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运飘、颜冰 | 从谋生手段到娱乐方式：钓鱼活动的人类学分析

陈运飘、颜冰社會學會社

陈运飘（左图），曾任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副教授，中山大学南方学院（现广州南方学院）教务部部长，研究领域为民族文化、城市社会学、民间宗教。[图源：http://apbs.nfu.edu.cn]

颜冰（右图），广东省人才研究所副所长，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副教授，从事人才学研究，专业领域为人才学，人才与人力资源开发和管理。[图源：blog.sina.com.cn]

专题导言

人都要休息，不休息，没办法过日子。作为人的一种存在方式和生命状态持续存在，休闲与马克思笔下“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紧密相关。照进实践，基于不同群体，不同活动类型，心理体验，场所和休憩服务的休闲研究，乃至延伸到休闲与工作、社会正义、健康重大事件的研究足以体现其广泛又具实的意义。近年不断冲上热搜的新闻、热词无不昭示着现代人学会珍视休闲的必要。

本专题第一篇探讨休闲的概念以及可能的延伸含义；第二篇至第四篇成作时间较早，探讨了休闲与文化的关系，第四篇格外侧重在休闲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认真性休闲”上；第五篇与第六篇看向了休闲的具体形式并加以关照——钓鱼与广场舞，这样的视角当然也可运用在你我生活的其他休闲中。而休闲以时间为基础，但越发快速流畅的网络、设置齐全传送及时的微信——让传统上下班（工作-个人）的物理分界被压缩消解，第七篇于是探讨微信互动和现代的社会时间结构，第八至十篇进一步纠结与上班族们的时间、加班与休憩；最后，《慢教授》中的第一章也许能带来些许行动上的启发，为“后台”争取些时间，找到更自洽的自己，更好地前进。

限于专题篇幅与呈现语言，许多佳作未能展示，笔者资历学识浅薄，组稿同时意在摸索，还请诸位读者不吝赐教。

摘要

随着社会发展，钓鱼已成为兼具物质文化意义、社会交往意义和精神生活意义的一种社会文化活动，而从人类学学科视角来看，对钓鱼文化以及演进历史的研究对认识文化变迁，尤其对认识文化内涵的扩展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本文试图对钓鱼活动的上述三种形态进行陈述分析，运用人类学关于文化三大层面的基本理念，来剖析钓鱼活动及其变迁所蕴含的文化意义，最后通过钓鱼活动的人类学分析，指出人类学研究日常社会生活现象的时代意义。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捕鱼之术越来越多，除了上述的几种方法外，还有利用动物捕鱼（如鸬鹚捕鱼、养獭捕鱼）、药杀、舟取声驱、光诱、积柴做礁等等捕鱼术。这些方法的使用为人类带来了大量的鱼获。然而，与其他种种猎鱼方法日益成为人类重要的谋生手段并物极必反地在今天受到人类的控制不同，钓鱼这种最古老的猎鱼方法却越来越受到欢迎，受到倡导，在作为谋生手段的钓鱼这种古老形态之外，又出现了两种新的形态，即既为得鱼亦为娱乐的钓鱼形态和只在乎钓的过程不在乎得鱼与否的钓鱼形态。毫无疑问，到今天，同时存在着三种形态的钓鱼活动，既有谋生的意义，又有休闲娱乐的一面。钓鱼已发展成为既含有物质文化意义，又含有社会交往意义和精神生活意义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从人类学角度看，钓鱼这种文化及其演进过程的研究对认识文化变迁，尤其对认识文化内涵的扩延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

一、作为谋生手段的钓鱼

钓鱼活动的最原始功能就是为了满足人类对食物（鱼）的需要。作为谋生手段的钓鱼，在历史上的地位很重要，今天亦还有一定的作用，甚至在某些民族或族群中，钓鱼仍是其重要的经济活动之一，是获得食物的主要方法。

澳大利亚的考古专家在东帝汶北部的石灰岩洞中挖掘出两个由贝壳制成的鱼钩，一致认为这是已知的最早的鱼钩的样本，测定时间在16,000到23,000年前。[图源：sohu.com]

