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竹，上海某高校风景园林专业在读，一个坚定的环境主义者，大学生环保社团资深参与人士，未来立志在环境教育事业中找寻自我存在的意义。作者图暂缺。
当地时间11月13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六次缔约方大会（COP26）在英国格拉斯哥闭幕。大会达成决议文件，就《巴黎协定》实施细则达成共识，大会最瞩目的推进是达成了首个明确计划减少煤炭用量的气候协议。但也果不其然地争议不断，会场内减少煤炭用量的提案激起了以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基于发展公平的质疑，事实上，发达国家在此前数次气候大会承诺给发展中国家的减排补偿迟迟未得到兑现。会场外，“不再信任表演性的减排承诺”的全球环境活动家也不断抗议，要求实质性的改变（见〈“阿修罗在海上炼狱” ｜与此同时〉）。而在会议的同时，更遥远的度假村和发布会上，马斯克和扎克伯格们则在畅想着向宇宙进军，或进军不用理会世界的元宇宙；当然，他们也不懈余力地向世界售卖这一畅想。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潜在预设的进步历史观和强（男性）人类能动性主张曾在人类世的生态危机面前遇到了真正的挑战，那二十世纪下半叶开始发展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是通过回应这一挑战而丰富批判社科理论的重要成果（见〈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入门书介〉）。但在社科理论之外，现在面对的另一玩世不恭、似是而非、却深具影响的思潮则是“马斯克主义”：极端技术进步主义曾经是资本和技术发展能够解决生态问题的盲目信心，而“马斯克主义”则对自然、生态、乃至宇宙采取了看似拜物（fetishize）实则无视的态度。本期策划拣选了一批兼具思辨性和具体性的选文，也集合了遍及经典生态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女性、酷儿、去人类学中心、第三世界立场的视角，希望能够唤起重审生态的批判社科视角。虽然动物保护容易被视作中产阶级的政治话语，但它们和我们一样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牺牲品和受害者，被剥夺不仅是它们的生存环境与生态位置，还包括它们的生命、血肉、犄角和骨头。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动物园中的动物相较之前，被纳入了更长的产业链条，再生产着更加复杂的生产关系与意识形态；主题公园、长途旅行、大众传媒都让动物园中的动物更深层次地嵌入人类社会的结构中。对于中国大陆来说自不例外，相较于市场化初起时，个人承包的动物园往往只有单一然而却也足够恶劣的“虐待”动物问题，如今动物园行业中既有“托拉斯”（如某隆或某昌）也有康采恩，其中的问题也绝不复如此“单纯”。如果意识不到这一点，我们就会忘记垄断资本时代的动物园不仅是人与动物同时驻足的时空，也会是盗猎的终点和动物产品的起点；就无法理解东北虎在动物园内的大规模死亡，猎枪厂同时也是制药企业和动物园控股人，海洋馆如何借科普之名行圈养之实，以及动物和人如何在强迫的野性接触下同时异化。
自2009年12月到2010年2月底，沈阳森林野生动物园11只东北虎集中死亡。园方公布的东北虎死亡原因，多是肠炎、肾衰等，引起这些症状的主因是“营养状态极度不良”。根据采访，老虎每天只能得到两只鸡架，隔几天喂两只白条鸡。对于每天须吃瘦肉10公斤、辅助以鸡架补钙的300斤成年虎来说，这无异于谋杀。该园同期还有41只一级保护动物死亡。而早在2006年，该野生动物园就被报道说，大象饿得撞墙，猴子拔草吃。在食草动物放养区，地面寸草不生，“草籽被吃光”。2007年，三只老虎咬死并分食另外一只成年虎。饲养员说，那是因为饿的。沈阳森林野生动物园内觅食的老虎。[图源：chinanews.com]这些之前的问题，虽然也有一些媒体的报道与介入，但都没有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和处理。