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格、西伯 | 不被时间所管理

在《学术工作的时间观冲突》一文中，奥利-海伦娜伊利约克和汉斯·曼塔拉观察到：“显而易见的是，只要有两位或更多的学者凑到一块时，他们一定会抱怨时间不够用。”2001年，麻省理工学院做了一项关于大学教员的调查，在比较了大学教员和公司CEO之后，得出了一项惊人的发现。在大学教员这一组，高达78%的受访者认为，“无论他们工作多么努力，都无法完成所有的任务”，相比之下，如此回应的公司CEO只占48%；还有62%的大学教员认为，他们“在每天结束时都感到身心俱疲”，而公司CEO的同比数据则为55%。在一次讨论会上，我们被问到一个问题，是否曾有人就高等教育中的人格类型做过研究：是不是有志于大学教育和研究工作的，往往是那种完美主义者（perfectionists）？我们相信，这样的问题没有抓住重点：我们所要问的是，大学体制到底怎么了，为什么会让身处其中者感到无力应对。在《写给学者的时间管理术》一书中，哈里·刘易斯和菲利普·希尔斯可谓苦口婆心，他们认为必须要申明，“我们应有健康权”（right to health）；“我们应有权过私人的生活（right to aprivate life），享受家庭生活，要能有一段醒着的时间可用于处理个人事务（哪怕是满足平常生活的必需：让我们自己有房住、有衣穿、有饭吃，支付账单，关注油盐柴米）；因此，我们应有权限制我们的工作总时长，从而为上述活动找到空隙”。我们必须给自己放个假，才能去吃饭、洗澡、付账单，这一事实本身就反映出，在当前大学环境中，我们的生活已经失衡。时间紧迫症不只是个人的问题，它还会毁坏学术工作，我们的批判性和创造性思考的能力也会因此所剩无几。至于那些时间管理指南书，虽然承诺会让我们学者脱离苦海，但结果却时常让我们感到更捉襟见肘。我们认为，其中的问题，与其说是关于如何管理我们的时间，不如说是生活在一种分心的文化中，我们应如何保持自己的注意力。

学术工作就其本质而言是永无止境的；虽说工作时间的灵活是学者的一项“特权”，但摇身一变，弹性也可以转化为每时每刻都在工作，或者是自认为学者应该没休息。玛丽·莫里斯·海伯格和茱莉亚·米勒·维奇就指出这一悖论：“尽管学术工作负担极其繁重，学者还是可以自由地安排他们的时间，这是经济体内其他所有行业都可望而不可即的。对于有些学者来说，这种自由可谓职业道路上的一大优势；但对于其他学者而言，这就成了压力的根源。”进言之，若是考虑到取得博士学位必须投入的时间和金钱成本，而经济回报却高度不确定，那么我们可以判定，我们之所以以学术为业，大多数都出于理想的追求，而不是实用的考虑。虽然工作有信仰是影响工作满意度的一项关键因素，但理想主义也可能催生出负重工作。理想主义驱动着思考和教育的努力，但也可能成为大学手中的一把利器，仿效许多公司，大学可以操纵这种理想主义，运用家庭和共同体的修辞，“来凝聚公司文化，激发忠诚和信仰，最终却是为了推进生产力”。因此，悖谬之处在于，我们对自己的职业越是忠诚，越要奉献，那么我们就越能体会到时间压力和煎熬。