钓鱼活动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很普遍了，这可以以考古学发现为证。在考古学上，除半坡遗址发现有骨鱼钩外，各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也都有骨鱼钩的发现。根据陈文华1992年的统计，至少有21处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发现有骨鱼钩。而到了商周时代，鱼钩的品质发生了变化，出现了金属钩即铜制鱼钩，商周时代考古遗址中发现有不少这种铜制鱼钩，甚至还发现有倒刺的铜鱼钩。此外，商周考古遗址中还有少量骨鱼钩及蚌鱼钩出土。从上述这些资料我们基本可以得出结论，即钓鱼活动在人类历史早期是一种较普遍的猎鱼方法。

钓鱼除需要鱼钩外，还需要竿、线、漂、坠、饵，但这些东西在考古学上极少发现。有人分析是这些物品极易腐烂、受损，无法长埋地下。如最早的鱼竿可能是荆条或竹子，线则是兽筋和动物的肠子，后来则以麻丝或蚕丝为线，鱼漂可能是羽毛或荻梗，饵则是虫子，显然这些钓具是难以从考古学文化遗址中发现的。另据一般的知识认为钓具六种组件是到宋代才开始具备的，在这之前可能并不那么完备，所以不可能知道上古时期的钓具是什么个样子。不过大量鱼钩的出土，已足够让考古学家得出结论：钓鱼活动在人类历史早期是比较普遍的。

在世界各地，关于钓鱼的民族志材料不少。如我国东北的赫哲族，历史上主要从事渔猎经济，他们钓鱼的工具有铁钩（传说古时还曾用木鱼钩），主要对象鱼是大鳇鱼（古代称“鱣”，但习惯上叫“鱣”的鱼还有不少种，如富春江的黄鲇亦叫“鱣”）。这种大鳇鱼是黑龙江流域独有的，最长可达5米，重数百斤，它们是赫哲族对外交易的主要商品，鳇鱼骨曾经是他们交纳给清朝宫廷的贡品。赫哲族使用特别粗大的无倒刺的铁钩钓鱼，垂钓时一条线上栓20到30把钩。近几十年来，由于俄国在黑龙江上游筑水坝，鳇鱼无法回游产卵繁殖，产量锐减，于是赫哲族以快钩取代了鳇鱼钩，以方便钓取其他较小型的鱼，对付鳇鱼减产造成的食物不足。快钩即滚钩，发明者是汉族。其单只钩较鳇鱼钩为小，一杆线上可栓240-260把钩。垂钓时将之布于水的中下层鱼群必经的过道中，鱼群或大鱼经过时，触动钩、线，便被群钩扎身不脱，越挣扎鱼身中鱼钩越多，最后被人捕获。赫哲族人以滚钩捕鱼，目的在于获鱼，因而赫哲族的钓鱼属于生产领域和谋生性质。

李亦园教授曾对台湾日月潭边邵族人钓鱼活动作过民族志研究。他发现20世纪50年代邵族人钓鱼方法有三种，其中一种是竿钓，跟其他地区的钓法无异，另两种则较为特别：一种是绳钓法（垂钓术语叫“延绳钓”——本文作者按）。邵族人用长达几十丈的粗麻绳作钓绳，在粗麻绳上每隔一尺即系小绳一条，绳尾系鱼钩一枚，整条绳上共有鱼钩数百枚。放钓之前，先把每个钩挂上鱼饵，然后驾驶独木舟出潭，出潭时间约在午后。放钓时把鱼钩按顺序放下，直到数百鱼钩均已放完，再把最后的绳头系于崖边枯树上。翌日清晨渔人再坐独木舟依顺序收钩，把钓到的鱼置于鱼笼中。李教授还发现，他的其中一个报告人高武老绳钓时用的钓绳上共栓有189枚鱼钩。这种延绳钓法，夕放晨收，显然为了求鱼，是较为典型的谋生手段。

