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耕 | 20世纪50年代工厂住宅与主体性重塑：基于北京市某国有工厂职工住宅情况的研究

李耕，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人类学博士，现为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社会学与人类学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兴趣和研究领域为建筑、空间、物质、具身化等。著有《边缘职业群体的自我建构：以术数从业者为例》，与潘曦合译有《建筑人类学》。[图源：cohd.cau.edu.cn]

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期，各地集中兴建了大量工人住宅，也投入了大量租房资源来供应工人，包括家庭住房和集体宿舍。这些住宅既解决了部分工人的住宿实际问题，同时承担着工人阶级“翻身”的象征任务，深刻改变了城市空间结构和个人日常生活。从经验和细节出发，整合空间、制度和心态史，重返20世纪50年代的历史现场，有助于我们了解社会主义制度下个人和集体、国家乃至世界的复合关系，也有助于我们综合性地把握20世纪50年代这个非常重要的起承转合时期。社会主义社区设计的公共性特征，也能为今日的城市规划与住区设计提供借鉴。理解20世纪50年代的工人住宅，可沿着三个最相关的脉络进行文献和范式回溯：社会主义城市；工厂集体住宿制；20世纪50年代生产生活合一的单位体系。

一、20世纪50年代工厂住宅的历史制度性背景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工厂职工住宅以“社会主义城市”为总体背景。所谓社会主义城市，可总结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包括土地公有制度、短缺经济、再分配制度、单位制度、街居制度在内的一系列互相关联的制度逻辑，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组织和个人行为，乃至个人与国家的关系。”自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后，中国的诸多城市从多样、匿名和有密度的消费性城市，变成一个生产工业品的生产型城市。工厂的设立、工人居住空间的扩展，以及医疗、教育、抚养、娱乐、疗养等在内一系列福利设施制度的铺开，随着社会主义城市的工业生产实践，共同改变了城市的肌理。住宅从不均等持有的消费品，变成社会福利和由国家及其代理人进行再分配的资源。具体到本文关注的20世纪50年代，即三年恢复期（1949-1952年）和第一个“一五”计划时期（1953-1957年），住宅建设分别占全国基本投资的10.59%和8.8%。同时建筑和设施的费用按照单位体制“条条下达”，各个单位的级别和财力决定了其住房的投入高低。相比集体企业，国家和单位投入给大型国有企业的住房建设资金规模更为巨大。社会主义承诺满足每一个成员的基本需要，但多数物资常处在短缺状态，城市住房尤甚。实行“供给制”的城市新兴住宅社区文化带有浓厚的工业化、集体化、样板化、规范化和统一化等特征。“为生产服务”作为社会主义城市原则在工人住宅得到了相当程度地实现。例如20世纪50年代阳泉煤矿工人的集体宿舍在同工种、同班次的前提下分组住宿，家属则以生产上的队、组进行规划和安排。同时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和管理民主化，并编排了班、排、连、营等组织。

从平行比对的意义上来说，理解国内20世纪50年代的工人住宅，需要检视同年代中国之外，尤其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厂住宿。散布城市阴暗角落的城市工人阶级居住状况之恶劣已在恩格斯等人的经典著作里得到呈现；傅里叶主义者设计建造的“工人之家”作为乌托邦精神社区，有丰富的社会制度安排方面的积极构想，希望能够实现平等、共享、人人得益的社会理念。同时，一些资本主义新兴工厂地处偏远，基于实际需要也普遍兴建集体住房以便吸引劳动力、提高劳动效率。在有社会改革意识的企业主心中，工人住宅作为工厂配套设施也担负着教化功能。事实证明资本主义工业制度无法再营造一个温情脉脉的社区，维持经济繁荣成为直白单一的工业目标。目前工厂为雇员提供宿舍的做法被一些研究者认为是欧美及日本工厂家长制管理实践的一个伴生物，保护、规训与控制兼备。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宿舍劳动体制”将大量外来农民工进行暂时性安置，以此来承担劳动力的日常再生产。宿舍劳动体制意味着管理权力对工人生活的渗透，对工作日和劳动时间的随意延长及灵活控制。

