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萧 | 记忆的社会性别

贺萧（Gail B. Hershatter），现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克鲁斯校区历史系教授。她长期从事文化史、劳工史、妇女史、性史和女性主义理论的研究，主要著作有《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1997年）、《中国妇女在漫长的20世纪》（2004年）等。[图源：amacad.org]

总之，中国的记忆研究方兴未艾。19世纪末以来的巨大变迁和社会发展使得中国成为社会记忆研究的绝佳“田野”。本文希望通过回顾、反思中西方记忆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为中国社会记忆研究领域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借鉴。

记忆有社会性别吗？如果有的话，它看起像什么？听起来又像什么？我们如何知道是叙述者的社会性别，而不是她们的农村身份、个人境况或一系列其他因素，影响了我们所听到的故事？影响了我们对一个事件是否值得记忆和讲述所作的评断？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农村，记忆能对我们说出什么样的、关于社会性别作为一条权力、差异、依恋、不满和集体的轴线的故事？记忆或许没有社会性别；这样的提法将社会性别假定为一成不变，而不是一套不断变动的社会和象征关系。但记忆是一个社会过程，受到不容忽视的、性别的社会差异的影响。

在谈论50年代时，妇女回忆的事件跟男人回忆的事件有交叠重合，但前者并不是对后者的简单复制。这不奇怪。国家有面向妇女的特定政策。劳动分工不断变化，既受到国家运动、也受到地方预期的影响，并继续对哪些任务适合男人、哪些任务适合妇女作出区分。即使同处一家，女孩和妇女的日常生活也跟男孩及男人的不一样。如果不牢记社会性别，我们便无法看到妇女的劳动，包括被认可的和未被察觉的劳动，是如何塑造了毛时代的社会主义建设进程。

相比男人的故事，我们从妇女那里听到的故事跟国家运动时间的关系更为疏远。妇女们在四十多年后的访谈中忆起她们的生活时，以各种不同的方式重复或改变、挪用或推翻、忽略或放大了运动时间。当然，并不是所有妇女都以同样的方式记忆；个体之间、社群之间的差异很重要，她们参与政治的程度也同样重要。但当男人们几乎都按教科书般规范的顺序，向我们列举一系列的政治变革时，妇女们却更有可能会弄混公历年份，更改事件的顺序或名字。这样的重组不应该被理解为错误，而应理解为对带有社会性别特征和指向的过去的阐释。

国家话语提供的最为明显的时间分界线是“解放前”和“解放后”。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的土改时期，妇女被动员去“诉苦”，叙述和解释她们童年和年轻时经历的苦难。她们还被组织加入扫盲班和互助小组。透过这些新做法，妇女被鼓励去将她们的记忆和个人故事放进“解放前的苦难”和“解放后的机会”这两个类别中去。用来表示1949年国家权力变更的“解放”一词很快成了中国农村地区日常用语的一部分，使用这个词本身也暗含了对事件的一种特定理解。将“解放”作为一个人生命中的路标意味着，要同时将这个人的记忆纳入对解放进步的个人叙述和集体叙述中。

然而，像所有霸权词汇一样，“解放”一词也被迫与原定的语境相脱离，其多样的使用方式嘲弄了国家官员的意图，哪怕这种嘲弄并非有意。例如在官方的国家词语中，“旧社会”是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的任何时候，“解放”代表了“新社会”的开始。有些妇女依照国家话语用“旧社会”一词去指20世纪40年代。有些则说旧社会一直持续到 1963 年左右“大跃进”饥荒结束的时候，囊括了整个我们试图要考查的时期。一位对另一个社区的农村妇女进行访谈的中国调研者发现，有些妇女使用的“旧社会”，并不是指 1949 年以前的时期，而是指80年代早期经济改革之前的生活。她们这样做，其实是将常见的官方“诉苦”描述——“回忆（革命前）的苦，品尝（集体化时期）的甜”进行了再加工。与之前的官方“诉苦”描述相反，妇女们用“旧社会”来哀叹集体化时期的艰难处境，这种处境与改革开放时期的富足形成对照。

人民公社食堂。[图源：wikimedia.org]