读戴维·洛奇的早期校园小说，我们可以发现，书中角色曾有大把时间握在自己手中——如在《换位》中，菲利普·斯沃洛到“狂欢”州立大学做访问，期间把性爱、嗑药、摇滚乐都尝了一遍，而现如今的教授则在浏览书架或搜索互联网，寻找能驾驭时间的法术。当然，关于学者如何管理时间，大量建议早已出现，就摆在那里。某些建议来自于商业机构，比如一家名叫“斯克瑞本迪”的编辑公司，他们给出的建议，听起来就像马基雅维利的权术。在他们为学者提供的十大时间管理术中，其中一条就是，“用好你的研究生”：“别理会大部分的本科生抱怨，让研究生来完成大多数的批改和打分。如果这些研究生将要或已经进入博士阶段的学习，那就更好了。你也等于帮了他们一个忙。如果他们没有进入博士阶段，那好吧，这原本也是成为研究生的一部分任务。只是要确保对研究生好一些——比方说，在期中考试改分时买些比萨，或者偶尔在酒吧同他们见面，别忘记请他们喝点东西”。还有一些有助于节省时间的窍门，比方说，“在你的墙上挂上一个钟，放在只有你能看到的位置”；在学生或同事造访你办公室时，“站着说话”。这类策略在许多地方都所见略同，阿纳斯塔西娅·艾拉马可和约翰尼斯·格尔克曾合作《写给新教员的时间管理》一文，他们在文中就建议，我们“要把尽可能多的任务委托给……行政助理”：“想方设法要躲开这些工作——复印文件、搜索航班行程、在互联网上订货，打印论文”。这是一种奇怪的剥削者态度，原本压力是冲着我们来的，现在我们则把它们转包出去：与其被驱使，不如驱使别人。这些建议丝毫没有觉察到劳动者团结的原则，也忘却了一个事实，行政助理和研究生也没有源源不断的时间，可以为我们无限地奉献。而在现实中，教授们所要面对的恰恰是反向而来的委托；比方说，许多原属文员的任务（申领教材的赠阅本、准备支票申请材料、影印等），现在都已加入到教授们的工作清单上。艾拉马可和格尔克还给出一个建议，在做论文的同行评审时，不妨让研究生分担我们的一部分工作：“把文章发给你的一位学生，安排好一次数周内的碰面，届时讨论下这篇文章。在此期间，你也仔细审读这篇论文。然后在与学生会面时，你们讨论下评审意见，接下来由学生完成评审意见的初稿，再转交你来审定。用这种方法，我们既指导了自己的学生，教会他们如何去写作好的同行评审，与此同时，在最后期限到来前，评审意见也已准备完备。”由是观之，在公司化的大学里，每一位学者都是为了他自己。而上述种种时间管理的策略，也能折射出目前大环境下的工作期待有多么不切实际，学者必须精疲力竭地掌握某些策略，否则就不足以清空他们的“待完成工作”的清单。

如果你正努力挣扎，要在工作和生活之间重新找到平衡，那么大部分关于学术时间管理的文献都不会让你舒坦。事实上，你很可能会感觉到，你就是工作不够努力而已。格里高利·科隆·西门扎曾著有《面向21世纪的研究生学习》一书，他在书中明文指出：“大致可以说，对大多数学者而言，一天工作大约10小时是完全够用的，尤其是我们几乎在任何时间都可以开展工作”，这就有别于普通的劳动者，他们“总会浪费大量的时间，上下班的通勤，在饮水机旁的社交闲聊，还有要用去整整一小时的午餐”。西门扎以自己的生活规则来现身说法，“最迟不晚于早晨7点30分，就可以在办公室找到我，最早也不能早过下午6点左右，才能带我‘回家’……当然，我也经常要加班工作——当我收到学生的文章时，当我必须要赶一篇论文的交稿期限时，或者当我白天抽出一个小时看医生时”。该书有一章的副标题叫“一周有八天”，西门扎在这里建议自己的读者，“要把哪些工作留到周末做，其间大有智慧可言”：“如果在某个星期四，我发现在下周一之前，我必须要读完两本书，批改十篇论文，我就会在周五下午处理掉那些论文，因为在整个周末，不论什么地点，什么时间，我都可以更容易地进入阅读状态——在客厅里，当我的妻子在读她自己的书，儿子在瞌睡时；在车的后座上，当我们全家去往乔安妮姨妈的露天烧烤时；或者是躺在沙滩椅上，只要还有光线能捕捉时。在看洋基队的比赛时，我可以更新课程的签名册。坐在公园长椅上，我也可以审阅书稿。”菲利普·万卡特曾出版《有效的、有效率的教授》一书，他在书中给出建议，“对大多数人来说，每周工作大约55个小时，就可以完成大部分的工作”，万卡特还特别告诫，即便在未获终身职的聘用阶段［这一时期“无异于战争状态”］，工作时间也应“接近”这一范围——当然，这是指超过55个小时的接近。万卡特专门强调，“家庭和个人生活是非常重要的”，但我们又能到哪儿去找到这些时间呢？我们可以发现，按照时间管理建议去安排自己的时间，往往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我们得到建议，要运动锻炼，好好吃饭，要有业余爱好，也要有社交生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以最佳状态投入工作；但另一方面，若按照上述方案来安排自己的工作时间，哪里还能有剩余呢？一周工作55个小时大约是这个样子：从早上9点到中午12点；下午1点到3点；然后是3点30分到7点30分，每周六天。就这样，我们陷入了一种折腾不停的节奏，按照唐纳德·霍尔所规划的，只要“设定好……现实可行的每日和每周目标”，即便承担着两个学期各四门课的教学任务，你还是可以做研究的。霍尔的建议如下：保护好你的星期六，留给科研，并且把批改作业和备课推延到周日，在“12个小时”内歼灭。再来一次，让我们分解一下这样的一天：这意味着工作从清晨8点开始到中午12点，下午从1点开始到6点，晚上从7点到10点——这还是一个星期天！在《时间陷阱》一书中，亚力克·麦肯齐历数了“最顶尖的时间管理大师”，其中一个模式来自埃莉诺·布兰特利·施瓦茨博士（Dr Eleanor Brantley Schwartz），当时她正担任密苏里大学（堪萨斯城）的校长，为有所启发，我们在此全文引述：

