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大鸣、高崇｜城乡结合部社区的研究：广州南景村50年的变迁

周大鸣、高崇社會學會社

周大鸣（左图），中山大学人类学博士、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移民与族群研究中心主任。学术贡献主要集中在移民与都市化、族群与区域文化、人类学应用研究以及人类学学科建设等方面。著有《城市新移民问题及其对策研究》《中国乡村都市化再研究：珠江三角洲的透视》等。[图源：ssa.sysu.edu.cn]

高崇（右图），香港大学社会学博士、香港树仁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兴趣在经济社会学、老字号商业、创业理论与实务以及华南地区的经济改革与社会转型。著有《老字号文化内涵的深描：以广州老字号企业为例》《经济社会学的演变及其与中国研究的关联》等。[图源：sociology.hksyu.edu]

专题导言

从20世纪40年代到今天，中国乡村社会经历了革命、改造、改革和市场转型等重大变迁，这一转型发展过程中，乡村的经济制度、社会形态、组织方式与文化样态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对于中国乡村社会基本性质与变化的理解，是制定和推进合理农村政策的基础；而对于这一变迁过程的研究与回顾，也有助于我们把握判断和把握乡村未来的发展方向。在研究时间上，本专题着重选择了较早期的研究文献，一方面意在回顾农村社会学早期研究的发展路径与研究特点；另一方面则试图同当下的农村社会学研究形成呼应，为现有研究提供可借鉴思路。

前三篇概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农村变迁，以整体性的视角梳理了长时段下农村转型发展的方向。专题第四到六篇关注于改革进程中的经济制度变迁，探讨工业化发展进程对于农村经济形态的影响；七到九篇则关注于乡村组织与社会结构的变迁；第十篇分析了基层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新角色，从政治制度转型方面进行分析。第十一和十二篇，视角转向中国农村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城中村现象与城市化问题，从具体个案出发，选取了广州市具有特色的村落，以小见大，探讨城市化进程下的可能性。第十三篇在费孝通“乡土中国”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后乡土中国”的概念，指出乡村发展后期所面临的基本问题是农民何以获得公平的市场机会问题，提出从制度、文化和市场的协调关系上激活乡村发展效率的运作机制，呼应了农村研究的学术传统。中国农村转型发展这一领域的相关研究十分丰富，且在当下仍具有着重要意义，限于篇幅限制，许多优秀的经验研究作品在本专题中未能穷尽，笔者才疏学浅，也请诸位读者不吝赐教。

出于授权与编辑需要，在推送中调换第三篇与四五篇的顺序。

本文所研究的南景村（the Village of Nanching），因杨庆堃先生的著作而闻名于世。1949年前后，岭南大学社会学系学生在系主任杨庆堃先生的指导下，经过长时间的调查，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研究了南景村的社会生活情况（包括杨先生自己对该村的研究）；中山大学社会学系于20世纪80年代初复办后便开展了对南景村的追踪研究；笔者在1990年代初开始对南景村进行追踪研究（周大鸣，1993：94-97）。经过几代学者的跟踪研究，大部分资料得以保存下来，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本文作为追踪研究的一部分，探讨南景村在长达半个世纪的都市化过程中的种种经历——即从乡村社区向结合部社区发展的过程。

在社区研究中，一般分为城市与乡村两类社区；本文的“城乡结合部社区”是指介于城乡之间的第三种社区类型。这类社区既是中国都市化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社区类型，也是中国特有的土地征购政策、户籍管理政策体系下的产物。这些社区地处城乡结合部，兼有城乡生活方式的特征，因而不同于一般概念中的郊区或农村。比如人口密度高，人口异质性增强；仍保留一些农业生产，但农业生产已不是主要的经济生活方式；全部的耕地或部分土地被征用，但个人仍拥有宅基地或少量自留地；社区中一部分人成了城市人（城市户口），一些人仍为农村户口；个人的谋生手段开始多样化。这类社区总的特征就是亦城亦农。目前城市郊区，尤其是大城市的郊区包括的范围很广，因此用“城乡结合部”以示区别。我们在界定城乡结合部时，不仅要明确其在地理上的含义，还应注意其文化上的含义。具体地说，笔者比较赞同黄公元先生的说法，他认为城乡结合部应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城乡结合部应符合三个条件：一是“与城市建成区毗连，兼具城市与乡村的某些功能与特点，但在行政上不属于城区街道管辖，而属于郊区乡（镇）管辖”（黄公元，1998：119）；二是非农产业发达，但仍有少量农业；三是人口密度介于城区与一般乡村之间。广义的城乡结合部除了上述地区外，还包括下面两类地区:一是虽已列入城区街道管辖，但在城市基础设施、人口密度方面还不及城区，与郊区乡村交叉的地区；二是郊区乡村中由于某些特殊原因，如建在城市的附属配套设施、农副产品供应地、旅游区、住宅小区、大中专院校等而与城区有特别密切联系的地区。

