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倩 | 市场因素下的“共产主义小社区”：对中部中国一个村庄社会结构变革的实证研究

刘倩，女，1949年生，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作者图暂缺。

在80年代以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普遍处于低潮、中国人民公社体制解体的背景下，中国豫中平原的一个小村落——南街村，却在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和创建“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口号下，经济和社会发展迅猛起飞。在这里，村庄经历了彻底分散完全复归到小农经济的过程，而后又重新组织起来大搞集体经济。其中值得注意和研究的是：（一）农民作为改革中获得经营自主权的最大社会群体，为什么在彻底分散化以后还要在本土上重新组织起来？（二）此时的“村集体”与彼时的“大集体”有什么异同，在再集中化中，当地社区的传统社会性资源如家族文化，人民公社的制度遗产即村政组织和村集体，外来的市场力量如外资、市场机会，以及产权即所有制形式等等因素，是如何交互影响发挥作用的？（三）这种新的体制，是如何与大市场接轨，实现由传统小农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在参与市场经济运作时，它的生产方式、分配形式、经营理念、管理体系发生了什么样的变革？（四）在引入市场机制的条件下，南街农民的生存方式、人际关系发生了什么变化，个人、家庭和村集体的关系是怎样的？（五）在南街村，巨幅的标语口号、巨大的毛泽东塑像、大唱革命歌曲、常抓不懈的政治思想教育活动，对人们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的作用是什么？在这种思想文化氛围下所形成的社区精神和社区意识，对社区发展和社区人的发展有什么样的影响和作用？（六）南街村的事业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它现在的领袖人物王洪彬的人格魅力来号召和推动的，没有这个人，很难想象南街村的现在和未来。在社会改革的大潮中，其前景将会如何？（七）南街模式得以生长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社区基础是什么，以及它对村庄持续发展的真正意义和作用是什么？本文将从南街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特征，南街模式形成的文化背景和历史渊源，南街现象的启示这三个层面上对以上问题进行探讨。

南街村是全国十大名村之一。它是集体主义经济的代名词，著名红色旅游景点之一，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图源：baijiahao.baidu.com]

改革之后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变化，一直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国内理论界已推出的著名的苏南模式和珠江模式，便是对中国东部和南部农村社会变革的有关研究；其他学者如黄宗智关于“村庄共同体”的研究、施坚雅关于“基层市场共同体”的研究、斯蒂芬和福伊希特万关于“村庄在国家组织与个人之间的角色功能”的研究等等，都涉及了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不同层面。这些研究为我们提供了认识研究中国农村的丰富资料和思路。

本文是对中国中部一个村庄改革以来社会结构变革的实证研究。选择这个村庄，除了具有与东部和南部不同地区模式的比较意义之外，还因为南街村的确是处于十分特别的社会景观，它很沉重地存在着，提供了文化选择的一种向度。中部中国是中华古代文明的发源地，传统文化积淀厚重。南街村是中部地区具有代表性的先发达村庄，因此关于这个村庄的研究，对认识了解中国农村社会的变革现实、改革时期中国农民的社会文化心理及其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典型意义。而对南街现象的文化反省与历史检讨，则是试图从原生文化体的根源揭示历代中国发展缓慢而迂回的内在因由，进而探讨农村经济改革与整体社会结构以至中国文化结构改革、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前景之间的基本关系。而这些，都是目前中国改革无法回避的根本性的大问题。

一、南街村简况

似乎是突然之间，南街村成为举世关注的一个焦点。一个一向被认为是最古老最传统最封闭最贫困的中国中部内陆的小村庄，以崭新的面貌，奇迹般地出现在人们面前：现代化的工业企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的住宅、街道、学校、幼儿园，俨然一座乡村里的都市。这个昔日人均收入不足百元的贫困村，如今是河南省的首富村，全村有回、汉两个民族，805户，3130口人（1995年），2006亩耕地，总面积不过1.78平方公里，年产值竟达12个亿。人们不仅惊讶于它神奇的发展速度，更惊讶于关于它的神话般的大同世界传说。

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高速的经济发展，是因为它抓住了改革开放的机遇，迅速融入市场经济大环境，充分利用社区内外资源，学习利用现代科学管理方法，构建起一套高度严格健全的经济管理运作体系，走出了一条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的路子，实现了社区内部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并与外部市场经济接轨，创造了高速增长的经济效益。