读着就有些胆战了，我们必须承认，诸如此类的时间管理和生产力模式，对大多数人来说，一定是不现实的，而且也没办法做到长期持续。若是确如罗伯特·博伊斯所言，我们当下的文化以“展示忙碌”为美，那么我们在此提议一种反向的文化，即一种“慢文化”，它以平衡为美，且敢于质疑生产力的追求。要是在凌晨4点就开始写作，那就意味着你在3点30分就要起床，这可正是大半夜。而且，若是日复一日地这么忙碌，那我们还能有什么像样的精力迎接整个白天的工作，再者，如果我们总是“同一时间做两件事”，那在面对所爱之人时我们又如何可能静下心来？许多著作，如戴夫·克鲁萧（Dave Crenshaw）的《多任务处理的迷思》和爱德华·哈洛韦尔（Edward M Hallowell）的《忙到要疯》，都证明了一件事：多任务处理，实不副其名！我们并不是同时在做两件事——我们所做的，不过是在任务之间来回切换，而这样一番操作，不仅让我们更低效（因为每次切换后得重新集中精力，也要花费时间），还会搞得我们丢三落四。按照戴维·波森的提议，“单任务处理”（single-tasking）才是“救赎之道”：“在一个时间段，只做一件事，按顺序来，务求全神贯注”。扎迪·史密斯也有同样的感悟：读她的小说《西北》，致谢部分一开篇，她就写道：“感谢Freedom、Self-Control……感谢它们创造出了——时间”，这些都是屏蔽互联网接入的程序。学术文化总在赞美超负荷工作，但质疑忙忙碌碌到底有何价值，也是我们必须要做的。我们不妨扪心自问，我们在彼此眼中成了什么样子，在学生眼中又做出了什么样的榜样。《加拿大女王大学校友评论》的最新一期刊发了一篇文章，作者是该校毕业生，还曾荣获人文与科学本科生协会奖学金，名叫朱莉·哈姆加德特。这位女生发起了“消失中的能力”计划——“很多刚成年的青年人都患有慢性的、从肢体上看不出来的疾病，比如关节炎、纤维肌痛、糖尿病、红斑狼疮、克罗恩病，作为一家组织，我们致力于推动社会对这些青年人的关注，改进他们的教育，并增加对他们的支持”，这一项目本身值得表扬，也非常重要，但她对自己大学生活的描述，作为一名学生是如何担当这一工作的，读起来却令我们深感不安。哈姆加德特承认，在她看来，充足的睡眠并非必需，而这种想法“当然不会有助于身体、心理和精神的健康”，但“在事业竞争中，你总要舍弃些东西”。她“努力做到每天‘25个小时’，每时每刻都要活到极致”，这种活法就要求“多任务处理”：“在锻炼形体时，我一定要找一位朋友聊聊近况；不管去哪儿，我都会随身带一本书，随时补充十分钟的课程阅读；一边合上‘消失中的能力’宣传册，一边开始同家人在网络上语音；一定要参加大型的社交聚会，这样我就可以一次性地见到许多朋友。”以上所述，都是时间管理的成功学故事，推销的是多任务处理和长时段工作，也是我们在本章中所要挑战的。不仅如此，我们还必须要批判地思考，为什么时间管理术竟是如此千人一面。

回顾下这些叙述：从早上9点工作到晚上7点30分，每周工作六天（万卡特）；或者每天凌晨，从4点开始写作，直到6点45分（施瓦茨）；抑或是为接下来的几个月安排好每个小时的工作（霍尔）——它们都有一种谜之说服力。为什么呢？是因为它们证明了我们的职业在我们心中的正当性——不过是劳动力大军的一种？或者说它们做出承诺，我们终将掌控住这种速度？抑或是它们让我们释然，为什么我们无法成为福柯（虽然有种传言很流行，据说在福柯工作的图书馆的街对面，就有一家他最爱的冰淇淋冷饮店。如果说施瓦茨的工作习惯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那我们便已经泥足深陷了，落入了希拉里·雷蒂格所说的“完美主义者的比较”，比来比去，“总是有毛病的”。这是因为我们

