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skara et al. ｜ 新冠是“史无前例”的危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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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竞争的思想，有底蕴的政治
项飙（左上）目前在英国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担任教授。（相关阅读：项飙 | 全球猎身：一个陌生人的探险）[图源：sohu.com]
Yasmin Y. Ortiga（右上）目前在新加坡管理大学（SMU）社会学系担任助理教授。[图源：faculty.smu.edu.sg]
Manish Maskara（左下）目前正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攻读发展研究博士学位。[图源：soas.ac.uk]
Vyoma Dhar Sharma（右下）是牛津大学国际发展专业的博士候选人。[图源：qeh.ox.ac.uk]
“史无前例”的视角本身绝对不是史无前例。和以往经验的割裂，可能是我们现代社会，尤其是在进入到二十世纪末之后，一个非常普遍的历史意识。我们越来越觉得自己经历的很多事情是在人类历史上全新的。历史不再给我们提供前车之鉴、给我们提供下一步应该怎么走的指导，历史的存在似乎只是为了突出我们今天跟以前如何截然不同。
打断是让我们无法在自己的经验当中感到延续性的突发事件。打断容易让我们把历史断裂，从而造成一种危机感。危机并不仅仅意味着困难，危机更重要的意思是说，我们对这种困难无法言说，不能在现成的政策工具里面找到来应对和理解这个困难的方式。所以觉得这种危机需要超出寻常、甚至超出法律范围的解决方案。
疫情本身是不是史无前例，是很难用具体材料证实或证伪的。更重要的可能是“史无前例”这种历史意识，这种断裂感。这种历史意识在实践中可能会有一系列效果。比如，当我们把一个事件处理为史无前例的时候，我们可能看不到这个事件是以前很多潜在问题的显性化，或者说以前相对分散存在的问题的集中化。我们的对应措施可能沦为就事论事的应急方案，而不是追根溯源去处理原来就存在的那些潜在的问题。反过来，应急措施会强化那种历史和实践被不断打断的感觉，从而在认识上进一步地隔断历史。在疫情过去之后，这些应急措施可能要么就搁置、被废弃，要么这种应急措施会自己形成带来一些想象不到的后果。而那些问题的症结依然不能解决。
面对疫情我们想到的不应该是如何尽快结束超越它，相反，我们也可以考虑把疫情做更长线的思考：把它真正放置到历史延续中考虑，而不是看作历史过程当中额外的事件；同时把疫情变成可以达到系统性有长期效果的实验。
新冠疫情对等待出国的劳务人员意味着什么？
在2020年4月下旬，我决定记录菲律宾移民护士的经历。那时，菲律宾政府要求许多地方实行一个月隔离期的政策。与马尼拉的两名同事一起，我们通过脸书（Facebook）招募了受访者，并与被滞留在不同省份的菲律宾护士进行了交谈。她们和英国、新加坡、德国和沙特阿拉伯的雇主都签好了合同，但是却出不去。
当护士们努力应对着各种计划的中断，招聘中介提供的支持非常有限。来自伊洛伊洛（IloIlo）的护士约书亚带着所有物品飞抵马尼拉，却发现下一趟飞往新加坡的航班被无限期推迟。中介退还了他的安置费，但没有提供下一步的建议。约书亚回忆说：“他们只说：回家！”“我告诉他们我已经在这里。我都已经辞职了……别告诉我回家。”约书亚与其他十名护士一起，要求该机构向新加坡雇主请求经济援助。“我们签订了合同。我们不是他们的员工吗？”然而他们没有收到任何一方的回应。
梅贝尔和约书亚因国内和国际边境关闭而做的徒劳努力，反映了流行病时期的特殊情况。但是，当我们与更多的受访者谈论他们中断的移民旅程时，我不禁要问：流行病相关的停滞与移民护士过去所面临的其他停滞和各种打断有何不同？
梅贝尔的故事很能说明问题。在她申请去英国之前，梅贝尔有过机会被取消的经历。2015年，她申请前往加拿大的曼尼托巴（Manitoba）做护士。然而，在通过必要的考试后，梅贝尔被告知曼尼托巴的政策已经改变，她的工作经验不够，不满足新的移民条件。梅贝尔仍然希望有机会出国，于是向魁北克的一位雇主申请。花了两年时间学习法语并为语言考试做准备。但是，她的申请再次被撤回，因为招聘人员决定优先考虑具有“更多经验”的护士。
有人可能会说，由流行病引起的流动障碍与移民政策转变造成的挫折不可比较。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考虑梅贝尔以及其他受访者的经历，似乎在这两种情况下经历的情绪困扰并没有太大不同。