由于“旧社会”一词的意思其实早在经济改革发生的前三十年就已经非常确定，所以这种滑移就显得格外有趣。这些受访者不大可能仅仅是忘记了这个词的基本意义。她们将年代顺序与事件进行的重新结合是她们阐释自己过去的线索，并以曲解官方用语的方式表达出来。这种重新结合显示出一种对集体化时期露骨的批判，因为“旧社会”一词的意义——就如官方用法设定的一样——仍然是彻底的贬义。通过“记错”国家时间，国家语言转而被用来反对国家——这种“记错”的情形在我们访谈的男人中不常见，但在妇女中却远为普遍。

在农村地区，运动时间的聚焦点是农业生产如何被重组进日益壮大的集体中。标志性的运动有土改、互助组、粮食统购统销、初级生产合作社、高级生产合作社、“大跃进”、三年灾害（这是一个明显的事件，而非运动）。这些运动对男人和女人们的日常生活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大部分男人按照运动来叙述他们的记忆（妇女劳模有时也这样做），而一般妇女组织她们过去的故事的方式却很不一样。她们可能记得运动的名称，但却会更改它们的顺序或内容。这种情形本身通常向我们表明了她们哪些记忆是重要的。

例如，所有我们访问的妇女们都知道“大跃进”这个词，却没有人会在讲述自己故事的时候用这个词。她们没有把“大跃进”看成是一个统一的、全国性的现象；她们为运动时间创造了一个地方版本，把“大跃进”分解成对她们有意义的组成部分。她们说起“我们炼钢的时候”或“我们吃集体食堂的时候”——其实说的是当时的一项政策措施：人们砸碎家里的炉子、铁锅用来炼钢，吃公共食堂的大锅饭，每天必须工作以换取食物。连续几个月的吃喝之后，接踵而来的是一场由政府引发的持续数年的大饥荒。这种分解表明，虽然国家政策对农村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决定什么被记忆或被遗忘的，并不是与之相关的国家发展目标，而是家庭的组织方式和社会性别的劳动分工所带来的变化。

类似地，G村的妇女们在提及“大跃进”的饥荒时，用的也是这样一种带有地方特色的方式。国家的大事年表通常将这场饥荒称为“三年困难时期”或“三年自然灾害”，但是G村的人们把它叫做“以南瓜和蔬菜作为替代品的低标准的三年”。这种说法其实源于1960年的一项紧急政府指令——“瓜菜代，低标准”。这项指令号召人们吃南瓜和蔬菜以应对主粮的短缺，是一项明显的针对食物匮乏的补救措施。（一位历史学者指出，其实，在饥馑遍地的中国广大农村，早已无瓜无果，百姓且已把树叶、树皮、野菜、观音土吞进肚里。）妇女们用特别的措词和平静的语调把运动和饥荒分解成具体的、影响了她们日常生活的要件。国家话语给了人们强有力的新词汇，人们用这些词汇去记叙他们的过去。在每一个事例中，妇女都革新了这套词汇。

社会性别不能解释所有这些滑移和重组的形式。（文革期间，下放到农村地区的“下乡”青年常讲的一个故事是，一些年长的农民被组织去给新来的人讲他们过去的苦难经历，但他们讲的不是40年代的事情，而是“大跃进”时的大饥荒。这种做法吓坏了村里的领导干部们。）但运动时间中的里程碑事件在男人的故事中的地位比在妇女的故事中重要得多。我们访谈的男人大多担任过会计、簿记员、或队长等村职。他们更自如地转换代码，更少谈及孩子，对政治生活里的运动时间记得更完整——或许是因为他们更全面地参与了运动时间。大多数妇女的生活与国家工程发生关联的方式跟男人们的很不同。妇女们似乎并没有像男人们那样完全地吸收国家话语，而是对其进行了明显的挪用和修改。直接地说，农村妇女在她们的个人叙述中命名了一种时间，这种时间不同于农村男人们的时间。

1964年下乡知青。[图源：wikipedia.org]