在任何比较中，总是会落在失败的那一端——因为作为一名完美主义者，之所以要做比较，目的并不是要得出有意义的见解，而是希望借此再来一记闷棍，敲打你自己的脑袋，迫使你自己能追求更高的生产力。

本书的一位作者还记得，八月末的某一日，她曾在河畔偶遇一位同事，问到他暑假是怎么过的。“哪有什么暑假啊？”同事回复道：“我每天都在写作，每天八小时。”她当即感到羞愧难当，不停地自责，因为自己刚同女儿游泳归来。一直等到我们写作这本书时，她才意识到，其实她的同事也在河边漫步，虽然想必不是为了欣赏河岸风光。雷蒂格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内疚和自责并不会增加我们的生产力；它们只可能创造出一种“环境，要从根本上扼杀创造力”。随后，我们还将更详细地讨论学术创新所需的条件，但眼下，雷蒂格给出了明智的建议：“要比较，切不可用你自己去比较某个不可能或非凡的生产力标准，而应同某个合理的标准相比较，与此同时，尝试揭开你偶尔能提高产能的原因，然后复制相应的条件。”

那些关于时间管理的著作，在它们给出建议的部分，总是惊人的相似：保持记日志的习惯，看看你的时间到底“流向”哪儿了；安排好每一天的工作日程；建立短期和长期的目标；整理好你的工作场所；学会说“不”。要做好计划，要分清轻重缓急，要井井有条，这些至理名言从不会错，但它们也往往会加剧我们的时间稀缺焦虑，因为所谓时间管理，就是不断地测量时间。我们的时间就是一块馅饼，现在则一个劲地细分，切成更小、也更精确的份额，这可不是长久之计。在此意义上，时间管理非常像五花八门的饮食指南（事实上，不少时间管理书也明文做过这种比较），它们会劝说我们记录自己的饮食日志，就每一餐做好计划，设定目标，然后计算自己摄入了多少卡路里，又消耗了多少卡路里。同理，这些饮食指南没有什么不正确的，但这种算法却很狭隘，它没有充分考虑到，究竟因为什么我们才会在一开始就饮食过量，又是什么系统性的因素促进了“肥胖症的流行”。还要记住，如果说节食方案只盯着卡路里的摄入限制，就会造成匮乏（反过来又会导致饮食报复，节食者一屁股坐下来，往往能干掉一大袋家庭装的薯片，再来上一品脱的冰淇淋），那么时间管理的招数往往也会制造贫乏，即一种时间越来越不够的感觉，且会导致越来越糟糕的结果。反反复复，我们总是听说，时间短暂易逝。如要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一稀缺资源，各种建议将我们包围，比如说，在安排会议议程时，“书面上的时间，要少于我认为会议实际要占用的时间，这么设置，是为了让我及其他与会者更有效率”，或者说，准备外出时，“在你的随身行李箱中打包充足的工作，至少要比你航程预定时间再长两个小时才行”。伊安·尼尔森也严正督促，为人师者，应把他们的日记本里每一个可用的时间段都填满，“这样就能时刻提醒你，你所剩的时间寥寥无几。只要在你的日记本里还留有些空格，那就表明你手里还有些时间”。

如此说来，时间当然还是金钱。刘易斯和希尔斯曾写道，我们必须让自己形成习惯，“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决策主体中的成员……将我们的时间和付出当作一种‘稀缺资源’，一如我们对待金钱那样：作为一种极为有限的资源”。然而，伊利约克和曼塔拉也曾指出，根据研究受访者的反馈，大学教员所体验到的时间压力，产生于大学校方的“管理时间”，在这一过程中，“时间差不多就是被当作一种形式的金钱，可以被测量、计算，然后划分成为具体的单位”，以至于“学者的日常工作必须被转换为可量化的指标和成果，完全不考虑学术工作自身的内在节奏”。举个例子来说明，“项目制的研究者，每过半小时都要做一次工作记录，详细写下这一时段他们都做了些什么。据说，这么做是为了按货收款，研究者可以向出资方证明，他们是如何充分利用时间的，因此他们的薪水也是应得的”。学者应当如何担负学术责任，上述版本可以说是完全否定了研究在现实中的展开逻辑（上午9点至9点30分：写了一个句子；9点30分至10点：决定删掉刚才写出的这个句子；通过图书馆的馆际互借预约了一本书；其他活动）。

