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奇罗｜被污染的政治？面对恶毒话语，性恐慌和生态规范（下）

乔瓦娜·迪·奇罗（Giovana Di Chiro），美国斯沃斯莫尔学院环境科学教授。研究方向为环境科学与政策的交叉领域，重点关注社会和经济差异以及人权。[图源：swarthmore.edu]

女性主义、文化多元主义与环境规范性的再发现

我要重申我的基本观点：我完全支持反毒性环境正义——生态女性主义政治，对政府监管机构和与之勾结的企业说客的漠不关心、拖延扯皮感到愤怒。今日有毒化学品仍然在使用，持续地积累，这还不够震惊吗？这些化学品正在严重破坏这个世界的健康和生殖能力。我们的日常生活暴露在内分泌干扰物、致癌物、神经毒素、哮喘和基因诱变剂当中。从我们每天都要接触的塑料瓶、洗发水和厨房清洁剂，到驱虫剂、食品防腐剂以及工厂化养殖肉类等等，这些东西肯定会危害我们的身体和地球的健康。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感到恐慌，但我们的注意力又应当引向何方？对世界双性化的过度关注参与了一种性刺激策略，这种策略召唤出了人们耳熟能详的“反自然罪”信条，为文化中认可的恐同因素大开方便之门，同时边缘化、同质化癌症等所谓“正常”的环境疾病。无论是要凝聚共识，还是要发展污染预防和环境健康司法的综合政治，这种战略都不堪其任。在接下来的例子中，我要以批判的眼光审视一些进步的女权主义者、环保主义者、生殖正义学者和活动家的抗毒策略，分析环境规范性的动员和抵抗。我的目标并非要与哪位作者就种族、性别、阶层或性问题的优先级展开论战，而是要在包容性环境正义的视角下，考察以下两方面内容：（1）那些诉诸于“自然性”和“正常性”标准的、强调有毒化学物质对自然性征、性别平衡和自然平衡影响的话语为何倾向于忽略接触有毒化学物质导致的许多其他健康上和生殖上的影响（例如，癌症和其他疾病的发病率增加），乃至增加发病率和死亡率这一事实，甚至将其正常化；（2）这类话语何以在无意中强化了异性恋的意识形态压迫，并在社会和环境问题的多样性问题上限制了思想的凝聚。

一

在那场活力四射、广受欢迎的讲座《从寂静的春天到寂静的夜晚》（From Silent Spring to Silent Night）上，内分泌学家、两栖动物生物学家泰龙·海耶斯（Tyrone Hayes）大大方方地承认说，他是一个信使，因此他选择“跨越学科的界限”，成为一名科学主义支持者，敦促他的观众采取行动，抵制当时广泛使用的莠去津（atrazine）除草剂这一人尽皆知的内分泌干扰物。这是瑞士生物科技巨头诺华公司（Novartis，现在的先正达）的龙头产品。莠去津是当时最常用的除草剂，直到最近才被草甘膦所取代；此前其商品名为农达，由孟山都公司生产。上世纪90年代末，诺华公司找上海斯，请他对莠去津的剂量反应效应开展科学研究。那时莠去津马上要接受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的审查与复核，因此诺华公司赞助了一批旨在证明莠去津安全性的研究。诺华公司认为莠去津在浓度低于十亿分之三ppb时无毒，也能顺利通过复核，但是海耶斯在一番彻底调查后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莠去津（atrazine），化学名称为2-氯-4-乙胺基-6-异丙胺基-1,3,5-三嗪，分子式为C8H14ClN5，是一种三嗪类除草剂。2017年10月27日，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公布的致癌物清单初步整理参考，阿特拉津在3类致癌物清单中。[图源：baike.molbase.cn]

