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昌兰 | 论宋代社会的宠物现象

纪昌兰，信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宋代历史文化研究，发表《论宋代鹿鸣宴尊老尚贤的社会教化功能》《宋代地方公务宴饮过度原因考论》《宋代明州航济亭设置时间考辨》等多篇论文。[图源：ppfocus.com]

在我国，人们畜养宠物的历史十分久远。《诗经·小雅》中有“跃跃蝉兔，遇犬获之”的记载，透露出3000多年前人们驯养犬的事实，可以看出人们畜养宠物的模糊痕迹。《史记·苏秦列传》中的记载更加明确：“临菑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其后，随着社会生产的不断进步，物质财富的逐渐累积，社会上畜养宠物的现象更加普遍。到宋代，这种现象有增无减。宋人对于各种动物即所谓的飞禽、走兽、鳞蚧有着特殊的喜好，表现在现实生活中就是养玩宠物现象非常普遍。李觏讲到当时的社会风气时说：“今也里巷之中，鼓吹无节，歌舞相乐，倡优扰杂，角抵之戏，木棋革鞠，养玩鸟兽。”“养玩鸟兽”道出了当时人们畜养宠物的实际情况，宠物在宋人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宋人的这种宠物情结并非毫无意义的行为，其在文化、经济等诸多方面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值得深入探讨。学界对于宋代社会有关动物的现象已经有所关注，但是对当时社会畜养宠物的现象并未出现专文研究。通过探讨宋代社会人与动物的这种特殊关系，揭示人们畜养宠物背后所蕴含的深层次动因以及这种现象所产生的社会价值和影响，对更加全面地了解宋人的生活面貌和状况有一定借鉴意义。

一

宋代如同现代社会一样，有不少人喜好畜养宠物以供赏玩。通过各种宠物点缀生活，在忙碌之余赏玩娱乐，透露出浓郁的生活气息。据《梦粱录》记载，“猫，都人畜养之捕鼠，有长毛白黄色者称曰狮猫，不能捕鼠，以为美观，多府第贵官诸司人畜之，特见贵爱。”此处的狮猫以美观博取人们的喜爱，观赏性极强。此外，还有“金鱼，有银白玳瑁色者……今钱塘门外多畜养之，入城货卖，名鱼儿活，豪贵府第宅舍、沼池畜之”。人们畜养宠物具有一定的季节性：“人畜鹭鸶虽驯熟，然至饮秋水则飞去。京师夏间竞养铜觜，至九月多死。”对于这种鹭鸶，“山阴濒水人家多畜之，皆驯不去”。四川地区的居民喜好畜养一种非常漂亮的百舌鸟，这种鸟“出中蜀山谷间，毛采翠碧”。广右、闽中、巴峡一带好养吐绶鸡。东南地区，以养鹁鸽为乐，数量庞大，而且“寓金铃于尾，飞而相飏空，风力振铃，铿如云间之珮”，还有将孔雀畜养起来观赏玩乐的，它们“驯养颇久，见妇女童竖彩衣绶带，必逐而啄之”。寄居严州天庆观的孙道人喜欢养鼠，“袖中尝畜十数白鼠子，每与人共饮，酒酣出鼠为戏，人欲捕取，即走投袖中，了无见也”。这当是个人的一种特殊爱好。有时，人们还喜好畜养猛兽，据岳珂记载：“吾乡有周教授者，家太一观前，畜犬数十，皆西北健种，晨绁昏纵，穿窬者无敢睨其藩。”更有甚者豢养数只老虎于私宅，真是骇人听闻。由于畜养宠物是一种非常普遍的行为，亲朋好友之间还会将其作为礼物相互馈赠，欧阳修《和公仪赠白鹇》诗曰：“梅公怜我髭如雪，赠以双禽意有云。但见寻常思白兔，便疑不解醉红裙。吟斋虽喜留闲客，野性宁忘在岭云……”对白鹇的慨叹中流露出友人间的深情厚谊。