先压抑一下我们的段子手天赋，但诸如上述的记录留存，可以说是完全不适合研究和阅读的（比方说，我们一个小时能读多少页书，取决于读什么书，以及为了什么目的而读书，速度会存在极大差异）。唐纳德·霍尔曾著有《学术的自我：一本用户手册》，他在其中就强调要“精明地管理……时间”，优秀的学者甚至要走到这一步，应提前安排好每一个月的学术工作，做到“以小时为单位”的计划。因为“时间是可以再分割的，是均等的，也是可预测的”，所以“我们务必从一开始就要知道，在即将到来的数周、数月甚至是一年乃至更长的时段内，我们要在某个具体的工作环节上投入多少天，甚至精确到多少小时——这个环节，可以是科研，也可以是教学，或者是公共服务”。但学术时间是否真如霍尔所说，是“可以再分割的，是均等的，也是可预测的”？我们的课堂是这样，但我们工作的其他部分就远非如此了。教学的学期有其自身的节奏，但到底会有多少学生联系我们，请求出具推荐信，又会收到多少份奖学金申请，等待我们去评估和排序，还会有多少抄袭案例要求我们采取行动，如此等等，都是我们不可能预估的。这么说来，要安排好一个工作日的每个小时，哪怕是提前一个月，也是根本不可能的。

精确到以小时为单位的时间管理。[图源：doctorramey.com]

上述霍尔的时间管理术，可以说是诸多指南之中最厚道的了，但即便是霍尔的方案，也存在问题：它们会在我们体内植入错误的时间类型，议程化的时间（scheduled time）——我们本就要三头六臂，尽力应对教学、科研、行政、填表、学生电邮，等等，生活也因此过得七零八碎，而时间的议程化又会进一步加剧这种碎片感。“碎片化”（fragmentation）这个词，在伊利约克和曼塔拉对芬兰学者的访谈中，反复不断地蹦出来。工作日已经“变得非常漫长，且七零八碎”，或者“时间和精力的碎片化，正是当下学者的感受，严重破坏了他们的工作满意度和产能”。时间永远都不够用，这种感觉制造出恐慌，一种狂热的感觉在蔓延，认为自己总是落在人后。埃伦·奥斯特洛夫就曾观察到，“所以很多时候，当你在压力之下工作时，你自己的脑袋里就正在进行一场对话。它通常包括各种胡思乱想，你现在‘究竟应该’做些什么，‘若是……则要……’的种种场景，以及你如何紧赶慢赶才能把所有工作都完成”。梅根·特尔纳（Meghan Telpner）曾批评流俗的节食养生法，她当时指出，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种“不为饮食所左右”（Undiet）——这也是她的书名。同理，我们建议，我们所需要的，不是时间管理，而是不被时间所管理（timelessness）。

我们认为，并非只要有更好的工作习惯，时间压力的难题就能迎刃而解（读者朋友，如果你质疑这一点，请记住，你已经成功完成研究生院的学业，或者正在读研究生）。那些所谓的时间管理，并没有充分考虑到大学系统发生的变化：毋宁说，时间管理所关注的只是个体，其方式经常表现为一种惩戒（我的习惯必须要打磨成型）。真正的时间问题，在于不断加码的工作负担、不断加速度的工作节奏，以及弥散在公司化大学中的工具主义。现如今，有些院长或系主任在要求教员提交信息时，经常将最后期限设定为“周五营业结束时”或者“营业结束时”（COB，亦即close of business），这一事实就表明，我们日益生活在两种时间的夹缝中：公司化的时间和学术工作所需要的时间。所谓“不被时间所管理的时光”（timeless time），亦即“基于内在的驱动去使用时间，在此进程中，由钟表记录的时间已经失去意义”，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某种一厢情愿。在他们的调研中，伊利约克和曼塔拉对52名芬兰学者进行了访谈，虽然其间并无提问直接涉及他们工作中的时间问题，但调研显示，在所有受访学者看来，不被时间所管理的时光，是一种“奢侈”，是怀旧的情绪所在，或者“一种美好愿望，一个计划或者一项目标”，却远远不是现实。这些学者还指出，时间总是不够用，长此以往导致他们感到“虚弱无力，压力重重”。从时间压力到虚弱无力感，中间的关联是如何搭建起来的，尚且要做更进一步的考察，尤其是因为两者都同大学体制的一个变化有关，即治校权力被移交至大学的行政人员。他们着眼于经济，这也就导致了所有工作都应高效完成的压力。伊利约克和曼塔拉评论道，“真正的研究需要时间，也必然会花费时间，少一分一秒都不行——因此应当给研究者以一项研究所必需的时间”，在当下的大气候下，这一主张看起来已非常激进了。这就是“慢科学学院”（Slow Science Academy）的集结口号，它在宣言书内写道：