对比之下，大规模工人住宅区不仅仅是一种居住模式，也是对居民从工作和生活两方面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落地实践。职工有高涨的生产热情，普遍以厂为家，工人在这个过程中体会到劳动与生活世界的合流，以及个人与社会价值的共生。新中国成立初期生产对生活的吸纳，在一定程度上是伴随着工人阶级自主意识的形成而生发的。工人阶级对自身主人地位的认知，也依赖于一系列重新组织和打造单位空间的实践。“生产与生活高度合一”的超大型工业社区，在空间分布上具有占地面积大和高度集中等特点。空间的封闭性、边界感以及一系列制度体系，让工人及其家属体验到强烈的“单位办社会”的氛围。在大型单位里，人们对社区的信任感、参与感和对公共组织的归属感、依赖感都空前加强。空间影响主体认知方面最有象征意义的例证或许是全国第一个工人新村——上海曹杨新村。在这个劳模工人、工人干部优先入住的工人新村，“一人住新村，全厂都光荣”。曹杨新村赋予居住者以工人阶级主人翁的尊严和优越感，成为新中国重塑阶级格局的符号意义浓烈的标杆。

二、基本观点、分析资料以及方法

通过上述对社会主义城市和单位体系背景的回溯，并对比资本主义工人住宅，本研究认为需要从工人阶级主体性实现的角度来把握20世纪50年代工人住宅的内核。住宅间接反映出、同时也塑造了当时社会关系的积极方面：工作和生活相融贯；工人个人的成就感、认同感和工厂、国家甚至社会主义阵营直接贯通；个人和社会动员体系保持了有机联系，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被期冀着捆绑实现。新的住宅体系作为一种积极的社会安排，以社会而非个人的方式定义“发展”，同时又不排除个人完满自身的需要。这种空间—实践通过涉身化（embodiment）参与、劳动者福利安排、社区集体生活制度三种途径形塑着社会主义新人的身心。

本文的主要分析资料来自：（1）2016年以及之前开展的M厂工人口述采访录音整理稿；（2）笔者在2016年陆续开展的社区走访调研；（3）M厂机关报在20世纪50年代的部分；（4）1960年出版的包括M厂历史、工人口述、纪实报告在内的书籍及部分原始手稿；（5）一名作家1953年来到M厂体验生活期间记下的日记；（6）M厂和住宅相关的政策文件；（7）M厂厂史以及有关的其他出版物。

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认为涉及空间的研究需要回到空间本身，重视空间本身的生产和分配细节，以及空间的塑造力和影响力。空间既是社会制度的再现，也具有生成性。日常生活的空间实践和经验生产了存在感，成就身体感受和记忆认知。如人类学者汉弗莱（Caroline Humphrey）所说，建筑像棱镜一样，将意义聚集起来又发散开去，然而这种意义折射不是以随机的方式。“物质结构本身就切切实实地影响了社会生活的运转。虽然这种影响并不完全是对官方意识形态的简单反映。”

三、工人主体性在简易自助式住宅修造中的显现

1951年M厂新修家属宿舍176间，128户职工住进新宿舍，这些新宿舍是平房院落。1953年建筑车间在附近地块集中建造了16栋“简易楼”。所谓简易楼，一般是指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全国范围内建设的一批低标准住宅楼，多为2层至3层砖混结构，其设计使用寿命一般为20年。另根据厂报1956年193期的图表，整个50年代M厂累计建有厂内、自建、西山坡等11处宿舍，解放前宿舍面积4311平方米，1956年增至64841平方米，使得70%的职工有了宿舍。20世纪50年代末已有2000多名职工、8600多名家属住上了公家的宿舍。

解放时期的北京平房。[图源：kuaibao.qq.com]

M厂有建筑车间负责住宅和厂房的建造和修缮，也曾发动工人自己修建住宅。根据时任建筑车间干部的人回忆，建筑车间的顶峰时期是1953到1954年，达到四五百到七八百人的规模，之后人数随着建筑任务减少而减少。1958年的厂报文章也从侧面反映出建筑车间存在“人多活少”的问题。

当时全国出现工人自建住宅的现象，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生产发展，职工增多，厂方宿舍不够，无法短期内解决居住问题；同时，解放后工人工资普遍提高，生活逐步得到改善和提高，部分工人已经有了积蓄。随着工人工资增长，有些工人甚至买房子买地出租放高利贷给农民。另如据1952年青岛国棉厂做的调查，该厂工人有70%在银行有存款。中华全国总工会针对上述情况提出“在条件具备的厂矿企业中，工会应组织工人帮助工人自建住宅”。