人们畜养宠物除了欣赏、把玩外，还有独特的精神需要（尤以文人雅士为代表），因此对选取的动物品种有着独到的见解，这一切赋予了其高雅的文化特质。时人有“众禽中惟鹤标致高逸，其次鹭亦闲野不俗，若规规只及羽毛飞鸣则陋矣……”“《振鹭》载于《诗》，杜樊川以风标公子目之，丰度非凡禽比可见矣”等说法，认为鹤、鹭是禽类中的高逸清远者，赋予其人格化的魅力。这一点在现实生活中有着较为普遍的体现。北宋时期，圆通禅师“庭养猿、鹤、孔雀、鹦鹉、白鹇，皆就掌取食，号‘五客’”，禅师以“五客”为伴，在清修的同时少了些许的寂寥，不失为人生的一大幸事。此外，僧人惠洪在南方海石崖一带遇见一道士，“年八九十岁……养一鸡大如倒挂，日置枕中，啼即梦觉。又畜王孙小于虾蟆，风度清癯，以线系几案间；道士唤，则跳踯登几唇危坐，分残颗而食之。又有龟状如钱，置合中，时揭其盖，使出戏衣袖间”。除了清修之人以外，讲求生活品质的士大夫也有着类似的雅好。史载李昉“于私第之后园育五禽以寓目，皆以客名之。后命画人写以为图：鹤曰仙客，孔雀曰南客，鹦鹉曰陇客，白鹇曰闲客，鹭鸶曰雪客。各有诗篇题于图上，好事者传写之”。单从这几种禽鸟的选择上就能看出主人并非庸俗之辈，吴潜“种竹梅松为老伴，养龟猿鹤助清娱”的理想在林逋“梅妻鹤子”的生活中得到了完美呈现！

有些人畜养宠物还有描摹写真、以之作画的实际意图，同样是高雅中不失情趣。北宋初年，宫廷画师黄筌、黄居寀父子以擅长画花鸟闻名于世，“其家多养鹰鹘，观其神俊以模写之，故得其妙”。这对花鸟画家，为了体察所画禽鸟的神韵，在家里畜养鹰鹘，画出逼真传神的作品也就水到渠成了。另一位画师李猷同样以擅长画鹰鹘著称，据《画继》载：“李猷，河内人。长于鹰鹘，精神态度，曲尽其妙……尝见其画二鹰坐于枯枝之上，貌甚闲暇，略无鸷猛惨烈之状，而不失英姿劲气，可尚也。”可以想见，这位画师若非对鹰鹘进行了仔细观察，很难画出如此传神的作品来，透露出其畜养鹰鹘的事实与意图。《宣和画谱》是北宋徽宗宣和年间由官方编撰的宫廷藏画目录集，全书20卷，收录了231人的作品，共6396轴，分为10门。其中畜兽门27人，画324轴，花鸟门46人，画2786轴，畜兽、花鸟作品占整个画作的48.6％，可谓是数量可观。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人们对于这类动物的偏好，将其所观诉诸笔端，是宋代文人对动物特殊喜好最真实的体现。

 黄居寀《山鹧棘雀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图源：k.sina.cn]

二

正是由于世人畜养宠物成风，因此催生了各类售卖宠物的营生，使得这一时期宠物市场异常繁荣。北宋时期，汴京城内的潘楼街南边是鹰店，只下贩鹰鹘客。相国寺内“大三门上皆是飞禽猫犬之类，珍禽奇兽，无所不有”。宋太宗至道年间，夏秋之际，京师售卖鹑的商贩，以大车载如城内，车载积市，鹑才值二文钱，十分便宜。也有较为珍贵的品种，海南诸国有一种倒挂雀，其“尾羽备五色，状似鹦鹉，形小似雀，夜则倒悬其身”。元符年间，有人将其携至汴京，“一雀售钱五十万”，价格可谓不菲。北宋前期，“京师鬻绿毛龟者，一龟动直数十千”。这一时期绿毛龟是稀有品种，一般是地方上供皇家的祥瑞之物，因此十分昂贵。但是到了北宋中后期，已经演变成为常见的宠物了。一次苏东坡拜访吕大防，看见便坐上有昌阳盆养绿毛龟，坡指曰：“此易得耳！”陆游在芜湖以下的王敦城，见“城并大江，气象宏敞。邑出绿毛龟，就船卖者，不可胜数”。都反映出这一时期畜养绿毛龟的普遍，并非北宋前期那样稀有。到了南宋时期，杭州城内所卖龟的品种更加丰富，包括“金龟、玳瑁龟、白龟”，而且还有“鱼儿活行”，专卖“异样龟、鱼”。除此之外，还有售卖“诸般虫蚁、鱼儿活、虼蚪儿、促织儿、小螃蟹、金麻、马蚻儿、蝍蟟”等各类动物的“小经纪”。每年夏季，促织盛出，杭城内的居民喜好畜养斗玩，“乡民争捉入城货卖”。由于需求旺盛，宠物市场渐趋活跃，还出现了售卖假冒品种的人。据《夷坚志》记载，杭州城北门外有人畜养了一只罕见的猫，其“干红深色，尾足毛须尽然”，见到的人无不叹羡。一个皇家内侍以三百千的高价买下准备驯服后进献，岂料半月刚过，逐渐褪成白猫，这才知道上了当，从侧面反映出部分人对于宠物品种求新、尚奇的社会心理。

