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佳鹏，社会学博士，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包括传播思想史、传播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曾主持“中国传统耻感文化及其现代转型的历史社会学研究”等研究。[图源：jc.nju.edu.cn]
![]()
情感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情感研究也已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学术潮流。会社已经推出过一期“情感社会学”专题 ，所以本期策划是一次接力，共选取了9篇论文。这9篇论文可以分为四个模块：首先是一篇导论性质的论文，即成伯清的《情感的社会学意义》一文；接下来的两篇论文可以说是对情感社会学的学术史梳理和研究，包括淡卫军的《发现情感之旅》和田林楠的《无法整饰的心灵》，前者发表于2009年，后者发表于2021年，在这段时间差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情感社会学的发展近况。再接下来的三篇论文是对经典社会学作家的探访，包括罗朝明的《布迪厄式的情感社会学》、王佳鹏的《羞耻、自我与现代社会——从齐美尔到埃利亚斯、戈夫曼》和杨修业的《涂尔干思想中的情感力面相》。最后的三篇文章是对特定情感与相关社会问题的探索和研究，包括成伯清《怨恨与承认》，罗朝明的《从快乐算术到监控社会：现代性的情感筹划》，王佳鹏的《羞耻、伤害与尊严》。可以看出，本期推出的文章都是理论研究，我们可以期待下一期“情感社会学”专题的接力可以推出一些经验研究。无论人类学的耻感文化研究，还是以舍夫为代表的当代学者对齐美尔、埃利亚斯、戈夫曼等人有关羞耻的思想的社会心理学解释，都忽视了羞耻对于现代“抽象社会”的重要意义。实际上，从齐美尔的形式社会学到埃利亚斯的型构社会学和戈夫曼的结构社会学，羞耻背后的核心问题始终是自我与现代“抽象”社会之间的张力。现代社会的“抽象性”及其导致的社会距离、社会利益甚至个体自我的暧昧性，是羞耻产生的结构性根源。因此，羞耻不仅是偏差行为的心理动机和非西方社会的主导情感，而且是理解现代社会与文明进程的关键。在古希腊社会，表示羞耻的aidôs一词具有很广泛的含义，其中还包括了罪感（威廉斯，2014：99-104）。似乎在进入现代社会以后，罪感与耻感的区分和对立才变得日益显著。20世纪初，弗洛伊德最早指出，耻感主要存在于儿童和野蛮人身上，罪感则是成人和文明人的感受，因而个人成长史和文明史就成为了从耻感到罪感的转变过程（Scheff，2003）。20世纪中期，这对概念在社会科学中得到诸多运用，最著名的便是本尼迪克特对美日文化差异的比较研究（本尼迪克特，1990）。这种文化研究似乎暗含着一定的西方中心论色彩：日本等落后的非西方社会主要是耻感文化，西方社会则是罪感文化，前者不过是后者的“童年”或“过去”（Creighton，1990；Ikegami，2003）。其实，西方人自身的羞耻并未完全受到忽视。跟耻感文化研究强调非西方与西方之间差异不同的是，齐美尔、埃利亚斯、戈夫曼等人都将羞耻作为切入点来理解西方文明与现代社会。然而，这几位社会学家虽然名声显赫，但其有关羞耻的思想却鲜受重视，甚至不被他们自己所看重。齐美尔只是在《羞耻心理学》这篇短文中直接讨论了羞耻问题，埃利亚斯在《文明的进程》中重点论述的羞耻主题在其后期著作中逐渐消失，戈夫曼主要关注的是不那么令人忌讳的“困窘”（embarrassment）（Scheff，2003）。西方人自身的羞耻在西方社会和西方学术中之所以不被承认或转而被放弃，主要原因可能在于现代西方社会存在着某种“羞耻禁忌”：羞耻虽然无所不在，但却不可言说；而且，越是到现代，羞耻及羞耻之事越是被藏于幕后，变得隐而不见（Scheff，1984，2003，2014）。随着情感社会学在20世纪70年代的兴起，社会学家的羞耻思想才逐渐受到关注（Schudson，1984；Scheff，1988，2000；Kuzmics，1991；Gardner & Gronfein，2005；赵锋，2016），美国情感社会学家托马斯·舍夫（Thomas Scheff）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这些研究大都是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来理解羞耻和羞耻思想，强调羞耻、自我与社会之间的一般联系，但却相对忽视了羞耻与现代社会的特定关联，而后者可能才是齐美尔、埃利亚斯和戈夫曼的关注重点。我们可以以舍夫为例，来具体说明这一解释路径的偏颇与局限。托马斯·舍夫（Thomas Scheff），当代美国社会学家，曾任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社会学系教授，研究关注社会心理学、情感/关系世界、心理疾病、恢复性司法（restorative justice）与集体暴力。著有Being Mentally III: A Sociological Theory（1966）、Microsociology: Discourse, Emo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1990）、Emotions, the Social Bond, and Human Reality: Part/whole analysis（1997）等作。[图源：soc.ucsb.edu]20世纪80年代以来，舍夫通过对库利、戈夫曼、埃利亚斯等社会学家和海伦·刘易斯（Helen Lewis）、席尔万·汤姆金斯（Silvan Tomkins）等心理学家的羞耻思想进行梳理，以及通过对精神疾病、家庭暴力、民族主义等具体问题进行经验研究，建立了一种兼具理论性和经验性的羞耻理论（Scheff，1988，1990，1997）。他以库利的“镜中我”概念为基础，认为广义的羞耻感或“羞耻家族”（shame family）指的是个体觉得自我受到他人或社会消极评价时的感受（Scheff，1988）。其中，困窘是最为轻微的羞耻感，羞辱感是最为强烈的羞耻感。该理论基本上是一种结合了符号互动论、心理分析和涂尔干社会团结论的社会心理学，这也正是舍夫解释齐美尔、埃利亚斯和戈夫曼等人羞耻思想的基本路径。对于舍夫来说，齐美尔只是一个过渡性人物，以便说明经典理论家对羞耻的关注。