要超越运动时间的框架去书写关于20世纪50年代的历史，需要考虑到运动时间带来的专门用语和巨大变化。但也必须提问，什么是农村妇女们善于铭记的，什么又是她们学会了遗忘的。国家时间和其他理解时间的方式共存。婚姻时间区分了妇女早年在娘家的生活和嫁进新家后的生活。妇女们按照阴历月份回忆一些重要的事件。抚养孩子及由此带来的特定需求也是记忆的一个主要标记。运动时间明显有助于组织集体化时期妇女的记忆，但却没有完全囊括这些记忆。在有一个地区，妇女们起初好像忘记了集体化时期的最后二十年——我将这种记忆模式称作“时间的皱褶”。依据多重时间来进行思考是很有必要的，尽管这会让热衷于排序的历史学者们感到不舒服。这些多重的时间互相重叠、交织，并在横向层面上受到社会性别、婚姻、政治行动和年龄的影响。静默、对时间的省略、和爆发性的记忆是创伤之后的结果吗？还是去政治化的结果？抑或是极度疲惫和忙于日常劳动的痕迹？

妇女用一种独特的方式记忆：按她们孩子出生的年份标记时间，这些年份则是依照十二生肖（鼠年、牛年、等等）来排列的。我们没有从男人那里听到这样的记忆方法。妇女们搞不清或记不住集体化时期的事件，但却能准确地说出她们每个孩子出生那年的生肖。十年后的2006年，我们让B村的三个妇女根据生肖去组织事件发生的顺序。我们准备了十二生肖的图画，在旁边标明公历年份，让她们把过去几年讲过的事情再向我们描述一遍。有些是全国性的事件，如建立合作社；有些则是当地的，比如，一次，一个满怀嫉妒的破坏者企图败坏曹竹香的名声，便往他自己卖的豆腐上撒盐，并告诉大家这些不能吃的豆腐是曹的合作社做的。当我们说出每个事件的名字，每个妇女都能把这些事件跟她孩子出生的时间对应起来。当我们给出十二生肖时，一系列“我不记得是什么时候”的回答就转化成了确定的大事年表。

这种记忆和语言分离的情况，以及根据孩子出生年份去记忆历史的倾向，都不是“自然”生发的。我们一开始便提供了生肖的图画。高小贤（注：贺萧的合作研究者）评论道，同有关我们访谈的其他许多情形一样，“如果我们没有问，我不确定她们会不会自己用这个方法。她们不可能这么准确地说出自己的时间感。我们用这种方法帮她们把故事纳入不同的时刻。”然而，我们选择提供生肖正是因为之前多年的访谈经验告诉我们，当妇女们被问起孩子出生的年份时，她们的回答都非常肯定，但我们问起公历年份时，她们都茫然不知。这种情形只对最活跃的妇女干部例外。这种分歧反映了，“男性”和“女性”是如何被加以区别地进行理解，他们的标准任务（包括那些跟孩子相关的任务）又是如何程度不均地在国家政策中被提及、在地方上被假设。

妇女们有特定的描述她们过去行动的方式。她们有时借用的是最近的革命英雄的形象。许多人都告诉我们乡村生活在各方面发生的巨大变化。受到 50 年代早期婚姻法运动的鼓舞，她们中有些要么挣脱了父母包办的婚约，要么终止了已有的婚姻；有些则坚持主张自己选择丈夫。她们从“冬学”中学习识字，受训为新式接生员，担任妇女干部。她们全部都参与了集体化的过程，经历了“大跃进”的热潮和困难，并长期和其他妇女一起在田里劳动，有些还成为了劳模。简而言之，她们青年时期的生活在可察觉的日常层面上带着国家政策指令的印记。她们认为自己不同于自己的母亲，且比母亲更幸运。她们中许多都50年代与她们的童年时期进行对比：50年代她们能在公共空间内活动，而童年时期能活动的空间和拥有的物质都十分有限。

不过，“诉苦”故事核心中戏剧性爆发的情形并没有出现在这些妇女的陈述中。相反，她们在讲述中不断地进行自我评定，不断说明自己无论在1949年之前还是之后，还是新近的改革开放时期，都不曾改变过：我没封建过；我一直都很能干；我努力让家庭和睦；我是个有原则的人；我一直都很好心。或以一种没那么积极乐观的口吻说道：我的生活在集体化时期很苦很惨，现在和解放前都很苦很惨。这些故事中反复出现的主题借用了革命前女德的概念，对新近的革命提供的关于自我的范畴进行改造，并与之紧密交织在一起。妇女们强调的一些品质——勤劳、能干、能够灵巧地处理人际关系——都借用了“好女人”这一持久的文化概念，虽然这些品德发生的地点和社会场所都不再限于家庭中，并且还可能被用于服务集体。