移民学者现在对停滞问题的思考更加深入，我们很有必要考虑停滞的经历如何在不同的情况下，对不同的群体，意味着不一样的东西。停滞不是个单一的事情。新冠疫情可能带来新的“停滞体制”（Ma 2020），这与过去阻碍护士计划的流动体制不同。在这种“停滞体制”下，可能给最终离开的人带来更加严苛的道德评判。
一名本来计划前往沙特阿拉伯的护士艾普丽尔（April）回忆了一段她与邻居的对话。当邻居发现她是一名“滞留”护士时，并没有同情，而是对她说“你应该留在这里，你的国家需要你”。艾普丽尔说她感觉既烦恼又遗憾。“我为菲律宾的患者感到难过。我确实想为他们服务……但我也需要养家糊口。”
看来我们还必须努力将因为流行病导致的停滞，与过去移民护士所面临的障碍区分开。对于我们的受访者而言，流行病导致的不流动更加难以预测，他们可以采取的选择更受限制。目前，我们所有的受访者都只好在家中等待，期待边境的再次开放。
移民学者面临的滞留
也许这也是反思我们作为学者不能流动、被困顿的时候，例如实地调查和国际会议被搁置。关闭大学和暂停国际活动确实是史无前例的。然而，从某些方面来说，许多学者也长期经历着其他类似的无法流动。
新冠病毒危机迫使我在过去两个月中取消了两次会议，但我在马尼拉的一位合作者从未参加过亚洲以外的学术活动，因为他的旅游签证申请一直被拒绝（加拿大大使馆两次，美国大使馆一次）。另一个朋友是菲律宾的博士生，她等了两个月才得到在黎巴嫩进行研究的批准。她不得不为自己的研究写了一份“备用提案”，以防签证申请被拒绝，只能换题目做别的。
越来越多的美国和英国学者对当前的“停滞”进行了反思。我可以理解大家很容易将我们当前的限制视为例外。但是，我们还需要停下来思考一下，对于许多其他人来说，困顿不是什么新体验。
Ma, X. (2020). ‘Regimes of (Im)Mobility in the Time of Pandemic’. The Coronavirus and Mobility Forum. https://www.compas.ox.ac.uk/2020/regimes-of-immobility-in-the-time-of-pandemic/
移民劳工大量离开城市作为一种反应形式，作为他们不满情绪的一种表达，并不奇怪。这种大规模空间流动的形式在不久前被移民劳工在类似或不同的情况下使用过，无论国家是否有做出决策。
印度的劳工从偏远的村庄到遥远的城市，旅途的距离可能高达1500英里，也可能只有10英里。他们通过这种移动的方式来维持生计。然而，在城市里，他们作为建筑工人、街头小贩、家政工人、旅馆工人、保安等仍然生活在不确定的工作安排中，领着不规律或延迟的日薪，生活条件恶劣。
2016年，印度政府宣布了废除纸币的政策，影响了移民劳工对现金的日常依赖。因此，这一突然的宣布导致他们在失业后纷纷逃离印度的几个主要城市。
在2008年，大量来自印度北部，如比哈尔邦（Bihar）和北方邦（Uttar Pradesh）等地的移民劳工离开马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的纳西克（Nasik）、普纳（Pune）和孟买（Mumbai）等城市。当时的邦政府谴责移民抢走了当地工人的工作。而在2008年之前，来自南印度讲泰米尔语的劳工出于同样的原因不得不离开，因为他们不再感到受欢迎。
我还记得，在卡纳塔克邦（Karnataka）和古吉拉特邦（Gujarat）的城市中，由于缺乏政府干预，也出现了大规模的移民离开事件。2012年，一些传言说会有针对东北移民劳工的暴力，这使他们逃离纳塔卡邦的城市班加卢（Bengaluru）。2018年，因为把来自比哈尔邦（Bihar）和北方邦（Uttar Pradesh）的移民劳工和犯罪与暴力联系起来的谣言，使得来自这两个邦的移民逃离了古吉拉特邦（Gujarat）。后来，古吉拉特邦（Gujarat）政府还出台了限制进城务工人员就业的政策措施。
正是鉴于以前的移民逃离行动，我们需要解读新冠封锁期间的离开。封锁增加了劳工每天的不确定性，同时也加剧了他们的恐惧和工作的不安全感。不仅是在新德里（New Delhi）地区，在孟买（Mumbai）、苏拉特（Surat）、海得拉巴（Hyderabad）、喀拉拉（Kerala）、班加罗鲁（Bengaluru）等城市，移民劳工们坚持要回家的诉求是通过无声或者暴力的抗议形式表达出来的。事实上，即使在古吉拉特（Gujarat）、马哈拉施特拉（Maharashtra）、卡纳塔克（Karnataka）、特兰加纳（Telangana）等邦政府试图阻止他们返回村庄时，移民劳工还是选择了回家。