南街村最具特色的是它工资加供给的分配制度。这是它最具魅力也最遭议论之处。全村26个工业企业，13000多名职工，其中12000多名是外村籍职工，从事农业生产的只有70多人，一律实行工资制，工资不高，差别不大，绝大部分生活资料考集体免费供给。从1986年到现在，由最初的水、电免费发展到了14项公共福利。从各类主副食的供给到入托、升学、养老、医疗、人身保险等，全部由村集体承担。现在村民居住的高标准现代化住宅楼，每套三室或二室一厅，家用电器、全套家具、液化气灶具、卫生间、浴具、制冷取暖设备，也全由村里统一配备，每套总价值8万多元。在此工作的一万多名职工都住上了条件相当优越的现代化的公寓，统一配备床、被、小柜、洗漱用具，房间配有中央空调，吃饭有职工食堂，食宿一律免费。逢年过节还要发放节日食品，让外地职工带回家与亲人团聚。他们为自己制定的未来目标是：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全部公有，富到个人没有一分钱存款。

南街村另一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坚持发展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的同时，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他们坚持认为，南街村的一切归功于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并把“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的大幅标语，悬挂在包括中外合资企业在内的高大建筑物上。1993年12月26日，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之际，南街村又公开提出了“建设南街共产主义小社区”的设想，并在村庄最显著的位置，书写了“坚定不移，大胆实践，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巨幅标语，表现出一种坚定乃至执拗的态度与信念。

南街村惊人的发展速度及其奇特的发展模式，使之成为举世关注的一个焦点。不同层次、不同肤色的人们把目光、摄相机以及录音机的话筒对准了南街。1994—1995两年之内，计有40多万人次到南街村参观考察，最多一天达4000多人次。他们来自全世界2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内28个省、市、自治区的8000多个单位，其中包括国内党政部门的高级官员，驻外使节，著名的专家、学者，出国讲学、留学人员，中外新闻记者，也有普通百姓。国际共运史年会会员、联合国经济咨询专家也曾造访南街。三年之中，还收到4000多封信件。足见其影响之深广。

国内外报刊纷纷发表文章，对“南街现象”评论不一，众说纷纭。有人说它是“最后一个人民公社”、“红色大锅饭”、“用毛泽东思想这种独特方式崛起的村庄”；也有人说它“置资本主义于遗憾”，“平等与发展并存”，是“一个富裕的大家庭，一座育人的大熔炉”；还有人赞叹它民风淳朴、社会安定，走出了一条共同富裕之路，“开辟出了一块没有腐败、没有贫富悬殊、没有精神滑坡的净土”，实现了昨日的理想和梦想，“与时代共辉煌”；也有人批评它“不符合现代文明准则，而带有‘原始’的村社制度的痕迹或‘左’的印记”。

对于南街村的做法，中国最高领导层至今尚未有公开正式的表态。南街领导人村党委书记王洪彬对中外来访者这类提问的回答是：“至今并没有一位国家领导人对南街的做法表示公开的不支持”。但是，至今已有国家20多个部委领导人到南街视察，一些退居二线的老领导对南街所取得的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1994年5月王洪彬被召进中南海向中央领导汇报工作。1996年6月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到河南视察工作时，虽然没有到南街村，但再次召见了王洪彬，听取了他的汇报。1996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南街题材的影片《理想之光》，得到广电部的支持和赞同，但中宣部因“题材敏感”未予批准搬上银幕。从最高领导层对南街村既关注又谨慎的态度，可见其在当今中国改革中独特的地位和影响。

王洪彬，南街村集团董事长，2003年更名为王宏斌。[图源：baike.baidu.com]

二、中部农民的“集体主义”情结

20多年的人民公社及其之前的互助组、合作社的经历，构成当代中国农民社会经济生活中最主要的内容。此间所倡导的集体主义意识形态，在他们的人生经验中形成难以磨灭的影响。与中国其他地区的农民相比，中部中国的农民似乎对“集体”的感情更为复杂。1958年4月15日毛泽东亲笔撰文《介绍一个合作社》向全国农村和城市推荐的应举社，就是河南省封丘县的一个农业合作社。几乎是同时，河南省的遂平县诞生了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比北戴河会议通过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还要早4个月。而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农村经济体制大变革开始之初，在这里，相当一部分村庄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时，农民对人民公社制度的告别，却不像安徽凤阳或南部其他地区农村的农民那么果断决绝义无反顾，而是犹疑的、一步三回首，他们无法一下子从几十年来已经习惯了的“集体主义”意识形态的定势思维中转过弯来。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南街村也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但土地全部承包到户，刚刚起步正待发展的两个村办企业也承包给了个人。但他们说，那是在上级政策压力之下进行的。农民很朴素地认为，既然是党中央的精神，当然应该贯彻执行。联产责任制的最初实施，也的确给南街人带来了实惠：克服了大锅饭弊端，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随着改革力度加大，这里也鼓励发展个体、私营和各种经济联合体，农民生活水平有了提高。但是，不久，南街村便面临新的矛盾新的问题。