为了迎合广大民众畜养宠物的需要，还有销售专供宠物们吃、住的“后勤”商品。杭州城内有售卖“猫鱼、卖猫鱼、鱼食、虫食、虫蚁食……虫蚁笼、促织盆”的店铺，夜市里有卖“促织笼儿”的摊位，而且品类齐全，有“银丝为笼，或作楼台为笼，或黑退光笼，或瓦盆竹笼，或金漆笼，板笼甚多”。甚至还有修补飞禽笼、售卖鹰牌额、鹁鸽铃的行当。随着社会上畜养宠物的普遍化，人们对所选择的宠物品质要求也越来越高，这就促使专门以驯养宠物为生的能手出现。“若养马，则有两人日供切草。养犬则供饧糟，养猫则供猫食并小鱼。”服务可谓细致周全。还有“专为棚头、斗黄虫、养百虫蚁、促织儿。又谓之‘闲汉’。凡擎鹰、架鹞、调鹁鸽、斗鹌鹑、斗鸡、赌扑落生之类”。其中有名者为纽元子，“学像生叫声，教虫蚁，动音乐……”应对各种需求的“闲人”大量涌现。杭州城太庙前“有戴生者，善捕蛇。凡有异蛇必使捕之……其家衣食颇赡，无他生产，凡所资命，惟视吾蛇尚存耳”。这个捕蛇能手以这种特殊技艺为生且家庭富足。另外还有“教水族水禽、水傀儡的‘赶趁人’”，甚至有将动物驯服后出售的，钱仲本的家仆就曾以五百钱买一鼠狼，其“黠而驯”，可见宠物市场十分活跃。

除了雇专业人士畜养外，大多数宠物还是以家庭和个人自主畜养为主，而且随着畜养时日的日渐积累，人们总结出了一系列关于畜养宠物的方法和技巧。一般而言，成功的畜养方法大都是建立在宠物本身的习性和喜好基础上的。南宋时期，杭州西湖里有金鲫鱼，非常美观，“投饼饵则出，然不妄食也”，这是公众性的观赏鱼，人们根据其对于食物的喜好逗玩娱乐。宋钦宗赵桓“聪明仁孝，好学而善文……讲读之暇，惟以髹器贮鱼而观之”。宋钦宗所喜好的金鱼是畜养在类似于今天鱼缸之类的器皿中的，这种畜养方式鱼的数量有限。有专门建池豢养的，金鲫鱼“王公贵人园池竞建，豢养之法出焉”。“凡鱼百日皆然，初白如银，次渐黄，久则金矣”，鱼的颜色变化充满技巧，大概是以“闤市洿渠之小红虫饲”。关于池鱼，宋人认为“小池中鱼，至九月十月间宜取投大水中，不尔冬间俱冻死”。这是人们根据鱼的居住环境而总结出的畜养经验。除了鱼，鸟也是宋人宠物中的热门，人们对于鸟类的了解不亚于鱼类。其中“养鹰鹯者，其类相语，谓之㕲嗽。三馆书有《㕲嗽》三卷，皆养鹰鹯法及医疗之术”。鹦鹉“出炎方，稍北，中冷则发瘴，噤战如人患寒热，以柑子饲之则愈，不然必死”。乌凤“如喜鹊，色绀碧……饲以生物，故又难蓄”。鹭鸶“恶露……今人畜之，极有驯扰者，每至白鹭降日则定飞扬而去，不可复畜矣”。鹭“色雪白……欲取鱼则弭之”，等等，这些都是关于鸟类畜养方法和技巧的记载，反映出这一时期人们畜养此类宠物的成熟性。据杨亿“池笼养鱼鸟，章服裹猿狙”的吟咏可以看出宋人对于鱼、鸟之类宠物的豢养方式与现代相差不远，都是用池、笼，当然，这种豢养方式在今天正逐渐发生改变。在现代社会，随着人们居住环境的改变，居住空间的日渐狭小，鱼类宠物可能更多的是依靠简单便捷的鱼缸，而非宋代社会中人们普遍使用的园林式的花园小池。除了鱼、鸟，宋人对于其他种类宠物的畜养也是颇具技巧。如龟，由于其体型较小，人们通常将其养在盆池中。关于龟，秦观曾说“龟藏坎水毛皆绿”指出龟在水中待久了会发绿。据载，吕德卿家盆里养了一只绿毛龟，每天中午，“以小竹杖击水面，必应声而出，即就杖头插生猪肉数小脔饲之，食尽复入”。充分说明人们一旦掌握了宠物的生活习性，饲养起来就会十分得心应手。广东一带盛行斗鸡，关于斗鸡自有一套饲养方法：“人之养鸡也，结草为墩，使立其上，则足常定而不倾。置米高于其头，使耸膺高啄，则头常竖而嘴利……常以翎毛搅人鸡喉，以去其涎，而掬米饲之。或以水噀两腋。调饲一一有法。”在人们的悉心调教下，宠物们表现出了特有的天分，呈现出不一样的成长特色。这些各具特色的经验既是宋人丰富生活的一个掠影，也折射出畜养宠物的知识性和技巧性。