这一次，“老虎饿死”之所以被集中报道，是由于动物园员工们对园方长期欠薪的抵抗。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该动物园就开始拖欠员工工资，2009年11月13日，园内两只东北虎袭击饲养员被击毙。自当日起，园方开始停业整顿，并遣散了许多员工，到2月底，该园员工发动罢工，表示不开工资就不再去喂动物，并向媒体揭露近三个月大批老虎死亡的情况。最终，国家林业局派出调查组进驻该园，随后，该园重新被收归国有，成为地方政府直接管理的机构。沈阳森林野生动物园的前身沈阳市动物园成立于1979年，地处沈城东部南运河之滨，1995年曾被建设部评为“全国十佳动物园”之一，在人工繁育东北虎和丹顶鹤等鹤类动物上有较大建树，也是无数沈阳人心中最难忘的童年记忆。转折发生在1999年6月，辽宁省建设厅向建设部提交《关于沈阳市动物园搬迁扩建项目的请示》，“为了更好地开展野生动物的保护，便于游人观瞻，沈阳市政府决定将动物园搬迁扩建为森林野生动物园”。12年后，11只东北虎被饿死的轰动性新闻，成为“更好的野生动物保护”最讽刺的注脚。沈阳动物园的搬迁离不开上世纪末的国营企业“私有化”浪潮。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城市动物园搬迁”浪潮轰轰烈烈发生，根据中国动物园协会开具的名单：昆明、西安、石家庄、太原、沈阳、呼和浩特、佳木斯、长沙、上海、成都、宁波、哈尔滨、常州、西宁、银川、北京……二十多个已经或者酝酿动物园搬迁的城市名字赫然在目。与空间的变迁同时发生的是动物园产权的变化，这与国有体制改革具有某种同构性，工厂的国有资产成为私人财产，而曾经动物园的国有资产动物变成了私有资产；城市动物园的主管部门是当时的建设部，而“野生动物园”的协管部门则是林业部。搬迁后的动物园，首先放弃了为市民提供福利的职能，门票大幅上涨；然后是在市场化条件下，片面引进重视观赏效果好的动物，例如非洲草原动物，而往往忽视本土物种的保育与展示。曾经在很多动物园可见的本土物种，除少数明星物种外，日益少见；例如亚洲金猫、大灵猫、欧亚猞猁、豺等，而这些物种的野外种群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损失惨重。此外，这些动物园名字里的所谓“野生”，也无非是指“散养”这种动物展示方式而已，而不可能是真的给动物提供与其自然栖息地相似的野生环境。这种发展思路决定了，许多野生动物园不免卷入灰色乃至明确非法的野生动物贸易之中，并以各种博人眼球的方式来赚取利润，而罔顾员工权益与动物福利。例如，中国许多动物园中的非洲象来源就很不清楚（不像国内几乎所有动物园的亚洲象的谱系，基本上是明确的：祖辈来自于五六十年代友好国家的赠送或当时主流环境观念下尚未被认为是错误的境内野捕），被怀疑与津巴布韦等国的盗猎者有关。对于政府来说，动物园搬迁百利无一害，一方面城市动物园搬迁后，大片市中心的空闲土地可能为城市用地的紧张缓解压力，另一方面新的野生动物园的建设，也被期待能带动城郊经济、提升旅游业的税收。而这其中的权钱交易，成为百姓心中公开的秘密。同样以沈阳动物园为例。时任大连致诚集团董事长杨振华成功拿下沈阳动物园项目，离不开与对时任沈阳市市长慕绥新行贿，这在后来杨振华作为证人身份出现在慕绥新的受赂案审判中时得到证实。沈阳动物园的故事仅仅是本世纪初大陆城市动物园一体两面的私有化-搬迁过程中最富有戏剧性的案例之一；搬迁后的短短十年，该园的物种从61种1024只，减少到49种518只；过去重点保育的本土物种或来自八十年代友好城市动物园交流的物种损失最为严重；大批员工就像沈阳的其他国企员工一样陷入下岗或变相下岗的境地，部分员工为谋生甚至偷出死去老虎的虎骨出售。而与沈阳动物园相比，多数由城市动物园搬迁而来的野生动物园也发展得并不顺利——这是对城市市民、动物园员工与动物园里的动物而言的；而对投资者来说，这项产业却往往是他们与地方政府深入合作的投名状，是不能只算狭义的经济账的。沈阳森林野生动物园一位负责人透露，该园从2005年开始用沈阳当地“老龙口”白酒泡虎骨酒。图为成年东北虎骨骼，泡出来的虎骨酒780元一斤。