首先是农业的滑坡和萎缩。南街村地处县城城关，自古有经商传统习惯，人多地少的矛盾也格外尖锐，因此长期以来亦农亦商是南街人的生活特色，直到“割资本主义尾巴”，政策不允许做生意了，他们才专事务农。改革开放伊始，政策一旦放开，他们即刻恢复经商传统大显身手，摆小摊，开饭店，合伙办工厂搞企业，而比较效益低的农业被冷落了。有的人种田只是为了解决个人吃粮，有人干脆转包给亲友，还有的农田弃耕撂荒。到1985年，粮食亩产由人民公社时期的1000多斤下降到了500多斤。

其次是乡村工业发展陷入了困境。南街村曾经是全县农业学大寨先进大队，也是典型的高产穷队。70年代中后期，他们已意识到“无工不富”，开始发展村办工业，先后建起了机砖厂和面粉厂，80年代初已初具效益，也“一刀切”地承包给了个人。但承包经营的效果并不好，除了承包人大发横财，村民们却得不到一点实惠，白白干活连工资也不能兑现，而由于承包人掠夺式经营，企业也濒临倒闭。

第三，由于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农民借以改变职业图谋发展的个人流动受到很大限制，农民在城市可选择的职业和发展的机会十分有限，摆摊设点经商办企业所面临的竞争愈来愈激烈，他们日益感到个人力量的单薄无力，收益不大却十分辛苦，还要独自承担风险。农民们发现单枪匹马闯天下并不比在本乡本土求发展更合算。

实际情况是，80年代的中国农村社会，已不同于传统小农经济的农业社会，生产组织方式虽然由集体复归到了个体，但已不可能复归到小农式的自然经济，工业文明之风已在吹起，它所面临的是商品经济的大潮。而80年代的中国农民，也已不是传统小农社会的农民，比起小农经济阶段的个体劳作和家庭经营，他们更熟悉更习惯于集体合作的组织方式，他们已习惯了依靠“集体”的力量。

同时，中国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问题是使农民的收入得到普遍的提高，从而使他们更广泛地参与到社会经济活动中去。而达到这一目标的基本手段是走乡村工业化的道路，这必然要求农业的规模经营。以村庄为单位组织起来，“共同拥有许多生产因素”，有利于推进乡村工业化的实现。

于是，南街村在分田到户若干年后，又顺理成章地由个体经营转向了集体经营。

在南街村，村一级政权组织一直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1984年，村党支部出面，终止了个人承包者对村企业的承包权，而由南街村党支部集体承包。从1986年到1990年，又由党支部作出决定，分期分批逐步收回了分到各户的责任田改由集体集中经营，而由村面粉厂解决村民吃粮问题。其间，一些个体业主也将自己经营的企业资产交给了村集体，南街村重新实现了集体所有制。

从1981年土地承包到户，村企业承包给个人，到1984年村党组织集体承包村企业，1990年全村土地全部交由村里集中耕作管理，南街村完成了由分到合的又一次从个体经营向集体经营的转变。

三、南街的社会组织结构：对人民公社体制的继承与改造

在中国农村，最具影响的力量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家庭宗族势力，一是社区政权组织。在南街村，由于地处城关，有商品经济的历史，居民来自四面八方，多姓聚居，又没有形成所谓名门望族，因此宗族观念不像一般传统农村那么强烈，而政权组织机构比较健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完全彻底的村集体所有制，进一步削弱了家庭宗族势力的影响，强化了村一级政权组织的权威。居民楼的统一规划搬迁，彻底打破了自然村社聚居所形成的血缘地缘关系，强化了人们的行政和业缘关系，导致村庄内部社会结构的深层变革。

南街村党委会、村民委员会、中原工贸公司，构成南村街社区最主要的组织机构，统称“三大班子”。其中村党委、村委会基本沿袭人民公社体制的生产大队党支部、队委会的组织模式，中原工贸公司是由全村26个企业组成的企业集团，其领导成员仍是党委、村委一套人马。党委书记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村主任担任副总经理。“三大班子”一套人马，党政企三位一体，相互渗透沟通，统领着整个社区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其中村党委起着决定性作用，最高权力归党委，一切重大问题，先由下边提出，经过村委会，最后由村党委讨论后集体决定。