自建住宅的办法多种多样，有“自建公助”、“互助建房”、“储蓄建房”、“贷款建房”等。M厂的“自建公助”，由工厂奖励基金抽出12万元，每人贷款最多不超过300元，分期扣还。工厂发动各个车间工人业余时间以义务劳动的方式修造住房。最小面积31平方米（有效面积23平方米），卧室一间厨房半间；最大面积53.8平方米（有效面积36.34平方米），卧室三间内有厨房一个。固定三种面积四种房型以供应一辈人到三辈人的居住。1955年新建511户自建公助宿舍，建筑面积16538.16平方米。1956年在工厂西北山坡上的自建房，施工时间3个半月，解决300多户家庭的住宿问题。

自建房在机关报纸上被宣扬的优点是节约人力和物资成本。“全厂职工参加了30多次义务劳动，为工程挖土150多立方米，运砖16万多块，只运费一项就节省了1100多元。职工家属也积极参加义务劳动。工地技术人员和工人采取用电石灰代替白灰和用翻砂车间的废砂子代替新砂子等办法，节省了16000多元。”

然而自建公助的形式最终没有延续，1956年转为全部由国家出资。机关报纸解释原因为造价高，扣款多，影响职工生活，为了减轻负担，改为工厂家属宿舍，不再扣款。当年工厂出资16万元，建造150户新宿舍，由基建施工队将模型设计完毕，并公开征求意见。据相关人员介绍，自建公助后来实际也面临执行和组织人力的困难。另根据住过自建房屋的工厂干部回忆，当时水泥砖瓦等材料紧缺，质量简陋。房内无顶棚无砖铺，裸露着土地地面，户与户之间隔断以苇席夹板做成。

M厂宿舍彻底改变了当地的地景。魏巍1953年的日记写到工厂周边地形的概观，“站在山冈上一看，从日本时的‘万人坑’以北全部盖起了银灰色的房子，一排排青堂瓦舍，山这边是朱红色的房子，再远处是青色的大楼，工厂烟筒里升着烟，一队雁群弯曲地飞向南去，弯过烟囱送出的黑烟。那里，铁小的孩子们在跳绳游戏。小孩子的玩乐处据说是皇姑坟。”工厂新盖的宿舍给另一位阔别多年的“归来者”留下深刻印象，“下了车我就奔到了祠堂口，这在以前叫当铺口，郑姥姥就住在这里。我兴冲冲地到院里一打听，一个认识人没有，说是搬到职工宿舍去了，那地方叫老红房子。我又找到老红房子，这地方说叫老红房子，其实一点也不老，全是新式的，红色卧砖到顶的新房，一排排足有好几百户。”空间地景的变换，直接从景观上确认了社会主义的新成就。

魏巍，原名魏鸿杰，曾用笔名杨红树。河南郑州人。中共党员。毕业于延安抗大 。中国作协理事、书记处书记、顾问、名誉委员。全国第一、二、三届人大代表。20世纪3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1950—1958年间三次赴朝鲜，写下散文《谁是最可爱的人》、《在汉江南岸的日日夜夜》、《年轻人，让你的青春更美丽吧》、《依依惜别的深情》等作品。[图源：ilf.cn]

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各地纷纷集中建造工人住宅，缓解了住房压力。工人自己亲手盖房，身体性地卷入建设中来，尽管加重了负担，但明显有助于增强参与感和主人翁意识。至今M厂的子弟说起该地一些片区的时候，还会骄傲地提到：“那几片房子是我爸爸亲手参与盖的。”建房直观地履行了让工人阶级当家做主、依靠工人阶级建设城市的社会主义承诺。自建住房的根本用意其实在于节约资金用于生产建设。20世纪50年代，“增产节约”是中央政策，也成为广泛动员起来的群众运动和当时普及的社会风气。节约主导原则加上现实需求和意识形态双重意义上的紧迫性，必然催生出简易楼、自建房等“自助速成空间”。自建住宅能够得到职工认可，其实是对社会主义建设总目标的认可。通过自建住宅为国家节约资金，其本质是个体福利安排与总体社会责任、国家国民利益体系贯通。这一点可以在刘少奇关于自建公助的设想中得到佐证。1957年刘少奇视察湘江机器厂，针对住宅紧张的实情，向厂领导提出自建公助的建议，并指出：“你们可以算笔账，国家要拿多少钱来建家属住宅。这样我们要不要社会主义建设，要不要五年计划？你们可以与职工商量。我想，只要向职工说明，一定更可以做到不建。因为职工是要社会主义建设的，是要五年计划的。”