从1998年开始，海耶斯在威斯康星、明尼苏达和印第安纳农业区的池塘和小溪采集水样，其中一部分水样已经施用过莠去津，而另一些报道说施用的量很少，或者根本没有施用。他在含有不同浓度莠去津的水样中培育青蛙幼崽，然后观察蝌蚪和成熟青蛙的发育阶段。在开始研究的几个月里，海耶斯惊讶地发现，哪怕是浓度低至1.0 ppb的莠去津也会抑制雄性青蛙的喉部发育，让它们的叫声听起来像雌性青蛙，因此没有吸引力，无法交配。在莠去津浓度低至0.1 ppb的水样中（相当于美国环保局饮用水标准的1/30），海耶斯发现有的青蛙同时发育出了卵巢和睾丸，成为了双性蛙。暴露在这种环境下的青蛙，其雄性激素睾酮水平是未施放莠去津水体中青蛙的1/10。海耶斯最终得出结论，暴露于莠去津会加速芳香化酶的生产，芳香化酶可将睾酮转化为雌二醇，而雌二醇是一种雌激素。因此，在90%的接触莠去津的青蛙个体中，雄性个体会“女性化”，或产生“雌雄同体、去雄性化的青蛙”（Hayes，2002；Hayes，Haston，Tsui，Hoang，Haeffele，and Vonk，2002）。

1999年，海耶斯将研究结果反馈给先正达公司，但先正达置若罔闻。就这样，一个妇孺皆知的好莱坞故事上演了。先是数据神秘消失，而后联邦政府派人保护海耶斯。当时还有环保律师向海耶斯提建议说，如果他要在环保局听证会上作证，建议每晚换一家酒店。这是一位追求真理的年轻科学家对大企业不法行为的英勇斗争，他的正直是收买不走的。海耶斯到处宣传他的可怕故事，他的工作显然很危险。据他所言，世界各地的两栖动物种群暴露在随处可见的、美国环保局批准的内分泌紊乱农用化学品中，它们大量死亡，未来没有蛙鸣的“寂静之夜”只会越来越近，最后彻底降临。然而，由于前期人们几乎只关注那些对生态规范性迫在眉睫的威胁，海耶斯关于其他危害野生动物和人类健康乃至生命问题的同样有力的信息被人忽视了。

用海耶斯自己的话说，他“离正常还有好几个标准差”（Royte，2003，156）。内分泌学本就是冷门学问，海耶斯还是其中为数不多的非裔美国人。他谈起了童年时在南卡罗来纳康格里沼泽（Conconaree Swamp）的芦苇荡和泥潭里探险，谈到他的父亲督促他努力学习，让他继续在生物学的道路上走下去。海耶斯获得了哈佛大学的奖学金，拿到了博士学位，并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找到了教职，而立之年就当上了伯克利最年轻的正教授。

海耶斯在伯克利整合生物学系开设的实验室吸引了大量有色人种本科生和研究生，在其领域一直是最多元化的实验室。在一所黑人科学家不到1%的大学里，海耶斯的生物课上有近20%的非裔美国人，他很为此自豪。海耶斯认为“多元使科学更好”，一直致力于在他的系部中促进种族多元化，因为“不同背景的人在同一问题上有不同的观点和方法”。作为严谨的科学家，海耶斯还认为，科学必须更容易为公众所接受，科学家不能将他们的历史、家庭和道德与他们所生产的知识割裂开来。如果科学知识能帮助那些过度暴露在诸如莠去津等化学物质中的人，那就更应当是如此。海耶斯这番话阐明了环境正义的一种观点：

作为科学家，我们在环保局面前据理力争，但农场工人和公众对此却一无所知。少数族裔和低收入人群从事农业和农药生产中“非熟练”工种的概率更大，暴露风险也会因此更高。同时，他们也接触到证明这种暴露危害性的新兴科学知识的可能性也最低。所以这既是一个环境和公共健康问题，也是一个种族/社会正义问题，因为少数族裔和工人阶级就是接触农药的主要人群。（引自Thomas，2006，19）