很显然，这种组织结构脱胎于原有的集体形式，但又有所不同，是对人民公社体制的继承和改造。其主要变化是增加了“公司”这一企业组织结构，随着村办工业的发展，公司这一新生机构日益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其影响已渗透到整个村社区的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部分。

南街村对内实行计划经济，全村26个企业，统属总公司“中原工贸公司”统一管理。公司设总经理和副总经理，分别主抓公司下设的各分公司及各处、科、室的各项工作，层次清楚分工明确。如人事处主管全村26个企业的干部更换和工人的招收使用；财务处主管全部企业的往来资金，统一调配所有企业的收入和支出；企业管理办公室主抓全公司的生产，协调各厂之间的关系，下达生产指令，明确生产任务，掌握生产进度和产品质量；供应公司分管26个企业及全村村民生活所需的物资供应和物资管理；销售公司主管所有产品的销售；基建处主抓基建，等等，各机构互相联系又互相制约，谁也管不住谁，谁也离不开谁，分工明确又精诚合作，形成一套严密的管理体系。

企业管理规范化制度化，各部门制定相应管理措施并形成文件严格执行。如《关于实施设备管理暂行条例的通知》、《关于物资采购与验收、处理的暂行规定》、《关于进一步完善加强财务管理若干规定》、《关于对基层干部、职工处理规定的有关通知》等，各项工作都有据可依，有章可循。

为加强企业管理力度，公司实行“区域化、系统化”管理。依照单位所管辖的范围及工作关系，把全部企业划分为22个管理系统和若干个管理区域，各单位一把手或系统一把手为本区域、本系统的直接责任人，村党委7名成员也都分别划分有责任区，分工明确且密切协作。并规定领导干部一、二、三的现场管理制度，即三大班子成员每年要深入一线至少100天，各单位一把手每年深入一线至少200天，科长及车间主任每年深入一线至少300天。

这种规范化、制度化的运作机制，使南街村彻底告别了一家一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小农生产方式而跨入了现代化大工业的进程。这种新体制以现代公司的模式运作时，已转型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市场主体，在经济发展上获得了一次飞跃，并促成了村庄企业化的历史性转变。

南街村生产资料全部归集体所有。这种社区所有制的集体经济，保证了村社区领导决策层在村政管理上的核心地位。但这种集体所有制又不同于人民公社时期“一大二公”的公有制，而是有严格界限的社区所有的“共有”制，即为全体村民所共有。

南街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珍惜自己的村籍户口，它意味着丰厚的福利待遇和一个人从出生到老死的全部生活保障。过去人们千方百计把户口转到城里，现在则有不少人又放弃了城里的工作把户口转回村里来。南街村是很看重外村籍职工对南街村的贡献的，因此也关心他们在南街村的生活，并制定了一系列有关政策不断提高他们的福利待遇，甚至由“三大班子”研究决定正式推出文件，对外村籍职工的医疗、住房、子女教育、父母养老等待遇作出明确规定，但绝不接受他们的户口。南街村吸收其中一些作出突出贡献的人为“名义村民”，可以享受村民的福利待遇，但同时又强调“村民”不等于“村籍”。南街村的女子结婚后户口即刻迁走，这也有严格的规定。他们说，这是因为担心企业一旦出现问题，单凭一个小小的南街村难以承担过多人口的压力，而实质上更是对“共有”资产权利的严密守护。

南街村居民迁居新住宅楼时对旧房屋旧家具登记作价，一一记在各户名下，待全村搬迁完毕，统一算帐，按平均价值多退少补。旧家具一律不准搬住新居，也不允许私自处理，而是集中到指定地点，由集体统一处理。村民们在谈起这件事时说，新房加上全套家具电器价值七八万，而旧房旧物值不了几个钱，两相比较，个人绝不吃亏。而原来各家的东西又都清清楚楚登记在册，谁也沾不了谁的光，值多值少放在集体，而集体总不会亏待个人。关于将来是否能退还一部分钱，他们已不太在意，“只是算个清楚帐”。他们认为，个人与个人之间相比，那些房屋已很破旧、准备个人建新房而尚未及建、直接搬进了居民楼的会沾光；而个人与集体相比，个人绝不吃亏。他们还理所当然地认为，旧房旧物应当归村里处理，“村里的东西哪能私自拿到外边去？”这件事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南街村“共有”制的内涵。

