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 ——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思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人类是自然的和自己的两重产物,当暂不讨论人的社会性存在(当然它不能被废止!)时,如果人有一个生物学的基础,如果他们是自然及其自然产物的顶峰,如果他们生活于自然(无论他们怎样通过特定的社会和历史环境以及通过所谓的“人工环境”与自然分开)之内,那么,事实上对于人类分享者自然及其循环的韵律这一事实还有什么可惊讶的呢?
“唯物论者对自然的看法无非是意味着像自然的存在那样去看待自然,就像没有任何外来的干扰。古希腊哲学家最初也是这样将自然理解为一种物质,但是在古希腊和我们之间存在着两千多年的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世界图景,因此回归到自身的证明比一眼看上去的样子要困难得多。”
[绝对分明的和固定不变的界限]是和进化论不相容的——甚至脊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之间的界限,也不再是固定不变的了,鱼和两栖类之间的界限也是一样;而鸟和爬虫类之间的界限正日益消失……辩证法不知道什么绝对分明的和固定不变的界限,不知道什么无条件的普遍有效的“非此即彼!”,它使固定的形面上学的差异互相过渡,除了“非此即彼!”,又在适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并且使对立互为中介;辩证法是唯一的、最高度地适合于自然观的这一发展卧段[在科学的发展中]的思维方法。
达尔文在他的划时代的著作中,是从最广泛地存在着的偶然性基础出发的。各个种内部的各个个体间有无数偶然的差异,这些差异增大到突破种的特性,而且突破的近因只在极其稀少的情况下才可能得到证实,正是这样一些偶然的差异使达尔文不得不怀疑生物学中一切规律性的原有基础,不得不怀疑原有的形而上学地固定不变的种的概念。但是,没有种的概念,整个科学就没有了,科学的一切部门都需要种的概念作为基础:人体解剖学和比较解创学、胚胎学、动物学、古生物学、植物学等等,如果没有种的概念,还成什么东西呢?这些科学部门的一切成果都不仅要发生问题,而且要干脆被废弃了。
偶然性推翻了人们至今所理解的必然性。必然性的原有观念失效了。把它保留起来,就等于把人类任意作出的自相矛盾并且和现实相矛盾的规定当作规律强加于自然界,因而就等于否定有生命的自然界中的一切内在必然性。
我们已经看到:山羊怎样阻碍希腊森林的恢复;在圣海伦岛,第一批航海者带来的山羊和猪,把岛上旧有的一切植物几乎全吃光了,因面为后来的水手和移民所带来的植物的繁殖准备了地方。但是,如果说动物不断地影响它周围的环境,那么,这是无意地发生的,而且对于动物本身来说是偶然的事情。
但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
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但是他们梦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积聚和贮存水分的中心。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在山南坡砍光了在北坡被十分细心地保护的松林,他们没有预料到,这样一来,他们把他们区域里的高山牧畜业的基础给摊毁了;他们更没有预料到,他们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而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
因此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
这周新闻中,一个铅粉中毒案的报道值得工人们普遍关注。去除那些冗词就可以看到,一个人被迫工作在铅粉飞扬的环境下却没有预防措施以阻止他迅速死亡,由此而被杀死。对于这个可怜人,额外的一周一先令是对他被谋杀的赔偿的慷慨数目。雇主不可能不知道他加速死亡的危险,不可能不知道他早晚会中毒。令人难以置信的还有,陪审团有关案件所说的一切是“表达一种希望,雷克曼先生(工厂的监管)应该能代表内政部对案件表示,对在混合工厂中工作的人们提供一些必要的额外的防护”。
然而更进一步,这仅仅是一个关于工人生活方式的夸张的例子。在目前条件下,几乎整个“低等阶级”被文明所强加的劳动都是不健康的,也就是说人的寿命因此而缩短;然而不能因为我们没有看见人们在我们眼前被割断喉咙,我们就以为它不存在。
我听到一个反社会主义者说这不可能。我的朋友,请记住今天大多数工厂维持着大而漂亮的花园,占地很多的公园和森林不在少数,还附有高薪的苏格兰专业园丁、森林管理员、镇长、猎场看守人等,所有这些都以能够想象到的最夸张的方式来安排,仅以花园为例,距离工厂20英里,没有烟尘,仅为工厂的一个成员所用,聪明的匿名合伙人也许(为了自己的利益)通过组织其劳动力来使其效益翻番,在这样的情形中他可笑地收到了额外的不成比例的工资。
为了利益的缘故,疯狂牺牲森林通常引起可觉察的气候恶化,以及普鲁士、波美拉尼亚、[奥地利南部的]斯蒂里亚地区(Styria)、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等地区的土壤肥力下降。莱茵河和维斯瓦河的洪水泛滥则主要是由于瑞士和波兰的森林植被被破坏。
