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炳坤、许颂声 | 中国学生学习增负减负的博弈：囚徒困局的视角

大家普遍认为，呆板僵化的应试教育扼杀了学生的创造性，无论是专家还是家长，在呼吁改变应试教育的模式。但是，无论你是否意识到教育有问题，你的孩子都必须接受这种教育。如果教育体制不变，个别人、个别学校、个别地方的单独改变都可能使其付出代价。……因此，每个孩子、家长甚至学校都不知不觉地陷入了一个“囚犯困境”。 

在这样的博弈结构下，学生（或学生家长）如何选择呢？每个学生这样想：其它人采取是“增负”教育策略的话，如果我采取“减负”教育策略，我的考试分数不如他人，在求学方面我会落后，接受不到好的教育，在未来求职时我也赶不上他人。在他人采取“增负”的策略下，我也应当采取“增负”策略。如果其它人采取的是“减负”策略，我应当采取什么策略呢？还是应当采取“增负”策略！因为，如果其它人采取的是“减负”策略的话，如果我采取的是“增负”策略，我的考试分数会比其它人高，我会上好的学校，在未来的职业竞争中我会处于优势。

因此，无论其它人采取的是什么策略，我采取“增负”策略都是取好的。当每个学生都这样想的时候，全社会便进入了应试教育这样一个囚徒困局之中。

虽然说在教育活动的博弈过程中的选择“增负”是个人理性的驱使，然而，从博弈的结局来说，“增负”选择似乎使自己更为安全，但长远来看，并没有使博弈对局者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增负”选择使以培养、发展人为目标的教育无法从整体上来实现其养成人的素质的根本目的，其结果是教育博弈的所有参与人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抑制、摧残、牺牲了人的真正素质的提高和人的自由、解放。是个体自主的理性的微观抉择导致了非理性的宏观恶果，即个体理性对集体理性的否定和破坏，消解了教育实施的制度与原则。所以，走出“囚徒困境”的一个先在基础就是各主体的理性水平的提高。

这种个体理性水平提高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教育观念的转变，也就是要形成合乎时代发展需要和可能的学生观、人才观、知识观、教育观等等。

教育制度的创新和变革，实际上是打破一种现有利益格局的分配和调节，改变博弈的“支付函数”。而利益决定立场，任何制度的改革和创新都不可避免要有利益的角逐。 

从理论上说，摆脱“增压”的“囚犯困境”的唯一办法是改变教育的博弈结构，即改变“游戏规则”，让学生“全面发展”的机会。可是要在实践中达到这个目的，却又困难重重，除了教育投入不足、师资水平不均等现实问题外，最大的难点在于如何找到一个更科学、更合理，同时又能保证公平的新的“游戏规则”。 

事实上，香港学校教育制度内这种密集化的考试操练文化，并不只存在于小学升中阶段，它基本上是弥漫在整个制度内。首先，可证之于高中以至预科生中间，对以考试操练作招徕的补习社的拥护与支持。其次，先前广为传媒报导的小一入学面试模拟服务的出现，亦可视为这种考试操练文化已扩展至幼儿园升小学阶段。最后，在上次教育目标议论中，亦可找到不少这种密集化的考试操练文化的征象（ representations）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二百个家长在报张刊登的《一群家长的宣言》，……正好代表着香港家长被困在密集化考试操练文化支配下的两难而发出的一种无奈的控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