南街村这种以“村为基础”的集体所有制形式，缩小了公社时期的“三级所有”，扩大了“队为基础”，变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的“公有”为村集体“共有”，使所有权落到了实处。这种规模适度、界限明晰的基层社会单元，有利于村社区内部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也有利于调动社区成员的积极性，形成社区凝聚力。

四、走向大市场：“农村包围城市”与“外圆内方”

南街村最初的工业是从当地农业内部长出来的，如他们自己所说“靠玩泥蛋起家，玩面蛋发家”，即利用一块高岗地打坯烧砖卖钱筹资办企业，利用本地粮食资源搞食品加工。资源、技术、资金、人力，全来自当地，而后向村庄外部向城市扩张发展。这既不同于有大城市工业作靠山的东部和南部地区的乡镇企业发展的道路，也不同于依靠引进大量外资起步的沿海地区的乡村工业的道路，而是一条适合中部中国平原农业地区发展农村工业的农业产业化的道路。南街人引用毛泽东的话，称之为“农村包围城市”。

他们自己总结为“两个围绕”：第一是围绕农副产品深加工办企业，第二是围绕龙头骨干企业上配套项目。南街村的骨干企业方便面厂、食品厂和啤酒厂都是围绕农副产品深加工办起来的，然后以这些骨干企业为龙头，配套发展生产所需项目。如生产方便面等食品每天需要400多吨面粉，带动了南街村面粉厂的发展；每天需要13万只外包装箱，办起了南街村制箱厂；每天需用的500多万只彩印袋、胶印袋，是与日本内田株式贸易会社合资开办的彩印厂、胶印厂生产的；每天需要运出和运入近千吨的原材料和产成品，成立了拥有160部汽车的南街村汽车队。就这样，以龙头企业带动其他企业不断发展，由最初的两个小企业发展成为一个拥有26个大企业的集团公司。

南街村有很强的市场意识，并且气魄很大，一开始就把目光瞄准了北京市场。他们说“先打进北京，占了北京，才能占天下”。那时面粉厂已初具规模，生产出来的面粉急需寻找市场，党支书记带领一班人拉着一车面粉，冒着冬季的严寒坐在卡车高处，一天一夜开进了北京城，硬是以中原农民的执拗与诚信和质优价廉的产品，打开了北京市场，继而又打进唐山和天津市场。

对于南街人来说，打开了城市市场，不单是销售产品，还引进了城市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管理思想，引进了村庄以外的财力、物力和人力。他们与城市的食品研究所、大专院校、科研机构挂上了钩，很快就不再出卖原材料，将面粉生产拓展为食品生产。南街村现在已是全国最大的方便面和锅巴生产基地，拥有同行业最先进的设备技术和生产能力最大的生产线，此外还生产啤酒、巧克力果等高档食品，产品仍牢牢占领着北京市场并销往全国，甚至通过北京食品研究所的信息，与外商合资办企业，接通了国际大市场。

现在南街村有一个庞大的销售公司，业务员近200人，业务网点遍布全国，各大城市还设有办事处，有效地保证了每天500多吨各类产品的销售和市场信息的传递。龙头产品的销路打开后，生产规模逐步扩大，配套企业规模也随之扩大，形成系列加工、层层增值、互为依托、优势互补的良性循环发展势态。

南街村头有一条大标语：“依靠外圆闯商海，严守内方治南街”。南街村对外实行市场经济，开放搞活，对内实行计划经济，严格管理。“外圆内方”是南街村在经济建设中坚守的原则。所谓“外圆”，是为了求发展适应社会大气候，在市场经济往来中采取一定的灵活变通措施，如请客送礼拉关系等等。凭着这个“圆”，他们把日本人“圆”到南街来了。南街村不惜重金为日本投资商建了一座日本风格的豪华别墅，内有小舞厅、卡拉OK厅、健身房、酒吧间。在南街村禁止打麻将，但这座小别墅是允许打麻将的“小特区”。南街村甚至花3万多元为他们购置了电脑控制的高级麻将桌，在他们人手不够时，三大班子领导还轮流陪他们打几圈，使他们高兴，以优越的工作环境、生活环境、投资环境吸引外商。仅这一家外商，短短3年时间里就先后与南街村合资兴建了彩印厂、胶印厂、麦恩食品厂和拉面厂4个企业。