邵族人还有另一种钓鱼法叫浮钓法，是利用浮力原理而不必由人看管的钓法。所用的工具是一把长约五尺的钓竿，细端系一钓绳及系钓钩，粗端系一条极长的藤条，藤条的末端系一石头。钓具在“弛”时竿平浮于水面，钓绳及钓钩沉于水中，另一端藤条及石头沉于潭底，并因石头重力而固定钓具位置。渔人下午驾舟出潭把钓具“张”好，只待次晨来观察是否有鱼上钩。钓竿“张”法简单，即把藤条和石头捞起，把系石头的一小段藤条缚于竿头，再把钓竿放下，因为钓竿粗端石头较重，藤条又被弄短了些，致使钓竿细端跷起于水面，而挂好鱼饵的钓钩恰好浸于离水面一二寸的表水中，以诱来往的鱼儿。这种浮钓法，每支竿一次（夜）只能钓到一条鱼，收获不大，但这种夕放晨收的钓法，不需人看管，其在获鱼方式上与延绳钓及江南地区普遍的放钓相同，目的亦是为了获鱼，显然也是谋生的一种手段。

李教授认为，绳钓和浮钓比之竿钓更适合邵族人，因为这两种钓法是黄昏出潭，清晨收获，不需人看管，而竿钓需花时间，收入又肯定低于渔人替游客摇船，故邵族人较少进行竿钓。这就表明在简单社会里，钓鱼目的在于获鱼谋生，哪种钓鱼法获鱼多，又省力，人们就会选择那种钓鱼法。

陈国强教授等人于20世纪80年代开展福建惠安县崇武镇的人类学调查，其中对该地渔业有较详细的报告，并描述过当地作为生产手段的大海海钓活动。在该次调查所写成的民族志报告中，讲述了崇武镇城区历史上和20世纪80年代钓鱼作业的基本情况，如20世纪50年代的海上钓业船，可钓海带、鱿鱼、鲨仔等；而当地钓带鱼作业时的“一条线，五沉五浮”的钓具结构特色，在全国性水产刊物上进行了专门介绍。到20世纪80年代，崇武镇则有了250马力的延绳钓机帆船，载重量达到100吨左右，作海上钓业船用时可以背带10只子船。而崇武镇的港村，有9艘海上钓业船，在秋冬季北上舟山渔场钓鱼，甚至到达黄海以北，靠近韩国和日本的海域，捕钓到的鱼基本上作为商品上市。

前面我们说过，大量鱼钩的出土表明了人类早期钓鱼活动的普遍性，但民族志的发现又告诉我们另一个事实，即最早的钓鱼并不是用鱼钩的，也就是说，人类在使用骨鱼钩之前可能就已经有了钓鱼活动。比如民族志材料显示，我国云南的苦聪人（后来被识别为拉祜族）和芒人妇女钓鱼时就不用鱼钩的，她们只用一根竹竿，竿尾上系一条细麻绳，钓鱼时麻绳一端栓一条蚯蚓，把绳子连蚯蚓丢入水中，竿插在岸边，人躲在树后，鱼食蚯蚓，拉动竹竿，妇女便猛拉鱼竿，准确地把鱼甩到竹篓中。而即使是鱼钩，在骨鱼钩之前，人们还有用竹、木的棘刺、鸟类的爪子作鱼钩钓鱼的。由此，我们可以认为，使用骨鱼钩钓鱼的时间，可能并不是作为谋生手段的钓鱼活动出现的最早时间，人类钓鱼活动出现的时间，可能还要早一些。

现代社会里，作为谋生手段的钓鱼活动中的垂钓方法，数“深海一支钓”最具代表性。这种钓法专门钓取深海名贵鱼类，1979年由台湾省的钓手研究成功。其运用一绳多钩直立于180米深水的钓鱼方法，一天内可钓到12吨金目鲷、红目鲷等鱼类。其后这种钓法在日本和台湾省推广普及，并得到改进，使钓绳可延伸至500米深水，钓鱼效果更加显著。像“深海一支钓”这样的钓鱼，已与捕鱼无异。

人类出于生存的需要，进行钓鱼活动已有几千年了。但钓鱼作为人类谋生手段之一，它的功能在今天仍然继续发挥着。

二、既为鱼亦为娱的钓鱼

钓鱼活动在第一种形态即作为谋生手段的形态之外，发展出了第二种形态，即既为了得鱼亦为了娱乐的形态。这种形态出现的时间比较早，大概在阶级社会中的贵族阶级中最先出现的。