思考，我们需要时间。消化，我们也需要时间。在重拾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失落已久的对话时，即便要误会对方，我们都需要时间。我们不能每时每刻向你们解释，我们的科学到底是怎么回事；它又能带来什么好处；原因很简单，就连我们自己目前也并不知道。科学，需要时间。——给我们一些时间，当我们思考时。

而博迪·乔森也曾写道，“我们当然知道，知识工作，如科研（新知识的创造）和学习（新知识在某个人身上的创造），完全不同于工业生产的成品，因此应由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来衡量”，她的结论是，“我们所需要的不是技术，而是思维术”（thinkology）。某种程度上，本章就是我们尝试“思维术”的努力。

要进行批判性和创造性的思考，哪怕只是为了认真思考，我们都需要“不被时间所管理的时光”，这是伊利约克和曼塔拉的概念。而按照卡拉安波斯·梅因梅里斯的定义，所谓“不被时间所管理”，指的是“一种全神贯注的体验，一个人沉浸在某个迷人的当下时刻的活动或事件之中，从而超越了时间，也超越了他自己”。研究表明，周期性地从时间中逃逸，可以促进我们的深度思考、创造力和问题解决能力。米哈利·乔赞米哈伊的研究覆盖了不同职业和种族的群体生活，结论认为，一个人越多“全神贯注”（flow）的体验，那么他或她就会越快乐。最终，乔赞米哈伊甚至主张，“全神贯注”——一种“最佳的内在体验状态……入定后，意识就已井然有序”，会让我们变成更优秀的人：

当精神力量——或者说注意力——集中于现实目标之上，同时技巧又能与行动机会相匹配时，这一切就发生了。追求一个目标，就能整顿一个人的意识秩序，因为他必须将注意力集中在手边的任务上，并且暂时忘掉其他的一切。全身心投入，征服挑战，人们会发现，这些时段是他们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一个人，只要他实现了对精神力量的控制，并且将这种能力投入自觉选择的目标之上，他就能成长为一个更复杂的存在。伸展我们的技巧，应对更高的挑战，这样的人会因此成为一个越来越卓越的自己。

这种“全神贯注”的体验说起来是如此难以捉摸，只有待它已经完结，我们才能在回溯之中有所把握。说来也气短，根据梅因梅里斯的定义，这种状态也是车轱辘话绕着说：

所谓不被时间所管理，就是一种全神贯注的体验，一个人沉浸在某个迷人的当下时刻的活动或事件之中，从而超越了时间，也超越了他自己。这些年来，学者和诗人都曾指出，不为时间所安排，潜心贯注于当下的时刻，可以说是通往创造和欢乐的大门。

也就是说，当我们经历着不被时间所管理的时光时，我们的创造力就会开启，而反过来说，所谓创造力开启的体验，就是某种不被时间所管理的状态。

我们不可能在互联网上下单订购“全神贯注”——事实上，我们可以发现，要追寻“全神贯注”，互联网恰恰是是非之地，躲得越远越好——但是，我们可以定制它的条件，亦即不被时间所管理的时光，以此激发创造力，促进原创思考，并带来一份显而易见的红利——快乐。梅因梅里斯意识到，进入某种不为时间所管理的状态，反而会提升组织的生产力，于是他开始了对工作条件的考察，追踪哪些条件会促进，又有哪些条件会阻碍“注意力高度集中、想象力蓬勃且高品质的工作”，具体则“体现为一个人的工作产出，应当是新颖的、原创的、有用的”。结果不出所料，他发现，“某些因素，分别可归类为任务、个人以及工作环境”，组合在一起，就能促使“一个人在工作中走入他的创造力之路”。前两种类型的条件，从任务到个人，在大学环境里一般都能得到满足。通常而言，面对学术的工作，学者都有发自内心深处的强大动力；他们相信，他们前面是值得追求的目标，且也有能力去实现目标；他们明白，“创造力……需要热情、坚持，以及不屈不挠”，他们也期盼着，可以让自己“长期坚持不懈，投身于形成并阐释新观念的创造性事业之中”。如此看来，学者群体可以以身作则，示范起什么是“全神贯注”的状态。但问题在于，仅有个人的动机还是不够的。环境因素也很重要，它可以促进创造性的思维，也可能构成干扰。梅因梅里斯在研究后发现，原创的、创新的思考在当前所面对的主要障碍，就是太多工作要去做的压力：