他只是根据《时尚》一文指出齐美尔将羞耻看作时尚逻辑背后的社会心理动机（Scheff，2000），但却并未提及齐美尔直接论述羞耻问题的《羞耻心理学》一文，更未将羞耻置于齐美尔的形式社会学思想体系之中去进一步讨论羞耻与社会距离的关联。解释路径的偏颇和资料运用的不足，使舍夫错误地认为齐美尔对于羞耻的分析只是无意中偶尔提及，后者并未直接分析羞耻或将其予以概念化（Scheff，2000）。在舍夫的影响下，齐美尔在羞耻研究中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即使偶尔被提及，强调的也只是齐美尔对埃利亚斯或戈夫曼的影响，而不是齐美尔自身有关羞耻的思想（Kuzmics，1991）。舍夫对埃利亚斯的理解，也遵循了他的社会心理学路径。沿着埃利亚斯晚年对于德意志民族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关系的思考，舍夫运用他的羞耻—愤怒螺旋（shame-angry spirals）理论，解释了不受承认之羞耻（unacknowledged shame）何以会导致极端的暴力和战争（Scheff，1994）。这一解释主要运用的是刘易斯的心理分析而不是埃利亚斯的型构分析，因而未能认识到作为文明化惯习的羞耻源自于社会型构的复杂化及其所导致的利益暧昧性。舍夫对互赖（interdependence）概念的认识，尤其体现了他对埃利亚斯的误解。埃利亚斯的互赖概念指的是功能性关联，因而冲突和战争也是一种互赖形式。但舍夫却是从涂尔干的角度将互赖视为社会团结，将战争视为彼此对立的“双峰疏离”（bimodal alienation）（Scheff，2001）。舍夫同样从他的社会心理学角度梳理了戈夫曼的社会学理论及其困窘思想，强调戈夫曼社会学对自我与情感/关系世界（emotional/relational worlds）的解构和重构（Scheff，2006）。他认为，戈夫曼有关困窘的思想的最大贡献，是在库利“镜中我”概念的三个方面（我们对于他人眼中之自我形象的想象、我们对于他人对我们自身形象之评价的想象、诸如自豪或羞耻等自我感受）的基础上，添加了第四个方面，也即对困窘及羞耻的操控（Scheff，2006，2014）。有学者沿着这一社会心理学路径，进一步探讨了戈夫曼困窘概念背后的人性论思想（Schudson，1984），及其所指出的避免困窘或对其予以整饬的各种策略（Gardner & Gronfein，2005）。在这一思路下，舍夫对戈夫曼《困窘与社会组织》一文的多次引用，都主要是为了说明困窘的社会心理根源，却并未提及或着重强调戈夫曼在该文最后有关困窘与社会结构之间关系的重要结论。从上述评述可以看出，除了文本理解和资料运用方面的疏忽之外，以舍夫为代表的当代学者主要是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来解释齐美尔、埃利亚斯、戈夫曼的羞耻思想，强调羞耻或避免羞耻是时尚潮流、符号互动和暴力冲突的心理动机。这一解释路径似乎忽视了“形式”（form）、“型构”（configuration）、“结构”（structure）分别在齐美尔、埃利亚斯、戈夫曼等人思想中的现代性意涵及其与羞耻的内在关联，因而未能把握住他们思想背后蕴含着的自我与现代社会之间的张力。本文将从他们的形式/型构/结构社会学出发，重新梳理他们有关羞耻的思想，这不仅有助于纠正和弥补舍夫对于羞耻的社会心理分析，而且将启发我们从羞耻这一角度去理解和反思现代社会的运作。在社会学中，齐美尔对羞耻做出了最早的重要论述。埃利亚斯、戈夫曼的社会学理论及其有关羞耻的思想都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齐美尔的遗产。但齐美尔绝非如舍夫所认为的那样，仅仅在《时尚》一文中偶尔提及羞耻。实际上，除了《时尚》一文之外，齐美尔不仅在论述秘密、卖淫、群体规模、科层化等现象时曾多次论及羞耻，而且还在著于1901年的《羞耻心理学》一文中专门探讨了羞耻的形式基础和社会前提。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1858.3.1-1918.9.26，另译西美尔或齐默尔），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主要著作有《货币哲学》和《社会学》等，是形式社会学的开创者。（相关阅读：齐美尔逝世100周年纪念专题；陌生人；个人主义；社会是如何可能的？ ）[图源：posterazzi.com]在《羞耻心理学》中，齐美尔首先比较了达尔文与哈夫洛克·埃利斯（Havelock Ellis）对羞耻的不同论述，认为达尔文指出了羞耻问题的核心：羞耻感根源于个体对自我的关注。以此为出发点，齐美尔开始从他的形式社会学角度对羞耻进行剖析。在齐美尔看来，羞耻的原因、内容和表现各不相同，但却具有共同的形式基础，那便是自我的分离或分化：“在无数的关系中，我们仿佛分离出我们的一部分，这一部分代表着其他人对我们的判断、感觉和意志……我们感到我们在面对自己时，犹如我们历来就感到面对着其他人一样。因此，我们能够觉察出一般由于其他人的注意而在我们身上形成的内心状况，并使我们自己对自己感到羞耻”（西美尔，2002a：162）。自我分化的后果则是双重自我的存在及其内在紧张，羞耻正是这种紧张的情感体现。“倘若人们想把羞耻感的特别令人难堪的事情分解为一些抽象的概念，那么这种特别令人难堪的事情似乎就存在于自我夸张与自我贬低之间被拉来扯去的状态中……面对自我本身的完整的和规范的理念，自我由于同时出现的缺点而感到被贬低”（西美尔，2002a：159）。因此，羞耻感源自于自我分化与“自我本身的完整”或自我整合（self-integration）之间的紧张，是二者之间的“扯来扯去感”和“忐忑不安感”。在这一形式基础上，齐美尔接着分析了羞耻的两项社会前提，即“既远且近”的暧昧性距离和自我的相对独立性。在暧昧性距离这个前提下，“出现羞耻感是真正社会学意义上的变化。为了在我们身上产生自尊心的那种变化，天命注定的人格既不是离我们很远也不是离我们很近的人格”（西美尔，2002a：162）。在完全陌生的关系中，自我本身被排除到了关系之外，因而不会感到羞耻。在亲密无间的关系中，我们会尽量做出调适，使彼此不至于陷入分化的、残缺的自我与完整的、理念化的自我之间的矛盾，因而也不太可能感到羞耻。自我独立性则是羞耻感产生的另一项社会前提。“如果说强调自我是感到羞耻的真正前提的话，那么，对此需要这个自我的某种自为存在、独立自主……只有完全自主的、对自己负责的自我能够提供框架，在这个框架内，对自我本身的强调和压抑才可能进入那种典型的相互摩擦之中”（西美尔，2002a：164）。但是，当多人共事或以社会组织、群体意志的名义行事时，个体则会因为丧失自我独立性而变得缺乏羞耻感。