逃离作为一种特殊的流动行为已经被研究过，在学术著作中也有重要意义。例如，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研究的马来西亚农民的退出行为就和移民劳工的离开有很多相似（Scott 1985）。同样，拉维·阿胡贾（Ravi Ahuja）强调农民的集体撤离是他们反抗压迫的最终资源（Ahuja 1998）。在英国统治印度期间，没有人身自由的契约劳工离开村庄，也被视为是使得印度变得更加有现代经济活力的机会。当今，荷兰人类学家扬·布雷曼（Jan Breman）在古吉拉特邦与劳工移民打交道数十年，将他们频繁往返于乡村城市的流动描述为一种抗议形式（Breman 1996）。与此同时，钦迈·顿佩（Chinmay Tumbe）谈到经济保障（economic security）吸引农民工进城，而农村的社会保障（social security）迫使他们返回（Chishti 2020）。疫情下的逃离是这一过程的继续，同时也体现了劳工对国家的极度不信任。
References:
Ahuja, R. (1998). Labour unsettled: Mobility and protest in the Madras region, 1750-1800. The Indian Economic & Social History Review, 35(4), 381–404.
Breman, J. (1996). Proletarian life and social consciousness. In Footloose Labour: Working in India's Informal Economy (Contemporary South Asia, pp. 222-26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hishti, S. (2020). Chinmay Tumbe interview: ‘Before announcing lockdown, assuring migrant workers would have helped’. The Indian Express.
Scott, J. (1985).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Yale University Press.
医学历史学家查尔斯·罗森博格（Charles Rosenberg）强调了流行病的戏剧性特征。就像一个戏剧的组成部分，流行病有开始和结束，情节随着紧张增加而展开。紧张造成危机，从而调动起各种不管是符合主流意识形态还是挑战主流的价值观。不论是个人还是社会，通常会经历三个过程：缓慢接受，惊恐和慌张，最后才有通过社会协商形成某种成型的回应。
人们倾向于把流行病看作是孤立的事件，而不是人类生理、行动和环境因素不断相互作用下而出现的结果。“危机”（crisis）在词源上和交叉“cross”同源，都暗示人必须要尽快到达事情的另一边。危机代表着对一个强烈坚持的世界观和现状的威胁（Rubenstein 2015）。在“全球危机”的视角下，一个问题（通常是传染病，但也包括无限制的人口增长）被认为在本质上是独特而紧迫的、会对国际稳定构成威胁、只有通过技术专家的即刻行动才能解决。虽然这些反应成功地激发了关注和资源，但也使得问题难以得到长期的关注。
威胁和安全这些意象，在国家和科学决策中通常得到最高级别的支持，并在我们的集体意识中产生共鸣。各国元首曾谈到要对“看不见的敌人”发动战争。在印度，总理莫迪援引了马哈巴拉特战役（battle of Mahabharat）的神话史诗来描述他对这次新冠病毒的反应。因此，当你认为新冠病毒是一场危机时，其反应必然是立即的、极端的和广泛的。它不会是永久性的或持续的，因为战争和史诗需要一个干脆的结尾。
一个备受期待的解决方案是研制针对新冠病毒的疫苗。当一种技术上可行、安全和有效的疫苗出现时，它在进入国家免疫计划之前仍将面临政治上和经济上的障碍。毫无疑问，疫苗是我们迫切需要的，但它只能提供抵抗新冠病毒的免疫力。它不能解决无家可归、人口稠密社区、缺乏自来水、卫生设施、药品和食品的问题以及非正规就业的脆弱性。疫苗有技术承载力和生物医学应用，但它们为什么被当作神奇的子弹？为什么要把恶化的健康状况和垂死的躯体从它们产生的背景中分离出来，只处理成病原体-宿主的技术性问题？
印度政府的公共卫生支出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是世界上公共卫生支出最低的国家之一。这迫使64.6%的人口需要自掏腰包以满足医疗需求（World Bank 2017）。薄弱的公共卫生系统将人们推向无组织、成本高昂、利润驱动的私营卫生部门。ICU的床位、医生、医疗设备的数量在新冠病毒之前已经少得可怜，现在更是远远不足以照顾未来几个月将出现在公立医院中的数百万严重病例。印度已经在与肺结核作着无声的斗争；而疟疾、登革热、丝虫病、日本脑炎、基孔肯雅病和黑热病也每年轮番在人群中肆虐。那些从病痛中幸存下来的人，只能在无休止的贫困和疾病循环中与经济脆弱和健康恶化作斗争。