主体性涉及的主导意识、参与感和赋权，不仅体现在涉身化的参与住宅修建，还体现在制度性的卷入上。自建住房过程涉及的种种细节和困难，也为工厂管理职能的发挥，以及民主协调的机制运转提供了空间。在青岛一家工厂的经验谈中我们可以看到，自建公助这种模式下，党、行政和工会全面参与，在试错中具体开拓“群众路线”，管理方和工人的充分协商机制才日臻成熟：

党、行政和工会的经常领导支持和帮助，是搞好工人自建住宅的主要环节。因为工人自己虽然积蓄了一点钱，要盖房子是有很多困难的。因此，领导方面除有组织有计划地领导这一工作外，还必须在人力上、物力上、经济上给予各种帮助。如拨给地皮、贷款、购料、设计工具以及行政派专人负责帮助、指导等等。如由工人自己搞，或孤立的由工会去搞，都是搞不好的。

……在修建过程中，要依靠群众，发扬民主；所盖的房子要符合既经济又坚固的原则。关于房屋设计的式样以及如何修盖用料等问题，都要交给群众自己讨论决定。如在第二批组织工人自建住宅时，最初，由于我们事先没有和群众研究，两次设计估价，都过高了，群众就泄了气。第三次根据群众的意见绘出五种图样和用废料估价后，群众才表示满意。这说明了领导工人自建住宅不能单凭主观来设计或过分强调房屋式样的一致，而要走群众路线，和群众商量，以满足群众的要求。

住宅修造贯彻了“增产节约”的社会主导意识形态，大幅度改进工人的福利生活，也彻底改换了当地的地面景观，M厂工人住宅的修造，充分依赖工厂本身建筑队和车间工人的力量，自造住宅行为通过涉身化参与强化了工人阶级自治、工厂自足、为社会主义建设节约资金做贡献等实践意识。建房涉及多方协调，同时也为工厂管理的民主集中制度制造了演练机会和舞台，群众—干部，工人—单位，人民—国家的多重关系得到物质性的延展和深化。

四、主体性在住宅分配体系中的巩固

住宅是常年紧缺供不应求的生活资源，其分配体系对工人生活影响至深。有一些访谈对象表示“要房可难了”，一些无房家庭长年在外租房。遵循按需分配的主体原则，M厂的分房委员会按照统一的记分系统为申请者排次序，并接受三轮民主监督。这套体系从20世纪50年代延续至20世纪90年代。访谈对象基本都赞同该厂分配职工宿舍的办法。 

受访者W：分房还比较公平，因为大伙儿要排队，你们一家三口人，孩子多大了，上班的。是两口上班，还是单职工上班，给你这条件，排出队了。大伙儿一公布，分三榜。第一榜公布出来以后大伙儿提意见，有什么意见提出来再改，如果有问题再改。

 

访问人：还可以改？

 

受访者W：比如你有人给你排在前面，或者你不符合条件给你排上了，别人一提意见，肯定有提的，或者把你排到后面去，三榜最后定案，那时候比较公平，分房比较公平。

 

访问人：三榜意思是？

 

受访者W：公布出来以后，就是大榜子，多长时间一公布，谁有意见你可以提。

 

访问人：然后再处理一个。

 

受访者W：再放二榜，三榜。

访问人：再提第二轮意见。

 

受访者W：三榜定案。

 

访问人：一直是这样来做的吗？

 

受访者W：对。

 

访问人：一般哪些方面不合格就容易被提意见？

 

受访者W：一般工厂人都知道你们家几人，几个人上班了。

 

……

受访人A：对啊，他们自己制定，所以就有这个，甚至后来那个排队，比方说咱们俩的分数一样，你也是，比方说是20分，我也是20分，他按照分的多少，大排行，排下来，排下来完了比方说排在前面60个人有，那正好一个60，一个61，咱俩分一样，咱俩谁上谁不上，这个里边还有区别。这个呢，就是那个比好几个方面，比如我们两口子1958年，你们两口子1961年，我们比你大，我们就排在你前面，年龄都一样，那就看孩子，孩子出生，我孩子出生比你早，我要排在你前面。

 

访问人：所以当时的工人，对这个排队方法，还是比较满意的是吗？

 

受访人A：还是比较认同的。

 

受访人B：没有太多的矛盾。

受访人A：对啊，这个各公派的要讨论好多次嘛，上上下下这个方案，上上下下拿来都讨论。

 