[图源：news.sohu.com]上文提到，由城市动物园搬迁改制而来的野生动物园，后续的发展多数遭遇了一定的瓶颈，在广大内陆地区，尤其是东北和华北地区的动物园。与它们相比，扎根东南沿海，拥有更明确的垄断资本背景、更明显的区位优势，以及与主题公园相结合，更明确地将自身的娱乐职能置于保育与科普职能之上的野生动物园，则似乎欣欣向荣，这其中的佼佼者，就是长隆集团旗下的几家动物园。“奇妙的朋友”是2015年湖南卫视与长隆野生动物世界共同推出的、国内首个人与动物亲密接触的真人秀节目。节目中，六位明星担任野生动物“实习饲养员”，通过嘉宾与动物在石头屋里相处的生活，号召观众对野生动物的保护和关注。节目一播出，就得到了很多正面的评价，很多人认为它突破了《超级女声》、《我是歌手》、《爸爸去哪儿》等传统“真人秀”模式，而提出了“人与动物”这一贯穿人类几千年发展历程的古老命题，开启了“人与动物情感互动”的全新命题，被称赞具有更加厚重的社会现实意义。然而，一封来自联合国类人猿生存合作组织（GRASP）的联合声明，揭示了节目背后野生动物们的真实情境：为了制造“娱乐性”的故事情节，这些动物被置于潜在的有压力和有害的环境中，野生动物专家认为这样做违背动物的天性。在许多场景下，动物们表现出了明显的痛苦，特别是被没有经验的人员处理时。一集中，一只幼年黑猩猩被安排和爸爸“认亲”，但爸爸之前从未见过他。雄性黑猩猩通常会对陌生者展现出攻击倾向，节目中的这只成年雄性更是暴力地向小黑猩猩扔石头。小黑猩猩明显感到高度不安。
灵长类动物的青少年时期很长，用以发展出必要的社会技能，伴随它们一生。长时间与同伴分开，大量与人类训练师接触，都会扰乱这个自然生长过程。结果常常是造成动物存在社交缺陷，未来也很难再社会化，因为它们缺乏正常的行为技能。这个现象在黑猩猩和红毛猩猩的身上尤为严重，因为用于娱乐的幼年猿类被剥夺了正常的婴儿期和少年期，而且青春期过后它们就会“退休”，等待它们的将是长达几十年的孤独成年生活。
这一节目推广了动物表演，给动物施加了严重且持久的伤害。节目还将进一步让公众——特别是小孩子——对动物生理上和心理上遭受到的痛苦变得更加麻木。
该节目所使用的很多动物都是濒危或易危物种，比如黑猩猩、红毛猩猩、大象和狮子。在属于人类的环境中展示这些野生动物，很难促进人们对这些动物产生尊敬和共情，而且也不能使人们了解这些动物真正的天性。该节目积极地把这些动物包装成“萌宠”，幼年黑猩猩和红毛猩猩被打扮得像人类婴儿一样，而且节目组还把他们带到非自然环境中，比如带他们去购物。
科学证据表明，传递这类信息会对公众产生误导，让他们认为大猿并非濒危物种，或者认为大猿其实是很好的宠物。因为该节目受众广泛，所以节目有可能会刺激很多人萌生把大猿当做宠物的想法，并且鼓励了将大猿和其他濒危动物用于娱乐的行为。考虑到中国的动物园和野生动物园内存在大量动物表演——其中很多表演使用的是从非洲非法进口的，野外捕捉的黑猩猩孤儿——因此该节目涉及的问题不容小觑。作为全世界发展速度最快的庞大经济体，中国哪怕对野生动物资源产生一个微小的需求，也有可能对仅存的野生动物种群构成毁灭性的威胁。
节目中充斥的野生动物拟人化，也被很多观众所吐槽：野生动物有其天然的自然行为，强迫它们进行拟人化的行为本质上就是动物表演，对动物的身心都会造成严重的损害。
例如在一期节目中，明星们曾带黑猩猩Coco去商场买衣服，Coco在陌生人群中不断挣扎，后面也咬了人；实际上，它的这些行为反映了其焦虑和恐惧。小猩猩在自然状态下不需要衣服，也不会像人一样需要通过逛商场获得快乐满足。真人秀《奇妙的朋友》中的黑猩猩Coco。[图源：youtube.com]而未经过专业培训就被允许照顾野生动物的合理性也受到了网友质疑：“看了几集，虽然有几个明星真的是拼命以自己的方式在爱和努力……但是整个节目的设计真的太糟糕了。让一堆非专业的陌生人来照顾动物，各种为了节目效果让动物特别是动物宝宝处于恐惧和焦虑的状态中……连爸爸去哪儿这样人类小孩的节目都有人谴责对小孩成长不利了，强迫动物宝宝这样接触不自然的人类环境还打着热爱动物的旗号实在是够了……”“谁要做你们的朋友？/ 不能正确地对待动物、与动物相处，过于强调动物的可爱属性，这分明是打着爱的旗号在伤害动物。/ 和长隆集团合作拍摄，对于他们而言动物不过是盈利工具。/ 作为媒体和艺人，误导公众，替野捕、贩卖、圈养、繁殖和动物表演宣传，实在不是有社会责任感的表现。/ 所以一星，不亏。”