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童心，文章发表时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硕士研究生，作者图暂缺。

齐亚强（左图），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社社会学博士。研究方向为社会分层、健康社会学、定量分析方法。[图源：baike.baidu.com]

叶华（右图），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副教授、中山医学院医学人文教研室双聘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教育社会学、转型期中国劳动力市场、健康不平等、社会人口学。[图源：ssa.sysu.edu.cn]

一、引言

健康作为人类福祉的内在组成部分，对个人生活质量和社会整体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20世纪70年代以来，健康不平等逐渐成为西方学术界讨论的重要议题。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社会结构、社会分层如何通过一系列的资源配置以及风险管理机制，对不同社会群体的健康水平产生影响。职业作为现代社会分层体系的核心，也被纳入了这场讨论。研究者发现不同职业群体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健康差异，这些差异并未随着医学技术的进步、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全民医保体系的建立而缩小，因此，职业与健康的关系成为亟须深入探讨的社会问题。

职业健康不仅关系到劳动者个人和家庭的福祉，也影响到社会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据估计，因职业健康问题造成的经济损失可达国民生产总值的14%（Leigh et al.，1999）。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和人口大国，与西方社会相较，职业健康问题尤为突出。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愈加深入地融入到世界分工体系中，依托自身在土地和劳动力上的优势跻身“世界工厂”。经济的快速增长在提高居民整体生活质量和预期寿命的同时，也给职业安全和健康带来了隐患。据国家卫计委疾病防控局统计，2011年全国共报告职业病29789例，其中包括尘肺病26401例，急慢性职业中毒1829例。同年，据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的统计，全国共发生各类生产事故347728起，死亡75572人。考虑到漏报、瞒报现象，真实情况可能比上述统计资料所反映的更严峻。

目前，国内关于职业与健康关系的研究还相对不足。既有文献多从流行病学视角展开，就某类职业群体或职业病加以分析，缺乏整体性的社会分层视角。在社会学界，尽管也有少数研究关注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的关系，但这些研究仅将职业作为社会分层的衡量指标之一，对其作用于健康的具体机制鲜有涉及。本文采用2012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2）数据，考察不同职业群体在健康、工作状况方面的差异，探讨职业如何通过一系列具体的工作条件，包括工作负荷与工作环境、工作要求和控制、工作回报等机制作用于个体健康，以期深入认识中国转型期的社会分层及其健康后果，为改善劳动者健康水平、缩减健康不平等、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实证依据。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职业与健康不平等

健康社会学的有关理论认为，社会成员的健康状况并非简单的个人问题，而是受到宏观社会结构的深刻影响。如果将健康理解为一种韦伯所述的“生活机会”（life chances），健康不平等则表现为社会结构如何通过对资源的不平等分配规限不同社会群体的行动空间，进而作用于个体的健康水平。

由这一视角出发，大量研究考察了社会阶层与健康之间的关系。其中，职业无疑是现代社会阶层分化的基础。一方面职业作为连接教育和收入的桥梁，是影响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生活机会和物质资源分配的核心机制；另一方面，职业还是社会声望和政治权力的主要来源，个人所从事的工作性质往往决定了其享有的声誉和地位。研究表明，健康水平随职业地位总体上呈梯度变化趋势。职业地位较高者往往拥有更好的健康状况和更低的死亡率，并且这种差异随时间呈扩大趋势（Adler & Ostrove，1999；Marmot，2004；Winkleby et al.，1992）。不同职业群体在工作性质和工作条件上的差异，构成了这种健康分化的重要原因。

早期的研究更多关注工作强度和物理工作环境的影响。其中，长工时、加班劳动所带来的工作负荷是相关讨论的焦点之一。很多研究考察了医护人员、白领群体以及有着长工时传统的国家（如日本等），发现长时工作和睡眠剥夺与急性心脏病和“过劳死”的发生具有很强的关联性（Leonard et al.，1998；Sokejima & Kagamimori，1998）。劳动者在长时间、高负荷的工作中缺乏足够时间使身体得到恢复和休息，这会造成人体生理过程的紊乱，进而损害个人身心健康。

20世纪30年代苏联的安全生产警示海报。[图源：twitter.com]

工作环境的安全性，特别是工作生产过程中有害物质的接触和吸入，同样是导致职业健康问题的重要诱因。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各类化学品被大量引入现代生产过程中，在工作场所中与这些危险物质的接触以及烟雾和粉尘的吸入，会提高患呼吸道疾病和癌症的风险，对劳动者健康构成严重威胁（Schrijvers et al.，1998；Zhang et al.，2010）。