访问人：拿到车间来讨论的。

 

受访人A：对啊，拿到班组。他是拿到，这个方案出来以后，下发到车间，车间下发到班组，各班组讨论。

 

访问人：如果有人有意见，真的可以提是吗？会改是吗？

 

受访人B：有意见可以改，可以，但是看你提得合理不合理，对吧，看你合理不合理，所以说应该说在那个阶段，分房来说大部分还是比较公平的。

 

受访人A：大家是满意的。

M厂后续的分房换房办法也一直延续这套记分排队方案。从目前现存的1992年分房办法文档，我们可以大致了解M厂按照工龄、面积、子女年龄性别、老人数目给申请要房调房的职工记分方法。子女性别相异且年龄大者可得分高于其他情况。有效人口则以本厂职工的子女在本厂工作为基准。优待记分有独生子女、晚婚晚育等。1938年年底以前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干部和厂级干部是最有优先权的人群，分房时分批一次预留性解决。其他能加分的项目还有离休、干部、工程师等身份，体现出一定的行政等级和文化区隔。积分相等时按照下列顺序决定先后：

（1）调房户。烈属、军属、厂级先进（上年度）、高工、离休干部、实际平均面积小、无厨房、本厂职工多、子女大、年龄长的顺序决定前后。

（2）要房户。军属、厂级先进（上年度）、独生子女、双职工、夫妇年龄总和大、本人年龄大、子女年龄总和大，再分配时由分房委员会解决。

可见上述方案优先侧重的是个人对国家、工厂集体的贡献和实际需要。与上述分配原则形成对比的是，近几年该厂单身宿舍分配更注重学历和户籍，对大学生、研究生学历的人，以及有本市户籍的人予以优先照顾或补贴。

这套分配系统的公正性同时取决于分房调房小组对于职工真实情况的充分掌握，以及舆论监督。分配里的违规或矛盾难以避免。一些工人家里有房租出去赚取租金，自己住公家宿舍，这类情况引起别人非议，被“读者来信”点名举报要求调房小组进行调查。另外房屋供给制需要解决人口和居住面积不协调的问题。有的家庭人少房屋面积大，有的家庭人多面积小。相应举措有走访调研并开展动员，领导主动出让房屋等。

按照马克思的经典论述，劳动正义应该以劳动为一致的衡量标准，但是如果单纯以劳动为尺度作分配标准，则忽略了与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的其他人，所以在对直接劳动者按劳分配之前，要满足基本需要，鳏寡孤独残疾都各有所养。M厂的分房体系说明，社会主义城市的住宅作为生活资料，其分配从家庭需求的紧迫性出发，以家庭人口性别结构为基本测量指标，并强调个人对集体的贡献程度（时间为量度）。与劳动者身份伴生的社会主义福利分配原则，有助于塑造劳动者对自己身份的尊重和对单位集体的认同。住宅分配以广泛吸纳各类人员代表的分房委员会为运转轴心，三榜制、走访调研制、举报渠道的开通也体现出民主管理原则在劳动者福利制度安排中得到了贯彻，公平公正的概念意识得以强化。

五、住宅的使用：从新社会的人到新型社会人

工人建立家庭，人口增加后，居住非常紧张，常见七八口人挤住在一间半的房屋里。很多访谈对象回想起当时促狭的居住情形印象深刻。

就一个卧室，就一个屋子，尤其我有老二的时候，尤其月子。因为那个时候也没有办法，家里老人都离得远，而且我婆婆那会儿岁数也大，她也弄不了了，我爱人得上班，没人伺候，就这么一间房就在那住着。就我们一间房里面，给我妹妹搭了一张小床，弄一个隔断，就是拉一个帘子，完了我们四口人在一个大床上面，就这么着，住了好多年。 

……这一间半房多少人住过？我闺女，我娘俩在这住，我儿子三口在这住，我这一间半房，后来没办法，在外头盖了一小间，有七平方米，儿子在小房里住。闺女跟我们住那个，住了十六年。

对于以当下标准看十分促狭简陋的平房和简易楼，多数访谈对象表示“在那个年代”并没有什么想法怨言，能有房子住就很满意了。有简易楼住户这样比较：

平房住得比我们还惨，平房住着不如我们。平房他们首先用水，我们起码楼里面用水，刮风下雨下雪天，楼房里面还有水，有卫生间，四户合用不方便，起码你还有，但是平房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就上公共卫生间，水都是在平房前面有一个水管，自己家里面接水，都有一个缸自己去接。我们的平房比起来说，比他们幸福。这个幸福真是的是比出来，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随着工人子弟的第二代成长起来，住房随着家庭结构变化给每个家庭都带来面积紧缺的问题。青少年自发的换住行为是缓解住房紧张的权宜之计。