海耶斯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在白人主导的生物科学领域中格格不入，也知道自己不愿意受限于科学的政治，明显成了局内的局外人。尽管他本人的研究以及他对其他关于接触低浓度莠去津对野生动物和人类健康影响研究的批判性评论揭示了一系列潜在的健康问题，除了女性化和性别扭曲之外，还包括阻碍青蛙生长，导致蛙嘴萎缩得无法捕捉和吃掉平常的猎物，因此导致蛙群饥荒，或者对寄生虫更易感，导致大量的青蛙死亡，不过在他激动人心的演讲中想告诉观众的问题是：真正不正常的是“化学阉割”和“去男性化”。

同样，通过饮用受污染的水对人类接触莠去津的反应的观察表明，女性暴露后患乳腺癌的几率更高，男性患前列腺癌的可能性更大。据报道，路易斯安那圣加布里埃尔的先正达莠去津工厂工人患癌症的几率是路易斯安那平均水平的3.5倍以上（Thomas，2006，20）。尽管掌握了关于有毒化学物质暴露后可怕后果的数据，海耶斯等人还是坚持“危害正常”的话语，反应也总体上符合他们的预期。在他的演讲《从寂静的春天到寂静的夜晚》开头，海耶斯就立下了自己的局外人设定——他有少数族裔加工人阶级的双重背景，他的科学实践也融合了个人、政治和参与性政策等诸种因素。他也树立起了自己的正常性观念，给观众放自己父母与妻儿的照片。这种异性恋的断言设定有效地建立了一种规范，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性畸形的青蛙身体。这也努力营造了一种印象，即莠去津最大的危险就是对性别规范、家庭和社会稳定的威胁。在我看来，他这个有关性和生理畸形的青蛙身体的恐怖故事中忽略了一个重要部分——他的研究揭示的是两栖动物数量大幅下降原因的明确证据；而更重要的一点在于，一旦缺乏政府和行业迅速的监管措施和责任，目前两栖动物的致命灾难也可能是人类的命运。海耶斯固然挑战了某些规范，但他也要重申其他规范，最终决定主打莠去津的去雄性化以及异常雌雄同体的诱变效应，而不强调其他影响。这种修辞或可迎合恐同文化，并可能限制不同群体的联合，阻碍更广泛的社会正义目标，而这些都是要求政府和行业采取有效行动防止环境污染所必不可少的。

二

在她精心研究后发表的文章《性别转变：环境中的内分泌干扰物》（Gender Transformed: Endocrine Disruptors in the Environment），环境历史学家南希·兰斯顿（Nancy Langston）将目光投向内分泌干扰物的历史和毒理学，描绘了生活在“雌激素的海洋”中有关生理和环境后果的重要历史细节。兰斯顿担心，这种现象可能“改变性别的本质”（Langston，2003，133-130）。兰斯顿以性别为根源，考察与探索生物/物质的现实。用兰斯顿的话来说，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许多工业和商业中的内分泌干扰物一直在污染我们的身体和环境。兰斯顿认为所谓的后现代女权主义背离了生物学的事实，也对此进行了批判，提出“性别分化不仅仅是一种文化建构”，并坚持性别的荷尔蒙决定论这一所谓的压倒性真理：

后现代主义者喜欢想象性别是由文化建构的。当然，文化力量确实塑造了我们社会中对性别差异的表达，但性别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生物学问题。生物性别是由激素控制的，现在激素模拟物也可能起到同样的控制作用。更复杂的问题在于，文化结构的确会影响性别的生物学结构，因为行为、社会互动和社会期望都可以改变我们身体产生性激素的方式。在更直接的层面上，文化也改变了性别差异的生物控制，因为我们文化催生的许多化学物质都对激素功能有强大的影响。（Langston，2003，133-34）