具体而言，极限的工作负荷压力，呈现为极端的时间压力以及对生产力不切实际的期待……使得每一位学者几乎不可能潜心贯注于手头的任务，也不可能体验不被时间所管理的状态。

所以说，我们必须找到一段时间和一处空间，将这一时空保护起来，留给不被时间所管理的时光，同时不断提醒我们自己，这么做并不是学者的松懈，反而是为学术工作所必需。如果我们找不到不被时间所管理的时光，证据表明，受损的不仅是我们的工作，还有我们的大脑。

不被时间所管理，是我们所欲的——不仅有利于我们的工作，而且能提升我们的职业和个人生活的满意度。但问题在于，当各种更紧急也更紧迫的要求涌来时，这种状态也就被丢在边缘了。理想的科研日子，是写作，泡图书馆；但现实却是，我们要查询并回复一波又一波的电邮，做好研究记录以备查，与此同时，还要尽快掌握最新的技术应用，因为按照上头发来的电邮，我们已经收到通知，大学已经购买了这一系统，目前正投入使用（于是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同事不断吐槽，他们又打发了一个科研工作日，虽筋疲力尽，但却毫无产出）。如梅因梅里斯所言，他引用了乔赞米哈伊和其他学者的话：“所谓常规的意识状态，其特征就在于杂乱，这是因为总有无数不同的刺激，竞取着有限的注意力资源。”我们所需要的，毋宁说在于“专注”（engrossment），它“动员了一个人全部的注意力资源和身体能量，集中于一个也仅仅一个刺激因素，即当下时刻的活动”。毛拉·托马斯观察认为，“在我们的生活中，到处充斥着噪音”。戴维·申克，在回顾他十年前的《信息烟尘》一书时也曾评论道：“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如同被牵上线的木偶，只会把注意力放在热闹上”。所以说，我们应当如何拒绝热闹，又为何要这样做呢？

1. 我们需要下线。汤姆·查特菲尔德曾著有《数字时代成长指南》一书，他在书中指出，在人类历史上可谓头一遭，“许多人的日常缺省状态就是上网‘连线’，进入至少一种个人定制的媒体形式”。他还写道，我们人类现在有两种“存在于世界上的方式，彼此间有着根本的不同，一种是我们的在线状态，另一种是不在线的状态”，因此我们必须要追问，“什么样的一项任务以及什么样的生活，可以匹配哪一种存在状态”。申克以及许多学者都告诉我们，研究已经表明，“在回复电邮或者答复短信之后，如要重新进入‘严肃的思考任务’，即便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电脑用户，也需要平均15分钟的时间”。如果我们总是被虚拟空间所打断，那么碎片化也就会成为我们的宿命。如果我们总是低头看信息，那么按照托马斯的说法，我们就患上了“自我诱发的注意力欠缺障碍”。尼古拉斯·卡尔已经证明，互联网实际上正在改变我们的头脑：

考虑到人类大脑的可塑性，我们知道，即便在我们下线后，我们在线上的习惯仍会继续，仍会影响神经元突触的运转。因此，我们可以假设：负责浏览、泛读和多任务处理的神经回路正在扩张，并越来越强化，与此同时，维持注意力之持续不断，用于深度阅读和思考的神经回路则在弱化，甚至是受到侵蚀。

多任务处理的主要问题是什么？迈克尔·梅尔泽利奇（Michael Merzenich）在一次访谈中的总结可谓一针见血：“我们正在‘训练我们的大脑，去关注垃圾’。长此以往，我们的智识生活会因此遭受‘致命的’的打击。”

2. 我们应当少做点。雷蒂格写过一本精彩的书，叫《高产者的七个秘密》，他在书中写道：

所谓时间管理，不是要把尽可能多的任务塞入你的日程里，越多越好；而是从你的日程上，删去尽可能多的任务，越多越好。这样一来，你就可以把时间用于完成重要的事，按照高标准严要求，同时也尽可能降低工作压力。

行文至此，是时候打起精神，接受批判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告诉人们，在你开始管理时间之后，若是身边人也开始抱怨，那么恭喜你！这说明你管出了效果。”戴维·波森在《工作正在谋杀你？》一书中指出，做得少一些，反而会获得多一些。在投入创造性的工作和连续思考时，我们所有人都有自己的最大能力限度，一旦超过这个峰值，我们就只是投进去时间，却毫无意义（因为这样的工作没有高品质可言）。波森的研究发现，“长时段工作经常是低效的，当人们背负太重的压力时，他们也很难有创造力”。波森还引述各方的理由，说明为什么他关于减少工作时长以及工作场所压力的提议会遭遇组织化的抵制，在许多理由中，最显著的一个就是他所说的“同事压力和公司文化”：“负重工作被视为力量，而工作和生活的平衡却被看成是软弱的，或者自我放任”。所以说，我们不仅要少做一些，同时还要把波森和雷蒂格的著作放在办公桌上，以备不时所需的辩解。