肥料对土地正好像食物对于人,每种肥料对于土地的价值就等于每种食物对于人的营养。土壤必须确切地吸收被先前的谷物吸走的相同的化学成分,尤其需要下次种植谷物所需要的那些化学成分……动物和人类垃圾和排泄物所包会的化学成分最适合人类食物的再生。因此,尽最大可能获取这种肥料是值得的。如今这条法则经常被违反,尤其在大城市,消费非常大量的食物,但仅仅返还给土地很少一部分有价值的排泄物,结果是远离城镇的农田不断输送大量的产品,却不能获得所需要的养料;从住在那里的人和牛那里得到的排泄物是不充足的,因为他们仅消耗庄稼的一小部分,而且还由于一种破坏性的耕作体系,使得土壤变得贫瘠,收成减少,粮食价格上涨。
匈牙利、俄国、多瑙河沿岸各国和美国等,所有这些国家都出口土地的主产作物,但都没有给土壤归还肥料物质,其土地逐渐地且不可避免地变得荒芜,确实,人工肥料特别是鸟粪,可以代替人和牛的类便,但由于价格因素很少有农民能买到足修的数量,无论如何,从数千英里之遥进口肥料而近在咫尺的肥料却被浪费掉,是违反自然规律的事情。
相当于一种持续不断的以粮食、肉类、奶的方式流失营养物,而这些东西是农民不得不出售的,以支付税收、借债的利息及租金……尽管像这样的流向并不意味着价值规律意义上的对农业的剥削,然而它确实导致……对它的物质的剥制,导致土地的营养的缺乏。
辅助肥料提供了防止土地肥力下降的可能性,但是愈来愈多地施用人造肥料,只是给农业又增加了一个负担,这个负担决不是由自然加之的不可避免的东西,而是现代社会组织的一个直接结果,通过克服城乡之间的对立……从土壤中流走的物质将能够完全流回来,辅助肥料在最大限度上负有使土壤肥沃的使命,而不只是延迟它的贫瘠。耕作的进步意味着土壤中可溶性养料的提高,而无需增加人工肥料。
人工肥料替代自然肥料的可能性以及这种代替(部分地)已经被实行的事实,丝毫也推翻不了其不合理性;把天然肥料白白地抛掉,同时又污染市郊和工厂区的河流和空气,就在目前,一些大城市周围也还有一些利用城市排泄物的农田,使农业受益很大,但是能这样利用的只是很少一部分排泄物。
动植物地理学。只是在昨天,我才读到为什么在德国听不到鸟鸣。不断增加的人工林地、花园和农田正一步步毁掉所有自然的巢穴和饲养地:空心树,休耕地,灌木丛,花园中地上的枯叶。我读到这些时太让我痛苦了。不是因为它们对人们所唱的歌,而是这寂静的画面,这些无防御能力的小生命无法抗拒的灭绝是让我哭泣伤心的关键。这使我想起了还是在苏黎世时读过的一本俄文书。塞伯尔教授写的关于北美印第安人的创伤,以极其相似的方式,一步一步地被文明人从他们的土地上追赶,默默而残酷地被遗弃,直至死亡。
社会和自然之间“新陈代谢”的物质过程是环境和系统之间、“外部条件”和人类社会之间的基本关系……如同我们所知,人和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与从外部自然界向社会的物质能量的转移相一致……于是,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社会再生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使用着人类劳动的能量和从自然界(用马克思的话就是“自然的物质”)那里获得的一定数量的能量。消耗的与获得的能量之间的平衡显然是社会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假如在劳动中所获得的超过了所失去的,那么对于社会来说就会随之发生重要后果,社会将随着超出的数量而变化。
看起来卢卡奇坚持认为,只能为人的历史而不能为自然界评说辩证法。他或许正确或许错误,假如您的主张预示了自然和人之同的一种二元论,他就是错误的,因为他陷入了自然适合宗教与适合基督教哲学的某种概念之中,这也是陷入了唯心主义,有唯心主义在现实中不能成功地使人和自然相统一和关联,除非在口头上可以,但是假如人类史也被看作自然史(也依靠科学史),那么辩证法如何能从自然界中分离呢?在与《大众手册》[指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怪异理论的关系上,卢卡奇陷入了另一端的错误,陷入了唯心主义的一种形式。
假如我们用图表将生命描绘为一系列的阶梯,那么在每一级上环境都变得不同——不同的问题,不同的规律,不同的障碍,虽然任何的阶梯系列除了不同之外也有一定的共同问题、规律和障碍,进化的每一个阶梯对自身都是一种新质,它包括一种对双方——有机体和环境——都有影响的新颖性。
卢克来修的《物性论》,这本书既表现了建立秩序的力量,也表现了其危险。对于一种关于物体和运动的哲学来说,从下面而不是从上面来解释科学是实质性的。它强调了永恒运动的物质世界的无穷的稳定性,以及人通过了解它的规则而改变它的力量。如同我们将要看到的,经典的唯物主义者不会走得更远,因为他们从手工的艺术中分离出来,后来的唯物主义重建者弗兰西斯·培根也是如此。
接下来的断裂发生在第三次农业革命(农业综合企业的兴起),这是同大动物从农场中消失、集中饲养场的发展、拖拉机代替动物的牵引相关联的。种植在土壤中自然固氮的豆类不再必要,因为不再需要喂养反刍动物。于是,对于氮肥的需要使得化肥工业的生产得以增长,带来了所有类型的负面的环境效应,包括地下水的污染,湖泊的“死亡”等等。这类发展和其他紧密相关的过程,现在被视为与扭曲的发展方式相关,它具有资本主义(和其他复制这种发展方式的社会制度如苏联)的特征,采用了甚至在城市和农村之间极端分裂的形式,也就是机械化的人类反对机械化的自然之间的那种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