“面对超个人的整体，个人所起的作用越小，越是仅仅具有接受的角色，就越不可能出现自我强调和自我压抑”（西美尔，2002a：165）。于是，“在没有任何人会个别受到指责的时刻，弊端会以更加无耻的方式泛滥成灾……对于其中单个人的作用在消失的群体来说，缺乏羞耻感是很显然的”（西美尔，2002a：164）。跟群众化、大众化一样，科层化、理智化、货币化也会严重削弱自我的独立性及其羞耻感。齐美尔认为，科层化加剧了个体责任的转移，促进了个体的无耻化（西美尔，2002b：63；Simmel，1950：134）。理智化则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疏远和情感冷淡，因为“理智占主导地位，总是意味着降低感情上的极端”（西美尔，2002b：482）。理智化所削弱的情感之一便是羞耻，正如齐美尔所言，符号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区分使“受过教育的人们在谈论敏感事务方面逐渐获得了越来越大的自由。只要可以预设某种客观的和纯洁的态度，曾经被禁止的东西，现在就会被允许；羞耻感更多地限于事务本身，而不会影响仅仅作为符号的词语”（Simmel，2004：147）。货币化同样会促进个体的无耻化，“位于利益核心的不是商品，而是价格——这一原则在此前的时代不仅被看作是无耻的，而且也是绝对不可能的”（Simmel，2004：396-397）。在现代社会中得以可能的货币和价格，使卖淫、行贿等羞耻现象具有了非道德化的特征。齐美尔的观点似乎有些矛盾，一方面，既远且近的暧昧性距离与羞耻具有某种亲和性；另一方面，理性化又促进了现代人的无耻化。就后者而言，齐美尔所指的是理性化对于传统道德羞耻感的削弱，但这并不意味着羞耻感的彻底丧失，而是形成了一种现代性羞耻。如果说理性化削弱道德羞耻感已是老生常谈的话，那么，距离暧昧性（ambivalence of distances）及其所导致的现代性羞耻则是齐美尔形式社会学的敏锐洞见。齐美尔对于羞耻的零散讨论几乎都是从暧昧性的社会距离角度来继续推进他对于羞耻的形式社会学分析。在齐美尔看来，作为羞耻前提的暧昧性距离并非是定量意义上的某段距离，而是具有某种质的微妙性，随着不同的关系性质和交往情境而变化。其实，这种使现代性羞耻得以可能的暧昧性距离正好是陌生人的典型特征：“不远不近”、“既远且近”、“既热心又冷漠”（concern and indifference）。现代都市生活和货币经济使陌生人的这种暧昧性距离变得日益普遍化，由此而使羞耻具有了“真正社会学意义上的变化”。齐美尔在对于秘密、时尚等现代互动形式的探讨中始终关注着这种微妙的社会距离，以及由此而导致的作为现代性体验的羞耻感。犹如理解和信任一样，秘密与泄密、隐瞒与欺骗也是日常互动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不管秘密的具体内容及其道德性质如何，秘密和泄密本身都与羞耻有关，羞耻在希腊文中的本意便是“遮掩起来”（Lewis，1971：63）。齐美尔指出，“秘密作为一种社会学技术，是一种行为方式，倘若没有这种形式，由于我们被社会所包围，某些目的是根本不能达到的”（西美尔，2002b：260）。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学形式”的秘密，具有超越其具体内容的超然价值。“一方面，它自身吸取着最高的价值：比如，高贵心灵的敏锐的羞耻，这种心灵恰恰把自己最好的东西隐藏起来，以免让自己由于褒扬和奖赏而付出代价；因为按照这种看法，人们仿佛拥有报偿，就不再拥有固有的价值本身。另一方面，秘密虽然并不与恶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恶与秘密却有着直接的关系。因而基于很浅显的原因，伤风败俗的事是要隐瞒的”（西美尔，2002b：260）。在齐美尔看来，随时泄密的危险和秘密一样具有重要的社会学意义。“泄露的可能性和诱惑一直在秘密的周围徘徊游荡，发现的这种内在危险和被发现的外在危险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发现的内在危险恰如万丈深渊的拉力一样”（西美尔，2002b：260-261）。可见，不远不近、既远且近的暧昧性距离使人们之间的互动既充满秘密，又充满泄密的冒险精神和刺激感，同时也伴随着因藏有秘密或泄露秘密而感到的潜在羞耻。在对时尚逻辑的揭示之中，齐美尔更明确地探讨了暧昧性距离与羞耻的关联。正如前文所言，自我独立性或个体性是羞耻的前提之一，“个人的受人注意是羞耻感产生的根源，这种受人注意与其内容本身并没有什么关系，所以，人们常常会对美好与高尚的事物感到羞耻，只是因为这些事物受人注意……由于害怕羞耻感，那种羞耻感形成了一种由于违反和每个人都相似并且每个人都能接近的形式与行为而自课的（self-inflicted）惩罚”（西美尔，2001：84-85）。时尚正体现了现代人在“社会平等化倾向与个性差异魅力倾向之间达成的妥协”（西美尔，2000：95）。作为大众社会中的一种生活方式，时尚既可使人们以恰当的方式引人注目，但又不至于陷入羞耻。“只要它是时尚，它就可以免于个人在成为注意对象时所经验到的不愉快的反应。所有的大众行为都有丧失羞耻感的特征。作为大众的一员，人们会做出许多他们独处时内心感到嫌恶的事情……时尚根除了羞耻感，因为时尚代表着大众行为”（西美尔，2001：85）。无论在《羞耻心理学》一文中对羞耻进行的形式社会学分析，还是在其他著述中对羞耻与陌生人、秘密、时尚之间关系的零散讨论，齐美尔关心的焦点始终是自我与现代社会的紧张。对齐美尔来说，个体既在社会（互动形式）之中，又在社会（互动形式）之外（Levine et al.， 1976）。但问题在于，在社会（互动）形式之中，在对社会（互动）形式的超越之中，自由地追求“真正的个体性”（authentic individuality），实现自我的独立性和完整性，虽是现代人的生活意义所在，但也是其面临的最大难题。因为个体的主观内容或生活意义既需要在抽象形式或客观文化中予以实现，但又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内容或意义的形式化和客观化。“这是对现代社会抽象性最早，然而仍然是最出色的分析……‘世界上并不存在向生活（意义）敞开又同时为生活（意义）服务的形式。’这正是形式在齐美尔一派社会分析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李猛，1999a）。于是，在日益抽象化和夷平化的趋势下，“现代生活最深层次的问题来源于个人在社会压力、传统习惯、外来文化、生活方式面前保持个人独立和个性的要求”（西美尔，2001：186）。