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deon Lasco | 新冠疫情会长久地改变洗手习惯吗？

结绳志社會學會社

Gideon Lasco，医学人类学家、作家，目前于菲律宾大学教授人类学。他的研究包括年轻人的化学实践活动、人类身高的含义、医疗保健政治以及菲律宾“扫毒战”的现实生活。此外，Lasco在 Philippine Daily Inquirer 设有专栏，主要撰写有关健康、文化和社会的文章。[图源：gideonlasco.com]

专题导言

在本专题开启之际，新冠疫情已经在人类社会蔓延两年有余，长期的疫情无可避免地重塑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从公共卫生到文化人类学，研究者们从不同方面反思疫情对人类的影响、人类对疫情的应变，如危机、流动、疫苗、健康。

此前，会社整理推送了“流行病的人类学研究”专题（【2021总目】社会学会社推文合辑（按专题））。相比与此前的“流行病的人类学研究”专题，本专题希望能在这期待中的疫情末期，对此前疫情相关的人类学研究做简单梳理。因为疫情的复杂性，本专题试图将选文分在疫情的不同时间、空间中，希望让读者在疫情仍在反复的今日，有机会从不同文章中回看我们曾对疫情作出哪些反思。本专题的推文顺序也大致依照文章发出的先后顺序，不知从前往后看，是否也会映出各式观点在疫情前中后期的变化与不变。此外，本专题主要为中文文章和部分英文文章的中译，而英文文献中的相关文章还有待感兴趣的读者查阅。

本专题的末尾是一篇发表于《自然》上的新闻稿，因为对疫情与人类社会的研究远不限于人类学与社会学。正如该文导言，“新冠疫情不仅在危机处理、知识传播、虚假信息方面给我们上了一课，它还改变了人们研究公共卫生问题的方式”。本专题只像一个引子，若读者由此启发对疫情的新的思考和行动，发表出来的文字或许也能更贴近“实践其所理论的东西“的人类学。

编者按

在对传染病的担忧和对抗生素耐药性的惶恐之间，一位人类学家讨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洗手。

一、我们是否过度清洁？

和世界上许多地方一样，菲律宾也在一夜之间充斥着洗手液。2020年一月底以来，机场、学校、餐桌、甚至手提箱里，洗手液瓶都随处可见。在菲律宾最大的连锁购物中心SM里，安检处大容量的洗手液恭候着顾客。SM的海报上写着，“此处已消毒”，“感谢您使用酒精/消毒剂”。

3月17日，当地社区的隔离强度增加了，道路检查点上出现了洗手液。尽管商场里的商店关门了，人们仍可以在商场的超市里购物——当然，得先要让店员把酒精喷在你手里才行。

这并不奇怪。新冠疫情促使世界各地的人们恐慌地购买普瑞来（Purell）或其他品牌的洗手液、肥皂和抗菌湿巾。令人惊讶的是，在新冠袭击西方国家之前，人们对洗手液的态度正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

在过去的十年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担心，把细菌赶尽杀绝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比如产生具有耐药性的超级细菌。这一担忧确实影响了人们的手部卫生习惯。

就在几年前，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建议人们停止使用抗菌肥皂，这种肥皂并不比普通肥皂更能预防疾病，还可能不利于身体健康。在发现抗菌皂中的常见成分——最明显的是三氯生和三氯卡班——会扰乱被试动物体内的激素并产生抗生素耐药性之后，FDA于2016年禁用了这些化学物质，并以替代品取而代之。

不过，在没有肥皂和水的情况下，洗手液和湿巾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替代品，因为它们依靠酒精来消灭某些病毒（包括冠状病毒）和细菌。

即便如此，在新冠疫情之前，一些健康专家还是呼吁人们尽量少用含酒精洗手液。部分原因是一些细菌对酒精的耐受性越来越强，还有部分原因是担心杀菌剂可能会伤害微生物——生活在人体上的数万亿微生物，对人体免疫、消化等功能至关重要。

一些洗手液可能会对破坏人体的微生物群，而这些微生物有利于人类健康。[图源：commons.wikimedia.org]

近年来，许多研究人员担心，过度清洁的社会正在造成自体免疫性疾病、过敏和炎症问题。这个“卫生假说”是有争议的，但无疑，科学家和公众已经意识到一些微生物可能是有益的。

而在新冠疫情期间，每个人都在不停地洗手，大家也都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许多人发现在网上或商店里根本买不到洗手液。几周前还在故意摸狗，以增加体内微生物群多样性的人，现在发现自己正在用抗菌湿巾给洗手液瓶消毒。

要理解这一突然的变化，可以探索一下有关洗手的历史学和人类学研究。是什么刺激人们有了洗手的习惯？关于杀菌剂和微生物的观念如何产生并发挥作用，以前的流行病又是如何导致这些观念发生转变的？后新冠时代的手部卫生将如何发展?