还有一些人认为“这个节目至少在某些层面增进了公众对动物的理解，从另一个侧面宣传了野生了动物保护，不能过于吹毛求疵”。而真实的情景是，这些“以人类为中心”的误导性的科普宣传并不会带来任何正面效应。通过“萌”“可爱”而认识了解野生动物的人，很大程度不会真正意识到野生动物所处的濒危处境，相反会产生对其占有的欲望，从而刺激了野生动物贸易灰色产业链的形成。这类节目所推广的，当然不是由“保护动物”而“保护动物所在生态坏境”，最终“保护该生态环境所在的国家或社群的社会进步发展与稳定”，而只是在推动异宠癖而已。长隆的宣传将“保护动物”这种“进步”的符号资本紧紧攥在手中的同时，其实就是把什么是“进步”的解释权完全收归垄断资产者所有。这不是第一次长隆与符号资本合体的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的，早在2014年“爸爸去哪儿”节目组与长隆联合推出“爸爸去哪儿”电影版，获超过7亿票房，该年超过《让子弹飞》位列华语片票房第八位，电影播出之后，长隆被大众快速地广泛熟知；但其主推的“人与动物情感互动”的温情牌，当时即遭到行业内部的质疑，果壳网在节目发出不久就对此行为进行了严肃的批判：“进行这样的活动，很可能对动物、对人类，都造成实质性的伤害。长隆如此展示‘与野生动物亲密接触’，根本就是一个笑话。”动物在他们手中已经沦为玩具，而完全丧失了动物园展示动物自然行为、自然科普教育的功用。与人们一般“面积大，野生动物活动空间大，动物活得好”的想象相反，以营利为导向的野生动物园常常通过博人眼球而忽视动物福利的方式获取收益，马戏表演、近距离投喂、合影……野生动物园利用游客猎奇心理，把不重视动物的科普价值，“萌”“刺激”“好玩”“过瘾”是游客游玩野生动物园过后最普遍的感受。芝加哥的一个研究团队让1200名被试根据照片评价黑猩猩是否濒危、是否适合当宠物，其中一些是猩猩单独站立，其中一些是与人的合照。图为研究结果数据。[图源：guokr.com]此外，长隆引起业内人士忧虑或质疑的操作还包括：大量繁殖并非是一种自然种群的“白虎”（中国的白虎，正像繁育品种狗、猫的操作一样，是用“回交”即亲子交配的方式繁衍开的；所有动物园中的白虎都是一只白化孟加拉虎与它的女儿交配产生的后代），引入已被证实人工饲养不可能提供哪怕最低的健康生活条件的虎鲸，坚持推行在七八十年代以来因其危险性和反科普性而不再被普遍认可的动物表演、以及参与大量珍贵野生动物的跨国贸易等。最近一次长隆集团参与野生动物保育的“感人事迹”是，他们得到授权，参与“长江江豚异地保护”项目，许多人质疑，对长江江豚的所谓“异地保护”其实只是给该集团取得野生长江江豚变向开出绿灯而已。将自己打扮成物种保护伊甸园的长隆身处的珠三角地区，却恰巧同样是中国野生动物制品消费最多的地区之一，甚至连仅仅十几年前还十分常见的岭南本土物种禾花雀，都在本地的野味市场中走向濒危。长隆参与保护禾花雀，显然比参与保护长江江豚更有可行性和紧迫性。相关的问题不止存在于长隆集团旗下的动物园，根据相关报道，杭州野生动物世界就是因为怕影响五一流量，而选择将金钱豹逃跑的消息瞒报。据统计，“今年五一假期，杭州野生动物世界动物风情展、森林小火车、互动表演秀等节目，吸引了大量亲子家庭，假期累计接待游客9.77万人次，日游客量接近2万人次。”杭州野生动物园的门票价格为成人220元一张，儿童140元一张，据此计算，该动物园五一期间门票收入的区间或在1300万元至2100万元之间。上海野生动物园也推出过与长隆类似的，与老虎幼崽合影的项目。除此之外，该园还有“近距离感受猛兽的喘息声，亲手喂狮子老虎吃肉，看着老虎伸出红彤彤的舌头，让你一定大呼过瘾！”的狮虎互动体验、“想体验河马倾盆大口张向你的刺激感么？”的河马体验……正如官网所说：“动物园之神奇，并不在于动物本身。那份自由自在的狂野，无拘无束的放肆，欢乐由心的自在，体现在动物身上，感受在我们心田。”事实如何呢？2016年网络上曾爆出上野在与老虎幼崽互动项目中，幼崽被游客摔在地，工作人员不断拍打头部让其睁开眼睛的视频。而2010年国家林业局就发布了《进一步规范野生动物观赏展演行为》的通知，要求：立即停止野生动物与观众零距离接触、虐待性表演、违规经营野生动物产品等不当行为。至于让人们相信野生动物园里的动物“自由自在”，这明显是把人类的意识形态投射到动物身上，并借动物实现代偿；然而这类投射却也提供一种绝妙的反讽：我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活正和上野的动物们一样“自由”。