在陶器中煮成的，样子象饼，有六英寸宽和一英寸厚。

平原上的部落几乎专以动物的肉为生，他们的狩猎习俗表明，他们对食物也同样实行共产原则。黑足氏在猎取野牛时，男人、女人和小孩结成一大队人，这一队队的人骑着马追逐牛群。在这种积极的狩猎开始后，猎人总是把死的猎物留在追逐的路上，以便后面跟上来的第一批人占有它。这种分配的方法一直使用到所有的人都得到供应为止。除了混血的克里人外，所有在平原上狩猎的印第安部落都遵循这种使捕获物成为公共贮存品的习俗。实行这种习俗起初是想使得到的生活资料均等。他们把牛肉切成条，或是晒干，或是在火上用烟熏干。有些部落把猎物的一部分肉做成干肉饼，那是从牛皮下取出脂油，溶化后，和上干的碎肉做成的。

哥伦比亚河的鱼储量居世界河流之冠，在捕鱼的季节里，部落的全体成员都在一起宿营，并以所捕获的鱼作为公共贮蓄。他们每天按妇女的人数分鱼，每个妇女分得一份数量均等的鱼。例如在库特奈瀑布，他们用鱼叉捕鱼，或把大篮子沉放在瀑布下面的水中。当春讯来临的时候，每条鲑鱼有六磅至四十磅重，这时鲑鱼的捕获量最大，一天捕三千条并不稀奇。俄勒冈的传教士，巳故的德斯梅特神父于1862年曾对笔者说他曾和库特奈人在瀑布旁度过几天，他作为队里的一员也分到一份，这份鱼晒干以后用了三十匹骡子才驮走。他们将鱼剖膛，放血，放在架子上晒干，然后将鱼装进篮子里运回村庄。按照他们的风俗，捕获的鱼由大家分，每个家户得到自己的一份。

图为神父德斯梅特（Pierre-Jean De Smet，1801–1873），曾在美国中西部和西北部以及加拿大西部（主要是19世纪中叶）的美洲原住民中广泛传教。[图源：Wikipedia]

他们的共产主义生活和家户的大小有关，家户的人数从十至四十人不等。“索库尔克人的房屋是用蒲草编的大席子搭成的，一般呈方形或长方形，长约十五至六十英尺；屋顶上铺着席子，但沿着房屋的整个长边留下十二至十五英寸的间隙不铺席子，那是为了让光线进人屋内和使屋内的烟从这里出去，屋顶近于平坦，……房屋没有隔成单间，火塘在大房间的中央，就在屋顶的洞的下方。……他（克拉克上尉）在走进其中的一所房屋时，看到屋里有许多男人、女人和小孩，他们立即拿来一张垫席请他坐下，其中的一个人就开始为他准备食物。”又说：“他在五所彼此靠得很近的房屋前面下马，但是没有一个人走出来，用席子作的门关闭着。他手里拿着烟斗走向一道门，推开席子走进房屋，他在那里看到三十二个人，大部分是男人和妇女，也有几个孩子，都是很惊恐的样子。”“这个村庄和上述村庄同属一个民族，两个村庄的人同说一种语言，他们的房屋在形式和材料上都一样，可容纳三十人左右。”刘易斯和克拉克在说到某种人的人数时往往陈述房屋的数目和居民的人数，例如：

“基拉穆克人，有房屋五十所，居民一千人。”

“奇尔特人，……估计有七百人和三十八所房屋。”

“克拉莫伊托米什人，有十二所房屋和二百六十人。”

“波托阿希人，有十所房屋和二百人。”

“派尔斯克人，有十所房屋和二百人。”

“奎纳尔特人，有六十所房屋和一千人。”

他们在概括地介绍“哥伦比亚平原”各部落的风俗习惯时，作了如下的陈述：“他们的大房屋一般住几个家庭，每个家庭有父母、儿子、媳妇和孙儿女，他们的食物是共有的，他们很和睦，几乎没有争吵。虽然按习俗他们可以实行多妻制，但是很少有人娶妻在一个以上的，妻子结婚后立即被带进丈夫的家庭，她在这里要一直住到因人数逐渐增多而不得不另觅一所房屋为止。在这种情况下，老人不被认为是一家之长，因为积极的责任和义务总是由几个较年轻的人来承担。家庭逐渐扩大为群队，或为部落，或为民族，父权由每个社区的首领来体现。但首领的职位不是世袭的。”