从对城乡结合部的界定中我们可以发现，城乡结合部应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把城市假想成一个以城市中心为圆心的圆，而把圆周看作城乡结合部，那么，随着城市这个圆圈的不断扩大，城乡结合部也必然随之扩大。原有的城乡结合部逐步发展成城区，新的城乡结合部也不断由周围乡村转化而来。所以，城乡结合部可以看作是城市边缘地区由乡村走向城市这一都市化过程中的中间阶段。当然，由于各个具体的城乡结合部地区接受城市辐射的量不同，加上其内部对这种辐射的反应不同，它们在城市化过程中的具体情况不会完全一致。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城乡结合部是最早开始城市化的地区，又是最难彻底城市化的地区，广州地区也不例外。

1997年我们开始了“广州城乡结合部社区研究”课题的研究，选择了几个点进行田野调查，一是城北的三元里，二是城东黄埔的南基村，三是城南海珠区的南景村。经过初步的调查，了解了这类社区的基本情况，然后选择南景村进行重点调查。选择该村的原因：一是有研究的基础；二是距离近，省时又省钱。我们可以通过对一个典型的城乡结合部社区（如南景村）变迁过程的探讨，去展示整个广州城乡结合部变迁的大体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所遇到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

我们于1998年5月在凤和居委会的大力协助下，对目前南景村居民的生活状况做了一次比较全面的调查。根据现有的文献材料和调查所得的第一手资料，我们可以把南景村的变迁过程分为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80年代、90年代三个阶段进行研究。60年代和70年代由于各种原因，对南景村的研究搁浅了，所以时至今日，这段时期的情况在南景村的研究中仍属缺环，留待进一步的调查来填补。

一、都市边上的村庄——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南景村

解放前的南景村属广东省番禺县河南岛敦和乡十一段，距离广州市中心约6公里。据1949年的统计，全村共有1075人，251家，土地1843.7亩，其中耕地1072.4亩，人均耕地约1.0亩（正宝杰，1950）。村里总共大约有200间房屋，成片地挤在一起，大体形成一个“T”形。围绕着房屋的是一大片由水田和菜园组成的空阔的田野。大约有30个小池塘，一些分布在村子边缘，一些分散于田野中。村子东南部流过一条小溪，小溪的一个支流流经村庄所在地，涨潮时，小船可以驶入村子的中心地带。村中土地的西部和北部边界是连绵的低山，半山腰是无数的坟墓。村舍、周围的田地和菜园、池塘、阡陌和溪流、零散的果树、山上的坟墓，编织出一幅几千年来中国人称为“田、园、庐、墓”的图景，即为更深意义上的“家”或“生命之根”（C. K. Yang, 1965: 10）。

在这片如诗如画的土地上，勤劳的南景农民过着“日出而作，日没而息”的田园生活。70%以上的家庭从事农业生产，主要农作物为水稻，兼种蔬菜。农民们早上天刚亮就去附近的敦和市喝早茶，然后便往田间工作，到十点左右才回家吃早饭。饭后又往田里工作，到一两点时在敦和市饮午茶，茶后工作至傍晚才回家。村人经过一日之农作，晚上多在祠堂或社厅谈天。耕种的土地大部分是族产，这类土地一般是以低价租给族中贫困人家耕种，含有救助的意味。而另一些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为了生活只有租种地主的土地，主要有活佃制和永佃制两种（张淑芳、黄定国，1950）。村里生产的粮食能满足大部分的需求，不足部分由卖菜收入、妇女绣花、去城里做佣工等方面的收入来填补。本村村民中由于占有土地多寡不同，人们在消费上也有一些差别。因本村地主多是在海外或广州等大城市经商致富的人在村中买地转化成的，且土地多由在村中居住的家属监管，所以，地主规模不大，剥削也相对较轻。再加上村中自耕农、佃农都有分布，所以，村中的贫富分化不是太严重。不像附近的五村，有土地的都是大地主，把土地一直买到附近的旧凤凰上，使得旧凤凰的大部分村民都佃耕着五村人的田（刘耀荃，1950）。

