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勒马杰等 | “第六次大灭绝中的多物种关怀”系列两篇

丹妮尔·塞勒马杰（Danielle Celermajer）（左图），悉尼大学艺术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悉尼环境研究所成员。关注人权政策、人权宣传和学术及其之间的整合。艺术与社会科学学院多物种正义项目的负责人。[图源：sydney.edu.au]

阿里安·瓦拉赫（Arian D. Wallach）（右图），悉尼科技大学博士后。关注大型捕食者对生物多样性和新型生态系统功能的生态作用。曾获2013年尤里卡环境研究奖。[图源：publons.com]

苏菲·赵（Sophie Chao），悉尼大学哲学与历史研究学院和查尔斯·帕金斯中心的博士后研究助理。研究东南亚资本主义、生态、土著和健康的交叉。曾在印度尼西亚的土著权利组织 Forest Peoples Program 工作。[图源：sydney.edu.au]

塞勒马杰、瓦拉赫 ｜ 大灭绝时期，什么样的命才是命

物种灭绝的威胁无疑要求着人类，去关心人类自身之外的事情。然而，即使物种灭绝的现实已经引发了如此关注，一些物种依然因为评定指标而被系统性地排除在外。更麻烦的是，对某些物种的关注，反而成为大规模屠杀其他物种的正当理由。这产生了一个伦理问题：谁的生命才“算数”？基于此，我们要问：究竟哪些物种在这些统计调查中应该被“算数”或被认为是有价值的？是谁在做这样的评估？又有什么权利做这样的评估？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红色名录是最为广泛使用的全球物种保护资料库，其目的是提供“完整的生命的晴雨表”。科学家、政府和相关倡导者已经依靠红色名录来创建知识和政策。然而，红色名录（以及相似的区域保护名录）把生命世界中的许多部分都排除在外。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划分的物种濒危等级。[图源：wikiwand.com]

保护数据只包括被列为“本土”的物种。本土物种，作为一个有争议的概念（Chew and Hamilton 2011），排除了那些祖先被人类运输到新的区域（通常始于西方殖民时期）和被人类驯化的物种和种群。

一项最近的跨学科研究（Wallach et al. 2020）讨论了如果我们抛开保护数据库这一限制，会看到什么结果。根据澳大利亚脊椎动物被引入和移出的相关文献，我们重新把之前被排除在外的物种加入到红色名录数据库，以展示这些物种目前实际上的分布，而不是它们被认为应该在哪里。（例如，把甘蔗蟾蜍加入到澳大利亚的物种名录中，并将负鼠的分布范围扩展至新西兰）。我们发现有134种动物在正式保护数据中被隐身了：87种是被引入到澳大利亚的，还有47种是被从澳大利亚引入其他地方的。

正式的保护统计指标会低估物种在全球的分布范围（比如90%的欧洲兔分布在伊利比亚半岛之外，但只有在伊利比亚半岛的欧洲兔才被认为是“本土”的）。在澳大利亚，即使把灭绝物种如数扣除，但加上外来物种，全国的物种总数仍增加了52种。移居物种在它们的本土区域受到极大的威胁，但若把这些物种在其本土分布区外的种群计入风险评估，则经常会降低他们的受威胁等级（例如，如果把伊比利亚半岛外的种群也算上的话，欧洲兔就不会被列入“濒危”类）。当所有的物种都被计入保护范围时，“生命”看起来完全不同。

有两种理由经常用于支持目前对生命的“本土主义”（nativist）定义。第一个理由是，被排除的动物是有害的，因为他们不属于“本土的”生态系统。即使不谈对于何为“有害”的模糊定义，这也是一个经验性的主张，需要经验来评估。简单地从定义上将“非本土”和“破坏”混为一谈是不公正的（Sagoff 2005）。第二个理由是这些被排除的动物不那么有价值，要么是因为他们“不在正确的地方”且/或“不是野生的”，要么是因为审美、文化和政治原因。但这些并非不言自明的理由，而是需要被争论和评估的主张。事实上，尽管解殖的逻辑可用来解释入侵的说法和本土主义，原住民在动物的归属和本土性问题上仍表达了多种不同的看法。虽然一些原住民支持消灭“非本土”的物种（Ens, Fisher, and Costello 2015），但也有些原住民拒绝定居者-殖民主义社会（settler colonial societies）所坚持的这种二元对立逻辑，这显然是出于关爱的目的（Rose 1995; Trigger 2008; Vaarzon‐Morel and Edwards 2012; Reo andOgden 2018）。