三

值得一提的是，宋人畜养的宠物大都是体型较小的品种，诸如前面提到的猫、鱼、狗、禽鸟之类，像马、大象、老虎等大型动物却不常见，这也是宋人畜养宠物的一个突出特点。据有关学者研究，诸如虎之类大型动物在宋代并非罕见，那么决定宋人摒弃这类宠物的因素又是什么呢？在“唐宋变革”的大背景下，整个社会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以文化特色而言，唐型文化奔放恢宏、敦厚丰腴而富丽堂皇，宋型文化严谨含蓄、风雅清瘦而精致细腻”。文化特色上的变化，反映在社会生活中，就是整个社会风气的截然不同。众所周知，宋代与前代相比，昔日驰骋疆场、英勇好斗的豪迈气息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是“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整个社会朝着文化兴盛的方向快速发展，也正因此，人们更加注重文化品位的提升，对事物的要求更加细腻化、精巧化。诸如马、大象、老虎之类大型动物与宋人的这种品位要求相差太远，加之小型动物乖巧可爱，易于驾驭，危险性更是降低到了普通人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因此更能博得人们的喜爱与恩宠。以汉、唐为例，当时人们对于各种宠物的热情丝毫不减于宋代，但是其中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是汉、唐时期，人们似乎对猛兽（或者是说大型动物）更加感兴趣。汉代人桓宽记载当时社会风气时指出“今乃以玩好不用之器，奇虫不畜之兽，角抵诸戏，炫耀之物陈夸之”，这其中的“奇虫不畜之兽”透露出时人宠物品位之一斑。至于当时的动物杂戏表演与宋代的也是大相径庭。据桓宽记载：“今民间……戏弄蒲人杂妇，百兽马戏斗虎”，“百兽”与宋代的“斗禽虫”在一大一小之间已足以说明时代风貌的迥然不同。在唐代，这种差异显得更加突出。史载，唐玄宗生日时，“内闲厩使引戏马，五坊使引象、犀，人场拜舞”。而在宋代却是另外一番情景，据《东京梦华录》记载，为给皇帝庆生，“集英殿山楼上教坊乐人，效百禽鸣，内外肃然，止闻半空和鸣，若鸾风翔集”。没有了马、象、犀牛等大型动物的身影，取而代之的是“百鸟齐鸣”，衬托出场面的安宁祥和，与大唐社会的豪迈雄浑形成强烈反差。