齐美尔的生平、著述及思想本身，便是他作为都市陌生人的“自由心灵的自由创造”（成伯清，1999：4）。正是这种在现代社会（互动）形式中追求完整而独立之自我的形式社会学关怀，使齐美尔敏锐地把握住了羞耻与现代社会的内在关联：彼此陌生的现代人通过各种互动形式来实现自己的独特个体性，但现代互动形式所内含的暧昧性距离又使人们随时面临着羞耻（或无耻）的可能。对齐美尔来说，陌生人、秘密、时尚不只是某种社会现象，更是“特定的互动形式”（Simmel，1972：143），现代社会的这些互动形式及其导致的社会距离的暧昧性，使羞耻成为都市陌生人普遍具有的现代性体验。埃利亚斯似乎受到齐美尔的影响，尤其是他的“型构”概念跟齐美尔的“形式”概念一样，体现了相似的关系性社会观（Bauman，1979；Kliminster &Wouters，1995；Krieken，2000；Waizbort，2013）。但埃利亚斯有关羞耻的思想可能直接源自于跟弗洛伊德的对话，他认为羞耻并非如弗洛伊德所认为的那样被罪感所取代，而是随着文明化进程而逐渐强化，只不过它同时也日益内在化和隐蔽化（Scheff，2001）。对埃利亚斯来说，文明化进程本身就是社会型构与羞耻阈限的交织演变过程。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1897.6.22-1990.8.1），德裔英籍社会学家，文化哲学家，致力于“人的科学”的研究，试图整合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等学科，并以“形态社会”来整合微观社会学与宏观社会学、“心理发生”层次与“社会发生”层次的问题，被誉为20世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著有《文明的进程》《宫廷社会》《个体的社会》等。（相关阅读：我们—自我平衡中的演变；文明进程中的羞耻感和难堪感；社会进程中人的个体化）[图源：ehess.fr]在《文明的进程》上卷中，埃利亚斯以不同时期的礼节手册为经验资料，“证实了一种建立在各种观察之上的假设，即在某些社会中人的情感结构和情感控制结构长期地、一代又一代地朝着同一方向发展”（埃利亚斯，2013：2），而困窘及羞耻阈限则是情感控制结构的核心。从中世纪到现代社会，人的交往礼仪日益精致化，思想认识日益“超脱”，这一文明化进程的内在保障便是困窘及羞耻阈限的不断推进。举止文明化和羞耻阈限推进的社会根源都在于，社会型构的复杂化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社会控制向自我控制的转变。型构（configuration）是埃利亚斯为了克服个体与社会二元对立而提出的独特概念，它表明“被我们称作社会的东西，既不是从脱离社会而存在的个体特征中抽象出来的，也不是一种脱离个人的‘体系’和‘整体’，而是由许多个人所组成的相互依存关系本身”（埃利亚斯，2013：39）。在社会型构中，处于不同权力位置的人既相互竞争而又彼此依赖，“只要人们之间存在着功能上的相互依赖，权力平衡就会出现”（埃利亚斯，2005：111）。社会型构的历史演变便是“西方文明的社会发生”。在任何一种型构中，每个个体或机构都在进行着社会性的“物竞天择”过程（埃利亚斯，2013：325）。自中世纪以来，市场化、城市化、人口增加、国家对于暴力和税收的垄断等因素导致社会型构的日益复杂化和系统化。在这段长达五六百年的文明化进程中，宫廷社会和国家形成是其中的关键环节。因为在垄断变得社会化、绝对主义国家和专制宫廷得以建立后，“公共”、“国家”、“社会”才会真正形成。在实现税收和暴力的垄断后，国家机关作为最为持久而强大的协调机构，才能通过使骑士变得宫廷化和羞耻化，来确保社会的和平与稳定。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型构或“人的组合形式”，宫廷社会驯服了中世纪贵族和骑士的暴力性，促成了宫廷礼仪的形成。在宫廷社会中，原先从事暴力活动的骑士和贵族转变为从事行政事务的廷臣，他们既相互依赖又相互协作，彼此观察甚至窥探他人的举动，一言一行都小心谨慎。即使不可一世的君主，也越来越受制于宫廷型构，不能一意孤行。随着文明化进程的继续推进，宫廷侍臣的社交礼仪随后又逐渐扩散到资产阶级和整个社会之中。因而，宫廷社会中的社交生活及其内在紧张便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缩影。但跟宫廷社会相比，现代社会更是加剧和凸显了社会型构的系统性特征，也即每个人或机构之间的“利益暧昧性”（ambivalence of interests）——相互之间既疏远又亲近，既相互依赖又相互敌对，既想胜过他人但又怕毁掉需要依靠彼此合作才能得以运作的社会体系。正如埃利亚斯所言，“随着各种社会功能与利益变得更为复杂而矛盾，人们的行为和感受会越来越频繁地发生奇特的分裂，各种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会同时存在，彼此之间的好感与反感会以各种比例和微妙方式混合在一起。纯粹的、毫无矛盾的敌人越来越不可能存在，同时，针对对手的任何行动也会越来越明显地威胁到行动者自身的社会存在，干扰到整个行动链条机制，而行动者及其敌人都是这一链条中的一部分……这种根本上的利益暧昧性……是高度发达社会的最为重要的结构性特征，是型塑文明化举止的一个核心要素”（Elias，2000：318）。正是社会型构的复杂化及其利益暧昧性，使人们逐渐变得理性化和心理化，形成了超然的长远眼光和敏感的羞耻阈限。由国家暴力垄断而确保的稳定的社会结构将外来强制转化为自我强制，自我强制越是加剧，“对于违犯社会禁律的惧怕就越是强烈而鲜明地具有羞耻感的性质”（埃利亚斯，2013：499）。16世纪开始的宫廷化既使相互依赖得到发展，也使“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观察逐渐加强。善感性和与此相应的禁忌也变得日益分化，他人行为引发自身困窘和羞耻的原因也更加微妙而多样化”（Elias，2000：418）。现代社会极其细密的分工体系和高度复杂的系统整合大大强化了人们的利益暧昧性及羞耻处境。于是，“个人行为的巨大反差愈是削弱，喜怒无常的情绪爆发愈是受到克制，并使其转化，行为种类或色彩的敏感性就会愈强，人对小表情、小动作和形式就愈是敏感，人自身和其层级的世界就愈是复杂”（埃利亚斯，2013：503），内心的困窘及羞耻也就更为普遍而严重。因此，羞耻成为现代社会中的文明化“惯习”（habitus），成为现代人身上的“第二自然”。尽管现代社会依赖于现代人的羞耻化，但是，犹如暴力一样，羞耻及羞耻之事却也逐渐被隐藏或压抑到了社会生活的幕后。