流传甚广的姜太公溪垂钓传说，说的是其钓鱼时“直钩无饵，离水三尺，愿者上钩”，其实他是借钓鱼等待时机，“钓人不钓鱼”，因为他钓到周文王后就放下钓竿，辅周灭纣去了。然而还有另一个传说也是关于姜太公钓鱼的，据《说苑》记载：“吕望年七十，钓于渭渚，三日三夜无鱼食者，望即忿，脱其衣冠。上有农人者，古之异人，谓望曰：子姑复钓，必细其纶，芳其饵，徐徐而投，无令鱼骇。望如其言，初下得鲋，次得鲤，刺鱼腹得书，书文曰：吕望封于齐。望知其异。”原来年已七十岁的姜太公开始并不会钓鱼，肯定不是以钓业为生的，他是“偶发钓兴”后才去钓鱼的，而且很想钓到鱼，故无鱼食饵时便气急败坏，连衣服帽子都脱（甩）掉了，以后在别人的指点下才钓到鱼，又碰巧“刺鱼腹得书”，才钓起人（周文王）来。这后一则传说，表明了姜太公钓鱼的目的，是既想得到鱼，又为消闲，又为钓人。

出土于四川的汉代钓鱼石刻，出土于四川的汉代钓鱼石刻。此时鱼竿已经较长，弯弯的竿梢，正是中鱼时刻的生动描绘。[图源：sohu.com]

如果说关于姜太公钓鱼的传说只是历史上杜撰出来的，不足为信，那么，汉代画像石刻划的当时有闲阶级又钓鱼又谋乐趣的图景，应该是比较真实地反映了钓鱼的第二种形态的。在山东，出土了不少汉画像石，内容包罗万象，其中有一些渔猎图像。这些汉画像石中的渔猎图像，多刻画在楼阁水榭的一侧，池中有鱼、鳖等水生物以及渔夫用种种技术捕鱼的景象。如在两城山画像中，有执竿垂钓、下面众鱼争食鱼饵的情景，但钓鱼者多危坐于水榭上栏边，这可能就是有闲阶级的寻乐谋趣。在汉代，渔猎仍然是获得人们物质生活资料的重要手段，而渔猎产品多为统治者所独占，只有统治者才能成为“肉食者”，因而当时的钓鱼活动，有谋鱼的意图。但两城山石画像钓鱼图中还表现出寻乐谋趣的一面，这就反映出那时候的钓鱼活动已出现了既为得鱼亦为娱乐的形态。

历史上的文人墨客亦为钓鱼活动的第二种形态留下了佳作，让我们今天能够体味到那时候他们那种得鱼又得乐的垂钓经历。唐朝韩愈曾写过四首关于钓鱼的律诗，其中有一首叫“独钓”的，描写其自己钓到鱼后，用榆树条把鱼穿上，系在马鞍上，准备回家向儿女夸耀一番的快乐心境。其诗曰：

侯家林馆胜，偶入得垂竿。
曲树行藤角，平池散黄盘。
羽沉知食驶，缗细觉牵难。
聊取夸儿女，榆条系从鞍。

可以说，韩愈这种诗作，是钓鱼活动中得鱼又得娱形态的最好写照。

钓鱼活动的这种形态，今天仍然全面地存在着。今天广大农村、城市中，钓鱼人中不乏为得鱼又为得娱的人。比如，这些人专拣鱼塘、水库去钓鱼，以便钓到鱼可以大快朵颐，或可以卖钱，又尽了钓兴，娱乐还兼赚钱。像广州市郊区及佛山、南海一些鱼塘办的钓鱼塘，钓鱼半天收费3040元，但钓者不少。这些人凭其高超的钓技，可连连获鱼，折算值不止三四十元，在正常的夏秋季，他们可以获得不少鱼，这些鱼可食可卖，因而减少了开支，降低了钓鱼的成本，此外这些人还过足了钓鱼瘾。而在农村地区，孩子们常结伴去河渠边钓鱼，他们多是出于获鱼又获乐趣而去的。因为农村的孩子要干家务，或下田劳作，能结伴去钓鱼，已是最好的休闲，而若又能钓到鱼，那种快乐的场景会令许多人感动。