由此可见，和在别处一样，哥伦比亚诸部落也过共产主义生活，不过局限在由几个家庭组成的大家户里。

一位作者在《竖琴师杂志》中提到阿留申人时说：“这个民族最初被人发现时，住在大而肮脏的房屋里，房屋的一部分陷人地下，……入口是在屋顶上面或屋顶中央开一个洞，通过一个简陋的梯子进出。从它们的遗址可看出，这些古老的房屋有几所非常大，长约三十码至八十码，宽约二十码至四十码。……原始的阿留申人在这些房屋里五十人或成百人地住在一起，既为了互相保护也为了取暖。”

当时这些部落是否按氏族和胞族组织起来，至今尚无人得知。在威尔克斯探险队的时期（1838-1842年），他们还没有氏族组织；现在也没有；但西北海岸的部落和一般的印第安人部落都有氏族组织。在此处描述的家户结构，很象公元1700年以前的易洛魁人的家户。

有一本书指出，曼丹人的村庄在卡特林访间期间（1832年）有房屋约五十所，居民约一千五百人。卡特林说：“这些房屋大到可以住二十至四十人——一个家庭及其全部亲戚。……这些住宅的居民人数是很多的，可见房屋必须很宽大才行，床铺的数目也相当可观。通常见到的情况是，这些住宅内部直径为五十英尺（这是个巨大的房间），挂有幕帘的床铺沿着房间的周围排成一溜，大约有十几张床，床与床相隔四五英尺，间隔的地方有一根大柱子，柱子牢固地树立在地上，有六七英尺高，上面有大木钉或木栓，其上挂着或堆着各个主人的武器或盔甲，形状怪异，令人吃惊。”从印第安人的习俗来看，他们的家户是很大的。若把居民人数除以房屋数目，平均约三十人住一所房屋。从上面摘引的几段卡特林的叙述来看，曼丹人的家户显然过共产主义生活，并和易洛魁人一样，是由几个有亲属关系的家庭按氏族亲属原则组成的。卡特林在另一处说，曼丹人有公共贮蓄的食物即公共的谷仓，以此作为在缺粮时期对全社区的救济粮。

图为身穿民族服饰的曼丹人。北美大平原印第安民族，操苏语，居住在密苏里河沿岸半永久性村落里，其范围在哈特(Heart)河及小密苏里河之间。曼丹人在语言上与温内巴戈人(Winnebago)相近，有一种传说认为他们一度住在更东面的地区。曼丹文化是平原文化中最丰富的文化之一。[图源：nativeheritageproject.com]

卡弗在提到达科他部落和威斯康星部落的一般风俗习惯时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他们乐于跟本部落的任何人分享他们最后的一点食物，如果别族的人正好在他们吃饭的时候来到，他们也乐于这样做。尽管他们没有公共贮存的食物，可是共享食物的风气在他们中间也非常盛行，而且他们天性慷慨，所以会慷慨地与人分享食物。”这位作者似乎是要说明，共享食物的风气存在于家户，好客的习俗使这种风气延伸到部落。他在另一处叙述索克人的大村庄时说：“这是我所见到的最大的印第安人村镇。镇里约有九十所房屋，每所房屋都大得足以容纳几个家庭。”在第二章中（第49页）已经提到，黑凯韦尔德注意到了特拉华人和猛西人的好客风气，也就是有共产主义原则的存在。他又说：“在印第安人的房屋或家庭中，每一样东西都有其主人。每一个人都知道什么东西是属于他的，从马或牛直到狗、猫、小猫和小鸡……就以一窝小猫或一窝小鸡而论，往往有几只猫或鸡就有几个不同的主人。在购买一只母鸡及其一窝小鸡时，人们往往要跟几个孩子打交道。因此，尽管共享食物的习俗在州内盛行，财产权在家庭成员中是得到承认的。这种作法收到很好的效果，因为这样一来，每一头动物都会有专人照料。”我不明白黑凯韦尔德所说的“共享食物的习俗在州内盛行“这句话是什么含义，除非指的是好客习俗极为盛行所以就等于是共享食物的习俗，而个人财产在被主动放弃以前是普遍地被人们承认的。这可能是对他们的共产主义及好客风尚所产生的结果的公正看法，它比我所持有的着法更高一筹。

曼丹人的家户有二十至四十人，哥伦比亚诸部落家户的人数和这一样，首首尼人的家户由七个家庭组成，索克人、易洛魁人和克里克人的家户各有几个家庭，这是在印第安人被发现的时代北部印第安人家户的典型形式。事实证明，这些部落按习俗都建造群居大房屋，每一所房屋住一个由几个家庭组成的大家户，家户对食物实行共有，过共产主义生活。