与生产、消费密切相关的是娱乐和休闲，而娱乐更是人们生活中富有色彩的活动。该村的娱乐活动可分为集体活动和个人活动两大类。集体活动主要是一些宗教性的活动，包括春节、神诞、春秋二祭、婚礼时的庆祝活动；个人活动主要有民间歌谣、茶寮酒肆、电影、戏剧、下棋、讲故事（鬼故事和神怪故事）（钱楚文，1951）。从这里可以看出，该村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村。

近代华南地区是宗教组织异常发达的地方（Freedman, M., 1958; 1966），南景村也不例外。宗族组织特别是车、莫两大宗族控制着村民社会生活的绝大部分，村中的经济、政治、娱乐等各方面都深深地打上了宗族的烙印。前面已经提到过，村中土地大部分为宗族所有，如莫姓所有田地中60%以上为族产，车姓所有田地中则有近一半为族产。除此之外，莫姓在中山万倾沙（现属番禺）还有数百亩族产，除去各种开支，尚有3万石左右谷的盈余（折合）；而车姓族产除土地外，还有店铺、池塘、果树等。有了强大的经济实力做基础，宗族便可以组织各种活动以加强成员之间的联系，巩固内部的团结，增强宗族的影响，如建祠堂、组织祭礼活动、办学、赈灾等。由族中长者组成的父老会议为族内最高权力机关，有权处理族中的一切事务，如族产使用、祭礼的主持、处理族人纠纷等。因此，宗族决定了一个人生活中的一切主要方面，决定了村人交往中的亲疏远近。失去了宗族成员的资格，也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生活圈子和保障，所以，出族之惩罚对一个村民来说无异于死刑。

宗族观念还表现在祖先的祭礼上。为了表明自己在精神上是与祖先同在的，村中各宗族都建立祠堂供奉和祭礼各自的先祖，如车姓有三间宗祠，莫姓则有五间宗祠。祭祖，一方面有助于唤起族人对宗族的意识，巩固宗族；另一方面宣扬封建伦理，在思想上控制族人。虽然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家族观念日渐淡薄，宗族组织的影响力日减，但是宗族意识是在长期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不会一下子消失，其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的影子仍随处可见。

前面提到的父老会议是宗族的最高权力机构，当然在村中也具有权力机关的作用。除此之外，村中的权力结构还包括保甲、自卫队、校董会、狮会、“案兄弟”、“房”等。这里想说明一下“保甲”，因为它是代表政府的基层政权组织，同以宗族等为代表的地方性政治组织相对应。该村真正推行保甲制度是在1946年，设有一“保”十四“甲”。保甲开始是为治安问题而设，后来又加入了许多行政上的职能，转变为行政组织。因此，除治安外，保甲还负责举办民团、征兵征粮等事务。保甲长的职权越多，表明政府干涉人民生活的范围越大，最终导致政府权力在该村占有压倒的优势（刘耀荃，1950）。

在政治上由于行政管辖权的转移，南景村受广州的影响越来越大，而该村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受广州的影响也日益增多。该村距离广州市中心不过6公里，步行也不过70分钟左右，随着新港路的开通，以及汽车、汽船等交通工具的使用，该村同广州之间的距离大大缩短。村民们早上搭车到市内卖菜，下午在市内购买日用品回家。在广州这个巨大的消费市场的引导下，村里大量种植蔬菜、水果、花卉等经济价值较高的作物。与之相比，附近的五村走得更远。该村村民不靠土地为生，而以“发豆牙”为主要的谋生方式，原料和产品都是在广州取得和卖出的，已成为城市经济的一部分。此外，南景村的妇女从事绣花也是在广州市的刺绣商人支持下进行的。而且南景村的村民可以看到当天广州的报纸，可以很容易地参加城里的社会活动，因此，村民们越来越多地受到城市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的影响。

对南景村的生活产生冲击的还包括新式教育的输入和出洋谋生者的影响。该村历来重视教育，尤以莫姓为最，村中36%的村民受过不同程度的教育，约75%的户主受过新式教育，皆因该村离岭南大学很近，“近水楼台先得月”。再者，村中成年男子约有一半曾外出谋生，大多在广州、香港、新加坡、越南居留过，一般都在3年以上，甚至有些长达20年。这些人或多或少地接受了现代观念的熏陶，他们往往自觉不自觉地把各种城市观念和生活方式带回到村中，冲击着传统的世外桃源般的生活。