此外，职业影响健康的社会心理机制历来是健康社会学的研究重心之一。这方面的研究大多受“工作要求—控制”模型（job demand-control model）的启发。该模型认为，工作中的负荷和冲突，即工作要求会给个人的健康带来负面影响，而个人的工作控制，也即应对这些要求时所具有的权威和能力则可以作为一种缓冲机制减弱其负面效应。当高要求、低控制相叠加时，由此产生的工作紧张（job strain）对健康的损害最大（Karasek，1979；Theorell et al.，1998）。“工作要求—控制”模型为探讨职业与健康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解释框架，但是，工作要求与控制之间的交互关系并未在所有研究中得到证实。不少研究尝试将工作要求、工作控制作为独立的维度，分别检验其与健康的关系。其中，关于工作控制的研究大都表明，社会阶层较高者对其工作和生活有着更强的自主性，这种控制能力有助于减轻焦虑、压力等负面情绪，带来更佳的工作表现和生活体验，有效降低心脏病的患病和死亡风险（Marmot et al.，1997）。与之相比，工作要求对健康的作用机制则相对复杂。有研究指出，工作要求并不必然会带来高压和疾病，适度的工作要求可以对健康形成一定的保护效应（Kristensen，1995）。另外，不同性质的工作要求对健康的影响可能有所不同（Kristensen，1995）。

“工作要求—控制”模型过于强调劳动过程本身，忽视了不同职业付出所带来的回报上的差异。随着全球化和发达国家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的进程，职业对健康的影响机制已经远远超出了生产领域。从社会交换理论所强调的互惠性（reciprocity）视角出发，德国学者赛格李斯特等（Siegrist，1996；Siegrist & Wahrendorf，2016）提出了“工作付出—回报不平衡”理论（the effort-reward imbalance model）来解释职业对健康的持续性影响。该理论认为，工作是现代社会生活中最为重要的一种社会交换活动。一方面，高强度和超时劳动、危险的工作环境、工作紧张等构成了底层职业劳动者日常的工作付出，这些付出会带来相应的健康损耗与疾病风险；另一方面，职业地位较低的工作给予劳动者的回报却更差，不但物质报偿更低、职业保障更差、晋升机会极少、社会声望较低，还缺乏自我实现感。正是这种工作付出与回报的不平衡破坏了个体对社会交换的等价性的基本要求，严重损害自尊和正常情感，进而导致了劳动者的身心健康问题。后续的实证研究发现，“工作要求—控制”模型和“付出—回报不平衡”理论各自都有较强的解释力（Siegrist & Wahrendorf，2016；Yu et al.，2013），它们分别从不同维度反映了职业对健康的复杂影响。

综上所述，职业对劳动者健康的影响是由多种路径共同实现的。无论是身体损耗、职业安全，还是长期压力和社会心理失衡，它们实质上都可视为职业地位通过一系列具体的工作状况机制对健康风险与资源的差别化分配。因此，对职业与健康关系的考察，不应仅仅局限于特定群体、特定工作场所中的健康问题，还有必要在社会分层与健康不平等的宏观视角下展开。

（二）中国：“世界工厂”中的劳工健康研究

相较于欧美国家，职业与健康不平等的研究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尚未得到足够重视。实际上，社会经济发展的严重不均，以及现代化进程中后发展国家特有的经济发展模式，使这些地区面临的职业健康问题更为严峻。

20世纪中叶以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分工体系的形成，许多高健康风险的传统工业和低端产业由发达国家向欠发达国家转移，这给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结构带来了深刻的变革，同时也为劳动者的职业健康埋下新的隐患。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工作环境和安全保障条件往往较差，相关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不健全，从而使劳动者面临着更大的健康威胁（刘林平等，2011；LaDou，2003）。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市场化改革，中国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愈加深入地卷入到世界分工体系中。作为一个“迟发展”国家，中国在国际经济秩序中处于明显劣势，受资本和技术条件的限制，只能依托在低成本劳动力上的优势，发展加工制造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这种发展模式在带来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伴随着对劳工健康的严重损耗。对廉价劳动力的利用，使相当一部分劳动者长期面临超时加班、超额工作的沉重压力；与此同时，缺乏安全保障的工作环境，又使他们在工作场所面临着粉尘吸入、化学毒剂接触和工伤、职业病等一系列健康风险（Zhang et al.，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