新墨西哥的村居印第安人有一种先进的房屋建筑形式，这种房屋的住屋相连的特点更为显著。他们住的房屋很大，有二层、三层或四层，是用土坯和裹在胶泥中的石头砌成的，一所房屋有五十间、一百间、二百间，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多达五百间房。房屋呈台阶形，炉灶和烟囱是在他们被发现后才加上去的，第一层是密闭的，没有门；人们从梯子登上第一层的平台屋顶进入房屋。这些房屋是堡垒，人们把它们建成要塞以便抵御那些经常攻击他们的野蛮部落。每一所房屋大概住若干家户，每个家户的房间无疑是由间壁隔开的。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详细说明这种房屋的特点。

图为新墨西哥的印第安人所特有的一种建筑形式，称为“普韦布洛”（pueblo）。该词最初被新墨西哥的西班牙探险家用于描述他们在该地区发现的永久性土著城镇，后来进一步用于描述当地由石头、土坯泥和其他当地材料建造的多层住宅。[图源：avocachee.com]

关于在土著时期这些房屋中的生活方式，我们的知识还很不全面。他们现在仍在实行古老的待客习俗；他们的土地是共有的，但分给了个人及家庭；他们受卡西克（首领）和每年选出的官员的管理。美国传教士塞缪尔·戈尔曼牧师曾到拉古纳村居印第安人那里去过，他于1869年在新墨西哥历史学会上发表的演说中说：“他们一般很年轻就结婚，女婿成了岳父的仆人，他们通常全在一个家庭里住好几年，即使有几个女婿也是这样，这种氏族生活模式是这个族的灾祸的根源，即使不普遍是，但也往往是如此。一般说来，妇女控制谷仓，她们比其西班牙邻居更能为将来筹算。她们通常在手边要留一年的贮备粮。因此只有在连续两年欠收时，作为一个社区的普韦布洛才会遭受饥荒。”近二百年来，在西班牙人的影响下，这些印第安人的习俗无疑有了改变；他们的人数减少了，他们的家族群体也可能比以前小了。但如果仔细进行调查，查明土著原来的生活方式现在还不为时太晚。我们希望有人会承担起这项工作。

西班牙的作者没有提到墨西哥或中美村居印第安人过共产主义生活的情况。他们没有关于这些印第安人生活方式的实际知识；然而我们却知道当地印第安人的家户是由几个家庭组成的，因此可以合理地推测出他们的家户是实行共产主义的。

我们以后还将谈到有关“蒙蒂祖玛的正餐”。那其实是过群居生活的家户共同吃的一餐饭。除了这些事实外，我们还知道集体对土地具有共同的所有权。此外，中美和南美以及墨西哥部分地方的古代房屋的遗址，很明白地表明了他们的住屋相连的特征。按这些房屋的布局，可以合情合理地从理论上推论出家户成员过着共产主义的生活。

尤卡坦在被发现时，住着一些玛雅印第安人部落。玛雅语的分布范围并不只限于尤卡坦。尤卡坦，还有恰帕斯、危地马拉，以及洪都拉斯的部分地区，不论过去和现在都可以从它们的古代建筑遗址中找到证据，表明这些地区在生活技术上比北美的任何地方都先进。现今的尤卡坦玛雅印第安人的祖先在西班牙人征服时期曾占据这个地区，他们曾住在现已成为废墟的巨大的石头房屋里，但在西班牙人的压迫下，不得不离去了。

约翰·斯蒂芬斯的著作对现今的玛雅印第安人在1840年以前过共产主义生活作了醒目的阐述。斯蒂芬斯先生曾到离乌斯马尔遗址以东数英里的诺卡卡夫——一个玛雅印第安人村庄——去招募工人，他谈到他们时说：“他们的村社有一百个劳动者；他们的土地是共有的，共同耕作，产品大家平分。他们集中在一个小屋里做饭，每个家庭派人来取走它的一份，所以当我们到达时看到一个奇特的景象：一长列妇女和儿童，每人手里捧着一只陶土碗，里面盛着热气腾腾的肉汤，他们都走在同一条路上，然后消失在各个窝棚里。村社里的每一个人，直到婴儿，都要轮流献出一头猪。由于我们不懂他们的语言，又有许多别的紧迫的事情需要料理，因此不可能了解到他们内部经济情况的详情，但看来它很近似于我们中间有时传闻的那种改良了的协作状况；由于这种情况存在的时间已很长久，因此不能再被看成是试验性的，欧文和福里厄具有便利条件可望从他们那里取得教益。”这里提到有一百个劳动者，那么总人数就是五百人，这些人当时只靠一个火塘烹制食物，他们的食物从公共贮备中供应，而且是从一口大锅中分配的。这段描叙未必不是关于他们的祖先在西班牙人征服时代住在乌斯马尔的“修道尼的房屋”和“长官的房屋”中的生活方式的真实写照。