现代社会的系统运作既建立在个体的日益内在化和羞耻化基础之上，也建立在对羞耻的否定和隐匿基础之上。（二）从对他人的恐惧到自我的羞耻：文明化的内在困境埃利亚斯的文明化理论引发了诸多争议和批评（Mennell，1998），其中，大屠杀、战争等去文明化（decivilization）问题是对埃利亚斯文明化理论的最大挑战，鲍曼便曾就这一问题对埃利亚斯展开了批判（鲍曼，2011：38）。埃利亚斯的一些追随者也曾做出一些回应，承认文明化进程的脆弱性、可逆性和多元性（Dunning & Mennell，1998）。但这些外部批评和回应似乎都未意识到，埃利亚斯的文明化进程理论本身已经暗含着文明化进程的内在困境，这尤其体现为他对羞耻含义的理解。在埃利亚斯看来，“羞耻感是一种特殊的冲动，是一种恐惧”（埃利亚斯，2013：498）。但这种恐惧并非是对身体暴力的恐惧，而是个体面对他人及社会力量时的无助状态。他认为，霍布斯所描绘的“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是中世纪的真实写照。虽然同为恐惧，但中世纪的恐惧与现代社会的恐惧（羞耻）在性质上却迥然不同。前者是骑士社会的个体对身体暴力的恐惧，后者却是和平社会中个体对他人及社会的非暴力性力量的恐惧；前者是人与人之间的直接的、外在的恐惧，后者却是以超我为中介的内在恐惧。在中世纪骑士社会中，“保障‘正确’行为的恐惧，还远远没有从个人的意识进入所谓的‘内心’。对个人来说，决定性的危险并非来自自我调节的失灵，也非来自自我控制的放松，而是来自外界的、直接的身体暴力的威胁”（埃利亚斯，2013：452）。国家对暴力、税收的垄断和宫廷社会的形成，导致贵族和骑士的廷臣化，从而驯服了他们的暴力性、情绪多变性和短视性，促进了他们的平和化和情绪稳定化。“在逐渐平和化的过程中，人对于相互交际行为的敏感性也在改变。外在恐惧愈益减少，而内在恐惧，亦即人的一个区域对另一个区域的恐惧却在成反比例地增加”（埃利亚斯，2013：504）。同样作为社会型构，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和系统性要远远超过宫廷社会，彼此之间既合作又竞争、既友好又敌对的利益暧昧性也愈加显著。现代社会系统对个体的暧昧性要求，使“我们的行为戒条充满着矛盾，充满着比例失调，一如我们共同生活的形式、我们社会的结构”（埃利亚斯，2013：529）。因而，跟宫廷社会相比，现代社会更加培育出了无所不包的羞耻感或内在恐惧感（Elias，1996：35）。但是，国家对暴力的垄断与现代社会的和平化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暴力本身，但却难以消除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性。“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战场转移至人的内心，以前直接在人与人之间的争斗中加以消解的紧张与激情，而今部分是由自己克制”（埃利亚斯，2013：454）。从心理生成角度看，文明化进程便是从外在恐惧转变成了内在恐惧（羞耻），从“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转变成了“自我心灵的冲突”（埃利亚斯，2013：498）。作为内在恐惧和自我冲突的现代性羞耻，犹如一堵“无形的墙”（埃利亚斯，2008：122），体现了复杂型构中每个个体或机构的竞争性互赖和日益严重的自我封闭性。于是，埃利亚斯晚年的《临终者的孤独》一书，实际上讨论的不只是临终者的孤独死去，更是现代人的孤独生活，因为“孤独地死去正好符合现时代对于孤独生活的突出强调”（Elias，1985：60）。就像被“圈养”和“驯养”在宫廷社会之中的骑士向往着曾经的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一样，现代人也渴望着拆除羞耻这堵“无形之墙”，这一点部分地促进了贵族尚武精神在现代德国的复兴和纳粹主义的崛起。因而，羞耻这堵“无形之墙”的建造虽是文明化的重要成就，但却蕴含着去文明化的潜在危险。同样深受齐美尔影响甚至被称为“齐美尔转世”的戈夫曼（Smith，1989；Davis，1997；成伯清，2012：168），以不同于埃利亚斯的方式发展了齐美尔的形式社会学及其羞耻思想。戈夫曼力图从“从永恒的角度”（Sub Specie Aeternitatis）对社会互动进行研究，“倾心于将面对面互动发展为切实可行的分析领域”（Goffman，1983），自成一体的互动秩序便是他从零散的面对面互动中“分析性萃取”出的形式化概念。专注（engrossment）和投入（involvement）是维持互动秩序的关键，困窘和羞耻则是从互动中疏离（alienation）出来时的状态。跟埃利亚斯一样，戈夫曼有时也会并用困窘和羞耻概念，似乎认为二者属于同类情感，但他主要将困窘作为探讨互动秩序的切入点。对于困窘的社会根源，戈夫曼似乎在不同时期给出了三种彼此联系但又稍有不同的论述。第一，困窘源自于自我的情境定义受到他人的怀疑。第二，困窘源于个体的多重自我及其暧昧性。第三，个体在特定情境中的困窘源自于社会系统在组织原则上的根本矛盾。第一点是对库利镜中我思想的发展，第三点关注的是困窘与社会结构的关联，现代个体的多重自我及其暧昧性则是将困窘、互动秩序与社会结构联系起来的关键。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1922.6.11-1982.11.19），美国社会学家，符号互动论的代表人物，拟剧论的倡导人。他以个人经验观察的结果为主要资料来源，对社会互动、邂逅、聚集、小群体和异常行为进行了大量研究。其首创的“拟剧论”认为人赋予社会秩序或特定行为以意义。社会行为就是社会表演，社会成员在社会舞台上扮演多种角色，使自己的形象服务于欲达目的。（相关阅读：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剧班；污名：群体定位与自我身份 ）[图源：Wikipedia]在每次互动中，在场者都不得不通过自己的言行举止来进行自我呈现。尽管可以通过某种方式来验证他人的自我呈现，但基本上都无法完全确证其真实可靠性，可又不得不以此为基础对其做出回应。于是，每位互动者都是在“靠推论而生活”，犹如踩钢丝般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因而“表演所建立的现实印象是娇嫩而脆弱的，任何细微的失误都可能将其摧毁”（戈夫曼，2008：45）。