上野尚有另外一些动物园爱好者耳熟能详的事迹，如多只“世博熊猫”死亡后通过给幸存熊猫改名来掩盖之类。与一些公立动物园积极探索与世界接轨的、更加科学的科普展示不同，高收益的诱惑是这些以营利为目的的野生动物园，在明知违反法律的情况下依旧坚持猎奇的、落后的商业性动物项目的原因。有人概括，在许多“野生动物园”中，动物的高非自然死亡率、高密度生存环境、与对动物低成本的管理制度密切相关。需要说明的是，上述现象在中国大陆并不单纯是野生动物园的问题，但是公立动物园与私立动物园，由于其根本经济逻辑的不同，在政府拨款充足的条件下，可能将更多精力投入物种保育和科普展示中。如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的展区改造；上海动物园的本地物种展示等等，都可圈可点；即使是上文提到在私人手中被弄到难以收拾的沈阳森林动物园，在收回公办的十年来也算是稳住了局面。这显然是种离谱的看法。内地改制而来的野生动物园的衰落恰恰是市场化的后果而不是前提；这些动物园无力参与全球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符号经济的互动；它们得不到芒果台的合作，没法把自身整合进旅游产业链，没有财力和关系去第三世界收购更“炫目”的物种；另外，它们也有着甩不掉的历史包袱，有大量的退休员工和低观赏价值的“多余”的本土物种群不可能一夜之间“处理”掉。野生动物园的两级分化是一面镜子，可以照出市场经济条件下地区间的两级分化。中国大陆的野生动物园，从许多地区私有化过程中得到更“优质”国有资产的“饶头”，变成垄断资本瓜分剩余价值的杠杆。不止于此，从人们对野生动物园里“动物”身份的反讽性想象中，我们还将发现，正像计划经济时代当局期待参观城市动物园有助于再生产“人民”的政治身份一样，今天的人们在参观野生动物园时所再生产出的，恰恰是撕裂的、不同阶级的身份认同。2017年1月29日，农历大年初二，2004年从位于市中心的姚江畔搬迁到位于市中心外15公里的东钱湖风景度假区的宁波雅戈尔动物园中。一位湖北籍在宁波打工12年的张姓男子和朋友为妻儿买好动物园门票，为了节省其中两人共260元门票，从动物园西侧翻越动物园外墙逃票进入，恰巧误入老虎放养区。饲养员及时发现并提醒他快速离开，就在他越过安全区域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红米手机不见了，又折返回来，最后被其中一只老虎扑倒。尽管特警及时击毙了老虎，却也没能挽救张某的生命。这一事件掀起了公众对规则意识讨论的热潮：“当一个人骑在三米高的围墙上的时候，他已经把自己的生命成功贬值到了130块钱”“宁波老虎咬人事件真相曝光！再次警醒我们‘规则教育’的重要性！”“所以为什么我们都为这只咬死人的老虎惋惜，因为它就是我们心中那只猛虎的化身，只不过这次它真的扑出来了。”“最后心疼的还是那只老虎，它是自然界最遵守规则的动物，反而还要赔一条命，愿它的天堂全是没有武器的人类。”……在舆论中，老虎被投射成规则和正义的化身，而违背规则的人，则成为那个该死的家伙。同样的，主流舆论也认同并赞许动物园被免去责任的结果。因为是死者首先违反了规则（“逃票”），所以虽然死者是被老虎咬死的，但动物园也尽到了管理上的“人道主义”职责（击毙老虎救助逃票者）。这种借本事件进行意识形态规训的集大成者，见于一位网络活动家在《同情老虎究竟是在同情什么》的文章中。他提到了五种试图用低级诡辩为破坏规则开脱的话术，并且一一进行了破解和反击。我们举出两条看一看好了：我买不起iPhone7，难道我穷就不能用iPhone了？我偷一台怎么了？你们怎么都那么冷酷？！吃不起就不能吃霸王餐了？娶不起就不能霸王硬上弓了？你们的爱心呢？你们的同情心呢？