所谓“内方”，是指严格的内部管理，规规矩矩方方正正，要求党员干部、职工群众廉洁自律一尘不染。用南街人的话来说，就是“一丝不苟干南街事，一尘不染做南街人”。上至党委成员，下至业务员，在业务往来社会交往中收到的礼品、好处费、回扣款一律上交村集体。南街村还不断开展各种思想教育活动，如讲故事活动、共产主义小社区建设大讨论活动、整风运动“五献一留”活动等等，都包含着教育干部群众严防“内方”的内容，使人们严格律己，更加主动积极地投身于社区建设事业。

南街村一直坚持开展思想斗争，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王洪彬说，政治思想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要占领，现在虽然不搞阶级斗争了，但思想教育不能放松。在南街村，从上到下经常召开斗私会，严肃认真不留情面。三大班子内部几乎所有成员都当过批评对象，连王洪彬都因为早年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而在村民大会上做检讨。有4个年轻的村干部，好玩，平时走得有点近，在一起喝“闲酒”，耽误了工作，犯些小毛病又互相包庇，造成不良影响，一起受到党组织的批评，停职检查。但认识错误改正错误之后仍是村干部，甚至比过去职务更高权力更大了。事过境迁，人们开玩笑叫他们“四人帮”，他们自己也把自己当成“四人帮”开自己的玩笑，只是谁也不愿意当“江青”，哈哈一笑之间化解了思想斗争的坚决与沉重。可以看出，激烈无情的思想斗争并没有给他们留下阴影，而是放下包袱更积极地面对新生活。

对待群众的错误，一般不上斗私会，由村干部批评教育帮助解决。但问题严重的，也开斗私会，他们说目的不在于斗争，而在于教育，特别是通过典型事例教育大家。村里开过几次大型斗私会，都是特别典型、群众反映特别强烈的，如子女不孝顺老人、丈夫打媳妇等等，又屡教不改的。村里几起不养老人的问题，最后都是在斗私会上解决的。有一家丈夫经常打老婆，一上斗私会改好了，小两口日子过好了，双双来向村干部表示感谢，丈夫后来还当了基层干部。

村民管理，思想教育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靠村规民约。如今南街村已把村规民约转换成“十星级文明户管理”制度，每家门前钉一块铁牌，上边有十颗五角星，一颗星代表一项内容，与14项福利挂钩，违犯一项就抠掉一颗星，取消一项或几项供应，停水、停电、停油、停面等等，一停就影响生活。这项制度定期检查，或者抽查，当场评议当场兑现，哪一项不合格星被抠下来就会影响生活，表现好了再把这颗星安上去，恢复供应。对犯错误者的惩罚，有停薪停职、扫大街等形式，目的是施加舆论压力。人们都不愿丢人坏名誉。最终的惩罚，是开除村籍，搬出居民楼，归还7分责任田，令其自谋生路。村干部说，这是没办法的办法，外面世界管不了，只要在南街村1.78平方公里内，就得按南街的规矩办事。

村庄管理靠村规民约，企业管理靠规章制度，对企业职工实行“六定一赔损”管理，即给工人定各种指标任务，损坏公物要赔偿。南街企业实行厂长负责制，厂长有权开除工人，有权撤消副厂长以下干部的职务，但是没有任命干部和招收工人的权力，各厂的干部和工人都由公司人事处统一调配。厂长只管生产，不管材料供应和产品销售。也就是说，只有生产管理权和一半人事权，没有财权，这就杜绝了走后门徇私情和财务管理上的漏洞。

南街村这种情况要求管理者保持密切联系，互通情报，每天晚上10点钟的碰头会已成制度。各路头头汇合一处，通报当天情况、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绝不拖延。这个会议非常严肃，而且时间准确，从来没有人敢无故迟到和早退。有问题就提出问题，马上就有人答复如何解决，没有问题就坐着听会，了解各单位进度和情况。天天开会很辛苦又没有加班费，这就是南街村干部的“特殊性”。村党委提出以“公生明，廉生威”的古训为座右铭，当干部就是要比群众多出力多操心多吃苦，这种碰头会的意义不单是要解决实际的问题，还是为了锻炼干部的作风。

摆脱传统村社自由散漫的习气，树立现代社会的时间观念、竞争观念和组织纪律观念，走进现代大市场，南街村和南街人都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五、南街人的社会生活：传统与变革