互动的这种潜在危险性和紧迫性使表演崩溃及随之而来的困窘和羞耻无处不在，“在任何互动中，参与者都会感到轻微的窘迫，或者，在少数情况下会感到蒙耻。生活也许不是豪赌，但互动确实如此”（戈夫曼，2008：207）。剧班协作表演、区域隔离、不协调角色的存在，都要求互动者具备更高水平的互动技巧，这一点进一步加剧了互动中的困窘危险。剧班立场一旦得以确立，所有成员都必须公开遵循，否则将会使该剧班及其成员陷入困窘。“剧班成员之间公开的不一致，不仅会使他们难以采取联合行动，而且还会使该剧班通过其表演所确保的现实陷入困窘”（Goffman，1956：53）。“困窘几乎总是不可避免的”（Goffman，1956：85），因为互动中随时会发生“无意姿态、不合时宜的闯入、失礼以及闹剧”等“意外”。“若发生某种意外，表演者共同确保的现实就会受到威胁。在场的人们可能会变得慌乱不已、心绪不安、困窘不堪、精神紧张。更准确地说，参与者可能会发现他们惊慌失色。当这些慌张或窘态被人觉察时，表演所确保的现实很可能会进一步遭到破坏和威胁，因为这些紧张的迹象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个体所拥有的角色的某种层面，而不是他所投射出的角色的某种层面，于是，让观众们将目光聚焦到了他隐藏在面具背后的那一形象之上”（Goffman，1956：135）。人们会运用各种预防和补救措施来应对困窘危险，在场者也都会圆滑地帮助彼此度过窘境。猜疑欺骗、秘密违规、暗中同谋等互动策略并不是对互动秩序的破坏，而是为了维持互动秩序，以免造成彼此的困窘和互动的不畅。互动秩序的维持虽然是危险的、脆弱的，但却又是可能的、可行的。然而，通过充满潜在危险性和紧迫性的自我呈现策略或印象管理技艺而得到维系的互动秩序，不是每个人情境定义的“真实一致”或涂尔干意义上的社会团结，而是互动实践意义上的“运作一致”（working consensus）和“临时妥协”（modus vivendi）（戈夫曼，2008：8）。从困窘何以发生以及避免困窘、维持“运作一致”的互动策略中，戈夫曼以齐美尔的方式抽象出了互动秩序得以可能的两条形式原则：“任何一种情境定义都具有明显的道德特征……社会根据以下原则组织起来：第一，具有某些社会特征的个体都有一种道德权利，据此要求他人以适当的方式评价和对待自己。与此相联系的第二条原则是，任何一位明确或不明确地表明其具有某些社会特性的个体，实际上都应该言行一致”（戈夫曼，2008：10）。我们可将这两条原则概述为要求他者尊重的权利和自我言行一致的义务，进入互动中的个体必然会通过自己的言行举止投射出某种社会自我，放弃其他类型的自我或角色，这种投射自我或情境定义将意味着个体在互动中始终坚持这一自我，同时在场他人也必须尊重该个体的这一自我，否则将会陷入困窘。可见，源自于情境定义前后不一致或不受人信任的困窘，是互动中无时不在的潜在危险，是对每个人的互动技艺和互动能力的严峻考验。通过这场考验的关键不只在于避免个体的困窘，更在于保持情境定义、剧班协作、区域隔离以及不协调角色之间的某种平衡，使彼此既能在特定情境中坚持其情境定义，又彼此尊重他人的情境定义，最终实现“运作一致”的互动秩序。《自我呈现》一书有关困窘与剧班、区域、不协调角色之间关系的论述，以及最后对表演崩溃在人格、互动、社会三个抽象层面上都具有诸种后果的总结概括，在一定程度上已经预示了困窘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联。后来，在《困窘与社会组织》一文中，戈夫曼不仅从多重自我的角度重新阐述了困窘与互动秩序的关系，而且更为明确地将微观互动中的困窘与社会结构在组织原则上的根本矛盾联系了起来。该文在内容上包括困窘的表现、词汇、原因、区域和功能五个部分，其行文思路是“从心理学的思考开始，逐步进入到结构社会学的观点”（戈夫曼，2012a：190）。即使在讨论困窘的身心表现和日常词汇时，戈夫曼仍然主要是在分析“与真实的或想象的他人在场有确定关系的情况”（戈夫曼，2012a：182），也即共同在场（co-presence）对于互动的影响。除了重述《自我呈现》一书中的基本观点之外，戈夫曼还在困窘与剧班关系的基础上指出了困窘的传染性，即个体不仅因自身的不当言行而困窘，也会因在场他人的不当言行而困窘，甚至于整个互动情境都带有困窘氛围。而且，他还进一步指出，困窘的根源不仅在于个体投射的自我与他人期待的不一致，还源自于个体“自我的同时多样性”及其暧昧性（Goffman，1963：106；戈夫曼，1990：122）。由于个体在现代社会系统中具有多种多样的自我，角色隔离虽然可以确保个体在不同情境下呈现不同的自我，但角色隔离经常会被打破或面临着被打破的危险，而个体的多重自我在同一情境下的相遇和矛盾将使个体陷入窘境。“因为拥有多个自我，个体可能会发现，在某些场合他既应该出场又应该缺席。继而，则会产生困窘：无论他多么礼貌，他还是发现他的自我被撕裂了”（戈夫曼，2012a：191）。正是以自我的多重性及暧昧性为中介，戈夫曼将微观互动中的困窘、互动秩序与社会结构联系了起来。对戈夫曼来说，“社会组织也就是处于彼此呈现之中的人们之间的组织性交往”（Goffman，1967：148），每一种自我或角色实际上代表着社会结构的不同组织原则，多重自我的紧张性和暧昧性所造成的困窘，正反映着社会系统在组织原则上的根本矛盾：“任何社会系统的组织原则很可能都会在某一点上发生冲突。为了不让冲突在互动中出现，个体会把自己置身于相互对立的原则之间。他暂时牺牲了自己的身份，或有时是互动本身，但组织的原则却得到了保存。他可能立足于对立的假定之间，因而防止了这些独立假定之间的直接抵触；或者他的自我几乎被撕裂，但却使相互联系很少的各种不同原则可能共同运作。社会结构获得了弹性，而个体却仅仅失去了镇定”（戈夫曼，2012a：193）。甚至可以说，“因受到诸多限制而造成困窘，是社会组织的一项普遍特征”（Goffman，1963：123），在一定程度上，社会要求人们对于他人及互动现实维持某种虚幻般的接受（phantom acceptance）。由此也就不难理解，“困窘并不是一种非理性冲动在破坏社会规定性的行为（socially prescribed behavior），而是这种秩序性行为（orderly behavior）本身的一部分”（戈夫曼，2012a：192）。从困窘、互动秩序与社会结构的这一关系出发，戈夫曼还对正常人之外的“缺陷者”（faulty person）和“非人”（non-person）加以特别关注。在他看来，残疾人、精神病患者与正常人的最大区别不是其身心残缺，而是他们的某种特征使他们成为互动秩序的“麻烦制造者”，因而不得不将其视为社会问题来予以对待，甚至将其隔绝和禁闭起来，以免使他人陷入困窘。因此，戈夫曼之所以关注异常者，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异常，反是因为他们最极端地体现了每个正常人都面临的结构性困窘。