把逛动物园这件事与买“iPhone7”这个比较是不合适的。这位网友显然忘记了多少人的童年记忆其中之一就是逛动物园，小的时候，周末花几元钱就可以疯狂地去动物园玩一天。事实上，人民群众对进动物园这种需求，本身就是社会应当保障的需求之一，而不需要用所谓的“爱心”和“同情心”做注解。就像“动物园（zoological garden）是搜集饲养各种动物，进行科学研究和迁地保护，供公众观赏并进行科学普及和宣传保护教育的机构”作为一种定义一样，许多城市动物园的前身往往是该城市主要市政公园的园中园，并不另外收费。甚至直到九十年代，很多中国大陆的城市动物园依然是免费的，例如齐齐哈尔的龙沙公园、厦门中山公园动物园等等。所以，我闯过红绿灯，就不能批评别人逃票了？我插过队，就不能批评别人强行并道了？唯有我是一个道德完人，才有权批评别人？那阁下贵姓？阁下凭什么批评我，难道您是通身上下没有一个眼儿？
这种逻辑实在是太熟悉了。当你呼吁支持正版的时候，网上同样有一堆人会跳出来问：你就一次都没有用过正版吗？你就一次都没有在网上下过电影吗？用这种方式，他们表达了一批落单的贼人，对于金盆洗手的痛恨。
你就没有一次破坏过规则吗？问这话的人，正骑在动物园的围墙上，裆下一片冰凉。
事实上，这种“我们是遵守规则的人”的表述往往可以代换为“我们是付得起门票，并且对于这种花费习以为常的人”。大家争相用“我在遵守规则”，去表示自己是来自文明世界的文明人，而非野蛮人，产生对规则违背者的人道主义关怀，就会成为被攻击的对象，开除出“文明人”的籍。这位湖北籍打工者的对规则的破坏行为仅仅是他们的靶子，只有不断对这个靶子进行批斗与嘲讽才能证明自己是优越的“现代性身份符号”的个体，这恰恰是一种真假中产阶级的焦虑。颇为讽刺的同样是，这里的所谓“现代性”身份认同却又正是建立在对动物园动物表演的漠视与感官上的刺激狂欢之上的，因为野生动物园吸引人的典型噱头就是动物表演、投喂与动物商业性的近距离接触，这也是门票贵的原因。商业化野生动物园既不是向底层开放的集体活动场所，像昔日的城市动物园一样，又不可能是真正的全球资产阶级可以从事的“第三世界自然探索”，这种不上不下的拧巴劲儿带来的不止是对“不遵守规则”的死者的嘲讽，甚至还有对“因公殉职”的老虎的“哀悼”。在社会舆论的发酵中，把动物园里的动物想象成动物园的“员工”，成为人们加深资本主义社会认同的认识装置。当时就有人指出（《宁波的人与虎》）：“剥夺老虎自由的，囚禁老虎以为之牟利的，正是动物园的运营者。为什么在同情老虎的同时为有序管理唱赞歌，这些门票只有微弱的部分给到老虎？……契约关系是人与人的契约，和老虎无关。”将动物想象成“员工”，与这位“尽职员工”被资方“击毙”的结局，倒是构成了一种绝妙的反讽；真正对立的并非“人”与“虎”，而是“人”与“人”。事实上，如果非要采取一种去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允许这里的“虎”可以与“人”等量齐观，那么对这位拥有了“人权”的虎，真正的加害者显然也是园方而不是翻墙的民工。值得多说一句的是2004年搬迁前的宁波动物园门票价格——票价仅10元，学生半价。于是又回到了动物园搬迁的话题，我不禁幻想，如果宁波动物园没有搬迁，或者说时间回到20年前，这位湖北籍的打工人，是不是就会开开心心地和家人一起买票，平淡地度过快乐的大年初二，而悲剧也不会发生？更大的悲剧则在于，本来是为广大群众进行科普宣传的动物园变成了逐利的竞技场。其实，将动物想象成动物园员工，倒在前苏联的一部著名的动画片《大耳猴》里出现过，只不过这些作为员工的动物，都执行着严格的八小时工作制，每天按时上下班，而且还可以参与动物园的管理。动画片《大耳猴》（Cheburashka / Чебурашка）为苏联联盟动画电影制片厂在1969年至1974年间拍摄的四部定格动画电影短片。图为相关剧照。[图源：souzmult.ru]今年5月8日上午，有网友在微博爆出视频#杭州一小区疑有豹子出现#，这一事件引起网络和媒体的极大关注，很快杭州野生动物世界就发布公告“因园内发生安全问题，暂停营业”。几个小时后，杭州市富阳区政府发布信息称，杭州野生动物世界三只未成年金钱豹外逃。杭州野生动物世界随即再次公告：“前期，因考虑到出逃的未成年金钱豹攻击性较弱，担心事件公布会引起恐慌，未及时公布有关信息。对事件造成的影响，我园深刻反思、深表歉意。”10日下午，杭州市举行的“金钱豹外逃事件”新闻发布会则透露了更多信息：实际上，早在4月19日，3只金钱豹就已经“出逃”；在主管部门曾多次询问的情况下，杭州野生动物世界曾多次回答“无逃逸”；而杭州野生动物世界一直“瞒豹”的原因，只是怕影响“五一”客流量。随后的几天里“金钱豹被猎犬咬死”“金钱豹后脚掌疑似断裂，官方回应：不存在”的各种神剧情反转，让吃瓜群众直呼“剧情满满”。