十五六岁的孩子互相串住。这家女生去那家女生一起，那家哥俩跟那家的一起。我弟弟就晚上去同学家住过。我们家也容纳过别人孩子。这种组合，不是家长刻意的，当孩子到一定年龄，已经懂事了，结交了同性的朋友，能够为家长分忧，看到家人一筹莫展的样子，在工人这个群体里也有这个（办法）。

这种权宜之计，其实在潜移默化的训练教育着工人子弟，一是要解决家庭内部空间局促的普遍难题，二是扩展了横向的友谊关系。借住作为身体化的记忆和互助原则，被置于刻意的认识和解释之外，也无须明确展示。“隐性教育法在暗中说服，进行着实体转换，它赋予身体、塑造身体的价值比什么都更加难以言说、无法交流、无法效仿，也最为宝贵。”

在20世纪50年代积极投身于生产、各地普遍开展劳动竞赛的氛围里，一些访谈对象回忆说在休息日大家也去工厂自觉劳动，谁如果休息日总待在家里别人反而会觉得奇怪，“会觉得你怎么了，是不是犯错误了，被挤兑了？”阅读20世纪50年代的文献，会发现当时有一种典型的男性工人形象是“回家只是吃饭睡觉，撂下碗筷就去工厂”。家属的公约里也强调说要保证不影响职工生产。私领域和公领域的关系之密切，居家生活服从于生产劳动的格局可见一斑。

跟家庭住房相比，工厂技校学生宿舍和单身宿舍的居住格局比较局促，常见情形是一个小房间塞三张床住六七个人。甚至一些学生临时没有地方住，在澡堂休息。徒工受到轻视的情况也有发生，例如在不通知的情况下，突击拆除学徒工住房，经查是设备科未通知教育科直接联系建筑队，而建筑队也未考虑要拆的房内是否有人居住。报纸文章批判上述情形为官僚作风。也有体现新型干群关系的正面报道案例。一些车间领导去宿舍看望徒工，关心他们生活，整理用具，体验生活，与徒工同吃同住。当时实行三班倒，休息上班时间不同，同宿舍互相影响，徒工就去办公室提意见。车间干部搬到徒工宿舍住了几天，认为问题在于宿舍生活没有制度，随即帮助徒工建立起学习和文艺生活等制度，并选出组长和班长，另外抽调工人为徒工修理墙壁和安灯。

居住生活的细节反映出当时的精神面貌。在M厂体验生活的魏巍写于1953年的日记里记录了当时单身宿舍里工人如何打发业余时间。“吃过饭回来，到宿舍邻屋去看，看见工人都在那里看书，有坐在床上的，有躺在被窝里的，有拿着笔在那里沉思的，这也许就是工人新生长的东西吧。”魏巍观察到普通工人在扫盲、学文化等氛围下培养起自我积累和自我尊重的意识，也在干部家庭看到了新生活的生机。他到机车车间书记张贵亨家做客，“他们把我让进屋里，迎面一看，洋油桶里有一个挺高的紫艳的西番莲，还有一丛菊花。里面屋摆了两张床，床头上又是一丛菊花，非常吸引我。屋里都是一些破旧家具，但却有一种难以说出的生气。”

他描写另外一个中层干部家庭的陈设，发现旧式正堂陈设的遗留，也提示了收音机和座钟是当时居家生活的标准配件：

按预定计划，到丁文辉家里去，让他领我到各工人家去转。进了他家的房子，丁文辉穿得很干净的蓝衣服，显得他的脸更白了。给我介绍了他的老婆和他妹妹，都是梳着双辫。他妹妹个子略低些。这是三间房，坐间、外间全是卧室。好多年不见这样的摆设了。标准的中国式。一条条几，一张方桌，一边一把椅子，墙上正中是毛主席和总司令的大照片。满墙上挂着大大小小的镜框，装满了照片。

条几上，一边一个大蓝瓷瓶，一个玻璃砖做的方形鱼缸，鱼缸里装着长城上的红石和北戴河的贝壳和螺丝，有两尾橘色的金鱼。另一边是一个还在开放着的收音机，一座高大的座钟。外间屋是一张大床，床边生着一个小煤火炉。他老婆匆忙地给我买了一盒恒大牌的烟卷。