3. 我们要经常体验不被时间所管理的时光。托马斯一语中的：“你给自己集中精力的机会越少，你就会变得越没法集中注意力。”

要做到不被时间所管理，就要求：

（1）一种转换：“一种个人经历后的仪式……去集中注意力，减少焦虑，创造一种轻松的氛围，凡此种种”。

（2）一种承认：你要认识到，任务总是比原计划更耗时。下次不妨把计划用时翻一倍。千万别忘记“启动时间”（setup time）：“这段时间，是用来做好整理，把事情安排好，在此基础上你才能开始某一具体的任务”。也要记住，任何事情，凡是第一次做的总要花费你更多的时间。

（3）玩乐。创造力需要甚至是必需某种形式的玩乐。查特菲尔德曾观察说，“在我们生活的‘放空’时光里，某些思考就是会蹦出来……无论是通过线上的数字化沟通，还是精心安排的线下研讨，都不可能去复制这些思想。它们是突如其来的灵光时刻，在生活尚未被分割成按照分钟来计算时，这样的时刻会最经常地降临到我们身上。

（4）让“内心的恶魔”闭嘴。我们必须要让自己头脑中的批评者安静下来：

到底是什么在扼杀或限制一个人的创造力，通常而言，是勇气的缺乏，不敢去探索新奇或逆文化的观念；是使人不得动弹的焦虑，总是因自己的表现而畏首畏尾；是草率的否定，自己的见解被认为是立不住脚的，不值得进一步阐释。

（5）关掉那个纳税公众形象的声音（仍在我们自己的头脑中）。科林尼曾写道，“关于当下的讨论氛围，最令人沮丧的一点要数讨论所在的背景……即，大学被视为某种奢侈品……而许多学者也被看成是中产阶级的福利乞讨者，浪费公共开支来放任他们的私人爱好”。

4. 我们需要一些时间，啥都不做，这或是波森所说的“放空时间”（timeouts）。听到这个建议后，教授身份的意识反应也许会让我们怒发冲冠，但我们应当记住，“我们的大脑，如同我们的身体，需要定期的休息。大脑就好像肌肉。它会感觉到疲劳。我们需要恢复时间、休息时间，以及卸压时间”。按照我们很多人的理解，所谓“卸压”，就是在每个工作日结束时，让自己瘫在沙发上，或者每年一度，在身体急需的时候来一次度假。但是，我们所需的并不止这些。这位医学博士所规定的“放空时间”，指的是在我们工作日内的“停顿”，这么做，是为了对我们自己好一些（推而广之，也将因此惠及我们周边的人），同时也能保护并在事实上提升工作的品质。

5 我们必须要改变，停止对时间的无休止谈论。在《摆脱时钟》一书中，乔森指出，要改变一个人和时间的关系，“你必须告别那些令人沮丧的时间陈述，比如说‘我就是没有充足的时间！’‘时间没有了！’或者‘我不知道时间都去哪儿了’，破而后立，继而学会习惯不一样的时间观念’”。既然从来没有哪一天可以长过24小时，那么更有意义的，便是改变我们对时间流逝的感知。如乔森所言，“时间满满当当的快乐，并不比时间捉襟见肘的噩梦更有罪过”。再一次，我们大概要做好准备，应对质疑：“这一方式的推理会招惹其他人。无论是朋友，还是陌生人，都用他们的问题表现出了疑问，而分析他们的问题，通常都混杂着担忧。”

本章至此所关注的，集中于时间贫乏会如何危及我们的生活以及工作品质。但是，时间贫乏也有政治性，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在后续章节内做详细讨论。大学公司化所导致的时间状态，也不只是加重了学者个人的压力（当然，只有这一点也够了），它还破坏了大学的民主能力。所谓大学，就是鼓励人们“去思考，去批判性地介入知识，去做出判断，去承担起有知者的责任，去理解这种知识对整个世界的影响”。

*本文节选自玛吉·伯格、芭芭拉·西伯《慢教授》第一章“不被时间管理”，田雷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部分注释，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本文已得到出版方授权，感谢译者田雷老师的帮助与支持。如有转载需求，请与出版方联系。

***封面图为西班牙著名超现实主义画家萨尔瓦多·达利的名画《记忆的永恒》，将被扭转的时间挂念具象化。[图源：wantubizh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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