不过，最后一只金钱豹至今也没有被找到。喧闹过后，我们不由得思考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让杭州野生动物世界如此狂野？根据相关报道，杭州野生动物园由雄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通过龙晖集团间接实控，而在三家公司背后的实控人为张举彦。杭州野生动物世界有限公司股权结构。[图源：微信公众号“界面新闻”]据该集团官网说，雄鹰集团已成为一家以装备制造（猎枪）、旅游、制药为主的综合性企业集团，雄鹰集团在董事长、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第五届理事会副会长、常务理事张举彦的带领下，将“保护珍稀野生动物”作为己任。那么，雄鹰集团是如何保护野生动物的呢？龙晖药业作为雄鹰集团控股的中成药开发公司，却恰恰是在伤害野生动物：首先，它通过人工养殖麝香采集助力中成药开发，与中国最大的片仔癀强强联合，帮助片仔癀实现麝香自由，开发多种新型中成药物，将药物的研发建立在野生动物生意之上：“2020年7月，片仔癀以自有资金约4447.59万元取得龙晖药业51%的股权。相关收购公告披露，龙晖药业截至2019年12月31日（未经审计）总资产4376.27万元，净资产-141.51万元；2019年实现营收2204.87万元，净亏损654.58万元。截至2020年3月31日，年内实现营收628.17万元，净利润16.62万元……”
据悉，龙晖药业主要经营范围为生产片剂、胶囊剂、颗粒剂、合剂等，拥有中西药品批准文号超115个，包括安宫牛黄丸、西黄丸等多个具有较高价值的中成药。以安宫牛黄丸为例，这是一款脑血管疾病用药，2019年销售额超24亿元，最近几年的增长率保持在20%以上，而受国家批准的、能使用天然麝香生产安宫牛黄丸的企业仅有五家，其中就包括龙晖药业。值得一提的是，片仔癀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麝香是公司产品中，归属“珍稀动物资源”的一种，而龙晖药业在官网中也自称，产品研发依托珍稀野生动物资源。张举彦则是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第五届理事会副会长、常务理事。其次，开展犀牛活体刮角技术的研究，以减少野生犀牛角的非法猎取。其项目说明中写道，龙晖药业有限公司的“犀牛活体刮角技术及犀角药用研究”应用项目是“对珍稀动物药用开发利用的国家级重点项目”。犀角是传统中医药界最重要的中药材之一，取自世界稀有动物犀牛，非常珍稀，具有败毒抗癌、清热凉血、消疹定惊的功用，原来，犀角主要是猎杀犀牛后割取所得，后因犀牛受到世界组织的保护，不得随意捕杀，而成为奇缺的中药材品种。龙晖集团的“犀牛活体刮角技术”研究，己经得到国家林业局的立项批准，并得到了国内知名的野生动物管理学科的科学院院士：东北林业大学教授马建章的支持，他是此项目的带头人。目前，有关的研究成果己经申报了国家专利。左图为“自吸式活体犀牛角刮角工具”专利。[图源：中国知网]右图为被磨角的犀牛。[图源：微信公众号“医卫界传媒”]专家马建章即“归真堂事件”中，主张“养熊取胆是保护黑熊的措施”的归真堂专家站特聘专家，被誉为中国野生动物保护第一人。另一与利用野生动物关键的事件出现在去年疫情期间。去年二月，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下属的“蛙类养殖专业委员会”在其自办公众号《野生动物养殖是人类祖先的伟大创举》公开表示“因一次疫情就全面‘禁野’将是武断的，不科学、不理性”“对于人类而言，对野生动物产品的需求从未停止，某种意义上说已经成为‘刚性需求’”的言论。在“革除吃野味陋习成社会共识”的大环境下，他们依旧“逆流”坚持进行“我们需要合理利用野生动物资源”的大众科学普及工作，并且通过林蛙种群的繁育、养殖以及以林蛙为原材料的护肤品的研发、生产进行实践。还不止于此，雄鹰集团前身为1954年原国家林业部定点生产猎枪的企业-齐齐哈尔猎枪厂，根据网友的实名举报，雄鹰集团在本世纪初的私有化过程中也疑点重重。而在装备制造方面，雄鹰集团旗下公司包括齐齐哈尔雄鹰射击运动俱乐部有限公司、齐齐哈尔雄鹰警用器材有限公司、齐齐哈尔雄鹰猎弹有限公司、黑龙江雄鹰狩猎俱乐部有限公司等，国产雄鹰警用9mm半自动冲锋枪即是由该集团研发。