此外，我们从城市中公园钓鱼区的钓鱼规则可以发现，钓鱼区要面对的钓鱼人有三类，即只钓鱼不要鱼者、又要鱼又得娱乐者、为了获鱼的钓者。为此，钓鱼区出台的规则，总是考虑到三种人的需要以及保护水产资源和钓鱼区的利益。比如会有如下的钓鱼规则：钓1天（或半天）收费10元，但若想拿走钓到的鱼需另按重量算钱，每公斤6元（亦有8元的）；不准用锚钩戳鱼，等等。这样，只钓鱼不要鱼的人可以用很少的钱就能玩一天；又想得鱼又想得娱的人以及只要鱼者，只要愿付出一定的价钱也可以满足自己的要求。这种钓鱼规则在广州市的植物园、天河公园、筲箕窝公园（该园甚至规定：光钓鱼不收费，拿走鱼才要交钱）等处均可见到。如果没有既得鱼又得娱的钓者，钓鱼规则可能就不会特意强调“想拿走鱼另交钱”这一点了。"

钓鱼活动的这种既为鱼亦为娱的形态的出现，其实代表了一种进步，表明人们在基本的物质要求得到满足之后，又产生了更高层次的需求即娱乐的需求。按照马斯洛心理学的理论，这是一种人类心理自然发展的过程。对于人类来讲，不断的需求是人类顽强进取、不停地斗争的主要动力。因而可以说，既为鱼亦为娱的钓鱼形态，是适应人类需求心理的自然发展，适应人的丰富性的不断发展过程的。它是钓鱼活动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是钓鱼活动的合乎逻辑发展的一种结果。

三、只在乎钓不在乎鱼的钓鱼

人类阶级社会出现后，形成了一个统治阶级或有闲阶级。这个阶级依靠别人的劳动生活，因而对于生产劳动，抱的是一种娱乐的态度，其中对钓鱼这种老百姓的谋生手段，他们是抱着休闲娱乐方式的心态来看待的。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钓鱼活动出现了它的第三种形态———只在乎钓不在乎鱼的形态。

姜太公钓鱼的第一种传说可以说是这种形态的初始表现，但还有比姜太公钓鱼传说更令人吃惊的、关于太公涓以钓为乐的神话，其讲的是太公涓在隐溪钓鱼，钓了五十六年，没有钓到一条鱼。一个名叫季连的人去拜访他，只见太公涓盘膝坐在崖石上，不用鱼饵在那里钓鱼。或卧在石上吟诗，或躺在崖上作歌，“仰咏俯吟”，到晚上才把竿收上来。他盘膝坐的地方，石头都磨得像臼一样，他脚背触石的地方，磨得像一条小路。季连问他：“钓本在鱼，无鱼何钓？”太公涓回答说：“不见康王父之钓乎，涉蓬莱，钓巨海，摧岸投纶，五百年矣，未尝得一鱼，方吾犹一朝耳。”一个人钓鱼五十六年只鱼不获而还能有饭吃，有衣穿，可见太公涓不是无产者而是有闲阶级，他实际是借钓鱼跑到溪边吟诗散心而已。

历代文人墨客均自谓高雅之士，一般也把钓鱼这种生产之事看作是休闲娱乐方式，故有那么多关于钓鱼的诗词歌赋。古代名士如卓文君、陶渊明、谢灵运、孟浩然、王维、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柳宗元、杜牧、李商隐、张志和、张松龄、李煜、范仲淹、苏东坡、黄庭坚、陆游、范成大、刘伯温、郑板桥等等，均写过有关垂钓的诗词。其中唐代白居易的诗《渭上偶钓》为只在乎钓而不在乎鱼的第三种钓鱼形态作了最好的描写。诗曰：

渭水如镜色，中有鲤与鲂。
偶持一竿竹，悬钓在其旁。
微风吹钓丝，袅袅十尺长。
谁知对鱼坐，心在无何乡。
昔有白头人，亦钓此渭阳。
钓人不钓鱼，七十得文王。
况我垂钓意，人鱼又兼忘。
无机两不得，但弄秋水光。
兴尽钓亦罢，归来饮我觞。