在南街村公司办公室的墙壁上挂着一份巨大的打印工整的《河南省中原工贸公司系统管理规定》，内容从产品质量、人事福利到社会治安，村风民风，直至环境卫生、公共厕所……，各项管理共22条，具体而详尽，并且每项管理都落实到位有专门的责任人。如，第二十条村民楼管理：楼内一切设施、家具、电器的使用、维修，不允许发生损坏和浪费现象，对用气、用电进行检查指导，等等。

很显然，公司管理已渗透到南街人的整个经济社会生活；而南街人的生活业已化入整个公司的运作系统。如今的南街人，既是南街村的村民，又是企业职工。从生产方式上看，他们与城市人一样，实行上下班制和公休假日。少数从事农业劳动的农业工人，业已向传统的农业劳动方式告别，完全是机械化操作现代化管理，而且一律实行工资制。单元式的居民住宅楼，在南街人生活方式由传统小农式向现代城市化的转变中起到极大的推进作用。过去农家，鸡鸭狗猫，坛坛罐罐，烟熏火燎，很难谈得上讲究卫生。如今新式套房的居室、客厅、厨房、卫生间，方便舒适、整洁卫生，每周还两次统一供应热水洗澡，村里还定时发放洗衣粉、毛巾等卫生用品。从农家院搬进住宅楼，南街人一下子告别了传统的生活方式。

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变革使南街人的生存方式生存行为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迥异于传统的新的生活共同体中，传统村社的血缘宗族关系、家庭成员关系、男女性别地位等等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而工资加供给的社区分配制度更把村庄、村民和村企业紧密联系在一起，村集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有力地进入了社区家庭和成员个人的生活，其中既有对人们生老病死的“保障”，也有对人们思想行为的“规范”。

这是南街村一个普通家庭，一家6口4代同堂，除了一老一少都是村企业职工。每月工资收入合计1110元。村集体免费供给：（1）每月每人面粉40斤、鸡蛋2斤、食油1斤。每户啤酒3件（3人以下者2件）；（2）春节、端午、中秋、冬至四大节日，供给肉类、糕点及各种副食品等节日食品；（3）煤气、水、电、儿童入托入学、医疗保健免费；（4）住房三室一厅92平方米。小耿说，他和父亲原来在县里工作，最近才转回村里，住房有点紧张，村里已准备给调整为两套两室一厅。

南街村居民每家有一个供应本，类似城市居民的粮油供应证，凭本随时可到村面粉厂领取面粉、大米，或是面条、馒头。每人40斤口粮标准一般都吃不完。每4幢居民楼有一个锅炉房供应开水，每周二次轮流供给各家洗澡热水。小耿的母亲烧饭也到锅炉房提开水，为的是节省煤气，她说，虽然烧煤气免费，还是要自觉节约，能省一点就省一点。从这件小事也能看出，村民对集体财产是很爱惜的。一般主副食靠集体的供给已足够了，工资收入用于买菜，添置衣物，人来客往。

南街村的儿童从两岁半即可免费送村办幼儿园托儿班，三岁半以后入小班、中班、大班，7岁以后入小学、初中。升高中就要到县里去，学费由村集体提供。只要能考上大学、研究生、博士生，所需费用也都由村集体负担。村民凭医疗本到村卫生院就医，重病出村，费用由村里报销。村里已计划建一所现代化大医院，那时治病就医就不必出村了。

由于基本生活全由村集体包下来了，家庭内部的经济关系变得很单纯，分家已不是很重要的事情，主要根据住房的安排。比如小耿家，住在一个单元是一家，分为两个单元，如果各自开伙，自然就变成了两家。村里有一些大家庭，老年夫妇和年轻夫妇分别住在同一层的两套单元里，生活并不分开，为的是年轻人在企业里上班，老年人帮助照看孩子和操持家务。妇女普遍成为企业职工，男女共同分担家务劳动已成为时尚。

人们大部分时间是在企业，除了上班，还要参加各种政治学习、业务培训和政治活动。业余时间，村里组织各单位职工观看村剧团的演出，演出内容大概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地方古装传统戏曲和《龙江颂》、《红灯记》等革命现代剧目，他们谓之“唱戏”；一类是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取材于南街村的真人真事，好人好事。南街村政治意识很强，政治思想工作一直抓得很紧，文化娱乐也充满思想教育的成分，寓教于乐。

图为现代京剧老电影《龙江颂》剧照。[图源：n1.itc.cn]