《促织经》是一本关于蟋蟀研究的专门著作，为南宋太师平章贾似道所著，与当时斗蟋蟀的社会风气有关。全书共二卷，分论赋、论形、论色、决胜、论养、论斗、论病等，对蟋蟀进行了详尽的论述。[图源：kknews]

通过宠物我们不仅能看到各个时代的不同风貌，更能体察属于这个时代的文化特色。宋人对包括宠物在内的各种动物研究成果颇多，甚至还出现了专门研究宠物的著作《促织经》《相鹤经》等。这些著作具有浓郁的文化色彩，向人们传播知识的同时丰富了当时的社会文化生活。此外，对于各种动物疾病的防治（包括对宠物的治疗与保健），又促进了当时医学知识的丰富与进步。据不完全统计，宋人编撰、修订的动物相关医学著作有44种之多，其中包括《禽法》《东川白氏鹰经》《鹰鹞五藏病源》《六壬七曜气神星禽经》等与宠物密切相关的内容。在《事林广记》卷七《兽医集验》中，记载了大量关于治疗众多宠物疾病的方法，都是这一时期关于宠物医学知识所取得的成就与经验。此外，与宠物相关的其他文化活动也非常丰富。北宋宣和年间，宋徽宗与众画院史切磋关于孔雀的画艺，“但孔雀欲升藤墩，先举右脚。上曰：‘未也’。众史愕然莫测。后然数日再呼问之，不知所对，则降旨曰：‘孔雀升高，必先举左。’众史骇服。”这段记载一方面反映出宋徽宗对孔雀观察的仔细，另一方面也透露出这一时期绘画的写实特色，而这种特色恰恰是以宠物为着眼点铺展开来的。除了绘画之外，文人们还在诗词中引入了此类角色，苏轼著名的《江城子》词“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借助犬和苍鹰来表明自己奋勇杀敌的决心。宠物在宋人诗词中十分常见，这些意象促进了宋代诗词题材的丰富，提高了其文化价值，在无形中带动了休闲学问的发展，丰富了广大民众的文化生活。

四

宋代社会人们对宠物表现出极大的热情，除了受前代遗风影响外，社会经济发展、物质充裕是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漆侠先生曾经指出：“从总的方面考察，我国封建时代的社会生产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两个马鞍形这样一个过程……在唐代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宋代社会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从而达到了一个更高的高峰。宋代经济发展水平可见一斑，良好的物质条件使得休闲娱乐变得不可或缺。宠物以其自身特有的娱乐性、可控制性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随着畜养的成熟，人们希望从宠物身上获得更多的回报，当这种需求得到满足时就会被社会接受并且逐渐扩展开来成为一种时尚。从本质上讲，宠物是为了满足人的各种需求而产生的，而这一切又是以经济条件为基础的。综合看来，影响宋人畜养宠物的因素纷繁复杂，除了上述充足的物质条件外，还有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宠物能够满足人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需求。物质方面，宠物具有实用性，能够给主人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对于普通民众来说，畜养宠物某种程度上看重的还是其较强的实用性。《淳熙三山志》中记载：“䴔䴖，水鸟。人家养之，可压火灾。”另外，“养马家多畜猿，为无马疫。世俗无可奈何尚欲救之者谓之‘死马医’”。人们认为䴔䴖、猿有特殊的功能，畜养它们，能够防火、防疫病，这可能是受传统观念影响的结果。宋人胡仔还记录了一件更为有趣的事情：“又按《东斋记事》云：‘蜀之鱼家养鸬鹚十数者，日得鱼可数十斤……比之放鹰鹘，无驰走之劳，得利又差厚’……”说的是渔民们畜养鸬鹚以捕鱼，收获颇多，且不容忽视的是，作者提到了鸬鹚与鹰鹘捕鱼相比的优点，说明渔民们还会使用鹰鹘来捕鱼，可能由于其优势较弱不常用罢了。宋人钱仲本家养了一鼠狼，“其捕鼠，无论巨细近远，必追袭，捣其穴擒之”，可以想象，这只勤劳的鼠狼消灭鼠患之后，钱家人的喜悦心情。宋代有将雕、鹘、鹰、鹞、狗称为五坊使的说法，大概是这些动物具有独特的警戒功能。至于用犬看家护院就更普遍了，甚至在守卫森严的皇宫里，也会畜养“警犬”。宋仁宗庆历年间，宫中卫士有变，宫掖震惊，台官宋禧上奏道：“蜀有罗江狗，赤而尾小者，其儆如神。愿养此狗于掖庭，以警仓卒。”可见，蜀地产的罗江狗具有独特的警戒作用，人们畜养这种犬的意图也就不言自明了。另外还有“波斯舶船多养鸽，鸽飞千里，辄放一双至家，以为平安信”的说法，认为鸽子能替人们传送家书，关于这种说法从南宋人史能之“鸽，多种。张燕公令其递书，虽远必达，名为‘飞奴’，人多畜之”的记载中得到了证实，说明有些人畜养鸽子看重的是其具有独特的通信功能。