白居易钓鱼，把人与鱼都忘掉了，只顾欣赏秋水风光，所以尽了钓兴，回去照样高高兴兴地喝酒。钓鱼人到了这样一种境界，也真是难得！

历史上还有不少皇帝和名人是喜欢钓鱼的，朱元璋就是其中之一。不过他虽贵为皇帝，但占上了姜太公的“三日三夜鱼无食者，望即忿”的怪戾脾气，一旦无鱼上钩，气急得脱掉衣帽，愤愤骂人，于是皇后马娘娘背后揶揄其“有鱼则王，无鱼则民。”当了皇帝仍乐于钓鱼之中，而且热切盼望鱼儿上钩，以尽钓兴，可见朱元璋喜欢钓鱼到什么程度。但显然朱皇帝的垂钓目的只在求乐趣而已，并不在于得鱼吃鱼。而马娘娘呢？在洪武三年清明节那天她共钓得十条大鲤鱼，当晚大摆“鲤宴”祭祖弄臣，她这样做，也只是为了显示自己钓技高超，并非钓鱼为食。

图为彭连熙所绘工笔人物画之四美钓鱼，其造型生动，色彩绚丽，线条飘逸。[图源：360doc.com]

文学作品中描写钓鱼人只为钓乐而不在乎鱼的，当以《红楼梦》第81回《占旺相四美钓游鱼》为典型。其描写宝玉与探春、李纹、李琦、邢岫烟为“占占谁的运气好”而钓鱼的情节细腻、动人：“探春把丝绳抛下，没十来句话的工夫，就有一个杨叶窜儿吞着钩子，把漂儿坠下去。探春把竿一挑，往地上一撩，却是活迸的。⋯⋯李纹也把钓竿垂下⋯⋯垂下去一会儿，见苇片直沉下去，急忙提起来，倒是一个二寸长的鲫瓜儿。⋯⋯李琦笑着接了钓竿儿，果然沉下去就钓了一个。然后岫烟也钓着了一个，随将竿子仍旧递给探春，探春才递与宝玉⋯⋯”大观园里的少爷、小姐们钓鱼只想“占占谁的运气好。看谁钓得着就是他今年的运气好，钓不着就是他今年运气不好。”这自然是只为钓鱼而不是为了得鱼，只为娱乐而与谋生相距甚远。

上述的事实表明，历史上只在乎钓不在乎鱼的钓鱼活动的参加者，都是那些衣食无忧的统治者或有闲阶级。这些人是钓鱼活动第三种形态的创始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上衣食无忧的人越来越多，因而生活方式和享受观念发生了较大改变。其中变化之一就是这个社会上只求钓鱼不求得鱼、钓到鱼或钓不到鱼一样高高兴兴返家的钓鱼人越来越多，而且正是这些人推动钓鱼活动功能的演变，使之最终成为了一项体育竞技运动，并且造成今天社会上“钓鱼热”的产生。

今天，只在乎钓不在乎鱼的钓鱼形态，几乎就是 “垂钓”的代名词。因为每讲到钓鱼，其包含的意思就是“它是一项体育运动、一项休闲活动、一种娱乐方式”。虽然钓鱼的前两种形态一直存在着，但似乎这第三种形态才是代表钓鱼活动发展的方向，所以才会有这样一种现象：凡是关于钓鱼的书籍，都不厌其烦地宣传和强调钓鱼有益于人的身心健康，有益于社会精神文明的发展。

那么，在今天，钓鱼活动的第三种形态又有什么样的具体表现呢？笔者认为，今天的这种只在乎钓不在乎鱼的钓鱼形态，主要表现有：

第一，钓鱼的人不管是钓到鱼或者钓不到鱼，都一样的高高兴兴。因为其只在乎钓的过程，只在乎置身于湖光山色之间，陶冶性情，增进健康。这种钓鱼人所达到的境界，局外人是无法理解的。这种钓鱼人的收获，已上升到了另一个层次，根本不存在世人眼中的满载而归或空手而归了。

第二，钓鱼人群体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钓者，将钓到的鱼又重新放回水中去的现象，除非是钓到有害鱼种（指食肉性鱼类，会危害家鱼饲养，如塘鳢、黑鱼等）才会带走。这种自觉保护环境，保护鱼类资源的行为，只有在钓鱼的第三种形态中才会产生。