“本土”和“入侵”之间看似“自然而然”的区分其实不大站得住脚，明确指出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些数据并不仅仅是保护被认可的这部分“自然”的理由，同时也会驱动对另一部分“自然”的暴力（Celermajer and Wallach 2019）。事实上，“感到有义务保护受威胁的物种”和“感到有义务杀掉（除了人以外的）有威胁的物种”，这两者之间出现了一种令人担心的关联。澳大利亚的保护工作就更注重推动杀死外来物种的计划，而不是关注其他任何人类活动。（Wallach et al. 2020）。

这不光违背了Donna J. Haraway（2008, 80）提出的新戒律“汝不可使之可杀”（“Thoushalt not make killable”），而且还将可杀性变成了一种道德义务。那些用于描述不同形式的杀戮的语言——淘汰、清除、放弃、控制或管理——隐藏了杀戮行动本身，将其重塑为关怀，并将此事军事化（Larson 2005）。如此，被认为是生物学的主张和解决方案，掩盖了一种社会政治倾向及其暴力实践。

某个外来的反派要为珍稀动植物的消亡负责，这种一维的道德故事很有吸引力，但被此遮蔽的是，塑造生命和生活的生态因素们本就相互联系。这样的故事也很容易忽视人类影响（比如对动植物栖息地的破坏）。这不是说要否认特定物种的未来生存可能会被外来种群威胁。在那种情况下，去干预意味着要发挥我们的创造力，找到促进共存的解决方案。如果我们失败了，如果出现了真正的“救生筏”情况（只能救一个），那不论作出什么选择，我们都应该带着痛悔（Batavia, Nelson, and Wallach 2020）。

谁来做这些“算数”的判定同样需要严格审议。在思考其他动物在生态系统中如何发挥作用时，人类“法官”需要考虑到动物们自己所作的区分，例如它们能同谁生活在一起、它们需要谁以及谁会杀掉它们。我们不能假设我们作区分的方式就能充分体现或者完全符合其他生命体所作的区分，这也同样关于其他人类构造世界（world-making）的不同实践（de la Cadena 2019）。此外，不管人们怎么给它们分类，所有动物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感知这个世界，无论它们恰好出现在哪里。

讽刺的是，自然保护致力于扩大道德关怀范围，是要挑战傲慢的人类例外论，然而，只要自然保护的主流还认为自己所做的区分是认识“自然”的透明窗口，这些区分就会使这种傲慢持续下去（Rose 2011）。

苏菲 ｜ 树——它们孤独地生长，悲惨地死去

在印尼西巴布亚省，大量热带雨林被夷为平地，建起了一座座只种植油棕的种植园。这不仅造成剧烈的生态破坏，而且，一种新的环保类型——企业型环保（corporate conservation）——也走进巴布亚地区的“种植纪”（Plantationocene）（Haraway 2015, 162）。为了获得国际可持续棕榈油认证，这些环保计划是企业的承诺之一。其中包括，对特有物种或濒危物种集中的区域进行划分和保护。

可是，对于土地被划为保护区的原住民马林德人，这些计划带来的只有愤怒、悲伤、绝望。“企业型环保”项目试图补救种植园所造成的有害环境影响，却像种植园一样，通常是在未取得土地所有者同意的情况下实施的。这些保护区把马林德人排除在外，破坏了他们传统的生计。更重要的是，这些计划割裂了自古以来马林德人同森林有机世界的亲属关系（kinship）。马林德人同森林有着共同的祖先精神的传承。马林德人打猎、觅食、行走、牢记着铭刻于活生生的风景中的过往。在这些日常行为中，马林德人努力维持着同森林的身体与情感联系。马林德人因为无法举行传统的森林葬礼而悲伤不已，因为他们的身体无法滋养曾经这片养育他们、也养育先人的森林。在我的田野调查中，一位叫Serefina的年轻马林德妇女说道：“因为保护区，我们无法同森林亲属和谐共处，我们与森林隔绝，活在孤独之中。我们与森林隔绝，死在孤独之中。”

我在田野调查中采访了诸多企业，他们将保护区视为获得国际商业标准认证的手段，而这种手段反过来又让他们从欧美棕榈油市场的关税和溢价中受益。在这种情况下，推动保护区建立的是经济动机，而不是环保动机。这种做法巩固了殖民式的环保计划，从而有利于促进当权者的利益，比如战利品狩猎（Trophy hunting）、人口管理、资源控制等等。与此同时，其他企业还将这些环保计划形容为对整个星球、对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关怀。在这个背景下，对原住民群体的驱逐和剥夺，被合理化为一种为爱做出的牺牲。它虽然是暴力的，但也是必要的。因此，企业型环保具有深刻的矛盾：它以全球“公益”的名义建立特定的区域，其实只是为油棕榈大规模取代其他作物的现象开脱。