二、传统与现代：全球性的洁手运动诞生

19世纪科学家发现了细菌会导致疾病，至此之前，在很多社会和宗教传统中就有洗手的习惯。洗手既是为了清洁，又有其象征意义。比如，先知穆罕默德就规定了许多穆斯林需要洗手的情况，包括“饭前饭后”、“如厕后”、“接触狗、鞋子或尸体后”，以及“接触任何脏东西后”。

在其他社会，手部卫生习惯的养成主要来自于民间发现。1846年，匈牙利医生伊格纳兹·塞麦尔维斯（Ignaz Semmelweis）观察到，如果孕妇在分娩前接受了处理过尸体的医生的治疗，那么她们更容易死亡。因此，塞麦尔维斯规定医院工作人员必须用肥皂和氯洗手。他后来被誉为“手部卫生之父”。几年后，有远见的护士弗洛伦斯·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在英国的部队医院推行了洗手。

19世纪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护士弗洛伦斯·南丁格尔极具远见，革新了护理领域，在英国部队医院发起了洗手的规定。[图源：commons.wikimedia.org]

先驱者的努力依然有限。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地区，普遍的、常规的洗手行为仍推行缓慢。在美国，直到20世纪80年代，在爆发了几次食源性疾病，也产生了医院相关感染的情况下，美国才发布了第一份国家手部卫生指南。正是在那个年代，一场全球性的洁手运动诞生了。

洗手液使用的暴增反映了手部卫生运动从医院转向全世界的变化。有说法称，加州的一名护理专业学生卢佩·厄尔南迪斯（Lupe Hernandez）在1966年发明了洗手液。当时，她发现将酒精和凝胶混合在一起可以帮助医院工作人员快速清洁双手。此外，还有人将洗手液溯源至俄亥俄州的家族企业戈乔（Gojo）。该公司推出了一款汽车修理工用的洗手液，然后对配方进行了调整，并于1988年将其发布，名为普瑞来（Purell）。缓慢的启动期过后，到如今，该产品几乎家喻户晓、无处不在。

顺带一提，酒精洗手液曾在穆斯林中引起争议，因为他们禁用酒精。但今天，穆斯林卫生保健工作者大多接受了洗手液，尽管它是否被穆斯林允许使用仍是个有争议的问题。

流行病一再刺激了洗手液的盛行。在菲律宾，1997年甲型H1N1流感病毒爆发后不久，一家名为“奔趣”（Bench）的服装店引进了酒精洗手凝胶（Alcogel）。奔趣首席执行官陈本（Ben Chan）表示，这是该公司所取得的“非凡的成功”。2009年甲型H1N1流感期间，美国也出现了类似的消毒卫生用量激增。

疫情期间，洗手液是抢手货。[图源：sapiens.org]

正如《卫报》的劳拉·巴顿（Laura Barton）在2012年所说，“多亏最近的流感加深了人们对污物的恐惧，现在人们终于觉得随身携带和使用抗菌凝胶是有用的了。”

传染病的爆发也影响了人们使用肥皂和水的习惯。2003年，一项针对6个国际机场的研究发现，在多伦多，有95%的男性旅客和97%的女性旅客在公共卫生间洗手。那年，多伦多爆发了严重的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SARS）。相比之下，在纽约肯尼迪机场，只有63%的男性和78%的女性洗手。

那么，对疾病的恐惧是刺激人们用肥皂或洗手液洗手的一大诱因吗？也许在疫情期间，答案是肯定的。然而，人类学家瓦莱丽·柯蒂斯（Valerie Curtis）领导的一项研究表明，恐惧造成的影响一般只是暂时的。此外，柯蒂斯还警告说，利用焦虑来推动清洁行动不利于人们的心理健康。

相反，她建议好好利用另一种情绪。

三、如何改变洗手习惯：人类学家的实验与思考

在21世纪初，柯蒂斯想改变加纳人的洗手习惯，在那里，只有4%的成年人在上完厕所后习惯使用肥皂。此前推行的卫生行动都没有什么人响应，而改善当地卫生情况又刻不容缓，因为估计每年有84,000名儿童死于痢疾。