“可怜”这一品质，尽管其本身不是什么美德，却是受压迫阶级的一个公认的特点，因此这种品质可用来联合具有革命美德的人。然而，在这些妇女们的故事中，“可怜”还暗含了其他的东西，即对国家和家庭没有认识到这些故事讲述者们作出的有美德的牺牲的一种隐晦的批判。

如果访谈是在1955年（或1975年、1930年）进行，那么妇女们是否会使用相同的美德词汇？——这我无从知晓。我也无法追溯她们在其他时候对自己的评价，并将这些评价跟新闻报章或政策指令的词汇、或者跟运动话语的不同强度进行比较。由于农村妇女通常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载，而时间旅行也不是历史学者的工具，对于这套词汇在整个被认为是分界的1949年、乃至在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中的时间性问题，我所知的远少于我想知道的。美德是否在改革的困难时期再次流行还是一直都在？如果一直都在，又有那些细微的差别和改变？这些都是令人烦恼和不能确定的问题。

或许，妇女的叙述能够如此轻易地偏离常规的国家用语，是因为集体化时期的革命话语尽管详细规定了妇女应该是什么、做什么，却没有言及妇女在关键领域的日常生活。整个集体化时期，妇女被敦促外出到地里劳作，为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渐渐地，她们发现自己不得不这样做，以挣取足够的工分来养家。在家中，她们被告知要促进和谐的家庭关系。然而，除了那次短暂、灾难性的集体大食堂的试验外，家务劳动仍牢牢固定在家里，只有偶尔才在国家文件中被说成是注定要在无限遥远的共产主义未来消失的残余。妇女们可能不记得50年代及以后集体化的顺序，却清楚地记得在70年代初通电之前，她们在昏暗的灯光下熬夜为家人织布和缝衣制鞋的日子。70年代之前，国家在降低婴儿死亡率上十分成功，加上基本不关注计划生育，使得这些家庭中小孩的数量激增，孩子的母亲亦疲惫不堪。为孩子做衣裳的劳动刚好在家庭时间里展开，这在革命的中国农村是得不到公开表达的。

当妇女回忆起这些活动时，国家词汇毫无帮助；仅仅对家务活进行描绘也不足以说明新的、妇女们现在正在其中从事那些家务活的具有挑战性的环境。那么，妇女们不得已而去诉诸一种更古老的语言表达，即有关妇德的语言，这或许不会让人讶异。这套有关妇德的语言可以从数千年来地方记载的通俗故事中、戏剧中、和古典著作里的故事中找到，并在乡村演出以及（新近的）电视和录像中流传散播。在精心叙述自我在集体化时期的形象时——诸如她们曾是怎样的人、如何对待他人、别人又是如何对待她们等等——她们经常讲到怎样才算是一个好女人，以及作为一个好女儿、好媳妇、好妻子和好母亲，应该如何得体地处理和家庭成员的关系。她们最经常挂在嘴边的美德就是勤劳、注重和谐的社会关系、能干——这些都与一个妇女干部或者劳动模范该有的行为相合。但是政治上并不那么活跃的妇女在也把这些品质纳入到对自我的描述中去。在搜寻故事和讲故事的语言的时候，妇女通过陈述那些明显不同于男人品行的美德来界定自己。甚至是在妇女展现英勇革命行为的轶事中：如深夜开完政治会议后，勇敢地大步走回家，跳进洪水泛滥的地里救庄稼，彻夜扬谷等等，这样的美德也是一股潜流。这里的悖论是，试图积极改造妇女行为的、革命的国家语言——即社会主义模范女公民的语言——在这些故事中却如此彻底地让步于一套更柔韧的、古老得多的关于妇女美德的话语。