戈夫曼在《精神病院》中分析了那些被禁闭到全控机构（total institutions）之中的“麻烦制造者”与机构工作人员之间的互动。这些工作人员作为职业专家以程序性、技术性手段来处理或治疗囚居者（intimates）的困窘问题，甚至不惜运用各种口头或身体性的羞辱措施，使囚居者感到严重的羞耻感和羞辱感，从而使其遵守规范，不再做出羞耻之事。正如戈夫曼所言，“一旦进入机构中，他们（囚居者）从这些（外部）安排中获得的支持，也将会被立刻剥夺。用某些老式全控机构中的准确语言来讲，他将不得不接受对其自我的一系列的贬抑、降格、羞辱（humiliation）和亵渎。他的自我将会被系统性地羞辱（mortified），即使经常是无意的。他的道德生涯（moral career）将会发生某种根本转变，这种道德生涯的基本构成是他有关他自己及其重要他人之信念所发生的渐进式变化”（Goffman，1961：14）。全控机构及其专业人员正是通过程序性、技术性地运用程度最为强烈的羞耻及羞辱，来改造那些经常让自己或他人陷入困窘及羞耻境地的“缺陷者”，尽管那些“囚居者”也会在全控机构中创造出一点点可怜的“自由空间”。齐美尔、埃利亚斯、戈夫曼分别从各自的形式社会学、型构社会学和结构社会学角度，对羞耻、自我与现代社会做出了彼此相似但又有所不同的论述。他们基本都认为，现代人的羞耻根源于现代社会所导致的社会距离、社会利益和个体自我的暧昧性。齐美尔的距离暧昧性、埃利亚斯的利益暧昧性和戈夫曼的自我暧昧性，都是对现代个体及其羞耻境况的不同表述。其不同之处在于，齐美尔所强调的作为羞耻前提的自我独立性逐渐消失在埃利亚斯的“型构”和戈夫曼的“结构”之中；而埃利亚斯对于困窘及羞耻的广泛关注，到戈夫曼那里却转变为对困窘的狭隘关注。在现代性的进程中，个体化是最为重要的命题之一。作为较为晚近的学者，韩炳哲在《透明社会》中提出，“透明”这个概念也是新自由主义市场力量创造出的文化规范。图为2012年《透明社会》德版封面。（相关阅读：“个体化”专题）[图源：amazon.com]齐美尔的形式社会学通过将康德的哲学先验转变为社会先验（social prior），来探讨“作为永恒现在的现代性”（弗里斯比，2013）。而埃利亚斯则将坚决反对以康德为代表的“封闭之人”意象，并从历史进程的角度来探讨文明的社会生成与心理生成。他们都看到了现代社会的距离暧昧性、利益暧昧性及其所造成的羞耻境况。不同的是，齐美尔的羞耻源自于身处社会（互动）形式之中的个体对于独立而完整之自我的追求，而埃利亚斯的羞耻却源自于身处复杂型构中的个体对于社会控制和外在约束的内在化。以此为基础，齐美尔和埃利亚斯对宫廷礼仪和文明化进程做出了截然不同的评价。犹如康德一样，齐美尔赞同“厚颜无耻得像一个宫廷侍童”这一谚语（西美尔，2002a：165），埃利亚斯则认为宫廷型构提升了侍臣们的羞耻阈限。对齐美尔来说，曾经独立自主、自由战斗的贵族或骑士，在成为宫廷侍臣后会丧失其自我独立性，变得日益世故和势利，因而是“厚颜无耻”的。对埃利亚斯来说，贵族和骑士的廷臣化是对其暴力的驯服，使他们在宫廷型构这个互赖系统中变得更加情绪平和，言行举止均需察言观色，因而日益在心中建造起无形的羞耻之墙。在齐美尔看来，文明化进程的前景似乎将是某种“文化悲剧”。“如果用一句话来描述自歌德逝世以来文明进程的特征，我们也许会说文明趋向于发展、提升和完善生活的物质内容，而文化、精神及人们的道德则没有达致相应的进步……总的来说，生活已经日趋外在化（externalization），生活的技术方面压倒了其内在的方面，即生活中的个人价值”（齐美尔，1999：3）。于是，齐美尔认为科层化、理智化、货币化会导致人的无耻化。埃利亚斯则不但反对主客二元划分，而且认为，暴力垄断化、科层化、货币化将导致“长远眼光”的形成和羞耻阈限的提升。但他间接地从心理生成的角度暗示了文明化进程的内在困境，认为文明化进程是从对他人的恐惧向自我内在恐惧（羞耻）的转变，是在自我内心中树立起一堵禁闭自我的“无形之墙”，从而蕴含着去文明化的潜在危险。最后，他们的差异还体现为对于自由问题的不同看法。他们都认为社会型构的演变和群体规模的扩大既会导致相互依赖的增强，也会赋予个体更大的自由空间。但是，强调自我独立性的齐美尔指出，群体化、理性化和形式化下的自由很可能是“空洞的个人主义”。与生命活力（vitality）缺乏联系的社交，将“成为毫无生命力的程式主义（schematism）”（Simmel，1950：55-56）。而埃利亚斯及其追随者却认为，现代“放纵社会”（permissive society）中的自由，比如性解放、穿着暴露、行为开放，是“高度（自我）控制下情感控制的去控制化”（highly controlled decontrolling of emotional controls），是文明化进程的延续（Wouters，1986；Mennell，1990）。戈夫曼对个体自我及其困窘这一“微观世界”的“结构社会学”分析（戈夫曼，2012a，2012b），很大程度上延续和发展了齐美尔有关羞耻的形式社会学思想。戈夫曼的剧班协作、区域隔离、角色表演、不协调角色、角色距离等概念及其与困窘和羞耻的关联，以更具分析性的方式延续了齐美尔对“既远且近”的暧昧性距离与羞耻之间关系的论述，而戈夫曼的自我暧昧性似乎就是对齐美尔自我分化思想的拓展。戈夫曼对于全控机构中工作人员与囚居者之间的社会互动及困窘、羞耻甚至羞辱的分析，似乎是对齐美尔的理性化导致无耻化这一观点的发展。齐美尔指出，科层化、理智化和货币化消除了个体责任，可能导致个体的无耻化。戈夫曼对于全控机构的分析则表明，全控机构系统性地利用各种促使囚居者深感羞耻和羞辱的措施，以实现改造或驯服他们的目的。但对戈夫曼来说，全控机构并非“铁笼”，即使在“全控”之下，囚居者也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和策略性，他们也会创造出一点“自由空间”，以应对全控机构的那些旨在使他们深感羞耻和羞辱的措施。除了上述延续与发展之外，戈夫曼和齐美尔在羞耻、自我与现代社会的关系上则存在着重要分歧。齐美尔认为，个体在社会（互动）形式之中追求超越于社会（互动）形式的自我独立性和完整性，羞耻便源于自我独立性与社会性压力之间的紧张。戈夫曼则认为，个体不过是“挂钉”（peg），角色或社会自我不过是挂在其上的衣服（戈夫曼，2008：214）。正如柯林斯所言，“戈夫曼意义上的自我不是出于社会互动而进行的个体协商的东西；相反，它是最典型的现代性迷思（myth）。我们不得不拥有一个个体自我（individual self），不是因为我们事实上就有，而是因为社会互动要求我们像我们确实有一个自我一样去行动”（柯林斯，2012）。