因此，柯蒂斯策划了一个活动，旨在引起人们的厌恶感。当时，人们认为作为替代品的卫生间要比茅坑干净多了，所以没有让加纳人恶心到想要主动用肥皂洗手。柯蒂斯和她的团队制作了一些广告，要母亲和孩子走出卫生间时，在手上沾满紫色颜料，然后把颜料涂在他们接触的任何东西上。广告发出后，如厕后用肥皂洗手的人增加了13%，吃东西前用肥皂洗手的人增加了41%。

随着新冠疫情的到来，这样的运动还可以为未来诸多卫生努力提供灵感。在2019年12月发布的一项研究中，麻省理工学院和塞浦路斯大学的研究人员计算出，如果机场里有更多的旅客养成用肥皂洗手的习惯，未来疫情的影响可能会减少24%至69%。然而，这些研究人员也估计，尽管有70%的乘客洗手，但大多数人其实并没有洗得很充分（洗手次数频繁，且每次至少洗20秒），所以只有20%的人真的把手洗干净了。

对微生物认知的转变可能会让问题更复杂。麻省理工学院的人类学家希瑟·帕克森（Heather Paxson）写道，许多人持有“巴氏灭菌法”的世界观，他们“把感冒归咎于细菌，要求医生使用抗生素，喝超巴氏消毒的牛奶和果汁，而在竞选活动中，政客们则大量使用洗手液。”

但是帕克森也指出了一种新兴的、替代的范式：“后巴氏灭菌”观。这种观点“担心抗生素耐药性”，并接受微生物多样性，如认可益生菌、饮用未经巴氏灭菌的牛奶、康普茶，以及未经消毒就与他人握手。

自从帕克森的研究成果在2008年发表以来，这种后巴氏灭菌法的范式已经发展了起来。科学家们甚至考虑过如何让人们对微生物抱有更积极的态度，并促进人与微生物之间的合作关系。

不过，疫情可能会让人们回到此前“巴氏灭菌”的模式。目前，人们被一种潜在致命病毒的图片（和各种想象）轰炸。在当下，我们对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还没有疫苗或治疗方法。因此，面对一个看不见却突然充满敌意的微生物世界，印有“杀死99.9%细菌”字样的洗手液和湿巾至少可以给人们一些控制感。

不过，人们的手部卫生习惯也被一种看得见的、通常更为友好的力量推动着。

就新冠病毒而言，卫生专家说，不管有没有症状，人们都可以通过及时洗手和佩戴非医用口罩来保护他人。[图源：flickr.com]

2016年，研究人员发现，加州一家医院的医生和护士在知道“卫生巡逻”护士在观察他们时，洗手或消毒的时间占57%，而在不认识的志愿者观察他们时，洗手或消毒的时间只占22%。

就像戴口罩一样，社会压力当然可以促使人们洗手。柯蒂斯和其他研究人员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当一个公共厕所里有不止一个人的时候，用洗手液洗手的人更多。

受新冠疫情的影响，一些卫生专家正试图通过将洗手描述为一种拯救生命的无私行为，使之成为个体的一种责任。#手部安全、#洗手卫士等社交媒体活动中，明星和可爱的小孩带头通过洗手来预防疾病，从而呼吁公众积极响应号召。

同样，在1918年流感疫情期间，口罩成为“公共意识”的象征。在一些地方，例如日本，戴口罩的习惯继续存在着，并成了该国卫生文化的一部分。

此前的疫情过后，人们普遍恢复了以前的洗手习惯。但是，新冠危机不同于其他疫情。洗手和保持社交距离的要求从未像现在这样，在全球范围内被广泛实施。

那么，新冠疫情会永久地改变人们的洗手习惯吗？洗手液会长期作为负责任世界公民的象征吗？亲微生物的观念会退回到“巴氏灭菌式”的细菌恐慌中吗？

只有时间才会给出答案。但当你用至少20秒的时间擦洗或消毒双手时，这都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本文转载自结绳志，原文于2020年4月在SAPIENS网站发布，中文译者徐璟萱，校对编辑王菁。如有转载需求，请联系结绳志。

**封面图为原文在SAPIENS发布时的封面图，Malte Mueller摄。[图源：sapiens.org]

〇编辑：宁静〇排版：千寻

〇审核：景弎 / 咖喱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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