宠物还能够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虽然不同人畜养的宠物类型各异，与主人的关系亲疏有别，但是这些充满灵性的生物总能为日常生活增添无限乐趣。熙宁年间，一姓段的商人养了只鹦鹉，“能诵《陇客》诗，及李白《宫词》《心经》。每客至，则呼茶，问客人安否寒暄。主人惜之，加意笼豢”。后段因事入狱半年，出狱后对鹦鹉说：“日夕惟只忆汝，汝还安否？”字里行间流露出浓厚的情谊，显然鹦鹉已经成为段姓商人的亲密伙伴，反映出人与宠物关系的密切，宠物的价值也在这种关系中得到了体现。《南部新书》载：“魏伶为西市丞，养一赤觜鸟，每于人众中乞钱。人取一文，而衔以送伶处，日收数百。时人号为‘魏丞鸟’。”大概是与主人相处的时间长了，以致于逐渐了解其本性，抑或是故意训练而为之，总之，这是一只熏染了铜臭的宠物。人们在宠物身上寄托了太多的情感，以致有时会赋予其人格化的魅力。北宋后期，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下，人们很容易将一些对国家的情感转移到动物身上表达出来。泸南长宁军有人畜养了一只秦吉了即八哥，能说话，“有夷酋欲以钱伍拾万买之，其人告以：‘苦贫将卖尔。’秦吉了曰：‘我汉禽，不愿入夷中。’遂劲而死。”对于这一奇特的现象，邵伯温评价道：“呜呼，士有背主忘恩与甘心异域而不能死者，曾秦吉了之不若也。”反映出作者对国家的真诚热爱，对社会上出现的一些叛国投敌现象的极端鄙视，假借宠物的嘴说出来，更能引人深思。类似的手法常见于史料，其中大多是托物言志的产物，但是既然通过禽鸟来表达自己强烈的爱国情结，也说明鸟与人们关系的密切。在宋人的墓葬中常出土一些十二生肖佣、人首鱼身佣、人首蛇身佣、人首鸟身佣、铁牛、铁猪、金鸡、玉犬等动物造型的神怪佣，这类佣在随葬佣类中的地位比较特殊，深刻地反映出人们的丧葬意识和灵魂观念的发展及演变。实际上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动物已经深入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所谓的“太平世界”里依然有动物的影子存在。在人们心中，有动物参与的太平世界才臻于圆满，这也正是动物作为受宠对象满足人们精神需求的一个生动印记。