旅游方面，雄鹰集团不仅投资了三亚东海润龙度假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其旗下的龙晖集团还投资了齐齐哈尔龙沙动植物园、三亚龙晖动物繁育，再加上杭州野生动物园，在动物园产业几乎形成了一个闭环投资。另据天眼查，雄鹰集团对外投资的企业共15家，有11家存续。这一类企业旗下的动物园，可谓是真正的“动物农场”。野生动物制品成为其产业链条的一部分。请注意，我这里并不是在暗示杭州野生动物园中的动物可能直接被加工成保健品或药品，而只是说，对这样的企业来说，动物被怎样利用仅仅是“偶然”的，利润是它们唯一关心的事物。除了这些之外，随着跨国垄断资本纷纷进军中国动物园/海洋馆行业，问题更加复杂和严峻。跨国资本会投入更多在馆区软硬件建设，展区也更具有吸引力，营造一种正面积极的形象，起到了一定的迷惑民众的作用，但是背后则隐蔽了更严峻的野生动物滥捕灰色产业链。这其中最危险的就是野生鲸豚的捕捉和饲养。与动物园可以通过建立自我繁殖的种群不同，海洋馆鲸豚类无法通过人工繁殖建立稳定种群，一直存在野捕的需求。中国境内海洋馆的需求与去年刚被俄罗斯有关部门捣毁的俄罗斯“鲸鱼监狱”有一定的联系，长隆和海昌集团旗下的海洋馆购买这些从鄂霍茨克海虎鲸种群捕捉的虎鲸来用于展示与表演。顺便多说一句，根据目前的观察，鄂霍茨克海虎鲸是吃包括大型鲸类在内的海洋哺乳动物的，而长隆和海昌只有鱼喂给它们；它们平时能接触到的最接近它们在栖息地的猎物的生物：人类。希望虎鲸提里库姆的悲剧不要在中国重演。关于虎鲸提里库姆和鲸鱼监狱的纪录片《黑鱼》，展示了动物为了在水上公园表演而不得不忍受的虐待和恶劣条件。[图源：qore.com]事实上，只要海洋馆存在，野外就不断有海洋哺乳动物被野捕，有圈养个体因我们而受苦。海洋馆对海洋动物的持续需求是非法贸易和大规模滥捕的根源，在这种逻辑上，反对海洋馆饲养鲸豚当然不是什么“圣母心”发作，而是基于对保护全球海洋生态系统方法的理性认知。五、结语：作为资本主义发展镜子的中国大陆野生动物园不难识别出，我们上述所有的讨论，都是在对“动物园的存在是否具有意义”这个问题的肯定回答基础上进行的。对于早已脱离自然、在城市中生活的我们来说，动物园的意义在于唤起大家保护野生动物和栖息地的意识，引导人们建立起对人与自然、人与动物的关注，从而去思考如何更好地与自然相处。在全球气候变暖、生态多样性被破坏、环境问题日益凸显的今天，我们更加急迫需要思考这一问题。这些是一般动物园爱好者都同意的看法。不止于此，在左翼的政治立场上，我们还相信，公益性的动物园，还是向人民群众进行科学普及宣传，并进一步形塑“人民”这种认同本身的理想工具之一。因此，在动物面前，人类得以更清楚地认知自己是为人的责任和价值。然而，在近二十年来的中国市场经济实践中，多数动物园没能扮演这样的角色。正像我们上文所述，许多动物园成为了真正的“动物农场”，许多动物在这些动物园中饱受虐待和折磨，即使是以看上去更光鲜亮丽的方式；它们在电视节目中被想象为“人类的朋友”或某种“拟似人类”、“次人类”，用以教化人类接受他们被虚构出的“自由”、“幸福”。这种动物的被虐待是与动物园员工的异化劳动与动物园游客的自我规训三位一体的；这些动物园在为投资者创造利润的同时，也在意识形态上发挥着疗愈作用。我们反对这些动物园里存在的问题，当然不止是为了“可怜动物”，而更是为了人。因此，除了这条继续与资本进行殊死抗争，不断建立民主联盟的道路，我们的前方，将别无它选。*本文转载自“结绳志”公众号，如有转载需求，请联系结绳志。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注释及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阅读原文。**封面图为动物保护海报。每年的10月4日是世界动物日，最初于1931年在佛罗伦萨举行的自然运动支持者国际大会上设立。[图源：animalsprotection.a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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