总之，解放前的南景村仍以农业为主，大多数的村民以务农为生。虽然由于邻近城市的地理位置，加上交通条件的改善，该村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接受的外来影响日益增多，但是从总体上看，该村作为一个农村社区的基本特征没有改变。当然，随着外部条件的变化，外来观念及生活方式的日益深入人心，该村的内部发生着悄悄的变化，这种变化积累到一定程度，不可避免地会引起该村社会生活的变革。

随着广州的解放，南景村也在一夜之间换了天日，翻开了其漫长历史中新的一页（C. K. Yang, 1965）。先是进行土改和“反霸”斗争，广大无地或少地农民分到了土地，但他们仍对土地所有权及其能保持多久持怀疑态度。土改后的产量并没有什么变化，土地税平均要占总产量的30%。由于农业贷款短缺，农民们无力扩大对土地的投入。贫苦农民的生活仍很艰难，兼业收入仍是农民家庭经济的必需，主要的兼业是绣花或到广州做季节性临时工。

伴随解放而来的，除了经济体系的变化之外，还有政治体系的彻底改变。该村的保甲制度作为压迫人民的工具被废除，村长和副村长成为村里的新首脑。1950年春，政府在村中组织起人民武装。但实际上，农会是村里新的权力中心。共青团和妇联的分支机构也在村中建立起来，它们在地方政府秩序中有相当的影响。

该村中亲属系统的变化主要表现在新《婚姻法》的颁行、妇女地位的提高、家庭结构的变动等方面，最显著的改变莫过于宗族权威的丧失。此外，村中的教育也在新形势下发生改变，如教学科目的增删，全民识字运动的兴起，对村干部进行政治、经济知识的短期培训，教育实践活动的出现等。甚至连村中的娱乐活动也需要重新定位，如禁止狮会活动和神诞庆祝活动，茶楼处境艰难，请演员唱以社会主义为主题的“新戏”，组织合唱革命歌曲等。最后，村民的思想观念也发生重大变化，传统的儒家道德被摧毁，新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逐步建立。从此，南景村被纳入到国家统一体中，在历次运动中跟随全国的形势而动。

从上面的叙述中可见，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南景村保留了绝大部分的农村社区的特征，城市因素虽已有所发展，但仍居次要地位。

陈那波、龙海涵、王晓茵等著：《乡村的终结：南景村60年变迁历程》，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描述了当代南景村作为城中村的风貌。[图源：dangdang.com]

二、都市扩展中的村庄——80年代的南景村

从60年代开始，南景村的交通条件得到很大改善，新港路被改造成18米宽的柏油马路，公共汽车也增加了班次。村民们往返市区更加方便快捷，进一步拉近了该村同广州的距离，因而村民们越来越多地接受城市生活方式。进入80年代后，新港路再一次拓宽，广州大道修成通车，两条路在该村东北部交接，形成一个四通八达的交通枢纽。交通的改善使南景村同市区紧密联系在一起，扩大了村民的生活圈子，让他们更容易地走近城市生活。与此同时，由于广州市区、特别是旧城区，人口密度过大，许多单位不得不向交通方便的城郊地区迁移，南景村这时成了一些单位迁移的目的地。

最早在60年代后期，便有少数几家企事业单位如广州电器科学研究所、广东卫生防疫站等迁入南景村。这时的征地费不是太高，主要通过招工、转户口给农民以补偿。后来又有十多家单位陆续迁入，使南景村土地上的人口急剧增加，人口的异质性迅速增强，人口结构发生重大变化。除此之外，还有通过其他途径流入本村的一些城市人口，如1983年在村中租房居住的城市居民有80户（郝令昕，1985：8）；本村女子和城市男子结婚后，多把家建在本村，构成因姻亲而流入本村的城市人口。这样，本村村民因征地转为城市户口者、迁入单位的城市居民、租房居村的城市居民、因婚姻而流入的城市居民，这些人构成了该村土地上一个庞大的城市居民群体，改变了过去以农民为主体的人口结构。从绝对数上来说，这时该村范围内的城市居民数量远远超过农民的数量，两者的比例估计接近4：1（1984年）。