第三，出现了钓鱼协会，把钓鱼活动列入体育竞技运动，经常举行各类钓鱼比赛。如1952年成立有国际钓联。又如我国于1980年成立第一家地方性钓鱼协会——无锡市钓鱼协会，1983年由国家体委牵头成立中国钓鱼协会（挂靠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正式把钓鱼作为一种运动项目来抓。这样，钓鱼活动已远离其传统的谋生形态而成为新时代倡导的一种精神文明活动，以及成为社会安定，民众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一种标志，成为都市生活理所当然的延伸，成为人类回归自然的最佳选择之一。《中国钓鱼协会章程》第一章总则第三条，就对今天的钓鱼协会和钓鱼活动做出了说明：“本会根据国家的体育工作方针、政策和有关群众组织的规定，团结广大钓鱼爱好者，积极开展钓鱼活动，陶冶身心，丰富业余文体生活，并协同有关部门，积极参与保护、饲养鱼类和垂钓的科学研究。组织参加国际有关活动。”

第四，钓鱼人形成了一个有一定社会责任感和共同意识形态的群体。比如，近年来台湾地区的水库鱼类正受到一种被称为鱼虎的红腺鳢鱼的危害，几大淡水鱼种鲫鱼、鲤鱼、鲶鱼、鲠鱼、武昌鱼等正被其快速吞食，甚至连鲢鱼、草鱼、青鱼等较大型鱼种的鱼仔亦成为鱼虎的俎上肉，于是台湾钓界以《台湾钓鱼》为阵地，动员、号召广大钓友紧急行动投入猎 “虎”行动，以消灭鱼虎，解除危机，保护台湾地区的淡水鱼种。

第五，有关的钓鱼书报刊物着重宣传钓鱼对身体健康的意义和愉悦精神的功能。许多总结性的钓鱼论著，强调有益身心健康的一面。如《垂钓600问》中的代前言叫《垂钓的四大益处》，讲的是钓鱼这种体育活动的动、静、乐、寿的益处，丝毫没有涉及得鱼这方面物质性的收获。其只在乎钓而不在乎鱼的一面，由此可见一斑。

正是因为钓鱼活动的这种只在乎钓不在乎鱼的形态，才使钓鱼活动在重视环保，强调可持续性发展的现代人中间受到重视，成为人们倡导的一种休闲娱乐活动和体育运动，成为人类回归自然的一种方式。

四、作为人类学视野中一种文化现象的钓鱼

从人类学来看，钓鱼活动无疑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一种历史上和现在都存在着的文化现象。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就有其文化功能。钓鱼活动的文化功能就是谋生的手段、娱乐方式、休闲活动，有利于人的身心健康。本文前几部分关于钓鱼的三种形态的划分，依据的就是这种文化功能的演进和不断丰富（从单一功能转变到复合功能）的过程中产生的不同特点。钓鱼活动的几种文化功能，尤其能够满足现代人的心理需求。如钓鱼活动作为一种谋生手段，的确是比其他任何捕鱼之术都更加符合环保的要求，符合正在成为潮流的可持续发展的精神，符合建立人类与自然界的新关系，因而才会广受欢迎，得以提倡。从孔夫子的“子钓而不网”到今天连休渔期都不禁止钓鱼活动的事实来看，钓鱼确实是成为了一种为人们所普遍认可的、又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谋生手段之一；而作为现代娱乐休闲活动或体育竞技项目，钓鱼还适合现代社会人类的其他需要，尤其现代人的空余时间越来越多，钓鱼以其趣味性强、能强身健体、陶冶性情而成为人们度过闲暇的首选之一。因而，钓鱼成为一种广受民众欢迎的大众文化，社会于是出现了“钓鱼热”。