新冠病毒和遏制它的灭火式努力可能扩大现有的不平等。Pradhan-Mantri Garib-Kalyan Yojana（PMGKY–又作“总理的穷人福利计划”，是2016年实施的财产申报和税务法的一部分）下价值17000亿卢比（约230亿美元，根据1美元=74.8或74.9卢比计算）的救助计划可能需要将财政和人力资源从岌岌可危的卫生计划中转移出去，威胁数百万人的生命。2014年埃博拉疫情、2015-16年寨卡疫情以及其他流行病的教训都表明，疫情对两性不平等产生的长期影响 （Smith 2019）。新冠病毒对男性的影响大于女性，但对后者而言，健康、经济和社会的威胁更大（Wenham et al. 2020）。印度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妇女进入分娩期。封城使得她们可能面临严重的产科并发症。在塞拉利昂，为管理埃博拉疫情而提供的基本健康服务导致生育服务的利用率下降。2014年12月至2015年5月，这致使约3600-4900例产妇、新生儿死亡和死产，与直接死于埃博拉的人数相等。
女性在低收入、卫生工作人员中占大多数，且感染风险最大，比如作为护士、ASHAs（Accredited Social Health Activist公共卫生活动员；他们由国家卫生任务从每个村庄选举出来，是连接基层社区和公共卫生系统的中间人）和anganwadi（印度乡村儿童护理中心）的工作人员。关闭学校和居家隔离增加了女性的照顾责任。在流行病期间，女孩更容易辍学、遭遇性暴力和未成年怀孕。由于女性的收入通常低于她们的男性伴侣，因此她们参与经济活动被认为是可牺牲的，她们在家里的照顾责任也成为了强制性的。
将新冠疫情理解成“前所未有”，引发了要迫切拯救生命的极端和强制性措施。但这也使得全球和国家当权者能够将议程去政治化，拒绝社会的批评。在加强控制和封锁措施时，政府在行使更大的专制权力。不仅暂停公民的自由和人权，而且还控制了对疾病的叙述。
严格的控制和封锁措施将延续全球的不平等现状，而不是打破它。全球资本主义依赖跨国价值链，这些价值链通常建立在大量贫穷、可有可无的雇佣劳工身上。封锁措施忽视了流动劳动力的脆弱性，并危及数百万人的生命（Xiang 2020）。远离社会和居家工作是停滞的特权。只有极少数幸运的人才有能力囤积商品，并享受勤洗手的奢侈生活。如何控制和保护经济不稳定的管家、办公室帮手和清洁工？而农民和庞大的非正规经济领域所遭受的成倍增长的压力呢？无数被解雇的日薪族为一天一顿饭而战。大量的人正从抛弃他们的城市步行500-600公里回家。饥饿比病毒在更快地杀死他们。
新冠病毒疫情没有“真实”的记述，只有相互竞争的说法，其中一些获得了比另外一些更多的可见度和合法性。强调新冠疫情的社会建构性，并不是说病毒和疫情无中生有。恰恰相反，这让我们看到新冠病毒同时存在于多个层次，一触即发。它充分利用了我们社会集体有意忽视的事实。去揭示社会构造的链条是为了弄清疾病传播路线和控制危险行为，更是为了建立强大的卫生系统和关注人们的脆弱性。继续把新冠看作一个孤立事件的短期性视角将会适得其反。在建立健全的卫生系统方面，积极的国家政策和持续的投资是无可替代的。人们必须考虑到健康问题中制造和散播疾病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基础，而不仅仅是疾病的物理表现。
Rubenstein, J. C. (2015). Emergency Claims and Democratic Action. Social Philosophy and Policy, 32(1), 101-26.
Smith, J. (2019). Overcoming the ‘tyranny of the urgent’: integrating gender into disease outbreak preparedness and response. Gender & Development, 27(2), 355-369.
Wenham et al. (2020). COVID-19: the gendered impacts of the outbreak. The Lancet, 395(10227), 846-848.
World Bank. (2017). Domestic general government health expenditure (% of GDP) – Indi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Global Health Expenditure database.
Xiang, B. (2020). ‘Mobile Livelihoods in Stress’. The Coronavirus and Mobility Forum. https://www.compas.ox.ac.uk/2020/mobile-livelihoods-in-st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