不过，受企业型环保的暴力影响的，不光是马林德人。众多村民表示，这些保护区恰恰损害了它们的保护对象——森林植被，以及各种动物。首当其冲的就是在马林德人的宇宙观中至关重要的西谷椰子（sago palm）。当地人常常告诉我，西谷椰子需要人类的陪伴才能茁壮成长，才能维持植物生长。其中包括“有限制的关怀”（restrainedcare）的做法（Chao 2018, 628），比如根出条移植、选择性砍伐、树冠疏枝。这些做法都是为了改善西谷椰子的环境，以促进它的自主生长。而西谷椰子也会反过来关怀人类，让马林德人从它的树干上获取淀粉作为食物。马林德人还可以从西谷椰子周围繁荣的多样化生态系统中获得其他食物：树干里孵出的西米蛴螬（sago grubs），在森林中饮水的野猪，栖息在树冠上的鸟类，树荫下茁壮成长的豆科植物。马林德人、西谷棕榈、森林中的小动物，通过物种之间的“养分”交换（dubadub，马林德人指代物种之间维持生命的液体交换），滋养着彼此。

西谷椰子被称作米树，因其生产淀粉而成为人的食物。然而，西谷椰子“也需要人的陪伴才能成长。”[图源：Wikipedia]

隔绝在保护区中的西谷椰子，失去了赖以生存的人类关怀。这些西谷椰子树只能利用种子有性繁殖，而不能通过根出条移植。像西谷椰子这种一生只开一次花的植物，有性繁殖无异于终止亲本植株的生命，让它的后代沦为“孤儿”（anak yatim）。这些种子被授粉动物被带到遥远的地方，在形态上与亲本植株几乎截然不同，而且不会记得世世代代居住的土地和亲属。“受到保护的”西谷椰子，也同人类一样，“孤独地”生长，“悲惨地”死去。与此同时，由于缺少连接各保护区的生态走廊，各种生物四处迁徙以寻找食物、水源、配偶的能力大大受限。如马林德人所说，这些生物也陷入孤独和悲伤的境地。

在西巴布亚省，诸民族依然没有政治自决的权利，这里的景观遭受数十年的生态灭绝。对于这片土地，有没有一种更公正的环保形式？马林德人的话语和实践说明，物种的共存不仅仅事关特定物种的生存，而且需要人们不断关注好的生存与死亡的意义多样性。一个物种的生存，处于与人类、与其他物种的自我构建、滋养、互惠的关系之中。对物种多样性的关怀，意味着超越自然与文化的鸿沟。由于这一鸿沟，原住民被置于矛盾的立场，一方面离“自然”太近，一方面又离“自然”不够近。这是因为这一“自然”被企业有选择的、排他性地保护着，成为企业巨大利润的方便借口。他们用地球的共同未来、可持续的消费等空头支票伪装自己，消除了物种间互动的活生生的物质性。

站在马林德人的角度上，一种公正的环保形式的关怀对象，不是用抽象、范畴性、绝对的术语定义的非人的“生命”。与此相反，“关怀性的环保”（conservation-as-care）的对象不仅是濒危的物种。公正的环保形式，要求我们重新思考“关怀”，让它在概念上更为广泛，在实践上更有针对性。对物种多样性的关怀，其核心是，人类及其他物种的生死所共享的情感联系与道德联系。不同于从牺牲和功利出发的企业型环保，马林德人对非人类的关怀，同样也是对自身的关怀。这种关怀定义了集体性和主体间生命的质量，同时也定理了生命的事实本身。

*篇目一原文标题为“Counting and Discounting Life in an Age of Extinction”，发表于Fieldsights的“第六次大灭绝中的多物种关怀”系列，李沛芸译，谭羚迪校；篇目二原文标题为“They Grow and Die Lonely and Sad”，发表于“第六次大灭绝中的多物种关怀”系列，何啸风译，袁野校，两文均转载自“结绳志”公众号。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注释及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阅读原文。

**封面图为Mary Haadyk所绘插画。图中人类在孕育着无数个物种的地球上肆意践踏。[图源：canadiangeographic.ca]

〇编辑：折宇 〇排版：饭团

〇审核：罗尼 / 书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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