大批企事业单位及城市居民的迁入，给南景村带来了深刻的变化，使其由封闭走向开放，由乡村走向城市。具体来说，这些影响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大量异质人口的迁入改变了本村的人口结构，直接把城市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带入村中，促进了村民个人的城市化。二是企事业单位征地的费用为本村的发展提供了启动资金，特别是进入80年代后，本村土地价格上涨，征地费每亩超过10万元，按每年最少征地20亩计算，村中也有200多万元的收入，这笔资金帮助村里兴办企业、建立各种福利制度等。三是企事业单位的迁入使本村在教育、卫生等方面受益匪浅。（任高玉，1991：151-152）

当然，企事业单位的迁入给南景村造成的最大、最深远的影响是：在本村土地急剧减少的情况下，村子该向何处去的问题。到1987年，南景村的耕地面积与1948年相比减少了一半还多，而人口却增加了一倍多，人地矛盾异常突出。为了适应广州城区的扩展和内部人口压力激增的情况，村里调整产业结构，推动产业的多元化，向非农化方向发展。首先，剩余劳动力除进入城市单位外，也可进入村办的刺绣、铸造、钢窗制造等企业。大力发展第二、第三产业成了解决村中劳动力就业的一个重点。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劳动力的就业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到1986年，从事农业和非农业的劳动力约各占一半，其中从事非农业的劳动力比1948年差不多增加了20%还多。这表明，单纯靠农业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谋生方式已被淘汰，本村产业结构的多元化日益形成。

以后几年的发展证明南景村在内外压力下所做的调整是成功的，本村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都有巨大的变化；也表明本村的城市化取得了初步成功。从村民的家庭消费来看，他们的消费水平大大提高，消费结构得到较大改善，在许多消费指标上比广州市职工家庭平均水平还要高（郝令昕，1985：51）。此外，本村人的消费品味和消费习惯同城里人越来越接近，如购买家用电器，建筑小洋楼并按城市的方式进行装修。在娱乐方面，本村人也多在家中看电视、听音乐，约朋友外出游玩，或全家一起出去旅游。穿的方面，由于有了较好的经济基础，村人有能力买高档流行的衣服，因而同广州人更没有什么差别。由此可见，南景村人在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都采取了城市生活方式，从外表上已很难把他们同城市居民区分开来。这一切表明该村在城市化道路上已走得相当远。

此外，南景村的行政管理体制也发生了变化。1986年，该村由原来的郊区管辖归入海珠区新滘镇管辖，其实就是纳入了市区的范围。为了便于管理，该村除了村委会外，又增设了居委会，分别负责管理村中这片土地上的农民和居民。因此，不论是从产业结构、职业结构，还是从生活方式上看，南景村正逐步融入到广州这个大都市中去。虽然城市的扩展对城乡结合部地区来说是一种压力，但更是一种动力，只要社区做出积极的回应，因势利导，内外结合，完全可以推动社区飞速发展。

如今的南景村一带居民区掠影。[图源：ziroom.com]

三、都市里的村庄——90年代的南景村

整个80年代，南景村利用广州城区扩展、大量企事业单位和城市人口向本村转移的机会，再加上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大力发展第二、第三产业，实现产业结构的成功调整，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进入90年代后，该村在大方向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继续向前发展，但发展速度日益减慢，目前基本上进入停滞状态。

首先从产业结构上来看，原来农业、工业、服务业三业并举的格局不复存在，房地产业异军突起，一枝独秀。由于耕地迅速减少，目前已所剩无几，农业收入占全村总收入的比重已微不足道。据一位帮丈夫（本村农民）种菜的妇女介绍，他们种了3亩地，包括自己家的和别人不种的，每年大约收入1万多元，除去生产投入，可获纯利4千元左右。对本村大多数人而言，这点收入确实不算什么，因为村里每个农民每年的分红都比这一数目多得多，如1997年村集体的分红为每人7000多元。当然，还有少数舍不得土地的老一辈人在自家田里种些菜，但他们只是出于个人兴趣，像别人养花种草那样自得其乐，收获的菜也只供自己家人食用，不再进入市场。