大家知道，西班牙冒险者占领了一个又一个印第安人的普韦布洛，井企图迫使印第安人为他们个人的目的而劳动，因此印第安人抛弃了自己的普韦布洛，为躲避奴役而撤退到难以进入的森林中去，此后他们用石头砌的房屋朽坏了，那些废墟和那里曾经属于他们的东西，至今仍然遗留在那些地区的各个地方。

我们很难设想，斯蒂芬斯先生在这里所描述的共产主义对玛雅人来说是件新事物；共产主义很可能是玛雅人古代生活方式的一部分，那些已成为废墟的房屋显然很适合这种生活方式。尤卡坦和中美古老的普韦布洛的房屋与他们过共产主义生活是相适应的，这一论题将在下文进行讨论。

当哥伦布最初在古巴岛登陆时，他派遣了两个人进入内地；据那两个人报道说：“他们走了二十二里格，发现了一个有五十所房屋的村庄，房屋的构造和上文说到的相似，大约住有一千人，因为整整一代人都住在一所房屋里；头人走出来迎接他们两人，挽着他们的手臂，把他们引到一所新的房屋里，请他们坐在座位上，……这里的人送来煮熟的块根给他们吃，块根的味道象栗子。”人们最初到南美洲探险时，有一次到达了委内瑞拉的海岸，在那里发现的房屋比上述的要大得多。“他们所住的房屋是大家共有的，大得可以容纳一百六十人，虽然用棕榈树的叶子覆盖着，却建造得很坚固，形状象口大钟。”艾瑞腊又进一步描述这个部落说：“他们在婚姻上不遵守什么法律或规则，而是任娶多少妻子，任嫁多少丈夫都可以。妻子和丈夫可以任意地分手，并不要认为哪一方有了什么过错才离异。他们中间没有忌妒这回事，大家都按最使自己高兴的方式生活，相互不存敌意。”这说明他们实行共夫共妻，由此可见，他们就食物实行共产主义是必不可少的条件。这位作者还在同一本著作中的另一处说到卡塔赫纳海岸的部落民的住所。“他们的房屋象长长的棚架，每所房屋有若干间房，他们没有放在地上的床，但是有吊床。”在那本著作中到处都有许多类似的叙述。

在秘鲁的先进部落中，土地已划分开，分作不同的用途。一部分用来维持政府，另一部分用来维持宗教，第三部分用来供应个人的需要。第一和第二两部分土地按规定由人们共同耕种，收获贮存在公共谷仓里。这是加尔西拉索说的。艾瑞腊却笼统地说人们依靠公共贮备生活。“西班牙人在临近卡萨马尔卡时，开始观察驻扎在山脚下的印加军队。……他们见到那些美丽的田地感到很高兴。田地耕种得有条有理，因为这些人有一条古老的规定，所有的人都可以吃公共贮备的食物，任何人都不许取地里的谷物。”艾瑞腊的叙述和加尔西拉索的叙述之所以不相符，原因可能是在一块单独划开的田地里长出的庄稼是留给政府和为宗教活动使用的。

我们在上面援引了几位作者对印第安人的家户、房屋和就食物实行共产主义所作的观察，为的是要表明以下三点：一，印第安人部落的家户较大，由若干个家庭组成；二，他们建造一所房屋是为了容纳若干个家庭；三，家户过共产主义生活。这是几个重要的事实，作者们已经充分地阐明了。文明社会的单个家庭也可能以公共贮备的食物为生，但那井不是共产主义，可是，如果几个家庭合井成一个家户，井以其食物为公共贮备，而这种情况在整个部落中又是普遍的规则，那么这种形式的共产主义就值得注意了。看来它属于处在低级发展阶段的社会，是由于那种社会的坏境需要而产生的。上述的风俗习惯表现出他们的生活方式，并揭示了他们的社会状态与文明社会的巨大差别，揭示了印第安人的没有特性的家庭和文明社会的很有特性的家庭的差别。

*本文选自摩尔根《美洲土著的房屋和家庭生活》第三章“共产主义生活”，李培茱译，陈观胜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部分注释与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封面图为身穿传统服饰的危地马拉女性。[图源：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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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专题策划人：林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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