但社会自我并非是给定的，而“是从呈现场景中扩散出来的某种戏剧性效果”（Goffman，1959：252）。可见，齐美尔始终关心的自我独立性在戈夫曼的社会学中逐渐消失，羞耻的社会根源从自我独立性与社会性压力之间的紧张性转变为多重社会自我之间的暧昧性和社会系统在组织原则上的矛盾性。在戈夫曼看来，现代社会互动的“运作一致”、社会结构的平稳运行，是以个体性的消除和“自我的撕裂”为代价的，困窘及羞耻正是自我撕裂时的感受。戈夫曼对于现代社会中的自我及其困窘的冷峻观察，使他做出了跟齐美尔的“文化悲剧”颇为类似的现代性诊断。社会结构在根本组织原则上的矛盾性及其导致的自我暧昧性，使现代人陷入到了“精神的科层化”之中，人们在社会互动中随时面临着结构性的疏离和困窘。于是，“无论正在扮演的角色是严肃的还是轻松的，是高贵的还是低下的，人们都会发现，角色的扮演者都是一个为他的演出而忧心忡忡、备受煎熬的孤独的表演者。在许多面具和各种角色背后，每个表演者往往都是一种孤寂的神情，一种裸露的未经社会化的神情，一种全神贯注、独自肩负着艰难而又险恶的使命的神情”（戈夫曼，2008：199）。不过，这并不表示身处社会系统中的现代人是缺乏能动性的文化傀儡或“过于社会化的人”，实际上，戈夫曼充分揭示了现代互动者的能动性和策略性（吉登斯，2012；布迪厄，2012）。但跟齐美尔所强调的现代人的个体性及其对于独立而完整之自我的追求不同的是，戈夫曼所揭露的互动策略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维持表面上“运作一致”的互动秩序。正是在“行为已经完全形式化”的现代社会中（戈夫曼，1990：126），“多面手”的角色距离表演才得以可能。这体现了现代人对制度化角色和主导性情境定义的某种逃逸，但却又并不直接违背现代社会的规范化要求，而是“规范性框架内的反应”（戈夫曼，1990：134）。埃利亚斯和戈夫曼在一定程度上都受到齐美尔形式社会学的影响，埃利亚斯主要从社会型构的历史演变角度来解释困窘及羞耻阈限的变化，戈夫曼则主要从他的结构社会学角度来分析互动中的困窘与现代社会结构的关联。与埃利亚斯指出社会型构复杂化导致个体的利益暧昧性及其羞耻一样，戈夫曼认为，现代社会结构的运作依赖于组织原则或社会角色的多样性、暧昧性及矛盾性，从而使人们在互动中随时面临且小心提防着困窘及羞耻的危险。而且，他们似乎都将困窘和羞耻视为性质相近的同类情感。埃利亚斯多数时候都在并用困窘和羞耻两个概念，即使当他偶尔指出它们之间的区别时，也都承认它们之间的相似性和关联性（Elias，2000：418）。戈夫曼虽然主要关注的是困窘，但偶尔也会提及羞耻，并且往往也是将之与困窘概念并用（Goffman，1963：108；1967：110；戈夫曼，2008：207）。舍夫认为，戈夫曼有意选择了一个禁忌性较小的词语，从而有助于其著作的发表和畅销（Scheff，2003）。其实，他们关注重心的不同可能源自于文明进程的推进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在文明化和现代化过程中，人们的行为举止与身心感受变得更加细腻和精致，羞耻感和羞耻之事日益退居幕后。越是到戈夫曼所关注的现代社会，感受强烈的羞耻感越是具有隐蔽性，因而禁忌性较小的困窘就相对更容易受到关注。尽管关注重心有些不同，但埃利亚斯和戈夫曼都对现代社会进行了直接或间接的反思。埃利亚斯对于文明化进程所做的型构社会学考察，潜在地揭示了从“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到“战场转移至内心”后的“自我心灵的冲突”、从对他人的恐惧到自我内在恐惧（羞耻）的这一心理生成过程。戈夫曼对于困窘及羞耻的结构社会学分析则表明，困窘及羞耻源自于社会结构在根本组织原则上的矛盾性，全控机构便是通过系统性地利用和操纵囚居者的困窘、羞耻及羞辱来开展组织化运作的。于是，在冷战般的社会化互动中，每个人都因随时面临着困窘、羞耻甚至羞辱的风险而潜藏着“一种裸露的未经社会化的神情”（戈夫曼，2008：199）。上述思想史梳理表明，齐美尔、埃利亚斯、戈夫曼的羞耻思想尽管存在一定差异，但他们都认为，困窘及羞耻凸显了个体自我与现代社会之间的张力。齐美尔的“形式”、埃利亚斯的“型构”和戈夫曼的“结构”或“组织”等范畴，都是从关系性社会观出发而对“抽象社会”进行的不同概念化（李猛，1999b；Krieken，2000；Waizbort，2013）。“抽象社会”及作为其根本特征的社会距离、社会利益甚至个体自我的暧昧性，便是现代性羞耻产生的结构性根源。从齐美尔到埃利亚斯、戈夫曼的转变更是彰显出这一根本问题日益严重。齐美尔所强调的自我独立性在埃利亚斯的“社会型构”和戈夫曼的“社会结构”中日渐消失，埃利亚斯对于困窘及羞耻的广泛关注在戈夫曼那里则转变为主要对于困窘的狭隘关注。而且，面对“抽象社会”及其暧昧性所导致的羞耻处境，现代个体最多不过是通过“不拘形式”（informality）或“角色距离”的方式展现出一定的自由，但这时的自由已不同于中世纪骑士们的自由，而是高度自我控制下的不拘形式和反思性监控下的角色表演。舍夫虽然忽视了羞耻的现代性和结构性根源，但却延续和发展了齐美尔、埃利亚斯、戈夫曼等人的“羞耻心理学”。埃利亚斯和戈夫曼都曾指出，现代人在社会距离、社会利益和自我角色方面的暧昧性及其羞耻，在使抽象社会得以功能协调或运作一致的同时，也使其面临着去文明化或去社会化的危险，暴力便是这一危险的最极端体现。舍夫所强调的羞耻的不可见性或隐蔽性，以及羞耻—愤怒螺旋所造成的“感受陷阱”（feeling trap）（Scheff，1994；王佳鹏，2017），或许就是羞耻何以导致暴力的社会心理机制。于是，要避免羞耻的恶果，既需要认清我们在“抽象社会”中的暧昧处境，也需要减轻羞耻的禁忌性、隐蔽性及其潜在的爆裂性。总之，对于齐美尔、埃利亚斯、戈夫曼等人有关羞耻的思想的重新梳理和发掘，不仅可以补充和纠正舍夫的羞耻理论及其对齐美尔等人的可能“误解”，而且阐明了羞耻作为一种情感的现代性意义（成伯清，2013）。包括困窘在内的羞耻感，不仅是偏差行为的心理动机和非西方社会的主导情感，而且是理解现代“抽象社会”及其暧昧性特征的核心，是反思文明化进程与去文明化危险的关键。*本文原载于《社会学研究》2017年第4期。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注释及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阅读原文。 **封面图为英国电影《羞耻》（2011）的海报。该片主要在现代都市背景之下，讲述一个白领男性的性心理转变过程，即在他自己构建的隐蔽空间中，用各种各样的“性事”，企图冲破内心的“囹圄”，追寻“自由”的故事。[图源：flickr.com]