早先村里用征地费兴办的各类企业和服务业曾经红火一时，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类集体经济组织暴露出许许多多的问题。和国有企业一样，村办企业存在着严重的吃大锅饭现象，人浮于事，经营管理混乱；再加上产品档次不高，生产技术落后，无法适应市场的竞争。本村的企业由于丧失了超越自身限制的机会，大多数严重亏损，只好转卖或出租给个人经营。服务业的情形同工业差不多。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维持村集体的收支平衡，村里只好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即兴建厂房收租金。城乡结合部最大的优势就是距城市近和可高价出售土地使用权。土地是这些地区最宝贵的资源，除了因城市征地而获取征地费外，随着房地产业的兴起，这些地方把发展重点转向房屋的开发和出租。南景村的厂房，租金为每平方米每月10-12元。由于交通便利，设计合理，很快便被抢租一空。除此之外，村里还同广州市的房地产公司合作，在村里建商品房出售。对村民家庭而言，由于前些年收入好，村里又分有宅基地，大部分家庭都建起了新房，开始多是平房，后来则多为四五层的小洋楼；除自己居住外尚有空余，租给外来人居住，租金收入颇为可观。我们调查过一个四口之家，在亲戚帮助下建了三栋楼房，除自住外全部出租，月收租金1万多元，成为家庭生活的主要经济来源。一般的家庭也有两层楼可供出租，每月也有1千元左右的房租收入。村里许多家庭，至少一半以上，主要靠房租生活。这样，村集体靠出租厂房收租金，家庭则靠出租民房收租金，整个村的收入来源渐渐向租金靠拢，一个“食租阶层”逐步形成。村里的经济结构经历过以农为主的多业并举之后，又走向以房地产业为主。这种单一化的趋势给村里带来的只是暂时的幸福，下面掩盖着的危机不容乐观。

其次，从职业结构上看，该村的就业渠道越来越少，待业人口迅速增多。80年代初本村大约有一半劳动力从事农业，近年来由于农业的收益相对较低，村民们宁愿丢给别人种或租给外来人种，也不愿种田。所以，村里虽然尚有一半人口为农业人口，但真正务农者屈指可数。在80年代，农民不务农还可以进村办企业或服务行业，而现在上述行业大多已出售或出租，且多为外来人口所垄断。本地人即使有机会也不愿进厂，因为他们嫌进厂太累，工资又低，他们宁可买辆摩托搭客或经商。而对于另一半通过招工、随迁等形式转为城市居民的本村人来说，情况更差。上一代因招工而进入各单位者，现因单位效益普遍不景气及年龄偏大而下岗；青年一代则因忽视教育导致自身素质低，很难在求职竞争中脱颖而出，谋取一份令人满意的工作，以致大量“自愿性失业”人口存在。所以，依最保守的估计，本村也有一半左右的劳动人口处于失业状态或准失业状态。他们或者吃以前的积蓄，或者以房租收入为主，或靠分红收入维持生计。

最后，从思想观念上看，南景村的村民虽然大多数已经接受了城市生活方式，但在思想的开放、进步上仍同城市居民有些差距。上一代人身上那种开拓进取的创业精神消失了，这一代人大多不思进取，安于现状。村民中受过良好教育者，很容易地参与并融入城市生活，他们看不起那些无所事事的同村人，也很少与他们交往。村民的分化表明他们个人城市化程度的不同，而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受教育程度的不同。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有所放松，只求子女在学校不出事就行，学多学少无所谓。此外，村民中曾经淡泊的宗族意识，又有复兴之势，如祠堂的保留和重建，每年一度的祭祖和饮宴，清明的墓祭，以及宗族中长老影响的扩大等等。这一切表明，城乡结合部社区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那些既得利益者以及“混日子”的思想将成为这类社区进一步发展的巨大障碍。

以上是对南景村原住民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的一些情况的叙述，而该村这一阶段的突出变化则可概括为一句话：“楼房越建越多，外来人越来越多”。显而易见，这两点是有深刻的内在联系的。该村土地急剧减少的主要原因就是建筑用地的侵占。现在到村中一走，仍可见已建和在建的楼房一层一层向耕地推进，距离本村土地的最南边界不过50米左右。村里建的厂房和商品房主要分布在环村公路的两侧，而村民的住宅楼则是在原村落聚居区的基础上向南部的空地延伸。由于缺乏整体有效的规划，村里道路狭窄，交通拥挤，乱搭乱建成风。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更使村里显得拥挤和混乱。据统计，截止1999年7月，在南景村外来工管理小组办理暂住登记的有11000多人，与本村人的比例达到8∶1。这些外来人口一般可分为三类：一是居住和工作地点都在本村的；二是只在本村租房居住，工作地点在本村以外的；三是只在本村范围内工作、活动，而在其他地方居住的，这类人流动性大，难以进入统计，但却是客观存在的。