结婚与丧葬是农民一生中的两件大事，现在也全由村集体操办，婚姻介绍所和治葬委员会是南街村的常设机构。

南街村的男青年恋爱、结婚都需经村党委批准，有严格而明确的规定，大致程序如下：年满23岁以后，向南街村婚姻介绍所递交“订婚申请”，双方填写“征婚登记表”，经组织对女方进行调查了解后，方批准建立恋爱关系，否则是“非法恋爱”，不予承认——双方年龄合计满50岁，递交“结婚申请”，再经组织调查批准——婚前教育：计划生育、村规民约——婚前体检——由村委会出具“婚姻状况证明”，镇民政部门带着结婚证书到村婚姻介绍所统一登记发放——集体婚礼。由于每年只在元旦举行一次集体婚礼，以上程序也大都是集体行动。一般来说，恋爱结婚的申请都会被批准，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调查是“走过场”。调查者和被调查者都很认真，他们认为，这是党组织对个人的关怀负责，婚姻大事不单关系个人家庭幸福和睦，还关系到全村的安定团结，关系到南街事业的兴旺发达。

南街村的丧葬事宜完全由治丧委员会承办。治丧委员会除村干部外，还有“懂礼”的长者，殡葬仪式完全遵守当地习俗。村里人办丧事，只需通知治丧委员会，说明亲属的要求，治丧委员会便会派专人负责办理，费用暂从村财务处支取。送葬的亲友们送的礼品也由治丧委员会接收登记，殡葬结束后一并结算，多退少补。

举行这些民间仪式，南街村内部已不提倡送礼，收授礼品只是应付村庄以外的礼尚往来。而习俗礼仪方面的改革，既尊重当地民情风俗，又减轻了开支负担，村民们很支持。而这种地方传统习俗礼仪改革的更重要的作用还在于，淡化了传统血缘宗族关系，强化了村集体村政权的权威和力量。

六、结语：基本观点

（一）对于经历了中国当代历史的中国人来说，南街村仿佛一幅奇异的拼贴画，一处很特别的社会风景，给人的感受十分复杂，一言难尽。但在更广阔的历史视野中，在政治经济的、地域环境的、自然的和社会的大时空背景下，从文化结构的角度，现实的南街村却是一种别无选择的结果，而绝非偶然。可以说，南街农民以自己的思考和选择显示了他们的创造性和实践精神，南街模式是20世纪的中国农民对于理想社会的构想与实践，反映了变革时期中国农民的理想与追求。

（二）中国中部地区农村工业基础相对薄弱，在发展途径上，宜以农业为重心构建本地区的经济体系，走农业产业化的道路。由于全球性的资源短缺问题日益突出，作为资源性产品的农产品及其关联产品将越来越成为短缺商品，这意味着农产品的价格含量越来越高。农业的市场潜力很大，农业有可能成为获利最高，最有前途的产业之一。这为中部农村发展提供了机遇。

（三）中国中部地区，村庄聚集比较集中，规模比较大，历史沿革也比较长久，社区文化同质性较强，村组织机构比较完善，较容易达成集体共识。在实现农业产业化过程中，可以利用这一特点，因势利导，发挥社区内部人力资源、物力资源、文化资源的优势，实现农业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以产生出最佳的经济效益，在农民普遍富裕的同时，推动社会全面发展。

（四）南街模式党政企三位一体的公有制体制，相对于以往一元化“大一统”中央全权，是一种分权，增强了村社区自主自治功能。相对于南街社会自身，却是一种集权甚至极权，消灭了公有制之外的其它一切所有制形式，形成新的“大一统”，实现了经济的起飞却凌驾于社会有机体及每个个人之上，垄断一切从而推动一切。同时亦有可能潜藏着压抑个体个性、滋生蒙昧集体主义，从而窒息一切的隐患。其“未经个体性充分过滤的集体主义”（鲁凡之，1987，236页），在发挥推动经济发展效能的同时，也是妨碍其挣脱传统束缚走向现代社会的阻力。

（五）因此，可以说，这种体制对南街既是新的——它从未有过如此强力有效的工业化大生产模式，也是旧的——其运作原理带有鲜明的传统“文化原型”的胎记。它关于创建“共产主义小社区”的理念，意识形态的意义多于社会科学理论的意义，究其根源，与其说是源于西方文化的共产主义，不如说来自中国《礼记》、《大同书》的东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毛泽东思想、人民公社制度遗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所具有的真正的“中国特色”为社会学提供了诸多值得研究的课题。

*本文原载于《社会学研究》1997年第5期。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部分注释与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封面图为南街村实景。[图源：xw.qq.com]

〇编辑：新月  〇排版：时远

〇审核：孤星 / zyy

〇专题策划人：盆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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