老年妇女们在一个她们的寿命、自我理解和经济上的脆弱都为社会性别所塑造的时刻，叙述她们的童年、青少年和中年时期。生于20世纪10年代和30年代间的关中和陕南的妇女承受了不止一次翻天覆地的变化，并有时从这些变化中获益。她们的故事凸显出，在跨越几十年的政治变革后，什么是她们认为自己所拥有的经久不衰的美德、所取得的重要成绩、以及心中所深怀的不满。她们在混乱的时代中长大成人，她们童年的故事中充斥着土匪和士兵（两者并非总是可以辨别）带来的身体和性的威胁，并不时穿插着逃离饥荒和人贩子的情节。她们成年后的大部分工作时间都是在各种集体中度过，她们对那个时期的记述包含了各种故事线：个人的成就、周期性的组织混乱和社区的不满、照顾一大家子人穿衣吃饭等让人麻木的家务事。

二十一世纪初期，距离经济改革开始废除集体农业已有二十五年之久，“集体记忆”在对一段共有时间的叙述中得以形成、通过一系列共同的习俗被唤起、并在与其他习俗的交流中得到进一步完善。更直白地说，正是一个生命在集体、社会形态内的记忆使日常工作、政治、人际交往有了框架。如果回忆集体化的过去需要将自身放入集体的视角，那么妇女必须将她们自己放置到与一个团体的相互关系中去。虽然那个团体已不复存在，但她们却曾在其中度过了青年时代和成年后的大部分日子。

我们访谈的妇女必须接纳一部复杂的政治史。她们在国民党政权下度过童年，这个政权遭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创立者们的彻底批判。集体化既需要强大的干劲，又需要每天高强度的工作。集体化解体二十年之后，妇女在回忆这些成就的时候已然非常清楚，集体化所承诺的经济上的富足并未实现。她们回想起来，那些年里充斥的皆是无休止的田野劳作、家务活和生孩子。使事情变得更为复杂的是，正如最后一章所考察的那样，年老的农村妇女们认为自己从随后的改革开放中受益，但同时也在其中居于不利地位。

《记忆的性别》英文版书封。[图源：ucpress.edu]

虽然这些妇女们很少直接表露出对国家政策的不满，但她们说自己不但具备美德，还能满足国家和家庭的要求；当缺乏来自国家和家庭的支持和关注时，她们亦能应对一切。这些妇女用公认的美德的词语去建构一个记忆的自我，并坚称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她们的品德都不会改变，这些做法与更广阔的政治变革形成鲜明对比。她们对这种政治变革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变革太快、太彻底了，有的则表示，变革还不够快、或不够彻底。

虽然妇女们认为，与过去的集体化时代相比，当前经济改革时期的生活要好得多，要从事的劳动也少得多，但她们在讲述过去的时候，还是对自己曾经的能力满怀自豪。她们现在已失去这些能力。她们的故事中也充满了对儿子儿媳的怨怼之情，他们不理解也不珍视她们过去的牺牲，亦不会回报她们。得不到明确的赡养、感情上遭到的背叛、有时甚至受到明目张胆的虐待——当下的这些处境总是影响着她们的记忆、影响着她们面对带着同情的局外人时的讲述。她们的记忆可能是短暂的，注定很快要消逝，每一次在一个已无法辨认它们曾经重要性的当下被讲述，这些记忆引起的共鸣都不一样。在巨大的冷漠面前，年老农村妇女们在当下讲述的故事变成了一种“顶撞”，一种对具有社会性别特征和指向的记忆的公然肯定。

这也让我们回到了中国妇女、特别是农村妇女是否有过革命这个问题。她们生活和理解的空间和时间在50年代经历了深刻的重组和排序，从这层意义上来说，答案是肯定的。然而，社会性别以特殊的、具体的方式，对她们的革命进行了塑造。她们的革命也不被理解为一种一成不变的人类财产，而是一系列实践的总和。这些实践被革命政策选择性地提及、忽略。这些资料要求我们关注其中的各种信息，那就是，曾服务于革命的美德如何在方方面面对革命以及革命的后代们提出了批评。与社会性别相关的记忆对我们讲述一个有关中国新近过去的、“足够好”的故事至关重要。

*本文节选自贺萧《记忆的性别：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张赟译，人民出版社2017。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注释与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封面图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纺织厂的女工。[图源：zhuanlan.zhih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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