外来人口的流入给该村带来的好处是很明显的，最主要表现在他们提供了大量的住房租金。据调查，本村90%的村民家庭有空闲房屋出租，租金收入成为村民们最稳定的经济来源。外来人口在本村从事的职业有：制衣、纺织、五金、百货、饮食、建筑、装修、发廊等。他们的到来提供了较为廉价的劳动力，方便了当地人的生活，活跃了市场，促进了本村的发展。如该村一莫姓村民在亲友资助下办了一家制衣厂，经过几年发展，现已雇用外来工30多人，年纯利达10万元以上，这其中无可否认地包含着外来工的血汗。这种家庭式工厂在该村还有很多。

当然，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也给当地带来不少负面效应，如治安混乱，脏、乱、差问题突出等。虽然针对上述情况，凤和村（南景村只是该村属下的一个自然村）成立了“外来工与出租屋管理小组”（简称“外管组”），直接接受政府公安机关和村委会的领导，但是，最终效果却不太让人满意，各种问题依然如故。

城乡结合部地区的社会治安问题突出。除了外来人口带来的犯罪活动外，本地人的发案率也在上升，该村亦不例外。据我们的调查，本村青年中吸毒、嫖娼、赌博者越来越多。原因很简单，村中大部分家庭有房、有存款、有分红，青年们大多无心向学，无意工作，整天吃喝玩乐，穷极无聊，以寻求刺激为乐趣，搞点违法犯罪的事情正好弥补心灵的空虚。这种青少年的“自发性堕落”在整个珠江三角洲的富裕地区很常见，成为该地区进一步发展的一大隐患。

总而言之，90年代的南景村在经济上陷入缓慢增长，甚至停滞状态，原因主要有经济结构调整不合理，村民素质不高，观念陈旧落后等。而另一方面，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如本村人特别是青少年犯罪问题，出租屋及外来人口问题等等。由于村里生活环境的恶化，不仅原村民怨声载道，连原来迁入单位的居民也满腹牢骚，有很多人表示一有机会就要离开这里到其他地方住。似该村这类城乡结合部地区越来越成为犯罪问题、城市卫生问题等的高发地区，即使是一次又一次的综合整治仍收效甚微。这类“都市里的村庄”究竟该向何处去，成为村庄里的有识之士和其所在城市的政府部门密切关注和想方设法解决的一大难题。

广州城中村石牌村街巷掠影。[图源：sohu.com]

四、问题与讨论

从对南景村半个世纪以来的变迁过程的简单描述中可以发现，这类城乡结合部社区虽然很早就受到广州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方式等各方面的影响，但是以前由于交通不便、城市辐射能力有限等原因，一直到60、70年代它们才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过程。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突飞猛进，到90年代前半期在“惯性作用下的滑行”，而在目前陷入停滞徘徊状态。不可否认，这类社区城市化的动力绝大部分来自城市的扩展，但在这种外部压力及其所造成的土地减少、人地矛盾突出等社区内部压力的共同作用下，社区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和合理的调整，使社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而在进入90年代，社区需要适应新的形势，再来一次飞跃的时候，社区中的大部分既得利益者却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白白丧失了调整产业结构进一步同城市经济接轨，同城市融为一体的机会。在这种进退两难的境况下，再加上经济不景气，各种矛盾和问题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来，相互交织在一起，成为困扰这类城乡结合部社区的“顽疾”。

首先，城乡结合部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关键地区。据公安部门的统计，城乡结合部的犯罪率、犯案率远高于附近的城市和乡村社区。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一是这类社区单位类型复杂，人口归属杂乱，多种管理体制并行，缺乏统一的管理机构。二是这类社区的居民住房宽裕，出租屋多，再加上空地较多，乱搭乱建成风，容纳了大量的外来人口。由于外来人口来源复杂，这类地区自然成为藏污纳垢之地。三是这类社区生活方式变化快，人们在文化适应过程中难免会出现问题，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有些人无法适应突然失去土地，迅速由乡村生活方式过渡到城市生活方式的巨变；另一方面，一夜之间得到巨额征地费，使一些人心理失去平衡，或者由于生活有保障而游手好闲。如此，社区内部的平衡被打破，越轨行为增多。