兰斯顿详细记录了一系列动物和人类研究中关于“激素如何创造性别”以及激素活性剂如何“严重导致（我们人类的）生殖器官趋同”的实例。她的研究明确指出：正常的性别制度（包括身体和行为）正在遭受破坏，未来的性别制度也难以确定，这种前景非常可怕。作为生物学家、环保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兰斯顿对西方哲学的本质/文化差异的批评是非常令人信服的。她还认为我们“最喜爱的幻想”之一就是可以将自己与自然世界分离开来： 

我们所知的就是，万物休戚与共。喷在我邻居家玉米地里的莠去津最后要汇入河流，进入鱼的体内，然后苍鹭和浣熊把鱼吃掉……最终，莠去津也要进入我的身体，我的乳房、我的肚腹、我的血液。在野生动物体内和野外环境中存在的东西，也会存在于我们的身体中……内分泌干扰物将身体的环境历史与野外环境和野生动物的环境历史联系起来了。（Langston，2003，153）

兰斯顿最有力的论点在于促使女权主义者重新思考物质性问题，并为政治表达拓宽了可能性。与其他关于相互关系和正义的论述一道，她揭示了当人类不把“亲密”和生态结合起来，而是将自己的身体想像成与环境割裂、不受影响、没有联系的时候对健康和环境所造成的损害。另一方面，当她诉诸物质和环境常态时，她的文字也就没什么可以深挖下去的地方了。

我们最亲密的生殖环境，让我们成为女性或者男性的地方，我们最脆弱和最自然的地方，可能被我们工业世界的残留物绑架了。令人不安。（Langston，2003，154）

（施滕格拉博）研究结果强有力地表明，今天拥有一个健康的孩子更像是一个奇迹，哪怕是这点儿可能性，受到的威胁也越来越大。（Miller，2002，2）

在青春期的故事中，很多变量相互交织、彼此依赖。我想找出其中的因果链条，但感觉自己被困在了一条莫比乌斯环上。例如，肥胖会导致女孩青春期提前的风险上升，但体重增加本身也是青春期提前的后果。而且，肥胖和青春期提前的风险增加的因素都有出生体重过低或早产，这些出生时的风险也受母亲在怀孕期间接触的某些环境中的化学物质调节。（Steingraber，2007，4）

因为它是由环境-社会心理、营养、行为与化学等诸多方面的许多不同的压力源组合而成的，女孩的青春期提前不是一种趋势，不会因单一的行动或者目的而逆转。这是对女童和妇女福祉的多重原因威胁，最终需要采取全面、综合和统一的应对措施……环境正义团体有长期积累的风险和影响经验，可以提供许多见解。如果想在减轻女孩性早熟的问题上做出有意义的尝试，就必须借助环境正义团体领导的集体智慧。（Steingraber，2007，97-98）

在过去的20年里，一项又一项的研究证实了卡森的预测。化学物质扰乱正常的激素控制的发育，影响性别、性别和生殖……在佛罗里达的芬霍洛威河，雌食蚊鱼发育出了雄性性腺，并试图与雌鱼交配。用科学的术语来讲，这就是一条雌雄同体鱼，这意味着在单个个体中同时存在两种性别特征，这是不正常的……波托马克河南支流的小嘴鲈鱼几乎都是雌雄同体的，因为它们的睾丸中有未成熟的卵子。（Ray，2007，112-113）

“这不是一个变性人的故事。这个话题太私人，太政治化了，也太微妙了。我之前偶尔才会碰上变性人，但是在特蕾茜和C.B.的家里，这是我一个月内第二次和变性人坐在一起。猛然间，我就要给一个朋友打电话，但我该如何称呼她，还是他？他，是他，他是他的。我看着我从小玩儿到大的安娜，如今叫安德鲁，从男厕所出来，跟我说求职的时候改不了性别”。（Ray，2007，124）

我们的目标是在社会公正的背景下解决生育自由问题，因为我们意识到生育自由与很多和我们社区息息相关的社会公正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包括移民权利、工人权利、酷儿权利、环境正义，教育正义，终止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还要为青年赋能……生殖公正本质上是对关于个人、社区和机构权力结构的根本变化。（Shen，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