其次，宋人（以富人为代表）特有的人居环境理念使然。在宋代，这类人对居住环境有着较高要求，其基本的理念是有山、有水、有花木、有鸟兽，力求创造出一种回归自然的和谐美，这种理念在宋代皇家园林中体现得最为明显。艮岳是北宋徽宗宣和末建成的大型皇家园林，宋人有“苑囿最盛宣和末”的说法。关于其具体情形，从《三朝北盟会编》中可窥一斑：“楼殿相望，筑山引水，草木怪石，岩壑幽胜……又为鹿砦鹤庄、文禽孔翠，诸栅多聚远方珍怪蹄尾动数千实之”，可谓是奇花怪石、异兽珍禽充盈其间。这个集宋人山水人居理念为一体的精华之作被无数史家记载下来，不过是因为其较为全面地体现出了宋人眼中那个理想的居住环境而已，只是借助宋徽宗的权力之手得以实现罢了。除了皇家园林外，一般人家也极力营造出一种自然和谐的居住环境，苏轼记载：“吾昔少年时，所居书室前有竹柏杂花，丛生满庭，众鸟巢其上。又有桐花凤四五百，翔集其间。此鸟羽毛，至为珍异难见，而能驯扰，殊不畏人，闾里间见之，以为异事。”可以看出，在叙述自己家居环境时，作者是颇为自负的。除了鸟之外，观赏性鱼类也是人们点缀家居环境时的常见物类，岳珂就曾指出：“今中都有豢鱼者，能变鱼以金色，鲫为上，鲤次之。贵游多凿石为池，置之檐牖间，以供玩。”尽管鱼品存在高低分别，其最终目的都是装点家居环境。关于宋人对于居住环境的这种特殊要求，在当时的诗词中也有较为明显的体现，如：“红楼朱阁相望。芰荷香。双双戏、㶉鶒鸳鸯。”“小睡西斋听雨凉，竹鸡声里梦难长。”戴敏《题小园》诗描写得更为生动：“小园无事日徘徊，频报家人送酒来。惜树不磨修月斧，爱花须筑避风台。引些渠水添他满，移个柴门傍竹开。多谢有情双白鹭，暂时飞去又飞回。”文人笔下的生活场景充满了诗情画意，这种诗意般的生活是以禽鸟们的安适、自然之美为背景的，也显示出宠物的特殊功能。

苏州园林，鸳鸯戏水 [图源：twitter.com]

最后，丰富知识，提升个人素养的需要。宋人畜养宠物还有一个隐形的动力即提升个人知识素养，对文人而言尤其如此。事实上，人们不仅仅满足对宠物的饲养与调教，还需要了解其特性，如此，才能够在与之相处的同时增长自身的见识。朱熹认为“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其绪余又足以资多识”，欧阳守道也说“格物莫近于斯矣”，二程则认为通过了解鸟兽等相关知识能“明理”，而郑樵更有“别名物者，不可以不识虫鱼草木”的说法，反映出宋人特有的宠物需求，即以此作为提升个人知识素养的途径。如此说来宋人著作中有很多相关记载就不足为奇了，如“鹧鸪，形似母鸡而小，臆前有白圆点，背间有紫色毛，其鸣若云‘钩辀格磔’。开翅之始，必先南翥”。“龟藏坎水毛皆绿”等，这些记载除了向人们介绍各种宠物、传播一定的知识外，还能够展示作者的知识能力和素养，在同行间树立良好的个人形象。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与宠物相关的知识是有一定依据的，有对别人见闻的记录，也有自己畜养宠物的心得，总之不是作者的臆断之辞，其依据一定是宠物本身。这种略显高尚的需求也是宋人养宠物的一大诱因，可以说是人的虚荣心在起作用。

余论

随着社会上畜养宠物的普遍化，各种需求不断升级，带动了与之相关的产业发展，活跃了宠物市场，供求之间相互作用，促进了商业的繁荣与经济的发展。社会上众多闲散人员参与到售卖、训练宠物的行列中来，在这场由宠物掀起的商业化浪潮中成为获利者，解决了此类人的生计问题，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社会闲杂人员引起的社会动荡，对于缓和社会矛盾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人们畜养宠物热情的高涨，人与动物逐渐建立起了良好的感情，对于滥杀、虐待动物的行为大都予以谴责。但是这并非人们爱护动物的唯一因素，这种价值取向的形成还与佛教的传播有密切关系。佛教倡导善行，这种教化对宋代社会有着广泛的影响。民间有这样的谚语：“作善者降百祥，天神佑之；作恶者赐千灾，鬼神谴之，天之报善罚恶，甚于影响。”周密记载四月八日为佛诞日，“是日西湖放生会……竞买龟鱼螺蚌放生”等等，反映出当时社会明显的佛教影响痕迹。在佛教这种浓郁的积德行善气息熏染下，最高统治者皇帝也深受影响，无形中给其统治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法国学者谢和耐认为：“事实上，任何由君主做出的行为，都或多或少地有一种神圣的性质。实践的层面和宗教的层面从来都不是那么泾渭分明的。”这种说法是对宋代社会皇帝以善为本意识的最好解读，其最大受益者当是动物本身。

*本文原载于《宋史研究论丛》2015年第1期，转载自“中国历史评论”公众号，感谢授权。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注释及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阅读原文。

**封面图为南宋画家李迪的《狸奴蜻蜓图》。[图源：soh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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