人类学一般将文化区分为三个层面，即物质文化层面、社会文化层面和精神文化层面。同时人类学又强调文化的三大层面的区分并不是惟一的划分方法。因为每一层面的文化其实都还包含着其他两个层面的内容，如饮食被归为物质文化范畴，但饮食中亦有礼仪、社会交往的意义，又有精神活动的内容（如禁忌、传说、艺术感等等），故饮食在作为物质文化的同时，又具备社会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内容。正因为如此，人类学虽把钓鱼活动这种文化现象归属于传统上的生产领域（具体的归入渔猎活动中），但仍然强调钓鱼活动的精神文化意义及社会交往的文化意义。其实在钓鱼活动上，确实是体现出文化的三大层面的内容的，如钓鱼的钓具、渔获等，属于物质文化范畴，但钓鱼人之间的关系、钓鱼组织和规则、钓鱼比赛等又属于社会生活的范畴，而作为娱乐休闲的钓鱼活动，还有有关的神话传说、诗歌文学、艺术表现（如鱼拓、钓鱼画像）、仪式禁忌等等显然应归属于精神文化层面的内容。本文中的第二、三部分所叙述的，基本上是属于社会文化层面和精神文化层面的内容，惟有第一部分，才可以归属于生产领域中。

海拉（黑拉）钓法，源于日语hera的译音，hera就是日鲫，因源自于日本，音译为海拉或黑拉钓法，普遍流行于日本，在日本已经形成了一种钓鱼技术文化。[图源：m.diaoyur.com]

人类学上常常谈论文化变迁，并把文化变迁看成是人类学研究的永恒主题。文化变迁的产生，有环境的影响，有历史人文因素的影响，有文化采借和文化交融，还有文化活动的主体即人群或民族（族群）的活动、选择、创新等造成的结果。钓鱼活动形态的演进，钓鱼活动功能的不断丰富发展，钓鱼活动其他方面的变化如钓具和钓技的改进、钓鱼组织扩大、钓鱼规范增多等，其最主要的原因应该是钓鱼活动的主体即钓鱼人的选择与创新。如今天风靡全国的台湾式钓鱼法（又称“悬坠长脑线底钓法”），其基础是由日本钓鱼者创造的“东亚钓法”，后经台湾地区钓鱼人完善、改进，成为今天普及于大陆地区的最流行的淡水钓鱼法之一。还有钓鱼协会成立，以及把钓鱼活动列入体育竞技项目这件事本身，无不反映正是人的主动努力、抉择和创新，才使钓鱼这种千百年来的民众自发的活动演进成为一项有组织的群众性的公益活动和体育活动，并由此而获得新的发展，影响社会和人生。因此，钓鱼活动的演变过程及有关规律的人类学研究分析，为我们理解文化变迁问题提供了一个较好的例证。

五、余论

钓鱼活动是一种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不过，即使今天社会上出现了“钓鱼热”，钓鱼爱好者越来越多（如估计我国钓鱼爱好者已经超过1亿），以及早在五十年前垂钓就被国际钓联列为体育竞技项目，钓鱼活动至今仍然难以进入学术界的视野。在人类学界，已有的关于钓鱼活动的民族志，大都是在描写某一民族经济生活时，把钓鱼当作渔猎活动的一个并不太重要的内容写出来的，这可能是因为钓鱼的获鱼量远远不及网捕的获鱼量之缘故。而在考古学上，对出土渔具进行分析时亦只满足于说明某一钓具（如鱼钩）的钓鱼用途，至于古代的钓鱼活动到底是怎样一种形态，基本上不做说明，或者囿于出土资料不足，没法说清楚。

然而人类学注定是要关心现代人类的生活，因而需要把部分注意力放到现代人们社会生活中的普通现象中，如各种娱乐现象、休闲活动或人类回归大自然的不同方式等等。钓鱼活动无论是作为人类的一种谋生手段，或者作为一种娱乐休闲方式和群众性的体育竞技活动，它都应该进入人类学的视野，都值得今天日益“迈向人民的人类学”所关注的。笔者写作此文，除了自己确实喜好钓鱼活动，并在十数年间积累了相当多的钓鱼文化资料这个原因之外，还因为作为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的、关心现实问题和当代人类生活的人类学者，笔者认为探究钓鱼活动这种较普通的社会生活现象（或者在人类学上来讲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既可以帮助提高普通人的生活质量，又对人类学本身的发展有好处。尤其人类学在这类研究中所展现出来的解释生活现象和处理实际生活问题的能力，在今天社会要求人类学更加贴近生活、更加关心普通人命运的时候，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可能正是这种能力，会使21世纪中国人人类社会生活的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

*本文原载于《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注释及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阅读原文。

**封面图为一名正在收竿的钓者。[图源：m.biodiscov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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