其次，外来人口问题突出。城乡结合部之所以吸纳了大量的外来人口，主要原因有：一是这类地区的经济及各项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和发展机会；二是这类地区优越的区位条件，为外来人口提供了广阔的回旋余地；三是与城市相比，城乡结合部的进入障碍相对较小、流动成本相对较低（黄公元，1998：122）。外来人口给城乡结合部带来的正面效应是主导性的，但其负面效应也不容忽视。除上面提到的社会治安问题外，这些负面效应还包括卫生问题、恋爱婚姻问题、计划生育问题、子女教育问题等。此外，外来人口同本地人的关系问题也颇为微妙。本地人认为生活质量变差同外来人口有关，因而看不起外地人，但又离不开外地人所提供的房租；外地人认为本地人并没什么能力，只是凭借地理优势而过着优裕的生活，从内心轻视本地人。这种相互排斥又相互利用的心理成为本地人和外地人交往中最大的障碍，不利于解决外来人口问题。由于在许多城乡结合部社区中外来人口往往数倍于本地人口，因此，解决好外来人口问题同样是该类社区的一项重大任务。

再次，阻碍城乡结合部彻底都市化的客观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户籍制度。我国长期以来一直实行城乡分离的户籍制度，非农业户口和农业户口之间泾渭分明。虽然在征地过程中，一部分城乡结合部的农民转成了城市户口，但由于历史遗留及婚嫁等原因，这类地区仍保留着为数不少的农村户口者。为了分别管理两种不同户口的人，社区不得不设置两套管理机构，如既有村委会又有居委会。由于两者之间难以协调，反而适得其反。二是土地制度。我国的城市土地为国家所有，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城乡结合部利用土地的集体所有，通过所有权或使用权的转让，得到了巨大的物质利益，而且农民还有宅基地分配。再加上集体每年的分红，做一个农民要比一个城市居民获得更多的物质利益，因此，绝大多数受益者不愿转为城市户口，甚至已转为城市户口者千方百计转回原农村户口。这种土地制度使城乡结合部农民产生了躺在土地上过日子的消极思想，进而阻碍了社区的进一步城市化。其三是混乱而且高度密集的住宅。这类城乡结合部社区很少有整体规划，村民建房都各自为政，房子一般高2-7层，房屋的密度很高，街巷狭窄、拥挤。这样的村子犹如漂浮在城市大海中的孤岛，不知何时才能真正“溶解”。

最后，城乡结合部社区的物质生活十分富足，但精神生活却相对贫乏，特别是对下一代的教育重视不够。不管怎么说，城乡结合部社区的上一代人由于有较多的积累，维持生活应该不成问题。但是这一代青少年今后的生活之路还很长，他们由于受教育有限，很难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或者有些根本就不想去找工作。现在有存款利息、房租收入及分红收入，然而一旦失去这些不劳而获的收入，他们将如何生存呢？从根本上说，城乡结合部的彻底都市化取决于这类社区中人的素质的提高，尤其是青少年一代的综合素质的改善。

总之，城乡结合部出现的问题是有其主客观原因的。在分析病根、找出病因的基础上，要坚持综合治理的方针。首先要打破城乡界线建立统一的管理机构，改变过去多元管理各自为政的局面。现在那些街道行政组织，级别低，起的作用不大。目前广州市正在进行街道的合并及调整，希望通过这次调整，能够加强街道作为基层政权的力量，更有力地带动辖区的发展。其次是要加强出租屋的管理，对超出规定的住房面积应该征税，或者把分散在各家的出租屋集中起来，统一出租，统一管理。其三要加强空闲土地的管理，坚决拆除违章棚户建筑。其四，加强道德风尚教育，建设文明新村。如广州市在1998年5月中旬召开了城乡结合部“告别贫穷、走向富裕，告别愚昧、走向文明”系统活动现场会，以引导这类社区向更高层次发展。其五，加强投资引导、消费引导，使得失去土地的人们能尽快适应新的生活。其六，改革集体分红制度，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使他们树立现代观念和现代意识，尽快真正溶入城市生活，成为合格的城市人。

不论都市化的道路有多长，城乡结合部还是要慢慢地消解在城市中，成为城区的一部分。因此，城乡结合部社区是一种动态的、过渡性的社区。从指导变迁的角度讲，社区居民的适应和调适，不仅从物质上，更重要的是从心理上完成都市化。对广州的城乡结合部来说，其城市化的真正启动和发展都是在广州城区扩展的压力下实现的，现在要使它们摆脱目前的困境，需要政府采取更为积极有效的措施，调动各方面的力量，推动城乡结合部社区更快更好地发展。

*本文原载于《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4期。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部分注释与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封面图为香港的九龙城寨，原九龙城区的大型围城。[图源：independent.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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