内部陈设反映了人们的精神风貌，这种积极向上的精神气氛在生产领域的一个“发条”是1950年代各地工厂普遍存在的竞赛评优运动。与之相呼应，各个家属区为了改进居住区的管理发起了内部竞赛评比。1953年厂报刊载《向红房子家属们挑战》的文章，报道厂内宿舍的家属向另一个宿舍区红房子的家属发起挑战。厂内宿舍家属公开保证干部不闹意见，保证做好环境卫生，保证做好家务带好孩子不影响职工出勤率等。挑战其实是一种公约性质的自我管理活动。其他监管机构例如爱卫会也会督查技校及宿舍卫生。

翻阅M厂20世纪50年代的工人口述历史手稿时，我们发现相比家庭住宅，集体宿舍卫生观念的转变和环境的整治起初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居住者不讲究卫生，随意往院子里倒污水。一些干部亲力亲为带头劳动改造环境，卫生改观才得以实现。单身宿舍为了改进管理，一度把生产和生活合并为同一个单元，即以车间为单元居住，并改组了宿舍管理委员会。除了发动爱国卫生大扫除等改进卫生的行动，一些宿舍以房间为小组展开业务学习和体育锻炼，学习前后同时组织文娱活动。一个居住单元也是工作、朋友来往、体育和精神活动的单元，各种人的发展在居住单位上高度重合。

从住宅使用中，我们发现社会主义空间实践配合着一系列制度安排去实现个人自身在社会中的整合完善。例如集体宿舍建立起文艺、学习制度，在家属区之间举办竞赛，等等。此外，在住宅（平房—楼房），工人阶层内部（旧社会痕迹的工人—新型工人，干部—群众），人们形成了新的分化。而分化除了固有的科层制延续之外，主要以社会主义新人塑造过程中所处的结构性位置为索引。作为社会主义新人塑造过程中的重要机制，干部带动、模范带头和互相监督，等等，与建筑形式、空间安排一起更新了社群中的自我身份，改换了集体意识和精神风貌，让工人从新社会的人变为新型的社会人。

六、结论

从宏观层面理解20世纪50年代的工人住宅，即是认识到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和主体认知等社会主义城市空间更新的三重条件/后果之间已经建立了有机联系，列斐伏尔意义上的空间实践、空间构想以及日常生活，集聚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初期的空间生产。而社会主义新人如何被空间所生成，则和身体操作有密切联系。用布迪厄的语言来说：

身体和空间的辩证关系，被神话—仪式框架所塑造。其中最佳的结构性工作机制是，对世界结构的身体化，也就是说身体的操作使世界得以操作。房子则是生产性框架客体化的首要核心。房子作为中介，在人、物和实践中建立分化和等级，这套有形的分类系统不断地灌输并强化了文化里的强制性分类规则。

亲自建设工人住宅、压缩生活空间与时间以更高强度地投入生产、到朋友家借住分担家里压力、践行宿舍集体生活规约、养成清洁卫生习惯，都是身体在工人生活的空间行为规范中得以规训的过程。身体习性（布迪厄所谓的bodily hexis）在场域中养成，社会主义工人作为新社会人的主体性得以再生产。

人类学家汉弗莱（Humphrey）发现苏联集体宿舍存在一种“过度的集体性”，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以集体成员的身份开展活动，内部建立起制度，发展出联系强烈的社群关系。在集体里人们一方面受到压力，一方面又感到温暖而愉悦的集体精神。郭于华关于陕北农村妇女在集体化时代的口述史研究中，也发现尽管贫穷和疲惫等苦难记忆深重，多数妇女却对集体劳动生活的“红火”（方言：热闹）氛围念念不忘，在这种氛围里人们精神振奋、心情欢愉。集体化时期的空间安排让人们一起生产、生活和娱乐，完整地暴露于并投入初级组织里，在自我意识上则接受公正、平等、自律等社会主义精神的洗礼。这种完整性，和当下现代主义生活里的碎片化形成鲜明对比。

而完整性的更进一步效果或目标是，20世纪50年代工人的成就和认同感，和工厂、国家，甚至社会主义阵营可以直接贯通，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捆绑实现，个人和更大的社会体系保持有机关联。通过M厂的情况，我们发现在空间安排上实现上述效果的途径依赖于几组联系：首先，生活空间的涉身化实践和更本质的生产领域联系着，生产与生活空间却能够互相构成，密切联系。例如，自盖住房与增产节约的全面动员体系相联系，即自盖住房，为国家节省了资金，等同于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投身于劳动竞赛中的工人不仅仅为了生计而劳动，还在劳动中感受到生命内涵的丰富扩张，即劳动不仅仅是手段，也是人之本质得以实现的基础；其次，福利安排按照按劳分配以及按需分配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原则进行，个人在认可公平公正性的基础上对单位形成强烈依附，同时民主管理、集体生活等制度设计渗透进工人及家属的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工人有丰富的集体生活和浓厚的社区意识。

强调社会和集体与个人统一，强调物质与精神统一，上述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价值观对工人住宅的影响还体现在公共服务设施的布置和公共空间对私人空间的取代。文化设施、生活网点迅速铺开，集体主义要求缩小个人空间、公有化公共空间。公用厨房、厕所和走廊成为日常交往行为的天然发生场所。社区理想原则是自愿、自助和自我管理。生活也服务于工业生产，生活的集体化属性十分鲜明。在工人住宅布局方面，远离市区的工人依赖于厂区的服务设施，“以厂为家”的生活方式得以可能。有学者认为公用厨卫给邻里关系埋下纠纷隐患，居住地点和工作地点的靠近，方便通勤，也模糊了工作与休闲，集体生产与个人生活之间的界限。另有学者指出，工厂环境中政治化的身体生产，直接体现在政治组织依凭劳动管理以及业余生活干预，对工人身体的全面重塑。身体政治化的完成，意味着组织中的每一个人不断地游走在借助“关系”达成的隐秘自主空间和公共世界之间，依旧出现依附性的格局和撕裂的生活状态。

上述观点陈述了事实，但忽略了当时对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理解。工人住宅作为一种替代性秩序和人本哲学的社会空间试验，离不开个人由社会构成这种社会主义“人观”，也是这些基本信念使得工人住宅具备了历史合理性以及对当下的批判性。单身宿舍对于个人发展有益处的设施——例如图书室，提供制度化和组织化的服务——例如组织学习、开展大扫除、举办集体文体活动等，使得工人的生活世界能在居住单元里有效展开；家庭住宅区配套了教育医疗等公共设施和公共生活安排，生活社区可以满足从生到死各种需要；单身宿舍配备社会主义新人所必备的公共性内容，住宅社区的自足设计与公共场所，都是当下城市隔绝型居住模式、宿舍劳动生产体制所不具备并应该借鉴的。归根结底，不论是社会主义工人住宅，还是那些信奉傅立叶主义的早期进步实业家，都认识到个人的实现和解放是社会发展的目的，同时并坚信个人完满自身的条件是社会性的。这些都呼应了马克思经典论述中的愿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任务是建立一种自由人的联合体，实现个人和社会的双重发展。

M厂所在的地区目前地处北京市边缘，笔者在采访中多次听到各类人群包括本地人、本地工作者、外来人口、外部观察者对该地“滞后”“贫穷”的主观定位。关于此地的话语总是落脚于历史古镇和曾经辉煌的国有工厂，似乎当下的空间就是一个无法言说、没有可言说价值的地方。我们梳理20世纪50年代的空间志发现，在当下城市功能分区的离间力、消费社会发挥强硬作用之前，M的区位边缘性质并不明显。尤其是在社会主义空间布局里，曾经每个人都拥有接近社会生活、娱乐生活的中心空间的权利。用一位在当地度过青少年时期的社会学者的话来说，“小时候觉得这里就是宇宙中心”。所以或许需要一种新的想象、定义和语言系统，完成目前中心—边缘的消解。M厂的集体主义时期的历史，就是这样一种想象力的历史资源。1950年代职工住宅的多种事实与叙事在被感知的、被认知的、被生活的空间里已经并将持续投射出它们的光芒和相应的阴影。如果看不到这些光芒与阴影，我们就不会思考自己与社会主义城市历史之间隐含的关系，找不到社会角落深处的催生变革的本土资源。

*本文原载于《社会学评论》2018年第2期。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部分注释与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封面图为50年代北京虎坊路住宅小区一角。[图源：kuaibao.qq.com]

〇编辑：时远  〇排版：新月

〇审核：孤星 / zyy

〇专题策划人：二号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